性仁心 性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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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得治 …… 吾适有答蔡仁厚同学一函,兹附於此,以作参考。仁厚棣: 来函所述自己病痛,甚见能自反省。拘谨在某义上与矜持不同。从高一层上说,拘谨即函矜持。但吾棣现在尚不至此。未经磨练,外拘谨内即慌张,此为表里相反之因果。大凡青年作工夫,与中年以上直接就心性下手者不同。青年宜籍学问开扩自己。规模未建,心思未开,则无论大力突破,或潜心陶养,皆不能落实。大力突破是假狂荡,久之气泄,仍未突破。潜心陶养是虚做作,压缩久之,仍归慌张。故此类话必须当机、落实,否则全无著处。此所谓不相应也。青年期要去拘谨慌张,其相应之工夫当是间接的:努力学问以明事理,籍理以开扩客观意识。此时生命容或横橕竖架,但此步橕架是必要的,大力突破必须籍学问来突破,不是空说突破也。橕架就是突破。但橕架本身就显生命之不谐和。冲破拘谨即随来一不谐和。这个不谐和是过渡到谐和必要的一步。这是把毒挑破。此挑破不能空说。学以明理,不要浮泛,方能尽挑破之责。在挑破与不谐和中应事接物,内心生活,自不能顺适条畅。但须知此时之拘谨方是一『真实之拘谨』,此时之慌张方是一『真实之慌张』。 在生命中能形成一真实之拘谨与慌张,亦是不易。吾棣此时之拘谨与慌张尚不是一真实的,所谓与自小生活有关是也。此是习惯中的,尚未至由愤发挑破以形成也。故吾棣现在不要多注意此种拘谨与慌张,只要提起理智与兴趣以追寻义理系统,籍以挑破自小以来由习惯形成之拘谨,而形成一真实之拘谨。此步一到,方是生命中之真病。如此方可作直接的工夫:直从心性上著手,此即所谓主观实践之学问与工夫之开始。此时说潜心陶养方有意义,说大力突破方有意义。然亦不是空说。凭空说陶养,如何下手呢?凭空说大力,如何用力呢?是以必有内在义路可资循持。此即致良知教之真实作用处。吾今於此方有理会。始知朱子说『涵养须用敬』,实是空说,无下手处。其下手处全在『道问学』。是以朱子一生工夫犹在间接边也。 吾所告棣者不走朱子路,只要先作间接工夫:籍理智与兴趣之追求以形成一挑破。(此义可吸收朱子之长处而与朱子之间接却不同)。先要籍理以开朗,落在生活上之不谐和亦表示一狂者胸次或狷者胸次,狷就是真实的拘谨,狂就是真实的慌张。吾人处此时代,先要开朗作狂狷。不是假狂荡,虚做作,乃是籍理智兴趣之追求以形成一真实之不谐和。此是真狂狷,何以要如此?一是工夫过程上之必然,一是时代之意义,多暴露时代生命之病,方能开出生命之途径,方能真认识真理之所在。吉凶与民同患,有情既病,我即随病,此皆有消极与积极之意义。消极是被动的,此即成一真实的不谐和,成一真实的狂狷,成一真实的病。积极是主动的,是圣人襟怀,是菩萨的示疾。此两面皆是『存在的』:『存在的真病』(所谓病至於死)与『存在的示病』。从『存在的真病』到『存在的示病』方是直接工夫处:致良知其要也。此就是如何成圣之工夫。棣等间接工夫处一步未走,如何能说得上去矜持与慌张。(在直接工夫处,拘谨就是矜持)。矜持与慌张是彻上彻下的病,这里含著学问的全程。吾棣可知如何用心矣。
曰:“儒先立说,原有深意。而近世诸家讲套,渐渐失真。既将天性 曰:“儒先立说,原有深意。而近世 诸家讲套,渐渐失真。既将天性气质两 平分开,又将善恶二端,各自分属。殊 不知理至性命,极是精微。圣贤犹且难 言,而集说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浅 陋亦甚矣!又安望其妙契儒先之旨而上 溯孔孟之宗也哉?” 曰:“然则世之人敢谓其无善恶耶? 善恶之分敢谓其无所自生耶?” 曰:“善恶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 专执其为性也。又请为吾子详之:今堂 中聚讲,人不下百十,堂外往来,人亦 不下百十。余今分作两截,我辈在堂中 者,皆天命之性,而诸人在堂外者,则 皆气质之性也。 何则?人无贵贱贤愚, 皆以形色天性而为日用, 但百姓则不知 ,而吾辈则能知之也。今执途人询之: 汝何以能视耶?必应以目矣。而吾辈则 必谓非目也,心也。 执途之人询之:汝 何以能听耶?必应以耳矣。而吾辈则必 谓非耳也,心也。 执途之人询之:汝何 以能食,何以能动耶?必应以口与身矣 。而吾辈则必谓非口与身也,心也。 识 其心以宰物,则气质不皆化而为天命耶 ?昧其心以从身,则天命不皆化而为气 质耶? 心以宰身,则万善皆从心生,虽 谓天命皆善,无不可也。 心以从身,则 众恶皆从身造,虽谓气质乃有不善,亦 无不可也。故天地能生人以气质,而不 能使气质之必归天命,能同人以天命, 而不能保天命之纯全万善。 若夫化气质 以为天性,率天性以为万善,其惟以先 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夫?故曰:‘天 地设位,圣人成能。’”--《罗近溪先生明道录-明-罗汝芳》
上一堂讲《孟子‧告子章句上》很有系统。头一段是杞柳之喻。 上一堂讲《孟子‧告子章句上》很有系统。头一段是杞柳之喻。「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桊。」性好像杞柳一样,义好像杯桊一样。很明显,这个杞柳之喻使我们了解性,那是把性当成材料。因为杯桊是一个制造物,杞柳就是材料。那么,人性对着仁义讲也是一个材料。用亚里士多德的词语说,这个材料就是material thing。下面就说:「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桊。」这是告子的主张。这个「为」字是甚么意思呢?「为」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作「是」字解,一个是作「作成」解。假定这个「为」字作「是」字解,那么,人性就是仁义,这就不是材料了,那就成了孟子的主张。但告子并不这么想。甚么意义的性可以当作材料看,甚么意义的性不可以当作材料看,这是很显明的。告子杞柳之喻,是把仁义看做作成杯桊的材料。陈大齐老先生在这里却弄胡涂了。他说:「以人性为仁义。」是孟子的主张,「为」字作「是」字解。而「以杞柳为杯桊。」是告子对于孟子的反驳。这很奇怪,这两句话怎么能分开呢?老先生是老糊涂了。「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桊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桊」这段话是告子的主张,意思很清楚,没有模棱两可的地方。告子明明说:性好像杞柳,义好像杯桊,因此,你拿人性来做成仁义,也就恰恰好像拿着杞柳作材料来作成杯桊一样。杞柳是作成杯桊的材料,杞柳离杯桊远得很呀,要加工,要经过木匠的加工。孟子正好反对这个主张,下面一段才是孟子反驳告子的话,孟子就是不把人性看成是材料。告子把人性看成是材料,就好像杞柳在杯桊以外,经过木匠加工加上去的。人性在仁义以外,经过后天的训练、教育而培养成的。那么,这个仁义成后天的了,那就是后天造作而成。
王邦雄 以前梁燕成先生曾邀请我去他们基督徒的学术会议担任讲评,梁燕成说谁得罪基督,我跟他拼命,又说谁得罪孔子,我也跟他拼命。我问万一是孔子得 罪基督呢?你要跟谁拼命?他回答不出来。显然基督信仰要跟儒家思想融会,佛门信仰也一样,我们要为其它宗教找一个平衡点,他才会服你。不然,好像牟门反对 宗教,这是辅仁大学哲学系所给出来的印象,什么时候牟先生反对过基督信仰?只是请诸神父博士,不要把儒家天道说成是上帝而已!偷梁换柱嘛!每一个人的信仰 都要得到尊重,我们对孔子所开创而来的文化传统也有发自生命的认同,我们的终极关怀就在他的思想。就在这一场学术会议中,戴维扬教授说:王邦雄, 我跟你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为什么孔子不是基督的学生?我立刻响应:戴维扬,我跟你讲,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为什么基督不是孔子的学生?我跟你相反。所 以,基督、佛陀信仰与孔子如何在心中并存呢?就像我们今天讲文化认同要跟国家认同分开一样,文化认同我中国,但政治认同我很台湾,这很自然嘛!不然作为一 个台湾人怎么存活在这个岛上?我用中国文化心的重要感说统派,用台湾乡土情的亲切感说独派,我试图化解统独之间的尖锐对立,两边都是我们的心,一 边是文化心,一边是乡土情,你怎么可能要我只剩下一半呢?这不光是撕裂族群,这是撕裂自己。当代台湾人活的不好,幸福指数这么低,跟这个有关联,你怎么打 拼都只有一半。所以我写一篇文章,标题是「台湾再怎么打拼也只有一半。」我们希望台湾乡土情与中国文化心可以取得平衡,不能不要哪一边,这是自我伤害。就像理性与感性总要兼容,不然会给自己一条走不下去的路。文化心比较理性,乡土情比较感性,不能要求哪一方退出啊!人是情与理的动物,所以要给一个安顿,两边不仅兼容,又是一体。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真理。真理这两个字是大家天天讲的,但是很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真理。真理这两个字是大家天天讲的,但是很少有人能恰当地了解究竟什么叫做真理,所以西方哲学里头对「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就有种种的说法。他们那些说法我们在这里不想去讲它。 大家首先要了解,真理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一种叫做内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外延的真理大体是指科学的真理,如自然科学的真理或是数学的真理。数学是formal science,自然科学是material science,或者说empirial science。但是不管是formal science或是material science,它只要成个科学,它的真理就是外延的真理。比如罗素在”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Meaning and Truth”这本书中就提到,科学知识总要承认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外延性原则(principle of extensionality),另一个是原子性原则(principle of atomicity)。这两个原则是讲科学知识所必须假定的。为什么要外延原则呢?外延的知识可以脱离我们主观的态度(subjective attitude)。凡是不系属於主体(subject)而可以客观地肯断(objectively asserted)的那一种真理,通通都是外延真理。科学的真理是可以脱离我们主观的态度的。比如一棵树,假定你用审美的态度来看,说这棵树如何如何的美,这个不是科学知识,这是系属於主体的。把一棵树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的,是植物学里面所讲的那些。植物学是门科学,它研究一棵树所得到的结论是可以客观地肯断的,这就是属於外延的真理。就科学知识而言,内容的真理是没有的,也不能有内容的命题(intensional proposition)。科学里面的命题通通都是外延命题(extensional proposition)。没有所谓的内容命题。「外延命题」、「内容命题」这些名词是罗素首先使用的(参阅「理则学」第二章第五节)。照罗素的说法,所谓内容真理,内容命题通通是系属於主体,系属於主观态度上的一些话。罗素早期还客气一点,还用「内容命题」这个名词。到了后来,他就不用「内容命题」这个名称而叫它是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说它不是命题:只是命题的态度而已。这个态度是主观态度,是系属於主体的。举例来说,假定上帝存在已经被证明了,那么「上帝存在」这句话就是可以客观地肯断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个外延命题。可是如果上帝存在没有被证明,而你说「我相信上帝存在」,那么这句话就不是外延命题,这句话没有客观性也没有普遍性。因为它系属於「我相信」,系属於我的主观态度。我相信的别人并不一定相信,我今天相信的明天也不一定相信,所以可见这就没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因此像「我相信如何如何」或是「我认为如何如何」凡是套在这些「我相信」、「我认为」下面的话通通都是内容命题。到了后来,罗素乾脆就说它是个命题态度,不承认它是命题,而只是命题态度。
有取之知与无取之知 人的生物生活,一方面是吃食物,一方面是消化食物。吃是有取,消化是无取。人的意识生活亦是一方是有取,一方是无取。有取于物是明他,无取于物是 「明 已」。明己即自觉也。从学问方面说,明他是科学活动,给我们以「知识」;明己是哲学活动,不给我们以知识,而给我们以智慧。人生「自觉的过程」即是哲学智 慧的开发的过程。是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即是有取,故日益也。为道即是无取,故曰损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即表示从明他而纯归于 明己也。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知就是自知之明,故此是一种智慧语。《庄子齐物论》篇载: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 你知道这个那个吗?我全不知。你知道你不知吗?我全不知。我只是一个「无知」。这个无知就是把一切「有取之知」停止而归于一个绝对之无知。这个「无 知」就是从不断的超越亦即是绝对的超越所显之无知。而无知就是一种自觉之真知,亦是最高的智慧。此不是科学之知也。故云:「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 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你那些有取之知,对自知自明言,全不济事。我这种不知,对自知自明言,倒是一种真知。故要返回来而至无取之知,则必须把一切 「有取」打掉,洒脱净尽,而后归于照体独立,四无傍依,此之谓哲学智慧之开端。 一天,邵尧夫问程伊川曰:你知道雷从何处起?伊川曰:我知道,你却不知道。尧夫愕然,问何故?伊川曰:你若知道,就不必籍数学来推算。求助于数学, 可见你不知也。尧夫曰:你知从何处起?伊川曰:从起处起。尧夫一听佩服之至。从「有取之知」的立场上说,知道「一定的起处」才算是知。现在却说「从起处 起」,这等于没有答复,如何算得知?岂不是笑话?至多亦是玩聪明。但是邵尧夫毕竟不同。他听见这话,却佩服程伊川的「智慧」。这不是玩聪明。这是从「有取 之知」转回来而归于「无取之知」的一种境界。 大凡从「有取之知」的追求,而至于知有无穷无尽,即知有一个无限,不是你的有取之知所能一口吞,因而转回来而归于谦虚,或归于「自己主体」之自知, 这都是一种智慧的表示。当牛顿晚年说:我只是一个海边上的小孩在拾贝壳,我所知的只是沧海之一粟。这就表示牛顿已进到谦虚的智慧。当康德晚年说:上而苍苍 者天,内而内心的道德律,我越想它,越有敬畏严肃之感。这就表示康德已进到归于「自己主体之自知」的智慧。 由科学家的追求而归于谦虚,我这里且不说。表示无取之知的哲学活动也是一种学问,此就是哲学。我在这里要说一点:籍哲学活动所表示的「哲学智慧之开发」之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驳论 吾人旣知人处于物质与精神两界之中,精神虽不离乎物质而物质不等于精神。此二者之关系如何,究竟精神之自由,至何程度,物质之束缚至何程度,乃哲学家争执不已之问题也。现代哲人对于此问题之解决,以德国尼哥拉·哈德门氏之言最为妥善。兹录其三条定律如下: “第一律、高层之决定,依赖于低层,然低层不依赖高层。尤高层者依赖尤深,故尤弱。反之,低层为元素的基本的,故尤强。低层依赖高层为抽象中之设想,无法以定型为之证明。 第二律、一切低层为物质,为高层之底子。低层之力旣强,故弱者依赖强者,卽高层之范围受物质之特定性之限制。 第三律、高层为新机构,以低层为底子。旣为新机构,故有无限的范围,超越于低层特定性之上。如是言之,高层虽依赖低层,然高层超于低层之上而为自由的。” 哈氏之言对于一持物质为规律的,一持精神为自由的之对立两派之折衷,意谓精神不离物质,则近于唯物论矣,同时又谓精神为自由的,则近于博格森之自由意志论矣。然哈氏虽言精神依赖物质,同时又谓自有其自由。我故谓之为调和论,确能说出二者之关系而使之并行不悖者矣。哈氏所以如此立言实以康德氏自然现象受因果律之支配,道德界有选择或决定之自由之成说为其背景。康氏所以分此两界,可举生活实例以明之:饥而求食,寒而求衣,男女之相悦,此为因果律之支配,无可逃避者也,反之,取予之当否,辞让之表示,对人对国家之忠诚,甚至有所谓刎颈之交成仁之勇,此则精神上之自由决定也。人旣生于两界之中,不可视人如物,而一切以因果律解释,亦不可视人如神,而视之为超于因果范围之外。管子曰: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前半段言仓廪衣食,因果律范围以内之言也,后半段知礼节知荣辱,道德界内自由意志之言也。惟人类生活有此两方面,乃能求改革而进于至善之境。个人之争人格,如孟子所谓成仁取义,民族之要求自由独立,如英国宪政,法国革命,美国独立,与夫其他国之解放行动。如是言之,马克思之所谓社会发展之定律或曰必然性云云,是否可认为真理,可成为天经地义,乃思想上学术上之大问题而不可掉以轻心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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