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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延献:四说诸葛亮躬耕地细品诸葛如何说——一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夏延献:四说诸葛亮躬耕地 细品诸葛如何说 ——一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当年的躬耕地到底哪里?这是近些年在一定范围“炒”得很热的问题,说法也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四说”: “南阳说”; “襄阳说”; “南阳襄阳都是说”; “南阳襄阳都不是说”。 令人奇怪的是,这“说”那“说”,都没有仔细听听当事人诸葛亮自己怎么说。 诚然,各“说”都引用了诸葛先生《出师表》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但不知什么原因,研究者大都是“虚晃一枪”,便“顾左右而言它”——自己“说”起来了,没有再沿着诸葛的思路“说”下去,把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很确凿的问题,搞成了“众说纷纭”,搅成了一锅粥(这是不少“学问家”的通病)。 其实,诸葛先生在自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后,紧接着便说了“躬耕于南阳”的原因:“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一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保命。什么地方易于“保命”呢?只有远离政治、军事漩涡中心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只能是离诸侯刘表所据的襄阳270多里的南阳,而决不会是连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都不能呆下去的争斗中心之一的襄阳。(注:相当于今日军分区司令的诸葛玄,从江西到襄阳,看到刘表嫉贤妒能难以相处,便离开襄阳,途径南阳到了今日的平顶山市——该市有其墓地为证) 二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埋名。不想让诸侯们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易于“埋名”呢?只有远离诸侯的地方。当时,合适的地方就是南阳——既可以躲开襄阳刘表的视线,又可以不受到许昌曹操的瞩目(这也是17岁的诸葛亮没有跟着叔父去平顶山的原因)。若是像“襄阳说”的那样,先生在襄阳近郊躬耕,和达官贵人来往密切,埋名,其不成了一句假话。先生在《出师表》中不会说、也不敢说假话的。 诸葛亮在说明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原因后,十分明确地说出了躬耕的具体地点是“草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说的“草庐”,可以理解为用茅草搭成的小屋,也可以理解为用“草庐”命名的书房、院落、村庄、地名。 从17岁到27岁的诸葛亮,还是一介布衣,要维持温饱和读书的“体面生活”,起码得有住、厨、书、储等用房,得有放农具、养牲畜、饲家禽的地方,一两间茅草屋显然是不够的。且为了生存和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信息,在传播媒介十分不发达——主要依靠口传和信传的情况下,不可能离群索居在偏僻地方,必然和当地村民乃至级别较低的官吏密切交往。不然先生决不会有“草庐对”中所展现的“三分天下”的雄才大略。当时南阳是东汉的“南都”,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躬耕,可以满足先生生存和掌握信息的需要。 因此,先生说的刘备三顾的“草庐”,起码是一个院落,很可能是南阳城西南几里地的一个村庄,一个地名,决不会是一些人认定的离襄阳城20多里的深山老林。 诸葛先生在说出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方是“草庐”后,还说了离开这个地方“尔来二十一年矣”。二十一年,尽管戎马倥偬,但以先生的智慧,不会把浸透了自己汗水的躬耕地——南阳草庐忘却的。 以上几层意思,均是先生在公元227年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回顾自己的经历、感谢先帝的知遇之恩时,含着眼泪说的。 先生作为一个以“大忠”闻名于世的政治家,在写这篇“政治交待”时,情深意切,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说为了保命、埋名而“躬耕于南阳”“草庐”,就是南阳草庐,不会是别处。 先生作为一个十分通晓天文地理的军事家,对生活过10年——南阳草庐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名是清楚的,不会把南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归属关系搞错,他说躬耕于南阳草庐,决不会是襄阳隆中。 先生作为一个“一生唯谨慎”的贤臣名相,给后主上书,遣词造句,必然字斟字酌,决不会随意地、笼统地、大而化之地、张冠李戴地写个地名。他毫不含糊地写了“南阳”“草庐”,自然就排除了南阳草庐以外的地方。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对诸葛先生平生的为人处事特点有所了解;对先生亲笔写《出师表》时的背景和心情有所体察;对先生从“臣本布衣”到“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自传体”公文上下贯通品味一番,就会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草庐”。刘备三顾的地方就在这里。 名垂青史人争说, 躬耕何处说法多。 不管这说与那说, 细品诸葛如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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