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延献：四说诸葛亮躬耕地
细品诸葛如何说
——一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当年的躬耕地到底哪里？这是近些年在一定范围“炒”得很热的问题，说法也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四说”：
“南阳说”；
“襄阳说”；
“南阳襄阳都是说”；
“南阳襄阳都不是说”。
令人奇怪的是，这“说”那“说”，都没有仔细听听当事人诸葛亮自己怎么说。
诚然，各“说”都引用了诸葛先生《出师表》的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但不知什么原因，研究者大都是“虚晃一枪”，便“顾左右而言它”——自己“说”起来了，没有再沿着诸葛的思路“说”下去，把先生自己说得很明白、很清楚、很确凿的问题，搞成了“众说纷纭”，搅成了一锅粥（这是不少“学问家”的通病）。
其实，诸葛先生在自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后，紧接着便说了“躬耕于南阳”的原因：“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一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保命。什么地方易于“保命”呢？只有远离政治、军事漩涡中心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只能是离诸侯刘表所据的襄阳270多里的南阳，而决不会是连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都不能呆下去的争斗中心之一的襄阳。（注：相当于今日军分区司令的诸葛玄，从江西到襄阳，看到刘表嫉贤妒能难以相处，便离开襄阳，途径南阳到了今日的平顶山市——该市有其墓地为证）
二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埋名。不想让诸侯们知道自己。哪个地方易于“埋名”呢？只有远离诸侯的地方。当时，合适的地方就是南阳——既可以躲开襄阳刘表的视线，又可以不受到许昌曹操的瞩目（这也是17岁的诸葛亮没有跟着叔父去平顶山的原因）。若是像“襄阳说”的那样，先生在襄阳近郊躬耕，和达官贵人来往密切，埋名，其不成了一句假话。先生在《出师表》中不会说、也不敢说假话的。
诸葛亮在说明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原因后，十分明确地说出了躬耕的具体地点是“草庐”——“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说的“草庐”，可以理解为用茅草搭成的小屋，也可以理解为用“草庐”命名的书房、院落、村庄、地名。
从17岁到27岁的诸葛亮，还是一介布衣，要维持温饱和读书的“体面生活”，起码得有住、厨、书、储等用房，得有放农具、养牲畜、饲家禽的地方，一两间茅草屋显然是不够的。且为了生存和了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信息，在传播媒介十分不发达——主要依靠口传和信传的情况下，不可能离群索居在偏僻地方，必然和当地村民乃至级别较低的官吏密切交往。不然先生决不会有“草庐对”中所展现的“三分天下”的雄才大略。当时南阳是东汉的“南都”，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躬耕，可以满足先生生存和掌握信息的需要。
因此，先生说的刘备三顾的“草庐”，起码是一个院落，很可能是南阳城西南几里地的一个村庄，一个地名，决不会是一些人认定的离襄阳城20多里的深山老林。
诸葛先生在说出自己“躬耕于南阳”的具体地方是“草庐”后，还说了离开这个地方“尔来二十一年矣”。二十一年，尽管戎马倥偬，但以先生的智慧，不会把浸透了自己汗水的躬耕地——南阳草庐忘却的。
以上几层意思，均是先生在公元227年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回顾自己的经历、感谢先帝的知遇之恩时，含着眼泪说的。
先生作为一个以“大忠”闻名于世的政治家，在写这篇“政治交待”时，情深意切，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他说为了保命、埋名而“躬耕于南阳”“草庐”，就是南阳草庐，不会是别处。
先生作为一个十分通晓天文地理的军事家，对生活过10年——南阳草庐以及周边的地形、地貌、地名是清楚的，不会把南阳、襄阳的地理位置、归属关系搞错，他说躬耕于南阳草庐，决不会是襄阳隆中。
先生作为一个“一生唯谨慎”的贤臣名相，给后主上书，遣词造句，必然字斟字酌，决不会随意地、笼统地、大而化之地、张冠李戴地写个地名。他毫不含糊地写了“南阳”“草庐”，自然就排除了南阳草庐以外的地方。
总而言之，只要我们对诸葛先生平生的为人处事特点有所了解；对先生亲笔写《出师表》时的背景和心情有所体察；对先生从“臣本布衣”到“尔来二十有一年矣”的“自传体”公文上下贯通品味一番，就会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草庐”。刘备三顾的地方就在这里。
名垂青史人争说，
躬耕何处说法多。
不管这说与那说，
细品诸葛如何说。

02
为何争了上千年
——再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诸葛亮的躬耕地到底在哪里？南阳、襄阳两地争了上千年，各说自己的地方是“正宗”。
拜读“南阳说”“襄阳说”的研究文章后，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两说”是在“三没有”——没有物证、没有“共同依据”、没有“裁判”的情况下“论战”的。
不解决“三没有”的问题，还会再争它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
先说物证问题。南阳、襄阳两地，历代陆续所建的“武侯祠”，尽管富丽堂皇，颇具规模，但都是纪念性的建筑。没有一房是“原装”，没有一草是“原生”，没有一物是“原件”。这也难怪，当年先生栖身的“草庐”、用过的物品、读过的书本，即如埋入地下，不可能永垂不朽，让今人当作“遗址”“文物”挖掘出来作为“凭证”。当年一个小青年耕过的土地，不可能留下什么“纪念碑”，土壤的成份不可能“与众不同”。所以，要想找到躬耕地的“物证”，目前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南阳、襄阳均无这方面的优势让对方折服。
再说“共同依据”问题。没有“物证”，只能靠“史料”为依据。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两阳”研究躬耕地问题的专家，把正史、野史、碑文、志记都“搬”了出来，把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诗人都“请”了出来，“引经据典”，“据理力争”。座谈会、研究会、新闻发布会，相继召开。“争取群众”“扩大影响”，沸沸扬扬，很是热闹。局外人感到“两阳”说得似乎都很有理，不知该信哪一家。
其实，正史也好，野史也罢，都不是“实况录音录像”，均有漏洞；史官也好，其他什么“家”也好，都不是永远
正确的
“神仙”，均会说错话，写错文章，干错事情。上下几千年，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是司空见惯的所事。后人如果“各取所需”，“找异弃同”，都可以找到自己论点的“根据”。
这样说来，是不是没有共同认可的“依据”了呢？不是。至今双方都没有对其真实性提出疑问的《出师表》，应该成为“统一认识”的依据。别的史料，尤其是诸葛亮身后几百年、带着感情色彩、怀着不同目的的人写的“史料”，只能作为一般性的“参考件”。如果把这些后人的话，当作“主证”“例证”“旁证”，“证来证去”，把诸葛亮本人讲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话“证”翻了，岂不是荒唐可笑。这样做出来的“学问”，还能叫做学问吗？
三说“裁判”问题。竞赛、论战、公案，一般来说，应有裁判决定“胜负”。躬耕地问题，论战千年没有结果，就是因为没有裁判说话。问题拖到今天，请谁来当这个裁判？恕笔者直言，谁也不敢来当这个裁判，谁也没有资格来当这个裁判，谁也没有这种绝对权威可以一言定乾坤。
这样说，是不是请不到躬耕地问题的“裁判”了呢？不是。这个裁判不是今人，不是洋人，也不是其他古人，而是诸葛亮本人。只有先生本人，才有这个资格，才有这个权威。先生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是布衣；二是种地；三是南阳。这就是“评判词”“判决书”。不符合这个“判决书”的说法，无论他是什么“史学家”还是“地理学家”，无论他多么“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无论他说得多么有理，多么有力，也难以服众。因为人们相信诸葛亮先生本人“自传”的说法。
总之，这个找不到“物证”的、争了上千年的问题，从学术上说，应该排除各种因素的干扰，以诸葛亮先生的著作为“共同依据”，请诸葛先生本人做“裁判”，尽快了结这桩“历史公案”，让尊敬的学问家们研究点别的话题，让诸葛先生的耳朵也好清静些。
先生躬耕在何处？
两阳争了上千年。
若请诸葛来评判，
历史公案早了断。
199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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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看似公允实偏袒
——三说诸葛亮的躬耕地
在关于诸葛亮躬耕地问题的“论战”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似乎超然的“调和论”。最有代表性的是清人顾嘉衡所撰的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由于对仗工整、颇有文采，所以流传很广——流毒也很深。这副对联，对躬耕地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躬耕地在何处，变成了一个说不清、也没有必要说清的问题。
调和，作为一种处事方法，运用好了，确实可以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是非界限难以划清的问题，抹抹稀泥，皆大欢喜，未尝不可。但对于是非界限十分清楚的问题，如果也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那就是打击有理的，偏袒无理的。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火上浇油”，越烧越旺。
在躬耕地问题的论争中，以顾嘉衡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实际上扮演的是“打扁担”的角色。
诸葛亮只有一个，妇孺皆知；躬耕地只有一处，大家公认。如今冒出两地两处，肯定一个对，一个错。“调和论”者，不说一个对一个错，而是两个都对，岂不是贬了对的一方，抬了错的一方。对的一方自然不服，错的一方受到鼓舞，更加振振有词——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出一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还是可以办得到的。找到了“证据”，再加以生发挥发

转来的，了解了解，看某些人跳的不行，抹黑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此贴是展示贴，让大家多了解了解诸葛躬耕地，揭露襄阳人的抹黑攻击，不接受襄阳人的反驳，如想继续抹黑攻击，自己开贴去

一、汉时以汉水为界，汉南为南郡，汉北为南阳，襄阳当时到底归那里管辖？汉时的隆中到底是归襄阳管还是归邓县管，現在的隆中是当时的隆中吗？
二、刘，关，张当时三顾茅庐，还是三顾隆中。诸葛亮当时是隆中对，还是草庐对，草庐对什么时候改成隆中对的，为什么？
三、如果刘，关，张三顾茅庐是襄阳，那他们当时是怎么从新野过的汉江，因当时守汉江的蔡帽一党正要杀他们呢？
四、诸葛亮当时因叔父出事而隐居躬耕，是避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不问世事，只是在等待时机，当时的南阳和襄阳相比，政治，经济，信息，交通，人文，安全，南阳都比襄阳要好上百倍。诸葛亮有那么傻吗？
五、汉时国家是实田制，谁开荒谁管理，南阳卧龙岗土地肥沃，面积大，适于耕种。在农业非常不发达的东汉末年，山区的小面积耕种能养家糊口吗？
六、诸葛亮出山后第一用兵的地点是水淹曹軍，火烧博望。而这两地都在南阳东北方城境内，属于南阳辖区！！
七、诸葛死后，为啥蜀重臣黄权要在南阳卧龙岗建祠纪念，而不是襄阳，这又是为什么？
八、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这是诸葛亮亲口说的，难道有假吗？現代人比当时人更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九、历史至今有多少文人，雅士，政客在南阳卧龙岗题词留念，現有碑文为证！
十、汉时的南阳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冶铁的中心，更是一个天然的粮仓，交通四通八达，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信息的中心。南阳和襄阳相比，聪明智才的诸葛亮会取其谁呢？！

二月河：把南阳诸葛亮让给谁？
二月河听说教科书本上头出了毛病，确认了诸葛亮的躬耕地在湖北襄阳。又谈各方对此反应。湖北人如何雀跃欢喜，南阳和河南人怎样愤懑激越，学术界的、政界的情绪不同，老百姓又是怎样谈论，种种舆论一下子高涨起来：一句话，南阳丢失了诸葛亮。或者说，我们这一代南阳人迷失了诸葛亮。记者征询我的看法，我因不明头绪，在电话里想了想，答了两条：一、历史不是泥巴
捏
的；二、历史不属于有钱人。当然，作为“名人言语”，它很快就刊出了。
我出生在山西昔阳，幼年生活在洛阳，少年之后便到了南阳。昔阳洛阳南阳，就是这么“三阳”分据了我的生命旅程。我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昔阳话，显蹦儿的也透得出几句洛阳土话。但一般人见了我，则听的是地道的南阳话。也是在杭州，南方一家电台打来电话，问的很奇怪，也极简单：假如由你自己选择，你愿意把哪座城市作为你的归结点？我愣了好一阵子，才明白她问的是二月河愿意死在何处。当时便把自家这“三阳”情结说了：“现在既在南阳已成定局，那就死在南阳。”
我不答“死在洛阳”，潜意识里也许是怕“家伙”们这上头挑剔我：想死葬洛阳，沾帝王之水。我写了康雍乾这三朝时代的社会情态演变，什么“封建余孽”、“帝王情结”、“歌颂专制”、“美化地主阶级”种种帽子都扣给了我，幸亏的是他们没有武器，不然早已崩了我。我称他们“家伙”，是因为他们又是“家”，又是“伙”，厉害得很。他们甚至不看你的书，或看看电视剧片段就给你下这些结论。所以他们判定的东西是很有权威的。
“跟谁住，巴谁富”，我在南阳，心里也盼念此地是“卧龙故地”，但决计是没有这份“挥之不去”的情结，像南阳人丢了诸葛亮，有点“丢了国宝”，重要家当失窃似的痛心无奈。诸葛亮在南阳，在襄阳，都在中国，争了一千五百多年了吧？此说公理，彼云“婆理”，是极平常的人文心态，昔日为名而争，今日是名利齐争。因为了诸葛氏的光风霁月名头，倘是魏忠贤、和 王申，并不见有人争的。争论千年无结论，争论本身已变成了天下皆知的斗口游戏。争得两处都似真似假，两处都香火旺极——既如此，“争争不息”也是好事，我原就这般想头，诸葛本人确在何方，我觉得有点“于我如浮云”的意味。

但现在的教科书突然有了结论。虽说有点羞羞答答，在注释里加了南阳“在现在湖北襄樊一带”，没做正面铺陈，有些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佯臊作羞，昔日旧时代，歌楼里的名优名伶名媛们大抵都是如此出场。“千呼万唤”出来了。
在外头不知情，我本来以为是学术界突然发现了新的实证资料，或在尘封竹帛中找到了“原始记录”。所以那样概念性地应答了两条。但现实是“没有”。但凭湖北人的种种“运作”，南阳人“坐失诸葛亮”。
这事可叫我奇怪了，有点吃惊了：教科书是闹着玩的？那是给孩子们看的学问，教给孩子们的基础知识呀！这事做的可真“胆大”。 “妄为”不妄为？
先看这句话：“南阳在襄樊一带。”说的便稀奇。旧时南阳襄阳都是郡，南阳是“南都”，“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与首都并称之地，怕是比襄阳还善一点，冒一点，高一点，大一点。倘今日有人说“北京在天津一带”，“中国在朝鲜一带”，“美国在加拿大一带”，这是什么呢？
这真的有点“胸中不正，则眸子没焉”了。理念上的毛病，可以从微观上的一颦一笑一哂一怒里头自个儿去感知。
我同时也极佩服湖北一些人的精明。他们不靠新发现的资料，也不靠新出土的文物佐证，但凭“做工作”，居然就改变了教科书，这个本事谁有？
但湖北人再厉害，他们没本事“确认躬耕地”。有这个能耐的，是学术界手执牛耳，口含天宪的一伙“家”们的。他们才是内因。
二月河小小的，在学术界算不上个角儿。我也不敢随便怀疑别人从这件事上得了什么实惠，或者简洁地说收了什么颜色的包儿。由我自身的经历，过去傻乎乎的，从来都以为那众位评论家以及学问家到现在我起码不怀疑他们的“水平”所居的殿堂场的是个什么“家”：必定或清瘦或丰满，银丝皓发童颜韶色，或仰仰在沙发客厅，或奔走于异国他乡，或带一群博士硕士莘莘学子，或挥洒自如于科研实验，都那么渊亭岳峙，那许道貌岸然，倘看他们资料，又都一个个辉煌不可逼视。
看来还真叫小二说中了。“有Ｘ能使鬼推磨”。有“工作”能使“学者专家”推磨。学者而云，专家而云，鬼而云，其同也乎？“聊斋”蒲先生也有套语侃调“胸中正，则眸子正焉，胸中不正，则眸子没焉”。诸葛亮的“学术问题”不论。问题在于这个学术心理阴暗得真可以。
但我刚刚开了点窍儿，笨得到现在才晓得，原来只要“做工作”，南阳便可以属襄阳。
若非胸中不正，那就是昏了头了。通过人家“做工作”，突然发现争论一千多年没弄明的事的底蕴，“订正”（天晓得是正了还是订邪了）了去。不惜误人子弟，传伪道，授伪业，造新惑。听起来也真骇人。
现在不能谈“南阳人的感情”如何如何。假如人家真的发现了什么新的佐证，铁证如山放那儿，诸葛亮的饭碗农具在彼出土了，南阳人急煞怒煞的没用。得尊重事实，老老实实服从就是。问题的实质是“做工作”，拼实力，凭什么用投资量解决学术之争，南阳人骂你两句“直娘贼”，恐怕学术界的某些人也得忍气吞声受了。
学界的主骚坛领袖，二月河倒有一个小小的条陈谨告。好先生们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图、地形地貌沿革了，回过头来念念《三字经》，学习一下中华文明传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点。

诸葛亮之南阳、隆中之争
今日两地文人挥毫泼墨，引经据典，剑拔弩张来 证明诸葛孔明是其老乡。
推推搡搡，互相诋毁。你一句，我一言，争得面红耳赤，热闹非凡。襄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更改教科书被南阳扇脸，最后闹得教育部有人道歉才平息此事件。
襄樊此计不成，又生一计，我改名——襄阳。但出师表（躬耕于南阳）词句谁也改不了。就是南阳！要是现在南阳不叫南阳叫宛城，我估计襄樊改名就不是襄阳就是南阳了。
为什么襄樊这样迫不及待改名，那就是和南阳急眼了呗！不占理呗！无理犟三分呗！没有考古证明，就是改成诸葛村也不行。
要想了解诸葛亮在哪，首先要回到哪个朝代，那就是东汉。
挚虞(250年―300年)，《字仲洽，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三国时期魏国太仆卿挚模之子，西晋著名谱学家。泰始年间举贤良，担任中郎，后任太子舍人、闻喜县令、尚书郎。元康年间，迁任吴王之友，后历任秘书监、卫尉卿、光禄勋、太常卿。后因遭乱饿死。著有《族姓昭穆》十卷，《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等。》
挚虞说过:"南阳郡治宛，在京（洛阳）之南，故曰南都。看看南阳当时是郡仅此于州。《汉书.地理志》注曰:南阳属荆州。又曰，荆州，楚故都。
那南阳郡是不是在邓县一带呢?显然不是。盛弘之:
南朝宋文学家，史学家。曾任临川王刘义庆侍郎，与鲍照友善，曾撰《荆州记》3卷，记述荆州地区的郡县城郭，山水名胜。内容翔实，语言峻洁优美，行文骈散相间，是出色的山水文学作品。原书已散佚，散见《隋书·经籍志》云：“《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曹元忠据《宋书·州郡志》比照《荆州记》，认定成书时间当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太平御览》卷五十三《地部·十八峡》。
在巜荆州记》中写道:"南阳郡城北有紫山，紫山东有一水，无所会通，冬夏常温，因名汤谷。现在的紫山在蒲山镇，龙王沟水库附近。
襄阳人眼中的南阳北方有紫山?显然没有。
《东观汉记》中说:"考侯仁以舂陵地下湿，难以久处，上书愿徙南阳守坟墓，元帝许之，于是北徙。于是考侯仁徙封南阳白水乡。
这个白水就是现在的白河，襄樊人所谓的南阳有白水乡?显然也没有。
既然南阳郡属于荆州，那还属刘表的地盘，怎么成了敌占区了?显然是襄樊人的断章取义了。
辛弃疾在《和诸葛元亮韻》中写道:看君不似南阳卧，只似哦诗孟浩然。
南阳卧那不就是说南阳卧龙岗吗!

顶

说的不错。

顶

顶楼主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