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个媳妇儿 娶个媳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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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误区第一：诸葛亮攻陈仓是为吴解围？ 我见过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亮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冬季进攻魏国陈仓的目的，是为了声援同时期吴国对魏国的战争，而他们的理由就是诸葛亮写给诸葛瑾的一封书信： “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昔逻候【巡逻队】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斫治【zhuó 开辟修建】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牵制】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这显然是没看懂书信的内容所致。这里面最后一句话让很多人产生误会，我认为所谓的“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并不是说在陈仓的魏军东行以和东吴作战，因为首先陈仓城中只有两千兵力，还要面对四万蜀军的进攻，在任何情况下魏国都不可能让他们去增援东部吧？其次，如果说是关中其它地方的魏军去关东增援，那可以从渭河走水运啊！又快又省力，没必要从秦岭处蜀军眼皮底下走山道吧？所以这里诸葛亮说的东行，是指陈仓城西边的魏军，见到陈仓城被围困，想来解救，所以他们才会走山道。而且看资治通鉴的话，问题就更明显了，东吴与曹魏的战争发生在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八月，基本上当月结束战斗。而诸葛亮攻陈仓发生在当年的十二月，也就是说诸葛亮进攻陈仓城时，东线的战斗已经结束三、四个月了，诸葛亮还怎么去声援东吴啊！而且资治通鉴上也明确的写了诸葛亮二次北伐的目的“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所以说以后别再提什么诸葛亮为了援助东吴，而第二次出兵北伐曹魏了，根本没这事。
未来战争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不可认知 现在的科技飞速发展，战争样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于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未来战争的样式。但事物的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并不是简单地技术发展，便能真的带来战争样式的完全变化，就好像二战的闪电战，在中国古代就叫做出奇兵。所谓以正合以奇胜，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出奇兵直捣敌军要害，从而使敌军突然间崩溃，就好像霍去病多次千里奔袭直取匈奴老巢一样，这就是古代的闪电战了，几千年来是武器变了，但战争实质没变。 孙子兵法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其实这里面所谓的算，其根据就是情报的收集，也就是信息战。现代化战争的开篇也是信息战，除了情报收集，最直接的对抗就是制电磁权和制网络权，太空中的卫星，天上的飞机，地面的雷达等等都需要进行前期的攻击，以为接踵而至的大规模交战做好准备。各国的卫星几乎没有自卫能力，战时被击毁无悬念。重点则在于预警机和地面雷达站，尤其是地面雷达站，可以全天候工作，而且功率大，往往又处于战略要地的突出部位，这对于进攻方来说，是非常烦恼的事情。
步枪刺刀的生产应该算是比较简单的工作 一直有一种怪论，那就是二战时中国军队自己很难做出合格的刺刀，说是刺刀比二战时的步枪还难造，这真是让人很难以理解的观点，能造出合格的中正式步枪和八一式步枪的中国军队，却造不出刺刀？要知道步枪不但对精度要求很高，对可靠性和环境适应能力的要求也很高，这些都是刺刀不必考虑的问题，也是加工制作的真正难点。拿可靠性来说，即便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那样的高科技，制造出来的M16步枪在越南尚且应可靠性问题，而被美军士兵诟病，难道此时的美国造不出合格的刺刀？真是笑话。 刺刀早已存在，最早的刺刀是中国明朝在15世纪的1451年，在铁铳的前端插入矛头用来刺杀敌人。现在一般说刺刀的发明是法国人在1640年左右发明的，也是在枪口插上一把刀，用来刺杀，和明朝的刺刀没有本质区别。后来有了套筒式刺刀，可以固定在步枪上，且不影响步枪射击。到了19世纪出现了可以安装和拆卸的刺刀，基本上和现代刺刀很相像。比如下面的这些刺刀，拿下了后可以当长剑用。这些可是19世纪的刺刀哦！不算高科技吧？难道能做现代步枪的民国兵工厂还做不出上图的这些步枪和刺刀吗？如果民国兵工厂都做不出这样的刺刀，那欧洲那些国家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难道民国的兵工厂引进的机器设备都是19世纪早期的欧洲货？做不了这种或许是19世纪中晚期的刺刀？这显然说不过去吧？
康熙时的清军战斗力这么低？ 满清入关，几十万人顺利的占领天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么多雄关险隘、大型城池，满清一定总结了很多的攻城经验了，怎么面对雅克萨这样的所谓棱堡，却只能依靠围困的笨办法，难道欧洲的棱堡比中国的城墙更难攻克吗？
儒家思想领先西方两千年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王道社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管理国家治理天下是专业的事情，普通百姓的任务便是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至于天下则由君子、士大夫们去操劳，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这种见识和能力。 儒家对政权的建设也是有自己的设想的，不同于西方人性恶的理论而构建的互相猜疑制约机制，儒家更讲究互相合作积极发展。首先是对君主的要求，儒家认为君主应该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至少要做到与民同乐。其次，在要求君主的时候，儒家同时也要求臣子的品行，如“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反对那种一味地奉迎君主，甚至是纵容君主为恶的行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这是建立在人性善的理论上的思想，也是最科学和符合规律的。既达到了发展社会的目的，又避免了西方理论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不信任、不和谐的后果。 因为西方人性格自我，所以他们的政治制度必然是以自我为中心，除我之外任何人不可信。因此他们虽有复杂的各种制约机制，但同时带来了效率的低下，以及契约的呆板和冷酷。如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则西方人不是不知所措就是钻空子，这就是教条的西方人的思维。 可能有人会说，西方人至少可以制约他们的君主，儒家单靠君臣互信和仁义，岂不是对君主没有约束力吗？其实不是这样，儒家不单是指望着君主自觉，在君主不自觉的情况下，儒家也不是迂腐的傻子。老子说“以德报怨”，孔子则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孔子的主张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同样在君臣关系上，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三句话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就如上面我们说的君臣互相以德相待，互为知己。第二层则要冷淡些，君主既然把臣子当做犬马工具一般，那么臣子也就不再把君主当做自己腹心，也就是不会什么心里话都和君主去说，而是把君主看做是普通人。第三层最严重，如果君主把臣子当做草芥，不单是工具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境界，那么臣子看君主便是仇敌。从此可看出儒家并非现在人传言的迂腐而无用，其实是很实际和精明的。 对君主不满意、仇视并不能实际的解决问题，儒家认为为了天下的安定，对于不符合仁义道德的君主，必须采取措施，以免强势的君主因一人的好恶，而危害天下的安定。在《孟子.万章章句下》中记载了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这是一段很刺激的对话，也很有趣味。先是孟子解释卿有两种，一种是贵戚之卿，还有一种是异姓之卿。然后齐宣王就请教关于贵戚之卿的作为，可能因为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还没有得到公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君询问治国之道的对答，其中有儒家的也有其他家的，但这次问答却着实吓了齐宣王一跳。孟子的回答很简洁，那就是国君如果犯了大错，作为贵戚的卿应该劝谏他，如果多次劝谏都不听呢？孟子直接说了“易位”，也就是更换国君。这些话如果放在宋以后的朝代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战国时的齐宣王也被吓得不轻。 但最厉害的招还不是“易位”，对于像殷纣王那样，既拿臣子当土芥，又无法易其位的君主该怎样呢？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直接杀！ 虽然儒家思想不能面面俱到的处理好所有问题，但这世界上有哪种思想可以做到呢？两千多年前儒家已经深入的思考了治理国家的主要方面，相比于近代才开始有的所谓三权分立政体，儒家其实已经领先两千年了。之所以后代各朝廷没能完全按儒家思想去治理国家，那是因为统治者的自私，和中国人固有的性格特征，但不能说中国的专制愚昧是儒家造成的啊!如果说一定要儒家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愚昧承担责任，那么如果有国家没能真正做到三权分立制度，应该由洛克还是孟德斯鸠为此负责呢？
尧禅让舜算是民主制度雏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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