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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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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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跃新程启福运,岁启嘉年万事兴,安康喜乐伴全年✨
翻出一本30多年前的集邮协会会员证 记得以前想预定邮票必须有会员证才行,大家都有会员证吗
祝大家元旦快乐,事事顺心!
现在寄邮政的包裹真的可以贴邮票了
赈济难民邮票,温情大爱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枚带着温暖底色的邮票在重庆发行,它就是专为救助战乱难民而生的赈济难民附捐邮票。抗战年间,山河破碎,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民国邮政总局便以发行附捐邮票的方式,为难民筹集善款。 这套邮票共六枚,印着一家六口扶老携幼逃难的模样,刻版细腻,满是对苦难同胞的悲悯。邮票原定1941年发行,却因运输途中遇袭受损,几经波折才在1944年重新刻印面世,票面还印着“共拯饥溺”四字,字字滚烫。 购买邮票的人,每花一笔邮资,便有一部分化作救济金送到难民手中。方寸邮票,凝聚着国人同舟共济的温情。它没有华丽的图案,却见证了乱世里的人间大爱,这枚民国邮票,让邮政的使命不止是传信,更是传递山河飘摇中,永不消散的善意。
邮票背胶品相分类与特征辨识 1.原胶自然泛黄(胶黄、原胶微黄):原生背胶经岁月自然氧化形成整体均匀浅黄,胶层完整无脱落、无粘连,为原厂背胶原态特征,属原胶上品。 2.背胶黄斑及霉变:黄斑为背胶局部受潮、微尘侵蚀形成的局部黄色斑渍,干燥无霉丝,为轻度硬伤;霉变为背胶滋生霉菌形成灰黑、绿褐色霉点及霉丝,伴随胶层黏腻、粉化,为不可逆重度硬伤。 3.二胶/后胶:典型品相缺陷,原生背胶脱落受损后经人工二次涂胶,胶层厚薄不均、齿孔积胶,无原生背胶属性。 4.脱胶(残胶/洗胶):核心硬伤,分局部脱胶与完全脱胶,因受潮、外力清洗、粘贴等因素,导致背胶部分或全部脱落,无完整胶层留存。 5.背贴(贴票/贴纸/背胶贴痕/揭贴/粘纸):背胶表面留存护邮贴附着痕迹,胶面完整性受破坏,为背胶中度品相缺陷。 6. 胶裂 原生背胶干燥老化形成的细密裂纹,轻度胶裂无胶层脱落为原胶微瑕;重度胶裂胶层起皮翘边,为背胶轻微硬伤。
邮票品相小知识:缺齿、短齿与齿裂 缺齿、短齿、齿裂是邮票齿孔最常见的三类核心瑕疵,对品相和收藏价值的影响各有轻重,三者特征分明、极易区分。 缺齿也叫掉齿,指邮票齿尖整段完全缺失,齿孔处形成明显缺口、边缘缺肉,属于齿孔严重硬伤。 齿裂又称撕齿,是齿孔边缘纸张撕裂形成豁口、毛边,常连带齿尖缺损,损伤程度与缺齿同级,均为严重硬伤。 短齿是齿尖部分磨损变短、无尖锐感,齿孔主体完整无缺损,属于中度瑕疵。 瑕疵严重度排序为:缺齿=齿裂>短齿。这类问题均为物理磨损所致,日常做好邮票保护,减少齿孔损伤,能更好的保持邮票品相。
邮票品相小知识:软折vs硬折 软折就是邮票被轻轻压出的浅印子,纸没坏、只是有个印,平视几乎看不到,侧着光才能看见一点,摸起来还是平的,也不会发白。这种折痕能压平恢复好,基本不影响品相和价值,属于小瑕疵。 硬折就是邮票被用力折出的死印子、硬棱子,纸的纤维被压断压坏了,折痕很明显,折的地方会发白、起毛,摸起来有凸起的硬道,怎么压都恢复不了,是永久性损伤。硬折对邮票品相是致命伤,会让邮票价值大打折扣,是收藏里的大毛病。
集邮科普:什么是过桥票 过桥票是邮票的特色品类,指整版邮票中两枚邮票之间无齿孔分隔的连体连接区域,连带两侧邮票合称过桥票。核心判定仅看邮票间的无齿连体区域,无论有无文字、图案,均为正宗过桥票,有图文的为图文过桥,无图文的为空白过桥。过桥票区别于邮票外圈的空白边纸,边纸在整版外侧,过桥只在邮票之间。 过桥票分横过桥、竖过桥两类,核心属性为连体完整,撕开即失去过桥票属性。我国民国时期是过桥票发行鼎盛期,纪念票、加盖票多见此版式,新中国也有发行。其收藏价值主要看完整性、稀缺性与品相,连体完好的过桥票价值更高,民国老票的收藏意义则更为突出。
方寸间的民国史:邮票发行的三个关键时期 民国邮票的发行贯穿民国政权更迭全程,主流可划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核心时期,各时期邮票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4) 这一时期是民国邮票的开端,因新邮票赶印不及,法籍邮政总办帛黎主导在清代蟠龙邮票和欠资票上加盖文字暂用。最初加盖的“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票因遭反对,发行量极少,成为珍稀品种。后在孙中山先生干预下,改为加盖宋体和楷体“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解决了邮政通信的燃眉之急。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4-1927.4)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导邮政事务。1912年12月发行“光复纪念”和“共和纪念”两套纪念邮票,主图分别为孙中山、袁世凯像。1913年5月起,发行极具代表性的“帆船票”普通邮票。这一时期邮票品类大幅扩充,新增公事邮票、附捐邮票、航空邮票等票种,享誉邮界的“民国四珍”也诞生于这一阶段。 三、国民党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4-1949.9) 北伐战争后,中华邮政领导权归于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起发行的孙中山像普通邮票延续近20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普票。抗战时期(1937-1945),邮票印刷地分散至香港、重庆、南平多地,同时新增快信邮票、挂号邮票、包裹邮票等实用票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币制变动和通货膨胀影响,邮票面值频繁调整,大量加盖改值邮票发行,还出现了适应邮政资费改革的单位邮票和基数邮票。
方寸间的民国史:邮票发行的三个关键时期 民国邮票的发行贯穿民国政权更迭全程,主流可划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核心时期,各时期邮票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4) 这一时期是民国邮票的开端,因新邮票赶印不及,法籍邮政总办帛黎主导在清代蟠龙邮票和欠资票上加盖文字暂用。最初加盖的“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票因遭反对,发行量极少,成为珍稀品种。后在孙中山先生干预下,改为加盖宋体和楷体“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解决了邮政通信的燃眉之急。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4-1927.4)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导邮政事务。1912年12月发行“光复纪念”和“共和纪念”两套纪念邮票,主图分别为孙中山、袁世凯像。1913年5月起,发行极具代表性的“帆船票”普通邮票。这一时期邮票品类大幅扩充,新增公事邮票、附捐邮票、航空邮票等票种,享誉邮界的“民国四珍”也诞生于这一阶段。 三、国民党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4-1949.9) 北伐战争后,中华邮政领导权归于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起发行的孙中山像普通邮票延续近20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普票。抗战时期(1937-1945),邮票印刷地分散至香港、重庆、南平多地,同时新增快信邮票、挂号邮票、包裹邮票等实用票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币制变动和通货膨胀影响,邮票面值频繁调整,大量加盖改值邮票发行,还出现了适应邮政资费改革的单位邮票和基数邮票。
民国闽普2 上海大东版孙中山像加盖“福州”改作基数邮票 闽普2发行于1949年6月,其背景与前期发行的闽普1紧密衔接,核心是应对当时福建邮区的币制崩溃、邮资紊乱与跨区套利问题。
民新普15“限新疆贴用”大东版改作基数邮票 限新省上海大东版改作基数邮票的发行,是1949年民国末期新疆地区货币与邮政资费体系混乱下的应急举措。 当时内地流通金圆券,而新疆因特殊的地理与经济环境,仍以银元为主要流通货币,邮政资费也以银元基数核算,与内地的币制、资费标准脱节。同时,原上海大东版国币邮票的面值已因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失去实用价值,无法适配新疆的银元资费体系。 为解决邮政通信的实际需求,新疆邮政部门便取用库存的上海大东版孙像国币票,在本地印刷厂进行石印加盖,将其改值为以银元为计价单位的基数面值,并标注“限新疆贴用”字样,以此统一新疆境内的邮票面值与资费结算标准。
邮票上的那些隐藏小细节 1.邮票不止是寄信凭证,更是袖珍历史书,方寸之间,装下一个时代的风云!
民国闽普1 重庆华南版孙中山像加盖“福州”基数邮票 重庆华南版孙中山像加盖‘福州’基数邮票,是民国末期福建地区专用邮票,1949年6月由福建邮政管理局发行,加盖单位为福州知行印刷所。 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末期,国民政府发行银圆券以缓解恶性通货膨胀,各地币值差异显著。为防范不法分子跨区套购邮票牟利、维护福建邮区邮政秩序,邮政部门将重庆华南版孙中山像基数邮票作为原票,加盖黑色5号楷体“福州”二字(分置于人像两侧),限定仅在福建邮区使用。 全套邮票共5枚,面值分别为1分、4分、10分、16分、20分,因发行紧急分为两种版本:初期应急的手盖大字版,及后续正式发行的机盖小字版。作为民国地方邮政的重要实物遗存,是研究近代邮政史与福建地方史的重要史实资料。
3. 货币混乱下的地方举措——福州印花税改作银元票发行渊源 1949年6月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崩溃引发严重金融动荡:金圆券恶性贬值,已丧失流通功能,银元成为福建地区实际主导货币。此时邮政系统面临困境,原有邮票面值与现行流通货币脱节,且跨区邮票套利频发,导致邮政运营混乱。为维持地方邮政正常运转、规范邮资计费标准,福建邮政管理局紧急启用库存大东版无面值印花税票,委托福州知行印刷所加盖改值,发行仅限福建邮区使用的应急邮票,即“福州印花税票改作银元票”,陈兆汉目录将其归入“闽普附属”类。
战时邮政困局下的中信版邮票加盖举措 1942年10月,因抗战持久致邮政收支失衡,中华邮政总局下令将库存中信版1角6分孙中山像邮票,就地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字样,拟于11月1日起对国内平信加收1元附加费。 该邮票全称为普30中信版中山像加盖邮票,“中信版”得名于其印制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邮票印制改由重庆中央信托局承接,其图案与纽约版中山像邮票相仿。 加收附加费的举措因资费过高遭最高国防会议否决,总局急电暂缓发行,但部分边远邮区因通讯滞后仍少量出售。同年12月,国内平信邮资调整为5角,部分加盖票被再次改值,未加盖的中信版1角6分原票存世量骤减,就此成为民国邮票中的珍稀品种。
普30中信版中山像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邮票 1942年10月9日,中华邮政总局通电各邮区管理局及办事处,彼时因抗战持久,邮政运营成本陡增,收支严重失衡、亏空日甚,经核准在基础邮资之外,对国内平信加收战时附加费1元。总局下令各邮局,将库存中信版1角6分孙中山像邮票全数就地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字样,原定于同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无奈抗战已历五载,民生凋敝困苦,加收1元附加费的举措被指资费过高、有悖民生,旋即遭最高国防会议否决。同年10月26日,总局急电全国各局,勒令该加盖邮票暂缓发行。但部分边远邮区因战时交通梗阻、通讯滞后,未能及时收到停发指令,仍将该票照常出售了数日,少量邮票由此流入市场。 这套邮票在权威邮票目录中的全称为普30中信版中山像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邮票。其之所以被称为“中信版”,源于特殊的印制背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原本承担国内邮票印制任务的香港相关机构无法继续运作。邮政部门遂委托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以凸版工艺印制新版邮票。该版邮票的图案格式与边框花纹,均与纽约版孙中山像邮票相仿,故亦被收藏界俗称为“渝制中山像中信版邮票”。 1942年,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甫一开始承印邮票时,国内平信基础邮资为1角6分,因此该面值邮票的印量颇为庞大,这也是邮政总局指令各局将中信版1角6分票就地加盖备用的核心原因。 时至1942年12月1日,国内平信邮资调整为5角,原1角6分面值邮票已不适应新资费标准。邮政总局除通令部分邮区,将此前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的邮票再次画线加盖,改作5角面值使用外,又于同年12月7日再次通电各邮区,要求在未加盖的1角6分邮票票面的孙中山像四周,加盖“改作五角”字样,并在票下端加印阿拉伯数字“50”,由此形成“中山像中信版‘改作五角’邮票”。历经这两次加盖调整后,未经过任何加盖处理的中信版1角6分原票,存世量反而变得极为稀少,一跃成为民国邮票中的珍稀品种。 转自:《方寸有缘》 作者: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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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票上的艺术巨匠——徐悲鸿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奠基人、中西绘画融合开拓者,以写实笔墨革新国画,尤擅画马,笔下骏马兼具艺术张力与民族气节,其风采与佳作被镌刻于方寸邮票,成为艺术传承与收藏经典。 T.28《奔马》特种邮票(1978年发行)是标杆之作,全套10枚邮票+1枚小型张,影写版印刷精准还原泼墨神韵。精选不同时期奔马佳作,姿态各异、形神兼备,线条遒劲、墨色灵动,融合中西技法,尽显骏马昂扬气势。小型张《群奔马》场面恢弘,是集邮界珍品,市场价值颇高。 J.114《徐悲鸿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1985年发行)全套2枚,聚焦大师风采。首枚为素描自画像,线条简练见风骨;次枚展现创作场景,背景融入奔马图,凸显艺术特质。设计庄重典雅,兼具纪念意义与史料价值,是徐悲鸿题材收藏的核心品类。方寸之间,尽显艺术巨匠的丹青风骨与精神传承。
一文分清邮票线式齿和梳式齿 线式齿与梳式齿是邮票打孔的两大核心工艺类型,核心差异集中在加工方式、外观特征及鉴别要点,是邮票版式区分与真伪鉴别的重要依据。 线式齿又称直线式齿、二次孔,采用线式打孔器加工,需分横向、纵向两次打孔完成整张邮票齿孔,齿孔常贯穿四周边纸。单枚邮票四角齿尖形态不一致、互不对称,易出现齿孔错位、歪斜,工艺精度相对较低,部分民国邮票常用此工艺,错位齿孔可作为版式鉴别辅助特征。 梳式齿也称梳式打孔、一次孔,通过梳状针一次完成三边齿孔加工,效率更高。相邻邮票四角齿孔交叉处会形成规则中心孔,分撕后单枚邮票横直对边齿孔对称度高,四角齿孔边缘整齐、形态统一,分撕时不易损票,工艺精度更优,是中高端邮票常见工艺。 核心区分口诀:线式两次打孔,四角不对称;梳式一次成型,中心孔显、齿孔齐整。
民国百城一版“限新省贴用”邮票 百城一版“限新省贴用”邮票志号新普11,1943年2月发行,全套15枚(6枚无齿、9枚有齿),雕刻版印刷,中央加盖黑色宋体限定字样,是抗战时期中华邮政为解决新疆币值、物价与内地悬殊问题,防止邮资套利而推出的特殊加盖邮票,专供新疆地区使用。 收藏价值方面,因边疆气候恶劣、保存难度大,信销票存世稀缺,新票相对多见。作为抗战时期特殊邮政产物,它既是民国邮政史、新疆地方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也兼具历史纪念与研究价值。
旧台币邮票三宝:民国“限台湾贴用”收藏界的瑰宝 旧台币邮票三宝分别是港版烈士像1角5分加盖30钱“限台湾贴用”改值邮票有水印、重庆大东版孙中山像20元改100元“限台湾贴用”改值邮票、上海大东三版孙中山像3000元改20万元“限台湾贴用”改值邮票。
破圈焕新:让年轻人重拾集邮热情 集邮并非过时的怀旧,而是藏着文化与趣味的多元体验。想要吸引年轻人入局,关键在于找准他们的兴趣痛点,用新鲜视角激活邮票的活力,让传统爱好融入青春生活。 以“兴趣共鸣”打破认知隔阂。年轻人拒绝生硬说教,可从他们关注的领域切入,让邮票成为兴趣延伸。比如围绕旅行、摄影、手账等潮流爱好,推出主题邮票套装,搭配贴纸、明信片等实用周边,让邮票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融入日常创作与分享。聚焦青年热议的文化热点,用年轻化视角解读邮票内涵,比如通过短图文拆解民国邮票的版式美学,用趣味科普讲述邮票背后的时代故事,让收藏兼具审美价值与知识收获。 以“社交属性”激活参与热情。年轻人热衷圈层互动,需让集邮成为社交新载体。搭建线上集邮社群,鼓励分享藏品、交流心得,发起“邮票创意打卡”“主题藏品征集”等活动,用互动感增强归属感。推出联名款、限定款邮票,制造稀缺性与话题度,引发年轻人的收藏热情与社交分享欲。线下举办小型邮票沙龙、创意市集,让爱好者面对面交流,甚至开设邮票DIY体验环节,让年轻人亲身参与设计,感受创作乐趣。 以“轻量化体验”降低入门门槛。摒弃“高成本、高门槛”的固有印象,推出平价入门套系、主题盲盒等产品,满足年轻人的尝试心理。简化收藏流程,线上线下多渠道便捷购邮,搭配新手指南,帮助快速上手。同时弱化“保值增值”的功利性引导,强调邮票的文化体验与情感价值,让年轻人以轻松心态感受集邮的纯粹乐趣。 当邮票与青春兴趣相拥,传统与潮流碰撞,这份方寸之间的热爱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成为年轻人精神生活的鲜活注脚。
方寸间的乱世印记:台欠3邮票的传奇往事 在民国邮票收藏的殿堂中,有一枚承载着特殊历史重量的珍品——台欠3《孙中山像“限台湾省贴用”改作“欠资”邮票》。它不仅是邮政史上应急举措的实物见证,更在方寸之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成为集邮爱好者追捧的“乱世遗珍”。 烽火中的邮政应急之作 1949年,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彼时,台湾地区的邮票供应长期依赖上海供应处,然而随着上海解放,邮票运输通道彻底中断,台湾邮政系统陷入了“无票可用”的窘境,尤其是刚需的欠资邮票库存日渐告罄。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台湾正处于币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旧台币贬值严重,原有邮票面值早已无法适应邮政资费的需求。 为解燃眉之急,台湾省邮政管理局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将库存的旧台币孙中山像农作物邮票进行改造。这批原票分为两大版本:1版3圆邮票与2版5000圆邮票,邮政部门通过手工加盖的方式,将其改作欠资邮票使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台欠3邮票与生俱来的“应急基因”。 手工加盖的独特工艺之美 台欠3邮票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其充满手工温度的加盖工艺,每一枚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手工艺术品”。发行初期,邮政部门采用四方连木戳进行加盖,木质印章在反复使用中易磨损变形,导致早期加盖的“欠资”二字笔画粗细不均、位置略有偏移,形成了独特的“木戳韵味”。 随着需求增加,木质印章的损耗问题愈发突出,邮政部门随即改用钢戳逐枚加盖。钢戳的坚硬材质让加盖字迹变得清晰挺拔、力道十足,与木戳加盖的朦胧质感形成鲜明对比。两种加盖方式并存,使得台欠3邮票的版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无论是木戳的古朴随性,还是钢戳的规整锐利,都成为集邮者辨别版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方寸图案中的时代密码 邮票的图案设计同样镌刻着时代印记。主图为孙中山先生标准肖像,神情庄重肃穆,尽显一代伟人的风范,这也是民国邮政邮票的经典元素。原票上“中华民国邮政”“限台湾省贴用”的字样清晰可辨,无声诉说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地域邮政特色。 在面值设置上,台欠3邮票充分适配了当时的币制状况,推出了1000圆、3000圆、5000圆等多种高面值版本,直观反映了战后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这些面值数字与“欠资”加盖字样相互叠加,不仅完成了邮政功能的改造,更成为记录经济历史的“活化石”。
方寸间的乱世印记:台湾欠资3邮票的传奇往事 在民国邮票收藏的殿堂中,有一枚承载着特殊历史重量的珍品——台欠3《孙中山像“限台湾省贴用”改作“欠资”邮票》。它不仅是邮政史上应急举措的实物见证,更在方寸之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成为集邮爱好者追捧的“乱世遗珍”。 烽火中的邮政应急之作 1949年,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彼时,台湾地区的邮票供应长期依赖上海供应处,然而随着上海解放,邮票运输通道彻底中断,台湾邮政系统陷入了“无票可用”的窘境,尤其是刚需的欠资邮票库存日渐告罄。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台湾正处于币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旧台币贬值严重,原有邮票面值早已无法适应邮政资费的需求。 为解燃眉之急,台湾省邮政管理局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将库存的旧台币孙中山像农作物邮票进行改造。这批原票分为两大版本:1版3圆邮票与2版5000圆邮票,邮政部门通过手工加盖的方式,将其改作欠资邮票使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台欠3邮票与生俱来的“应急基因”。 手工加盖的独特工艺之美 台欠3邮票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其充满手工温度的加盖工艺,每一枚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手工艺术品”。发行初期,邮政部门采用四方连木戳进行加盖,木质印章在反复使用中易磨损变形,导致早期加盖的“欠资”二字笔画粗细不均、位置略有偏移,形成了独特的“木戳韵味”。 随着需求增加,木质印章的损耗问题愈发突出,邮政部门随即改用钢戳逐枚加盖。钢戳的坚硬材质让加盖字迹变得清晰挺拔、力道十足,与木戳加盖的朦胧质感形成鲜明对比。两种加盖方式并存,使得台欠3邮票的版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无论是木戳的古朴随性,还是钢戳的规整锐利,都成为集邮者辨别版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方寸图案中的时代密码 邮票的图案设计同样镌刻着时代印记。主图为孙中山先生标准肖像,神情庄重肃穆,尽显一代伟人的风范,这也是民国邮政邮票的经典元素。原票上“中华民国邮政”“限台湾省贴用”的字样清晰可辨,无声诉说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地域邮政特色。 在面值设置上,台欠3邮票充分适配了当时的币制状况,推出了1000圆、3000圆、5000圆等多种高面值版本,直观反映了战后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这些面值数字与“欠资”加盖字样相互叠加,不仅完成了邮政功能的改造,更成为记录经济历史的“活化石”。
对剖邮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应急邮票” 对剖票是将完整邮票沿中心或特定比例分割后,按分割比例当作对应面值使用的特殊邮票,核心是邮政应急场景的临时解决方案。 其诞生源于面值短缺危机:当某一面值邮票库存耗尽,新邮票未及时印制时,邮政部门会将现有其他面值邮票分割(常见横剖、竖剖,部分为斜剖),加盖公章或特殊标识确认有效性,比如把1元邮票竖剖为两枚,每枚当作5角使用。 对剖票有两大关键特征: - 实用性:仅在紧急情况下短期流通,危机解除后立即停用,使用时间极短; - 稀缺性:分割过程需人工操作,存世量远少于完整邮票,且需保留分割痕迹、邮政戳记等原始凭证,才具收藏价值。 中国福州蟠龙红2分对剖票(1903年) :这是清代国家邮政首枚获准使用的对剖票。当时福州1分邮票售缺,邮政局经批准将蟠龙无水印红2分邮票斜剖为二当作1分使用,仅在10月22日 - 24日售卖3天。邮局还特制刻有“Postage 1cent Paid”的英文戳,盖在贴有对剖票的信封上佐证效力,因流通时间极短,1997年单枚标价就达5000元,实寄封更是珍藏于中国邮票博物馆。
国币四大罕见邮票:民国邮坛的稀世珍存 民国时期,国币加盖邮票因特殊历史背景、复杂工艺及稀少存世量,成为集邮界追捧的珍品,其中“国币四大罕见邮票”更是被誉为民国邮坛的“稀世瑰宝”,承载着邮政与金融变迁的厚重历史。 第一枚是商务版烈士像有水印半分,由上海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二次加盖改值为30元,采用特制楷字、阿拉伯数字搭配棋盘式花框凸版工艺,因版模调整、印量严控,存世量极少。 第二枚为香港大东版孙中山像橄绿5分,因排版失误,将“国币贰元”误盖为“国币念元”,仅印制一版50枚,目前仅见新票,未见旧票及实寄封,是错票中的典范。 第三枚是北京版航空2角5分,抗战时期由中央印刷厂重庆厂加盖改73元,用于战时航空邮件,受物资匮乏、印刷条件简陋影响,加盖批次少、流通窄,遗存稀少。 第四枚为商务版烈士像有水印3分,经重庆大东书局加盖“国币念元”,加盖地处抗战大后方,受交通阻隔、印量限制,留存至今数量寥寥。 这四枚邮票或因误盖成奇,或因特殊加盖显珍,或因战时背景见贵,既是集邮界的稀缺藏品,更是解读民国邮政史与金融史的珍贵实物密码。
还是有钱人多 重庆大东加盖20元港烈有水印这枚组外品这么值钱呀,价格抬得这么高。
伪满邮票:见证汉奸行径与侵略历史的反面教材 伪满邮票“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其背后关联着伪满政权的谄媚行径与侵略历史,具体故事如下: 邮票的诞生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为推行奴化教育、巩固殖民统治,日伪当局通过多种手段宣扬“日满一体”的谬论,邮票成为其反动宣传工具之一 。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讨好日本侵略者,于1935年亲手书写“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此标语被日伪当局视为奴化民众的重要宣传内容,1944年被印上邮票发行。 邮票的设计与内容 该邮票一套两枚,除张景惠书写的汉字版本外,另一枚为伪满总务厅长、战犯武部六藏的手迹,以日文呈现类似理念,赤裸裸地暴露了伪满政权对日本的附庸关系。其设计风格受日本影响,色彩、线条等方面与日本邮票近似,体现了伪满邮政作为日本侵略附庸的属性 。 邮票的后续命运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这套邮票随伪政权垮台被停用 。抗战胜利后,该邮票因承载着屈辱历史被大量销毁,但仍有部分留存。作为日本侵华的实物证据,它虽被一些邮票目录收录,但国内不允许其参加各级邮展,仅在集邮研究领域作为反面教材被关注 。 关联人物的结局 张景惠作为伪满核心汉奸,对日本侵略者唯命是从,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逝于此。而武部六藏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关键人物,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犯,其罪行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印花税汉口加盖 昨日在赵涌上,印花税汉口加盖200万竞拍到3163.50元,这枚次筋票真的值这么高价格吗?值得质疑
鲁迅:以笔为刃的思想先驱 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于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 。全套共3枚,面值均为8分。第一枚“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图案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以桔红色作底衬,彰显鲁迅的伟大地位;第二枚“鲁迅像”,采用鲁迅50生辰时在上海“阳春堂”照相馆拍摄的半身像,展现其坚定的形象和气质;第三枚“鲁迅手书”,图案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手迹及亲笔签名,体现其斗争精神和奉献精神。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先驱。他早年赴日学医,后因目睹国人精神麻木,毅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字唤醒民众。 1918年,他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视角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此后,他陆续创作《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经典作品,以冷峻笔触剖析社会现实与国民性弱点,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杆。 除文学创作外,鲁迅还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文化事业,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推动教育改革,同时通过杂文针砭时弊,为进步思想呐喊。他始终坚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准则,直至1936年病逝于上海,其思想与作品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民普52汉口加盖的历史意义与收藏亮点 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历史意义重大: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是民国末期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崩溃的实物见证。它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研究民国邮政史和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那段动荡历史的珍贵实物佐证。 - 版式特征独特 :该邮票由汉口复兴印书馆平版印刷,其上下边花纹图形方向与上海加盖的邮票相反,上海印者花纹内向,汉口印者则外向。且汉口加印的50圆至10万圆票每边分3小节,50万圆至500万圆票则分2小节或3小节,而上海所印花纹每边均为一整条,这种独特的版式特征使其在邮票收藏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独特的收藏魅力。 - 高面值邮票稀缺:全套11种邮票中,50万元、200万元和500万元的高面值新票数量较少。尤其是500万元面值的邮票,与民普47“上海大东三版孙中山像”中500万元面值的邮票并列为“中国单枚面值最高的邮票”,存世量稀少,其稀缺性决定了它在收藏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价值。 - 加盖工艺与背景特殊:汉口加盖金圆邮票是利用税务局余存的印花税票加盖改值而成,且由于当时汉口水陆工具均用于军差,邮票无法运出,才由上海供应处寄发字模到汉口进行加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加盖工艺也增加了其收藏价值。
纪120孙中山诞生百年邮票背后的曲折发行史 一、发行背景 1965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决定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100周年诞辰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同年10月31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的纪念方案中包含“发行纪念邮票”这一条。但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出现一些越轨行动,如要砸毁孙中山铜像、在宋庆龄寓所贴大字报等,后经周总理批评以及毛主席指示,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得以召开,邮票也得以发行。 二、名称确定 邮票设计完成后,邮票发行局于1966年10月12日给“筹委会”报送《关于请审核孙中山邮票图案》的公函,提到“筹委会”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邮电部1956年发行《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时,名称上没有“先生”和“纪念”,也不用“诞辰”,而用“诞生”。10月22日,总理值班室批:“总理主张用‘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名称,邮票图案也已看过”,纪120邮票名称就此确定。 三、图案调整 1966年11月6日,“筹委会”工作人员告知邮票发行局邮票应在11月11日发行,称宋庆龄要看邮票图案,且虽总理已看过,但仍需以邮电部党委名义报请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才能正式印制发行。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像的鼻子不太像,提出用1961年发行的纪90《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邮票的第2图孙中山像较好。设计人员杨白子提出重复用原图不好,可将原拟采用的雕刻版头像改为影写版头像,颜色改为淡黄底色,宋庆龄表示同意。11月8日,邮票厂连夜照相,9日制版,10日晚开始印刷,最终使这套邮票在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当日顺利发行。
方寸背后的隐形功臣 邮票背面那层不起眼的胶膜,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邮票设计中兼顾实用与艺术的精妙发明——这就是背胶,一枚邮票的“隐形粘合剂”。 19世纪40年代邮票刚诞生时,并无背胶。人们使用邮票前,需用毛笔蘸胶水涂抹背面,不仅耗时,还常因胶水过多弄脏图案,甚至粘连其他邮票。1845年,英国率先尝试在邮票背面涂胶,用阿拉伯树胶制成的胶层遇水即粘,极大简化了粘贴流程。这一设计很快被各国效仿,成为邮票的标准配置。 背胶的“门道”远不止粘贴这么简单。从成分看,早期多采用天然树胶,20世纪后逐渐被合成胶替代,如今还有适应不同需求的热熔胶(需加热粘贴)、压敏胶(无需沾水)等。这些胶层的质感、透明度,甚至老化后的状态,都成为鉴别邮票年代与真伪的重要依据。比如中国1962年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原胶晶莹透亮,而仿品的胶层常显浑浊。 对集邮爱好者而言,背胶是需要精心呵护的“生命线”。潮湿环境会导致背胶霉变,阳光直射会使其泛黄发脆,而不当的揭取方式更可能撕裂邮票。正因如此,保存带背胶的邮票时,常需使用护邮袋隔绝湿气,避免直接用手触碰。 如今,部分邮票会特意采用无背胶设计,或在背胶上印制暗记、图案,让这层“隐形薄膜”也成为邮票艺术的一部分。一枚邮票的价值,或许就藏在这方寸背后的胶膜里,等待细心者发现。
民国首套涉外邮票: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曲折发行史 中华民国邮政于1939年7月4日发行的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是民国首套涉外题材邮票。这套邮票的发行背后,有着不少曲折故事: 发行背景与提议:1937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为争取美国援助,中华民国便定下了发行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计划。1938年5月,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致函交通部部长张公权,转达美国国会议员沙尔布露母的建议——美国独立150周年纪念之际,多国发行纪念邮票庆贺,且美国集邮者众多,在此地出售邮票的收入可补偿印刷费。这一建议与此前计划相契合,进一步推动了邮票发行的筹备。 图案的多次调整:邮票图案最初以中美两国地图为背景,两端绘有蒋介石和罗斯福互通电话的图像,但因美国惯例不将在世总统像印于邮票,该方案被否决。随后改为以中美两国地图为底图,印上华盛顿和孙中山肖像,却因图案复杂、内容过多导致模糊再次被否。最终定稿为以中国地图为底图,用中美两国国旗取代肖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台湾省因《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处于日本管辖下,因此邮票地图上台湾省为另一种颜色。 印制的波折:邮票图稿确定后,原计划由香港中华书局印制,后因香港工人罢工等原因,1938年11月16日,交通部采纳王正廷建议,与纽约美国钞票公司签订印制合同。 发行的推迟与后续:邮票原定1939年4月15日发行,印制完成送至香港验收时,发现票上地图下端遗漏了海南岛,于是全部销毁并重印,最终于1939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发行。这套邮票当时仅限邮局集邮处出售,不允许邮寄贴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以地图未标明“伪满洲国”为由(实则为反美措施),派宪兵队赴集邮者处搜索、没收该邮票。
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邮票背后的时代故事 1965年11月30日,邮电部发行了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特种邮票,全套共5枚 ,面值均为8分,展现了纺织、机械、建筑工业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女民兵的画面,反映了工业战线上妇女的精神风貌。这看似平常的一套邮票,背后却有着一段波折的诞生过程。 早在1965年初,邮票发行局就开始筹备这套邮票,目的是展现妇女在工业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但当设计图稿完成后,却在初审时遇到了诸多难题。有关部门认为,设计对妇女参与多工种的表现不够充分,没能很好体现妇女能文能武,还提出没有对技术力量进步主题予以表现,建议要以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形式来表现这一主题。这一要求有的易于实现,但有的脱离了邮票设计规律,导致设计图稿反复修改。 设计者孙传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要满足各种修改意见,又要在方寸间展现丰富内容,创作难度可想而知。邮票发行局也十分无奈,向上级表示刻画区别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种不同人物形象存在困难,且缺乏相关生活体验,凭空创造更是难上加难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打磨,设计图稿才勉强通过审查,可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时间,导致邮票比原定的3月8日发行日晚了近9个月。 虽然发行波折,但这套邮票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大幅提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家庭,投身工业建设。1965年与1949年相比,女职工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她们在各个工业领域发光发热。特71邮票正是这一时代变革的生动写照,它不仅是一套邮票,更是新中国妇女解放与工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记录,承载着那个时代妇女的奋斗与担当。
节约建国邮票:烽火岁月里的经济呐喊 1941年6月21日,民国邮政总局发行的节约建国邮票,是特殊时代的历史见证。 彼时全面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家经济遭严重破坏,物资短缺、通胀加剧,经济支撑成为持久战的关键。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计划经济、奖励投资、开垦荒地、开发矿业、整理交通等经济建设举措,为抗战及战后复兴奠基。1941年抗战局势稍缓,民众信心渐增,发行此邮票旨在凝聚力量推进建设。 邮票图案暗藏深意:工厂代表工业生产,重庆等地的兵工厂与企业在轰炸下坚守,保障物资;农田象征农业,农民开垦荒地,确保粮食供应;矿业体现资源开发,工人冒险采矿,为军工提供原料;交通工具凸显交通重要性,滇缅公路等线路成为物资运输生命线。 该套邮票共6枚,面值8分至1元,香港中华书局雕刻凹版印制,另有中国首枚小全张。它不仅是邮史里程碑,更承载着烽火中军民共赴国难的集体记忆。
梅兰芳无齿鉴真记 近日购得一套梅兰芳无齿宽边,图片上看品相还不错。到手后肉眼看票面完好,背胶润泽。但再仔细看,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带宽边,但是不带宽边的一册尺寸明显不足。正常尺寸应该为30*40cm,实测只有28.5mm,不禁觉得起疑。有没有可能是有齿票剪齿?但有齿票剪齿不应该有宽边呀?
邮票上的九三学社:镌刻科学与精神的丰碑 邮票,以方寸之地承载时代记忆。在众多纪念邮票中,13位九三学社社员的身影尤为耀眼——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开拓者,更是“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践行者。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变革,这些名字与成就被永久镌刻,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一、物理学领域:筑牢科学根基的探索者 - 严济慈: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深耕光学研究与仪器研制,为国内物理实验体系搭建框架。 - 周培源:在理论物理与流体力学领域突破创新,奠基中国近代力学研究。 - 王淦昌:实验原子核物理先驱,参与核武器研制,推动中国核科学从空白走向前沿。 - 黄昆:固体物理与半导体物理权威,其研究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邓稼先:“两弹元勋”,主导核武器理论设计,隐姓埋名数十年筑牢国防盾牌。 - 程开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系统规划核武器试验工程,为核安全研究开辟新路径。 二、天文与地球物理学:叩问天地的先行者 - 张钰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专注小行星观测与研究,发现“中华星”等多颗天体,推动中国天文事业走向世界。 - 赵九章:地球物理学与空间科学先驱,在动力气象学领域深耕,为中国人造卫星研制奠定基础。 三、农学与林学:扎根大地的守护者 - 金善宝: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培育“中大2419”等优良品种,用科研成果助力粮食增产,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 梁希:中国现代林学开拓者,规划新中国林业体系,推动林业科研与生态保护结合,被誉为“新中国林业之父”。 四、工程与技术科学:推动时代变革的创新者 - 茅以升:桥梁工程专家,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等标志性建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开创中国现代桥梁建设新纪元。 - 王选: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发明者,颠覆传统印刷业,让汉字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推动文化传承与信息革命。 五、精神旗帜:许德珩 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的形象定格在《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邮票中。他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为起点,始终站在民主与科学的前沿:抗战时期呼吁团结御侮,建国后投身国家建设,用一生践行“爱国、民主、科学”的初心,成为九三学社精神传统的标杆。 这13位邮票上的九三学社社员,涵盖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社会变革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共同特质,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实验室里探索真理,在田野间守护民生,在工程中突破壁垒,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信念。邮票虽小,却清晰勾勒出九三学社与国家同频共振的轨迹,让“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方寸之间永恒闪耀。
特38金鱼邮票诞生的始末 我国邮电部门于1960年6月1日发行《金鱼》特种邮票全套12枚,也是至今为止大陆发行过的唯一一套以金鱼为题材的邮票。 这套邮票的设计颇为精心。1958年北京邮票厂兴建后,邮票发行局指定孙传哲负责设计,他先后两次绘制10余幅图案并试印。1959年,孙传哲重新设计,他走访养金鱼的专家,还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拜访童第周,请教金鱼相关知识,并将童教授送的名贵金鱼养在设计室,仔细观察其游动体态,画了无数速写图 。 不过,在邮票即将开印前,权威金鱼专家指出不能没有“紫帽子”这一代表性品种,而此时孙传哲在外地出差,于是刘硕仁紧急“补台”设计了这枚邮票。关于为何遗漏“紫帽子”,有说法认为孙传哲在设计时已反复征求专家意见,不应该遗漏,这仍是一个谜 。 在印刷方面,《金鱼》邮票首次采用四色套印影写版工艺,印刷厂选了3个图进行试印,其中“水泡眼”那枚邮票最难做,经过13次打样才基本符合原稿 。 这套邮票凭借精美的设计与艳丽的色调,赢得了中外集邮者的一致好评,还获得了“建国三十周年最佳邮票”的荣誉 。
印花税票汉口加盖金圆看出有什么问题吗? 全套筋票之一,不过看着觉得有问题?你能看出问题吗?
一文了解邮票齿孔度数的测量 邮票齿孔的度数(简称“齿度”)是衡量齿孔疏密的重要指标,计算方式是在2厘米(20毫米)的长度内,齿孔的数量总和,具体方法如下: 1.测量标准:以2厘米为固定长度单位,统计这段距离内邮票边缘的齿孔数量(包括完整的齿和孔)。 例如:若2厘米内有14个齿孔,该邮票的齿度就是14度。 2.工具与操作: 通常使用“量齿尺”(一种刻有2厘米刻度的专用工具),将其对齐邮票边缘的齿孔,直接数出2厘米范围内的齿孔总数,即为该邮票的齿度。 3.特殊情况: 部分邮票可能在不同边(如上下边与左右边)有不同的齿度,会分别标注(如“14×15度”,表示横向14度、纵向15度)。 齿度是邮票分类、鉴定的重要依据,不同齿度能帮助区分邮票的版别或发行年代。
邮票齿孔上的学问 根据齿孔的形态,邮票齿孔可分为盲齿、光齿、毛齿和漏齿四种,以下是它们的具体介绍 : - 盲齿:邮票打孔后,只有印痕,齿孔中的纸屑没有脱落,孔未通透。从外观上看,邮票边缘虽有压痕,但没有真正形成孔洞,仿佛齿孔被“封住”了。 - 光齿:邮票打孔后,齿孔中的圆形纸屑完全脱落,孔洞边缘光洁。光齿的邮票,齿孔整齐、干净,孔与齿的边缘都很光滑,便于邮票的撕开和保存。 - 毛齿:齿孔中纸屑未完全脱落,孔洞边缘不光洁,呈毛状。由于部分纸屑残留,使得齿孔边缘不平整,有毛糙的感觉。 - 漏齿:应该打孔而漏打齿孔的情况,即邮票在打孔过程中,部分区域本应打孔却没有打,形成了无齿孔的空白部分,多见于线式打孔,属于变体。
邮票上的永恒:“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 “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邮票是为宣传刘英俊的英雄事迹,于1967年3月25日发行的纪123纪念邮票。 - 成长经历:1945年,刘英俊出生于吉林长春。他从小热爱学习、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曾获得“优秀少先队员”称号。1960年从东站小学毕业,进入长春市第十八中学读书。1962年,17岁的刘英俊参军入伍,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 日常事迹:入伍后,刘英俊积极响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决心做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在连队是“业余修理员”,主动修理桌椅、门窗;在医院住院时,是“劳动休养员”,帮助重病号打水、端饭;出差途中,是“义务勤务员”,扶老携幼,好事做一路;还担任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用节省的津贴费给学校购买图书。 - 英勇牺牲: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炮连到佳木斯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当3辆炮车临近公路汽车站时,其中一辆炮车的辕马因听到汽车喇叭声而掉头猛跑,朝人群冲去。担任炮车驭手的刘英俊用肩膀猛抵惊马脖子,使惊马拐上公路左侧小道,但惊马仍继续飞奔。此时,炮车前方不远处有6名儿童被吓得不知所措,刘英俊不顾个人危险,将缰绳在胳膊上猛缠几道,猛力一拉,让惊马前蹄腾空,接着又用双脚跺向马的后腿,使车马翻倒。6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车底,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1岁。 - 荣誉与纪念: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人民的好儿子”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为了永久纪念他,长春市革命烈士纪念馆设有刘英俊烈士事迹陈列室,他的家乡长春有了英俊镇、英俊社区和英俊中学等。
民国北平版与香港商务版烈士像邮票:发行历程及区分要点 - 北平版烈士像邮票:1929年,交通部要求邮政总局筹办孙像和烈士像邮票的设计印制,邮政总局向烈士家属索要照片,经多次画像后,由德纳罗公司镌制凹版邮票母模,再移交北平财政部印刷局翻版印制。1932年样本获认可,但因陈其美家属抗议肖像不像本人重新制模,直到1934年春才开始发行,且因人像问题分批次发行,印制了3期。 - 香港商务版烈士像邮票: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邮票无法续印,于是将前印先烈像邮票原模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翻版添印。香港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开始印制,因业务需要,在北平版12种面值的基础上,加印了2分、4分等7种面值,全套共19枚。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印票工作停止。 区分要点: - “政”字笔画:北平版票面“中华民国邮政”的“政”字第3笔与反文一撇不相连,而香港版除部分1分(初期所印)及2角1分票外,“政”字第3笔与反文一撇相连。 - 齿孔度数:北平版票齿孔一般为14度;香港版虽也有14度票,但极少见,一般均属12.5度之中齿票。 - 水印情况:香港商务版还发行了一套有水印票,印于篆文邮字水印纸上,其图案、刷色、齿度版式等均与无水印票同,而北平版无水印票。
新中国首枚生肖邮票的兴衰启示录 T46庚申猴票是1980年2月发行的新中国首枚生肖邮票,由黄永玉设计、邵柏林统筹,采用“三影一雕”工艺印刷,面值8分。原定发行800万枚,因印刷复杂实际成品约443万枚(邮票目录标注500万枚),独特工艺与稀缺性为其价值埋下伏笔。 发行初期,集邮热尚未兴起,猴票一度滞销,大量用于实寄消耗。1984年起价格进入爆发期:1986年单枚从3元跃至30元,1990年突破240元;2005年升至1700元,2011年单枚破万元,整版达120万元,“一版猴票一套房”的说法传遍市场。2017年南京保利拍卖会,一版全品猴票以201.25万元(含佣金)创历史峰值,成为邮市标杆。 近年受多重因素影响,猴票价格理性回调:邮票通信功能式微,后续生肖票发行量激增(如2004年猴票达5200万枚),年轻收藏群体流失,市场供需失衡。2025年,全品单枚价格稳定在5000-6000元,整版约42万-51.75万元,品相差异导致价格分层明显。 作为生肖邮票“龙头”,其价值不仅在于市场价格,更因承载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觉醒与工艺智慧,成为跨越时代的收藏符号。价格起伏间,既映照着邮市从狂热到理性的变迁,也印证了稀缺性与文化认同对收藏价值的深层塑造。
一字之差价值数万:揭秘“公元前蔡伦”错票的收藏传奇 1962年12月1日,邮电部发行纪92《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纪念邮票,全套共8枚,其中第一枚“蔡伦像”本是为缅怀这位改进造纸术的东汉科学家,却因一个字的失误,成为新中国邮票史上的传奇。 蔡伦生活在公元1世纪(约公元61年—121年),而邮票设计时,文字说明竟误写成“公元前”,这一明显违背史实的错误在试印样票审核时才被发现。印刷厂紧急采取补救措施,在印版滚筒上手工刮去“前”字,但修版后未逐枚严格检查,导致左边50枚全张的第16号位置上,“前”字被完整保留,最终每印刷100枚邮票(含两版),就有1枚错票流入市场。 历经六十余年的自然消耗与流转,这枚错票存世量已不足百枚。它不仅是新中国首枚被广泛认可的错版珍邮,更因独特的“错版文化”属性被收藏界追捧。从最初4分的面值,到如今单枚全新品成交价突破27万元,其价值暴涨千万倍。 这枚带着“小错误”的邮票,早已超越了邮资凭证的意义。它既是早期邮票印刷工艺的实物见证,也折射出收藏市场对稀缺品的特殊青睐,每一枚都承载着一段关于严谨与疏漏、历史与收藏的鲜活故事,成为邮票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符号。
铭记七七事变:回望历史,致敬不屈的抗争 1937年7月7日的夜空,被卢沟桥畔的枪声划破。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将士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这一枪,不仅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更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抗争意识。 回望那段历史,宛平城墙的弹痕仍在诉说着惨烈与不屈。赵登禹、佟麟阁等将领身先士卒,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普通士兵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忠诚,诠释了“民族大义”四个字的重量。 历史从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七七事变不是冰冷的日期,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刻下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遭欺凌。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当一个民族被逼至绝境时,团结起来的力量足以撼动山河——正是这场事变,推动国共两党放下分歧,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让“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呐喊响彻中华大地。 今天,卢沟桥的石狮静静矗立,见证着从战火纷飞到国泰民安的变迁。铭记七七事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致敬那些不屈的抗争者,为了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清醒:唯有自强,方能守护家园;唯有团结,方能抵御风浪。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那些在卢沟桥畔洒下的热血,早已化为民族的脊梁。我们当以史为鉴,带着先辈的勇气与信念,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中华民族的不屈传奇。
从医生到革命者:切·格瓦拉的觉醒之路 切·格瓦拉(埃内斯托·拉斐尔·格瓦拉·德·拉·塞尔纳),1928年生于阿根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受哮喘折磨,却未磨灭意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医期间,他骑行穿越拉丁美洲,亲眼目睹底层民众的苦难与不公,革命信念自此萌芽。 1953年毕业后,格瓦拉在危地马拉投身保卫阿本斯改革政权的斗争,失败后辗转至墨西哥,与卡斯特罗兄弟结识,共同点燃革命火种。1956年,他以军医身份加入“格拉玛号”远征队,奔赴古巴参与“七二六运动”,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战争中成长为杰出指挥员,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革命胜利后,格瓦拉先后担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推动土地改革与国有化建设,同时出访亚非拉,播撒反帝革命思想。1965年,因理念分歧,他悄然离开古巴,赴刚果、玻利维亚继续践行革命理想。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拉伊格拉附近的峡谷中,因叛徒出卖遭政府军伏击,腿部中弹被俘,关押于当地学校,次日遭处决。 格瓦拉以坚定的理想主义、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20世纪左翼革命的象征。他的形象跨越时代,至今仍是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精神符号。
鞠躬尽瘁铸丰碑: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光辉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 - 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籍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创建者,新中国的开国功臣,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键成员 。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始终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早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后东渡日本,受《新青年》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投身五四运动,组建觉悟社,那时就已显露出非凡的革命热情与组织才能。1920年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把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相连。 回国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两次东征,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推动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力量。1927年,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卓越的领导才能令人赞叹;同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重要一枪,为人民军队创建奠定基础,开启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此后在上海主持中央事务,于白色恐怖下巧妙保护众多革命力量;到中央苏区后,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稳固了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会后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助力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西安事变发生,他临危受命奔赴西安,凭借高超谈判技巧和长远战略眼光,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立下大功。 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在复杂政治环境里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各方力量,为抗战胜利凝聚合力。抗战胜利后,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与对方艰苦斗争,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之后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转战陕北,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三大战役等众多重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 。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还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参与领导抗美援朝,展现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维护主权决心;主持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外交上,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化解万隆会议危机,彰显新中国大国风范。“文革”期间,面对复杂艰难局势,他顾全大局、坚持斗争,全力保护大批人士,维持国家工作运转。1972年患病后,他仍顽强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周恩来总理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周恩来选集》,是其思想智慧的结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功绩永载史册,精神光照千秋。他深受中国人民爱戴,也赢得世界广泛尊敬,是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好公仆,他的名字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拼搏奋进!
纪71:邮票上的开国传奇 1959年金秋,新中国迎来十岁华诞,纪7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第五组)》邮票应运而生,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历史浓缩于方寸之间。 当时,邮票设计家孙传哲接到设计任务,选择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作为蓝本。但将巨作转化为邮票图案难度极大,孙传哲决定采用雕刻版印刷,并邀请雕刻师唐霖坤合作。唐霖坤面对复杂画面压力巨大,因邮票图案要求极高,他曾三次重刻钢板。 最终,纪71邮票成功问世。邮票上,毛泽东主席立于天安门城楼中央庄严宣告,身后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开国元勋。第二排可见周恩来、董必武、陈毅等领导人,第三排是林伯渠秘书长。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完美再现开国大典的辉煌。 邮票发行后轰动全国,成为集邮珍品与时代见证。可惜60年代中期,唐霖坤染病离世。在“建国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纪71邮票高票当选,孙传哲将设计者署名权让给唐霖坤,以纪念这位老雕刻师。 如今,纪71邮票已是中国邮票史经典,承载着新中国诞生的荣光,也见证着艺术家们对祖国的热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
台湾光复纪念邮票的诞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日本割占长达50年的台湾终于回归祖国怀抱。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华邮政发行了台湾光复纪念邮票。 这套邮票全套共4枚。其中票一和票二以台湾版图为主要图案,两边配有火炬,寓意着台湾重归祖国的光明与希望,票二为绿色。票三和票四则以台北中山堂为图案,这里是当年签订相关协议的地点,见证了台湾被割让与回归的历史变迁。 台湾光复纪念邮票的发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对台湾回归这一伟大时刻的铭记,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征。作为国家的三级文物和博物馆的馆藏票之一,这套邮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价值和情感内涵,成为了集邮爱好者眼中的珍贵藏品,也让后人通过小小的邮票,能够直观地感受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中国首套建党纪念邮票 中国首套纪念建党的邮票,是1947年7月1日东北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纪念》邮票。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后,东北邮电管理总局成立并筹备邮务。1947年,在解放区胜利形势下,为强化民众对党的认知、鼓舞军民士气,当局决定发行建党纪念邮票,委托哈尔滨广发印刷所采用胶版工艺,以库存最优水印绢丝纸印制,设计稿经多级审批通过。 全套4枚(10-100元东北币),分呈红、玫红等色调,主图为毛泽东八角帽头像配中共党旗,上方横幅标“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周年纪念”,左下“7·1”字样点明建党日。票幅37.5×46毫米,大于普通邮票,毛泽东像笑容自信,辅以喜庆配色,彰显党领导革命的必胜信念。 邮票仅发行半月即售罄,因系首套建党纪念票且存世稀缺,成为珍贵红色文物。其“党旗”“领袖像”“7·1”等设计元素,确立了“七一”纪念邮票的经典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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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犊崮“土匪邮票”:荒诞背后的民国侧影 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借发生在山东境内的“临城劫车案”,炮制了抱犊崮“土匪邮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运行至津浦铁路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遭到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劫掠。土匪们对旅客实施抢劫后,又把200余旅客劫持到枣庄东北面的抱犊崮上作为人质,逼迫他们写信通知家人赎领。三天后,克劳与其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劫持的旅客送来食品、衣服和信件,并在枣庄设置专用信箱,负责收集人质书信。克劳把人质寄出的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木箱上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运至临城交邮局寄往全国各地。 一天傍晚,克劳和麦根到枣庄街上闲逛,发现有一家小刻字店除了会刻字之外,还能搞印刷。于是,克劳联想到寄信的箱子上有“土匪邮政”字样,如果再有“土匪邮票”,岂不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分别绘出了5分和10分两种“土匪邮票”的票样,次日拿到刻字店刻成模板,用黑色油墨印成长方形、周边无齿的邮票各300枚,其中5分的邮票由麦根设计,红纸印刷,图案上画了一座小山,意指旅客被扣押的“抱犊崮”,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由于刻字人刻版疏忽,误把“5CTS”刻成“50TS”,从而使5分票变成了50分票,但仍被当作“5分大洋”使用。10分的邮票由克劳设计,用黄纸印刷,邮票上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AZKV BANDIT”,即“抱犊崮土匪邮政”,邮票周围设计有花边。 然而,抱犊崮“土匪邮票”只是克劳私自印制的纸片邮票,根本不可能作为有效邮资凭证使用,所以,克劳对每封寄往外地的信,还要再加贴正式邮票才能交邮局邮寄。但克劳有意将正式邮票与“土匪邮票”并列粘贴,从而使“土匪邮票”也都加盖上了邮政日戳。此类信件寄到上海,被上海的邮商、邮人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再加上一些新闻媒体也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渲染,一时间,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直线上升。 6月13日,经多方斡旋,被劫持的人质全部获释,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闹剧也匆匆收场,却依然给猎奇者留下了些许寻物。一些收藏者对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非常感兴趣,使之身价俱增。不仅如此,“土匪邮票”竟还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之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集邮界有消息称,目前仍有2件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存世,其中一枚由世界邮坛知名的国内某集邮家收藏;另一枚由世界著名的日本收藏家集水源明窗收藏。
欠资邮票:邮政系统的“欠费标记” 欠资邮票是邮政部门专门用于标记邮件欠付邮资的特殊邮票,当寄件人交寄的邮件未贴邮票、邮资不足或因超重等原因需补费时,邮局会在邮件上粘贴欠资邮票,由收件人领取时按面值补足费用。这类邮票票面通常印有“欠资”“POSTAGE DUE”等字样,设计风格简洁,多采用单一色调和直观文字,以突出欠费标记功能,区别于普通邮票的艺术性或纪念性。 中国最早的欠资邮票可追溯至1904年,大清邮政将蟠龙邮票加盖“欠资”字样暂用,同年发行首套专用蓝色欠资邮票;民国时期先后发行多版欠资邮票,苏维埃政权也曾发行革命时期欠资邮票;新中国在1950年和1954年发行两套欠资邮票后,于1955年改用欠资签条。世界上约220个国家和地区曾发行过8000多种欠资邮票,如美国包裹欠资邮票、丹麦军邮欠资邮票等,早期设计简单,后期融入国家文化元素。 如今,随着邮政信息化管理普及,欠资邮票实用功能弱化,但作为邮政史的实物见证,其历史价值和收藏价值愈发凸显,尤其是早期稀有版本,已成为集邮界的珍贵藏品。
民国香港中华一版孙像邮票的发行背景与抗战时期邮票需求及印制调整密切相关。七七事变(1937年)前,民国邮票主要由北平财政部印刷局或英国德纳罗公司印制。1938年起,因原有库存不足,为满足邮政需求,民国邮政总局将邮票印制地调整至香港,并优先委托中华书局(因商务印书馆设备未就绪)开工印制。该邮票于1938年11月首次发行,直接原因是“库存无多”需添印新票以满足用邮需求。印制由香港中华书局负责,采用雕刻凹版双套色工艺,首批(1938年11月)发行的1元、2元、5元票因孙中山像领下钮扣仅见半个圆圈,称“空心半钮”;1939年续印的1元、2元票钮扣完整,称“空心全钮”。中华书局在香港开工后曾遭遇两次罢工,导致印票进度缓慢,邮政总局一度与大东书局接洽代工部分邮票,但香港中华一版主要仍由中华书局完成。
第一位出现在中国邮票上的女性——宋庆龄 在中国邮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第一位出现在邮票上的女性是宋庆龄。1950年2月1日,新中国发行第2套纪念邮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其中第四枚“毛主席像及政协会场”,将宋庆龄的身影永久定格。画面中,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端坐于主席台前排,神情庄重而坚毅,与其他领导人一同见证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 宋庆龄(1893年—1981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她出生于上海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1893年的出生背景,让她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也为她日后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埋下伏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自身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国际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她全身心投入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 宋庆龄不仅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国邮票上中国女性,她也是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次数最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每一次都是对其不朽功绩与崇高精神的致敬。通过这一枚枚承载时代记忆的邮票,让后人得以通过方寸之间,缅怀宋庆龄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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