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翔🐎 dqdcbia46531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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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间的民国史:邮票发行的三个关键时期 民国邮票的发行贯穿民国政权更迭全程,主流可划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核心时期,各时期邮票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4) 这一时期是民国邮票的开端,因新邮票赶印不及,法籍邮政总办帛黎主导在清代蟠龙邮票和欠资票上加盖文字暂用。最初加盖的“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票因遭反对,发行量极少,成为珍稀品种。后在孙中山先生干预下,改为加盖宋体和楷体“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解决了邮政通信的燃眉之急。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4-1927.4)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导邮政事务。1912年12月发行“光复纪念”和“共和纪念”两套纪念邮票,主图分别为孙中山、袁世凯像。1913年5月起,发行极具代表性的“帆船票”普通邮票。这一时期邮票品类大幅扩充,新增公事邮票、附捐邮票、航空邮票等票种,享誉邮界的“民国四珍”也诞生于这一阶段。 三、国民党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4-1949.9) 北伐战争后,中华邮政领导权归于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起发行的孙中山像普通邮票延续近20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普票。抗战时期(1937-1945),邮票印刷地分散至香港、重庆、南平多地,同时新增快信邮票、挂号邮票、包裹邮票等实用票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币制变动和通货膨胀影响,邮票面值频繁调整,大量加盖改值邮票发行,还出现了适应邮政资费改革的单位邮票和基数邮票。
方寸间的民国史:邮票发行的三个关键时期 民国邮票的发行贯穿民国政权更迭全程,主流可划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核心时期,各时期邮票均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1-1912.4) 这一时期是民国邮票的开端,因新邮票赶印不及,法籍邮政总办帛黎主导在清代蟠龙邮票和欠资票上加盖文字暂用。最初加盖的“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票因遭反对,发行量极少,成为珍稀品种。后在孙中山先生干预下,改为加盖宋体和楷体“中华民国”字样的邮票,解决了邮政通信的燃眉之急。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1912.4-1927.4) 1912年4月袁世凯篡夺政权后,北洋军阀政府主导邮政事务。1912年12月发行“光复纪念”和“共和纪念”两套纪念邮票,主图分别为孙中山、袁世凯像。1913年5月起,发行极具代表性的“帆船票”普通邮票。这一时期邮票品类大幅扩充,新增公事邮票、附捐邮票、航空邮票等票种,享誉邮界的“民国四珍”也诞生于这一阶段。 三、国民党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4-1949.9) 北伐战争后,中华邮政领导权归于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起发行的孙中山像普通邮票延续近20年,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普票。抗战时期(1937-1945),邮票印刷地分散至香港、重庆、南平多地,同时新增快信邮票、挂号邮票、包裹邮票等实用票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币制变动和通货膨胀影响,邮票面值频繁调整,大量加盖改值邮票发行,还出现了适应邮政资费改革的单位邮票和基数邮票。
普30中信版中山像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邮票 1942年10月9日,中华邮政总局通电各邮区管理局及办事处,彼时因抗战持久,邮政运营成本陡增,收支严重失衡、亏空日甚,经核准在基础邮资之外,对国内平信加收战时附加费1元。总局下令各邮局,将库存中信版1角6分孙中山像邮票全数就地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字样,原定于同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无奈抗战已历五载,民生凋敝困苦,加收1元附加费的举措被指资费过高、有悖民生,旋即遭最高国防会议否决。同年10月26日,总局急电全国各局,勒令该加盖邮票暂缓发行。但部分边远邮区因战时交通梗阻、通讯滞后,未能及时收到停发指令,仍将该票照常出售了数日,少量邮票由此流入市场。 这套邮票在权威邮票目录中的全称为普30中信版中山像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邮票。其之所以被称为“中信版”,源于特殊的印制背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原本承担国内邮票印制任务的香港相关机构无法继续运作。邮政部门遂委托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以凸版工艺印制新版邮票。该版邮票的图案格式与边框花纹,均与纽约版孙中山像邮票相仿,故亦被收藏界俗称为“渝制中山像中信版邮票”。 1942年,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甫一开始承印邮票时,国内平信基础邮资为1角6分,因此该面值邮票的印量颇为庞大,这也是邮政总局指令各局将中信版1角6分票就地加盖备用的核心原因。 时至1942年12月1日,国内平信邮资调整为5角,原1角6分面值邮票已不适应新资费标准。邮政总局除通令部分邮区,将此前加盖“国内平信附加已付”的邮票再次画线加盖,改作5角面值使用外,又于同年12月7日再次通电各邮区,要求在未加盖的1角6分邮票票面的孙中山像四周,加盖“改作五角”字样,并在票下端加印阿拉伯数字“50”,由此形成“中山像中信版‘改作五角’邮票”。历经这两次加盖调整后,未经过任何加盖处理的中信版1角6分原票,存世量反而变得极为稀少,一跃成为民国邮票中的珍稀品种。 转自:《方寸有缘》 作者:杨浩
破圈焕新:让年轻人重拾集邮热情 集邮并非过时的怀旧,而是藏着文化与趣味的多元体验。想要吸引年轻人入局,关键在于找准他们的兴趣痛点,用新鲜视角激活邮票的活力,让传统爱好融入青春生活。 以“兴趣共鸣”打破认知隔阂。年轻人拒绝生硬说教,可从他们关注的领域切入,让邮票成为兴趣延伸。比如围绕旅行、摄影、手账等潮流爱好,推出主题邮票套装,搭配贴纸、明信片等实用周边,让邮票不再束之高阁,而是融入日常创作与分享。聚焦青年热议的文化热点,用年轻化视角解读邮票内涵,比如通过短图文拆解民国邮票的版式美学,用趣味科普讲述邮票背后的时代故事,让收藏兼具审美价值与知识收获。 以“社交属性”激活参与热情。年轻人热衷圈层互动,需让集邮成为社交新载体。搭建线上集邮社群,鼓励分享藏品、交流心得,发起“邮票创意打卡”“主题藏品征集”等活动,用互动感增强归属感。推出联名款、限定款邮票,制造稀缺性与话题度,引发年轻人的收藏热情与社交分享欲。线下举办小型邮票沙龙、创意市集,让爱好者面对面交流,甚至开设邮票DIY体验环节,让年轻人亲身参与设计,感受创作乐趣。 以“轻量化体验”降低入门门槛。摒弃“高成本、高门槛”的固有印象,推出平价入门套系、主题盲盒等产品,满足年轻人的尝试心理。简化收藏流程,线上线下多渠道便捷购邮,搭配新手指南,帮助快速上手。同时弱化“保值增值”的功利性引导,强调邮票的文化体验与情感价值,让年轻人以轻松心态感受集邮的纯粹乐趣。 当邮票与青春兴趣相拥,传统与潮流碰撞,这份方寸之间的热爱必将焕发新的生机,成为年轻人精神生活的鲜活注脚。
方寸间的乱世印记:台欠3邮票的传奇往事 在民国邮票收藏的殿堂中,有一枚承载着特殊历史重量的珍品——台欠3《孙中山像“限台湾省贴用”改作“欠资”邮票》。它不仅是邮政史上应急举措的实物见证,更在方寸之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成为集邮爱好者追捧的“乱世遗珍”。 烽火中的邮政应急之作 1949年,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彼时,台湾地区的邮票供应长期依赖上海供应处,然而随着上海解放,邮票运输通道彻底中断,台湾邮政系统陷入了“无票可用”的窘境,尤其是刚需的欠资邮票库存日渐告罄。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台湾正处于币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旧台币贬值严重,原有邮票面值早已无法适应邮政资费的需求。 为解燃眉之急,台湾省邮政管理局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将库存的旧台币孙中山像农作物邮票进行改造。这批原票分为两大版本:1版3圆邮票与2版5000圆邮票,邮政部门通过手工加盖的方式,将其改作欠资邮票使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台欠3邮票与生俱来的“应急基因”。 手工加盖的独特工艺之美 台欠3邮票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其充满手工温度的加盖工艺,每一枚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手工艺术品”。发行初期,邮政部门采用四方连木戳进行加盖,木质印章在反复使用中易磨损变形,导致早期加盖的“欠资”二字笔画粗细不均、位置略有偏移,形成了独特的“木戳韵味”。 随着需求增加,木质印章的损耗问题愈发突出,邮政部门随即改用钢戳逐枚加盖。钢戳的坚硬材质让加盖字迹变得清晰挺拔、力道十足,与木戳加盖的朦胧质感形成鲜明对比。两种加盖方式并存,使得台欠3邮票的版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无论是木戳的古朴随性,还是钢戳的规整锐利,都成为集邮者辨别版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方寸图案中的时代密码 邮票的图案设计同样镌刻着时代印记。主图为孙中山先生标准肖像,神情庄重肃穆,尽显一代伟人的风范,这也是民国邮政邮票的经典元素。原票上“中华民国邮政”“限台湾省贴用”的字样清晰可辨,无声诉说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地域邮政特色。 在面值设置上,台欠3邮票充分适配了当时的币制状况,推出了1000圆、3000圆、5000圆等多种高面值版本,直观反映了战后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这些面值数字与“欠资”加盖字样相互叠加,不仅完成了邮政功能的改造,更成为记录经济历史的“活化石”。
方寸间的乱世印记:台湾欠资3邮票的传奇往事 在民国邮票收藏的殿堂中,有一枚承载着特殊历史重量的珍品——台欠3《孙中山像“限台湾省贴用”改作“欠资”邮票》。它不仅是邮政史上应急举措的实物见证,更在方寸之间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成为集邮爱好者追捧的“乱世遗珍”。 烽火中的邮政应急之作 1949年,中国大地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变。彼时,台湾地区的邮票供应长期依赖上海供应处,然而随着上海解放,邮票运输通道彻底中断,台湾邮政系统陷入了“无票可用”的窘境,尤其是刚需的欠资邮票库存日渐告罄。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台湾正处于币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旧台币贬值严重,原有邮票面值早已无法适应邮政资费的需求。 为解燃眉之急,台湾省邮政管理局果断采取应急措施,将库存的旧台币孙中山像农作物邮票进行改造。这批原票分为两大版本:1版3圆邮票与2版5000圆邮票,邮政部门通过手工加盖的方式,将其改作欠资邮票使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台欠3邮票与生俱来的“应急基因”。 手工加盖的独特工艺之美 台欠3邮票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其充满手工温度的加盖工艺,每一枚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手工艺术品”。发行初期,邮政部门采用四方连木戳进行加盖,木质印章在反复使用中易磨损变形,导致早期加盖的“欠资”二字笔画粗细不均、位置略有偏移,形成了独特的“木戳韵味”。 随着需求增加,木质印章的损耗问题愈发突出,邮政部门随即改用钢戳逐枚加盖。钢戳的坚硬材质让加盖字迹变得清晰挺拔、力道十足,与木戳加盖的朦胧质感形成鲜明对比。两种加盖方式并存,使得台欠3邮票的版式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无论是木戳的古朴随性,还是钢戳的规整锐利,都成为集邮者辨别版本、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 方寸图案中的时代密码 邮票的图案设计同样镌刻着时代印记。主图为孙中山先生标准肖像,神情庄重肃穆,尽显一代伟人的风范,这也是民国邮政邮票的经典元素。原票上“中华民国邮政”“限台湾省贴用”的字样清晰可辨,无声诉说着特殊历史时期的地域邮政特色。 在面值设置上,台欠3邮票充分适配了当时的币制状况,推出了1000圆、3000圆、5000圆等多种高面值版本,直观反映了战后通货膨胀的社会现实。这些面值数字与“欠资”加盖字样相互叠加,不仅完成了邮政功能的改造,更成为记录经济历史的“活化石”。
伪满邮票:见证汉奸行径与侵略历史的反面教材 伪满邮票“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其背后关联着伪满政权的谄媚行径与侵略历史,具体故事如下: 邮票的诞生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扶植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为推行奴化教育、巩固殖民统治,日伪当局通过多种手段宣扬“日满一体”的谬论,邮票成为其反动宣传工具之一 。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为讨好日本侵略者,于1935年亲手书写“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此标语被日伪当局视为奴化民众的重要宣传内容,1944年被印上邮票发行。 邮票的设计与内容 该邮票一套两枚,除张景惠书写的汉字版本外,另一枚为伪满总务厅长、战犯武部六藏的手迹,以日文呈现类似理念,赤裸裸地暴露了伪满政权对日本的附庸关系。其设计风格受日本影响,色彩、线条等方面与日本邮票近似,体现了伪满邮政作为日本侵略附庸的属性 。 邮票的后续命运 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覆灭,这套邮票随伪政权垮台被停用 。抗战胜利后,该邮票因承载着屈辱历史被大量销毁,但仍有部分留存。作为日本侵华的实物证据,它虽被一些邮票目录收录,但国内不允许其参加各级邮展,仅在集邮研究领域作为反面教材被关注 。 关联人物的结局 张景惠作为伪满核心汉奸,对日本侵略者唯命是从,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被苏军逮捕,关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病逝于此。而武部六藏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关键人物,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犯,其罪行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鲁迅:以笔为刃的思想先驱 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为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于1966年12月31日发行的一套纪念邮票 。全套共3枚,面值均为8分。第一枚“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图案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以桔红色作底衬,彰显鲁迅的伟大地位;第二枚“鲁迅像”,采用鲁迅50生辰时在上海“阳春堂”照相馆拍摄的半身像,展现其坚定的形象和气质;第三枚“鲁迅手书”,图案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手迹及亲笔签名,体现其斗争精神和奉献精神。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近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先驱。他早年赴日学医,后因目睹国人精神麻木,毅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字唤醒民众。 1918年,他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视角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此后,他陆续创作《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经典作品,以冷峻笔触剖析社会现实与国民性弱点,成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标杆。 除文学创作外,鲁迅还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左翼文化事业,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推动教育改革,同时通过杂文针砭时弊,为进步思想呐喊。他始终坚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生准则,直至1936年病逝于上海,其思想与作品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民普52汉口加盖的历史意义与收藏亮点 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的收藏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历史意义重大:民普52汉口加盖邮票是民国末期通货膨胀、货币体系崩溃的实物见证。它反映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对于研究民国邮政史和金融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那段动荡历史的珍贵实物佐证。 - 版式特征独特 :该邮票由汉口复兴印书馆平版印刷,其上下边花纹图形方向与上海加盖的邮票相反,上海印者花纹内向,汉口印者则外向。且汉口加印的50圆至10万圆票每边分3小节,50万圆至500万圆票则分2小节或3小节,而上海所印花纹每边均为一整条,这种独特的版式特征使其在邮票收藏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独特的收藏魅力。 - 高面值邮票稀缺:全套11种邮票中,50万元、200万元和500万元的高面值新票数量较少。尤其是500万元面值的邮票,与民普47“上海大东三版孙中山像”中500万元面值的邮票并列为“中国单枚面值最高的邮票”,存世量稀少,其稀缺性决定了它在收藏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价值。 - 加盖工艺与背景特殊:汉口加盖金圆邮票是利用税务局余存的印花税票加盖改值而成,且由于当时汉口水陆工具均用于军差,邮票无法运出,才由上海供应处寄发字模到汉口进行加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加盖工艺也增加了其收藏价值。
纪120孙中山诞生百年邮票背后的曲折发行史 一、发行背景 1965年10月24日,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决定在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100周年诞辰时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同年10月31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通过的纪念方案中包含“发行纪念邮票”这一条。但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出现一些越轨行动,如要砸毁孙中山铜像、在宋庆龄寓所贴大字报等,后经周总理批评以及毛主席指示,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得以召开,邮票也得以发行。 二、名称确定 邮票设计完成后,邮票发行局于1966年10月12日给“筹委会”报送《关于请审核孙中山邮票图案》的公函,提到“筹委会”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而邮电部1956年发行《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纪念邮票时,名称上没有“先生”和“纪念”,也不用“诞辰”,而用“诞生”。10月22日,总理值班室批:“总理主张用‘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名称,邮票图案也已看过”,纪120邮票名称就此确定。 三、图案调整 1966年11月6日,“筹委会”工作人员告知邮票发行局邮票应在11月11日发行,称宋庆龄要看邮票图案,且虽总理已看过,但仍需以邮电部党委名义报请中央工交政治部批准才能正式印制发行。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像的鼻子不太像,提出用1961年发行的纪90《辛亥革命五十周年》邮票的第2图孙中山像较好。设计人员杨白子提出重复用原图不好,可将原拟采用的雕刻版头像改为影写版头像,颜色改为淡黄底色,宋庆龄表示同意。11月8日,邮票厂连夜照相,9日制版,10日晚开始印刷,最终使这套邮票在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当日顺利发行。
方寸背后的隐形功臣 邮票背面那层不起眼的胶膜,看似微不足道,却是邮票设计中兼顾实用与艺术的精妙发明——这就是背胶,一枚邮票的“隐形粘合剂”。 19世纪40年代邮票刚诞生时,并无背胶。人们使用邮票前,需用毛笔蘸胶水涂抹背面,不仅耗时,还常因胶水过多弄脏图案,甚至粘连其他邮票。1845年,英国率先尝试在邮票背面涂胶,用阿拉伯树胶制成的胶层遇水即粘,极大简化了粘贴流程。这一设计很快被各国效仿,成为邮票的标准配置。 背胶的“门道”远不止粘贴这么简单。从成分看,早期多采用天然树胶,20世纪后逐渐被合成胶替代,如今还有适应不同需求的热熔胶(需加热粘贴)、压敏胶(无需沾水)等。这些胶层的质感、透明度,甚至老化后的状态,都成为鉴别邮票年代与真伪的重要依据。比如中国1962年发行的“梅兰芳舞台艺术”邮票,原胶晶莹透亮,而仿品的胶层常显浑浊。 对集邮爱好者而言,背胶是需要精心呵护的“生命线”。潮湿环境会导致背胶霉变,阳光直射会使其泛黄发脆,而不当的揭取方式更可能撕裂邮票。正因如此,保存带背胶的邮票时,常需使用护邮袋隔绝湿气,避免直接用手触碰。 如今,部分邮票会特意采用无背胶设计,或在背胶上印制暗记、图案,让这层“隐形薄膜”也成为邮票艺术的一部分。一枚邮票的价值,或许就藏在这方寸背后的胶膜里,等待细心者发现。
民国首套涉外邮票: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曲折发行史 中华民国邮政于1939年7月4日发行的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是民国首套涉外题材邮票。这套邮票的发行背后,有着不少曲折故事: 发行背景与提议:1937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为争取美国援助,中华民国便定下了发行美国开国150周年纪念邮票的计划。1938年5月,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致函交通部部长张公权,转达美国国会议员沙尔布露母的建议——美国独立150周年纪念之际,多国发行纪念邮票庆贺,且美国集邮者众多,在此地出售邮票的收入可补偿印刷费。这一建议与此前计划相契合,进一步推动了邮票发行的筹备。 图案的多次调整:邮票图案最初以中美两国地图为背景,两端绘有蒋介石和罗斯福互通电话的图像,但因美国惯例不将在世总统像印于邮票,该方案被否决。随后改为以中美两国地图为底图,印上华盛顿和孙中山肖像,却因图案复杂、内容过多导致模糊再次被否。最终定稿为以中国地图为底图,用中美两国国旗取代肖像。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台湾省因《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处于日本管辖下,因此邮票地图上台湾省为另一种颜色。 印制的波折:邮票图稿确定后,原计划由香港中华书局印制,后因香港工人罢工等原因,1938年11月16日,交通部采纳王正廷建议,与纽约美国钞票公司签订印制合同。 发行的推迟与后续:邮票原定1939年4月15日发行,印制完成送至香港验收时,发现票上地图下端遗漏了海南岛,于是全部销毁并重印,最终于1939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发行。这套邮票当时仅限邮局集邮处出售,不允许邮寄贴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以地图未标明“伪满洲国”为由(实则为反美措施),派宪兵队赴集邮者处搜索、没收该邮票。
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邮票背后的时代故事 1965年11月30日,邮电部发行了特71《工业战线上的妇女》特种邮票,全套共5枚 ,面值均为8分,展现了纺织、机械、建筑工业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女民兵的画面,反映了工业战线上妇女的精神风貌。这看似平常的一套邮票,背后却有着一段波折的诞生过程。 早在1965年初,邮票发行局就开始筹备这套邮票,目的是展现妇女在工业建设中的突出贡献。但当设计图稿完成后,却在初审时遇到了诸多难题。有关部门认为,设计对妇女参与多工种的表现不够充分,没能很好体现妇女能文能武,还提出没有对技术力量进步主题予以表现,建议要以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形式来表现这一主题。这一要求有的易于实现,但有的脱离了邮票设计规律,导致设计图稿反复修改。 设计者孙传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要满足各种修改意见,又要在方寸间展现丰富内容,创作难度可想而知。邮票发行局也十分无奈,向上级表示刻画区别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种不同人物形象存在困难,且缺乏相关生活体验,凭空创造更是难上加难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打磨,设计图稿才勉强通过审查,可这一过程耗费了大量时间,导致邮票比原定的3月8日发行日晚了近9个月。 虽然发行波折,但这套邮票意义非凡。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大幅提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越来越多妇女走出家庭,投身工业建设。1965年与1949年相比,女职工人数增加了10倍以上,她们在各个工业领域发光发热。特71邮票正是这一时代变革的生动写照,它不仅是一套邮票,更是新中国妇女解放与工业发展的珍贵历史记录,承载着那个时代妇女的奋斗与担当。
邮票上的九三学社:镌刻科学与精神的丰碑 邮票,以方寸之地承载时代记忆。在众多纪念邮票中,13位九三学社社员的身影尤为耀眼——他们既是各自领域的开拓者,更是“爱国、民主、科学”精神的践行者。从基础科学到应用技术,从学术研究到社会变革,这些名字与成就被永久镌刻,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一、物理学领域:筑牢科学根基的探索者 - 严济慈: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深耕光学研究与仪器研制,为国内物理实验体系搭建框架。 - 周培源:在理论物理与流体力学领域突破创新,奠基中国近代力学研究。 - 王淦昌:实验原子核物理先驱,参与核武器研制,推动中国核科学从空白走向前沿。 - 黄昆:固体物理与半导体物理权威,其研究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邓稼先:“两弹元勋”,主导核武器理论设计,隐姓埋名数十年筑牢国防盾牌。 - 程开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系统规划核武器试验工程,为核安全研究开辟新路径。 二、天文与地球物理学:叩问天地的先行者 - 张钰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专注小行星观测与研究,发现“中华星”等多颗天体,推动中国天文事业走向世界。 - 赵九章:地球物理学与空间科学先驱,在动力气象学领域深耕,为中国人造卫星研制奠定基础。 三、农学与林学:扎根大地的守护者 - 金善宝: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培育“中大2419”等优良品种,用科研成果助力粮食增产,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 梁希:中国现代林学开拓者,规划新中国林业体系,推动林业科研与生态保护结合,被誉为“新中国林业之父”。 四、工程与技术科学:推动时代变革的创新者 - 茅以升:桥梁工程专家,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等标志性建筑,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开创中国现代桥梁建设新纪元。 - 王选: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发明者,颠覆传统印刷业,让汉字传播进入数字化时代,推动文化传承与信息革命。 五、精神旗帜:许德珩 作为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许德珩的形象定格在《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邮票中。他以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为起点,始终站在民主与科学的前沿:抗战时期呼吁团结御侮,建国后投身国家建设,用一生践行“爱国、民主、科学”的初心,成为九三学社精神传统的标杆。 这13位邮票上的九三学社社员,涵盖基础科学、应用技术、社会变革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共同特质,是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在实验室里探索真理,在田野间守护民生,在工程中突破壁垒,在时代浪潮中坚守信念。邮票虽小,却清晰勾勒出九三学社与国家同频共振的轨迹,让“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在方寸之间永恒闪耀。
邮票上的永恒:“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 “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邮票是为宣传刘英俊的英雄事迹,于1967年3月25日发行的纪123纪念邮票。 - 成长经历:1945年,刘英俊出生于吉林长春。他从小热爱学习、勤劳勇敢、乐于助人,曾获得“优秀少先队员”称号。1960年从东站小学毕业,进入长春市第十八中学读书。1962年,17岁的刘英俊参军入伍,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 日常事迹:入伍后,刘英俊积极响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决心做一名雷锋式的好战士。他在连队是“业余修理员”,主动修理桌椅、门窗;在医院住院时,是“劳动休养员”,帮助重病号打水、端饭;出差途中,是“义务勤务员”,扶老携幼,好事做一路;还担任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用节省的津贴费给学校购买图书。 - 英勇牺牲: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炮连到佳木斯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当3辆炮车临近公路汽车站时,其中一辆炮车的辕马因听到汽车喇叭声而掉头猛跑,朝人群冲去。担任炮车驭手的刘英俊用肩膀猛抵惊马脖子,使惊马拐上公路左侧小道,但惊马仍继续飞奔。此时,炮车前方不远处有6名儿童被吓得不知所措,刘英俊不顾个人危险,将缰绳在胳膊上猛缠几道,猛力一拉,让惊马前蹄腾空,接着又用双脚跺向马的后腿,使车马翻倒。6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车底,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1岁。 - 荣誉与纪念: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人民的好儿子”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他学习的号召。为了永久纪念他,长春市革命烈士纪念馆设有刘英俊烈士事迹陈列室,他的家乡长春有了英俊镇、英俊社区和英俊中学等。
铭记七七事变:回望历史,致敬不屈的抗争 1937年7月7日的夜空,被卢沟桥畔的枪声划破。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将士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这一枪,不仅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更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抗争意识。 回望那段历史,宛平城墙的弹痕仍在诉说着惨烈与不屈。赵登禹、佟麟阁等将领身先士卒,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普通士兵抱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信念,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最朴素的忠诚,诠释了“民族大义”四个字的重量。 历史从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七七事变不是冰冷的日期,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刻下的警示: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遭欺凌。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当一个民族被逼至绝境时,团结起来的力量足以撼动山河——正是这场事变,推动国共两党放下分歧,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让“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呐喊响彻中华大地。 今天,卢沟桥的石狮静静矗立,见证着从战火纷飞到国泰民安的变迁。铭记七七事变,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致敬那些不屈的抗争者,为了在和平年代依然保持清醒:唯有自强,方能守护家园;唯有团结,方能抵御风浪。 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行。那些在卢沟桥畔洒下的热血,早已化为民族的脊梁。我们当以史为鉴,带着先辈的勇气与信念,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属于中华民族的不屈传奇。
鞠躬尽瘁铸丰碑:人民好总理周恩来的光辉一生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 - 1976年1月8日) ,字翔宇,籍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更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物,中国人民解放军重要创建者,新中国的开国功臣,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关键成员 。 周恩来总理的一生,波澜壮阔、充满传奇,始终一心一意为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早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后东渡日本,受《新青年》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回国投身五四运动,组建觉悟社,那时就已显露出非凡的革命热情与组织才能。1920年他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把个人命运与党的事业紧紧相连。 回国后,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两次东征,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推动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力量。1927年,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卓越的领导才能令人赞叹;同年8月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重要一枪,为人民军队创建奠定基础,开启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阶段。此后在上海主持中央事务,于白色恐怖下巧妙保护众多革命力量;到中央苏区后,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稳固了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会后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助力红军摆脱困境走向胜利。西安事变发生,他临危受命奔赴西安,凭借高超谈判技巧和长远战略眼光,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立下大功。 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在复杂政治环境里积极开展工作、团结各方力量,为抗战胜利凝聚合力。抗战胜利后,他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与对方艰苦斗争,努力争取和平民主;之后留在重庆和南京继续谈判,1946年11月回到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转战陕北,兼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三大战役等众多重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赫赫战功 。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长期担任国务院总理,还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参与领导抗美援朝,展现坚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维护主权决心;主持制定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助力国家经济发展。外交上,他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化解万隆会议危机,彰显新中国大国风范。“文革”期间,面对复杂艰难局势,他顾全大局、坚持斗争,全力保护大批人士,维持国家工作运转。1972年患病后,他仍顽强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真正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周恩来总理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周恩来选集》,是其思想智慧的结晶。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功绩永载史册,精神光照千秋。他深受中国人民爱戴,也赢得世界广泛尊敬,是民族的骄傲、人民的好公仆,他的名字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国家发展拼搏奋进!
抱犊崮“土匪邮票”:荒诞背后的民国侧影 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人卡尔·克劳借发生在山东境内的“临城劫车案”,炮制了抱犊崮“土匪邮票”。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30分,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运行至津浦铁路山东临城和沙沟之间,遭到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劫掠。土匪们对旅客实施抢劫后,又把200余旅客劫持到枣庄东北面的抱犊崮上作为人质,逼迫他们写信通知家人赎领。三天后,克劳与其助手麦根以美国红十字会及美国商会代表的名义来到临城,给那些被劫持的旅客送来食品、衣服和信件,并在枣庄设置专用信箱,负责收集人质书信。克劳把人质寄出的信件装在一个木箱子里,木箱上用英文写着“土匪邮政”,运至临城交邮局寄往全国各地。 一天傍晚,克劳和麦根到枣庄街上闲逛,发现有一家小刻字店除了会刻字之外,还能搞印刷。于是,克劳联想到寄信的箱子上有“土匪邮政”字样,如果再有“土匪邮票”,岂不是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回到住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分别绘出了5分和10分两种“土匪邮票”的票样,次日拿到刻字店刻成模板,用黑色油墨印成长方形、周边无齿的邮票各300枚,其中5分的邮票由麦根设计,红纸印刷,图案上画了一座小山,意指旅客被扣押的“抱犊崮”,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由于刻字人刻版疏忽,误把“5CTS”刻成“50TS”,从而使5分票变成了50分票,但仍被当作“5分大洋”使用。10分的邮票由克劳设计,用黄纸印刷,邮票上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TAZKV BANDIT”,即“抱犊崮土匪邮政”,邮票周围设计有花边。 然而,抱犊崮“土匪邮票”只是克劳私自印制的纸片邮票,根本不可能作为有效邮资凭证使用,所以,克劳对每封寄往外地的信,还要再加贴正式邮票才能交邮局邮寄。但克劳有意将正式邮票与“土匪邮票”并列粘贴,从而使“土匪邮票”也都加盖上了邮政日戳。此类信件寄到上海,被上海的邮商、邮人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再加上一些新闻媒体也把“土匪邮票”与“临城劫车案”联系起来大肆渲染,一时间,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的身价直线上升。 6月13日,经多方斡旋,被劫持的人质全部获释,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闹剧也匆匆收场,却依然给猎奇者留下了些许寻物。一些收藏者对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非常感兴趣,使之身价俱增。不仅如此,“土匪邮票”竟还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被称之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集邮界有消息称,目前仍有2件贴有“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存世,其中一枚由世界邮坛知名的国内某集邮家收藏;另一枚由世界著名的日本收藏家集水源明窗收藏。
第一位出现在中国邮票上的女性——宋庆龄 在中国邮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第一位出现在邮票上的女性是宋庆龄。1950年2月1日,新中国发行第2套纪念邮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其中第四枚“毛主席像及政协会场”,将宋庆龄的身影永久定格。画面中,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端坐于主席台前排,神情庄重而坚毅,与其他领导人一同见证新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 宋庆龄(1893年—1981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她出生于上海一个爱国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1893年的出生背景,让她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也为她日后投身民族解放事业埋下伏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自身影响力为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国际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她全身心投入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 宋庆龄不仅是第一个出现在我国邮票上中国女性,她也是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次数最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每一次都是对其不朽功绩与崇高精神的致敬。通过这一枚枚承载时代记忆的邮票,让后人得以通过方寸之间,缅怀宋庆龄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复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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