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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最后一位名将,被崇祯皇帝活活逼死,他一死明朝就基本完蛋了 　　众所周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那一刻，选择在煤山上自缢而亡，留下了“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一幕。然而，关于大明为何如此迅速地走向灭亡，人们常常会提到一个关键事件，那便是崇祯处死袁崇焕。许多史论者认为，如果当年崇祯没有杀掉袁崇焕，明朝的命运或许不会如此早就终结。但实际上，袁崇焕之死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 袁崇焕的下场，固然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他个人的一些做法造成的。比如，他过于自信地许下“五年平辽”的承诺，虽然展现了雄心，但也给自己埋下了隐患。更严重的是，他未经朝廷批准，便自行决断处死毛文龙。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擅权，引起了崇祯极大的不满。正因如此，当清军压境、局势紧张之时，崇祯对袁崇焕起了疑心，也就不足为奇了。袁崇焕被处死，给明朝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但更令人唏嘘的是，崇祯在位期间所害***死的能臣，绝不仅仅是袁崇焕一人。 其中，最为致命的，便是他将一位足以力挽狂澜的名将逼上绝境，这位将领就是孙传庭。许多明史研究者都认为，自从孙传庭战死后，大明的最后一丝生机也随之断绝。 孙传庭的确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将才。他性格沉稳内敛，善于筹谋，且在军事上极具才干。早在天启年间，他便入仕为官，担任吏部主事。但在魏忠贤专权时，他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官归乡。到了崇祯年间，陕西、山西一带农民起义频发，尤其是陕西几乎陷入彻底混乱。许多官员纷纷举荐孙传庭，崇祯也终于重新起用他，让其先任顺天知府，随后升为陕西巡抚。 孙传庭得以大展身手，他苦心训练出一支精锐部队，史称“秦军”。这支军队战力强悍，很快就取得辉煌战功。崇祯九年，他在子午谷大败闯王高迎祥并将其俘获，仅仅两年后，又在潼关痛击李自成，将其打得仅余十余骑仓皇而逃。孙传庭的战绩使朝野震动，崇祯龙颜大悦，立即召他进京，希望他能主持抵御清军的大局。 然而，这时孙传庭却遇到严重掣肘。兵部尚书杨嗣昌百般阻挠，不仅不让他统兵出战，反而提出将其调离军队，仅留下部队驻守京师。如此无理安排，让孙传庭愤懑至极，他气病交加，只得请求告假回乡。没想到，崇祯误解其举动，以为他在推卸责任，居然一怒之下将孙传庭投入大狱。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势如破竹，形势危急。走投无路的崇祯不得不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的局势已非往日，当年的秦军早被解散，他手中只剩一万余名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孙传庭清楚，再次迎敌几无胜算。他主张坚守潼关，以图保全陕西，给大明留下一线生机。然而，崇祯不顾实际，接连下令让他主动出击。 最终，在崇祯十六年八月，孙传庭率领的孱弱明军面对李自成五十万大军，孤军奋战，血战到底。直到最后一刻，他依旧奋勇冲锋，单骑突入敌阵，壮烈战死。随着孙传庭的殒命，大明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稳住局势的名将。史书慨叹：“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更令人心寒的是，孙传庭战死之后，崇祯非但没有赐予任何应有的尊崇，反而怀疑他诈死潜逃，甚至连基本的追赠也吝于给予。这一举动无疑让人感到无比悲凉。 由此可见，崇祯的多疑与昏庸，不仅葬送了袁崇焕，也逼死了孙传庭。可以说，正是他接连失去了这些忠良干将，才让大明帝国在风雨飘摇中迅速走向覆灭。
读《明史》赵用贤◇桃源客 　　赵用贤,字汝师,常熟人。父亲赵承谦,任广东参议。赵用贤隆庆五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万历初年,他任检讨。张居正父亲死后不服丧,赵用贤上疏说:“臣私下奇怪,张居正能以君臣大义效忠数年,却不能以父子之情稍少尽心一日。臣又私下奇怪,张居正的名望以数年累积而成,陛下使它毁于一旦。不如像前朝的杨溥、李贤那样,令他暂时回去服丧,规定日期回来补缺,使他们十九年未见面的父子,能在临穴抚棺恸哭的那一刻稍稍缓解心中的痛苦。国家设立台谏整肃法纪,纠正过错,现在因为恐惧威权请辅臣留下,违背公众的舆论而徇私情,蔑视人伦的纯厚性情而创立怪异之论。臣愚蠢地私下担心士风将日益颓靡,国家大政将日益混淆。”奏疏呈入,他与吴中行一起廷杖除名。赵用贤身体本来肥胖,巴掌大的肉因溃烂而掉落,他的妻子把肉腊干收藏。赵用贤有个女儿许配给吴之彦的儿子吴镇。吴之彦惧怕连累自己,赶紧结交张居正,得到巡抚福建之职。经过家门,不向赵用贤行礼,而且让吴镇坐在他弟弟的下面,说“是婢女之子”,以此激怒赵用贤。赵用贤很愤怒,已察觉他是受张居正的党羽王篆的指使,于是退还礼金,回绝这门亲事,吴之彦大喜。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以原职起用用贤,晋升右赞善。江东之、李植等争相接见他,他的威望很高。然而，赵用贤性格刚直,恃才傲物,多次品评大臣的得失,申时行、许国等忌恨他。适逢李植、江东之攻击申时行,许国竭力抨击李植、江东之,暗中斥责赵用贤、吴中行,说:“过去专权在权贵,现在却在下僚;昔日小人颠倒是非,现在却是君子。意气用事,偶然做成一、二件事,就自负得不得了,与浮浅、喜爱生事的人相呼应,党同伐异,行私罔上,这种风气不能助长。”随即赵用贤上疏辩白、请求离职,极力陈述朋党的危害,在于小人以此赶去君子,使国家人才一空。言词很激愤,皇上不准他离职,朋党之争从此开始。不久,他充任经筵讲官,升右庶子,改任南京祭酒。他推荐举人王之士、邓元锡、刘元卿,品行洁美学识渊博。他奏请立储君,宽宥言官李沂罪过。三年后,擢升他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因为吏部郎中赵南星的推荐,改任京师。不久,他以本官兼任教习庶吉士。 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又进内阁。起初,赵用贤回南方时,吴中行、沈思孝、李植、江东之已经被贬,或被罢官,故阁臣很安心。这时,赵用贤又因争三王同时分封的话中牵涉到王锡爵,被王锡爵忌恨。他改任吏部左侍郎,与文选郎顾宪成辩论人才,群情激愤,王锡爵颇感不安。赵用贤过去所回绝婚约的吴之彦,是王锡爵的同乡,当时以佥事之职遭人弹劾应被罢官,唆使他的儿子吴镇攻击赵用贤论财赶走女婿,蔑视法律废弃伦理。赵用贤上疏辩解,乞求离职。诏令礼官评议。尚书罗万化因吴之彦是他的门生,怕引起嫌疑极力推辞。王锡爵上疏说:“赵用贤轻易回绝,吴之彦事后揭发,都有过失。现在赵的女儿已出嫁,难以询问当时的盟约,吴的儿子还没结婚,不能再反坐定罪。想采取折衷的办法,应让赵用贤称病归家,而宽恕吴之彦。”皇上下诏同意。赵用贤随即免职回乡。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又极力诋毁赵用贤,请依据法律从事。都御史李世达、侍郎李祯上疏替赵用贤抱不平,责备两人谄媚,于是遭攻击。高攀龙、吴弘济、谭一召、孙继有、安希范等都因申救被降职。从此朋党之争更加激烈。吴中行、赵用贤、李植、江东之首创于前,邹元标、李南星、顾宪成、高攀龙相继。言官更加注意品评阁臣,阁臣也日与其争持。水火不相容,到明代灭亡才停止。 赵用贤身长肩耸,意气风发,有经世大略。苏、松、嘉、湖各府,财赋占天下的一半,百姓贫困。赵用贤任庶子时,与进士袁黄商量十天十夜,列出十四件事上奏。申时行、王锡爵认为吴人不应当谈论吴事,让皇上下圣旨严厉责备他,建议没有实行。他居家四年后去世。天启初年,追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号文毅。 以上是《明史》关于赵用贤的主要记述。 张廷玉等评价说：刘台诸人，皆以论张居正得罪。罚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论之，居正为相，于国事不为无功；诸人论之，不无过当。然闻谤而不知惧，忿戾怨毒，务快己意。亏盈好还，祸酿身后。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於戏难哉！时势至此，贤与不贤皆不贤。国之将败，群小汹汹。赵用贤等，以至皇帝阁臣，都是小人。
明史曾被清朝篡改?福建发现明朝太监的家谱,内容颠覆《明史》 　　家谱在一个家族中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家族血脉的证明，更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对于我们这类寿命有限的人而言，百年光阴不足以触及历史的全部真相。我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史书、文献以及家谱来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古往今来，每个朝代都有官方史记传世，成为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明朝的历史也被清代编修的《明史》所承载，人们原本以为这部史书必然尽力还原事实，但福建发现的一本太监家谱却揭示出一些与《明史》不同的记录，令学界产生疑问：难道《明史》的记载并非完全客观真实？ 《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本该尽量避免掺杂私见，提供较为客观的描述，方便后世查考。然而清代学者孟森曾批评其重大缺陷：遇到资料不足的地方往往直接省略，甚至偶有删改。这种方式使得《明史》难免存在空白与偏差。2011年，福建发现的一本《张氏族谱》引起学术界轰动。这本家谱属于明代宦官张敏的家族，详细记载了他的经历，而其中的内容与《明史》存在诸多不一致。张敏生于1434年，自幼失去父母，因生活无依而被迫入宫成为宦官。《明史》中记载他在宫中深得宠信，最终权势显赫。但《张氏族谱》揭示了他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他曾暗中抚养了一位被遗弃的皇子，这位皇子最终成为明孝宗朱祐樘。 成化年间，明宪宗钟情于万贵妃。万贵妃原是年长的宫女，因受到特殊宠爱而地位极高。她因未能生育而心生嫉妒，对能怀孕生子的嫔妃百般打压。可偏偏有一名宫女诞下一子，即朱祐樘。按照《明史》的说法，张敏担心惹怒万贵妃，按理应将孩子除去，但他却冒险违令，将孩子暗中抚养长大，并最终在明宪宗年岁渐长、为无嗣忧心之际，才将这一秘密透露出来。这一举动改变了大明的皇位继承走向。然而，《明史》与《张氏族谱》在时间记载上存在冲突。《明史》称宪宗在1472年得知朱祐樘存在，但《张氏族谱》却记为1475年。更值得注意的是，1472年宪宗的太子朱祐极刚夭折，若立刻立朱祐樘为太子，未免显得过于仓促。因此，《张氏族谱》的记载似乎更合乎逻辑。 至于张敏的身世，《张氏族谱》将其描绘为因遭贼陷害而入宫，显得颇为体面；而《金门志》等地方志则更接近现实，记载张敏因家境贫寒、年幼无依才被迫充宦。显然，家谱在强调荣誉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修饰成分。张敏的死因更是众说纷纭。《明史》称其因担心万贵妃报复而吞金自尽，时间为1475年。但《张氏族谱》与地方志均记为1485年，且死因是病逝而非自杀。结合他在宫中逐渐掌权，甚至官至司礼监的事实，后者的说法也未必没有依据。 对朱祐樘抚养者的记载也存在差异。《明史》称由其祖母周太后抚养，但其他史料则表明，他最初由废后吴氏照料，后来才转交周太后。这些矛盾说明，《明史》在记述中存在前后不一之处，并非完全经得起推敲。由此看来，清人编修《明史》并非刻意篡改，而是因编纂工程浩大、史料繁杂，致使部分记载出现纰漏。 纵观全局，史书虽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凭，却不可盲目信赖。胜者往往主导历史书写，记述不可避免带有倾向。家谱虽因家族立场有所修饰，但也可能补充官方史书的不足。《张氏族谱》与《明史》之间的差异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或许介于二者之间。我们唯有通过不断比对、考证，才能尽量接近客观的历史真相。 这场围绕张敏及朱祐樘的史料争议，既体现了家谱在史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也提醒世人：历史并非绝对的铁律，而是一面多棱镜，需要耐心解读、审慎推敲。
冯尔康:史料与史学的不懈探寻者 　　冯尔康，1934年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曾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1959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师从历史学家郑天挺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从事史学研究60多年来，主要研究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等领域，著有《冯尔康文集》《清史史料学》《雍正传》《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中国社会史概论》等。 冯尔康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也是著名清史专家。冯先生已是88岁米寿高龄，仍著述不辍，可谓老当益壮。2019年，他出版了10卷本《冯尔康文集》，此外尚有数十种专书行世，其中新著《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是84岁时出版的。 冯先生研究历史，第一步总是摸清资料底数。他说过，他同许多同行一样，一贯倾心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解读，也许是属于“史料派”，强调“用资料说话”，主张史学著作要“寓论于史”。冯先生治学同样重视史学新领域，把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视为打开史料宝藏的钥匙。 冯尔康与本文作者常建华（右三）在学术研讨会上 探索治清史的门径 冯先生在南开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学习明清史。郑先生继承了乾嘉学派重视史料与考证的优良传统，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探索新的史料学。20世纪50年代，郑先生在南开开设过“史料学”课程，那是当时学习苏联新设的课程。冯先生说，导师对他最深的学术影响之一就是进行“史料的批判”，即批判地研究史料。 清史史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不仅需要费时费力地搜集，还要讲求研读的方法。冯先生60年代初的研究生论文主体，20多年后以《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江南商品经济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此文是依据地方志、文集以及碑刻、笔记、族谱等资料写成的，大多属于地方文献。而成书于80年代初的成名作《雍正传》，则主要依据清廷官书资料《清实录》及起居注、朱批奏折、玉牒等。冯先生阅读清代资料之广泛而深入，是他长年勤奋治学且治学有方的结果。杜家骥兄与我是冯老师招收的首届研究生，那时我们常到老师家上课，看到老师总是在办公桌前看书，椅子面上、地面上有磨过的印迹。师母周老师说，你们老师成年看书，椅子都磨成那样了。老师从平房搬进楼房，我们帮助搬家，看到老师用鞋盒装的一盒盒卡片，有的是早年做的，已经陈旧泛黄，不由感叹老师治学之勤。 20世纪80年代初，冯先生开设“清史史料学”课程。他深知青年学子占有史料的意愿和困难，于是撰写讲义，提供帮助，1986年出版了《清史史料学初稿》一书。该书阐明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方法，提示读者要注意了解清史史料文献的底数并加以搜集，对清史史料进行整理，制作工具书。先生不是一般性地泛泛介绍，而是将自己利用史料的心得体会写出来，是经验之谈。先生青壮年时读书，每读一书，不仅摘录所记叙的历史事件、制度、人物、时间和社会环境的材料，常常还对该书写札记，留意资料的保存形式，长期积累，便能综合成书。清史研究如何入门，冯先生说，如果在时间不足、利用《清历朝实录》不方便的情况下，不妨以王先谦《东华录》《东华续录》作为基础读物，从这里搜集最基本材料，初步了解清史，然后扩展开去，从各种史籍寻觅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说，研究清史，还是要读《清史稿》的。这真是不仅授人以鱼，而且授人以渔，使得《清史史料学初稿》成为初学者走上清史研究之路的津逮。先生在这部书的后记中深情回顾，他爱在南开大学图书馆书库读书，即使年已花甲，仍然乐于把书放到书库一个旮旯的桌子上翻检。一个读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冯先生对《清史史料学初稿》精益求精，不断增订，后来又出了三个版本。199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增加了海外清史文献的介绍、地方政书、文编中的史料等内容，增写台湾学者对清史文献的整理、鸦片战争后清史史料的说明，大为完善，篇幅比原书多出二分之一。于是，该书出版时，去掉了原书名中的“初稿”二字。冯先生在新书“自序”强调“没有历史资料便不能说明历史，没有史料学便没有历史研究，也就没有历史学”。 此后，冯先生不断探索多种史料的价值与利用，如族谱、刑科题本与履历档等，这些新的研究心得写进了2004年的新版本中。如介绍“引见履历档”，从引见制度说到履历档案的形成，“一史馆”所藏的履历档、整理编目和利用情况，它所反映的清朝任用官员制度、实行状况及与朝政的关系。还交代了“书画”图书的史料意义，以清初吉林满族史为例，增设“综论笔记、文集、方志对清史专题研究的价值”一节，使得该书特色更加突出。 2013年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清史史料学》更增加了大量书影，为读者提供了对原书的直观印象，图文并茂，成为学术珍品。 《清史史料学》广受国内外学界的好评，被视为清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入门的基础读物和研究性的教材。 冯尔康著《雍正传》 人物与人物传记研究 雍正皇帝很有性格且颇受争议，冯先生的《雍正传》全面深入呈现了传主奋发有为的一生。雍正帝继位充满谜团，多被认为是篡位夺权，冯先生则认为是合法继位。为了这一研究，先生成为最早利用记载清皇族生育档案玉牒的学者之一。说来也巧，另外两位同时利用玉牒的著名学者吴秀良、杨启樵先生也都是主张合法继位说的学者。冯先生阅读了有关雍正帝的大部分资料，辨析具有歧义的史料，慎下结论。这种研究雍正继位问题的态度，受到读者赞许。冯先生探讨雍正改革问题，颠覆了人们对于雍正帝的印象。先生将雍正改革的成败放到所处的时代分析，进而阐述该时代既没落又允许某些发展的社会特征。《雍正传》不仅显示出高超的史料驾驭能力，更彰显了综合分析的史识。冯先生说他写《雍正传》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为了从简、从俗，书名如此。但是，当把研究雍正帝的论文结集时，冯先生不改初衷，将其命名为《雍正帝及其时代》。据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想写雍正帝的历史，见到冯著，认为写得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中国史学重视人物，正史即采用纪传体。研究历史人物最主要的依据就是传记，冯先生认为：“大量的人物传记，对于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身和家史，尤其是快速接受历史知识的价值，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为了给清代人物的研究者、文学艺术创作家，以及寻觅先人历史资料的民众提供方便，先生写作了《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此书介绍清人传记史料书籍的作者、内容、文体、出版、收藏、利用情况以及有关的工具书，特别着眼于帮助于人们认识史料的用处和利用史料，成为全面寻找清人传记资料的工具书。 从史料学角度看，《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对于史料的认识更专门化，可以视为《清史史料学》的升级版。如冯先生认为人物传记的详细史料是日记，我们应该首先关注日记对于作者本人历史的史料意义。他提出清人日记的作者传记的作用，表现在日记中反映的日记作者的心理活动，家内人际关系，交友和人情世故，主要经历的某些细节，经济状况，政治见解等，有助于写出日记作者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冯尔康著《清史史料学》 又如关于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冯先生首先介绍尺牍的由来、名称、程式、类型以及写作与出版，接着讨论清人尺牍的传记史料价值：尺牍作者的传记素材，收信人和信中人物的历史资料，社会历史资料。特别是为了深入探讨尺牍史料价值，先生利用《秋水轩尺牍》的资料，给其作者幕宾许思湄制作年谱，演示了如何制作年谱传记，如同手把手教人如何使用史料进行写作。 冯先生喜欢历史人物的写作，关注传统社会女性的命运。清代文坛领袖袁枚有三个才女妹妹袁机、袁杼、袁棠，先生写了《“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机评传》《〈楼居小草〉的作者袁杼》《女诗人袁棠》三文，揭示她们的生活。如袁机，4岁的时候，袁父与高家给她定了亲。高子绎祖性情暴躁狠毒，高父感到若结亲对不住袁家，于是商量退亲。袁机认为女子只能从一而终，坚持不退亲，她25岁成亲。然而高绎祖却残酷地虐待袁机，她则逆来顺受。最终她父亲和高家打官司，判决离异，把袁机领回杭州老家。袁机的悲惨命运，是她本人接受三从四德教育造成的。冯先生揭示出清人的这一认识，将读者带入传主生活的时代，也给今人留下悠长的遐思。 冯先生的传记写作对象，除了皇帝、女性，还有名臣、文人，这些文章结集为《清代人物三十题》一书。该书《自序》指出：“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先生擅长从历史人物看时代、看社会，书中的论述体现了这样的特色。如书中对于康雍乾诸帝的论述，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色与历史走向，也再现了这些皇帝的性格为人，形象鲜明。先生对于清代名臣的论述，也颇能将其放在君臣关系中讨论。清代的思想观念也是先生关注的课题，一组人物文章就显示出了这方面的特色，如论述傅山的史论与政论、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念、吴汝伦的西医观等，皆提出了独到见解。先生对《红楼梦》有过深入研究，将雍正帝《悦心集》与曹雪芹《好了歌》的比较值得注意，对曹雪芹与《红楼梦》全面而凝练的概述，别出机杼。先生的人物研究涉及人物的文献学成就，如对黄卬《锡金识小录》、许思湄《秋水轩尺牍》、朱次琦所修谱的探讨，论述了族谱、年谱、方志诸种文献类型。清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晚期，女性的家庭关系、精神世界如何，先生都有所探讨。正是因为冯先生对于传记资料和传记写法的娴熟掌握，所写人物有个性，分析深刻，加之文笔流畅，从而雅俗共赏。他写的《雍正帝自称“汉子”——解读一条史料》，恐怕很多人看了题目就想阅读吧。 宗族史的不断开拓 宗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所谓封建“四权”就包括“族权”。冯先生长期关注宗族问题，20世纪60年代就在报纸著文论述宗族祠堂与族权，那时的认识自然是批判为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界对于宗族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冯先生强调全面认识宗族，主持编写了《中国宗族社会》一书，是当时学术界新出的两部宗族史之一，有力推动了宗族史研究的开展。先生还推出《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一书，论述了宗族的阶段性变化，祠堂的祭祖、教化，族人的经济、政治生活，宗族的谱牒编纂。先生用自己长期的学术积累，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宗族的基本问题。日本的宗族史专家小林义广教授认为该书对于认识中国宗族很有帮助，译成日文发行。冯先生还提出了中国宗族社会研究的“变态型宗法社会”说，这些相关论文，都收入到他的《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一书。 明清以来盛行修谱，虽然近代因社会动荡族谱多有损失，但留存至今的仍然数量庞大，究竟有多少，藏于何处？人们都说不清楚。冯先生很早就注意族谱的调研、整理工作，我读研究生时，他要我带领本科同学实习，调研京津图书馆的族谱收藏状况。先生又与我同国家档案局二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图书馆合作，编成《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这是大陆第一部全国性大型家谱目录，为研究者与寻根问祖者提供了方便。 冯先生阅读宗族文献，摘抄了大量资料卡片。还是在我读本科的时候，上先生开设的“清史专题研究”选修课，其中一讲是“清代宗族制度”，发的讲义就是一段一段的资料摘抄，想必是他从摘抄的大量资料卡片中选择的。21世纪国家纂修大型《清史》，冯先生应邀撰写其中的《宗族志》，编委会要求以资料长编为基础撰写，先生遂在已有资料基础上，组织学生补充不同地区的新资料，编成并出版了《清代宗族史料选辑》这部大型资料集，该书汇集了有清一代宗族史的基本史料，观照到不同地区的宗族活动情形，取材包括政书、史书、文集、方志、笔记、档案以及大量视觉史料，主要是民间的族谱（家谱、家乘、宗谱）。 冯先生对于清代宗族的深入研究，集中体现在他的《清代宗族史论》一书。先生从宗亲法及其指导思想、宗族特点、宗族载体、族谱4个方面，综论了清代宗族状况、宗族的社会属性及其演变，研究了族长制的特点、祖坟建设、祠祭墓祭、义产与助学、修纂族谱、政府与宗族的互动关系等问题。 研究宗族需要回答现实问题，宗族在现代社会究竟应处于什么位置，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冯先生思考着这些问题，《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社会转向》一书，是先生将清代宗族研究延续到当今的尝试。为了写好这部书，他带领学生到江西等地进行宗族调查，了解当今宗族的活动。冯先生应邀为一些族谱作序，回答热衷宗族事务人士的问题，也搜集新修族谱。冯先生在书中既讨论清代宗族的特点，“礼以义起”的宗法变革论，“养为先务”的睦族观和家族通财观，谱法中求实际与慕虚荣的矛盾观念；也探讨20世纪的宗族，涉及20世纪上半叶在式微中更生的家族、社会各界的家族观、家谱修纂和谱例改良，以及20世纪下半叶家族宗亲活动，还讨论20世纪最后20年的族谱编修、社会各界的家族观、现代社会的宗亲会。先生认为：“当今宗族有其对社会的适应性，能根据社会的变化和需要，改造其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宗族正是有这种适应力，所以能够在变动中的社会生存下去，非但没有被改革的时代所淘汰，还能在消沉后复兴。” 20世纪中国宗族史的研究，冯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一书，反映了先生的系统性看法，先生对于近当代宗族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非常值得重视。为了研究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宗亲会史以及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先生利用在国外探亲的机会，深入华人社区，搜集有关华人活动的宗亲会刊物、海报、通知，进行观摩，将研治中国宗族通史延伸到海外华人之中。先生以北美和大洋洲为重点，叙述海外华人的现实状况，分析他们的发展途径，他们与祖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他指出：“移民一面要融入主流社会，一面又要保持中华文化，而这两者要同时共存，无疑是矛盾的，难于把握的，移民处理好这组矛盾，就会前进，就会生活美满。期待着这个目标早日实现。” 打开社会史史料宝库 冯先生倡导社会史研究，首先面对的是社会史料的搜集利用问题。先生涉猎过多个断代史，明清史属于本行，大学时期最早的兴趣在隋唐史，撰写南开所编《中国古代史》负责汉代，撰写宗族史承担中古部分。治断代史多从正史入手，冯先生开展社会史研究，也是先从正史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冯先生从社会史的视野再次系统阅读正史，撰写读史札记，结集《古人社会生活琐谈》，后增订为《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一书，内容包括古人衣饰的规制与风尚，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的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古人的文化娱乐等。冯先生还将研讨社会史的正史史料，写成《社会史研究与“二十五史”》一文，并全面介绍包括政书在内的社会史料，发表《略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史料》的文章。先生进而又以《关于建设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思考》为题，提出“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这是史料学新领域的探索，收入先生的《史料学研究》一书，先生在书中对于从《史》《汉》到当代的史书文献均有所涉猎，意在明了各种文献体裁的史料价值，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史史料和视觉史料。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史概论》是冯先生撰写的教育部重点教材，书中大篇幅介绍了社会史史料。如何发现史料呢？先生提出：“新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这一指导性的看法，个人觉得真是至理名言。更新观念对于学者尤其重要，这可以使旧史料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冯先生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同时提出了清代社会史研究的设想，以清代人们的等级、宗族、家庭的社会群体生活，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习尚，人口流动与社会救济，戏曲、节日等娱乐生活，缠足、停丧等社会风气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诸种社会生活。先生与我合撰了《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尝试将社会结构与生活融为一体的社会史写作。 冯先生也致力于社会史史料的发掘，清朝嘉庆朝刑科题本的整理最具代表性。先生写作研究生论文时，读到李文治先生《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的部分刑事档案资料，对它极具特色的史料价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问世的《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一书更引起其兴趣。冯先生决心开发嘉庆朝的刑科题本，1983—1987年间，他带领学生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实习，从32000余件嘉庆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中抄录清代各种身份者的资料，成果拟题《清代社会生活及身份地位档案资料选编》。当时我们研究生也参加了抄录，实习的同学有人生病，先生从北京的弟弟家取来药和可口饭菜，关怀备至，同学都很感动。 冯先生利用搜集的刑科题本结合其他资料，探讨了清代的土地占有、阶级关系，发表了多篇论文。随着学术思想的转变与研究的深入，他利用刑科题本关注不同的人群，兴趣扩大到下层社会。2004年冯先生应邀为“萧公权学术讲座”作第二讲讲座（第一讲由何炳棣演讲），演讲题目为《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探讨了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与婚姻生育，宗族社会状态，流动人口，社会不稳定状态下人们的生活。他研究的这些问题，是以往研究刑科题本时很少涉及的。 冯先生《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一文，也是经验之谈。他认为刑科题本的史料价值可以归纳为生产关系、社会等级、下层民众社会生活、清史研究的突破性、司法史五个方面，特别是其中的“下层民众社会生活史”资料价值，是指“土地买卖、典当、找赎、租佃和银钱借贷运行过程，雇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人们的宗族、家庭生活，移民的迁徙和创业过程，奴婢听受主人支配的生活”，他认为：“这些社会下层民众的生活，不像达官贵人有较多的文字记录，赖有这类档案史料，使史家可以采集爬梳，去描述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和他们的历史。”这为我们利用“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提供了指导。 在冯先生的带领下，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整理、利用刑科题本作为重要科研工作。先后出版了家骥兄与我分别主编的《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分省辑刊》两种大型史料集，家骥还主编了《清代社会基层关系研究》一书，我则利用刑科题本开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工作。我们感谢先生慧眼识题本，为我们指引新的学术方向。
抗疫皇帝康熙:用宫女做实验致人死亡,却被后人称赞受用几世 　　在观众眼中的影视作品里，清朝似乎并不像史书所描绘的那样颓废与阴冷。大多剧作更偏向展现清朝前期的光辉场景，聚焦于康熙、雍正等相对正面的皇帝形象，而对那些后期性格显得软弱的帝王，编剧们往往选择回避或不愿正面描写。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雍正与康熙是清史中经常被提及的两位帝王，而今日我们要深入讨论的重点，正是处在这条历史脉络中的康熙。 回望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已经成功战胜天花，而被广泛称颂的首功多归于英国的爱德华·詹纳。他的疫苗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革命性的浪潮之时，清代对天花疫苗的探索与应用也曾发挥重要作用。康熙对天花的熟悉，往往追溯到他幼年时就曾患过此病这一记忆。彼时天花尚无有效治疗方法，世人多将其视作不治之症。康熙竟能够从疾病的阴影中走出，这一经历使得朝野更加信服他具备“天命所归”的王者气质，因而他的威望与支持度在朝堂与民间同时上升。 正因为亲身经历过天花的痛苦，康熙对疫情的威胁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即位之后，便立志要彻底战胜天花、找到根治之法。实验和试验成为不可或缺的步骤，他认识到要取得今天的突破，背后必然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与牺牲。药物研发需要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反复对照与数据积累，只有经过严格筛选的方案才能真正落地推广。康熙在位时所推动的科研与试验工作，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对科学方法的尊重与对民众健康的高度关注。 天花并非清朝才面临的独特危机。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天花就在我国大范围传播，给民间造成了惨痛的伤亡与社会不稳。进入清代，受疫情影响的范围和强度进一步扩大，皇室与普通百姓都难以完全免疫。由于天花具备跨区域传播的特性，清朝在国力与科技水平相对较强的背景下，国内外的医学交流与需求也日益增多。中国人向来以医学传统闻名，面对外来求诊者时，我们往往愿意慷慨分享经验，这些跨文化的经验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西方疫苗的发明提供了灵感与启示。 当然，康熙的志向远不止于此。他希望通过系统化的措施，彻底铲除天花这一隐患。因此，除了推广早期的种痘法之外，他还提出并实施了“围班制度”，以实现对传染区域的严格隔离。他专门筹建山庄与专门的隔离场所，建立了一整套观察与治疗的流程，将发病者与普通生活圈分离开来，尽最大可能阻断疫情的扩散。这种以制度化、科学化手段应对疫情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他以人民健康为本、以长远治理为目标的治理理念。 如今，天花最终在全球范围内被根除，这项历史性成就意义深远。可以说，康熙在应对天花时所采取的策略与措施，为后世的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体系的建设铺就了重要基础，留下了宝贵的治理经验与启示。若把这段历史放在更广阔的时间轴上观察，康熙的努力与贡献确实为人类社会的健康治理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日本学者:发掘史料 客观还原中国抗战历史真相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历史学者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广中一成认为，抗战期间，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普遍深入、坚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日本历史学者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 广中一成：八路军的兵力其实很少，如果正面硬碰硬地与日军作战，就可能失败。所以必须尽可能保存实力，避免消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当日本军队进攻时，应当转移到后方，把日军引入腹地，使其疲惫。在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反攻，狠狠打击了日军。此后，日军重新调整方针，开始实行“三光政策”，也就是“烧光、杀光、抢光”，要彻底消灭八路军。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强调不仅仅靠军队作战，还要发动并依靠广大民众。为此，共产党必须成为核心。党、军队与人民结合在一起共同作战，这就是八路军的强大之处。广中一成认为，目前，日本及国际学术界对这部分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不足，希望今后能进一步发掘相关资料，以更加公正客观的视角还原历史真相。日本历史学者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副教授 广中一成：只有在掌握真实历史的基础上才能讨论和解决日中之间的历史问题。然而偏偏在战争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日本人的认识是片面、不完整的。这正是我研究的领域，我将继续研究当时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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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小史》:追寻细节,解析清史中的隐秘 写完《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和《雍正迷局》（上海三联书店）后，有不少朋友建议我继续写乾隆以降的中晚清，连“危局”“败局”之类的书名都帮忙设计好了。但，我没有顺势而为，而是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重新写涉及清史各个时期的政治嬗变和社会发展的书。这就有了现在这一本《大清小史》（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 《大清小史》注重细节分析和事实推理，在“辽东崛起”“一统天下”“盛世迷局”和“王朝末路”4个篇章中，铺展开300年的清史，将一系列连贯性的大事，以一册“小史”，包罗着太多的精彩，有逆袭，有争斗，有合作与情爱，展现出一部有历史厚度、思想深度和文化温度的极简大清史。 多尔衮为何无缘帝位，他与孝庄的“私情”有几分真实？两个于成龙同朝为官，康熙对他们是否区别对待？康乾盛世威名之下，为何最厉害的雍正却没有存在感？乾隆与继皇后的恩恩怨怨，是否对清朝的发展造成了断裂式悲剧？历史上的纪晓岚与和珅，真如影视剧那样水火不容吗？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间，纠缠一起为何又有太多的说不清？……我跳出传统的说史模式，以大家熟悉的影视剧为切口，把讲史、说剧、读书、批评融会起来，形成文化历史的新视角，解读大清王朝的嬗变：多情与冷血，放荡与克制，智慧与昏庸，兴盛与衰亡…… 历史研究与历史写作，都是以特定的历史时代和人物为背景，但是，二者又有不同。历史研究多为客观行文，充满学理和思考；而历史写作，不免伴随想象的发挥。民国作家蔡东藩的《通俗历史演义》，把历史解读演义化，把细节叙述点染在粗线条勾画中，貌似文学，又满是史观。而在国外，如美国的魏斐德、史景迁等，以优美晓畅的文字解读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朝代更替、人物关系，有着鲜明的“说故事”的传统笔法。 说故事，就是以故事性引发读者的强烈兴趣，满足读者喜好故事性的猎奇和消遣。黄仁宇实践大历史观，风靡一时，带动许多层次不同、认识各异的历史写作者趋之若鹜。生动的故事叙述，引起读者对历史制度、人物、事件和利益博弈的兴趣，却很难以真实的历史感，激发更多的历史文化思考。我也曾希望自己能写作那样的畅销书，然而自我束缚太多，还是走了一条鉴于学术与通俗的中间路线，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材料，不畏惧查阅古人刻本、抄本甚至是手稿的艰涩难辨，适当引用原典内容，追寻学术通俗化之路，用雅俗共赏的方式传递人文关怀。 2017年开年，央视首播《于成龙》。开播当天下午，我接受一个任务，写一篇观感。我知道于成龙这个人，写过康熙朝的多篇文章，但囿于材料掌握不多，于是再次系统熟悉《清史稿》《清史列传》于成龙、陈廷敬等人本传，以及《于成龙集》中的政书奏疏与碑铭传略，近距离感受一代名臣于成龙清廉淡泊、莅事忠勤、苦节克贞、鞠躬尽瘁的作风。 康熙朝，于成龙有二人，一老一小，同朝同仁。前明副榜贡生出身的山西人于成龙，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开启了弊革风清的时代风尚。330多年过去，“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仍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礼记》有云“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顾炎武曾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于成龙出仕之初，以“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为己任。这是他的终极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追寻。这也是清朝能以少数民族入关问鼎、一统全国，无数汉人士大夫，为天下安宁，为国计民生，前仆后继，殚精竭虑。 仔细了解了于成龙生平情感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后，我写成了《300多年过去，于成龙为何还在影响着中国》，6000多字。这，使我再次尝试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档案，尽量以历史文献为依托，适当运用想象客观地返回历史场景，对明清之际的具体人物研究，不掺杂太多的主观思想情感与历史局限。 清朝悬疑公案不少，如顺治帝的董鄂妃是不是董小宛、康熙遗诏上究竟要传位给谁、乾隆为何痛恨继皇后到了极致……学者探讨，争议不断。我甚至认为雍正元年首次密建皇储的对象，不是后来的乾隆弘历，而是雍正有意示宠年羹尧而另有其人。争论纷纭，都是源于各自对满汉材料细节的不同掌握和不同理解。 重返历史现场，照鉴王朝背后，需要突破传统意识形态下的民族局限观，审视明清之际社会秩序重建及满洲统治者的历史作为，反思清朝盛极而衰的全球背景。这其中，有着说不尽的悬疑，有着说不完的细节，有着我者与他者特定意识形态的对立。对于晚清那次东西较量残局与惨痛，我们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历史和现实，走出弱者被他化的心理，使我者心理清醒和强大起来。 小史不小，聚焦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照鉴王朝嬗变的关键细节。追寻细节，解析清史中的隐秘，通俗地为民众书写可以直观的历史。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向辉博士曾在《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在尝试“人民历史学”写作：“一方面通过明清史的浩瀚资料库，寻找被忽视的事实，找寻被忘却的记忆；一方面试图建构一种融学术与通俗一体、贯叙事与评论始终的新样式，即通过现实历史作品的细读去追寻值得回味的历史温度。”
明末清初的历史困局_吴三桂_清史稿_昭武帝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一句诗，让吴三桂成了三百多年来最 “出圈” 的明末人物 —— 有人骂他是 “三姓家奴”，有人叹他是 “时代棋子”，甚至有人在火神山直播里把挡镜头的桂树戏称为 “吴三桂”。但真实的他，绝非 “情种” 或 “汉奸” 两个标签能概括。 作为明清易代的 “关键按钮”，他是明朝的宁远总兵、清朝的平西亲王、吴周政权的 “昭武帝”，一生在 “忠” 与 “叛” 之间反复横跳；作为被忽视的 “藩王诗人”，他的《喝火令》藏着身份焦虑，《讨清檄文》满是政治话术。 明末 “职场人” 的四次关键抉择 将门少年：20 岁的 “辽东少帅”（1612-1644） 《吴三桂先生年谱》载：“公（吴三桂）年二十，举武科，袭父职都督指挥，领关宁铁骑，每战先登。” 他的起点堪称 “明末顶配”：父亲吴襄是锦州总兵，舅舅祖大寿是辽东 “扛把子”，16 岁中武举，20 岁就成了宁远总兵，在遵永大捷中 “收复滦州、永平四城，胆勇倍奋”《清史稿・吴三桂传》。 此时的他，是明廷眼中的 “希望之光”，甚至被时人誉为 “忠可炙日，每逢大敌，身先士卒”（《吴三桂：从忠烈到叛徒的立体画像》引崇祯朝奏疏）。但学者滕新才在《吴三桂与清初云贵开发》中提醒：将门背景既是他的资本，也是枷锁 —— 家族利益与王朝使命的绑定，为他后来的‘叛’埋下伏笔。 山海关之变：是 “冲冠一怒” 还是 “政治投机”？（1644） 1644 年是吴三桂的 “人生十字路口”，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清史稿》记载：“自成陷京师，执襄（吴襄），遣使招三桂。三桂欲降，闻爱妾陈圆圆为刘宗敏掠去，怒，还兵山海关。这便是 “冲冠一怒为红颜” 的由来，但真实情况更复杂。 《吴三桂先生年谱》收录的《讨清檄文》虽为后来反清所写，却反映其当时心态称：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订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 这里的 “不得已”，藏着三重现实考量：大顺政权抄了他的家（吴襄被囚，家产籍没，《明季北略》）、清军许诺 “裂土封王”（《清世祖实录》载多尔衮 “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南明政权孱弱不堪。 李治亭在《清史》中直言：“吴三桂降清，非为一女子，实为生存与利益的理性选择 —— 他既不想做李自成的阶下囚，也不愿做南明的殉葬品，清军是当时唯一的‘靠山’。” 所谓 “红颜”，更像是后世文人的戏剧化加工。 云南藩王：从 “清廷鹰犬” 到 “割据大佬”（1644-1673） 降清后，吴三桂成了清廷的 “头号打手”：追杀李自成、剿灭张献忠余部，甚至 1662 年在昆明 “缢杀永历帝及其太子”《清史稿》，彻底斩断南明复国希望。清廷投桃报李，封他为 “平西亲王”，让他 “兼辖云贵，用人、行政、理财皆自专”《清圣祖实录》，俨然西南 “土皇帝”—— 他圈占沐氏七百顷庄田，建豪华的安阜园，通过 “西选” 制度把亲信派往各地，形成 “西选之官遍天下” 的局面《吴三桂：从忠烈到叛徒的立体画像》。 但学者滕新才指出，他并非只懂争权夺利：“吴三桂在云贵推行‘改土归流’，设平远、大定、黔西三府；招抚流亡、垦荒屯田、开发铜矿，客观上促进了西南经济发展。” 这种 “建设与割据并存” 的状态，也为后来的 “撤藩” 埋下隐患。 衡州称帝：67 岁的 “帝王梦” 与五个月的 “昭武王朝”（1673-1678） 1673 年，康熙下令撤藩，吴三桂的 “土皇帝” 生涯走到尽头。他自称 “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发布檄文反清，史称 “三藩之乱”。《清史稿》评价他：“三桂白首举事，意上方少，诸王诸将帅佐开国者皆物故，变起且恇扰。” 意思是他以为康熙年轻、开国功臣已死，才敢起兵，却低估了清廷实力。 1678 年，叛乱颓势已显，67 岁的吴三桂却在衡州（今衡阳）登基称帝，国号 “大周”，年号 “昭武”，甚至铸造 “昭武通宝” 铜钱《清代货币史》。但仅五个月后，他就 “因中风噎嗝病逝”《吴三桂先生年谱》，孙吴世璠继位，三年后昆明城破，吴氏家族被诛戮殆尽。 这四次抉择，构成了吴三桂的 “矛盾人生”：他想做明朝的 “忠臣”，却成了明朝的 “掘墓人”；想做清朝的 “功臣”，却成了清朝的 “逆臣”；想做自己的 “帝王”，却只当了五个月的 “短命皇帝”。 被 “枭雄” 身份掩盖的 “藩王诗人” 很少有人知道，吴三桂还留有诗作传世。他的文字不算顶尖，却像 “人生日记”，藏着他的身份焦虑与政治野心。 《喝火令》：是 “真情流露” 还是 “后人伪托”？ 流传最广的《喝火令》据传是他为陈圆圆所作：“世乱金瓯破，枭雄意气高。任他樯橹自身飘。铜鼎欲知归处，须看我抽刀。赤心昭明月，清风不折腰。奈何流寇戏吾娇。一怒冲冠，一怒萧萧，一怒令旗横指，国祚顿时夭。”《吴三桂：从忠烈到叛徒的立体画像》 词中 “世乱金瓯破” 写尽明朝灭亡的悲痛，“奈何流寇戏吾娇” 呼应 “冲冠一怒” 的传说，“铜鼎欲知归处，须看我抽刀” 则暴露了他的野心。但学界对这首词的真实性存疑：部分学者认为 “词风过于纤巧，与吴三桂粗豪的武将形象不符”《明清词史》，更可能是后世文人的 “托名之作”。 即便如此，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指出的 “历史人物的文学表达往往反映其内心世界”，仍适用于此 —— 无论真伪，这首词都精准捕捉了吴三桂 “情感与权谋交织” 的状态。 《讨清檄文》：最 “硬核” 的 “诗歌梗”，实为政治宣传 如果说《喝火令》是 “软抒情”，那《讨清檄文》就是 “硬刚文”。这篇檄文堪称古代政治宣传的典范，开篇就打 “悲情牌”：“痛哉！毅皇烈后之崩摧。惨矣！东宫定藩之颠沛。文武瓦解，六宫恣乱，宗庙瞬息丘墟，生灵流离涂炭。”《清稗类钞》 接着列举清廷 “君昏臣暗，吏酷官贪”“苛政横征，民怨于乡” 的罪状，最后以 “伐暴救民，顺天应人” 自任。 但细究就会发现，檄文里全是 “话术”：他避而不谈自己曾为清朝杀害永历帝的史实，反而自称 “隐忍三十年，为明朝复仇”。更讽刺的是，这篇檄文在乾隆时期被严令销毁，“有生员藏匿者，全家论斩”《清代文字狱档案》，反而让它成了 “禁书梗”，流传至今。 《醉高歌》：末路英雄的 “自我总结” 在小说《吴白扬》中，记载了吴三桂的另一首诗《醉高歌》：“岱宗一夕崒崩，乱世突兀长风。身世浮沉逐浪涌，生死不惧成冢。欲建功勋伟业，难酬英雄心胸。烈醇醉我一场梦，远望叠山云蒸。” 这首诗没有《喝火令》的缠绵，也没有《讨清檄文》的激昂，只有 “身世浮沉”“难酬心胸” 的悲凉 —— 像他 67 岁称帝时的心境：明知大势已去，却仍想 “醉里挑灯看剑”。 从 “逆臣” 到 “网红”，三百年的形象反转 传统史学：《清史稿》里的 “逆臣”，学界的 “复杂个体” 清代官修史书《清史稿》把他归入《逆臣传》，骂他 “委身从贼，背主求荣”；乾隆更直接定性：“两度背主反叛，上悖天理下祸黎民”《乾隆朝实录》。这种 “忠奸二元论” 的评价，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 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他成了 “汉奸” 的代名词。 但近现代学界开始 “纠偏”：李治亭在《清史》中客观评价：“吴三桂为清朝入主中原奠定基础，功勋非孔、耿、尚三人可比；但他起兵反清，实为一己之私，陷各族人民于灾难。” 2023 年发表的《“忠孝” 与 “背叛”：吴三桂矛盾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更指出：仅用‘脸谱化’评判吴三桂不合理，他的‘忠孝’与‘背叛’，是时代更迭下的人格矛盾。 网络文化：从 “火神山桂树” 到 “职场段子” 2020 年武汉疫情期间，央视直播火神山医院建设，三棵挡镜头的桂树被网友戏称为 “吴三桂”，还为它设了 “助力榜”，衍生出 “摄政王”（压路机）、“焊武帝”（焊工）等段子 —— 这是吴三桂第一次以 “搞笑网红” 的身份出圈。 多元视角：彝文古籍里的 “反抗者”，影视里的 “枭雄” 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吴三桂的形象截然不同 —— 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把他塑造成 “反抗压迫者”，记载他 “叛乱期间暂停对土司的征剿，赢得部分少数民族支持”。这种差异，恰恰说明 “历史没有唯一真相，只有不同解读”。 在影视剧中，他的形象也越来越立体：《康熙王朝》里，曹永祥饰演的吴三桂老谋深算，一句 “我吴三桂的刀，未尝不利” 成了经典；网络小说《回到明朝当王爷》则把他写成 “乱世枭雄”，与主角展开权谋对决。这些创作，让他从 “历史罪人” 变成了 “有血有肉的反派”。 张之洞在《读史》中写道：“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回望吴三桂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 “反复无常” 的枭雄，更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 —— 他想靠自己的选择掌控命运，却最终成了历史的 “垫脚石”。 他的 “冲冠一怒”，或许有红颜的因素，但更多是乱世中的生存本能；他的 “叛清称帝”，或许有野心的驱动，但更多是权力游戏中的身不由己。正如他在《醉高歌》中写的 “烈醇醉我一场梦”，他的一生，就是一场醒不来的乱世梦。 而我们读吴三桂，不只是读一段历史，更是读人性的复杂、时代的无奈 —— 毕竟，在历史的天平上，每个人的选择，都在称量着自己的重量。
慈禧太后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溥仪,分别是什么关系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咸丰皇帝驾崩以后，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在能人辈出、高手如云的晚清时期，慈禧太后能够手握军政大权将近半个世纪，能和“汉之吕雉、唐之武瞾”相提并论，甚至还能让摇摇欲坠之晚清社会出现“中兴”景象，着实令人叹服。 纵观慈禧太后一生，身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甚至还在临终之际指定了光绪皇帝的接班人——爱新觉罗·溥仪。 只是，这位晚晴时期权势最盛的女人，和这些清朝皇帝们都是什么关系呢？ 道光皇帝、咸丰皇帝 关于慈禧太后的出生地，直到现在仍然存在争议，道光十五年，慈禧太后降生，其父惠征也仅为“吏部笔帖式”，一个品秩仅为正八品的微末小吏。而且，慈禧太后隶属满洲镶蓝旗，属“下五旗”之一，能见到道光皇帝的机会为零。 咸丰二年，咸丰朝第一次“八旗选秀”中，慈禧太后被咸丰皇帝看中，并给予封号“兰贵人”。而后，慈禧太后历经“嫔”、“妃”，直至成为仅次于中宫皇后的“懿贵妃”。 也就是说，咸丰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丈夫，而道光皇帝自然就是慈禧太后的老公公。 同治皇帝、光绪皇帝 咸丰六年，“少而慧黠，美艳无匹侪，雅善南方诸小曲”的“懿嫔”成功吸引了咸丰皇帝的注意，获得皇帝恩宠，甚至一度达到“夜宿慈禧所，数日不视朝”的疯狂地步。 如此恩宠下，“懿嫔”终于在咸丰六年为咸丰皇帝诞育一子，也是咸丰皇帝唯一一位成功活到成年的皇子——载淳（另一子，出生当日即夭折）。也正是因为载淳的降生和成功存活，才有了慈禧太后日后的辉煌。 咸丰十一年，31岁的咸丰皇帝驾崩于承德避暑山庄，独子载淳继位为帝，是为同治皇帝。 同治皇帝继位以后，慈安、慈禧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得最高统治权；再加上当时的慈安太后“益倦怠，不多闻外事，且辄静摄不出”，慈禧太后很快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以“垂帘听政”的方式，代行皇帝职权。 同治十三年，亲政刚满一年的同治皇帝驾崩于养心殿，年仅19岁。因同治皇帝身后无子，慈禧太后就不得不从近支皇室宗亲中“择一贤者为帝”。但慈禧太后选择嗣皇帝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必须保证自己对军政大权的绝对掌握。 想要保证手中权力，就必须保证“垂帘听政”的权力；想要保证“垂帘听政”的权力，就必须保住自己“皇太后”的身份；想要保证“皇太后”的身份就必须从同治皇帝的同辈而非子侄辈中选择嗣皇帝。 再加上慈禧太后对亲属关系、培养傀儡等方面的具体考虑，她选中了醇亲王奕譞事实上的嫡长子——载湉。醇亲王奕譞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绝对的近支皇亲；彼时的载湉刚满4岁，而且其生母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婉贞；更重要的是，载湉乃系同治皇帝的堂弟；几乎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所有需求。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两宫皇太后命载湉“入继咸丰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是为光绪皇帝。 也就是说，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光绪皇帝则是慈禧太后的过继子、侄子、外甥。 宣统皇帝（溥仪） 光绪三十四年，清朝历史上命运最为悲惨的光绪皇帝驾崩于被圈禁之地——瀛台。和同治皇帝一样，光绪皇帝身后同样无子，慈禧太后再次面临着同治皇帝驾崩时的加班人选择难题。 只是，此时的慈禧太后虽然还梦想着继续保持朝政，但其已经病入膏肓，而且如果再以“兄终弟及”而非“子承父业”的方式选择“嗣皇帝”，恐怕也无法向朝野交代。于是，慈禧太后便只能在光绪皇帝的近支皇亲中选择子侄辈。 于是，光绪皇帝的侄子，慈禧太后宠臣荣禄的外孙，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子——爱新觉罗·溥仪便被选中。命其入继同治，兼祧光绪，成为两位皇帝的嗣子，并“入继大统，为嗣皇帝”。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溥仪继位为帝，是为宣统皇帝。 也就是说，溥仪既是慈禧太后的继孙，又是慈禧太后的侄孙，同时还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孙。 后记 综合而言，道光皇帝是慈禧太后从未见过面的老公公；咸丰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丈夫（虽然她只是妃嫔，并不能称呼咸丰皇帝为“丈夫”）；同治皇帝，则是慈禧太后唯一的儿子；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继子、外甥兼侄子；而末代皇帝溥仪，则是慈禧太后的继孙、侄孙兼外甥孙。 煌煌大清王朝，从后金政权建立者努尔哈赤一直到同治皇帝都是“子承父业”的正统传承，奈何皇权最终还是落到并毁在了一个女人手中，而且还是和爱新觉罗氏有着深仇大恨的叶赫那拉氏手中。命运之奇，令人咋舌！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 我的学术生涯要从1948年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开始说起。那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我下通缉令，在北大存身不得而奔往解放区。当时我非常迷恋文史专业，热爱北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气氛，敬佩那些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师长们。虽然如此，但我只读了两年书，两年中还有许多时间在从事学生运动，对历史专业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至多只是个未入门墙的青年爱好者。1948年进入解放区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分配工作时，我填写的志愿是“历史研究”，居然幸运地分配到华北大学一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在著名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领导之下工作，从此正式走上历史专业研究的道路。华大进入北京以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我一直在这里工作至今。资料图 图文无关初学革命史，我被革命斗争宏伟壮丽的场景所吸引，全身心地投入。从胡华同志那里，我学习到许多革命史知识，阅读了他所收集珍藏的革命史文献、书籍，也帮着他从事教学，收集资料。那时，胡华同志正在撰写他的名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他时常和我谈论写作中的问题。那时全国刚刚解放，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我也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的经典著作，三四年内读了不少马列的书，所用时间几乎要超过从事革命史专业的时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要通过历史的表面现象探索其深层本质，要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分析历史。此后，我经常保持阅读马列经典著作的习惯，目的在于研究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以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以阶级斗争来划分近代历史的各个时期。以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发表文章，我也撰文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和特点做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当时，用马列主义去研究中国近代史，在全国范围内刚刚起步，这场讨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这几年紧张地上课、写讲义，我的全部心力都扑在教学上，没有写过论文。几年的教学实践使我对近代史的全过程摸了几遍，形成了较系统的看法，形成了一些新观点，我产生了编写一部中国近代史的想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第一部代表作。从晚清到前清：治学重心的移转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鉴于社会上尚无一部系统、完整而篇幅适中的清史著作，我向郭影秋副校长建议，先编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清史著作，以便清理清朝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线索，探讨其中的重要问题，这样就开始了《简明清史》的写作。我担任该书的主编，投入的力量很大，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琢磨了很多问题，该书初稿是集体写作的。我在审稿时逐章、逐节、逐句、逐字，几乎重新写定。七十多万字的篇幅，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这是我的另一部代表作。清史是我毕生研究的专业范围。我前半生研究中国近代史，属于晚清时期；后半生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史，属于清前期和中期。这上下三百年，包含着多少人物和史事，兴衰隆替，悲欢离合，胜败斗争，升沉起伏。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近现代，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有无穷的哲理遐想可以反思。我成天和这段历史打交道，研究它、熟悉它、热爱它，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它。有时感到，我和这段历史如此贴近，我们今天的社会问题，大千世界中林林总总的复杂情态，追根溯源，几乎都可以在清史中看到它的根苗。要了解今天的中国，认识国情，清史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知识。有时，我又感到和这段历史相距如此遥远，它纷纭复杂、深奥多变，使人难以揣摩，给人留下了众多的重大疑团。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近代何以落在西方国家后面？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何以如此坎坷曲折？中国在近几个世纪内取得了怎样的历史伟绩，又丧失了哪些历史机遇？中国有没有走一条更加便捷、畅通道路的可能？历史学家寻遍资料，搜索枯肠，但尚没有得出一致、令人满意的结论。岁月流逝，历史学家将探索下去，探索这一斯芬克斯之谜。我六十岁之后，从事两方面研究：清代边疆开发和乾隆帝。我国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完成的伟大业绩，因此，我们今天才拥有辽阔的版图、世界第一位的人口和比较巩固的统一国家。我和一些同志曾对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进行研究，这一课题被列入国家的“六五”规划。以后，我又对乾隆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产生了兴趣，写了《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我的治史观历史学家所做的无非是三件工作，第一是叙述历史，第二是考证历史，第三是解释历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人物思考什么、怎样行动、建立了怎样的典章制度，人们怎样生存、怎样奋斗，等等。历史学家应该把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情，清楚地、如实地告诉大家，这就是叙述历史。一部二十四史娓娓地诉述着古往今来的人事沧桑。好的历史学家应该忠实于历史真相，勿作粉饰隐讳。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历史学家必须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纷乱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史事进行仔细审慎的考证查核，这就是考证历史。这项工作虽然烦琐，要耗费很多精力，但为了使历史接近真实，考证工作是历史研究中不可超越、不可缺少的环节。最后是解释历史。历史学家不但要告诉人们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而且要说明事情如何发生，因何发生，即探究历史的因果，揭示历史的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司马迁总结他写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与主观的相互关系，弄清古往今来的发展变化，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就是对历史的解释。叙述、考证、解释历史，三者是统一的。而我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治学成绩很微小，只能在整理和叙述历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而在解释历史方面只有某些尝试。我的几部作品和许多论文大多是宏观性地整理和叙述史事，做出某些解释。只有《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偏重微观的研究，稍稍具考史的风格。我毕生研究清代历史，孜孜以求，希望把叙史、考史与释史统一起来，但这始终是我渴望而未曾达。
一脉书香鉴古今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阅读不仅滋养个体的心灵，也促进民族精神的发育。对于读书的重视，不仅构建了中国人崇德向善、亲仁明礼的品格，也铸就了中华民族重视文教、和合大同的文明底色。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已成为当下共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品关注阅读本身，聚焦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 出版人吴尚之的新书《中国古代读书故事》（团结出版社），就是一本聚焦如何读书的书。该书从《二十四史》《清史稿》等65种典籍中系统梳理出历代读书故事共80则，除细致讲述人物生平、读书故事外，还着重提炼古代先贤修身重德、志存高远、勤奋刻苦的读书精神，以期对当下读者有所启迪。 书中的读书故事，既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妇孺皆知的典故，也有一些对读者而言相对陌生却富有启示的故事。比如，出自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的“邴原泣学”。邴原幼时丧父，见邻舍孩童入学，因家贫不能从，竟在路边“号泣不止”，私塾先生问其故，他回答：“欲学无资，故悲。”先生感其志，收他为徒。后来邴原刻苦读书，终成魏晋名儒。再如，出自黄宗羲《南雷诗文集》的“卖鸡市书”——明代贤士杨士奇家道贫寒，但爱书成癖，他想购得一本《史略》，苦于囊中羞涩，就把家里正下蛋的母鸡卖了，凑足银两，将自己心仪的书买回了家。这类故事映照出古代读书人“虽贫而志不辍”的向学之心。 笔者以为，作者的整理绝非简单的史料汇编，而是对经典的现代重构。作者用读者容易接受的语言，对古籍中的故事进行完整、准确的当代阐释，同时，对主人公生平进行精当的评介，使人物的历史贡献与读书行为形成互文，增强了故事的叙事张力，让读者可一窥古代圣贤的风采。 这部作品通过历史轴线式的叙事，呈现了中华阅读传统的延续性。每一个读书故事，都是一颗闪亮的文化明珠。这些故事上及先秦，下迄明清，把它们连缀起来，就是中国古代阅读史乃至文化史的缩影。读书传统的薪火相继，生动解读了何为中华文脉的川流不息。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历代先哲的思想主张、哲学思想就保存在古代典籍之中。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先贤刻苦读书，才让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代有传承。典籍在，文化便在。读书人的“记忆”，就是文明的“备份”。他们读书治学，立心立言，苦心著述，也推进着古代学术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使中华文脉不断发展壮大。例如，朱熹问天苦读，终成理学大家，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儒家治学门径。再如，李白磨杵成针，留下了光耀大唐的豪迈诗篇。又如，李密挂《汉书》于牛角，且行且读。湖湘一脉的齐白石曾有一方“吾幼挂书牛角”的印章，想来既是对自己少时读书生活的追忆，也有对先贤李密苦读的礼赞吧。 这部作品中蕴含的读书智慧，对破解现代阅读困境亦具有启示意义。今天，伴随着现代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我们的阅读资源较古人而言更加丰富、阅读渠道更加多元，但深度阅读却变得稀缺。书中跨越时空的读书方法与哲学思考，能为当下阅读存在的难题开出一剂良方。比如，关于为何读书，如书中所述，陆九渊问“天地何所穷际”，朱熹问“天之上何物”，对世界的兴趣与思考给了他们读书与治学的动力。关于如何实现知行合一，书中举例，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读有字之书，更读无字之书，将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相互印证。关于终身学习，书中记载，清代理学家李光地“笔耕不辍、老而弥笃”，即便到了晚年，也从未懈怠，告诉我们读书是终身之事。关于克服困难，“瞽者勤学”尤让人动容——唐汝询5岁目盲，却坚持和父亲兄长学习，更通过口述著有《唐诗解》，凸显了意志的巨大力量。 《中国古代读书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阅读文化的生动画卷。翻开这本书，定能从古人的读书智慧中得到关于阅读的启示。须知，阻碍我们阅读的从来不是外部条件，而是内心是否有阅读的浓厚兴趣、向学的坚定意志。
【08-29 | 日常交流】标题：【2025年8月29日 | 【08-29 | 日常交流】标题：【2025年8月29日 | 竞选投诉】举报手相吧002号候选人被投诉人用户名：清金术士竞选贴吧：手相吧竞选链接：https://tieba.baidu.com/p/9972469855?&share=9105&fr=sharewise&is_video=false&unique=4DEEE8D8EDABA2FB722E436A6E85211C&st=1756450235&client_type=1&client_version=12.88.1.1&sfc=copy&share_from=post举报理由：（举报理由图文理由见以下帖子，录屏证据详见链接）
手相的诞生历史 从许多历史上的事实，可以推测人的感情或生活中和手有密切的关系。打从原始时代开始，人类似乎本能上就具备有“观手认识自己”的常识。著名的原始时代壁画，法国拉斯可洞窟的壁画中有部分留下数个手形。那是两万年前的人类祖先所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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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帝时代到明朝灭亡: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读“二十四史”吗?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550年），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全书共计三千两百余卷，约四千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二十四史”被奉为治国安邦、建功立业、为人处世的宝典，曾国藩、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张舜徽都曾研读过此书。其中，通读了“二十四史”的历史文献学专家张舜徽先生曾回忆说：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后来年龄稍大，又发愿要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可见通读“二十四史”之不易。在《二十四史通识课》中，刘凯以二十四史中的篇目为线索，帝王本纪和人物传记为主，按历史时间顺序串联而成，内容涵盖了从黄帝时代到明朝灭亡四千多年的历史，以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内容。该系列一共五部，《二十四史通识课——史记/汉书》为第一部，主要讲述了《史记》和《汉书》的内容，以及其所贯穿的从黄帝时代到王莽改制近三千年的历史。以下内容节选自《二十四史通识课——史记/汉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二十四史通识课——史记/汉书》，刘凯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版。“二十四史”究竟是什么呢？2005年8月27日，对于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紫禁城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日子。作为故宫百年大修的首批试点工程，位于故宫外西南角的宫殿建筑群，这一天正式宣告修缮竣工，并于同年十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八十周年之际，正式向世界各地的游人们开放。这就是武英殿，五百年来它第一次向世人展露出神秘的面容。武英殿位于太和殿的西南方，太和门以西。从名字上看，武英殿似乎应该和“武”关系比较紧密；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武英殿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清朝，始终扮演着国家文化重地的角色。清朝的前几代皇帝普遍有个癖好，就是修书，而且修起来没个完，从康熙一直到乾隆，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中国古代的传统，是“盛世修典”，当时号称“康乾盛世”，既然是盛世，修书编书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清朝的康雍乾三代帝王却把“修典”做成了一件长达百年的文化盛事，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计数。毫无疑问，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史诗级壮举，真算得上是一幕古今之奇观了。今天的图书出版，离不开出版社和印刷厂，出版社负责编辑审校；印刷厂负责印刷装订。清朝亦是如此，武英殿恰恰就扮演着皇家出版社兼皇家印刷厂的角色。这里所讲的“二十四史”，就是武英殿出版印刷的，并通过乾隆皇帝御批钦定，正式公之于世，故而也被称作“钦定二十四史”。提起“二十四史”，恐怕没有哪个国人不知道。但是，如果让你说出“二十四史”具体有哪些，除了攻读历史专业的人士，普通人能回答得上来的恐怕寥寥无几。大部分人能罗列出来的，大致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几本。也许有的人连《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傻傻分不清。电视剧《司马迁》（1997）剧照。这并不难理解，我们国人对很多传统文化的了解往往都是如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三字经》和《百家姓》，绝大多数人只知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以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更多的就一点也不知道了。2016年“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不少小学生都会背“二十四节气歌”，反倒很多成年人说不出所以然。这种现象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列举了。那么，“二十四史”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常识，那就是“二十四史”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是一套史书的合称。具体而言，“二十四史”指的就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也被称作“正史”，范围几乎涵盖了清朝以前历朝历代的中华历史。具体而言，这二十四部史书分别是：01.《史记》（西汉·司马迁撰）02.《汉书》（东汉·班固撰）03.《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04.《三国志》（西晋·陈寿撰）05.《晋书》（唐·房玄龄等撰）06.《宋书》（南朝梁·沈约撰）07.《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撰）08.《梁书》（唐·姚思廉撰）09.《陈书》（唐·姚思廉撰）10.《魏书》（北齐·魏收撰）11.《北齐书》（唐·李百药撰）12.《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13.《隋书》（唐·魏徵等撰）14.《南史》（唐·李延寿撰）15.《北史》（唐·李延寿撰）16.《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17.《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等撰）18.《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19.《新五代史》（宋·欧阳修等撰）20.《宋史》（元·脱脱等撰）21.《辽史》（元·脱脱等撰）22.《金史》（元·脱脱等撰）23.《元史》（明·宋濂等撰）24.《明史》（清·张廷玉等撰）“二十四史”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这就跟“四书五经”的概念比较类似。“四书五经”指的是先秦时期的九部儒家经典，“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儒学大师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汇编注释，并得到了官方认可，于是便有了“四书”的概念；“五经”的形成要早于“四书”，始于汉武帝时期。从此“四书五经”就成了儒家经典的代表，并成为后世文人科考的必备教材。事实上，“二十四史”这一概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衍变的过程。将几本史书合称，这一现象早已有之，“二十四史”不过是集大成的结果。早在三国时期，就已有“三史”的说法，当时人们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合称为“三史”。南朝刘宋时期，范晔《后汉书》问世，取代了《东观汉记》，乃合称“三史”。同时，又有人把《三国志》加了进去，便有了“四史”的说法，就是我们今人所说的“前四史”，“前四史”之说也是流传最广的。时间越往后推移，史书便不断累加。到了唐代，出现了“十史”和“十三史”的合称，宋代又有“十七史”，明代又有“二十一史”，到了清朝乾隆时期，随着《明史》的编修完成，乾隆皇帝正式钦定了“二十四史”，相当于得到了官方认可，“二十四史”的概念也最终敲定了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然而，“二十四史”的历史并未就此结束，后来随着清朝覆灭以及民国政府建立，又出现了“二十五史”（加入《清史稿》）和“二十六史”（加入《新元史》）之称，只是就影响力而言，“二十四史”仍然是流传最广的，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从武英殿走出来的这套“二十四史”，后世之人一般称之为“殿本二十四史”，且对其评价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汇编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版本并不都是善本，有些是存在字句错漏问题的，严重者甚至出现了段落间的前后颠倒现象。到了民国时期，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深感“殿本二十四史”版本不佳，故而决心重新编修“二十四史”，以“恢复中华全貌”。张元济亲自主持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成立了“二十四史”编校中心，广泛搜集各史善本，历时十八载，全新的“二十四史”终于出炉，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谓“百衲”，就是像僧人的衣服一样，是经过反复补缀而成的，这也是后世公认的“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以中华书局为前沿阵地，汇集数百名文史专家学者，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二十四史”编修工作，这就是“点校本二十四史”。今天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二十四史”，普遍都是这一版本，这是目前最为通行的“二十四史”版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华文明五千年，流传下来的史料文献可谓不计其数，然而经过一番大浪淘沙之后，流传到今天且真实可靠的就是这“二十四史”，也是我们常说的“正史”。还有必要读“二十四史”吗？古人不像今人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他们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更没有互联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了古人生活的常态。这样的生活不免有些单调和乏味，但也正因为如此，古人避免了很多外界的诱惑，更容易专注于做某事。对于文人而言更是如此，许多文人皓首穷经，一生钻研学问，花费数十年的心血著书立说，从而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二十四史”就是这些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中国流传至今的文献典籍可谓浩瀚无穷，这还不算大量因为改朝换代和战乱而散佚的文献。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是每个民族都有书写和记录历史的传统。时至今日，一些中亚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往往都需要借助中国的历史文献来补充和还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让国人自豪的事。自司马迁以后，家族和个人书写历史成了一种习惯和风尚。从唐代开始，国家开始专门为前朝编撰历史，记录和传承历史从此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并持续至今。这似乎也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一个历史疑问——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明中，为何唯独中华文明一直绵延至今？当无数古人用毕生心血凝结成一卷卷史册时，这种对历史传承的执着和热忱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浩瀚典籍成了支撑我们民族前进的脊梁。清末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二》中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延续，依靠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卓绝的十四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在中国西南部——云南昆明的一所大学里，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云集其中，他们在此传道、授业、解惑，这所大学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西南联大。而这些学者以及西南联大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后代保留民族文化的珍贵火种，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生生不息。有不少持“历史虚无论”和“历史无用论”的人也许会说，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二十四史”只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因此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可信的，历史更是无用的。诚然，历史的胜利者的确会干扰史学家的秉笔直书；但是，历史是由一个个前后连缀、环环相扣的事实环节联结而成的“文明链”，如同数学推理一般严密，篡改者只要改掉其中的某一环，就会导致其他环节出现矛盾和错乱；就如同你无法修改数学答案是一个道理，因为最终答案必然是经过层层推理而得出的。换个角度来看，历史即便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难道胜利者不也是在历史的浪潮中被“选择”出来的吗？称“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就更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了。古人受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像我们今人这样站在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历史，朝代的更迭往往都是由帝王将相所推动的，况且在古代封建专制时代，普通个人几乎都要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想在史册上记上一字都无比艰难，我们又怎么能苛责古人呢？同时，这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点，史书里记载的人物真的就只有帝王将相吗？我们完全可以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来驳斥。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许多人会拿鲁迅的观点来抨击历史，比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就说，历史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实际上只写着“吃人”二字；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鲁迅还说过另外一番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也许你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鲁迅会发出这种前后相悖的言论呢？这其实很好理解，鲁迅抨击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封建礼教本身，这才是真正“吃人”的。历史非但不“吃人”，而且正如鲁迅所言，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如果连历史都没有了，那国家本身也就灭亡了，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强调要铭记历史。鲁迅秉承的治学理念是，治学先治史，无论做任何学问，都要先从读史入手。这其实也是从清末到民国无数文人大师的治学理念，即使是漂泊海外，也几乎没有哪位大师是不读历史的！我们还有理由不读历史吗？
顺治朝设“明史馆”考析 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新朝初建，为确立王朝“正统”，修前朝历史为当务之急。于是，清廷迅速组织史官，纂修《明史》。清修《明史》，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百年时间方完成。负责纂修《明史》的机构，学界称之为“明史馆”。关于明史馆最初开设时间，学界形成了“顺治二年设明史馆”的结论。笔者爬梳资料发现，顺治朝并未如康雍乾三朝那样设置专门的明史馆负责纂修《明史》；所谓“顺治朝设明史馆”是今之学者渲染构建出来的；整个明史纂修活动，均是由内三院负责，馆址也选在内三院中的“玉芝宫”。“顺治二年设明史馆”形成辨析在百年清修《明史》研究中，学人往往都默认且使用“顺治二年设明史馆”，但在浩瀚的清朝文献中却并无明确记载。考察这一话语形成的依据主要有二。其一，《清史列传》卷八中记载侍读学士朱之锡的奏议：“自国家定鼎以来，开馆纂修《明史》。”这里出现的“开馆”成为学界构建顺治朝设立明史馆的孤证。其二，顺治二年五月，清廷首次任命纂修明史的史官群体，据《清世祖实录》载：以大学士冯铨等六人充总裁官；学士詹霸等八人，侍读学士高俨，侍读陈具庆、朱之俊共十一人为副总裁官；郎廷佐等九人为纂修官；石图等七员为收掌官；古禄等十员为满字誊录官；吴邦豸等三十六员为汉字誊录。此次任命，是因之前四月份时，御史赵继鼎曾奏请纂修明史，“博选文行鸿儒，充总裁、纂修等官”。但无论是赵继鼎的建议，还是在史官任命中，均没有提及“明史馆”。而今人仅是把职掌明确、人员定额的组织方式视为成立了明史馆。这样，“顺治二年设明史馆”的结论也由此产生。但细加考证这两个依据，均值得商榷。首先，朱之锡所奏“开馆”，是在顺治十二年二月。因此，“自国家定鼎以来”这一较为模糊的时间记载，从范围来看是指顺治元年至顺治十二年之间，将其默认为“顺治二年”显然不合适；而就“开馆”而言，也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开明史馆”，把开馆纂修《明史》等同于开设明史馆，混淆了两个概念的内涵。因此，这一“孤证”并不能解释明史馆的存在概况。其次，在顺治二年五月的史官任命中，《清世祖实录》记载：“钦奉圣谕，总裁明史”；《东华录》载：“纂修《明史》。”仔细品读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几乎都如清人杨椿在《孟邻堂集》中所载：“《明史》之纂修，起于顺治二年。”也就是说，诸多文献并没有关于“明史馆”的只言片语。这也为解开顺治朝设明史馆的神秘面纱增添了诸多困难。顺治朝纂修明史是国之大事，开设史馆事关修史进展。今人以史官任命时间为开明史馆时间，从而形成明史馆存在的意图，值得怀疑。因为最大的漏洞是，既然已经开设了明史馆，那么，明史馆具体馆址在哪里？学界往往忽视这个问题。探寻明史纂修活动的地点，才是解决明史馆是否真正存在的关键。　明史纂修于内三院玉芝宫关于顺治朝纂修《明史》的机构，清宫档案和官方文献中并无记载。幸运的是，在当时参与明史纂修史官的私人撰述中可以窥见蛛丝马迹。顺治朝尚书金之俊曾撰文《贺学士彦升陈公副纂修总裁序》，祝贺好友陈之遴（字彦升）任职纂修明史副总裁：“学士彦升陈公，直亮洽闻，具良史才。新朝聿兴，取镜往代，命辅臣某某，充总裁官修《明史》。”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四年五月，“以故明编修陈之遴为内翰林秘书院侍读学士”。陈之遴成为“学士”不早于顺治四年五月，因此其参与明史纂修的时间是在顺治四年五月之后。而他在参与明史纂修之初，就曾作诗《初入国史院修史院故玉芝宫也时所编皆万历事》记录其事：“桂殿诸儒集，芝房故册开。”“诸儒”是指纂修明史的史官群体。从陈之遴的记载来看，参与明史纂修的史官均集中在内国史院中的“玉芝宫”。若顺治二年已经开设“明史馆”，又怎么会空置不用，却选择在内三院纂修？实际上，顺治朝的明史纂修由内三院负责。《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五年八月：“谕内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启四年、七年实录，及崇祯元年以后事迹。”清廷将纂修明史的谕旨下发到“内三院”，且所有纂修明史的资料也送至内三院收藏，“上下文移，有关政事者，作速开送礼部，汇送内院，以备纂修”。顺治十年二月，世祖皇帝入内三院御览明史纂修进展，“上幸内院览明史”。这进一步明确了纂修明史的机构是内三院，而不是所谓的“明史馆”。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御史姜图南上奏朝廷：“《明史》一书，虽事属前代，而纂修之典，则在本朝。请发金匮藏书，敕内阁、翰林诸臣，开馆编摹。”为何此时姜图南上奏“开馆”？通过考证史料可知，恰是内三院被撤，而新设置的内阁和翰林院不能独自承担纂修明史的任务所致。顺治十五年七月，清廷下旨废除内三院，设立内阁，并把隶属于内三院的翰林院独立出来，成为与内阁并行的衙门，“内三院旧印俱销毁，照例给印。内阁满字称为‘多尔吉衙门’，汉字称为‘内阁’；翰林院满字称为‘笔帖黑衙门’，汉字称为‘翰林院’”。新成立的内阁和翰林院均参与修史，内阁的职责之一是“纂修实录等项书籍”。翰林院的两项职责是“纂修翻译各项书史”和“开列纂修职名，送内阁具题”。因此，在内三院被撤后，修史工作由多个衙门共同参与完成，这就亟须设置新的史馆接续内三院主导史书纂修。综上论证，以首次任命史官为明史馆开设的证据并不能成立。事实上，在顺治朝，不仅是《明史》纂修，其他诸多修史活动也均在内三院中进行。内三院是唯一史馆内三院成立于天聪十年（1636）三月，由“文馆”改设而来，是处理国家政事的综合性中枢机构，史称内三院大学士为“命相之始”。崇德朝，内三院负责纂修《旧满洲档》和《太祖武皇帝实录》，成为重要的修史机构。清入关后，清廷继续沿用内三院，并定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相同，设典籍厅。以翰林官员隶属内三院，称之为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和内翰林弘文院。至顺治十五年成立内阁后，内三院暂时退出历史舞台。顺治朝史馆建置与后世单独开设“明史馆”“实录馆”“会典馆”不同，史书纂修活动均在内三院中进行。顺治五年，给事中魏象枢奏请纂修《大清会典》，由内三院负责：“皇上敕下该部，先令各该衙门折衷前代，参酌满汉，确议详明，汇送内院裁定。”顺治十年正月，“上幸内院，阅通鉴，至唐武则天事”；二月，“上幸内院，览诸奏章及万历时史书”；三月，“上幸内院，阅部中奏疏及翻译五经”。纵然是宗人府负责的皇家“玉牒”纂修，内三院也参与其中。顺治十二年十月，“敕内院、翰林官同宗人府、礼部纂修”。顺治六年，纂修《清太宗实录》；顺治十二年，纂修太祖太宗两朝圣训，也均是“谕内三院”，由其负责。可以说，在顺治朝，内三院在纂修史书上有着唯一且不可替代的地位。民国学人方甦生在内阁档案中发现一份关于顺治十三年内三院典籍厅的“呈各馆应收供事数目说堂帖”，其中涉及“圣训馆”“大训馆”“诰命房”“教习堂”“通鉴馆”和“孝经馆”等，是这一时期史馆运行状态的准确写照。这些“馆”以各自承担纂修的书籍命名，以示区别，实际上，就是内三院中的各“群房处”。总之，学界渲染的“顺治二年设明史馆”这一表述是不确切的。这种渲染或是受到康雍乾三朝专设“明史馆”的影响，从而虚构出顺治朝亦有明史馆的话语。在顺治朝，内三院总揽各书纂修，成为唯一的“史馆”。正如方甦生所言：“顺治二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此曰‘史馆’，当指内翰林国史院。”这也彰显出其与后世史馆修史的根本不同之处。今之研究，称之为“明史馆”则需慎重，容易与康雍乾三朝开设的明史馆相混淆，且弱化内三院在明史纂修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武职选簿,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史料 　　明代卫所武职选簿作为记录明朝武职官员以及武职袭替情况的登记簿，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我们于2020年3月推出了武职选簿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 本篇文章拟在学界对武职选簿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分析，进一步申说其价值与意义，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学者对明代卫所制度，特别是对武职选簿进行研究探索，进而推动此类出版物的出版。 档案作为原始资料，是最有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的记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是当下历史学界普遍重视的基础性史料。明代卫所武职选簿档案资料是对明朝武职官员以及武职袭替情况的详细记载，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武职选簿资料的数量可观，但目前对其整理的出版物并不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武职选簿资料的出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该社于2001年出版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全100册），该书影印收录了国内数量最多的明代卫所武职选簿资料，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学界有不少学者集中利用该批档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充分利用该批资料进行了探索。2020年3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对武职选簿资料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该书的出版获得了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本文拟在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汇总成果，对该书进行分析，进一步申说其价值与意义，希望能为今后更好地使用这批资料提供有益参考，促使学界对明代卫所武职选簿整理使用投注更多的目光，吸引更多的学者对明代卫所制度，特别是对武职选簿进行研究探索，进而推动此类出版物的出版。 ❶ 武职选簿资料概述 1.武职选簿的概况 卫所制度是明朝最主要的军事编制制度，卫所武职官员实行世袭制度，武职继承人经过兵部武选清吏司的严格审查后，可袭替相应职位。“武职选簿”正是记载各个卫所职官袭替补选情况的登记簿，其内容翔实，包括所收录武职官员祖辈以来的姓名、年龄、籍贯、从军经历、袭替时间、袭替原因、征克地方、攻次赏罚、升授职官、调守卫所记录等具体信息，每卫汇集成册，是记录卫所武职官员以及武职袭替情况重要的官方档案资料。 武职选簿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隆庆四年《兵部为清查功次、选簿以裨军政事》。该内容载于每卷卷首，详细地说明了选簿修造的原因、过程及体例等基本情况。第二，目录。按照武职官员的官职级别，从高到低依次收录。第三，正文。该部分详细记录了所收录武职官员祖辈以来的从军履历。因其为官方档案资料，故严格按照固定的格式登记。此外，有一些由于原始资料缺失以致记录不全而无法记载，抑或是旧选簿中有部分记载，但现在因各种情况而失察的选条，以“年远事故”或“辈数不全”的形式零散分布在按照官职级别顺序正常登记的选簿之外。还有一些零散选条可以并入所属家族选簿，弥补其家族选簿的缺失。 2.武职选簿的研究 档案是记录历史的一手资料，学界向来重视利用档案进行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武职选簿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随着学界对武职选簿研究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通过分析武职选簿进行某一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最早利用选簿档案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张鸿翔先生。20世纪30年代，他通过研究武职选簿和明代实录，先后发表了《明外族赐姓考》及《明外族赐姓续考》等著作；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明代各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1]涉猎甚是广泛，涉及典籍多达167种，人物多达3267名，这为后来学界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梁志胜先生的《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研究》[2]，是利用武职选簿进行历史研究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他以明代武职选簿为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对明代卫所武官世袭制度进行了系统且全面的分析，这对后来学界研究明代政治、军事史以及少数民族史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徐恭生先生的《郑和下西洋与〈卫所武职选簿〉》和《再谈郑和下西洋与〈卫所武职选簿〉》，通过摘录武职选簿中参与了郑和下西洋的官员的事迹，从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于志嘉先生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3]和《卫所、军户与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4]等，通过运用武职选簿对武官世袭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无论是在横向还是纵向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国外学者在利用武职选簿进行研究方面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日本学者牧野巽1935年访问北京故宫，期间抄录了部分选簿，随后陆续运回东洋文库收藏，以供学者使用、研究。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川越泰对这批档案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1977年，美国学者Wade F. Wilkison在研究选簿资料后，发表了博士论文The Early Ming Military System：1368-1450（《明朝前期的军事制度，1368—1450》），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武职选簿资料出版成果 1.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全101册）影印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影印出版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全101册）。中国大陆地区现今所藏明朝档案，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该书是两处明朝档案的汇集。该书共分四编，前三编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第四编为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明代档案，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明朝档案，是明朝官府档案的首次系统公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明代档案，总计3000多件，包括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朝的兵部、礼部、内阁等机构的档案文件，其中以天启、崇祯两朝的档案最多。档案最早的年代是洪武四年（1371年），最晚的年代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另外还有崇祯死后，福王朱由崧称弘光皇帝时的4件档案。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明朝档案共计1081卷，经过整理，形成900多份文件，分为四大部分：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山东都司等档案，兵部题稿，《明实录》稿本（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部分，此稿本与现有的《明实录》略有差别）。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全101册）档案涉及范围甚广，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明代历史研究的领域，其出版为学界利用明朝档案资料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全书共分折件、档册、书册三编，其第二编档册类，主要内容为武职选簿。目前关于武职选簿的研究很多便基于该书，可以说该书为学界利用武职选簿资料进行各领域的探索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2.最新成果——《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 武职选簿资料的数量可观，但目前对其整理的出版物不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武职选簿资料的出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于2020年3月推出了由安顺学院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孟凡松教授整理的《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该书申报“2019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并得以立项，是武职选簿整理出版的最新成果，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又一重要的档案研究类文献。 明朝为稳定政局，设置了大量卫所，卫所对稳定地方政治局势和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武职选簿作为记载卫所职官袭替补选情况的登记簿，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指导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推出的对其整理的新成果，对学界、出版界有积极、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有助于军户、武职官员世袭制度的研究。孟凡松教授认为：“在明代卫所武职袭授过程中，有‘武职非军功不得袭授’和‘流官不袭’两大基本原则。明代卫所武职的获取，除军功以外，还有其他非军功的形式，如遇例、纳粟等，这些以非军功形式获取的职级，不能世代承袭。都指挥、都督之类武职，因系流官，例不得袭。此外，武职承袭中，若遇犯堂、犯罪等情形，还须降袭、革袭。”[5]武职选簿数量可观、内容丰富，这些制度的实行在武职选簿中均有具体体现，该书收录的武职选簿典型地反映了明代具体且详细的军户、武职官员世袭制度。 第二，有助于移民史的研究。武慧认为：“明代的卫所遍及全国，是军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辖着从各地征集和抽调来的军户及其家庭，构成数量庞大的军户迁移群体。卫所武官的调卫，即是人口迁徙的一种方式，《武职选簿》档案中对此有详细记载。武官的调卫，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现象——调换、改调、升调、降调，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对研究明代武官世袭和人口迁移有重要作用。”[6]洪武期间，朝廷在地方设置卫所后，实行卫所移民和从别的地区垛集民丁充军。调入卫所的武职、军役构成了卫所移民的主体，他们的调入巩固了地方的稳定，加速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建设。该书收录的武职选簿真实地还原了当地人口迁徙的轨迹和分布，可为移民史研究提供清晰的方向。 第三，有助于政治、军事史的研究。孟凡松教授认为：“滇黔卫所选簿所记载的明代军事活动信息包括洪武年间初征云南、再征云南诸战役，永乐年间征交阯诸战役，正统年间麓川战役，随后的韦同烈之变，弘治间米鲁之乱，还有山都掌、东苗、西苗、大藤峡等地方性军事活动，及至明末奢安事变……研究明代西南地方变乱与军事活动等史事，选簿是不可忽视的资料。”[7]该书收录的武职选簿详细记载了所在地区武职官员的从军履历，可侧面反映出当地的政治军事情况。 第四，有助于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民族问题一直是历代王朝非常重视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民族众多且发展不平衡，民族关系相对比较复杂。为了更好地稳定政局、巩固政权，促进民族融合发展，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广设卫所，因此卫所研究是民族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该书收录的武职选簿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卫所的军事活动及地方变乱史实，通过对这些真实历史事件的分析，可看出明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军政治理情况，进而分析其治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作用。 第五，有助于家族史的研究。明朝实行卫所武官世袭制度后，给予了世袭武官家族优厚的待遇，巩固了政权，稳定了局势。孟凡松教授认为：“明代卫所武职世袭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实施，不仅是明王朝‘正统’屯戍边疆的体现，更与武职家族种种利益直接相关。职此之故，西南卫所移民家族及其后裔，尤其重视入黔入滇始祖从军履历及其后裔军功功次、历辈袭替次第之记载，并将此种记载体现于家谱、墓志、神榜之中。然而，此种记载未免因年代久远而渐次失载失真，若能有选簿记载之参考，于考究地方家族之发展及人物之升降，自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佐证索隐之成效。但凡有选簿存留之卫所，探究该地区卫所家族及从卫所家族再次迁徙之旁裔时，选簿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文献。”[7]该书收录的武职选簿中清晰详细地记载了武职官员家族从祖辈开始的从军履历，是了解明代武职官员家族历史的原始资料，也为研究明代具体人物提供了基础性素材。 《明代卫所选簿校注》（云南卷、贵州卷）收录了《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档册类中滇黔地区的武职选簿，其中，“云南卷”收录选簿包括《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8册所收云南都司云南左卫，第59册所收云南右卫、临安卫、越州卫、云南后卫、大罗卫、木密关守御所、凤梧守御所等选簿，共计六卫二守御所选簿。“贵州卷”所收选簿包括《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0册所收贵州都司平越卫、威清卫、安南卫选簿，第63册所收湖广都司清浪卫选簿，第64册所收湖广都司平溪卫选簿。因明代清浪、平溪二卫长期隶属湖广都司，但其卫治皆在贵州境内，故将二卫选簿也一并收录“贵州卷”中。该书在完成对所收录武职选簿整理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性校注，并在研究与校注的过程中，将所见明历朝实录、《明史》、其他史著或地方志的记载与各选簿贴黄、选条的记载相互补充，以便为使用本成果的学者提供更多的研究线索。 明代卫所武职选簿作为原始性官方档案资料，对研究明代制度史，尤其是军事制度及军事史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明史研究学者，特别是明代卫所制度研究学者，可从中获取军户、武职官员世袭制度等方面的史料，甚至移民史，政治、军事史，少数民族史及家族史等领域的学者，也有可能从武职选簿资料中获得重要发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武职选簿整理出版新成果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界、出版界对武职选簿资料整理使用及出版的不足，进而推动明代军事制度研究的发展，以及此类出版物的持续出版。未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还会继续关注这一出版方向，努力为学界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文献资料，以飨学界。
明朝太监张敏的家谱,内容与《明史》不同,历史被篡改了吗? 　　我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其实非常准确。在古代的史书、野史以及各类文献中，我们能够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但同一件事情的记录往往会因为不同的立场而有所不同。这也说明了有些史书中的记载并非真实，而是经过篡改或者有意选择性呈现的。统治者通常只让人们看到他们想要展示的一面，从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历史形象。 在清朝统治下，由三位帝王共同编纂的《明史》，详细记载了明朝的兴衰历史，为后人提供了关于明朝的一手资料。然而，现有的证据却表明，《明史》在某些方面篡改了许多事实，尤其是在一些历史人物的描写上。这个证据便来自福建一位明朝太监的家谱，家谱中所记载的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相去甚远，揭示了史书背后隐藏的真相。 一、《明史》中的人物形象歪曲 我们大多数对明朝的了解，都来自于《明史》这部史书。从明太祖的起义到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大明朝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充满英雄人物与变革的时代。尽管如此，史书中对一些皇帝的评价并不完全公正。明宪宗朱见深便是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例子。朱见深自幼由宫女万贞儿抚养，因此对她深深依恋且宠爱有加。然而，这种宠爱最终导致了明宪宗几乎没有留下后代。 万贞儿起初只是希望陪伴朱见深，但随着她年纪的增长，却始终未能为皇帝生下儿女，开始产生了对宫中怀孕嫔妃的敌意。她甚至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令许多怀孕的妃子流产或早产，甚至有些妃子因此丧命。后来，万贵妃的权力愈加膨胀，对后宫的妃子们大肆迫害，任何敢接近皇帝的妃子，都可能被她残忍对待。 在这个时期，太监张敏成为了宫中的权力人物。他凭借与皇帝的亲近，迅速在宦官中升职，直到掌控了相当大的权力。张敏的下场同样悲惨，因为在明宪宗为寻找继承人而苦恼时，他向皇帝透露了一个秘密：冷宫中有一个皇子。这个消息让朱见深欣喜若狂，立即将冷宫中的母子召回宫中，并宣布皇子为太子。此举让万贵妃大为愤怒，因为她一直对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心存不安。张敏也意识到自己在万贵妃眼中的危险，最终选择吞金自尽，结束了自己短暂而悲剧的一生。 二、太监张敏的家谱与《明史》之间的差异 令人意外的是，张敏的死亡竟成了揭示《明史》篡改历史的关键证据。福建的张氏家族保存着一份家谱，里面清晰记录了张敏的事迹。根据家谱的内容，张敏并非像《明史》所描述的那样因宫中权斗而死，而是因病去世，且死亡时间是在1485年，而非1475年。这一差异表明，《明史》中对张敏的记载存在着明显的虚构。 家谱中的记录还显示，张敏在病重时曾受到明宪宗的特别关照。朱见深甚至派遣御医为他治疗，足见张敏在宫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张敏最终去世后，皇帝还特意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并且给予了其家族土地和财产。这一事实和《明史》中的描述相悖，说明了历史书写的不完整性。 事实上，张敏并未遭到万贵妃的迫害，朱见深为太子立下之后，也并未如《明史》所述，遭到万贵妃的追杀。后来的史书也有记载称，朱孝宗的母亲“以疾逊于西宫”，这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有所出入。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明史》中的描述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宫廷政治，而是受到了某种势力的干扰与塑造。 三、清朝为何篡改明朝历史 至于为什么清朝的三位帝王会要篡改明朝的历史，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手段。由于明朝末期的社会动荡，许多百姓对明朝的统治充满怀念，不愿接受满清的统治。因此，清朝需要通过贬低明朝皇帝的形象，塑造明朝帝王昏庸无能的形象，进而让民众接受清朝的统治。通过改变历史的书写方式，清朝能够更加顺利地巩固自己的政权。 总结 史书作为记录历史的工具，往往受到统治者的干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塑造有利的历史形象，许多统治者会对历史进行改动、隐瞒真相。然而，有些真相总会浮出水面。通过张敏家谱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的许多历史细节并非像《明史》所描述的那样。尽管《明史》是由清朝帝王所编纂，意图塑造清朝的合法性，但历史的真相总是会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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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篡改明史被坐实,内容颠覆史书! 　　一部《明史》，历经三朝皇帝，前后编纂近百年方大成。偏偏在《明史》编纂期间，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曾兴起过文字狱，借助任何可能有赞颂明朝之意的语句大肆打击汉族文人，在杀戮无数的同时也毁掉了大量明代典籍与记载。 因此，有关《明史》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一方面，它得到了许多史学家的称赞，如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称赞《明史》是“近代史”中（指五代之后）除《五代史》以外最完善的存在，并列出其“距前朝不远”和“考证精确”两大优点。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史学家及历史爱好者看到了《明史》修纂中诸多不足甚至有篡改历史的地方。如单士元指出： “清代代替明王朝立国之后，对于明代末季记载有关满洲开国时之文献，视为忌讳”。 这种“忌讳”到了从万历晚期到崇祯期间的所有文献近乎弃之不用的程度。 对比《明史》和《明实录》，清朝统治者在明代历史上做过手脚的痕迹，其实显而易见。 01 春秋笔法抹除夷夏之分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极特殊的朝代：仅有的两个由少数民族完成大一统的-朝代各在它前后。 作为元朝的后继者，为抹除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元朝对底层百姓的影响力，继承儒家传统华夷观念的明朝在民族方面下了大力气。而这些涉及夷夏之分的内容，在《明史》中均被春秋笔法抹去。 例如，元末以“红巾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南北两系，在起义口号中都将夷夏之分放在了重要位置。北系红巾军有这样一则旗联：“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北系起义之地原属金朝统治范畴，却不以“复金”而是以“复宋”为口号，是带有强烈的“兴复汉室”的意味的。 明太祖朱元璋便出身于北系红巾军，他所采用的一系列“复宋”口号及措施，被时人认为是能够胜于其他军阀的关键之一。 公元1366年朱元璋下令创作用于祭祀孔子的大成乐时，有谋士以“洗尽胡尘”大赞。 南系红巾军起义时打出的口号则更为直接，直接将“期逐元虏，以靖中夏”作为口号；后期朱元璋主要对手之一陈友谅打出的旗号也是“复宋”和“驱胡”。 然而，《明史》抹掉了红巾军起义中“反胡”的元素，将其写成了一场纯粹宗教引导的民众叛乱。《明史》卷一二二和一二三专门记载了元末群雄并起与斗争的历史，但仅强调他们的白莲教背景，对带有民族色彩的口号只字不提。 明朝一统中原后，曾晓谕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新政权，其中各提到了“北逐胡君”和“扫荡胡番”，这些词句在《明史》中也被隐没了。 除完全隐没的内容外，还有部分内容被春秋笔法扭曲了。例如朱元璋在明朝初年发布过一份极其重要的文化改革诏令，“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这种去除夷族因素的改革，显然与清朝初年要求全国范围内如满人般剃发格格不入。 因而，在《明史》编纂过程中，这一诏令由简单的概括为“诏复衣冠如唐制”，到乾隆四年颁行的武英殿本《明史》时去掉了“复”字，并将胡服、胡语、胡名等内容彻底删去。特别是将关键性的“复”字删掉完全去除了原诏令“恢复汉族传统”的意义。 作为又一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住中原的统治者，清朝为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必须抹除掉明朝历史中有关夷夏的部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纂而出的《明史》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放在了真实记录历史之前，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确经不起推敲。 除对元末明初历史中夷夏之变的内容大作改动外，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也就是满清统治者的祖上——对明朝的臣属关系也被改为了平等关系，而相关的文献近乎被毁灭殆尽，以至于近代史学家想写建州女真历史时，只能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寻找资料。 02 鲁王墓与太监家谱 近年来考古的一些发现，同样是清朝篡改《明史》的实证。 偶然发现的南明鲁王墓便是证据之一。南明鲁王政权是1645年（清顺治二年）由浙江一带明朝缙绅扶植的、由明鲁王朱以海监国，建立于绍兴的一个政权，是南明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权坚持在浙闽沿海抗击清军，直至1662年朱以海去世宣告失败。 同其他南明政权一样，鲁王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如由山东逃难而来的朱以海在浙江、福建无亲信难以服众，后期又有郑彩专权滥杀。加上当时清军兵力远在鲁王政权之上，他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末代明鲁王朱以海最终逝于金门岛，在《明史》记载中，他因与郑成功产生冲突，被郑成功“使人沉之海中”而亡。因鲁王逝后不久清军便占领了金门，当地人对鲁王墓地讳莫如深，多年来鲁王之墓始终是个谜。 直到1959年8月，金门驻军修筑工事时发现了一座非常坚固的墓穴，经挖掘后发现永历通宝等随葬品，以及一方由宁靖王朱衡桂撰写的《皇明监国鲁王墓圹志》，鲁王墓穴方才大白于天下。 在这篇同样由朱家人修纂的鲁王生平中，清楚记载朱以海是病死的。因其中对朱以海一生描述相当详细，所以墓志铭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加上郑成功与鲁王同为抗清力量，杀死鲁王对郑成功来说好处并不明显，杀害一说更显得站不住脚。 《明史》之所以诬郑成功一个杀害鲁王的名头，或许是出于进攻台湾的需要。无论如何，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一事都堪为中华英雄。清军想要从他的后人手中夺过台湾统治权，对其统治的合法性加以污蔑也可算是宣传的手段之一。 除鲁王墓外，还有明太监张敏的族谱可作《明史》篡改历史的证据。张敏是明宪宗时期负责伺候皇帝的一名太监。明宪宗闻名于世的便是对大他十几岁的万贵妃的非常宠爱，以至于自己后宫中竟无妃嫔生下子嗣。 据《明史》记载，明宪宗无子是因为万贵妃善妒，自己生不出也不许其他妃嫔生子，为此害死许多后宫妃嫔及皇子。而张敏则偷偷在冷宫中庇护下了一名皇子，是为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万贵妃得知此事后大怒，张敏因担心贵妃迫害自杀身亡。 然而，在张敏的老家福建同安县，他家族的族谱中完整记在了这名历史名人的生平，其中张敏的死亡时间是1485年，比《明史》记载的时间晚了整整十年。且张敏并非自杀而亡，而是染病身故。 当地的《同安县志》中，有张敏患病严重时，皇帝曾派遣太医来为他治病的记载，这一点与张氏家谱的记载是对的上的，反而与《明史》大相径庭。 两相对照之下，当年的张敏应当没有受到万贵妃迫害，而是回乡自然死亡，且明宪宗曾下旨在其家乡厚葬他，进一步证明他应当不是被万贵妃迫害后自杀——毕竟以那时的条件，尸体从北京运到福建应该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张敏生平特别是其死亡的更改，明看是抹黑万贵妃，实则是为抹黑明宪宗，坐实其毫无缘由宠爱妃嫔以至于险些后继无人之名。 明宪宗接过英宗朱祁镇留下的烂摊子后，能够平反于谦冤案，并在对建州三卫（含建州女真部）的战争中大获全胜等政绩，被其风流韵事掩盖了。 03 编纂《四库全书》毁掉典籍 一生都想要重修《明史》的章太炎曾经感叹：“明人遗著十不存一也”。 诚然，比之两年半修成的《宋史》以及仅用三百余天就修成的《元史》，修纂百年的《明史》显得精细很多。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对宋元历史不满的学者尚可找到史料重修《宋史》、《元史》，却已经找不到足够的资料重修《明史》。 这便一定要提及满清对明朝史料记载的有计划的大规模销毁，乾隆帝修《四库全书》便是其中代表。 后世很难否认这一事实：《四库全书》编纂名为修书，实为毁书。 书中称自己收录3463种图书，计79338卷；然而在修著时被认定为不符合收录条件但“无伤大雅”的就有6793种、93551卷；被禁、被毁，连名录都不列入其中的粗略估计就有3000种以上，其中仅有约一半留存到了现在；还有一部分如《明实录》连“禁毁”名单中都没有，直接毁掉的，更不计其数。 据《四库禁书研究》考证，不算磨毁石刻，被“严查严办”的书籍约在1222种。 从这些数字中不难看出，《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远没有禁掉和毁掉的书多。之所以今人还能看到部分当时被“禁毁”的书，得益于清朝时期印刷术已经比较成熟，这些书籍除藏于书阁、大儒之家外，寻常市井中也可见，所以未能被完全禁止。 所谓“毁典籍”，不仅仅包括物理意义上的烧毁和禁止，在文字层面上修改典籍原本的意思，然后再通过仅宫廷藏书或再焚毁原典籍的方式隐藏自己的改动，也属于“毁”的一种方式。 一个最典型也是最著名的例子：岳飞名篇《满江红》中“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在修《四库全书》时被乾隆改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渴洒盈腔血”。改动之目的相当明显，但岳飞抗击外敌的愿意被完全抹杀。 凡是涉及夷夏的部分，特别是“胡虏”等字眼，每逢出现必然被修改。如戚继光《练兵实纪》种有“万众之虏”的说法，在文渊阁版《四库全书》众被改成了“数万之众”；诗人宋讷“胡服朝臣汉驿趋”被改成了“绣服朝臣汉驿趋”；郭翼“用夏变夷遵礼乐”先被改成“一道同风遵礼乐”，后再被改为“治定功成遵礼乐”…… 凡此这般，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库》的修订完全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统治，以修“全书”之名将天下文学作出利于自己的梳理的过程，其文学目的远在政治目的之下。 无怪乎主持《四库全书》修纂的纪晓岚自身十分愧疚，因为他作为文人修书的目的与乾隆完全不同，但他又不得不听命于乾隆，任由乾隆在修书的十四年间借故兴起48次文字狱，同时焚毁大量不利于满清统治的书籍。 原本堪称“名臣”、“直臣”的纪晓岚，也因修书一事被后世史学家痛骂为“汉奸”，就因为修书过程中听从乾隆命令对大量史籍作了更改。 结语 满清统治者对《明史》的纂改，以及对明朝历史典籍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焚毁几乎已成不争事实，而这种为维护自身统治大肆修改历史，乃至毁掉相关文献的行为也深为后世所不齿。 虽然人们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清朝早期君主为从各方面奴役人民，对历史的大规模修改和毁灭也是罕见的。以至于明朝距离现代并不算远，能找到的史料却寥寥无几。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创造“盛世”的三位“明君”所兴起的大规模文字狱，导致无辜牵连被杀者无数。为维护统治而进行如此血腥手段，且要借用文学之名，于一国统治者而言显然并非什么光彩的手段。
王阳明和大礼议 |《明史十二讲》 　　有明一代思想家影响之巨者莫如王阳明，但明末清初之际，一系列重量思想家都将心学引致的士风“蹈虚之病”作为政治衰亡的原因之一。在明清之际学术风气的转折中，对心学的批评起到了重新划分学术思想版图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清代学术方向和特征的形成有奠基性影响。 《明史十二讲》中将王阳明与陈献章同节处理，认为他们的学术都是从脱离朱子学开始，“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开自由思想的先声”。在作者看来，王阳明非但没有晚明心学末流的“蹈虚”之病，更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就连东林书院的创始人、心学的反对者顾宪成也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可以看到，阳明学说的面像在历史截面中是多重的，这使得我们去接近阳明思想的真实品质时困难重重。我们不妨回望一下阳明及其弟子在明世宗时期对于“大礼议”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情况来具体分析阳明学派及其学说在涉及到重大问题上的决断和影响，进而一探阳明学术的品质。 心学往往给人们留下偏重于“尊德性”、“致良知”的内圣之学的印象，却容易忽视心学思潮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影响。毕竟，阳明仅仅比马基雅维利这位现代西方政治哲人小了三岁。而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十年，马丁·路德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大幕。 “大礼议”贯穿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长达四十五年，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将明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应该加尊到什么程度才算合于礼制。这个争论又具体分为：到底是尊无后的明孝宗为皇考还是尊明世宗亲生父亲兴献王为皇考；兴献王能否入太庙崇祀并加称庙号。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议礼派和卫礼派。卫礼派坚持旧制，坚称只能考于明孝宗，兴献王即便是作为世宗的亲生父亲也不能作为正统，更不能入太庙。议礼派与此相反。议礼派中多有阳明弟子及友人，显然阳明与他们更趋于一致。在给他的弟子霍韬的信中，王阳明明确地说：“往岁曾辱‘大礼议’见示，时方在哀疚，心喜其说而不敢奉复。”阳明在此“心喜其说”的“说”就是议礼派支持明世宗的主张，也就是支持废除传统经学“为人后”的成例，可以尊奉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为 这个争论也就是“继统”还是“继嗣”之争。议礼派张璁给出的理论根据是：“《记》曰：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故圣人缘人情以治礼。”圣人制礼的根据就在于“人情”，人情之大莫大于父子，当然应该顺应这个“最大的人情”来行事，这样才合于“良知”所昭示出来的直接感受。跟这个直接性相比，不从父子之情的旧例显得太过外在和抽象。传统礼制的合法性应该让位于良知的直接性。这种论证跟王阳明对礼的认识是一致的。阳明认为，天下古今之人，人情是一贯的。先王制礼就是因着这个“人情”而为之节文。因为“人情”古今一贯，所以礼制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如果有的礼让我们觉得不太心安，那也不是因为礼的传习出了差错，而是古今风气习俗有差别造成的。因此，虽然有的礼制先王未有，也可以因具体的“人情”而制作。 儒家所尊称的三王礼制也不是一贯的，如果一味拘泥于古礼、古例，反而不得“心安”，那就是非礼之礼。一句话，只要我们抓住“人情”这个第一原则，后世之人就有“制作”权，而不是孔子那里强调的“非圣人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第一制礼原则就是“人情”，即使“先王未有”，只要我们遵照“吾心所安”就可以“义起”。最重要的在于“得心而实行”，不是拘泥于旧有的礼制。很明显，这个理论鼓励“作”，不重于“述”，鼓励大家去考察是不是有“非礼之礼”。既然只有圣人才能“制礼作乐”，那么在作、述之间怎么拿捏呢？这里有一个儒家政治哲学体系里非常关键的决断时刻。这个问题在《论语》里是以“权”的问题形式出现的。“可与立，未可与权”，可见“权”最难掌握。如何把握何时应该“从权”何时应该“守成”成为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要害问题。 “继统”“继嗣”之争背后是天理与人情之争。天理与人情之争也可以看成是传统的朱子学派与新出的阳明心学之间关于政治哲学第一原则的争论。这个第一原则之争就是制礼的根据到底在致良知之“人情”上还是在朱子的“天理”上。 明世宗的反对者们主要就是依据朱子以及比朱子更早的解经传统来反对议礼派。公羊家的“为人后”成例、汉儒的成说以及程颐的“濮议”都是卫礼派的论据。卫礼派杨慎明确说与议礼派代表桂萼的不同在于学术不同，杨慎所执的是程颐、朱熹之说。另一卫礼派骨干薛蕙依然使用解经的办法来提出自己的反驳，他的入手处在《礼经》中“无生而贵者”一句。按照《礼经》所传，即便是天子、诸侯之子，如果不是从君父那里受命，也不敢“自成尊”。不是有血缘关系就能自成正统，所以《春秋》里看重的是君权的授受之义。穀梁家就认为，即便是臣子跟君父有血缘也只能是受君父之命之后才能成正统。按照《穀梁传》的义例，君臣高于父子，即使子受之于父，也应该称之为“受君父之命”，君在父前。这意味着政治伦理高于从良知而来的“人情”，来自历史与传统的间接性高于良知的直接性。 　　薛蕙的反驳直接针对的就是以“人情”为本，人情在经学解释中一定是不能高于政治伦理的。不管有没有父子的直接血缘关系，继承政统的新君与先君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其言出《公羊》，固汉儒所传，与《仪礼》相表里，古今以为折衷，未有异论。”到了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与此立场一致。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到底是以内在的“人情”为第一根据还是以外在的名教为第一根据的第一原则之争，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就是直接性是第一位还是间接性是第一位。以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看到，阳明学对于程朱理学、对于整个儒家经学传统具有极大的颠覆性，堪与同时代欧洲新教改革运动对于神人关系的重新谋划相并举。 我们再回到儒家根本经典《孝经》。《孝经》中的“天子之孝”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这几句可以说非常明确，评价天子是不是“孝”最终不是对父母怎么样，而是在对父母尽爱敬之心的基础上，施加“德教”于百姓，“刑于四海”。天子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在于是不是能够立天之心，“以天视其亲，以天下视其身”。 　　这个“孝”的标准绝然不同于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孝”。在古典文本之中，这种等次差别的论述是普遍的。而阳明学“致良知”的直接性以及“因人情以制礼”的学说可以说具有抹平这个等差体系的力量，这也是阳明及其后学具有的激进要素所在。这也能解释为何阳明之学更适用于革命之际、制作之时。在这个意义上，议礼派所说的：“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实际上是以士、庶人之孝来要求明世宗。议礼派张璁认为，卫礼派所依据的汉定陶王、宋濮王旧例，只强调“为人后者为之子”，却使得世宗不能顾“私亲”，对自己亲生父亲是不孝的。这种解释恰恰是颠倒了《孝经》里对于天子之孝的论述，公、私对调了。 到清儒段玉裁还没算完，他一口气连写十篇《世宗论》，其中第十篇就主要从公私问题入手反驳。段玉裁认为卫礼派的意图也不是想忠于已经去世的孝宗，而是觉得像桂萼、张璁这些人为了迎合君上的私意，丢掉了政统传续的“公心”。“天理人情至公之道，垂诸经典，万世不易之法。”能称之为公者，只能是视天下如其身的天下心。如果说，阳明的“致良知”使得良知成为首要根据，成为一种获得合法性的直接来源，那么在汉代经学以及朱子那里却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直接性是他们极力排斥的。到了阳明那里终于完成了对于第一原则的替换和交接，这也是阳明学与传统儒学的最大区别所在。 传统儒学往往更强调与这种“良知”的直接性相反的“间接性”，强调良知之后仍旧有“名”有“例”。阳明学将“至善”落脚在“心”上，朱子学将“至善”落脚于“事”，这个区别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阳明学别开一道统的另一种表达。段玉裁在《世宗论九》中指出在统、嗣之外天子还有一个“天祖”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天祖”是绝对外在的，而绝对外在的权威在“良知”“人情”的直接性视野中，已经失去了由传统赋予的至高权威。“天理”和圣人制作的礼法失去了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让位于每个人都有的“良知”，这两个语词开始了慢慢消逝之路。这种意义生成视野的转换为新的历史可能性奠定了基础。新的“正名”带来新的语词秩序和权力秩序，也使得来自于直接性的激情成为基本的“人生在世情调”。 王阳明在“大礼议”期间夜坐碧霞池，曾经写下过一首颇有微言意味的诗：“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决，楼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阳明的“致良知”和“因人情”确实适合“扫旧尘”。从这个意义上说，阳明的学说颇具革命性。在给霍韬的同一封信中阳明规劝自己的弟子：“然如倒仓涤胃，积于宿痰，虽亦快然一去，而病势亦甚危矣。今日急务，惟在扶养元气，诸公必有回阳夺化之妙矣。”阳明期待自己的弟子能够“扶养元气”“回阳夺化”，培育新的道统，建立新时代文明的元气。段玉裁却恰恰在此强调，“明之元气在于此斲丧”。如果王阳明能够看到明朝历史以后的发展脚步，他会做出怎样的思考呢？阳明如果看到欧洲现代社会兴起和启蒙运动塑造出的新人类，又该如何思考呢？
荒诞的事件,诡异的明史 　　明崇祯十七年，思宗朱由检在一片绝望中选择了自挂东南枝，明朝的全国性统治随即宣告结束。 明朝虽然没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崇祯虽然死了，可不代表他们朱氏皇族那将近百万之众的后裔全都死了。 北方京师陷落没过多久，大明的福王朱由菘就在留都南京被拥立为了新帝。 朱由菘的父亲，是福王朱常洵，也就是之前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给煮了的那位。 而朱常洵的父亲，则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由菘很显然是朱氏皇族的近宗，相当近的那种，所以他所建立的南明小朝廷，一时之间得到了诸多明朝遗臣的支持。 南明成立半年之后，也就是当年的十二月，打南京护城河外，来了一个素衣麻鞋的和尚。 这个和尚，唤做大悲。 大悲和尚走啊走，走啊走，一直走到南京城的水西门外，然后站在街头，当着不少百姓的面发布了一条十分炸裂的消息：他告诉众人，说当年崇祯皇帝殉国之前就料到了如今北方失陷，南方勉强剩下半壁江山的结局，所以老早就派自己南下避免，为的就是图谋日后靠自己东山再起。 （大悲和尚 突然到访） 大悲和尚是越说越离谱，不仅说自己是当年的崇祯皇帝派来的，甚至还有意无意的表示，其实崇祯并未吊死在煤山，而是尚在人世，活得好好的。 他说这些话，当然是意有所指，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他在攻击南明弘光皇帝朱由菘，并且认为他即位称帝不具有合理性。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可以说是爆了猛料，然而大悲和尚意犹未尽，又表示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握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现在就藏身于城外，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发动攻击，攻灭南明的都城南京。 大悲和尚前半段说的，大家还勉强能当个乐子听，但他一说自己还有兵马，还要攻打南京，这不纯纯是要造反么？于是一些百姓立刻就去报官了。 这件事情，首先由百姓报告到了西城兵马司。 这个兵马司，在当时来说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京城的治安，如果说是街面上有人闹事儿，或者说是个小偷小摸什么的，那接到报案之后，肯定就立刻出动了，直接就给解决了，但听来报案的百姓们七嘴八舌的这么一说，兵马司认为兹事体大，于是不敢耽搁，立刻把事情上报给了朝廷。 接到兵马司报告的，是上一级负责南京城防的官员，他们看完报告之后更加惶恐，立刻兵分两路开始行动，一队人到街面上先把大悲和尚逮捕，另外一队人则到南京城外搜查，验看是否真的藏有敌兵。 （连夜提审 奇闻频出） 大悲和尚一个人好对付，很快就被抓到了刑部，而负责审问他的，是京师提督赵之龙。 一开始，大悲和尚还振振有词，说自己曾经被崇祯封为大明吴王，身份尊贵，喝令众人不得对他放肆，更表示如今弘光皇帝朱由菘德能不配天位，应该把皇位让给潞王朱常淓。 朱由菘是万历的孙子，而朱常淓则是万历的侄子，那么从宗法继承制度上来讲，很显然是朱由菘更适合做这个皇帝。 但是大悲和尚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认为朱由菘无德无能，而朱常淓则文武兼济，是个人才，所以更适合接手南明。 朋友们，当年南明朝廷初立，拥立皇帝的时候，就有不少大臣选择支持朱常淓，这个朱常淓一直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所以朱由菘登基前后，都少不了对朱常淓的防备和猜忌，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个朱常淓的死忠粉，这不由得让朱由菘认为这和尚完全有可能是朱常淓为了想要和自己争夺帝位而派到南京城里刺探情报的，所以皇帝下令，一定好好审一审这个大悲和尚，把这背后的阴谋诡计都给他调查个水落石出。 一顿严加审讯，严刑拷打之后，大悲和尚终于服软了，连连讨饶，说自己和太祖高皇帝经历相仿，也姓朱，也是安徽人，也是打小就出家了，但并不是朱氏皇族，更没见过什么崇祯皇帝，也不认识朱常淓，他到南京城散布的消息也多半都是假的，大部分是道听途说，目的不过是为引人注意，从而招摇撞骗，看看能不能搞两个钱花花。 （南明兵部尚书 阮大铖） 案件审理到这一步，基本上就算是水落石出，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负责进一步审理此案的兵部尚书阮大铖却并不这么认为。 一来，也许阮大铖认为如此魔幻荒诞的案件背后一定另有隐情，二来，他则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个大悲和尚来做一做别的文章。 什么文章呢？阮大铖认为，可以利用大悲和尚来搞一搞栽赃陷害。 大悲和尚说自己是招摇撞骗，那他顶多是个诈骗犯，那这案件也没什么稀奇的，更不会上达天听，也不会震动朝廷，所以阮大铖干脆无视大悲和尚的招供，而是把大悲和尚定性为了朱常淓的亲信，而他来南京城散布消息的目的，则可以说成是为了给朱常淓取得舆论上的优势，从而帮助朱常淓打倒朱由菘，进而谋取帝位，颠覆弘光政权。 这么一来，事情可就由无关痛痒的坑蒙拐骗变成了事关江山社稷的谋逆大罪。 事关谋逆，那可就是要死人，甚至株连九族的。 阮大铖不仅把这个罪名强行加到了大悲和尚的身上，还替大悲和尚捏造了一份“同谋者名单”，想要把一些平时和自己就不对付的官员们给拉下水。 大悲犯的是死罪，你们作为他的同谋，不死也得掉层皮，最轻也得流放三千里啊。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份名单上，阮大铖主要都加上了谁的名字： 东林党党魁钱谦益，都督史可法，内阁大学士高弘图，礼部尚书顾锡畴，刑部尚书解学龙，都御史易应昌...总人数共计一百四十三人。 这些人，那可都是朝廷重臣，非富即贵，动辄就是二品一品大员。 （南明弘光皇帝 朱由菘） 如果这份名单能够坐实，那么这一百多号人就很有被大悲和尚牵连获罪。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来说你要报复同僚， 你报复一个两个的也就算了，你阮大铖怎么树敌这么多，难不成半个朝廷都是你的敌人？ 要知道，当年阉党编撰《东林点将录》，那也不过一百零八人。 诚然，有些人，阮大铖也不熟，但是总体来说，这份名单里大都是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 这个东林党和复社，它不是明朝法定的机构组织或单位，而是以江南地区的士大夫们为基础而组成的官僚阶级，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政治攻守同盟。 东林党的影响力，那是相当大的，几乎从万历开始的每一朝，他们都发挥出了巨大的能量。 到了明天启年间，也就是木匠老兄当政的时候，宦官魏忠贤势大， 以他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形成了对立状态。 当时这个阮大铖呢，他是东林党，但是为仕途计，他转而投奔了发展猛烈的阉党，这么一来，他就为东林党人所不容不耻。 明末的时候，一些士人为了继承东林党的意志，又成立了复社。 这个复社由崇祯年始，到南明弘光政权的时候，在朝廷里也有不小的势力。 （东林书院） 复社中人当然也不是很喜欢阮大铖，甚至公开发表文章，不许阮大铖到南京城里来瞎掺和，这么一来，阮大铖和东林党啊，复社之间的梁子结的就越来越深。 南明弘光政权的头号权臣，是一个叫马士英的人。 马士英当政之后得有自己的势力啊，所以他就把阮大铖给拉到弘光朝廷里做了兵部尚书。 阮大铖当了大官，一直想要伺机报复，所以就趁这次审问大悲和尚，想要把这一百多号人给拉下水。 他写好名单之后，还专门提审了大悲和尚一次，表示你只要配合我，按照我给你的名单一一去指认这些朝廷官员，我就保你不死。 这个时候，这个招摇撞骗的大悲和尚反而真有了点大慈大悲之心，他义正言辞的拒绝了阮大铖的要求，说要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连累别人。 阮大铖在这给大悲和尚做思想工作的同时，东林党人也已经知道了阮大铖要陷害自己的消息，他们当然不安，立刻为自己申辩，这事儿一来二去，就捅到了南明内阁办公室。 当时的内阁首辅，正是马士英。 （南明内阁首辅 马士英） 马士英这个人，可以说是老谋深算，他一看阮大铖想要靠大悲和尚一个人把一百多号大臣全都给拉下水，这纯属天方夜谭，认为不仅很容易被识破，一旦操作不好，还有可能牵连到自己，所以并不支持阮大铖。 就这么着，阮大铖的报复计划泡了汤，两个月后，朝廷会审大悲和尚，将其草草处斩，此事遂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作为南渡三案之一，大悲案其实并没有掀起什么太大的风浪，相比之太子案和童妃案也较为简单，但其实，这个案件的发生，却为我们透露出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南明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其实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招招要人性命，步步置人死地。 从大悲案开始，他们的内斗不再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化，激烈化，白热化，赤裸化。 他们和其它南明政权水火不容，他们在政权内部猛烈火并，他们甚至乐于在内斗中自取灭亡。 如今读来旧史，不禁要发出一声叹息。 波云诡谲，江南残续。
清史园地的卓越耕耘者 　　学人小传 戴逸（1926—2024年），历史学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著有《中国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时代》等，主编《简明清史》《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这是历史学家、清史泰斗戴逸的深情告白，也是他毕生学术道路的真实写照。 “逆向回溯”，缘定清史 戴逸治学，是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的，即从中国革命史上溯到中国近代史，最终定格在清史。这一独特的治学路径，与他的人生际遇和工作经历密切相关。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苏常熟，自幼酷爱文史，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走上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在历史学家胡华的领导下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华北大学进京，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大学。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才极为缺乏。由于工作需要，戴逸承担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他夜以继日地阅读史料，思考问题，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也形成了一些新观点，由此萌生了编写一本中国近代史的想法。繁重的教学工作之余，戴逸笔耕不辍，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问世，其新颖的论点、严密的论证、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学界和读者的赞誉。 “文革”期间，戴逸因主要执笔的《论“清官”》一文受到批判，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回到北京。时值中国和苏联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之后不久，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涉及两国边界争议诸多历史问题。戴逸受有关部门委托，研究清代历史上的中俄关系。他广泛搜集档案、日记等第一手资料，撰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严谨的考证，厘清了康熙年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史实，为当时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文革”结束后，鉴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学术界的薄弱环节，许多空白亟需填补。戴逸首倡并主持编写《简明清史》，他大量阅读历史资料，梳理清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思考其中的重要问题，认真审阅全部书稿，甚至逐章、逐节、逐句、逐字重新写定。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清史园地辛勤耕耘，广泛开拓清史研究领域，大力推进清史研究。在他看来，清朝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开始过渡的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距离现在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就要对清朝的历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正是缘于这一理念、这份执着，戴逸甘愿以清史为职志，数十年如一日，“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清史事业。 “把清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长期以来，在现行的学科体系之下，清史被切割为两段，以鸦片战争为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归属于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则称为中国近代史。改革开放之前，前半段鸦片战争以前的清史特别不受重视，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极受重视，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事件，实际上是从革命史的角度研究这80年的历史，而不是从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戴逸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大力倡导“把近300年的清代历史当作完整的研究对象”，他说：“清史是指清朝统治时期的整个中国史。它的范围，从纵的方面说，应包括清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的起讫时间，从1644年清朝入关、建立全国统治，经过康雍乾盛世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衰落，直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关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的历史，则长达近300年。”这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确定，奠定了40多年来清史学科领域突飞猛进的基础。而戴逸更是身体力行，由中国近代史上溯清史，继《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简明清史》后，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清代边疆和清代人物。边疆的统一和发展是清朝的重要业绩，戴逸研究清代的边疆和民族关系，思考边疆治理开发与近代化的关系，主持撰写了《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对乾隆帝这位清代极具特色又最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戴逸尤感兴趣，他爬梳史料，结合时代特征，分析人物性格、意志、才情、爱好、思想、作为等，撰成《乾隆帝及其时代》。他主持并推出《清代人物传稿》《清通鉴》等重大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他在清史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戴逸也由此确立了清史研究领军人物的地位。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与前代王朝的历史相比，清代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清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清朝已成为全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戴逸特别强调，研究清史要有广阔视野、要有世界眼光。早在撰写《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他就已经意识到，清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不少问题还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联系日益紧密，戴逸更为深切地体会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坐标系中，才能认识中国的真实地位和状态，而世界又必须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抛弃了中国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 20世纪90年代初，他认真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历史，梳理这场战争的前因与后果，将其置于东亚时局乃至整个世界格局中进行比较分析，撰成《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等一系列论著，深化并推进了学界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此后，又将目光上溯至18世纪，组织学术团队，从政治、军事、边疆民族、农民、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对18世纪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尽可能把当时的中国置于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比较，出版了《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该书的出版开创了对18世纪这一重要而独特历史时期中外比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认可。21世纪初，国家《清史》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不顾耄耋之躯，设计编纂方案、制定工作规划、建立学术机构、组织编纂队伍、斟酌体裁体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领这项文化工程有序开展、逐步推进，迄今已取得重要成果。 戴逸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越，而且在为人方面也有口皆碑。他温文儒雅，虚怀若谷，尤为爱惜人才，提携后进，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倾注了十二分的关心。他的博士生研究《四库全书》，需要阅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他亲自给馆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提供方便。外地博士生的家属来京无处安身，他把学校照顾他临时休息的房子供其居住，直到学生顺利毕业。至于年轻学子的新作问世，学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往往多有求写序跋之事，他也乐见其成，有求必应，且都能写出新意，提出创见，给人以思想的启迪。戴逸曾专门著文论述对历史学家的四项要求：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而他的治学为人，正是实践这四项要求的典范。
他是康熙皇帝的亲哥哥,差点继承皇位,可他为何甘愿做一个亲王? 　　康熙皇帝被称为清朝“圣主”，他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打下了基础，也开启了康乾盛世。康熙皇帝不仅在清朝的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甚至在整个王朝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康熙因为其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他的很多事迹，也都广为流传。比如擒鳌拜、平三藩、诛反叛，这些都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功绩。 但不太被人所知的是，康熙皇帝还有一位亲哥哥，叫爱新觉罗·福全，他是顺治皇帝的次子，比康熙皇帝大一岁。按照传统的传续来看，福全应该成为清朝的皇帝，但因为各种原因，他却与皇位失之交臂。那么福全为何与皇帝失之交臂？他差点继承皇位，为何还甘愿只做一个亲王？从他的人生历程来看，真实的福全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福全为何与皇帝之位失之交臂 在中原王朝的传承过程中，皇帝作为王朝的中心，其传续问题，往往成为王朝最为重要的问题。从王朝制度建立之后，按照基本原则来看，都是以嫡长子为首要的继承原则，这是从周朝开始建立的基本传承准则。 但因为王朝内部很多势力，其交织关联往往非常复杂，他们与皇帝也有着巨大的权力与利益关联。所以，各个皇子关于皇帝位置的争夺，以及皇帝通过立储君，在内部形成博弈，都会使得皇位的传承出现变化。 清朝起源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其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以部落形式存在。所以其君主并没有真正形成有序的传承，甚至于在康熙晚年，还出现了“九子夺嫡”的现象。一直到雍正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传续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在清朝的初期阶段，对于皇位的传续，还是比较混乱的。清朝的第一位皇帝努尔哈赤，不仅没有把地位传给长子褚英，还杀掉了褚英。褚英之所以会被杀，其真正原因是他已经严重影响了努尔哈赤的权力与地位。因为在清朝势力发展的初期，根本没有一整套的制度与文化，能保障君主与其后代能有稳定的利益传承方式，所以，其内部往往用激烈的博弈，甚至是相互杀戮来解决问题。 皇太极会最终成为皇帝，恰恰是因为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其身份地位都比较低。他恰恰成为努尔哈赤儿子们形成的几个大的势力之间的角力点，所以，皇太极反而成为被推选成为皇帝。 皇太极的势力最为弱小，他成为皇帝之后，其他的势力还能继续博弈，而皇太极则成为一个虚君。皇太极继位之后，通过忍耐与等待时机，最终在内部不断调整，最终成为内部最为强大的势力。 皇太极在之后与明朝继续战争的过程中，也突然去世，最终导致皇帝位置空缺，而在当时，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清朝满族家族势力却最终没有选择豪格，而是选择了皇太极的第九个儿子顺治。 顺治的登基其实与皇太极的登基如出一辙。在清朝初期，家族的势力足以架空皇帝，在各个家族博弈的过程中，每个家族都不愿意让其他实力强大的家族成功，所以只能推选一位势力弱小的君主，成为虚君。 因为顺治年幼，最终由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成为摄政王，代替顺治皇帝，行使皇帝的权力。随着顺治皇帝逐渐成长起来，多尔衮逐渐老去之后，顺治才得以亲政。不过，顺治虽然能够进行亲政，但其对满人贵族的控制力还是极为有限的。 顺治皇帝上位后本想利用汉人势力，与满人贵族形成抗衡。 根据《显宗实录》记载：“顺治帝，好汉语，慕华制。”但由于在当时汉人势力与满人势力还处于激烈的满汉矛盾之中，顺治没能真正使得内部形成制衡。所以，顺治皇帝终其一生都被满人贵族所限制，最终暴毙而亡。在正史上，被记载说，顺治是得病而死。但根据一些野史记载，顺治皇帝也有很大可能是因为被满人贵族所害，也有一些野史记载，顺治皇帝被迫出家。 顺治去世之后，满人贵族们就需要选择新的皇帝。而就如同满人贵族选择皇太极与顺治一样的原因，满人贵族选择支持爱新觉罗·玄烨，成为后来的康熙皇帝。如果按照正常的传续，福全似乎更应该成为皇帝。 因为从继承权上来看，福全要比康熙要高。从父系上来看，福全与康熙虽然都是顺治的儿子，但福全比康熙大，福全占据优势。而从其母系家族来看，福全也要强于康熙，因为福全的母亲董鄂氏，是清朝的大贵族，顺治为了在其内部形成博弈，还特别宠爱董鄂氏的姐姐，这对于董鄂氏贵族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康熙的母亲佟佳氏，只是顺治皇帝后宫中不受宠的一位后妃。但在顺治后期，顺治皇帝最终还是没能完全掌握权力，所以满人贵族最终还是有着很大的权力。所以，当顺治去世之后 贵族势力还是倾向于扶持一个弱势的君主，最终使得满人贵族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最终导致看上去地位更具有优势的福全，与皇帝失之交臂。 在历史记载中，福全与皇帝失之交臂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当时康熙皇帝中过天花而存活下来，满人贵族认为康熙身体有了对天花病毒的免疫能力，所以更加能胜任皇帝的位置，所以推选康熙成为皇帝。而另一种说法，是福全眼睛有残疾，不适合成为皇帝 最终由其弟弟爱新觉罗·玄烨成为皇帝。 这两种说法在之后比较流行，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两种说法是真实可靠的，而另一种可能，这两种说法，其实是满人贵族势力，为避免福全上位，而寻找到的借口。从清朝前期一贯的推选皇帝的方式来看，福全与皇帝失之交臂，有很大可能是贵族就是需要一个弱势的君主，而福全的眼部疾病以及康熙免疫天花病毒，只是满人贵族想要达成真正目的的搪塞之词。 所以，福全与皇帝之位失之交臂，有可能是他的疾病，也有可能是康熙免疫天花病毒，但更有可能，是满人贵族们在当时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博弈，最终形成的结果。 福全为何甘心做亲王 在中原王朝的变化发展中，皇帝可以说是一个高危职业，被反叛的风险非常大。而当皇帝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风险，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其中牵扯着极大的利益。在中原王朝的历史变革中，通过反叛成为皇帝的有很多，而成功者也不少，有很多人终其一生的梦想就是成为皇帝。 但也有很多人，曾经有机会成为皇帝，但最终甘心成为臣子。康熙皇帝的亲哥哥爱新觉罗·福全，距离皇帝曾经只差一步，从法理上来说，他甚至比摄政王多尔衮还要接近皇帝的位置。但他最终却还是甘心做一代亲王。 要想知道福全为何只甘心做亲王，还要从他的人生经历开始说起。爱新觉罗·福全出生于皇家，他的母系家族是董鄂氏，在满人贵族之中，董鄂氏是比较强势的一支贵族势力。董鄂氏早在明朝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期就开始与努尔哈赤家族联姻，董鄂氏可以说在当时就是后金的重要部族势力。 随着清朝逐渐开始入主中原，董鄂氏也一直非常强势，顺治皇帝的三位妃子都来自董鄂氏家族，而且顺治皇帝最爱的妃子端敬皇后，就出身于董鄂氏。福全出身非常好，却最终没能成为皇帝，这看上去似乎是造化弄人，但其实是满人贵族势力内部相互博弈的结果。 爱新觉罗·福全出身高贵，但却与皇帝失之交臂，这是在他八岁时发生的事情。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于权力还没有概念，所以，这也就使得福全从小就接受了他只能做亲王的一个结果。随着福全逐渐长大，在长时间的礼教思想的灌输之下，他可能已经没有了成为皇帝的想法。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世祖曾问福全志向，其对曰：“愿为贤王。”而世祖的表现则是比较惊异。从《清史稿》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向的猜测。其中一种，如果是《清史稿》是真实的，那么清世祖在听到儿子愿意成为贤王的时候，不是高兴，而是“异之”，这其实意味着两种可能。其中一种，是清世祖惊异孩子的聪明，但另外一种，就是清世祖惊异谁教孩子说的这些话。 因为顺治去世的时候，仅仅二十四岁，顺治活着的时候，福全不超过七岁，福全即使在六岁说出这样的话，他也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而已。以孩子的阅历来说，他不可能自己就有这样的观念。 而从顺治的角度来看，他在当时还年富力强，并没有立储的打算，而他的儿子说出这样的话，是否就代表着贵族已经确立了他的后继者？这对于终生在与满人贵族势力博弈的顺治来说，并不是一桩好事，所以，顺治听到福全说愿为贤王的这句话的时候，所表现的情绪不是开心，而是惊异，甚至是紧张。 从顺治的角度来看，他通过隐忍和等待，最终熬死了多尔衮，终于有了一定的权力。而且他通过与满人贵族中最强势的势力董鄂氏联姻，并且宠爱董鄂氏，来形成自己的势力。在他的势力构建中，他其实是想要让福全成为皇帝。 但在当时，一方面是因为满人贵族势力还比较强大，另外一方面，顺治早早去世，最终使得满人贵族势力重新获得权力，最终使得康熙上位，有着比较强大家族势力的福全没有成为皇帝。 那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清史稿》是不真实的，顺治与福全父子没有这段对话，那么就代表着后来的史书撰写者，为了使得康熙皇帝更具有权力与地位的合法性，故意编造了这样一个事件。 从两个角度来看，福全其实都没有机会成为皇帝。首先，董鄂氏虽然是大家族，但是它很难以一个家族的能量，与满人贵族其他各种势力进行对抗。而其次，康熙一旦成为皇帝之后，其内部就已经开始形成势力的重新划分，在之后，逐渐走向稳定的过程中，福全就更加没有机会成为皇帝。所以，在之后，福全一直是以亲王的位置上，作为康熙皇帝所使用的贵族势力存在。 真实的福全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正历中，对福全的记载比较少，其中间跨度也比较大。从对福全幼年的记载，再之后，就是康熙六年，被封为亲王。康熙六年时，福全也不过十五岁，当时康熙皇帝年满十四，开始亲政。 康熙亲政之后，就把福全立为亲王，在当时康熙虽然亲政，但孝庄太后的意见还是极为重要的。孝庄太后把福全立为亲王，为的不光是笼络福全，更重要的是，孝庄太后看重的是福全背后的董鄂氏家族势力。 随着福全被任命为亲王，又有议政的资格，年轻的福全也来到人生最为荣耀的时刻。但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十一年，他又上疏辞去了议政的资格。根据《清史稿·福全传》记载：“十一年十二月，疏辞，允之。” 康熙十一年，在清朝历史上看似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纵观康熙一朝的格局变化，就会明白，康熙十一年正是朝野之中发生大变革的前夜。在康熙十二年的时候，康熙就已经开始平三藩的行动，所以，在前一年，康熙皇帝就开始在内部进行调整，对内提升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在康熙十一年，福全上疏辞去了自己的议政之权，使得康熙的权力更加集中，然后能使得康熙在关键时刻，有着专权的能力。 从福全主动退出议政的举动可以看出，福全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退让，什么时候该进取。福全从康熙十一年退出议政之后，基本就已经退出权力的中心，他也能安心地等待机遇。 他之后的两次出现在《清史稿》中，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次是护卫太皇太后游五台山，再一次就是太皇太后去世的时候。以康熙的角度来看，孝庄太后可以被认为是康熙的蒙古势力支撑，而福全背后的势力董鄂氏，则是他满人势力的支撑，而且，福全的妻子也是蒙古势力，这就使得孝庄势力和福全背后的势力形成联姻关系。 福全通过与孝庄太后建立关系之后 其实也得到了额外的保障，所以他才能继续与康熙形成比较紧密的关系。随着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清朝内部逐渐形成稳定。但在平定三藩之后，清朝在边疆的势力也还没有稳定下来，到了康熙中期，平复边疆的反叛成为康熙的首要任务。福全到了康熙中期之后，成为清朝的大将。 在福全平定反叛的过程中，他还为皇帝的儿子胤禔主动背了黑锅，可见福全善于忍让与忍耐，才得以保全了自己。从福全比较少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福全是一个懂得忍耐与等待的人，他最终能够得以善终，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等待与忍耐，而另外一方面，他也有比较强的能力。 福全是康熙皇帝的亲哥哥，从血脉与家族的传承来看，他似乎更应该成为皇帝，但由于时局的变化，他阴差阳错，与皇帝位置失之交臂。但福全既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被欲望冲昏头脑，反而能隐忍与低调，恪尽职守，做好了自己的事情，最终得以善终。 参考文献： 《清朝皇室与三藩之乱》 《清代宗室世子考》 《清代前期亲王辅政体制研究》
清史探秘:他是清王朝统一战事中,唯一战死沙场的亲王 　　在清朝建立之初的战争中，以及随后的全国统一战役中，许多为王朝建立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竟然有一半是来自于皇室。事实上，连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这些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的战斗中磨砺出来的战争强者。作为他们的后代，豪格、多铎、多尔衮、济尔哈朗等一众名将，也都先后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清朝的建立与统一贡献了巨大力量。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一位在清朝统一战争中英勇战死的亲王——尼堪。值得注意的是，尼堪是唯一一位在这一时期战死沙场的亲王。他的身世显赫，作为努尔哈赤的孙子，他早年便随祖父征战沙场，取得了显赫的战功。他的父亲褚英，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同样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英雄。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帝国后，尼堪曾多次随祖父出征，并屡次获胜。皇太极继位后，尼堪继续随其征战，攻打明朝及其朝鲜的代理势力，始终活跃在战场前沿。 皇太极崇德元年，尼堪凭借其出色的战功被晋升为贝子。顺治元年，在多尔衮攻占山海关、与李自成起义军作战的过程中，尼堪再次随军出征。李自成被击败后，尼堪与阿济格一起追击农民军至庆都，再次立下赫赫战功。随后，他又参与了平定河南和南明小朝廷的战斗，继续展现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这些战斗的胜利之后，顺治帝亲自赏赐给他黄金二百两、白银一万五千两、战马五匹，表彰其不凡表现。 尼堪的军事生涯并未止步于此。顺治三年到顺治六年，他再次在陕西与四川的平定战斗中屡次立下赫赫战功，并连续被晋升为郡王与亲王。这样显赫的战绩让尼堪登上了清朝的最高爵位——亲王，这在清朝历史上并不常见。即便是许多皇帝的儿子，也未必能在一生中获得如此殊荣。 然而，尽管在战场上屡次获胜，尼堪在朝廷的政治生涯却并不顺利。从顺治七年到八年，他被任命为朝廷六部的官员，但他似乎并不适合做官，两年内屡次被贬，尽管最终他还是恢复了爵位。顺治九年，湖南战乱爆发，顺治帝再次派尼堪前去平乱。出征前，顺治帝亲自到南苑赠送战刀和战马，激励他为国杀敌，平定叛乱。 经过一个多月的急行军，尼堪终于抵达湖南湘潭，初战告捷，杀敌一千八百人。然而，他并未停歇，而是立刻带领部队继续前进，直奔衡州。在黎明时分，他们终于来到了衡州城下。然而，令人没有料到的是，敌军在他们尚未列阵时，突然发动了十万人的大规模反击。尽管敌人人数众多，尼堪指挥的部队凭借着经验丰富的将士，很快稳住阵脚，并成功击退了敌军。 然而，这只是敌军精心设下的圈套。原来，敌人故意在此处设伏，以诱使清军深入。当尼堪带领部队追击到数里外的小树林时，敌方的埋伏兵猛然出现，将他们团团包围。在这种危急时刻，有将领提议撤退，表示应当趁早撤退，以保存实力，等待下一次机会。但尼堪却坚持不退，认为八旗军无往不利，既然已经投入战斗，就不应当后退。他誓死不退，最终在这场绝望的战斗中英勇战死。尼堪与他的一众将士一同阵亡，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这场战斗，成了尼堪一生壮烈的结局。他的死，虽是一场战术失误，但也体现了他在战场上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的决心。尼堪的英勇与忠诚，永载史册，成为清朝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一段传奇。
为什么二十四史不包括清史,清朝已经消失百余年,史书还修不好? 　　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是二十四史，其中包括《史记》、《汉书》以及《明史》等等，每一部史书都紧密记录了一个朝代的兴衰历程。这些史书被认为是最具权威的历史资料，而其他未经官方编纂的历史记录通常被视作野史，研究价值也相对较低。二十四史采用的主要是《史记》所使用的纪传体编写方式，从上古时期的黄帝开始，直到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几乎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全部大事。然而，这其中并未涉及清朝的历史，那我们今天了解清朝历史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 对于清朝的历史研究，主要依赖两个重要的文献来源：一是《清实录》，二是《大清历朝实录》。这些史料是由清朝历代史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如皇帝的日常活动、政令、奏折、上谕等文献，以及地方的经济、军事等信息，精心整理而成。除此之外，清朝时期的许多地方志和文人的著作也为清朝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为什么文人的著作也能作为资料呢？因为清朝时期文人活跃，撰写了大量的书籍，且编纂了《艺文志》，其中罗列了成千上万的书名，成为了清朝历史的另一层面资料。与此同时，外国对大清的记载也极为丰富，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大清与许多外国势力有着频繁的交流，因此这些国外的文献同样记录了当时清朝的许多情况。 然而，史书的编纂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尤其是修撰一个朝代的历史。以《明史》为例，从顺治帝开始，直到乾隆年间才完成，这期间两位帝王的统治时间都相当长，足以显示修史工作的庞大与繁重。因此，清朝的历史编纂也并非一蹴而就。至今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清朝的一部正式史书，《清史稿》，尽管已被编纂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依然没有完成。这个“稿”字意味着它并未最终定稿，而这部史书的编纂大多数由满清遗老参与，难免有美化清朝的倾向，导致其中的史料并不完全准确，有些不光彩的事件甚至未被提及。再加上编撰过程的零散性和缺乏统一规划，使得《清史稿》至今不能被认定为正史。 那么，为何即便清朝已消失了百余年，清朝的正史仍未能完成呢？这背后有一些历史编写的惯例。根据惯例，新的朝代往往会为前朝编写历史，这就是《清史稿》诞生的背景。自从袁世凯掌权后，他便开始主持编纂清朝历史，而《清史稿》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然而，这部史书并未能够成为官方承认的二十五史之一，主要原因在于几个方面： 首先，历史编纂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如国史馆，配备总管以及大量的史官和记录员，这样才能确保史书内容的统一性与完整性。然而，《清史稿》的编纂并未设立这样的机构，编纂人员各自为政，导致了重复的内容和内容不连贯。此外，史书编撰者的水平差异也让这部史书缺乏一致性。最终这些草稿虽然汇集在一起，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也只能算作“稿件”，而非完整的史书。 其次，《清史稿》的编写并未完成，而且其中参与编写的大多数为清朝的遗老，他们对于清朝的描述有一定的偏向性，尤其在政治历史的描写上容易对清朝进行美化。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编纂工作未能继续推进下去，最终导致《清史稿》未能成为正史。 然而，尽管《清史稿》存在种种问题，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清史的编纂工作始于2002年，并计划在十年内完成。但时至今日，编纂工作仍未结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为什么清史的编纂如此艰难呢？首先，清朝的史料量非常庞大，除了国内的各种文献，还包括了大量的国外记录。清朝文献中不仅有汉文，还有满文，甚至皇宫内的私密文献和地方志，这些资料数量庞大且复杂，编纂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对这些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并辨别真伪。 其次，以往的史书多采用纪传体且全部使用文言文，然而如今的编纂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现代语境下准确、简洁地呈现这些历史内容。由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差异，许多文字和内容在现代化后会大幅增加，导致字数暴增，进而影响编纂的进度。再者，文言文与白话文的转换并不简单，因此需要反复修正，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简洁性。 总而言之，清史的编纂工作量巨大且细致。为了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与严谨性，许多内容在编纂前都需要经过反复的讨论和验证。这是为什么清史至今尚未完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编纂进度较慢，但为了最终呈现一部符合历史事实、真实客观的清朝史书，慢工出细活，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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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有话说】第22季 年月官杀重重，子月湿木难生旺火，失势之火，又有丙火逢辛反怯，杀生印，但财印不为我所用（也是至今未婚的原因，男人不愿意为她付出，子月土囚，食伤不旺，引于时柱为败地也无子女），而星盘中群星落入一宫射手座，此局属于独立类型，性格粗中有细，劳碌半生终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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