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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有话说】第21季 庚金日主，生亥月、坐寅木失令、失地，幸亏时辰生的好，庚辰一柱可谓得时、得助，印比生助，由弱变强。 寅不伤辰，印无伤。自坐财星，丁火正官在年，根在寅木，财官为用，年柱也代表大单位，寅亥合，亥卯合，食神也不做坏事，断学历本科，职业公职，具体职业为镇政府。年柱丁卯财生官，断出身官宦。顺断财富层次小康。 坐支财星在夫妻宫正位，婚宫无破，断一婚。官杀丁丙两娃，2015年乙未，乙从子女宫出，卯上是丁，所以乙丁一体生娃，2023年身弱走土金运，财年财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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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有话说】第20季 先找七杀、禄、羊刃，原局没有，那就继续找喜用，壬水生于丑月，衰，身衰；自坐寅，病，身弱。那就用金生助，用水帮扶。原局阴重用阳，用丙火调候。原局年干、第一个大运都有庚金，但是一个庚午，一个庚寅，状态不好，所以小康家境；
八字反馈合集第260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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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反馈合集专栏回顾第111季
【八字有话说】第19季 壬水生在丑月，地支一片辰丑土，官杀成势，月令中的五行无透，天干透了杀，所以就以七杀取格，身弱官杀旺，生在冬天首先需要火来暖局，原局没有火，其次用印来化杀官生身，原局基本也没有，地支中只有中气伤官乙木透出。 初运丙运虽有火，但走的是财滋七杀运，所以家庭温饱。走学业运时，紫薇盘命宫三方四正，有五颗凶星会入，所以学历不高
拭去尘烟,在十三陵寻大明真容 　什么是明文化？定义有很多，文学艺术的、社会生活的、图书词典的、百度百科的……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觉得，要定义明文化，首先要定义文化，他归纳成“文化是人类活动特质的系统性表现”。所以，明文化就是明朝特质的系统性表现。 　　以“焕新明文化，赋能十三陵”为主题的2022明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举办。在主论坛上，毛佩琦说：“只有我们把整个明文化纳入明朝历史的大框架下，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明文化的本质。而明朝历史的基本框架，是传统社会的巅峰、走向近代的转型，以及与世界的同步发展。” 　　明文化研究要立足整个明朝历史 　　在本次论坛上，明文化专家智库、全球明文化社团联盟成立。毛佩琦发现，近几年，“明史有一点小小的热”，很多地方相继成立明文化研究中心，以及一些相关研究会，比如有关王阳明、戚继光、刘伯温等的研究会。“在明十三陵，或者说昌平，成立一个明文化中心，实际上是明文化研究机构的一个崛起，因为明文化在十三陵体现得更为集中、典型。” 　　毛佩琦认为，我们在理解、发掘明文化的时候，应该把单个的文物、遗址，放在广阔历史的维度中，“明文化研究一定是立足于整个明朝历史的研究，明文化的遗址和文物保护，也一定是立足于学术研究之上”。 　　在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看来，要从世界史的视野来审视明代的历史地位。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与明朝航海势力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相遇，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再也不能孤立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造就了明代独有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风貌。 　　陈支平说，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明代后期比明代前期应该是更为开放，中国人私人出海贸易，外国人私人来华贸易，在明代前期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期已成了气候，屡禁不止。直到明代灭亡，郑成功的海上势力仍然执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牛耳，并收复台湾，顶住了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把海洋贸易作为西方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把资本主义文化概括为海洋文化，即使在今天的西方学者看来，也属偏颇之论，那种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农业文化，不论其多元化，都是错误的。”陈支平说，“明代历史既透露了中国历史前进的生机，又给后人留下了扼腕叹息的遗憾。重温和借鉴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长城、十三陵，还有白浮泉、巩华城 　　昌平历史文化厚重，是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等三条文化带的汇聚之地。1961年，明十三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除了居庸关长城、明十三陵等家喻户晓的文化遗存，昌平还有更多历史的记忆。 　　比如，白浮泉。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介绍，历史上白浮泉不仅是大运河的水源地，还是北京的水源头。元代定都北京，郭守敬整理北京水系，都离不开白浮泉。再比如，巩华城。明代强调天子守国门，竣工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巩华城在当时是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而永安城的轮廓和街巷格局，如今依然清晰、完整地保存在昌平的现代城市中。 　　“明文化的发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对整个人类文明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吕舟说。正在申遗进程中的北京中轴线，就是明代在元代基础上重新调整布局后的结果；明代嘉靖年间加筑北京外城的城墙，形成凸字形格局，为今天的城市布局留下了基地；北京重要的坛庙建筑也是在明代开始形成，虽然清代有一些重建调整，但整体格局在明代确立…… 　　毛佩琦观察到近来有关明朝的文艺作品热，包括书籍和影视作品，一类是按照史书记载，力图复原明代历史的真实面貌。曾有人问毛佩琦，为什么给《明朝那些事儿》作序，他回答：“我只是本着一个原则，作者并非有意来歪曲和曲解明朝历史，书中有错误或者不足，可能是他书没读够，但他的出发点是想用通俗的方式解读明朝历史。” 　　另一类则带有戏说性。“虽然满足了观赏的欲望，但这类作品往往背离历史，很多时候会产生误导，这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不提倡的。”毛佩琦说。比如，有的作品描绘锦衣卫无恶不作，但锦衣卫究竟是什么面貌呢，大家不妨去看看一位青年学者张金奎所著的《明代锦衣卫制度研究》，洗去加在锦衣卫身上那些背离历史的色彩。 　　“我提倡学者进入大家所关注的历史问题当中，让真实的历史回到大家的感官当中，比如飞鱼服什么样、绣春刀什么样。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团体，有责任恢复明朝文化的本来面目。” 　　明文化如何真正活起来 　　如此繁盛的明文化，如何真正活起来，成为今天大众关注的热点？明文化如何融入当代生活？吕舟建议，可以参考北京中轴线保护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比如，我们做了一档名叫《最美中轴线》的节目，邀请嘉宾行走中轴线，去年第一季微博话题总阅读量超过41亿。还有一群年轻的音乐家组织了一个‘古建音乐节’，在北京著名的古建筑演出，把跳动的音符和凝固的建筑融合在一起。” 　　“文化不只有学者的研究，还应该转化为普通人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我们讲文化的复兴、文化的保护传承，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要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力量。”吕舟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李六三介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参与十三陵的保护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35年成立的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即文研院前身——记者注)营造学社。当时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对十三陵进行调查研究，延续至今。 　　近年来，明十三陵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成就。5年来，投入近亿元资金，有序实施文物本体的保护修缮，以及文物资源数字化；强化遗址周边环境整治，累计流转造林土地两万余亩；先后举办两届明文化节，推出《擦亮金名片——明十三陵历史影像展》等，推动文物活化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激发了十三陵文化遗产的新活力。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赵古山认为，讲好明史故事，对于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十分关键。自1994年以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先后在美国、意大利、英国举办了一系列明文化展览，如“中国帝王陵墓展”“中国明代文物特展”“明皇朝盛世50年展”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国人所共知、世界所共享。
打造明文化品牌 赓续历史文脉 200多年的明代文化灿烂辉煌，书写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璀璨的篇章。昌平是一片蕴藏厚重历史文化的沃土，不仅有着“京师之枕”的美誉，更是北京“三条文化带”的唯一交汇区。近年来，昌平区充分发挥明文化资源富集优势，通过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举办明文化论坛等举措，推动了明文化的广泛传播。十三陵是明朝十三个皇帝的陵墓，总面积120余平方公里，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2003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十三陵中唯一被发掘的陵墓，定陵地宫出土的随葬品包括帝后服饰、册宝、金、银、玉、瓷器皿以及大量丝织品，如今在定陵博物馆展出。为了让这些国宝“触手可及”，今年8月，我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数字体验项目——《明见万历》沉浸式VR大空间体验展在定陵景区开放。在权威专家指导下，《明见万历》体验展数字化复刻了金丝翼善冠、十二龙九凤冠、玉爵杯等明代国宝级文物。同时，参考史料记载，通过数字技术重现了明定陵祾恩门和祾恩殿等已经消失的明代建筑。这些文物和建筑的数字化呈现，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图片和文字，而是可感可知的“真实世界”。《明见万历》数字体验厅宣传负责人邹天馨介绍，在数字体验厅内，游客戴上VR眼镜后就能够沉浸式地穿越回到万历年间，看到定陵选址的全过程和国宝文物拆解的过程，通过全新的体验方式，感受文物“活过来”的状态，这样的形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近年来，昌平区立足区域功能定位、发挥资源禀赋优势，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明文化论坛，持续打造明文化品牌，以明文化论坛为抓手，推动文物保护、历史研究、文旅发展、环境整治、博物馆建设等各项工作，擦亮了明文化“金名片”，让明文化论坛成为北京市的重要文化品牌。今年明文化论坛发布了一项重要内容——到2030年之前，明十三陵的十三个陵寝将全面对外开放，现在，这项工作正在有序地推进中。记者在景陵看到，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修缮工作。明十三陵景陵坐落于十三陵陵区东北部的天寿山东峰之下，系明朝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与皇后孙氏的合葬陵寝，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陵寝范围内多处文物本体存有安全隐患，各文物建筑及遗址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据了解，本次修缮内容主要分为文物建筑修缮、遗址保护修缮和院落环境修缮三部分，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85%。明十三陵文物古迹众多，保护修缮工作体量较大，明十三陵管理中心按照抢险修缮、日常养护、研究性修缮和正常保护修缮分类、分批地推进实施，“我们将不断地扩大文化遗产开放范围，已经分期分批启动了相关文物保护修缮立项工作，对未开放陵寝进行修缮，在修缮未开放陵寝的同时，重点推动明十三陵的整体呈现，通过全景式地展示，打造一个以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文化游径。”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介绍道。擦亮金色名片，焕彩文旅风华。明朝在科技、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按照“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理念，昌平区不断深入系统地挖掘明代优秀的传统文化。袁江玉表示，从2022年以来，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在昌平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承办了三届明文化论坛，提升了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未来还将继续举办2025年明文化论坛，现在相关的策划工作已经启动。“我们的工作目标就是以明文化论坛为抓手，打造国际的明文化交流、体验合作的一个平台，以此来推动明十三陵乃至昌平区的全域旅游发展，提升文化产业的水平。”袁江玉说道。记者手记：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优秀文明资源。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寝——明十三陵完整地伫立于北京昌平，是明历史的重要见证、明文化的重要根脉。一直以来，聚焦让明文化“活”起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昌平致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明文化高地。内容丰富的明文化活动、生动可感的明文化体验、站位高远的明文化论坛……昌平不断擦亮明文化这张“金名片”，打造文旅融合“昌平样本”，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推动大美明文化融入时代、走向世界。
明长城—府谷段:历史的沉思与回声 历史的笔触，描绘出过往的沧桑变迁；岁月的琴弦，演绎着穿越时空的旋律。明长城，延绵不绝，守望山河无恙；雄关漫道，见证岁月悠长。从崇山峻岭到茫茫荒漠，从沟壑纵横到辽阔平原，每一处长城之下都有一卷流淌的历史，每一座营堡关寨都有一段不朽的传奇。它，横亘于历史长河之中，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民族的荣光。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成化十年，延绥巡抚余子俊在原隋长城的基础上筑起延绥镇边墙。据史料记载：“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命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九年迁徙延绥镇治于榆林，成化十年闰六月子俊备筑延绥边墙，东起清水营，西迄花马池，共三十六营堡。”明长城修筑时，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削、或垒筑、或挑堑。有的夯土为墙，有的外砌砖石，用料多为就近取材，因地制宜。有的筑于起伏的黄土山梁，有的筑于相对比较平坦的沙漠草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留下了独一无二的文明印记。府谷境内的明长城东起墙头角，与山西省河曲县内长城隔河相望，西至新民镇陈峁村，与神木市境内的长城相连，其间经过麻镇、哈镇、清水、赵五家湾、木瓜、庙沟门、三道沟、新民等地，全长144.9公里，有单体建筑253座、关堡10座。而今部分段落夯层清晰，墩台依旧，其中新民镇龙王庙墩台、清水镇转角楼墩台保存较好。明长城的城墙由黄土夯筑而成，每一层肌理都凝聚着先人的汗水与智慧。而那些屹立于长城沿线的城墩，城墩底座为石条所筑，稳固坚实，城墩墙面用砖包砌，严密无缝，彰显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长城北侧，长年的西北风吹拂，雨水冲刷，使得原本坚实的墙体逐渐形成了缓和的坡状。而长城南侧，则依然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夯土层清晰可见，如同历史的年轮，记录着过往的风雨沧桑。在岁月的打磨下，这段边墙早已不复当年之巍峨，但它的雄姿与精神，依然在天地间挺立和流传，无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在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明长城穿越历史的长河，打破时空的桎梏，以黄土为骨，青石为魂，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它是防御的壁垒，更是文明的见证者，体现了明代军事工程的卓越成就，也成为研究古代边疆防御体系的珍贵实物资料。随着时光流转与历史沉淀，长城、墩台、古堡已逐渐从昔日的军事防线转化为文化的精神坐标与民族的记忆载体。那些经年累月被风沙侵蚀、岁月雕刻的残垣断壁，虽然满载着历史的沧桑与悲凉，却也透露出一种不屈的壮丽与坚韧。府谷明长城，作为漫长岁月的见证者，将继续屹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诉说着属于它的不朽传奇。
春秋晋与秦解码中国历史“变局”密码 　　“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作为山西博物院2025年度开年大展，由山西博物院联合全国17家考古文博单位共同推出，是山西博物院“晋汇”系列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展览汇集各类精品文物200余组，展现晋、秦发展崛起和关系变化对春秋历史进程和天下格局的影响，以秦晋历史讲述中国故事，以秦晋文物诠释中国精神。该展览荣获2025年度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推介项目。 　　2025年1月1日，在山西博物院的临展厅内，开年大展“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正式启动。一件件文物通过精心的组合、现代科技的加持和深入浅出的叙事，生动诉说着春秋时期晋国与秦国之间那段波澜壮阔、深刻影响华夏格局的历史“变局”。 　　作为山西博物院“晋国”系列展览的第二部，该展览不仅是一次文物的盛宴，更是一次博物馆展陈从“文物”向“叙事”跨越的现代表达典范，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物活态传承提供了生动样本。 　　打造晋文化展览品牌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都有充分体现。晋文化起源于汾河之畔，形成于西周初年，兴旺于春秋战国，延续并发展于秦汉以来，辉煌于近现代，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中,晋国文化是尤为重要的一环，是晋与三晋称谓之渊源，也是晋文化历史的重要来源与关键组成。 　　为了讲好晋国故事，展现晋文化的深厚底蕴和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山西博物院策划了一系列以“晋国”为主题的展览。本次展览的核心立意，在于聚焦春秋这一大争之世、变革之世。展览以春秋时期晋与秦的国家关系和发展崛起为切入点，体现处于东周王朝中心区域的晋与秦，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社会变革中走在时代的前列，牵动天下的变局，引领社会发展的走向，集聚起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以‘变局’为主题，一是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二是彰显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精神，三是希望能够起到‘师古鉴今’的作用。”山西博物院副院长赵志明说。 　　作为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策展和馆际间深度交流合作的又一次探索和实践，本次展览精选山西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17家文博单位的206件（组）珍贵文物，其中借展文物达四分之三，打破了原创展览以本院文物为主的模式，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山西博物院新馆对外开放20年来，通过基本陈列、原创、引进、输出等形式，逐步形成了晋魂、晋现、晋鉴、晋汇四大展览体系。据山西博物院展览部策展人刘丹介绍，“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属于“晋汇”展览体系中“晋国”主题系列的第二部，第一部是“争锋——晋楚文明特展”，“接下来我们还将策划‘晋吴联盟’等展览，不断丰富‘晋国’主题系列展览，打造‘晋汇’展览体系和展览品牌。” 　　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 　　与以往历史类展览多以文物和文化为主题不同，本展览侧重于历史本身的表达，将历史、文献、考古、学术等相结合，展现晋、秦发展崛起和关系变化对历史进程和天下格局的影响。 　　展览以关键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为线索，以历史发展脉络为序，从三个单元来讲述春秋时期秦、晋之间的故事。第一单元为“肇创东周”，聚焦“平王东迁”这一历史事件。公元前770年，晋、秦共同协助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启东周，春秋伊始。两国对于东周初年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晋由此开启春秋霸业，秦因功被封为诸侯，成为日后称霸的起点。第二单元“驰骋春秋”描绘春秋中期波澜壮阔的争霸图景。这一时期，晋、秦成为邻国，由“秦晋之好”伊始，结盟抗争、战争冲突不断，先后称霸于春秋。春秋晚期，在内忧外患下，两国无力再战，趋于和平。第三单元“兴动天下”，展现晋秦两国在推动社会变革、促进民族融合、引领时代风气方面的巨大贡献。“三家分晋”开启战国时期列国称雄局面，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选定与主题契合的展品后，策展团队又采用组合式文物展示，讲述文物故事，升华展览主题。通过将不同出土地点，不同内涵的文物进行组合展示的方法，全方位、多角度阐释同一主题内容。刘丹介绍，比如，为了诠释“平王东迁”的历史事件，策展团队分别挑选了出土于洛阳27中春秋大墓、洛阳东周王城和垣曲北白鹅墓地的三组文物进行组合展示。其中，洛阳27中春秋大墓一般被认为是“平王东迁”中周平王的王墓，而洛阳东周王城正是周平王东迁的王城“洛邑”，这两组文物无疑是“平王东迁”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直观体现。而北白鹅墓地则是一处春秋早期周王畿内的采邑，属周王室重臣太保召公家族后裔，当中的3号墓出土有一套较完整的鼎、簋、甗等青铜礼器，青铜夺簋为西周器物，制作精美、器型厚重，应是承袭先人遗产；而青铜鼎则为春秋早期器物，制作低劣、组合拼凑。通过夺簋和列鼎的强烈对比展示来“透物见史”，体现出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贵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衰弱，是当时社会巨变的直观反映。“这些文物的组合展出，不仅能直观地展现历史事件，还能够更好地让文物讲述历史故事，体现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刘丹表示。 　　科技赋能让文物“活起来” 　　在展陈方式上，该展览最大的亮点是在展厅内设置了4处视频展示区。由于专业的视频制作成本较高，一般临时展览的多媒体多采用现有资源，“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展览却量身定制了4处多媒体及互动展项。 　　其中，第一单元的“晋秦源流”数字影像，用影视动画的形式，讲述晋秦两国从西周分封开始，历经发展变迁，共同书写辉煌的历史篇章。步入过厅，设置了“晋秦争锋”主题影像变装交互体验，当雷达感应到观众的出现，墙面的投影上会出现古代士兵形象，且能跟随脚步移动，让观众感受由古至今的穿越。第二单元结尾处有《晋文公复国图》动态化展示，将晋国公子重耳避祸逃国，游历诸国，到重返晋国，励精图治，成为赫赫有名的晋文公的典故，通过动画卷轴形式讲给观众听。当中还能重温“退避三舍”“秦晋之好”等成语故事。最后一处是“秦剑之星”，用全息投影的方式，将春秋嵌绿松石蟠虺纹金柄铁剑三维模型悬浮在透明屏幕中，通过数字化手段，展现它精美的“原状”。 　　这些重点数字信息展项，突出“实物+辅陈解读+数字延伸+互动体验”的模式，运用了新的数字化技术，加强了数字信息的活化利用，强化了新传播，为观众打造看、听、触、感兼具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除了这些，策展团队还为每件展品都量身定制了二维码。观众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展品说明牌上的二维码，相应展品的高清图片和具体信息，以及展品背后所蕴含的故事都会出现在手机上。 　　多方位延伸展览内涵 　　该展览的成功，不仅在于展览本身，更在于围绕展览构筑起了一个集学术研究、社会教育、文创开发等于一体的立体化平台，全方位延伸展览内涵。 　　在展览策划阶段，由黄河流域博物馆联盟主办，山西博物院承办召开的“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策展实践研讨会”，邀请河南博物院、陕西考古研究院、山东博物馆等文博研究机构专家从学术层面对展览选题、展览定位、展品遴选、展览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展览提供了充实严谨的学术保障。另外，还以展览为依托发表相关论文、出版展览图书，使观众对展览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展览开展后，为提升展览的社会影响力及美誉度，山西博物院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讲解教育活动。刘丹介绍，展览期间共开展活动56场，其中线上2场，线下54场。线上推出“光影秦晋”优质短视频征集活动等，鼓励观众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以“我为秦晋代言人”和“我来打卡”为主题分享原创视频，并同步在官方平台发布优秀作品，探索“众创”“共享”“互联”的宣传模式。线下，针对青少年群体研发了“秦晋传奇”博物馆小课堂、“跟着成语看秦晋”趣味小课堂、“秦晋印记”木版画和拓印体验活动、“秦晋瑰宝”蟠螭纹烧箔画制作体验、“晋迹秦踪”青铜元素创意版画制作等六种体验类课程。为拓展教育对象和教育空间，该院还先后在太原市消防支队、山西省武警总队、万柏林武装部等开展相关活动。 　　为满足观众“把博物馆文化带回家”的愿望，山西博物院针对此次展览，采用自主研发与合作引进相结合的方式，共计推出113款文创产品，包含冰箱贴、毛绒挂件、笔记本、明信片等热门品类。其中，“秦晋之好”系列作为特展的主力自主研发产品，精选4件参展馆藏文物，搭配器物类型、造型相似的陕西省同类文物，以套盒的形式推出。产品不仅紧扣“秦与晋”的展览主题，也向观众展现出古代先民在器物制作中对艺术美学的精益求精与文化默契。此外，还引进了一些文创产品，并在该院文创商店以产品专区的形式陈列展示，为观众提供现场体验“秦国”文创产品的机会。 　　“变局——春秋时期的晋与秦”展览目前已闭展，计划于2025年年底推出线上数字展，多角度讲述中国故事。该展览的成功实践，是山西博物院依托深厚文化资源，以现代表达方式活化历史叙事、推动文化传承的精彩缩影。它不仅让古老的文物焕发新生，生动讲述了晋秦风云激荡的“春秋变局”，更探索出一条博物馆连接古今、服务社会、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为全省乃至全国文博机构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山西经验”。
关文发先生与明清史研究 　　2016年，著名历史学家关文发先生因病于广州辞世，享年86岁。关先生是广东南海人，生于1931年，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后，长期为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开设“中国通史”“明清史专题”“明清史籍举要”和“明清政治制度史”等课程，后又兼任行政领导工作，在母校工作三十年，为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教学改革、师资建设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晚年返回故乡广州，任华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资深教授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会顾问等职。先生为人庄重沉稳，关爱后学，不慕荣利，潜心学问，深得学界赞誉。今年正值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先生的缅怀。 关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尤精于明清史。在明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均有涉猎与建树，而对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则着力最多，影响最大。其代表作有论文《试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试论明代督抚》《明代翰林制度考述》，著作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等。 内阁、督抚、翰林，是明代重要的三项政治制度。尤其内阁、督抚制度创于明代，翰林制度虽创自唐代，但在明代有重大改作，三者都是明代政制建构的基石。研究三者在明代政治中的职能、作用、地位及发展演变，是正确解读与理解明代政治的关键。正如关先生在《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所指出：“明代无论是中央政治体制还是地方政治体制；无论是官制还是吏制；无论是国家监控体制还是各级官员的管理体制，都出现了不少新的重大的变革。其中特别是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被废除和内阁制度、总督巡抚的相继创设；‘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任官体制的奠立，以及与此相应配套的庶吉士制度、观政进士制度、国子监生历事制度的形成等，都无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对其后清代政制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从而在中国政制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对内阁制度的研究中，关先生针对明代内阁制度确立的时间问题，提出了“永乐说”。学界对明代内阁形成的时间问题有不同认识，有正统—正德形成说，甚至有迟至嘉靖—万历时期的首辅出现形成说，关先生认为，明代内阁制度有一个萌发、形成与发展过程，不能将票拟或首辅这些内阁成熟的职能、职位的出现，作为内阁形成的标志。关先生提出，洪武时期是明代内阁制度的萌发时期，“洪武朝所设之殿阁职，尽管在组织结构上尚未制度化，其作用亦未获得充分发挥，但从事物发展的角度去看，它已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已开始萌发”。永乐时期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时期，其标志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永乐开始，已有人数较多的阁臣入值内廷，……从而在中枢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这便意味着内阁作为中枢机制，已由洪武朝的不稳定型向永久性建置转变”。二是内阁职能的确立，“阁臣的主要职责已明确为‘参预机务’，也就是在不同程度参预了中枢军国重务的决策”。三是内阁之名确立，并见诸史乘。而明代内阁的发展到鼎盛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仁宣、正统至正德、嘉靖至万历三个时期”。通过细致入微的考证，关先生厘清了明代内阁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对此著名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关先生的这项研究成果，“第一次清晰地叙述了明代内阁制度萌发、形成、发展和渐趋衰落的全过程”，“显示出作者见微知著的超常观察力”，“从学术创新的意义上讲，无疑这是难能可贵的重大贡献，而从解决历史难题的功力讲，同样是难能与比的特大手笔”。 在明代督抚制度研究中，关先生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明代巡抚的形成问题，关先生力排旧说，提出了明代巡抚制度形成于宣宗说。关先生指出：“巡抚作为一项制度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专抚一地和受命官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亦即巡抚官的专设与定设。如果以此作为标志去进行衡量，我们认为明代巡抚制度的基本形成应在宣宗时期。”二是关于总督制度的形成时间，关先生指出：“应在景泰至成化年间，其标志就是两广总督和三边总制的先后定设。”三是关于总督巡抚的体制归属与历史作用。关先生否定传统认为明代的督抚属廷臣而非地方大吏的观点，指出明代的督抚具有脱离廷臣身份向地方大吏过渡的特征。与清代典型的督抚体制相比较，明代的督抚体制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从“辖区范围来看，虽然尚未完全做到规范化，但分省设抚，跨省设督，到嘉靖时期已经大体上定型”；“从巡抚和总督的职责与权力来看，他们己从单纯的代表中央督察地方官员，发展为总领一方，节制三司，从而突破了明初‘三司分立’的地方政制格局，并且与都察院所派出的巡按御史区别越来越明显，以致于巡按御史反过来对督抚（特别是巡抚），像对待其他地方官员一样实行监控。各地巡抚普遍设定后，虽然都挂上了宪衔，但其职能已由中央官向地方大吏转化”；“从巡抚和总督的任职时间来看，已从短期的临时派遣，发展为长驻久任，开府置属；从暂设变为定设、专设。这种情况从宣德朝开始，一直延续到万历朝并无改变”。这一切说明，明代督抚已经具有地方大吏的职能与特征，表明督抚设置正在向常设性的地方管理体制过渡，只不过在制度的规范化、稳定化方面尚待完善，该论题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明代典章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翰林制度创于唐代，但在明代产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研究多关注于翰林的文书、咨议以及储才、育才职能，关先生则将其与明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变化、内阁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揭示了明代翰林制度的特点。关先生指出，翰林与内阁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职掌上看，阁臣的备顾问与制诰敕，本属翰林学士固有的职责，……因而初期殿阁大学士的增设，从组织形式上说，是翰臣的入值；从职责上说，是对翰林职官原有职权的一种分割与延伸”；“从成员上看，明代阁臣不仅绝大多数直接来自翰林，而且在他们入值内阁之后，也未完全脱离翰林”； “从官署、文移上看，阁臣所入值的文渊阁，历来是内府藏贮古今典籍图册之所，一向归翰林院掌管”。关先生同时亦揭示了明代翰林制度的另一重要特点——为科举入仕者开辟了一条由进士选入庶吉士，而达于翰林、阁臣的途径。揭示翰林与庶吉士制度的联系充分体现了关先生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对明代典制的纯熟素养。 著名史家叶显恩先生曾经评论：“这三篇专论环环相扣，对明代几大主要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考察，探微求真，分析绵密，层层剥笋，持论中肯，展现了关先生从事制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从而奠定了关先生在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寻找历史中的“执拗低音”:岸本美绪与“回到整体”的明清史 风，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约定俗成的风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阶层心照不宣，却难以从中抽离的趋势。抑或是潮流之中，每个人在社会、政治、经济中默默凝聚起来的共识和观念。近代四川历史学者刘咸炘把历史研究对于潮流与趋势的把握总结为“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而把握这种埋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潮流，也成为了历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努力。因为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史与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解释之外，这种对于“风”的把握，更可以体现整个社会转型的趋势与解释集体心理的选择。《风俗与历史观》，[日]岸本美绪 著，梁敏玲 、毛亦可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岸本美绪是日本明清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在新近出版的《风俗与历史观》一书中，就体现了她对于近世中国的风俗与秩序变迁的敏锐而精确的体察。在这本论文集中，虽然主题分散于岸本美绪常年潜心研究的各个主题中，但是细致的读者却不难发现，其中倾注了她一以贯之的思考：如何代入历史中人的视角，去找到在地与瞬时性的声音？而发生在近世中国的种种变局与挑战，又如何通过地域社会、东亚世界与世界史的角度，去重新思考它们发生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是如何辐射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对于岸本美绪的研究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年鉴学派以及日本战后史学对她的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这种域外与超越具体地域和国家的视角，常常能使我们对习以为常并不假思索接受的观念，有一种新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连续与变革。撰文 | 席缪岸本美绪教授是日本明清史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著名学术运动“地域社会论”研究的参与者、引领者和批评者，主要关注地域社会中的秩序观念。同时还在明清时代的物价经济、信息传递等领域，作出开创性的贡献，累计编、著十数本，论文数十篇。岸本美绪，1952年生，东京人。日本历史学家，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著称。在东京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东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任教，现为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日文版1997，中文版2010）、《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作者之一）、《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999，以下均为日文版）、《明末清初中国与东亚近世》（2021）、《明清史论集》（全4册，2012—2021）等。对于如此重要又高产的学者，国内的系统性译著并不多。如果不算翻译停摆的《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那么这本《风俗与历史观》，仅仅是岸本教授第二本被系统翻译的专著。距离第一本译著，曾在学界内掀起巨大反响的《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过去整整十二年。这是暌违已久的期待，也是念念不忘的回响。对于初次接触的读者，在阅读这本巨著之前，或许应对相关的学术背景，做点简单了解。风起于七十年代从求学开始，岸本教授超过二十年的学术生涯，都在东京大学中度过。东大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盐谷温、加藤繁等经济史巨擘均出自此。不过，最初东大并没有明清经济史的教师，直到从横滨市立大学请来田中正俊先生，开始这一学术传统。受到田中教授的影响，陆续涌现许多社会经济史学者，仅举一二，比如以“亚洲朝贡体系”著称的滨下武志，专注基层社会研究的滨岛敦俊，以及岸本美绪。校园对个人学术风格的影响，在上世纪的学者中，还是比较明显的。另一位同样知名的明清史学者小野和子教授，就与岸本教授差异较大。小野教授出身重视思想、政治研究的京都大学，师从思想史大家岛田虔次先生，贡献出了《明季党社考》等政治思想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如果将校园视作学者的“原生家庭”，那么同时代的学术思潮，则是影响学者研究的“成长环境”。《明季党社考》，[日]小野和子，李庆 、张荣湄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岸本教授执教的开始，也是日本明清史学术范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日本明清史研究，面临着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模型，向“地域社会论”研究艰难转型的压力。最初，日本战后历史学界，由左派学者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流。当时将马克思主张的“五种形态”说，套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主要研究生产力关系，或者国家社会形态演变。马克思的历史形态研究基于西欧为主，在借用范式时，随之带来了“封建等级”观念。简单说起来，就是中学课本里提到过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在分层治理的观念上，延伸出作为上层的“国家”，与下层“社会”相互分离的理论，就是现在一般人大多的“皇权不下县”之说。既然，“国家”不直接管理“社会”那么谁来管理呢？承担地方基层社会管理者角色的“乡绅”/“绅士”，被凸显了出来。主要研究乡绅如何控制土地与地方基层的“乡绅论”，逐渐成为左派史学背景下的主流范式。因此，较早研究乡绅/绅士课题的学者，比如中国的费孝通、张仲礼，或者日本学者根岸佶、佐野学等，多少都带有西方学术，或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背景。那么，为何要在七十年代进行学术转型呢？很显然，这种简单将单一共同体切分成国家—乡绅—社会三层的思维模式，越来越难以解释许多不断揭开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岸本教授回忆自己求学时，就已隐约感觉到“当时的研究状况，似乎陷入了一种死胡同”。明代松阳石仓契约。如果说日本学者在二战后，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战前的右派史学界，带来国际视野的新风。一种理念长期占据主流后，势必会面对新的困境。就像游戏需要迭代版本，比赛需要更新规则，学术研究也需要引进新的范式。当时的新范式，就是森正夫先生所提倡的“地域社会论”，即“在共同社会秩序下，由共同指导者（或指导集团）的指导所统合的地域‘场’（场所）”。森正夫将视角从抽象的阶级身份，移动到鲜活的局部、个体和小团体之中。带来了强烈的学术冲击，吸引了包括岸本教授在内的大量学者参与其中。这种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脱胎新生的趋势，也发生在国内的明清史学界。从八十年代开始将视角向下，重视社会史或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风潮。森正夫，名古屋大学、爱知县立大学教授，曾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长、副校长和爱知县立大学校长。长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中、日两个相邻的史学大国，几乎同时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进行了视角向下的学术理路转型。（用现代互联网社会的“话术”来解释这段学术史，就是“复盘”已有“生态”，进行“去中心化”的“方法论”变革，探索社会中的“下沉”群体，向“底层逻辑”加强“资源倾斜”，对“关键路径”进行“重新赋能”。）穿行于巨树之间之所以花费大量笔墨，来描摹这些学术背景。是为了方便理解，为何岸本教授会选择写作《风俗与历史观》。从萌新读者来看，这一本视角广袤的著作，要素过于丰富。仅标题就包含了五个关键词：风俗、历史观、明清、中国与世界。从全书内容来看，还囊括风气、身份、交际工具、时代特征、礼教、变乱等十几种研究要素。岸本教授从容的笔调，使得文字不那么晦涩难读，但如此庞大的要素，还是会削弱不同章节间的关联性。而真正对读者带来挑战的，是作者广博的视野和话题深度，需要读者拥有较强的阅读能力，甚至是数天才能仔细读完的耐心。只是，当阅读完毕，合上书本那一刻，想必每位读者都会难以平息，这些文字对思想深处的冲击。在全书的开头，岸本教授选择了两篇关于历史时代的讨论为起手。两节互为表里，讨论明清中国在内、外历史时间中的角色，形成了巧妙的互文。《“时代划分论”的近况》所预设的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国，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是否能勾勒出相近的时代特征？而在《发展还是波动？》中，作者又将视角放在了中国历史的内部，在不破坏线性时间的基础上，希望能重新阐释宋元以来的传统中国，与近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是打断，还是延续？《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日]，岸本美绪 著，刘迪瑞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岸本教授在第一章中，提出明清时代的整体特征是一种“半开放状态”，将之定义为：“世界并非完全首尾一贯自成一体的世界，其内部有松动，有多重性，还有与外部接触时滋生的皲裂”。这种“半开放状态”的世界概念，巧妙地调和了传统沃勒斯坦体系的区域孤立状态，和新兴大分流的开放发展模式。这一概念延续到第二章，用这种共有的状态，检视中国自身的时代区分，最终达到研究目的与现实关怀，就是明清中国所代表的区域社会，“如何处理民间纠纷和宗教纠纷来营造一个安定的公平的国家秩序”，在这种基础上来“应对全球化经济来实现经济繁荣”。前两章所引出的“秩序”问题，就是岸本教授全书中隐藏的题眼，透过“秩序”的讨论，进入到时代“整体”的探求，构成后面章节的排序结构。在第二部分中，连续排列出了跟社会观念秩序相关的三篇文章，管窥时代的社会风貌：《“风俗”与历史观》，《名片的效用》（简称《名片》），以及《“老爷”和“相公”》。这三篇的选题非常有趣，因为都是用历史作为背景舞台，来观察个人的观念秩序，浅显一点来概括就是：历史中的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历史中的人是如何介绍自己的？历史中的人是如何理解自己社会地位的？之所以要说第二部分的三章，是对第一部分两章的展开，就在于作者对于社会观念秩序的讨论，希望用社会原景的重现，剥离研究者的立场，让历史能够自己“发声”。这样对历史发声的重视，更明显地体现在第六章《“中国”的抬头》中。岸本教授通过对古籍排版中的“抬头”现象的思考，通过“中国”一词在排版中的细微变化，提出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中国”在中国人心中，在何时成为“国家”概念的代称？通过国家概念的树立，再引出接下来的两章，分别讨论了在暴力中的国家认同方式，以及多民族统治中的国家理想模式。同样的，作者在这一章中的论文范式，是在传统框架外，开辟新视角来讨论时代共性。比如在第七章关于暴力的研究中，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关注国家机构和士绅团体向下对民众施加暴力的视角，扩大到国家机构对士绅，以及民众对士绅团体施加暴力的范围，希望将这种族群对立的矛盾，上升到社会文化。之后的第十一章，其实也是在延续这样的讨论，将对于社会稳定与动乱形态的感知者，从历史实质参与的人，替换成时空相隔后的历史学家。第八章关于18世纪清朝国家的历史地位研究中，抛弃以往进行中西比较的视角，专注于雍正作为执政者所希望建立的世界，以及实际呈现效果间的落差感。之后的第十二章的讨论，也是对复杂历史形象的辨析。第十二章中讨论的“actuality”和“reality”，通俗来说，就是作者在追问，什么是历史的“应为”和“是为”，或者说是“现实性”和“本源性”。这意味着，作者举出雍正在自我提出与实践间的落差，构成了他对时代的塑造以及时代最终呈现的模样。只不过这两者在有限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着难到尽头的牵缠。直到随着新的设想与实践出现，旧有的矛盾牵缠又会逐渐消退，或者归并到新的关系之中。明代弘治四年敕谕。同样的，这种社会困境也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学家在现实中涌现出感知历史的需求，在还原历史过程中又萌生影响现实的愿望，这两种个人困境产生的牵缠，同样出现在对于历史学者和学术思潮的理解之中。在读者逐步进入时代的整体氛围之后，作者才在第四部分排列了相对艰深的第九、第十两章，分别讨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司法审判标准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最难的，因为作者在两章中均挑战了现有的研究传统。第九章是在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中，加入了关于人身的所有制。这种广泛的所有制讨论，除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之外，引申出了对于“人身”的尊严与自由的认识，并探求这种自由观念在不同文化区中的共性。第十章则是在司法条文和判例的讨论中，引入了司法裁量权的角度。作者提出的“礼教”、“契约”和“生存”，恰好对应的就是传统认识中的“理”、“法”和“情”。作者所提出的“衡平”观念，也并不深奥，仍然是在讨论裁决权体现的公平与法治关系。看起来作者在挑战以往对于中华法系传统的建构，实际则是从内在的实质运作标准中，进行有力的补充。可以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兴地域研究，仿佛两棵巨树，彼此交错着斑驳的阴影。而秩序问题，则是岸本教授在巨树间穿行时，寻找到属于自己特色的研究蹊径。整体论与神秘主义通读全书，除了感佩作者的体大思精外，也通过作者选摘的大量学术史讨论，对日本紧密的学术共同体有了更深的体认。几乎没有可能在国内看到一本花费大量篇幅，讨论学界共有的学术观念，哪怕是史学史的研究，都很难如此完整、又抽丝剥茧的展现。可能大家并不抗拒争论，而是抗拒对真实的展现和面对吧。当然，即使是再完美的作品，也会有一些遗憾。就像朱子未能修订完《家礼》，谈迁丢失了最初的《国榷》，而田余庆没有补上《温峤与江州》。作者的全书主旨偏向比较史，关注同时代的共有特征。这样的视角设定，难免会对一些虽然处在同时代却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在理解上产生一些偏差。《大明会典》。比如在《名片》一章中，作者的现实关怀，是中日间对名片态度的截然不同：中国使用名片的历史悠久、样式丰富，在现代社会中却不算十分普及。日本虽然传统短暂，却使用量巨大，甚至有印出来就要赶紧送人的心态。这一现象，或许并非简单的同时段差异，而是来源于复杂的社会结构差异。比如使用人数比例的差异。中国古代士人占有社会中的主要资源，却非主要的群体。以明代为例，晚明顾炎武曾估计全国的生员数量，最多时达到50万。即使加上家庭数量，这些士人阶层与晚明六千万人口相比，仍是绝对的少数派。这样的人口比例，显然不如近百年来，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不断吸纳、创造的人口比例要来得高。从名片代表的社交功能性来看，往往倾向于现代化，或者商业化更深的地方。日本近年来推动的“市町村大合并”和广域市的设置，使得城市化率达到了惊人的93%；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率仍在百分之五六十左右徘徊。城市发展基础的差别，也会影响到社交手段的差异。另外一点，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差别。即使在现代中国的乡村与小城市中，始终维持着一定的宗族规模；而日本社会中的家庭原子化程度更高。以宗族、亲友为基础的社交，和以陌生人为基础的社交，对于名片等直观化手段的依赖程度也会不同。北京报国寺顾亭林祠。之所以要对《名片》进行深文周纳式的苛求，也是希望探求一种现象，就是当作者角色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时，会对思考与书写，呈现怎样复杂的影响。首先来说，单线的历史时间，是否能作为衡定社会发展的范围，似乎仍应考虑，无论是复线、多线还是团块的时间观念，都应作为参考坐标。其次，当学者尝试让原始材料“自己说话”，或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是否是一种过于神秘主义的描绘？毕竟这样的叙事，多少让人联想起，诸如经院哲学家阿奎那声称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或者像西晋王珣梦见“大笔如椽”之类的故事。当然，大部的研究在开始时，就像岸本教授所描述，“事先并不清楚自己的问题意识或者说立场性，才是一般情况吧”。但是当这种神秘主义的叙事兴起，某种自我暗示浮现，历史是否还能称为科学，就变得可疑了。依循现实创作的规律，在作者与读者之中，往往只能选择一种身份角色。迈向共识的明清史整体来说，作者以一种包揽星河的姿态，将大量明清社会中的秩序现象，以及历史学家们对于这些秩序的思考，囊括其中。如果真要说，全书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或许在历史观的部分。岸本教授将过去数十年学术界围绕历史观的部分，理论争辩最激烈的部分，放在了著作的开篇。这一设置，跟她所推崇的增渊龙夫先生名著——《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是基本一致的。除了致敬外，可能还是希望延续论辩的生命力。日本学者所延续的这种，通过论辩来团结共同体的学术风格，跟国内已有很大不同。近年明清史的重要著作中，甚少看到理论路线的激烈争辩了。《明太祖御制大诰》。诚然，近年来的国内学术，越来越强调“自主性”、“独特性”。这种自主与独特或许会形成某种力量，将过往的历史书写从“染缸”、“奴性”、“麻木不仁”的泥淖中托起，使民族恢复自信、傲然立于世界之林。在盛世清音之外，或许仍应有一股力量，保留某种“执拗的低音”，寻求与各国、各地区间学术体的共识。就像大家今年常常提到“和而不同”一词，那么在追求“不同”之余，也应有一些力量，追求不同学术体之间的“和”。中国与日本的学术界，曾经基于共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推崇，凝聚成相近互通的学术羁绊；也因为对视角向下的推崇，衍生出彼此默契的研究范式。但是从田中正俊先生的时代，到岸本美绪教授的时代，中日学术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学术形态上却有越来越多的不同。如何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求得彼此的“和”，让学术体找到新的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仍需要某种执拗的努力。今年是岸本教授的悬车之寿，她却并未停止，一如往昔地保持着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广博视野中精思着秩序问题。这本译著，可以视作译者或者整个中文学界的介寿敬颂。不过，如果读者也能许愿的话，那么，希望能催更《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的翻译工作，尽快重新开始。
88年前的今天,一个书生开始了他的文化抗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最初由清政府1907年在南京办学，此后曾迁往上海、福建建阳等地，后停办，于1958年在广州重建）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也面临着他个人的“历史时刻”：走，还是不走？ 自8月13日后，上海逐步沦陷，大部分地区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沦陷区中的“孤岛”。许多人选择向大后方内迁，而那些选择留下的被认为是贪图安逸的“伪民”“顺民”。对郑振铎而言，选择撤退显然不太现实。他家中上有年迈的祖母，下有刚出生的小儿子，其所任教的暨南大学也仍然坚持在上海办学。站在那个十字路口，他决定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抗战期间，以郑振铎为代表的身处沦陷区的平民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文化抗战”。他们将保全历史文献当作一场对敌的“暗斗”，“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然而包括这些藏书在内，有大量的民间私人藏书在战乱中流散，许多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居住在租界的人们远眺战场。郑振铎的一万数千册书籍被毁于这场战火中。 2009年冬天，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吴真意外翻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其中提到战时日军召请日本各大学的学者来到中国占领区整理“接收”的图书。当她询问日本导师这批书的下落时，对方表示并不乐观。自那之后，吴真便开始在业余时间辗转多地搜集资料，想弄明白这批书到底藏哪去了。在追查这些中国被劫图书的过程中，她无意中闯入了抗战时期另一个“沉默的战场”。多年以后，她将这些史料整理成书，以《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为名出版，让那片战场上的“暗斗”得以被更多人看见。 时隔88年后回看，在那片战场上，那群“以书为职业”的书生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的道德困境中反复挣扎。他们的处境也映射着抗战时期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他们在这里看不到西南联大那样的同仇敌忾，能感受到的只是“无底洞般的黑夜”，不知道黎明何时到来。一个人如何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同时还能不背叛自己的初心？在那样的日子里，书籍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更珍贵的是，身为女学者，吴真在进入这段历史时也看到了一部分的“她们”，她很想再走近些，再听得更清楚些，却被空白的书页挡在了时间的门外，“在这样的‘文献黑洞’中，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寒意”。 今天，我们刊发这篇与吴真的对话。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等专著。 采写｜申璐 《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作者：吴真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年7月 一部书也是一场战争的受害者 新京报：先聊聊这本书的缘起吧。这本书是透过作为书生的郑振铎的视角重新去看1937年—1945年这段抗日战争的历史。此前不论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史料梳理，还是关于郑振铎的学术评议都已有不少先例，但将二者结合去关注当中“文化抗战”的这一面较少被提及。你最初是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吴真：2009年冬天，我在日本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后报告》，是一个日军随军记者的战时见闻。他在书中讲述了1938年底广州几间大学的图书馆如何在战争中被搞得一片狼藉。后来我在日本各机构访书的过程中，偶尔也会碰到盖着民国时期中国若干个大学图书章的图书，显然是侵华时期的劫掠残余。此后，我就利用博士后研究的“业余时间”慢慢搜集“中国被劫图书”资料。当时有一个写作计划，想逐一复盘中国各个机关的被劫图书从中国到日本的具体过程。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古代戏曲文献，可那段时间心里却始终有个困惑，它也许和学术研究无关，但我就是想知道这些书到底藏哪去了。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已经开始了系列的论述，专书比如松本刚《略奪した文化—戰争と図書》和鞆谷纯一《日本軍接収図書—中国占領地で接収した図書の行方》。中国学者比如孟国祥、赵建民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总体偏向于对这段历史的概括性论述与账目式排列，而我更关注的是山河破碎下的家国命运、个体命运与书籍命运在战争时代产生了怎样的共振。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原名木官，字警民，中国现代文学家、考古学家、藏书家。著有《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等。 为什么要通过书籍的流散来看战争中个体与国家的命运？这个视角在今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写作时，我时常会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这是当时西南联大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国文课”的必读篇目。西南联大为什么没有选那些大家相对更熟悉的李清照的词，而是选中了这篇文章？背后其实是很有深意的。这篇文章是李清照回忆当年金兵南下的战乱期间，她独自带着家眷、几十艘装满书和古物的船南下逃难，辗转漂泊多地，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昔日她与丈夫共同搜集的这些文物不断丧失。丈夫赵明诚在去世前曾嘱咐：“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这句话如今回看仍然是很沉痛的，侵略者往往通过毁灭被侵入地的历史与文化，来试图抹除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但赵明诚、李清照以及古代的读书人认准了一个道理：只要书籍不灭，文明就不灭，国家也就不会灭。 从这个角度来说，贯穿《暗斗》这本书的郑振铎有些像“抗战时期的李清照”。他也是为了抢救民族文献奋不顾身的义士，而且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全面抗战八年间，郑振铎写有《失书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求书日录》《烧书记》《售书记》《“废纸”劫》等十几篇文章，记有《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八部书目，还有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他还有记录个人访书生活的五年日记，以及分散于各书叶上的数百则题跋书话。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具体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书籍的文化暴行。人注定会死，但书籍永存。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力量可以消灭记忆。 1941年10月底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所购书籍简表。表中未计入新购的张伯芹藏书。除纪录片画面等素材外，以下其他配图均来自《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 新京报：的确，谈及战争，个体命运的沉浮往往更为直观。但正如你在书中所说，其实“一部书也是一场战争的受害者”。 吴真：是的，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有一个专题是围绕“书厄”（书籍在战争年代的流散）展开历史研究。兵火世难，必然也是书籍的修罗场。例如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各地的公立图书馆以及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在炮火以及敌人的掠夺中，大都沦亡。战前中国共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2166所之多，损失图书接近九千万册 。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的官方数据，不在统计范围的、遍布全国的民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其损失之巨，至今无法用数字加以统计。 到今天为止，大部分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公家机构层面的“书厄”，而那些数量更为庞大的“私家藏书”的命运又如何呢？一般人家在撤退时，携带金银细软，却未必会全部携带古籍藏书，因为太大量了，带不走。于是私家藏书在战乱中大多沦亡，而且它们是“消失的大多数”，因为个体家庭在经历战乱之后，很少留下书籍被害的记录。但这些无名的“私家藏书”其实相当于一个国家文化的“海绵”，或者说是一个体量大得多的“蓄水池”，每当战火兵燹，国家藏书凋零或散亡，在安定下来之后，政府都要向私家求书，寻求补给，这几乎形成一条历史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私家藏书保存典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接力式的文化传承，但是抗战时期，这一接力也被粗暴打断了。在这本书中，我想着重探讨的就是这部分民间私藏书籍的命运。 抗战时期的另一种“暗斗” 新京报：今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相较于这期间发生在正面战场或敌后战场的多次“明斗”，彼时知识分子在沦陷区所展开的围绕诸多古籍文献的保存工作构成了书中的另一种“暗斗”。这部分史实的还原会如何影响我们回看那段历史时期？ 吴真：今天的我们在回看那段历史时，也许当时的“大后方”（例如西南联大）民众同仇敌忾的记忆是更熟悉的，但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内部，大部分民众所处的环境其实更复杂。在那片国家力量完全缺席的特殊地带，每个人想要活下去都只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拿不准你的朋友哪天会出卖你。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枕戈待旦，时刻警惕，处处提防，既要提防敌方投过来的长枪，也要提防自己人射过来的暗箭。 我们从郑振铎和友人的往来信件中就能窥见一二。他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潘博山、刘承幹等人都是赞扬的，但实际上这些人又屡次给他出难题。可他又不能和他们真的“撕破脸”，这相当于把他们完全推到了日伪方的阵营。但又该怎么去解释这种表述上的“错位”呢？这些“灰色”的地带是特殊年代一种自我保护的底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在其中反而是那道“明亮色”。 郑振铎在“七七事变”之后藏书章——“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罕见的记录“书厄”的印章。 新京报：此前关于郑振铎的研究也有不少，从抗战时期沦陷区生活这个大背景再去看郑振铎，会对他有哪些不同的理解？ 吴真：郑振铎交友广泛，他1958年因公殉职之后，友人们纪念他的大量文章被收入《郑振铎纪念集》《追念郑振铎》等书中。翻看这些纪念集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与他相交的朋友都评价说此人性格豪爽，是个文学圈的“组织者”。这点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已经被论证得很充分。在很多朋友眼中，他的性格似乎很“天真”、与人为善，尤其唐弢曾戏称，如果郑振铎说谁是“坏人”，那此人一定是个“坏人”，但如果他说那个人是个“好人”，这就需要再细想想。在朋友眼中，他是那个总是很乐天、没有什么心眼的“大孩子”（叶圣陶戏称）形象。 写完这本书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反而是“粗中有细”的。我们都觉得他是“李逵”，事实上他是“宋江”。他在对待那些可能和自己存在利益冲突的朋友时是很讲策略的，非常了解个中的“俗情世态”，但又不会老于世故。他很能理解在当时抗战的八年间，身处不同位置上的个体的不容易。比如他曾卖给张叔平一批心爱的藏书，但张叔平在逃亡中就没有带走这批书，还把它们卖给了文海书店，后来兜兜转转，书店老板又把这批书送回到郑振铎那里，其中还有一套《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是郑振铎手写了两页赠语的亲赠本。这好比你送给好朋友一本心爱的书，结果有天你在“孔夫子网”上看到，只能自己又买回来。虽然这样他“颇不痛快”，但好像也可以理解，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颇有‘卖空买空’之处。可怜，惟有‘书’堪卖耳。”郑振铎猜测张叔平仓促逃难的境遇也不容易，只有书籍可抵卖一些钱。从这些细节能看出来，他对于与书籍打交道的同行，还是有种悲悯在心中。 新京报：的确，当时参与到这场文献古籍抢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书中也提到不少当时与郑振铎往来密切的人士。但郑振铎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从历史的后见之明看，究竟为什么是他走到了这场“暗斗”的中心？ 吴真：客观上说，当时的上海文化中心有两个主要的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正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有能力与敌伪争夺文献，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关系网络的情义支持。 不得不提的是，郑振铎也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来往密切的朋友，像是胡愈之、于伶、冯宾符、胡咏骐、张宗麟、黄定慧、陈巳生、韦悫，都是中共党员。郑振铎每周参加的秘密聚会即“星二会”，可谓上海“孤岛”时期进步人士的“神仙会”或者说“长老会”，也是以中共党员为主。“孤岛”时期，郑振铎实际负责着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日常工作，该会在中共江苏文委的领导下，通过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利用该校校舍开办了三期的“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一个夜校式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开设的课程有理论课和文史哲专业课，也讲游击战一类军事课，学生主要是各救亡协会成员和进步的学生，一期多达九百人。讲习所成为一所特殊形式的抗日干部学校，为上海郊区的游击队和新四军培养、输送干部，被誉为“上海的抗大”。1938年2月—1939年6月，郑振铎每周到讲习所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整个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横跨了15年，其间辗转于中日两国，不仅包括大量档案、日记、书信等一手材料，甚至还提到不少书店账单和汇款单等资料。这些史料的“破译解码”工作想必也并不容易。日记和书信这些私人文献有很多记录者的个人色彩，且由于“劫中有所讳”也隐藏了诸多历史细节，有很多“禁忌”或“失语”。你在写作过程中具体是如何处理这部分材料的？以及可否进一步谈谈这类“无意史料”的发现对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有怎样的意义？ 吴真：这里面的确涉及“视角”上的问题。由于“劫中有所讳”，郑振铎在个人记录中会隐藏不少关键信息，而且经常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的表述差别也很大。就算是同一个人的文字，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历史语境去具体分析。比如在洽购稀世珍品《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过程中起到“中间人”作用的陈乃乾这个人物上，郑振铎对与他交往的记录是存在重大分歧的。以往论者在研究这次洽购时，或是以1939年发表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主，或是以1945年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求书日录》为主，很少有人发现1945年9月抗战一胜利，陈乃乾就在郑振铎的笔下“消失”了。这就需要结合当时“围观”这次洽购的多人的日记（《王伯祥日记》）和书信（叶圣陶和“开明文人圈”的渝沪通信），来补全郑、陈这两个利益相关方之外的“他者”或者说“吃瓜群众”的相对客观的视角。 每一个事件的利益相关方都会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说法，对同一件事，甲和乙的叙述可能完全不一样的，个人的日记、文章，以及回忆录，均属于此类“有意史料”。由于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及利益均有不同的差异，又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比如郑振铎为了避免日记落入日伪特务手中），各人均采用了“利己”叙事或者片面叙事，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实，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实，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有意史料”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也影响了今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判断。怎么跳出“有意史料”视野，发掘更多的“无意史料”，这是我在资料搜检时尤其关注的问题。 郑振铎写在《乐府先春》扉页上的题跋，其中提到中国书店和郭石麒。 我想特别提的是书籍史的一些材料比如“题跋”和“赠语”，可以拓展“抗战史料”的阐释空间。郑振铎常常会在得到一本书时在扉页上记录一段话，讲这本书是如何得来的，又或者在赠书给朋友的时候写一段话，说明二人当时的关系以及与书的连接。这样一种个人信息就附着在具体的一本书上，赋予了这本书特定的故事、特定的历史时刻。这种书籍收藏、流转、阅读的记录往往比当事人的事后陈述更为真实，因为它们是某一历史时刻由人与人的交流碰撞而留下的时间痕迹，而且通常随后不会修改（日记是可能被后期修改的），有点像“火山喷发后凝固下来的岩浆”，能够基本保留关于“火山”喷发的历史信息。这点在郑振铎相关研究中尤其明显，因为他的日常习惯就是如此。这些在被写下的当时可能是一种“有意史料”，为一种有意为之的“纪念”；但隔了一段时间后，它反而构成了某种“无意史料”，它没有经过修改加工。我在《暗斗》一书中，比较留意搜集最近几年流散于各大拍卖会的一些抗战书籍，探讨集结于书籍上的人际交往痕迹，以此呈现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古书追索：“一鲸落，万物生” 新京报：你在书中曾以“鲸落”形容郑振铎在抗战期间的书籍文献存续工作的意义。可否总体介绍一下郑振铎在这八年期间究竟保全了多少文献，其中较为珍贵的有哪些？以及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批文献又有怎样的特殊价值？ 吴真：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主，1939年到1941年之间，他们抢救下来的书籍有六万册左右。1941年夏秋，约有三万册运到了香港，剩下的还有一半留在了上海，这里面有不少是珍品。1942年之后，来自重庆中央图书馆的经费已经中断了，但是郑振铎个人并没有停止抢救文献，主要在搜集一些明代史料和清代文集。以往的藏书界大多不太重视近代文献，但他抱着为了未来研究者保存学术史料的目的，去博访广收这些相对冷门的晚近文献。还好，这些东西在书市中倒不是很贵，他就用自己比较拮据的经济力量搜集了八百多种清人文集，还有其他一千多种明清文献。 1940年初，时重庆教育部批准中央图书馆以“文献保存同志会”名义在上海收书。 新京报：郑振铎一生“爱书如命”的书痴形象是早已深入人心的。但“替国家买书”和私人藏书还是有很大区别，在这方面郑振铎有哪些考量？可否举例谈谈，这些选书方面的考量具体又是如何影响他在战时的判断与行动的？ 吴真：这方面确实体现出了郑振铎超越传统藏书家的一种现代学术眼光。在1931年郑振铎开始向学者转型时，研究的起点就是他自己的藏书，鲁迅评价郑振铎的治学特点是“往往恃孤本秘籍，为惊人之具” 。那时郑振铎藏书的兴趣几乎完全按照个人的研究偏好，比如戏曲说唱、版画和美术。但这些都是公共图书馆较为忽视的偏僻文献。到1939年底，他确定要在上海帮中央图书馆搜购时，“以放大眼光广搜群籍为宜”，尽可能扩大访购面，用同样的经费购入更多的书籍。郑振铎迥异于传统藏书家的地方，恰恰就是在这里。他认为替国家买书，乃是为了建造一座比较完备的图书馆，而不是恢复一座古代的藏书楼，他说：“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惟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 在这一思路下，“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收集的古籍门类齐整，实用书、史料书最为精善，而且又包括了玉海堂、群碧楼、嘉业堂、适园等江南藏书家的精品。书贾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是分散销售；而学者希望古籍完整地被保存在公家图书馆，得以借阅，这样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作为天下之公器。为了这一事业，那段时间郑振铎也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学术工作，他说：“为国家建立一比较完备之图书馆，则于后来之学者至为有利；其功能与劳绩似有过于自行著书立说也。” “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搜书，注重于“史部”和“集部”。郑振铎抱着“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的爱国激情，注重抢救史部书籍，就是为了避免敌人载之东归，“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而集部文献主要是清代文人的个人文集，这部分也是以往国家馆藏中被忽视的。 新京报：这期间最为激烈紧张的一次是围绕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的多方对决。其中不仅多方势力都对此虎视眈眈，还经历了多轮反复。郑振铎所代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秘密购下了其中的菁华部分。怎么评价这部分抢救工作的历史意义？ 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楼。 吴真：嘉业堂藏书恰恰在“史部”上是最完备的。其主人刘承幹热衷藏书和刻书，斥重金在家乡南浔建嘉业堂，鼎盛时期号称藏书六十万卷，其中多以明清史料和地方志为主。在郑振铎看来，其中价值最高的并非是那些“宋元版”古籍，而是这些明清史部书。这也被认为是当时“文献保存同志会”搜书的最高峰，相当于一次性把一栋国家藏书馆的史部都“补全”了。由于很受重视，1941年6月先运送的也是嘉业堂这批书，它们后来被“完整地”运到了香港，又不幸地被日军全部劫运到了日本。 富于历史吊诡的是，最强大的敌人往往也是那个最理解你的人。当时被称为“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的长泽规矩也同样一眼相中了这部分书籍。在这批书被劫到日本之后，长泽最先整理的也是其中的史部书，甚至在1944年8月，东京遭受盟军日夜空袭的紧张局势下，帝国图书馆还是举办了一场面向东洋史研究者的非公开“明代史料展览会”，当时参观展览的学者通过观摩这些古籍，看到了明史新研究的可能性。可以说，郑振铎此前所担心的“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已经在日本实实在在发生了。抗战胜利后，这批书在郑振铎、陈君葆、张凤举等人的努力下，完整地追索回来了，作为最先一批归国的被劫文献，先被运回南京，后又被运至台湾。 孤岛之上，平民知识分子的“沉默”抵抗 “我在打算着该怎样尽力于这个大的生死存亡的民族战；有过种种的打算，计划，并没有想到躲、逃、撤退，和从战区里搬出什么的事。” ——郑振铎《八月十三夜》 新京报：在一定程度上，郑振铎也代表了当时一批留守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从书中的不少私人笔记中，我们经常能够读出某种思想层面的挣扎和焦虑，郑振铎也在《求书日录》中自陈自己“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们的选择在当时又面临很多争议，甚至昔日的好友也曾写信责怪，或是对其所做之事不以为然。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当年这批“孤岛上的文化人”的处境？ 吴真：这批文化人也要分几块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像郑振铎一样在当地的学校、出版社、报馆等机构有工作的，他们当时选择留在上海有很大的原因是出于生计，所在的机构没有撤出上海。1937到1941年底，这批人主要面临的处境是，一方面要维持正常的工作，另一方面还要秘密地推动各个民间组织的地下工作。其中也有不少人抵挡不了汪伪的诱惑，可能今天两个人还坐在一起同仇敌忾，第二天有一方就“过桥”变节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情形更加恶化。很多机构撤离上海，没有撤退的知识分子就成了“失业人”。以往我们对他们1942年之后生存状态的观察是不够的。以郑振铎为例，如果说前四年他还是“进击的郑振铎”，到了后四年几乎就进入了一种蛰居的停摆状态，这部分的史料也相对比较少。但这段时间他们处境其实更加极端严峻，弥漫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是相当可怕的，在这样的时候如何活下来？如何在各种躲藏中还能不变节？那段时间，郑振铎曾与妻子高君箴沉溺于打麻将，当时很多人也开始相信神道、星相和命运，热衷于委身待运。这段时间对他们而言，是真正意义上的“至暗时刻”，而且完全失去了组织上的支援，只能进行“一个人的抗战”。 在那四年里，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抵抗。当时日本当局在上海推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少文人参加了相关的活动并签名加入，但像是郑振铎、李健吾、柯灵、杨绛这些人形成了另外一个“不签字”的圈子。对后者来说，生存是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和当时大后方的西南联大生活境遇上的“苦”相比，在沦陷区上海是另外一种“苦”，前者至少还有一种共同的目的凝聚心力，但在后者的上空，可能更像是一种漫长的、无底洞般的“黑夜”，不知道黎明什么时候到来。 纪录片《西南联大》（2018）画面。 新京报：民国时期的古旧书业存在诸多“潜规则”。作为一介书生的郑振铎在这套规则里有没有过一些“不适”的时刻？他在和这些古籍的“旧家”以及诸多“外儒内商”的中间人交锋时，他“书生”的一面体现在哪里？ 吴真：从一般的操作流程来说，郑振铎在确定购书前需要获得作为“第三方”的张元济和张寿镛的同意，以防有人从中“抽水”。在鉴定版本价格方面，郑振铎和张元济经常存在一些矛盾。比如清人文集、铅印本、清道光以后人之著述、非初印本等，张元济认为价值不大、可不收，但郑认为这些“近代史料”，如果当下不收，后来搜集更难，而且价目不大，不妨广收。再比如，郑振铎在来青阁跟店主议价几个小时，最终用“甚廉”的五十八元买下《雪窦寺志略》《寓山志》两种方志，送到张元济处鉴阅，张只愿意出价“三十元”，这下就让郑振铎很为难了，遂写信跟张寿镛力争，主张既然与敌争夺文献，“如还价过于峻刻，必将漏失许多重要文物”。 好在“同志会”内部，两个核心成员张寿镛和何炳松都非常支持郑振铎。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来到上海帮忙，郑、徐两人在学术眼光上相当一致，这相当于四个人中，郑振铎是有三票的。 不过话说回来，郑振铎这个人其实本身“书生气”就不是很重，很少会被刺激到“意气用事”，一直能够和社会地位相对低的书商和书店伙计打成一片。即便是和张元济偶有争执，他也很少在情绪上受影响，会倾向于认为这只是学术眼光上的不同。同时他还难得的很有耐心，其实那两年搜购大部分工作是“事务性的”，几乎隔一两周就要写一份“工作报告”，向重庆方面申请拨款，还要反复论证这个项目的“合理性”——这些书为什么值得买，甚至买完还需要一一复盘解释具体是怎么做的。这些工作，一般的文人是不愿意做的，这可能和他相较于同时代诸多文人而言“出身贫寒”有关。他十岁丧父，靠母亲做针线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自23岁后，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这些文学刊物的主编，需要接触大量的人，从中周旋平衡多方利益，每天都在琢磨怎么拼出一个最好的“盘面”。他是这项每天需要对上、对下的文献搜购工作的“天选之才”，换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如他这么适合。 新京报：在当年的收购工作中，郑振铎所在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作为大后方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其中的搜购流程既提供了某种支持，也有不少弊端，郑振铎当时具体是如何和“同一阵营”的他们打交道的？他所处的位置又会如何影响他的一些决策？以及考虑到书籍运输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重大的贻误是不是远非一己之力所能左右的？ 吴真：确实是这样的，在当时具体的谈判过程中，经常是多次反复。以嘉业堂为例，当时半年内就经历了前后七次的反复。为了卖出理想价钱，藏书家有意促成买家的竞购，先让较有古籍鉴定能力的买家拟一份欲购书目和报价，结果这份单子可能转手就会被卖家拿给其他买家出价，那个做书目的买家就成了“冤大头”。这种旧书买卖的叵测经常让郑振铎一边拟着报价单，一边警惕着其他对手的出现。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郑振铎频频写信、发电报催促重庆方面尽早汇款，最好是能“一面付款、一面取货”，让卖方来不及“价比三家”。但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搜购过程的每个环节都需要两人以上合议盖章，凡五十元以上的古籍，必须全体委员签字通过，这经常使得郑振铎处于“被动”局面。 所有上海“同志会”抢运至香港的古籍，卷首盖“希古右文”朱文方印，卷末盖“不薄今人爱古人”白文长方印。 后来这批约三万册的古籍偷偷运到香港，也是一波三折。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日本军舰已经包围了“孤岛”上海，“同志会”需要尽快将抢救的古籍运离险地。但我通过一些汇款明细和书信发现，当时的渝、港、沪多方相关人士都在“踢皮球”。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香港庚款会反复讨论运港方案，但迟迟没有决定行动方案。当时这些机构在香港都设有专门的办事处，但如郑振铎所言，“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无奈之下，郑振铎只能自己想办法，而且是用“先斩后奏”的方式，运到了香港大学再向上报告。这种决断力的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有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上海中国书店的杨金华这些朋友在帮他托底。重庆方面后来得知此事其实是非常生气的，甚至写信批评他，但是郑振铎还安抚参与此事的人“不用管他们，再过半个月我们就全都运完了”。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1942年1月，日军宪兵队在这里劫走暂存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 沉默背后：“她”的尖叫如何能被听见 新京报：这本书的第七章“难中相守的战时情缘”与其他章节的气质都很不同，可能是和“书”最远的部分，却是和“郑振铎”这个人最近的部分。其中包括很多他和徐微的往来细节。郑振铎在书信和日记中对这段交往的大量提及与徐微那里的“空白”形成鲜明对照，你在这章的结尾处谈到这种对照“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侧面”。也许考虑到本书的主旨，这部分未在书中作过多展开，但在其中能读出许多“言外之余味”。可否展开谈谈这个判断？以及为什么想把这章看似与“书战”关系不大的内容放进来？ 吴真：我的理解是，在那样人生至暗时刻里，郑振铎也许期望有一个人“点亮”他，可能来自一个年轻异性的仰慕和相守。徐微是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指导过的学生，两人1943年在上海重逢，在后来的往来中关系渐深，这期间徐微也在协助他整理书籍。但的确，在两人长达15年的往来中，郑振铎在日记中反复记下他对徐微的“情深意长”，但今天的我们找不到女方的个人记录文字，连患难中受赠的两册郑振铎手迹本，她也早早散出了。对于这段关系，徐微又是怎么看的，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实在无从得知。 与此相似，那个时代不少所谓的“佳话”，后来的读者大多是从男方的私人日记中窥见“被恋者”的身影。比如在顾颉刚和谭惕吾的关系中，读者通过顾氏日记看到的是长达五十年的“单相思”，但谭惕吾一生从未接受过顾颉刚的追求，她又会怎么看待这种情感的“攻势”？在许多曾经令人唏嘘的“绝恋”中，我们大多只能看到的是一个男性的“深情”和一个女性的“沉默”。沉默本身是不是一种“无力”或“抵抗”？因为实在没能寻见这部分文献记载，作为一个学者，我也不能再做更多的论述；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我从这样的“文献黑洞”中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寒意。 郑振铎与妻子高君箴。 新京报：是的，在看这部分内容时，我时常会忍不住想，郑振铎的妻子高君箴是怎么看待丈夫笔下的这种“照亮”的？ 吴真：我其实想过，如果能够找到高君箴的日记，透过她的眼睛看看全面抗战的这八年，我相信那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即便抛开这段“知己佳话”不谈，她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为了家国，天天不着家，并且把薪水全用来买书甚至借钱买书的丈夫？去年陈朗在悼念她丈夫的《请君重作醉歌行》文章里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女人在她们杰出的伴侣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内心最痛苦地尖叫着”。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女性承受的苦难大概更甚于男性，大部分的女性都是在“痛苦地尖叫着”的，可惜，我们现在听不见。 上海剧艺社在1939年8月上演了于伶创作的四幕话剧《夜上海》，通过开明绅士梅春岭一家从沦陷区家乡逃难到上海后的种种遭遇，刻画了“深夜”中的上海生活的悲鸣。剧中的男性面临回去家乡做顺民、留在上海“熬”、上山打游击的三种选择，女性则无奈为了家庭，“下海”当舞女、神女。此年年底，剧中人物与“孤岛”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共振：上海剧艺社有位特约女演员，原来在学校念书，后来忽然不来剧社了，过了些时候才知道她为了不使父亲去当汉奸，毅然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咬咬牙“下海”伴舞去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的女性所做的牺牲可能是更多的，却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污名”。 幸好，还有书籍 新京报：最后，你在后记中提到写作这本书时自己也渐入中年，对郑振铎抗战时期刻章上的“狂胪文献耗中年”“不薄今人爱古人”感触渐深。这段研究经历具体对你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吴真：也许是因为人到中年，有段时间越发觉得身体和心理都处于低谷期。在写作这本书期间，我常常在想，当面对外部世界深感无力时，怎样能给自己找到前行的动力。的确从郑振铎这里，我找到了一种“共感”，就像是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总有一件事能够让你沉入其中。当时的郑振铎一方面因为没有撤退“内地”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另一方面他又在为国家抢救文献中找到了一条自洽之路。 为什么他会心甘情愿做这件事？其实他真的在这些书里找到了某种价值，用他的话说，就像是每本书都在向他“诉说”着自己的遭遇，他会去“聆听”这些“劫中书籍”的遭遇，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下子接通了历史——古代的时空与现在的时空折叠相遇。这种愉悦对他而言肯定是从心底升起的，他真的把每一本书都当成了一个人，每抢救一本书，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抢救了一个人。 此外，郑振铎在抗战时期的文字中经常出现“斗室”“孤灯”下，一个人在读书的意象。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他会反复写到“大地黑暗，圭月孤悬，蛰居斗室，一灯如豆。披卷吟赏，斗酒自劳，人间何世，斯处何地，均姑不闻问矣”这样的话，可以想见的是，1942年起，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在这样的沦陷区的夜晚，你什么事都做不了，只有灯下读书，身心才能稍稍平静。作为“乱世微光”的书籍，不仅仅是郑振铎的，也是特殊时期很多人的避难所。 新京报：想起前段时间加沙的一则新闻，有民众自发在战乱的街边摆书摊，很多路过的人都会驻足翻翻这些书。 吴真：这可能就是书籍对每个具体的人真正的意义吧。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至少还可以逃向书籍，它构成了动荡日常生活的一个锚点。即便外部世界再不可控，但至少通过书籍，你的思想还是会有片刻属于你的。
历史名城大名———大名在元明清时代 大名西汉时设元城县。后把元城县之委粟里另行建制称贵乡县。 三国魏文帝时，于元城县建立阳平郡，北周时在贵乡县建立“魏州”。唐朝在魏州建立河北道，后建立大名府，曾被誉为“八府之首”。北宋在大名府设立河北路。大名县历代为县、郡、州、府、路、道和专区治所。三朝为国都，六代为陪都。唐代诗人李白游历大名时曾赞叹“魏郡接燕赵，美人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万室喧歌钟。……”大名可谓人杰地灵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丰富的辉煌的历史文化艺术内容。 大名在元明清时代 元代至元 16 年（公元 1279 年）设大名路总管府、辖一司(录事司)、三州（即开州之濮阳、东明、长垣：滑州之白马、内黄；浚州)，共有大名、元城、魏县、清丰、南乐等 10县。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取得政权，1368 年（明洪武元年）改大名路为大名府，隶属京师。大名府辖一州（开州）十县：东明、长垣、元城、大名、魏县、南乐、清丰、内黄、浚县、滑县。 修建大名府砖城。建文 3 年（公元 1401 年）漳、卫两河齐发大水，水位高于城墙，淤泥一丈多深。原大名府城（今大街乡一带）毁于严重的水灾中。此城系公元 360年（十六国前燕建熙元年）建立，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等朝代，一千多年的大发展，特别唐宋大朝的大发展，是已具备京都性质的较大区域的中心历史文化名城,这次彻底毁在滔天大水之中。至今大街乡的北门口、东门口、大名镇的铁川口(西门)、旧治乡的南门口，三个乡镇、四个城门以内的村子,都留有较明显的大名府城建筑遗址,大名府外城遗址周长24.3公里，大名府北京皇城遗址 1.83 公里。 明朝指挥使吴宓在当时艾家口镇北部修建大名府城(今大名县城)，城呈正方形，周长九里，城墙高3.5丈、宽2.5丈,四个城门外均修瓮城（素有扭头门之说)；四个城门都有专用名称；东门曰“体仁”、南门曰“崇礼”、西门曰“乐义”、北门曰“瑞智”：除东西南北四门正开，城外还有东、西瓮城扭头门均向南开，取意“朝阳”，南、北瓮城扭头城门均向东开，取意“迎喜”。城外周围开拓护城河一道，宽9丈，深4.5丈。城河连通着引河和漳河，水流常年不断；每个城门外在护城河上修筑了大石桥、其中南门外的大石桥在 1993 年翻建为现代型的城河桥。嘉靖 44年（公元 1565 年）知府姚如循用国库银，用砖、石包修城墙,城周围用特制的长方石,修筑五尺的基础,上边用特制的长方砖修建。城墙高达 3. 6丈，女墙 3尺，四城门有层楼，四角有角楼，城上修有炮台，城修建得美好壮观，城貌雄伟，规格完好整齐，达到高标准的砖城，城墙修得高大牢固，既能防水,又能防敌。大名府的城墙在冀鲁豫是有名的，乃至全国也是著名的，可与西安城相媲美。 当时大名府（在府前街北头)、大名县（在城西南部)、元城县（在东街路北）都在大名府城里，其中大名县在府城里待了十年后，搬入府城南八里的南乐镇（今旧治村）。 大名府在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于南半城修建了大名府文庙，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大门、大成殿，均为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建筑，造型精致，气势雄伟。后来又修建了府城隍庙、府关帝庙，均占地一万多平方米，有大殿、戏楼、廊房、大门等古式建筑。在北半城，大名府首县的元城县同样建有文庙、城隍庙、关帝庙，称为北三庙。县三庙比府三庙虽然小些，但在封建社会里却都是大庙院。 中国是佛教兴盛的国家,在大名府城内、外还建有几处大寺院，著名的有大寺街的大佛寺，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大雄宝殿中有千手大佛高达七米多。南刘庄大佛寺大殿中有8米多高的坐佛。南关有火神庙、真武庙等寺庙建筑群体。还有城关的老包庙、老爷庙、奶奶庙，土地庙等等寺庙庵观。 大名府的高官显贵，受到皇帝表彰，奉旨修建“功名坊”、“节孝坊”。仅大名城关，就有木、石牌坊20余座。如东街（满州街口西边）万历年间修建一座大型透雕石坊，是李家牌坊，高12米，宽10米多，一顶、二表、三梁，中间大门，两边各有耳门。坊顶是宫殿状雕有五脊六兽，各种立体动物。梁、立柱均是镂空立体透花浮雕图像，人物花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四根立柱两边均有两块大型稳石夹持柱根，每块稳石上均有两头立体雕塑的石狮子，形象凶猛威武，颇为壮观。石坊装修浑然一体，雕刻之精细，气势之雄伟，令人叹为观止。北大街有一座“一门双节”的陈家石牌坊；西大街有一座“豸绣承恩”的郭家石牌坊；南关火神庙南有两座大型张家石牌坊；这些石牌坊雕刻之精细，造型之美观，气势之雄伟皆可与东街李家牌坊相媲美、这些牌坊是大名的古代石雕文化艺术。也是出名的历史古文物。 清政府在公元 1649 年（顺治 6年）在大名设立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第一任总督为张存仁,总督府在西南部(今草辫厂)。到 1669 年（康熙8年）总督迁保定，大名设总督署共20年。 顺治 16年（公元 1659 年）设立直隶省，巡抚驻大名，大名是直隶省第一省会。到 1669 年（康熙8年）巡抚迁保定，大名为直隶省会共10年。 在元明清三代，大名府为畿辅重地。在历史上有十次相当于省级的行政机构设在大名。
原创 明朝唯一不可指责的皇帝，连清朝都不敢抹黑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王朝，其兴起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个人影响密切相关。在他的统治初期，明朝便开始高度重视火器和军事技术的提升，意图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和攻打能力。然而，令人惋惜的是，明朝的灭亡来得过于迅速，这一历史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相对落后，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清朝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对外交流和学习。 　　在明朝灭亡后的清代，特别是乾隆帝统治时期，其他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然而乾隆帝却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自给自足的世界中，未能察觉到外部环境的剧变。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在取代明朝之后，对明代的皇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抹黑和贬低，不论是哪一位皇帝，都难逃被清朝史官抹黑的命运。 　　事实上，明朝共有16位皇帝，其中有15位都遭到了清朝史官的恶评，几乎没有留下好的名声。回顾明朝的统治者，他们中间性格各异，有严厉果断的、有热爱旅游的、有仁慈厚道的，还有性格内向的宅男。这些皇帝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影响，直接反映了明朝早期的治国理念。 　　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其治国方针和方法为后来的皇帝们打下了基础。《明史》的编纂工作则是由清朝的史官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对明朝的记载并不会过于赞美。历朝历代都有对前朝进行抹黑的历史，无论是盛唐对隋朝的贬低，还是汉朝对秦始皇的批判，都是此类现象的典型代表。尽管如此，在明朝的16位皇帝中，有一位却始终未被抹黑，那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朱祐樘作为明朝的第九位皇帝，他的继位是合理的，因为他是以皇太子身份登基的。然而，朱祐樘的童年却异常悲惨，早早失去了母亲，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并未因此走上昏庸和暴虐的道路。在他执政期间，有一件事与唐太宗颇为相似：他欣然接受谏言，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轻易对敢于提出意见的臣子发怒。朱祐樘更是勤勉政务，日复一日地忙于朝政的管理。 　　从这一点来看，朱祐樘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极为勤奋的皇帝之一。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与辛勤，才挽救了朱宪宗时期国政的衰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朱祐樘的后宫中竟然没有妃子，只有一位皇后，他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平民百姓，简朴而务实。在一个富庶的皇帝身上，这样的举动实属罕见，因此他的清白更为突显。 　　即使在后来清朝的史官修撰明孝宗的评级时，对其都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三代以来的贤君，明之孝宗皇帝”。清代史官们通常会对明朝的其他皇帝持有褒贬不一的态度，但明孝宗的事迹与功绩，毫无例外地得到了全篇正面的记载，唯独没有一句负面评价，充分体现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百年来,中国史学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新史学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中国史学面貌也确实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享受新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实践新史学宗旨，丰富新史学的内涵。当时的历史学家似乎很难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旧史，编订新史在新史学发生之前，中国史学传统已经根深蒂固，花繁叶茂。自孔子以迄晚清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学不仅留下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历史著作，而且在史学表达方式上，几乎所有能想到的著述体例，都已经被发明出来了。历史学家想再发明一个什么新的方式，在20世纪开始那些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编年体、国别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断代体、大事记、通志、图表、点评、史论……但凡能想到的体例无一不被发明。当时的历史学家除了在旧的框架下博览群书，排比史料，探幽发微，似乎很难找到新的方式去改造旧史，编订新史。不仅历史著述的形式如此，官方历史几千年所表达的内容也前后一贯，套用一句老话说，千篇一律皆为一家一姓之族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尽管也有食货志、天文志、律历志，乃至释老志、经籍志等，极大包容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正如后来许多新史学传承者所批评的那样，旧史学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民众，或者说人民的影子，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从来就是大而化之，既没有极为细致的数量分析，也没有底层民众的生活。这是旧史学的最大缺陷。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形是，中国文明素来自誉为举世无双，中国历史学也素来有自己值得骄傲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周边，还是15世纪之后的西方，他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优长之处，也从中国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他们并没有学习中国的历史学，尤其没有学习中国历史学的著述体例，没有像我们这样始终如一地重视纪传体、编年体，重视帝王家谱、族谱。东西洋各国在近代实际上延续传承希腊罗马以来的历史学传统，注重分析，注重叙事，注重社会层面，而不是只注重英雄，使历史学沦为帝王家谱、族谱。新史学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西方因素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的历史学渐渐地发生着变化。乾嘉诸老对历史学应用层面的开拓，鸦片战争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如果仔细研索，内中多少都有外部影响在，尤其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明白地提示了外部史学开始影响中国，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中国历史学真正发生“范式转移”还是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事情。如果没有政治上的转型，没有一个全新社会形态的出现，中国历史学当然也会缓慢地向东西洋各国靠拢，也会变化，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政治面貌急剧变化，让文化的变化迅猛而剧烈。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迫接受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的国民待遇，而这个国民待遇不是参照中国，而是参照东西洋已经近代化的各国。这些外国人在通商口岸像在东西洋各国一样自由生活，自由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活动。这个示范在最初阶段当然有风险，它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伤害中国体制，谁也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活动毕竟写进了条约，中国也没有办法完全不遵守。随着时间推移，通商口岸带给了中国示范意义，那时的“先富阶级”也争先恐后跑到通商口岸，用各种方式分享通商口岸自由贸易的便利。于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先前几十年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其“用”不要其“体”的洋务自强运动渐渐转向，维新变法渐渐成为时代主题。持续两千多年的“四民社会”开始解体，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开始出现，中国社会也开始向自由资本主义转轨。近代中国的路径与西方、日本都很不一样。由于在甲午战前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国家主义主导的发展顺境，缺少最起码的近代启蒙，思想的变化严重滞后。因为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期，除了郭嵩焘、郑观应少数智者略具忧患意识、近代思想，整个社会充斥着盲目的自信、乐观，莫名其妙的狂妄。于是，甲午战后因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并不仅仅是调整和重构体制，也引进消化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思想体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甲午战后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变动。严复引进宣扬的“进化论”，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政治动力，而且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历史观，中国历史学的重构、重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重构，有了严复提供的新思想资源，才真正成为可能。据此，我们去看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邓实、王国维等人，在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关于中国历史学的思考，就比较容易理解新旧时代转换之际学术进步的可能、力度与局限。新史学的出现为中国历史学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章太炎、梁启超之后，中国历史学的面貌完全改观，旧的史学范式至《清史稿》完成而走向终结，中国历史学渐渐与东西洋各国历史学趋于一致，这在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钱穆等人稍后的研究中，均有完美体现。一百多年过去了，新史学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不再将历史学视为帝王一家一姓之家谱，而是广泛记录、分析社会的变动；也不再是简单的“资政”，而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逼近真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
历史上关键一年,影响中国300年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 这一年，大明王朝即将落下帷幕。这一年，即将成为影响此后300年的关键年份，而身处其中的人物浑然不觉。 关内的农民军在“闯王”李自成的带领下，已经进入了天下第一藩——西安府（今西安市），离大明政治中心，又近了一步。 关外，一支人数十余万、骁勇善战的八旗部队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带领下，正密切窥探中原的一举一动。▲1644年，紫禁城换了三任主人。图源：摄图网悲催的春节 这年春节，“大明劳模”崇祯皇帝感受到了大厦将倾前的紧张与压迫。 那天，北京城里突然狂风呼啸，黄沙蔽日，本应张灯结彩、欢庆新年的大街上，人烟稀少，满目萧条。 那天，本应进宫朝贺的大臣们竟然集体“旷工”。空荡荡的大殿中仅剩崇祯一人，想要勉强挤出喜迎新年的笑容。 但他笑出不来。 此前，抗金名将袁崇焕，因为己巳之变，被凌迟处死；三边总督郑崇俭，未损一兵一卒，因遭大臣诬陷，削职被杀；天雄军领袖卢象升，因弹尽粮绝，身中四箭，壮烈殉国；大秦军领袖孙传庭，因频繁被催战，无奈出战，失关身亡；蓟辽督师 洪承畴因粮草不济，被迫降清…… 崇祯明白，这些固然有自己优柔寡断、性格多疑的因素影响，但最严重的的问题是，现在，自己似乎已经无将可用了。 一周后，给崇祯皇帝的“催命符”送到了紫禁城：攻入西安的李自成，已在春节那天登基，建立大顺王朝，改元永昌。 下一步，他要率兵攻入顺天府（今北京市），做这个天下的王！吴襄的报价 崇祯再也坐不住了，他要逼自己尽快做出决定。 他想到，如今唯有两种方法可以再救大明一次，救自己一命。 要么调在长城驻守的关宁铁骑回京勤王，要么直接迁都金陵（今南京市）。 关宁铁骑，总兵力三万人，由抗金名将袁崇焕一手打造，是明末三大精锐部队之一。 此前曾痛击多尔衮，揍哭皇太极。 也是目前为止，战斗力最强的大明“正规军”。 而金陵城，是曾经的大明首都，太祖朱元璋就是在那里宣布了大明的诞生。 迁都北京后，金陵城仍保持有完整的行政部门，以备帝国日后发生不测时，可以东山再起。 如若调关宁铁骑入关，那就相当于，把辽东大片领土拱手相赠给关外虎视眈眈的大清八旗。 而自明成祖朱棣以来，大明皇帝的祖陵都在北京附近，若迁都金陵岂不是会使祖宗身后不得安宁？ 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崇祯这锅是背定了。 他想起了哥哥临终前说的“吾弟，当为尧舜”，感到一丝对掌控帝国未来命运的无力。 在经过几个日夜的反复思量后，崇祯最终决定，调关宁铁骑入关。 他想保住自己的命，但不想背负背弃祖宗的恶名，他可以接受做“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典范。 关宁铁骑的指挥者，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吴三桂，此时他爹吴襄正在京城负责皇帝的保卫工作。 接到崇祯的命令后，吴襄迅速入宫。 崇祯见到吴襄就像见到恩人一样，拉着他的手，亲切地问他，到了北京住得习惯吗？穿得暖吗？有什么需要呀？尽管提，朕都能办到。 吴襄当然明白皇帝紧急召见他的意图。既然皇帝开了口，那他可就“照实”说了： 臣有家丁三千，跟自己的儿子一样，平常都用美酒肥羊、绫罗绸缎供着，打仗时，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都能出死力。 另外，犬子吴三桂手底下还有能征善战的关宁军三万兵士，正在全力抵御关外八旗。 不过，皇上如果要调动他们，依臣的估算，大概需要朝廷拨给粮饷100万两。 崇祯一听，下巴差点掉下来。怎么会要这么多？ 吴襄说，百万不多的，除了三万作战的士兵，咱还得替人考虑军属安排，要是算上安置费，这些估计都不够。 那么，吴襄这个“报价”是否存在夸大之嫌呢？ 据万历年间宋应昌编著的《经略复国要编》记载，关宁骑兵每月可获得俸禄是1.6两+半石大米，那么，一年就是19.2两+6石大米。 按当时朝廷折价1石大米≈1两银子，养一个兵一年最少要花费25两。所以按三万士兵口粮算，再根据大明晚期通货膨胀的状况，吴襄说的是实话。 可崇祯犯难了。他心里很希望关宁铁骑能回防救自己，但这个价格太高了，他给不起，整个大明也承担不起。 他直言自己没钱，能否看在军人职责与使命的份上，先干活后拿钱。 吴襄摇了摇头。▲明朝的灭亡在这一刻已经定了。图源：摄图网时间不等人 作为一代帝王，崇祯居然选择了一个不甚明智的做法，求助大臣。 他对大臣们说，目前，西北有李自成大军，关外有多尔衮的八旗精锐，虎视眈眈。 由于连年征战，大明国库已经没几个钱了，朕甚至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捐助前线了，你们这次能不能出点钱，请关宁铁骑回防北京？ 说实话，这种求援很难奏效。 纵观中国历史，传统礼法强调“君为臣纲”。历来都是大臣唯君主命令是从，极少出现“臣权”高于“君权”的局面。 而崇祯这次主动倒置了本末。 大臣们看到高高在上的皇上现在用如此低姿态、近乎哀求的态度“命令”自己， 大概也感觉王朝没希望了，于是纷纷选择了沉默。 他们以为，京城假若有一天改旗易帜了，自己依旧是臣，谁做皇帝还不都一样！ 崇祯终究是做出了抉择，像之前在迁都和调兵中表现出的犹豫，他在思想上折磨了自己一段时间后，才决定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火速调关宁铁骑进京勤王。 但时间不等人，此时的大明王朝被拖得快断气了。 救与不救，下场都一样。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万念俱灰的崇祯爬上了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公园），找了棵歪脖子树。三尺白绫，完成了“君王死社稷”的“壮举”。 此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京城还有数百里。 假若崇祯泉下有知，是否会悔恨自己默默浪费掉的时间呢？▲崇祯最后的决策一直饱受争议。图源：影视剧照李自成一路走来 回想起1644年开年，李自成大概会开心到睡不着觉吧。 这一年，承蒙老天爷眷顾，他迎来了人生的巅峰。 从没想过做皇帝的他，竟然有机会在西安过了把皇帝瘾。关键是自己再努把力，做这天下之主也不是不可能的。 至少给远在京城的崇祯“下战书”时，他是这么想的。 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刚过完春节，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朝北京方向出发了。 二月，攻下汾州（今山西汾阳）、阳城（今山西阳城）、蒲州（今山西永济）、怀庆（今河南焦作）、太原等地，一路顺风顺水。 李自成以为不久之后，天下就要易主了。 怎知竟在代州（今属山西忻州）遇到了周遇吉。双方经过一场激战，周遇吉率部退守宁武关（今忻州宁武县），据险力守，拒不投降。 在多番劝降无果后，李自成只能硬着头皮采取强攻，最后以伤亡七万多农民军的代价，拿下宁武关。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记载了此次战役： “后贼（指李自成）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 经此一战，李自成被打怕了。他没想到小小的代州，差点把自己打回原形。 而接下来大军要进发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大同（今山西大同），那里才是大明历来重点防守的战略要地，精兵强将自是比代州多了不少。 自己的百万农民军弟兄，又是否能扛得住那两拨人的攻击呢？ 事实证明，李自成想多了。 宣府、大同守军听到“闯王”李自成来了，纷纷打开了城门，主动请降。大军所到之处，“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顺利抵达京师的门户居庸关。在那里，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早已大开城门，等着“闯王”进城检阅部队。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 三月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阜成门、彰义门、西直门。 至此，他已率领大军抵达了北京城的大门口。 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辛酸，李自成决定“大度”一次，暂停进攻。派出太监致书崇祯，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自己，自己在那儿称王。 条件是，他可以率农民军帮助崇祯抵抗天下各路反贼，以及关外的多尔衮。 很显然，这种要求，对于早已做好“死社稷”的崇祯而言，一点儿诱惑力都没有。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结束了明朝276年的统治。▲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明朝灭亡。图源：影视剧照紫禁城42日游 李自成进入京城后，立即下令以礼厚葬上吊的崇祯皇帝，在东华门外举行公祭。 同时约束进入京城的农民军弟兄，要求他们继续保持过去不打砸抢的优良传统。 虽然是自己的对手，但李自成挺同情崇祯的。 他不明白，偌大的大明帝国，为什么始终拿不出救命的100万两？到底是皇帝穷，还是大臣穷？ 据《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入京师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另一些史料则表明，大明国库和内帑确实被掏空了，所剩无几。 那么大臣呢？ 仍存疑问的李自成开始了他入主紫禁城后最大规模的“拷掠官员”行动。 拷掠官员，就是根据李自成设立的征税指标，对不同等级的官员实施强制征收银两。 不愿配合的，亦或是少交、漏交的，通通抓起来往死里打。什么时候交够了，什么时候放人。 他可不是崇祯，既不优柔寡断，也对这帮大臣没啥感情。 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四处抄家，拷掠大明各勋臣、富户、世家大族。其中就包括先前管崇祯皇帝要百万军饷的吴襄。▲吴三桂面临抉择。图源：影视剧照 彼时，吴三桂手下的宁远铁骑正在直隶玉田（今属河北唐山）一带活动。 听闻崇祯皇帝上吊了，大明灭亡了，吴三桂一时失了分寸，他不知道自己该带兵何去何从。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局势是，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又打不过多尔衮。 况且此时，因为自己的撤兵，已经相当于给了多尔衮一张直达北京的通关凭证。 天下英雄纷争，自古有之。投诚李自成，也不是没考虑过。 可是，当听到李自成派人抄了他家、抓了他爸，农民军二号人物刘宗敏霸占了他的“红颜知己”陈圆圆后，吴三桂二话不说，调转马头，率军返回了山海关。 对于这些情况，李自成不是不了解。 自小成长在陕西黄土高原的他，早就练就了豪爽、倔强、硬碰的性格，这或许就是他为什么一路顺风顺水打入京师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陈圆圆就是一个妾，与亲如兄弟的刘宗敏一比，简直微不足道。 所以，当听说自己的拜把子兄弟刘宗敏抢了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时，他并没有立即劝阻。 任凭事态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调头折返山海关。 他不明白，吴三桂这个南方人（吴三桂祖籍南直隶高邮，即今江苏高邮），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连自己父亲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带兵退回山海关。 此时，恐怕酿成“恶果”的李自成，才紧急召见左右，试图“剿抚兼用”，收服吴三桂。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命刘宗敏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行，他的初衷是尽全力劝降吴三桂。 因为，吴三桂手中有自己一直想要得到的军事力量——关宁铁骑，如果得不到，转而与自己为敌，必成心腹大患。 但李自成明知吴三桂与刘宗敏“有仇”，却让刘宗敏打头阵，不得不说是失策。 最终，这名大明平西伯只能被逼答应多尔衮的条件，做了大清的平西王。 四月二十三日，多尔衮部八旗劲旅与刘宗敏领导的大顺军在山海关前展开争夺天下的大战。 史载，“此战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四月二十九日，被吴三桂及八旗精锐打残后的李自成，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同日，李自成在紫禁城称帝，开启了他的“帝王生涯一日游”。 次日，四月三十日，前后“旅居”紫禁城42天的李自成，决定在紫禁城放上一把火，为即将西撤的农民军壮行。▲李自成撤了，清军来了。图源：影视剧照最后的赢家 1644年对于多尔衮来说，更值得被铭记。 几个月前，大清的创始人、自己的哥哥皇太极新丧，继承皇位的是小侄子福临，但大清的实际掌控者却是自己。 自父亲以“七大恨”起兵反明，父、兄数十年来均没有等到成功跨过山海关、入主中原的机会。 而今，因为大明的败亡，自己以及身后努力了数十年的八旗子弟们，终于有机会实现父、兄的遗愿了。 多尔衮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所以自始至终，他都没有轻易发出一兵一卒，踏入已经被搅得天翻地覆的中原。他一直在作壁上观。 直到大明平西伯吴三桂的书信呈放在他的书案上。▲多尔衮画像。图源：网络 吴三桂在信中恳切请求多尔衮发兵救他，救山海关。事成之后，愿意“裂土以酬”。 多尔衮看完书信，并没有立即出兵协助吴三桂。他知道，吴三桂能以割地答谢他出兵帮忙，说明自己还有进退余地。 如果现在贸然出兵，帮了吴三桂，难保其踢走了李自成后，不会再拥立一个皇帝，重新建立大明，把自己赶回关外老窝。 但老臣范文程却给他提了个建议，“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 应该马上出兵，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是李自成，不是大明朝，不存在“师出无名”的状况。 况且我军的战斗素养不是李自成的农民军可比的。不过，要注意约束士兵的行为，千万不要再犯李自成犯过的错。 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建议，但还是决定先按兵不动。 他要等，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部刘宗敏率领六万大军，直趋山海关，进剿吴三桂。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一次次派使者请求多尔衮发兵山海关，与自己共同抗击李自成的大顺军。 但多尔衮不傻，我凭什么与你联合讨伐李自成，我大清要的是天下，而不是打败李自成。 在吴三桂未表态投降大清之前，多尔衮虽距离山海关很近，却始终不动声色。 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大战前夕。 顶不住压力的吴三桂终于松口答应多尔衮，决定降清，换取清军出兵山海关，协助自己赶走李自成。 四月二十二日，李、吴双方在山海关展开大战。 投降大清的吴三桂在多尔衮的命令下，率领关宁铁骑与大顺军展开决战。 此战，双方皆损失惨重。大明倚重的关宁铁骑自此在历史上衰落。 在大顺军即将攻取山海关之际，多尔衮才急令多铎和阿济格各率2万精兵，从侧翼突袭全力攻城的大顺军，一举进入山海关。 1644年，精明的多尔衮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天翻地覆，王朝转换，历史在这一年拐弯，又拐弯。
对中国历史贡的献，清足以和秦相比，它奠定了现代国家的版图基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很多人提到清朝时常联想到近代的衰退、腐朽、失败以及丧失国家主权的屈辱，清朝似乎成了衰败与无能的代名词。然而，历史常常具有多重面貌，不应只以一个时期的失败来评价一整个王朝的成就和贡献。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待一个王朝的发展与历史影响，特别是清朝在中国历史的全局中所起到的作用。 如果从整个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清朝的成就完全可以与秦朝的统一相提并论。我们常常将秦朝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虽然在秦之前的夏、商、周等朝代也被称为王朝，但那些时期的中国尚未真正实现统一。夏商周各国，实际上只是一些松散的诸侯国联盟，整个国家并没有达到像秦朝那样的统一。秦国作为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强大力量，凭借强悍的军力最终击败了东部六国，完成了全国的统一，这一成就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 秦朝的统一虽然是历史上首次的大一统，但它的覆盖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原及周边地区。秦朝的疆域虽然最大时达到了340万平方公里，但这与后来的清朝或元朝的广阔领土相比，仍显得较为狭窄。秦朝的统一虽然在文化和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并没有完全控制游牧民族的区域，而这些地区的文化和政治状态与中原地区并行发展。由此，秦朝的“大一统”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狭义上的统一，仅限于农耕文明主导的中原地区。 随着历史的推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融合不断发生，尤其是西晋末年，农耕区与游牧区的交织渐渐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局面。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宋辽、宋金并立的局面，以及元朝统一中国，标志着农耕与游牧的最终融合。元朝的疆域覆盖范围极大，甚至扩展到了欧洲一部分地区，但这与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界限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大，元朝的版图所代表的并非典型的中国王朝疆域。 然而，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尽管明朝的疆域比任何前朝都要大，实际控制的地域仍然以汉地为主，尤其是两京十三省。明朝的版图虽然较大，但其中很多地区只是名义上的统治，像最北面的奴儿干都司地区，明朝其实并未能有效管理。事实上，明朝的疆域仍然远不如现代国家的版图，且其疆域的实际控制力相比起后来的清朝显得较为薄弱。 许多人认为明朝强大，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朝代，明朝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对抗游牧民族的优势。游牧民族有着骑兵的天然优势，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在战场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一直无法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从土木堡之变到后期不断的对外防卫，明朝始终在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冲突中维持了不小的压力。这也导致了明朝的版图无法进一步扩展，并且面对北方威胁时，实际上缺乏足够的防御能力。 相比之下，清朝的成功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扩张，更是政治、文化和民族融合的成果。清朝从东北的满洲起家，通过强大的军事征服逐步扩展其疆域，最终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有效统治。清朝不仅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还通过与不同民族的融合，逐步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体。清朝的版图达到1300万平方千米，尽管在它衰落时国土面积略有缩小，但仍然维持着1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广阔疆域，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庞大的国土面积。 清朝的版图不断扩展，尤其是在东北地区以及汉地的十八省，清朝通过军事行动彻底巩固了这些地方的统治。而明朝虽然版图较大，但实际上并未能做到像清朝那样实现全面的疆域整合。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封建王朝，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模式对于后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清朝的灭亡虽然标志着封建帝制的终结，但它对国家疆域的贡献仍然不可忽视。 总结来看，清朝不仅仅是衰败和腐朽的代名词，它为中国的统一和疆域整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清朝末期的衰退就忽视其在历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清朝的历史真实，虽然其晚期失败，但它也奠定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这一历史贡献值得我们客观看待。
为什么中国数千年历史只有3个女皇帝?690年10月16日武则天登基 历史上，女性登上帝位的例子并不多。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三位女性真正称帝，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武则天。690年10月16日，武则天正式宣布更改年号，将唐朝改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广泛认可的女皇帝。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篇章，象征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女性曾在背后掌控了权力，甚至有过较长时间的权力操控，但并未成为名副其实的女皇。比如，汉朝的吕后，作为汉高祖刘邦的妻子，她在丈夫去世后掌控了汉朝近十年之久，权力一度极为庞大，但她最终只被称为太后，而非女皇。同样，清朝的慈禧太后，操纵了两个皇帝的政治权力，统治了中国数十年，但也仅仅是太后，而非皇帝。因此，中国历史上，真正称帝的女性屈指可数，除了武则天，还有两位女性也曾有过这样的历史身份。 其中一位是北魏时期的元氏。元氏年纪尚幼，只有几个月大，却被篡位者胡太后扶上了帝位。胡太后控制北魏政权多年，但她的政治操控往往伴随着道德沦丧。胡太后不仅宠幸大批情夫，其中一些甚至有着明显的政治野心。元氏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扶持上位。由于当时北魏国君年幼且受到强权政治的操控，元氏从未真正有过独立的治理能力。几天之后，胡太后便因形势所迫，宣布元氏是女儿，并废除了她的帝位，将另一个年幼的皇族成员元钊扶上帝位，自己实际上仍在幕后掌控一切。胡太后的做法激怒了许多人，尤其是军事头领尔朱荣，他最终发动了政变，攻占洛阳，将胡太后囚禁并处死，而元氏的命运也随之成为了历史的谜团。 另一位女性自称皇帝的历史人物是陈硕真。她出生在唐朝高宗时期的浙江省清溪县，家境贫困且早年失去父母。陈硕真自小并不顺利，但她非常聪明，尤其善于运用宗教信仰来影响他人。653年，浙江遭遇严重洪灾，陈硕真为救乡邻，开仓放粮，却被地主恶意陷害，最终被送至县衙待审。眼看自己性命难保，她决定联合当地百姓造反，起义中，她成功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不仅靠着宗教手段吸引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还在起义军中塑造了强烈的信仰力量。她的军队迅速壮大，占领了浙江多个县城。然而，当时的唐朝高宗决定派遣大军镇压起义，双方在浙江桐庐展开激战。尽管陈硕真的军队一度占据上风，但当时空中的异象——流星划过天空，给了她的信徒巨大的心理冲击，认为神灵弃她而去，最终导致大溃败。陈硕真被捕并处死，尽管如此，她的女皇身份仍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通过这三位女性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女性称帝，但在她们的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政治斗争与社会背景。这些女性之所以能够登上帝位，往往与当时的历史动荡、权力斗争密切相关。她们的故事，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如何突破重重阻力，在政治舞台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与中国不同，日本在其历史上却有较多的女性天皇，这与天皇的权力性质、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不同于中国的封建皇帝，天皇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身份，因此即使是女性也能继承这一位置。而在越南和朝鲜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女性作为皇帝的例子则更为罕见。
好评中国丨在“记忆的战场”追求历史的正义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如何看待历史纪念，在主流声音之外，舆论场上出现一些杂音。如有人说“日本已不是当年的日本，我们依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刻舟求剑”，还有人说《南京照相馆》等电影“靠沉湎仇恨来体现自尊”，这些显然是一种需要纠偏的错识认知。 那段历史铭刻在所有爱好和平者的心中，正确、理性、客观看待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不容分说。 如在革命老区平江县，耸立着很多抗日英雄纪念碑，就是无数生动的铭记历史的例子之一。在著名的平型关大捷中，平江有90余人参加，其中伤亡30余人。为纪念从平江走出去的抗日英烈，也为纪念无数在湘北战场牺牲的无名英雄，这座红色县城“勒石以记”，用高耸的纪念碑镌刻历史，表达对英雄永远的怀念与崇敬。平江县高头坳的抗日英雄纪念碑。陈晓丹摄 铭记历久，是为了面向未来。 我们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看待变化，不能割裂了历史的连贯性，或者偷换概念，将反思战争罪行与经济发展合作对立，将历史反思误解为仇恨，把未来建立在遗忘历史之上。否则就与日本右翼鼓吹的“挨打的人都忘记了，打人的人还需要记得吗”遥相呼应，令亲者痛而他者快，这无疑是对中国14年浴血抗战历史的轻视和抹杀。 毛泽东曾说过，“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历史孕育真理，能与时间抗衡。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 在日本右翼企图淡化侵略、日本对战争反思不足的情况下，唯有千千万万人“勒石以记”，才能保护历史真相，避免军国主义复燃，历史错误重演。 如何看待历史，关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时代的车轮碾过。80年过去，怎样让未经历战争的新生代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认知，就在于我们怎样守护“记忆的战场”。更应当注意的是，在数字时代的碎片化信息洪流中，我们切不能迷失道路，成为“史盲”。 随着抗战记忆撞上代际断层，老兵慢慢凋零，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传递伟大的“抗战精神”。尤其在短视频、游戏、AI生成内容成为新“历史课堂”的语境下，如何培育好的青年人的价值观、历史观，是一项紧迫而现实的重要课题。 自然而然，要改变抗战历史的网络失语、戏语、乱语状态，就得重塑技术伦理边界，用网络的方式“勒石以记”，让历史共识突破算法茧房，打赢民族记忆的保卫战。这不仅关乎人心的争取，更是历史观的博弈。 保护正确的历史观，是为了追求历史的正义。 对于抗日战争的惨痛创伤，有人拒绝回忆，说“总是记着恨，有什么意义”。 可以说，“记着恨”正中了日本右翼势力的谎言传播陷阱。战后的日本从未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右翼分子诋毁南京大屠杀等铁证，妄图抢夺“记忆”，再造一个“历史”。他们粉饰侵华战争，混淆国际视听，也影响着部分不明真相者。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历史真相只会在谎言和遗忘的暴击中越擦越亮，显示出真理的高贵。只有揭露历史真相、传播历史正义、缅怀民族英烈，才能让正确历史观赢得主动，再次凝聚起全民族的共识。 往事并不如烟，未来更加生动。真正的和解，是对历史真相的开诚布公，对历史正义的全盘接受，对历史研究的高度客观。只有走出偏执、仇恨与狭隘，和平与发展才能成为国际交往的美好旋律。
「好评中国」历史血泪不敢忘记 抗战精神激励奋进 　　每一个日子因为历史有了特殊的意义，每一段时光因为事件我们深入骨髓。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记录着我们的血泪，记录着我们抗战的胜利。历史血泪不容忘记，抗战精神激励奋进。 　　历史的血泪不能忘记，不敢忘记。最近，热映的《南京照相馆》以普通人视角再现那段黑暗历史，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惊骇世界，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是中华民族的最痛时刻，历史的血和泪，我们不能忘，不敢忘。8月13日，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民众在参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大通“万人坑”形成于1943年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疯狂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残害中国矿工的历史铁证，这种血与泪的记忆，必须牢记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8月14日是“慰安妇”纪念日，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7人。她们的血泪伤痛，是历史化石的伤疤，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她们还在等待一个道歉，这是历史的欠缺，是我们时代的警钟。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我们从史册上能读到，我们从纪念馆里能看到，我们从影视上能感到，我们从慰安妇的惨痛记忆中能感悟到，从我们的身边老辈人传下的伤痛记忆里，我们能体会到，在我们这里就有路家庄惨案（1939年3月22－23日），日本侵略者见房就烧，见人就杀，兰英华的房子全被点着了火；商老亮的大门被踢开，老人当即被刺死；儿媳怀抱不满周岁的婴儿，也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张风彬的祖母、母亲、弟弟被炸死……这是身边的血与泪的历史，我们怎能忘记？不忘血与泪的伤痛，让我们汲取教训，让我们永远铭记，国家不能落后，中华必须强大。 　　在血与泪中，我们站起，我们反抗，家国情怀是我们骨子里的基因，我们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经过14年的抗战，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昂然站起伟大的抗战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每一次战役中，在抗战文物中，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启幕，展览汇集百余件珍贵实物，通过“热血守土”“文戈铸魂”“民生铸垒”“捷音震宇”四大主题板块，再现上海军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壮阔历史；位于河北沧州献县的马本斋纪念馆内，一件件历经烽火的展品静静陈列，它们承载着由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可歌可泣的抗战记忆；青少年话剧《何以永恒：帅府名人的抗战往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上演，该话剧取材于抗日战争时期帅府人物抗战事迹；“抗战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我们要铭记历史，携手传承抗战精神，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台胞刘先生13日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海峡两岸(石牌)交流座谈会”上的发言，引发在场两岸人士共鸣；在我们村就一直流传着一个小八路坚守粮库秘密英勇就义的故事。伟大的抗战精神已经凝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凝固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基因中，传承抗战精神，实现强国复兴，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使命。 　　历史血泪不敢忘记，抗战精神激励奋进。我们用行动践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故事分享会在广州举办；《山河为证》8月15日在上映，该片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华儿女血祭轩辕、死生契阔、奋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伟大史诗。作为公民，我要把抗战精神渗透到我的生活中。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忘血泪伤痛，都应该用抗战精神奋斗自强，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殷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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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有话说】第18季 5岁运，立秋后21天，庚金司令。天干争合没有贵气，时柱癸亥（比肩+帝旺），年干壬水劫财助身，全局金水成势，身强。申月癸水需火暖局、土制水，但原局火藏未戌中（丁火不透），戊土官星虚浮，需木泄水生火通关。年柱壬戌（劫财坐官杀库），月柱戊申（正官坐印），戌未刑开财库却逢劫财克财（壬水劫财透干），父母辛劳但财力不丰。主温饱，印星申金为忌（埋金浊水），早年大运己酉（1986–1995）、庚戌（1996–2005）土金旺，不利学业，可推断初高中，比劫旺克财，适合金火属性自由行业，官杀是忌神，大运走土金，比劫没有任何作用，违法取财，子女方面，子女宫对抗七杀，裂变1变2，为2个，2011透辛，三合，利事业，2022事业宫引动天克地冲，寅木生火为吉，但寅亥合木被申冲，计划中断或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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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反馈合集专栏回顾第101季
【八字有话说】第17季 首先，月柱壬子为婚姻宫，日柱辛丑中的丑为配偶宫。月柱是看婚姻的关键要点，其对整个命局的旺气流行及其他干支原始状态有重要影响 ，日支则代表内心对配偶的想法。
海外网评:历史不容遗忘,和平需要守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图为日本天皇在议会宣布投降。新华社发80年沧桑变故，历史的记忆依然鲜活如昨，不曾褪色。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这再次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历史铁律。铭记历史，是为了汲取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历史不是泛黄的故纸堆，而是由无数鲜活生命、破碎家园和文明创伤写就的“教科书”。回看二战历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灭亡中国、吞并亚洲进而称霸世界蓄谋已久，藉此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也激起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正义而战、为尊严而战的奋勇抵抗。铭记这些历史，正是为了看清悲剧的根源。日本军国主义的滋生，离不开对历史的歪曲、对侵略的美化，以及对强权逻辑的信奉。从明治维新后逐渐膨胀的扩张欲望，到战败投降至今仍有部分势力妄图对侵略战争淡化，甚至美化，历史的教训反复证明：对错误的纵容就是对未来的背叛。那些试图抹去南京大屠杀记忆、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淡化侵略历史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为军国主义的幽灵保留复活的土壤。正因如此，铭记历史，是为了让后人知道和平来之不易；以史为鉴，是为了防止人类重蹈覆辙。《日本经济新闻》8月15日在社论中写道，“过去80年来，日本幸运地避免了战争。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过去的错误，并重申对和平的承诺。”历史的公共记忆，是在一次次讲述与再现中不断传承。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早已被国际审判与史料所证实：南京大屠杀中30余万同胞被屠戮；731部队的细菌战、人体实验泯灭了人性……这些不仅是民族的创痛，更是全人类的记忆。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战争亲历者日渐凋零，但今年以来，《南京照相馆》等影视作品如一束束强光，刺破历史尘埃。它们不再满足于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普通个体的命运悲欢——照相馆学徒镜头下战栗的日常，母亲怀抱婴儿最后的剪影，少女眼中熄灭的光……当年轻一代在影院中屏息凝视，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而是直抵灵魂的共振与叩问。令人遗憾的是，日本近年来有意掩盖这段侵略历史，妄图删除掉有关这段侵略历史的公共记忆。《朝日新闻》8月15日在社论中写道，战败投降后，许多日本士兵和平民从中国撤回，当时日本社会保留了关于侵略战争的公共记忆。如今，随着时间推移，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不谈论侵华战争的社会。近年来，在日本电影中，提到战争就是指日美战争。过去掩盖侵略中国事实的“大东亚战争”这个词的语言魔力似乎延续到了现在，引人担忧。战败投降80年，日本不应在历史的迷雾中重蹈覆辙。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对正义与良知的漠视，最终都会反噬自身。军国主义曾让日本陷入战争深渊，也让无数日本平民蒙受苦难。今天的日本如果真心希望成为“和平国家”，就必须摒弃错误的历史观，正视并反省战争罪行，以实际行动赢得邻国和世界的信任。这不仅是对受害国的交代，更是对本国未来的保障。然而，日本近年来的诸多消极举措引起周边邻国乃至国际社会的警惕与不安：从渲染所谓“周边威胁”到不断提高防卫预算、强军扩武，再到主动配合某些域外国家，在亚太地区大搞联合军演、耀武扬威。当前，在亚太地区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日本的安全政策究竟是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目标，还是采取可能引发地区紧张的军事扩张，不仅将影响日本自身，更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形势造成不小的影响。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8月14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表示，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以“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为基础。两者相互牵制，形成了一个椭圆，但现在，“和平宪法”被“日美安保”过度牵制了。日本人应通过反思战争，领悟到建设一个珍惜每一位国民生命的和平国家的价值。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战败投降80周年之际，究竟要成为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贡献者，还是要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日本需要拿出勇气作出抉择。对于曾经的历史悲剧，中国永远不会忘，日本永远不该忘。（
直观还原抗战历史 61张“二战——芷江”系列照片在湖南首次公布 8月15日上午，由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61张“二战—— 芷江”系列历史照片首次在湖南芷江公布。这批照片共分为四个部分，直观还原了80年前芷江地区的抗战历史。这批照片的发布，不仅直观呈现了芷江民众的支前行动、芷江保卫战的艰苦、中美盟军的协作及受降盛典的荣光，为研究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影像资料，更是对无数先烈与民众的深切缅怀，让人们铭记历史，传承和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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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有话说】第16季 戊土生于子月，天寒地冻年柱干支一气的癸亥财星，月透甲木七煞，时见辛酉伤官全局金水旺相，水大木漂。日元毫无根基，克不住这汪洋大海。冬月戊土严寒冰冻，丙火为尊，甲木为佐。戊土更是立身之本。要取火土为用，金水为忌。火来固土，土来立起堤坝控制水流。惜原局一片金水，不见火土，日元极弱就像扶不起的阿斗。第一步大运乙丑盖原局引动亥子丑三会水势更旺，断命主出身贫困，出身温饱。学历初高。甲木定义夫星，因原局水大木漂，又被时上辛金克制。甲木就像一位流浪者，自然与命主缘分不深，断命主一婚离婚带一娃实乃命苦
八字反馈合集第244季
八字反馈合集第243季
八字反馈合集第242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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