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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题目 1904年7月4日,清朝举行了一次照律的科举考试。在礼部会试中选拔出来的273名贡士,参加了名义上由皇帝主试的殿试。由于清廷于次年宣布废除科举,因此此次甲辰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参加此次科考的还有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此次科考的试题如下: 第一场史论五篇: 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 2、“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3、“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4、“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贤才与参谋请于私第见客论”。 5、“北宋结金以图燕赵,南宋助元以攻蔡论”。 (第1题藩镇,第2题平戎,第3题变法,第4题举贤,第5题以夷制夷。) 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 1、“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日本变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国以日强,埃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各国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美国禁止华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这种题目放在现在考,都够用了。) 第三场《四书》《五经》。 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 次题为:“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义”; 三题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义”。
秦国贤相:“五羖大夫”百里奚 百里奚,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姜姓,百里氏,名奚,字井伯。世人称其为五羖大夫。楚国宛城(今河南南阳)人,另一说是虞国(今山西平陆)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相,大秦中兴始自百里奚。   百里奚出身贫穷,自小就卖身为奴隶,直到三十岁时,才娶了一个奴隶女儿杜氏为妻,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孟明视。娶了老婆,生了儿子,这下百里奚更是穷得没法过活了,于是他就决定离家到外面去闯荡一番。临走时,杜氏为他杀鸡、烧菜、煮小米,叮咛他说:“你若富贵了,可千万不要忘了我娘俩!”百里奚含泪告别了妻子。   他到了齐国,因为穷,没人给他引荐,流落乡下,讨饭度日。后来到了宋国,遇见隐士蹇叔,两人一见倾心,遂成知已。蹇叔把他举荐给虞国大夫宫之奇,从此他来到虞国,当了这个小国的大夫。这时候,他流落外地已经十年了,家乡的妻儿无法生活,逃荒异乡,不知去向。   公元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唇亡齿寒”劝谏虞君,虞君因曾受晋献公的宝玉“垂棘之璧”与名马“屈产之乘”而答应了晋国。百里奚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纳谏,便缄默不语。后来晋在灭虢之后,返回时就灭掉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被俘。   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他以此为耻,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的人抓获。   楚国国君楚成王听说百里奚善于养牛,就让百里奚为自己养牛。刚当上秦国国君的秦穆公,名字叫任好,是一位胸有大志的国君,听说了百里奚是人才,就想重金赎回百里奚。秦穆公的谋臣公子絷说:“那楚成王一定是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才让百里奚养牛。若用重金赎他。那不就等于告诉人家百里奚是千载难遇的人才吗?”秦穆公问:“那我该怎么样才能得到百里奚?”公子絷说:“可以贵物贱买,用一个奴隶的市价,也就是五张黑公羊皮来换百里奚。那样楚成王就一定不会怀疑了。”秦穆公就派人对楚国人说:“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王听说要赎逃跑的奴隶回去治罪,便交出了百里奚。   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并且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可秦穆公又叹息说:“可惜,老了!”百里奚回答说:“大王若让我上山擒虎,下海伏蛟,我是老了;若让我筹运国家大事,那我比八十岁出山的姜太公还小十岁呢。”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   百里奚相秦期间,内修国政,教化天下,恩泽施于民众。作为诸侯国的大臣,百里奚劳作不乘车马,暑热不张伞盖,在都城里行走不用车马随从,不用甲兵护卫。这种平易朴素的品行,不仅为百官树立了榜样,也以实际行为感动了百姓。在当时这确是难能可贵,赢得了时人的赞许和尊敬。到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许。”   在用人方面,百里奚举荐有才德的贤士。他早年周游各地,曾结识贤人蹇叔,得到过蹇叔的助益。此时蹇叔受到他的推荐,被秦穆公认为上大夫,共议国事,为秦国的富强与成就霸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上,百里奚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的威信,为秦穆公称霸奠定了基础。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主张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截击,秦师全军覆没,三员秦将被俘。后来三将被放回,秦穆公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追思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百里奚任秦穆公相国,政事无不参预。他为相期间,秦国建树国威的几件大事,秦人俱归功于他,口碑载道,传颂不绝,至战国秦孝公时,尚有人在相国商鞅前称颂百里奚,说“五羖大夫之相秦”,六七年间,为三大功绩:第一,“三置晋国之君”,晋惠公夷吾即位是借助秦国之力;后与秦反目被擒,又由秦国送回复位;晋文公重耳结束流亡生涯,问国即位,亦是由秦国派兵护送。第二,“一救荆(楚)国之祸”,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会晋、救楚、朝周之事。第三,“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安抚境内各族,戎狄亲附,成就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大业。   而后来,百里奚的妻子杜氏和儿子孟明视,也逃难到了秦国,听说百里奚做了大官,杜氏借了张琴,到百里奚府内,边弹边唱着《扊扅歌》,歌词为:“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亡我为!”翻译过来意思是——   五羊皮换的百里奚呀,   你可记得熬白菜煮小米?   灶下没柴烧,   我劈了门栓炖母鸡。   如今你富贵了,   扔了儿子忘了妻!   百里奚一听是老妻到了,连忙下堂,夫妻相见,痛哭失声。秦穆公听说老夫妻团圆,立即设宴祝贺。   秦穆公得了百里奚和蹇叔,励精图治,兢兢有为,终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探秘古代离婚制度 在我国古代婚姻结构还不严密时,离婚相当自由,所谓“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去”。自周朝开始,夫权制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来。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夫权制家庭的基础并不稳固,如《周易》记载妻子离家出走。秦始皇巡游时发现男子招赘、寄宿女家和死了丈夫的妻子抛弃孩子改嫁的现象,于是才刻石颁令天下维护家庭稳定。到了唐宋时期,夫权意识不断强化,在相关法律中,女子地位低落,而且妻妾不能擅去其夫,不过在夫逃亡时,可向官府申诉离婚。 古代贵族的离婚,有一定的仪式,《礼记》中记载,不但有夫出妻的仪式,也有妻出夫的仪式,出跟被出的双方都以谦辞自责。从史料中保存的唐人“放妻书”(离婚证书)看来,当时男女的地位似乎相当平等。“放妻书”内容大体分成三段。第一段重述夫妻缘分,经累劫共修得来,本应如水如鱼,同欢终日。接着第二段描写目前的状态,由于两人个性不合,经常冲突,大小不安,六亲相怨,实在无法继续下去了。第三段写离婚的祝福,既然无法同处,不如“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同时祝福离婚后男女各有前程。在离婚书末尾,有的注明给女方赡养费。而离婚证书都要会聚两家父母、亲戚共同作证。从唐人出具的“放妻书”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协议离婚”,尽量好聚好散。 我国古代虽然是男权社会,妇女需要“三从四德”,但男子是不可以任意休妻的,因为夫妻的离异同受家族观念的支配,也为法律所限定,还受到情与理的约束。据《白居易集》记载,妻子给在田里耕种的丈夫送饭时,路上遇到饥饿的父亲,便把饭菜送给父亲吃。丈夫在田里等得饥饿,非常愤怒,执意休妻,妻子不服,于是告到官府。白居易判决时说:“按照妇女的德行标准,妻子理应顺夫,然而报答父亲恩情乃出于天性。所以,应先将饭给父亲吃,丈夫在其后。由于孝亲重于事夫,故丈夫终不可休妻。” 由于古时候十分重视社会关系的稳定,离异总不被提倡,所以离婚率是很低的。《易·序卦下》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管子·小匡篇》也有“士三出妻,逐于境外”的条文。东汉的冯衍,年老出妻,遭人批评。宋代以后,士大夫多认为出妻的人没有品行。至于一般农村,出妻的情形更为少见,这是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离婚使家内劳动力减少,再娶的负担也很重。此外,名分观念也有影响,在“夫妻义重”的普遍想法下,也不敢轻言离婚。由此可知,琴瑟和鸣的婚姻理想,不但表现在婚姻的缔结、维持上,也限制了离婚趋势的发展。
成语故事里的古代铁剑:倒持泰阿 “泰阿”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铁剑。关于这把宝剑,曾有种种传说。例如《越绝书·外传》的《记宝剑》那一段里这样说: 楚王命令风胡子到越地去,寻找欧冶子,叫他制造宝剑。于是欧冶子走遍江南名山大川,寻觅能够出铁英、寒泉和亮石的地方,只有这三样东西都具备了,才能铸制出利剑来。最后他来到了龙泉的秦溪山旁,发现在两棵千年松树下面有七口井,排列如北斗,明净如琉璃,冷澈入骨髓,实乃上等寒泉,就凿池储水,即成剑池。 欧冶子又在茨山下采得铁英,拿来炼铁铸剑,就以这池里的水淬火,铸成剑坯,可是没有好的亮石可以磨剑,欧冶子又爬山越水,千寻万觅,终于在秦溪山附近一个山岙里,找到亮石坑。发觉坑里有丝丝寒气,阴森逼人,知道其中必有异物。于是焚香沐浴,素斋三日,然后跳入坑洞,取出来一块坚利的亮石,用这儿水慢慢磨制宝剑。 经两年之久,终于铸剑三把:第一把叫做“龙渊”,第二把叫“泰阿”,第三把叫“工布”。这些宝剑弯转起来,围在腰间,简直似腰带一般,若乎一松,剑身即弹开,笔挺笔直。若向上空抛一方手帕,从宝剑锋口徐徐落下,手帕即分为二。斩铜剁铁,就似削泥去土,之如此,皆因取此铁英炼铁铸剑,取这池水淬火,取这山石磨剑之故。 楚王见剑大喜,乃赐此宝地为“剑池湖”,唐乾元二年此地置县就以第一把宝剑为县名,叫“龙渊县”,因避唐高祖名讳“渊”字,改叫“龙泉”,一直叫到今天。为了纪念龙泉宝剑鼻祖欧冶子,后人在剑池湖建了“剑池亭”和“欧冶子将军庙”,成了一方千年古迹。 到了晋代,《晋书·张华传》又有如下的记载: 晋初,武帝时,在斗、牛二星座之间(据说即吴、越分界处的上空),发现常有紫气。当时官为“中书令”的张华,问善观天象的雷焕,这是什么缘故。雷焕说:“ 这是宝剑的光。从这道直冲牛斗的光来看,那宝剑定非凡品!”张华又问,宝剑大约在什么地方。雷焕仔细观测之后,答道:“在豫章郡的丰城县”(丰城在今江西南昌附近)。张华便推荐雷焕担任丰城县令,立即上任。雷焕到了丰城,专心寻找宝剑的下落,终于在一所监狱的地下,找到了剑光的来源。当即搬走监狱,往下挖掘。掘了四丈多深,发现一个石匣,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对宝剑,剑上都刻着字,一把是“龙泉”,一把是“太阿”。当天晚上,再观星空,牛、斗之间的紫气,果然不见了。 上面两段传说,当然不可能是事实。但是我们既然明白“泰阿”乃是一把宝剑的名称,那么对于“倒持泰阿”这句成语,也就不难理解了。 宝剑本是用以自卫的武器,如果虽有泰阿宝剑,而把它倒过来拿着,这不是自动把剑柄送给对方,给对方造成机会,而自受其害吗? 因为“泰阿”又作“太阿”,所以“倒持泰阿”也可作“倒持太阿”。《后汉书·何进传》作“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意思相同。
唐朝阎立本绘---古代十三帝皇图 十三帝图是由中国初唐时期画家阎立本所绘画的大型绢画。画卷的尺寸为51.3×531厘米。 该画卷描画了十三位中国帝王,他们分别是:汉昭帝、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昭烈帝刘备、吴大帝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南陈文帝陈蒨、南陈废帝陈伯宗、南陈宣帝陈顼、南陈后主陈叔宝、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 目前该画卷被收藏在美国波士顿的波士顿美术馆。 据《画史》记载,米芾于王秋家所遇之画卷(即今日之真品)为杨褒之摹本。阎立本选取的十三位帝王都是带有典型性的暴君、庸帝、昏王、明主。 每个帝王独立成一组,一般有两名侍者,其中陈后主只有一侍。构图表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立像,侍者在旁;一种是坐像,侍者穿插左右。作为共同气质,这些皇帝多少均具有“王者”风度,为了突出天子,侍者们相应昼得矮小,甚至于和帝王的高大不成比例,这是中国传统绘画常用的手法。 对这种互不联系的并列形式,除在长卷限制的构图上寻求一些变化外,画家一般着力刻画人物个性的差异,选用特征性细节,尤其注意刻画面部五官的不同。在个性表现上作者根据帝王们各自的特点和对其功过的“正统”评价加以表现,并将自己的褒贬观融诸笔端。画中题名主要评价帝王对佛教的态度。
二战时期日军为什么唯独没有入侵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日本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台湾,在二战中又入侵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说,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因为巴西的一个照会阻吓住了日本。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   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还是有名的诗人,董必武曾评价他说:“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   刘成禺一生著作,主要有《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太平天国战史》、《世载堂杂忆》等。其《世载堂杂忆》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当时广为流传。   此书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在书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第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因此,“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   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广人稀,一直苦于无人开发。葡萄牙人曾给大清朝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   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   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而大清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葡萄牙殖民者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本人移民到巴西。   面对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葡萄牙殖民者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   这一阻吓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于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
五代十国状元含金量很低 摘要:就一般对手而言,宋代见诸记载参试举子最多的一年是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举子汇集京师竟达44,562人!这年录取进士38人,诸科181人,共219人(见《续资治通鉴》卷五一),平均录取比例为203.48:1。估计最热门的进士科录取比例应远远小于平均数。可见,该科状元孙暨(同上)要保证会试不被刷掉的难度之大。这也是五代任何一个状元都无法比拟的。 五代象唐代一样,进士科原则上年年开考。但是,愿意参加科举竞争的人很少,因此,夺个状元要战胜的对手比北宋中期以后少得多。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来考察这一问题。   一   先看中原5朝的情形。   《旧五代史·梁纪》载,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正月癸酉,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这是说,当年各地荐送上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共157人,都受到朱全忠的接见。即使这157人全是进士科考生,该科状元崔邈(见《登科记考》卷二五)所面临的对手总数不过157人。   《唐摭言》卷一指出:在唐代,每年仅参加进士举的“常不减八九百人”。两相对比即可见五代士子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之低。   其实,这157人中包括明经、明法、三礼等各科的考生,而且并非所有的进士科考生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他们中有的只是到考场“观光”而已。这年录取了18名进士(见《登科记考》卷二五),崔邈真正要认真对付的对手只有17人。   又由于五代跟唐代一样,一般国家级考试只考1次,便可由知贡举将取舍与名次全都定下来,所以崔邈要战胜所有进士科参试者也好,只战胜17个强劲对手也好,都是1次搞定的(见《旧五代史·选举志》),不需要再费别的力气。 《记考》卷二五引《册府元龟》、《五代会要》云: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知贡举姚洎奏曰:“曩时进士,不下千人,岭徼海隅,偃风响化。近岁观光之士,人数不多……”可见,参加这几年进士考试的人数都跟开平二年差不多。所谓“曩时”,是指唐朝;这里所谓“进士”是指进士科参试者。唐时,光进士科参试者已达“千人”,而现在,诸科考生合起来才一百几十人,足见悬殊之大。这年共取15名进士。状元徐寅①以长于作赋而闻名天下,本来在唐末已考取进士,由于时局动荡,只谋到一个秘书省正字的微职,一点被重用的迹象也没有,颇不甘心,这次重新参试而夺魁,他须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只有14人。   后汉乾佑元年(948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窃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应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兴能之路。”(《登科记考》卷二六)朝廷采纳了。   这道奏章告诉我们:五代之初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甚少的情况,通过30余年各政权的政策鼓励,加之地方政府选送时尺度越来越松,已大有改观:参加考试的举子慢慢多起来,致使“诸色贡举人”“多至二千三千”,其中不少人考了5次、6次。也就是说,包括明经、三礼、明法等科在内的参试者最多时达到3000人。当然,这跟唐时仅进士一科考生“不下千人”仍有距离。即使进士科参试者超过平均数,因其中很多人是屡考不中者,竞争力并不强,只是增加了知贡举组织考试的工作量。这年取进士19人,状元待考,实际他要战胜的硬对手仍只18人。   据《记考》卷二六引《册府元龟》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正月壬子,对诸道贡举人石熙载等三百余人于万春殿。”大概是经过后汉的整刷,地方官选送时把关严起来了,于是延至后周时,参加考试的人数又大为减少。这300余人即令都是进士科的参试者,其实也不算多。这年取进士10人(同上),状元未见记载,他要战胜的对手才9人。   据《登科记考》,整个中原5朝,每次考试所录取的进士一般为几人到十几人,最多的一次是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为25人,算破天荒了。 再看周边几个小政权的情形   我们拿资料比较多一点的南唐为例。南唐疆域较大,且经济、文化都是当时最为发达的(《五代史话》第9页)。它自保大十年(952年)始的17举共取进士93人(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平均每次取5.47人。对状元来说,真正强有力的对手尚不足5人!可见,在周边各国夺魁更为容易。   二   通过比较才能说明问题。   上面的论述中,已就参试人数跟唐代作了简单的对比,其实,这还不是很说明问题。因为唐代也是年年开考,而且每次录取的进士人数也不多(见《登科记考》各卷及《文献通考·选举考》),所以唐代状元所要战胜的对手也是比较少的。   下面,我们主要跟宋代作些比较,问题就会看得更清楚些。   宋代殿试始于宋准榜(973年)(《续资治通鉴》卷七)。开始,进士科录取了宋准等10人,诸科28人,由于有人告状说考选不公,太祖命将考完了3场而落选的举子全部造册上报。结果进士及诸科共报上来360人。最后选中其中195人进行殿试,由太祖亲自主持,共取进士26人、诸科101人,宋准仍为进士第一名(同上)。   宋准夺魁考了两回。第一次的强对手9人,第二次强对手25人。显然,他夺魁比五代哪个状元所费的力气都大。这还只是宋初的情形。   自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吕蒙正榜开始,殿试录取新进士突破100人(此时还不是等额录取)(见《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第9页)。这就是说,自吕蒙正开始,宋代状元先要在省试(即会试)中争取不被刷掉,然后在殿试中亦要确保不被刷掉,才有可能在胜过100名以上的强对手后夺魁。   北宋中期以后,每科录取的人数逐步增加。真宗朝考过12次,共取进士1711人(见《宋史研究集刊》第89页),平均每次142.58人;仁宗朝考过13次,共取进士4615人(同上),平均每次已达355人!   北宋录取进士最多的一年是宣和三年(1121年),达805人(见《文献通考·选举考》);而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那一次更达998人(《续资治通鉴》卷一六三)!   连跟南宋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金王朝,其录取进士最多的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丁巳一科也达925人(见《金史·选举志》)!   显而易见,就必须战胜的强劲对手的人数而言,五代状元跟北宋中期以后不可同日而语。 就一般对手而言,宋代见诸记载参试举子最多的一年是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各科举子汇集京师竟达44,562人!这年录取进士38人,诸科181人,共219人(见《续资治通鉴》卷五一),平均录取比例为203.48:1。估计最热门的进士科录取比例应远远小于平均数。可见,该科状元孙暨(同上)要保证会试不被刷掉的难度之大。这也是五代任何一个状元都无法比拟的。   总之,五代状元所须战胜的对手甚少,是因为参加考试的人数本来就少。   这参加考试的人数少,又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其一,最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多数读书人已经丧失了参加科举竞争的热情。一般说来,国家越是统一,政治越是清明,人们,特别是读书人就越是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越是跃跃欲试,积极参加各种竞争,希望能寻找机会一展才智,建功立业。五代时期,国家分裂,政局动荡,不仅严重地影响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极大地挫伤了读书人参加科举竞争的积极性。上引姚洎奏章“曩时进士,不下千人”等语正好能说明这一点。   其二,年年开考,又将少数愿意参试者分散开来。唐代也是年年开考,但那时国家统一,几乎每个读书人都积极参试,贞元七年(791年)状元尹枢夺魁时已70余岁(见《登科记考》卷一二,总第457页),可见唐代读书人参与科举竞争的劲头之大,即使年年开考,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还不是太少。五代这样一分散,平均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人就少得可怜了。
西晋末期争斗:八王之乱 西晋末期争斗:八王之乱 历时16年。参与者,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海南王司马越 起因,皇后贾南风于291年与司马玮合谋杀死杨皇后父亲,身为太傅大都督的杨骏。却是被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卫瓘渔翁得利。贾南风于六月又合谋楚王杀司马亮。借机反咬,杀死司马玮。废太子。妄使外甥即养子成为太子。 诸王争夺中央权力,发起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首先,赵王司马伦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惠帝自立,齐王司马冏(驻许昌)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镇邺)河间王司马颙同时举兵,迎惠帝复位。杀司马伦。齐王司马冏任大司马,进京辅政。泰安元年(302)年底,河间王关中起兵讨司马冏,长沙王(洛阳)同举兵,并啥司马冏。故政权又落司马乂手中。太安二年,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颖合兵讨伐司马乂。都督张方(司马颙一方)精兵7万,自函谷关向洛阳推进;司马颖调动大军20余万,也渡河南向洛阳。二王的联军屡次为长沙王司马乂所败。次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洛阳城)与部分禁军合谋,擒司马乂。其后被张方烧死。王颖入洛阳为丞相。封皇太弟。邺城变为政治中心。东海王对王颖不满,领禁军携惠帝北上攻邺城。于荡阴被击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入封国。河间王颙派张方率军占领洛阳,接着并州刺史司马腾(司马越弟)与幽州刺史王浚联兵攻破邺城,成都王颖与惠帝投奔洛阳,转赴长安。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越又从山东起兵进攻关中,击败河间王颙。光熙元年(306年),东海王越迎惠帝回洛阳,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相继为其所杀,大权落入越手中,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狄仁杰真的是神探? 狄仁杰是唐朝武则天时候的重臣,在电视剧的炒作之下,都知道他是清官和智者的化身。其实历史上对他评价也颇高。因为他的正直。但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些小事让人遗憾。   一是说他有个堂姨卢氏,居午桥别墅,狄仁杰很敬重她。一个雪天,狄仁杰到堂姨那里,见表弟打猎回来,将猎得的野兽摆了一地。狄仁杰说,我现在有幸是个宰相,表弟若有什么打算,可以跟我说。那意思是,只要你们开个口,安排个工作找个位子是不在话下的。不想卢氏不领情,说道,我就只这一个儿子,能自食其力,而且伺候我这一个女人就够了,不想让他再去伺候另一个女人。   堂姨见识有限,认为狄仁杰伺候武则天不太高尚。   另一件事也很有些败胃口。狄仁杰与娄师德同时在朝当宰相,狄仁杰极尽排斥,非止一日。但娄师德一直忍着,处处退让。武则天看不过去,一天对狄仁杰说,我这么重用你,你知道为什么吗?狄仁杰傲气十足地回答:“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事。”武则天沉默了好久,才说,我其实并不知道你,你之所以能够有今天,实在是娄师德推荐的。接着命令左右取筐箧,找出了十几封推荐表。狄仁杰一看,原来都是娄师德推荐的,马上引咎谢罪。从朝中出来以后,他不觉发感叹道:“我没想到被娄公这么包涵,而娄公却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露出骄矜之色。”   前一段三个人:堂姨、狄仁杰、表弟;后一段也是三个人:武则天、娄师德、狄仁杰。在两件事情上,狄仁杰表现得实在算不上优秀。娄师德含而不露,武则天大家气度。狄仁杰却表现得差火,不但浅陋而且小气。 电视在开播以前谁都没想到百家讲坛这么一个很高雅很枯燥的节目能这么火,其实我不经常看电视,这个节目没看过几次,但是即便没看过电视的人,也都应该知道百家讲坛,这个节目早已经走出了电视广为传播了。 百家讲坛这几年出版了大量的图书,这方面这个节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是百家讲坛的内容,只要稍加整理就是一本书。所以节目我很少看,书却没少读。这本《狄仁杰真相》就是其中的一本。狄仁杰一般有点文化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但是也就仅仅局限于知道罢了,顶多能说出个小说《狄公案》来,具体的细节还真的不太清楚。我第一次对狄仁杰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想起来竟然是和一位荷兰人有关,二十年前,一本叫做《秘戏图考》的书很畅销,写的是中国古代的春宫画,作者是一个荷兰的汉学家叫做高罗佩,他一生钟爱中国文化,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他还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的书,在国外影响很大,甚至超过了李世民和武则天。真没想到知道狄仁杰竟然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都绕道欧洲去了,也算是一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吧,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是不会对狄仁杰这个名字感兴趣的,也就不会看这本书了。 看了以后才知道,文化的交流真的充满了误解啊,狄仁杰根本不是什么神探,不过是一个文官,一提到他就和一个数字联系了起来,那就是他一年断案17000起,简直是一个神话,可是他可不是一个一个案子的去审理,而是作为复合查阅卷宗,并没有直接去审判,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二审,甚至可以说是终审法官,面对各种卷宗来审判和直接审判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真实的狄仁杰,并不仅仅是一个断案能手,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他辅佐了武则天,并且能够在武则天风卷残云般的杀戮中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他劝说武则天把皇位还给了李家,让唐朝的政权得以平稳过度,使天下黎民少经受了多少苦难。可以说狄仁杰不是政客而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政客,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官场上翻腾,而真正的政治家,看得更深更远更长久,这就是做人眼界格局境界的不同之处吧。唐朝有了狄仁杰是幸运的,武则天有了狄仁杰也是幸运的,不过更幸运的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竟然通过一位荷兰人而走向了世界,那么说狄仁杰也是幸运的啊! 在开播以前谁都没想到百家讲坛这么一个很高雅很枯燥的节目能这么火,其实我不经常看电视,这个节目没看过几次,但是即便没看过电视的人,也都应该知道百家讲坛,这个节目早已经走出了电视广为传播了。 百家讲坛这几年出版了大量的图书,这方面这个节目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是百家讲坛的内容,只要稍加整理就是一本书。所以节目我很少看,书却没少读。这本《狄仁杰真相》就是其中的一本。狄仁杰一般有点文化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但是也就仅仅局限于知道罢了,顶多能说出个小说《狄公案》来,具体的细节还真的不太清楚。我第一次对狄仁杰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想起来竟然是和一位荷兰人有关,二十年前,一本叫做《秘戏图考》的书很畅销,写的是中国古代的春宫画,作者是一个荷兰的汉学家叫做高罗佩,他一生钟爱中国文化,娶了一个中国的妻子,他还写了一本《大唐狄公案》的书,在国外影响很大,甚至超过了李世民和武则天。真没想到知道狄仁杰竟然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都绕道欧洲去了,也算是一场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吧,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是不会对狄仁杰这个名字感兴趣的,也就不会看这本书了。 看了以后才知道,文化的交流真的充满了误解啊,狄仁杰根本不是什么神探,不过是一个文官,一提到他就和一个数字联系了起来,那就是他一年断案17000起,简直是一个神话,可是他可不是一个一个案子的去审理,而是作为复合查阅卷宗,并没有直接去审判,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二审,甚至可以说是终审法官,面对各种卷宗来审判和直接审判完全是两回事。 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真实的狄仁杰,并不仅仅是一个断案能手,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是他辅佐了武则天,并且能够在武则天风卷残云般的杀戮中能够幸存下来,真是太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他劝说武则天把皇位还给了李家,让唐朝的政权得以平稳过度,使天下黎民少经受了多少苦难。可以说狄仁杰不是政客而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政客,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官场上翻腾,而真正的政治家,看得更深更远更长久,这就是做人眼界格局境界的不同之处吧。唐朝有了狄仁杰是幸运的,武则天有了狄仁杰也是幸运的,不过更幸运的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竟然通过一位荷兰人而走向了世界,那么说狄仁杰也是幸运的啊!
上古三朝:夏商西周兵制 (1)夏朝兵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夏王朝。   夏朝统治者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建立了一支奴隶主军队,于是原始形态的兵制也随之产生。   夏朝军队由夏王掌握。在确立启的统治地位的甘之战中(甘在今陕西户县西),启要求全体参战者要严格执行命令,对勇敢作战、执行命令的人给予奖赏,反之则予以惩罚。据《尚书·甘誓》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可见,夏朝的军队已经有严格的纪律。   由于夏朝处在阶级社会早期,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因而夏朝军队的数量不多。例如,夏五世国王少康逃亡到有虞氏时,住在纶(今河南虞城东南),只有500部属。后来,少康联合斟寻氏和斟灌氏两个部落,推翻了窃踞夏朝的寒浞〔zhuo茁〕,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夏朝军队以步兵为主,但车兵已开始出现。《甘誓》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不正,汝不恭恭”的记载,证实了车兵的存在。左是车左,执弓主射;右为车右,执戈矛主刺杀;御者居中。一辆战车,三个乘员,与后来商朝车兵编制一样。另外,《司马法》中将夏代战车称为钩车。   夏朝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木石制造的戈、矛、斧、殳〔shu书〕和弓箭,也有少量的青铜兵器。   夏朝时还没有常备军,只有由贵族组成的平时卫队,作为夏王的警卫。如果发生战争,夏王就临时征集奴隶主组成军队进行战斗。   (2)商朝兵制   商朝兵制是在继承夏朝兵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商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经常亲自率军出征、主持战争动员和兵员征集。商王下面设有师长及各级执事官,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平民)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参加战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商王开始把部分贵族和平民集中起来,编为常备军。但直到商朝晚期,亦民亦兵的民兵仍然是商朝军队的主要成份。   商朝的兵役制度,主要是临时征集的征兵制。这种征兵方式,当时称“登人”。甲骨文中常有“登人三千”、“登人五百”的记载,最多的一次征集了一万人。征集的对象主要是平民,有时为弥补兵力不足,也把奴隶编入军队。如牧野之战中,纣王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抵抗周武王的军队,但商朝奴隶阵前倒戈,使商纣王迅速溃败。   商朝军队的编制,根据古代文献和甲骨文记载,大概在武丁及其以后时期已有“师”、“旅”、“行”等几级编制。从武乙时期卜辞记载的“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看,师可能是当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旅是师以下的编制单位,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王旅”的记载。卜辞中也有关于“行”的记载。据研究,一行由100人组成,左、中、右三行组成一大行,三大行组成一旅,一旅1000人(包括指挥、后勤、通讯等机构的人员),三旅组成一师,一师3000人。   商朝军队由步兵和车兵组成。步兵和车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甲士三人,居中的驾车,居左的持弓,居右的握戈。车下还配备若干步行的徒役。此外,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骑兵和舟兵在商代可能也已开始出现。   臣服商王的各方国也有军队,以各自首领(方伯)为统帅。方国的军队除维护本方国的统治外,还要听从商王的调遣,担负征戍任务。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簇、头盔、铠甲等。大部分兵器都是用青铜制造的。   商朝设立了培养训练各级贵族的学校。王室学校称“明堂”,一般贵族学校称“序”和“庠”。学校教育集中在射(射箭)、御(驾车)、舞(军体)三个方面。另外,商朝也通过狩猎活动训练军队。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的田猎活动采取的是“烧山引兽,放火寻角”的古老围猎形式。车兵、步兵和徒役编为左、中、右三行,根据地形布阵、举火、设防。这种田猎活动不仅用以捕杀野兽,还用于捕捉羌人,作为人牲或奴隶。   (3)西周兵制   商朝末年,纣王(帝辛)实行暴力统治,残酷压榨平民和奴隶,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纣王到处营建离宫别馆,甚至建“酒池”、“肉林”。纣王还连年对外用兵,大肆征伐,从而更加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正在兴起的周族,在周武王领导下,经过牧野之战,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因为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为了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北)后的东周相区别,史称西周。   西周的兵制继承商朝制度,但也有所发展,是奴隶社会兵制的典型。   西周建立了强大的常备军。按照分封制原则,周天子(即周王)规定了天子直辖的军队和诸侯国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天子直辖的军队有宗周六师和成周八师(也称殷八师)。前者是守卫镐京的,因位于西部,所以也称“西六师”;后者是驻守在洛邑的,用以镇慑集中于此的商朝贵族。师的编制员额,有的学者认为每师一万人,也有人认为每师3000人。即使以每师3000人计,当时周天子掌握的军队也已达到五万余人,是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诸侯国也有军队,但数量不得超过周天子规定的限额。据记载,方伯可设二师,诸侯可设一师。   西周军队的指挥权集中在周天子手中。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战国时代兵制 (1)文武分职和独立军事系统的出现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国君掌握军队的征调大权,国君之下设立独立的军事系统,以将(或称将军、上将军、大将军,楚国则称上柱国)为其长,文武开始分职。将以下的武官设置也较完备,赵国设左司马、都尉,齐国设司马,秦、赵、韩、齐、楚还设郎中作为国君的侍卫。秦国设立都尉、中尉,中尉警卫国都。各国还在郡设立郡尉。各级军官有带兵权而没有用兵和调动军队的权利。调动军队,必须有国君的“虎符”为证方可。国君任将时,把虎符的左半交给将军,右半自己留着。规定凡用兵50人以上,必须有国君的右半个虎符与将军的左半个虎符合榫〔sun笋〕(称为“合符”)才能生效。如果没有虎符,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军队,但有烽火报警时,也可例外。战国后期,秦军攻赵,兵逼邯郸城下,形势十分危急。赵国求救于魏楚两国,魏国派大将晋鄙率军10万救赵。这时秦国向魏国施加压力,魏王屈服于秦的威胁,命令晋鄙按兵不动。魏公子无忌(即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为了救赵,通过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如姬的帮助,从魏王的卧室内盗出由魏王亲自掌握的半个虎符,假传王命,击杀晋鄙,夺得兵权,然后率兵八万,会同楚军一起共同救赵,邯郸之围遂解。这就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窃符救赵的故事。由此也可看到当时虎符制度的严密。   (2)战国时期的军兵种   战国时期,随着车战地位的衰退,车兵的作用下降,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兵力也空前扩大。步兵通常称为“带甲”。《战国策》等文献中常有“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的记载。秦国有带甲100万,车1000乘,骑10000匹。魏国有带甲40万,楚国有带甲100万,车1000乘,骑6000匹。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1000乘,骑10000匹。步兵的编制,据《管子·小匡篇》说,是五人为伍,50人为小戎,100人为卒,2000人为旅,一万人为军。《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国步兵的编制为五人为伍,十伍为屯,设一屯长,100人设百将,500人设五百主。   骑兵在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兵种。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方胡人的袭扰,开始“胡服骑射”,穿少数民族短而紧的服装,练习骑马射箭,组建了中原地区第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战斗力强,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的征战中,辟地千里,战功赫赫。   舟师也有很大的发展。吴、越、齐、楚、秦等国都先后建立了强大的水上部队。司马错攻楚的黔中之战时(公元前280年),秦国已有船万艘。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纹饰中战船、水兵和划船手栩栩如生。水兵所执武器有戈、矛、弓、箭和短剑,指挥工具有金、鼓、旗。指挥官鸣金击鼓,水兵英勇拼杀,水手拚力摇船,远距离则张弓搭箭,近距离则短兵相接。整个纹饰清晰逼真,晓畅生动,是战国时期水上作战的真实再现。   (3)郡县征兵制的确立和募兵制的出现   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兵役制度是郡县征兵制。农民是主要征集对象。郡守和县令有权征集本地的适龄男子入伍,并可率领他们出征。男子服兵役的年龄大约从15岁到60岁。秦国规定男子17岁应向官府登记,称为“傅”(或“傅籍”)。登记后,从23岁起,守卫京师一年,称“正卒”,守卫边防一年,称为“戍卒”。实际上,由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和残酷,各国往往把不到年龄的人强征入伍,以应战争急需。长平之战中,秦国征集河内15岁以上壮丁全去前线,赵国也是倾国以出。   除征兵制外,各国还兼行募兵制。招募之兵,要经过严格考选。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都是招募而成的精锐部队。魏国在招考“武卒”时,规定应考者要全副武装,披甲操弩,带50支箭和戈、剑等兵器,背负三天口粮,用半天时间跑完100里。如果合格,就选为“武卒”,并免征其家庭的赋役,还分给其好田地和房屋。   (4)奖励军功   战国时期各国都注意奖励军功,建立了军功制度。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当时齐国就规定兵卒凡“得一首则受赐金”。秦国商鞅变法时,制定20等军功爵,规定不分贵贱,按军功大小实行奖赏。士卒获一敌首,赐爵一级,授田一顷,住宅地九亩,隶役一人。各级将吏也论功行赏,无功者受罚。秦国规定,士卒畏战退却,要处以黥〔qing情〕、劓〔yi义〕刑。黥是用刀刺刻犯人面部,再涂上墨,也叫墨刑。劓是割掉鼻子。伍中一人逃跑,其余四人连坐。正因为秦国赏罚严明,才使秦军有极强的战斗力,并最终扫灭六国,一统天下。   战国兵制的上述变化,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也为尔后秦汉封建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兵制 (1)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   西汉军队的最高统治权在皇帝手中。中央设有太尉、郎中令、卫尉、中尉等官职。太尉在汉初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但只有统兵权,没有调兵权。西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马,而以大将军代替太尉执掌军队。郎中令负责宫廷守卫,武帝时改称光禄勋。卫尉负责殿外宫墙内的警卫。中尉负责京城守卫,汉武帝时改称执金吾〔yu御〕。郎中令、卫尉统率的部队居住在未央宫。未央宫在城南,因此称为南军。中尉统率的部队多住在城北,所以称为北军。南军有兵卫、郎卫之分。兵卫担任殿门外门署的警卫,由卫尉统御;郎卫担任殿内廊署的警卫,由郎中令统御。汉武帝时,在南军增设期门、羽林(皇帝亲兵的名称),都无定额,以后又在羽林中附设羽林孤儿,收养战死官兵的子孙,长大后编为部队。期门、羽林、羽林孤儿和一般卫士相比,地位较高。汉武帝还在北军增设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八校尉,扩大北军的编制。此后,又设城门校尉,也属北军系统。南北军互不相属,互相制约。郎中令、卫尉、中尉都只对皇帝负责,听从皇帝指挥。   除南北军外,西汉还有地方郡国兵。郡兵由郡太守直接掌握,而以郡都尉协助。太守掌发兵权,郡都尉负责领兵。每年八九月,郡国兵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称为都试或秋射。通过考核,给军士划出等级,上等叫“最”,下等叫“殿”,因此称课殿最。诸侯王国的军队由相(相当于郡太守)和中尉(相当于郡都尉)统率。所有郡国兵都属于中央,诸侯王和郡太守不能任意发兵,只有皇帝遣使合符时才准发兵。无符发兵就算谋反,罪该处死。但在汉初,诸侯王权力很大,最后酿成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得到加强,全国实现了真正的军事统一。   (2)军兵种和军队的编制   西汉的地面部队有步兵(材官)、骑兵(骑士)、车兵(车士),水上部队有水军,当时称楼船   士。步兵、骑兵是西汉军队的主力,车兵处在逐渐被淘汰的地位。西汉的骑兵很强大,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前后动用骑兵24万,所战多捷。   西汉骑兵在兵种上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轻骑兵无铠,持弓弩,背负箙〔fu服〕,马匹矮小;重骑兵部分带甲,持长矛类武器,马匹高大。据考古发掘,西汉骑兵已装备适于马上近战的环柄长铁刀,但马蹬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   西汉军队的统兵将领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将军下面有将或别将。将军皆领有部曲。部曲制是西汉军队编制的主要组织形式。一校尉所统之兵称一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屯下有队,队下有什,什下有伍。部的长官称校尉,曲的长官称军侯,屯的长官称屯长,队的长官称队率或队史,什有什长,伍有伍长。一部辖数曲,一曲一般为1000人。   西汉各级统兵将领战时领兵打仗,平时负责军事训练。骑兵重在练骑射,骑兵的校尉必须是骑射好手。材官的训练以发矢张弩为主。楼船舟师不但练行船,也要练战射。边防部队要熟练掌握烽火技术。由于弓弩是汉代的重兵器,杀伤力强,所以各军兵种都要练。此外,西汉军中还将蹴鞠〔cuju促居〕(踢球,古代足球)、角抵(摔跤)、手搏(拳术)作为基础训练项目,时常训练。   (3)与劳役结合的兵役制度   西汉初期的兵役制度是征兵制,其特点是将劳役和兵役合而为一,称徭役。汉初规定,23岁至56岁的男子都要服三年兵役,一年为卫士,在京师或边境服役,称“戍卒”;一年为材官、骑士,在本郡服役,称“正卒”,再到京师或边境戍守一年。另外,成年男子每年还要服一个月的劳役,如果不愿服役,可以交钱代替,称为“践更”。戍边三年也可以钱代替,称为“更赋”或“过更”。“践更”和“过更”这两种更赋,到汉武帝时期成为国家正式税收项目。另外,西汉政府还征收算赋,凡15岁到56岁者,不分男女,每人每年交120钱,用于制造兵器和车马。   汉武帝以后,在实行征兵制的同时,还实行募兵及发罪徒为兵的制度。   (4)屯田兵   屯田是指驻屯边郡的士兵从事农业生产,实现军粮自给。汉文帝时,采纳晁错建议,募民徙边,长期居住。汉武帝时,由于不断对外用兵,边兵粮草供应困难,于是在西北边区大量增设新郡,建立屯田领导系统,以屯田校尉、护田校尉、农都尉、守农令等屯田官率60万边兵屯田戍守。这些负有屯田和戍边双重任务的军队称屯田兵。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这样大规模的屯田,保证了边防的后勤供应。但是,由于大量毁草开垦,辟地筑城,使西北草原植被受到很大破坏,导致风沙横行,屯垦区渐渐在风沙侵袭下变为荒漠。   (5)马政   西汉主要作战对象是匈奴。为了战争胜利,西汉十分注意骑兵建设,建立了健全的养马制度。   汉朝初年,刘邦刚做皇帝时,汉的马匹很少,刘邦想选择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匹驾车都很困难,丞相只能坐牛车。为此,汉朝颁布法令鼓励养马。吕后当政时,为了繁殖军马,明令禁止母马流入境外。文帝时又颁布“马复令”,规定民间有马一匹的家庭,可免除家中三人的徭役,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景帝时在秦代边郡牧马苑的基础上扩大军马牧场范围,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立36所牧马苑,用三万官奴,养马30万匹。
南宋兵制 (1)建炎兵制   建炎是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公元1127—1130年)。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赵构被任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宗泽为副元帅。赵构把所领军队分前、后、左、中、右五军,这是南宋建军之始。赵构即位后,将三衙和枢密院闲置一边,另置御营司,由宰相、执政兼任正、副使,其下设都统制,统管御营兵。御营兵分为五军,后因苗傅和刘正彦兵变,五军成为三军。即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韩世忠的御前左军和张俊的御前右军。南宋兵制初具规模。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御前左右军改为神武军,御营副使军改为御前巡卫军,统归枢密院领导,撤销御营司,恢复北宋旧制。   (2)绍兴兵制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以后,南宋在江南稳定了统治,兵制渐趋稳定。当时,除川陕的吴玠〔jie介〕大军外,东南地区的大军为刘光世的御前巡卫军、韩世忠的神武左军、张俊的神武右军、王躞的神武前军、陈思恭的神武后军、杨沂中的神武中军。后来王躞、陈思恭部并入神武左右军。岳飞军于绍兴三年用神武后军番号。这样,在绍兴初年便形成了吴玠、岳飞、张俊、刘光世、韩世忠为主帅的五支屯驻大军,总兵力30万。吴玠是川陕大军主帅,刘光世是御前巡卫军主帅,韩世忠是神武左军主帅,张俊是神武右军主帅,岳飞是神武后军主帅。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屯驻大军的番号改为行营护军。韩世忠为前护军,岳飞为后护军,刘光世为左护军,吴玠为右护军,张俊为中护军。各支大军都分成若干军。屯驻大军的统兵官是都统制、副都统制。军级统兵官有统制、统领等。军下设将,将一级有正将、副将、准备将,总称将官。   绍兴十年至十一年(公元1140—1141年)间,刘光世退闲,吴玠病故,只剩下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帅。绍兴十一年,宋高宗和秦桧推行投降路线,罢韩世忠、张俊兵权,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将四支屯驻大军陆续改编成十支屯驻大军,部署在长江沿岸和川陕交界处,统称为御前诸军,为南宋的主力军。   (3)南宋中后期兵制   南宋中期以后,兵制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在以文制武体制的恢复和加强,各种名目新军的创建,屯驻大军的地位下降。   南宋初期,领兵统帅权力很大。宋孝宗即位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由文臣担任的制置使、宣抚使等被派到屯驻大军实行监督,但都统制的权力仍然很大。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加强了文臣对军队的监督,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都视军马、都督军马之类的监军官地位上升,都统制的权力下降。制置使等文官成为各大军实际统兵官,独揽一个地区的军政、民政和财政大权,直接指挥前沿军务。宋元战争前,更形成为制置司和都统司两级指挥系统,而以制置使主持军务。   屯驻大军以外的军队,在宋高宗时就开始设置,当时有泉州左翼军、赣州右翼军等,受当地文臣节制。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屯驻大军衰落,新军组建更盛,逐渐代替屯驻大军成为南宋的主力军。   (4)三衙和班直   南宋初,三衙机构仍然保留,但不统兵。班直也保留充当宿卫。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杨沂中的神武中军改为殿前司军,三衙始有兵将,且兵力不断增加。绍兴十一年以后,三衙军与屯驻大军平列,不再有隶属关系。三衙各军的情况是:   殿前司:绍兴五年改神武中军为殿前司军,绍兴九年,殿前司有统制13,统领21,正、副、准备将178。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兵力增至七万余人,辖12军。   侍卫马军司:绍兴七年开始组军,共六军、12将,6000余人。后来从四川右护军调入四个军。到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侍卫马军司共有兵力三万人。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侍卫马军司戍建康,临安只留殿前司和步军司两支部队。   侍卫步军司: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始组军。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有五军编制。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有兵力二三万人。   南宋的军,相当于北宋的厢;南宋的统制,相当于北宋的厢都指挥使。   (5)使臣、效用和军兵   北宋禁兵分上、中、下三等,南宋屯驻大军的士兵分效用、军兵两级,或使臣、效用、军兵三级。使臣是八至九品等武阶官的总称。使臣不带兵,有的担任侦察任务,称探事使臣;有的给大将军管印,称背印使臣。使臣也有充当战士的,因此禁兵中形成使臣、军兵两级。宋孝宗时对军队进行改革,改变使臣充军的状况,实行效用、军兵两级制。   效用的身份和待遇高于军兵,在军情紧急时,招效用是一种高价的募兵手段。效用一般不刺字。效用的出现和普及,是南宋兵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反映了士兵社会地位的提高。刺字制的被废除,也使应募的壮士,愿充军前效用,而不愿为军兵。   (6)南宋腐败的军政   南宋建立后,北宋军队管理上的种种流弊保留下来,尤其是姑息、纵容庸将,猜忌和防范良将的现象更甚于北宋。爱国名将岳飞、韩世忠等备受猜忌,岳飞最后被迫害致死。而一些贪鄙的庸将却受到重用。军中贿赂成风,有的人因贿赂而升为将帅。武将兼并良田的现象也很普遍。南宋初年大将张俊一年可收租60万石。有的将领违法私役军士,让其从事伐薪烧炭、修建宅第、种植蔬菜、纺织刺绣、制作多种工艺品等工作。有的将领纵容或强令军士经商或到营外出卖劳动力,从中收取“买工”钱。以上种种腐败现象,导致南宋军队战斗力低下。   此外,南宋统治者还继续执行北宋即开始的鼓励军队经商的政策,如进行商业贸易(称回易)、开酒店药局、出租营房等。大将刘光世所统行营左护军全军5.2万人,竟有8000人从事商业贸易,刘光世因而自比为春秋时期富商陶朱公(范蠡)。军队经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有弥补军费不足的积极作用,但更多地成了将校中饱私囊的手段,并且往往阻碍民间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给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大批军人从事商业贸易,不事训练,严重腐蚀了军队的机体,败坏了军纪,极大地削弱了军队作为武装集团的职能。允许、纵容军队经商,实在是南宋统治者在军队管理方面的一大失误。宋代,军队庞大曾至百万,但在和辽、西夏、金、元的战争中屡屡失败,终至亡国,不能不追究到军政腐败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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