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刘逍遥 常山刘逍遥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里,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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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时辰养生法 子时:胆经当令   子时是指夜里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个时候是胆经当令。“当令”就是当班的意思。   生活当中有一个特别 奇怪的现象,我们晚上吃完饭以后,8、9点钟就昏昏欲睡,但一到11点就清醒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习惯11点以后开始工作。还有的人到了夜里11点总想吃点东西,在屋子里找点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时候恰恰是阳气开始生发了,所以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最好在11点前睡觉,这样才能慢慢的把这点生机给养起来,人的睡眠与人的寿命有很大关系,所以睡觉就是在养阳气。   子时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阳气开始生发。《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叫做“凡十一藏皆取于胆”。取决于胆的生发,胆气生发起来,全身气血才能随之而起。子时把睡眠养住了,对一天至关重要。   丑时:肝经当令   丑时是指凌晨1点到3点,这个时候是肝经当令。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好的睡眠,否则你的肝就养不起来。   在这个时候阳气生发起来,而这个时候叫丑时,丑时是什么样子呢?丑字就像是手被勒住了,就好比这个时候阳气虽然生发起来,但你一定要有所收敛,有所控制,就是说升中要有降。所以要想养好肝血,1点到3点要睡好。   寅时:肺经当令   寅时是指凌晨3点到5点,肺经当令。这个时间是人从静变为动的开始,是转化的过程,这就需要有一个深度的睡眠。人睡得最死的时候应该是3点到5点,这个时候恰恰是人体气血由静转动的过程,它是通过深度睡眠来完成的。   心脏功能不太好的老人不提倡早锻炼,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晚点起床,而且要慢慢地起,也不主张早上锻炼。晚上是一片阴霾之气,你可以活跃一下。而早晨是阳气生发的时候,你就顺其生发好了。   卯时:大肠经当令   卯时是指早晨5点到7点,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这个时候,天也基本上亮了,天门开了,五点醒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正常地排便,把垃圾毒素排出来。这个时候代表地户开,也就是肛门要开,所以要养成早上排便的习惯。排便不畅,应该憋一口气,而不是攥拳。   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足了才有大便。   辰时:胃经当令   辰时是指早晨7点到9点,这个时候是胃经当令。胃经是人体正面很长的一条经脉,胃疼是胃经的问题,其实膝盖疼也是胃病,脚面疼也是属于胃经病,这些地方都是胃经循行路线。   这时候吃早饭,就是要补充营养。这个时候是天地阳气最旺的时候,所以说吃早饭是最容易消化的时候。早饭吃多了是不会发胖的。因为有脾经和胃经在运化,所以早饭一定要吃多、吃好。吃早饭就如同“春雨贵如油”一样金贵。   巳时:脾经当令   巳时是指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候是脾经当令。脾是主运化的,早上吃的饭在这个时候开始运化。我们的胃就像一口锅,吃了饭怎么消化?那就靠火,把脾胃里的东西一点点消化掉。   脾是什么呢?脾字的右边是一个卑,就像古代的一个烧火的丫头,在旁边加点柴,扇点风什么的。在五脏六腑里,脾就像个忙忙碌碌的小丫鬟,但如果她病了,我们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就都不舒服了,就会得所谓的富贵病,比如说糖尿病什么的。如果人体出现消瘦、流口水、湿肿等问题,都属于脾病。
发墓者诛:历代法律对盗墓行为的惩治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盗墓现象的发生,与人们随葬生活消费品乃至发展为厚葬的情形有关。盗墓行为的最基本的动机是劫夺财产,即“物利”的追求;也有出自复仇心理或认为墓葬物品有“厌胜”等功能。此外, 还有其他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盗墓有诸种形式,有民间自发的盗墓,也有军政权势集团组织的盗墓。在中国古代,盗墓曾经成为一些地域的普遍风习,成为一些家族的营生手段,一些社会集团的行业。盗墓和反盗墓,是中国古代影响丧葬制度和丧葬习俗的重要因素。中国历代盗墓及其相关现象又涉及中国人传统死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等精神生活形态基本内涵的演变,因而由此也可以透见中国文化的若干隐奥。现今社会空前严重的盗墓现象与文物流失情况,不仅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墓葬中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的保护和采集,也影响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这种社会弊病,有它的历史渊源,而历代的反盗墓也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回顾它们,对恢复良好的传统道德、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措施不无裨益。   中国礼制传统对于墓葬是明确予以保护的。周武王灭商后,即“封比干之墓”,因此取得了“殷民大悦”的政治效应(《史记·殷本纪》)。汉初对岭南割据者赵佗家族墓葬的保护,也成为汉王朝对南越国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春秋时期“齐师入鲁,修柳下惠之墓”(《晋书·元帝纪》)、西汉初年“汉祖祭信陵之坟”(《晋书·慕容德载记》)、西晋初年钟会“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三国志·魏书·钟会传》)。这些行为都透露出开明的执政者顺应文化传统与附和民众心态的思路。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九月曾下诏:“禁刍牧于古明君、贤臣、烈士之墓者。”表明对这类墓葬的保护几乎无微不至,已经成为一种礼俗。   中国古代社会,坟墓的保护状态往往影响民心和士气,素为社会各阶层所重视。《史记》记载了许多因本国墓葬被敌方控制或毁坏造成的重大影响。如韩国先王墓葬所在地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距秦地仅70里,韩国恐惧秦人的破坏,不得不俯首称臣。又如在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下楚郢都,烧其先王墓夷陵,导致楚人丧失斗志。在燕齐两国的战争中,田单据孤城即墨抗战,曾经用计宣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于是,“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这是因破坏宗族坟墓,反而激起对方斗志的一例,同样也可以说明先人冢墓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史书还有不少因家庭墓葬遭破坏,士大夫因而辞官的事例:如《晋书·华谭传》记载,西晋时,“素以才学为东土所推”的秀异之士华谭,曾以父墓毁而去官;《晋书·何充传》记载会稽内史何充“以墓被发去郡”。《旧唐书》等史籍中也有同样的事例,如唐宣宗时东都留守柳仲郢因“盗发先人冢”,于是弃官回乡。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生者之居和死者之居往往相近相安。白居易《朱陈村》诗写道:“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坟墓,曾经是能够长久寄托亲情的象征。坟墓,有时又被认为具有某种能够预示宗族盛衰的神秘作用。历史上还多有“兵革乱离,而子孙保守坟墓,骨肉不相离散”事(《宋史·孝义列传·姚宗明》)。坟墓成为凝聚宗族情感的一种文化标志。对于祖国、对于故土的忠爱之心,有时首先直接体现为对于家族坟墓的眷念。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人犯淮宁,地方长官向子韶鼓动士民抗敌时,就曾经大声疾呼:“汝等坟墓之国,去此何之,吾与汝当死守!”(《宋史·忠义列传二·向子韶》)   在宗法制长期有规范性影响的中国传统社会,保护冢墓,久已成为一种道德行为的准则。唐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杜荀鹤:《题觉禅和》),表明这种道德规范也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形成了约束。
帝国战绩:蒙古铁骑横扫欧洲联军 公元1227年,对于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的蒙古帝国来说,是个仿佛突然回到了黑暗的年份。他们的骄傲,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带着他一统欧亚大陆的凌云壮志溘然离世。然而蒙古人是一群天生不会退缩的勇士,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承了他的遗志,率领着曾经攻破了万里长城的无敌铁骑,继续向欧洲推进着。在成吉思汗死后10年里,窝阔台率领蒙古远征军再次远征欧洲,在整个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令人谈之色变的蒙古风暴,让欧洲人领教了超级帝国的席卷“风范”。公元1236年秋,奉窝阔台汗之命,一支由15万精兵组成的蒙古大军向欧洲开战。军队名义上是由统治咸海草原和乌拉尔山区的拔都汗率领,拔都是术赤的继承人,是长子中的长子,由他做统帅。在他身边会集了成吉思汗各支代表:拔都的兄弟斡儿答、别儿哥和昔班;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合丹;窝阔台之孙海都;拖雷之子蒙哥;察合台之子拜答儿和孙子不里。按照察合台的长子出征人马众多,威势盛大的提议,诸王、万户、千户、百户、那颜等的长子参加这次出征,故称长子军出征。蒙古军进入欧洲后,首先攻取伏尔加河下游的布里阿耳城。1237年冬,进兵俄罗斯,里亚占公国成为蒙古袭击的第一个目标。里亚占大公尤里·伊果烈维奇无力抵抗,向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切尔尼克夫公国求援。可是,俄罗斯诸公国均不出兵。里亚占公国无援,经过3天交战,其都城里亚占被蒙古军占领。1238年初,蒙古军打到莫斯科,据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它的居民多如蚂蚁和蝗虫,而它的四周,树木和茂林密布,以致连一头蛇都不能穿过。蒙古军到达后,从四面八方修筑了足够三四辆大车并排而行的道路,然后架起投石机,仅用5天时间就攻陷了莫斯科城,杀死了该城的王公弗拉基米尔。占领莫斯科后,又向东北方向进军,占领了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首都弗拉基米尔等14座城市。至此,全部俄罗斯领土被蒙古军所占领。俄罗斯历来是被公认为强大的帝国,但其在骑兵帝国面前显得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在这次远征的过程中,蒙古王公之间并不是十分和谐,尤其在领导者之间产生了分歧。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两人不满拔都的最高地位,对他犯有不服从的罪,更重要的原因,是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王子们心中对术赤系的王子都瞧不起,总记得术赤并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不里甚至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使窝阔台不得不把他们召回,同时又把贵由送去给拔都处分,把不里交给察合台处分。拔都自然不敢当真处分大汗的儿子贵由,但这场怨仇互相结得很深。拖雷之子蒙哥在此时也离开了军队,但仍与拔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拔都与贵由和不里的不和,以及与蒙哥的友谊对以后的蒙古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一个俄罗斯对于窝阔台的胃口似乎是不能满足的,他的目标是整个欧洲。说到欧洲,窝阔台当时也未必就知道欧洲的真正内涵,对于它的面积、人口、文化等方面估计一片模糊。又由于蒙古人本是游牧民族,跋涉对他们来说是常事,因此不以行军为苦。所以,这个西征,多少也征得有点糊里糊涂,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西方到底在哪儿,欧洲到哪里算是边界。按蒙古人自己的思维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理应统治欧洲,统治世界。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他们继续向西开进着。
谈谈邓通“吸脓”——卑微的牺牲品 作为佞幸人物的代表,邓通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声名,读过《史记》、《汉书》的人应该对他印象很深。   邓通是蜀郡人,因为擅长摇船划桨,在皇宫里当了个黄头郎。所谓黄头郎,就是头缠黄布的郎官,因为当时很迷信,讲究五行相生相克,土能克水,所以摇船的郎官都头缠黄布。有一天,刘恒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快要升天,却差一把后劲,怎么努力也升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在他身后推了一把,终于升上去了。他下意识地回头寻找恩公,看见那个推自己的人屁股以上腰带以下的部位,衣服上破了个洞,刘恒惊诧不已,妈的,这个梦怎么做得这么邪门,跟真的似的。醒来之后,他靠在床上慨叹久之,忽然脑子里萌生一个冲动,说不定现实中真有这么个人呢,何不到黄头郎官丛中去找找看。  想到这里,他一翻身起床,来到未央宫中沧池中间的渐台上,偷偷观看在沧池上侍候的黄头郎官,一眼看见有个人正好屁股以上皮带以下的部位衣服上破了个洞,不禁大喜,马上叫到面前来,问其名姓,听说他姓“邓”,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人都讲究口采,“邓”和“登”的音近,象征着这个人正是送自己登天的人(升天的“升”和“登”的古音也很近,是同源词),于是当即给邓通加官进赏。邓通这个人也比较老实,不喜欢外交,就算碰到轮休的日子,也在宫里侍候,不肯休息。刘恒越发高兴,先后赏赐他总共有十多亿的钱财,拜官至上大夫。  邓通对刘恒也确实忠心耿耿,有一次,刘恒得了痈病,硕大的一个痈,里面全是金灿灿的脓液,晃得人眼睛发花。邓通却一点不介意,二话不说,就趴在刘恒腿上,像喝玉米粥似的,咕噜咕噜,三下五除二,把那些脓汁吮吸得干干净净,再吸下去就该是健康的血细胞了。  刘恒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伤悲,在邓通又一次帮他吸完脓汁之后,他假装随意地问道:“你认为这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想没人会超过皇太子罢?”刘恒点了点头,后来皇太子刘启进来问疾,刘恒就指着自己的痈说:“过来,帮老爸把这里面的脓汁吸掉。”  皇太子大吃一惊,但皇帝老爸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否则这个太子估计当不稳,他犹豫了一下,苦着一张脸俯身去吸,但是动作一点不利索,脓汁吸得不够干净,七零八落,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比起邓通,不仅技术差得太远,态度也极不认真。按理说技术差不要紧,练练就可以了;态度差,这就是立场问题了,说明对皇帝老爸不够忠心,不够热爱。所以刘恒大不高兴,但没办法,总不能因为这种破事废掉太子罢,对着大臣们也说不出口啊!  皇太子总算吮完,一阵风地跑出去刷牙。后来听说邓通曾经屡次给老爸吸吮脓汁,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心中大怒,对邓通恨之入骨,只是暂时不敢发作。  而刘恒从此对邓通更加宠幸了,自己的亲儿子给自己吮痈很不情愿,而人家邓通却甘之如饴,这是一种什么精神,需要多大的忠心?有一次,他招来一个相面的,给邓通看相。那相面人说:“陛下,从邓大夫的面相来看,他老人家将来恐怕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啊!”  刘恒哈哈大笑:“有没有搞错?饿死?他对朕这么好,朕怎么会让他饿死。”于是干脆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从此,“邓通钱”流通天下,成为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死了之后,即位的景帝,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老实不客气,要秋后算帐了,他下诏将邓通免官,接着又指使人告发邓通偷偷跑到境外去铸钱。皇帝要找别人的茬,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邓通倒霉了,被关进监狱拷问,将家产全部没收,还不够罚款的数目,总共欠国家数亿的债务。幸好文帝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刘嫖比较同情邓通,又送了不少钱财给邓通,但每次钱一送去,就被官吏当场接收,说是抵偿债务。邓通因此穷得家徒四壁,两袖清风,连一根发簪都没有。  长公主刘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耍了个花招,再给邓通送钱和衣物的时候,谎称是借给邓通的,如此一来,官吏也没有理由将这些钱抄走了,邓通靠着这些馈赠继续苟延残喘了一阵。这个可怜的人,曾经富甲天下,最后果然落到了不名一钱的下场,郁郁而死。那个相面人看相还真准,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司马迁编造的。
两个命中注定要饿死的人:邓通、周亚夫 当你飞黄腾达,如日中天之时,当你将高官厚禄稳稳当当地坐在屁股底下,日饮醇酒,夜抱美人之时,突然有个人跑到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命中注定要在贫病交加中饿死。”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必定会雷霆大怒,甚至摘下头上的乌纱帽狠狠地向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砸去,对吧?      但汉朝“文景之治”之时,却先后有两个人遭遇到了上面的事,并且,他们最后也确确实实地饿死了。      第一个是邓通。他原来是个黄头郎,即御船水手,除了行船之外也没有什么才识。后来,因为皇帝的一个梦,使他时来运转,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      汉文帝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腾空而起,离九宵天不过咫尺,却力量未足,欲上未上,刚巧来了个黄头郎在他足下一推,使他得以上登天界。文帝高兴之时看了这黄头郎一眼,见他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      第二天,文帝念念不忘这个梦,便召来所有黄头郎,让他们一个个在自己面前走过。轮到邓通时见到他正好衣服下面破了一个洞,又“邓”与“登”同音,便认定邓通将是助他登天之人,将他留在身边,作为应梦贤臣。后来邓通又一再升官,直至上大夫。      文帝既宠爱邓通,便召入一个有名相士为邓通看相。相士直言不讳,竟说邓通样貌欠佳,将来难免贫穷,甚且饿死。文帝大怒,说:“欲通致富,有何难处?”变将蜀郡的铜山赏赐给邓通,准他自得铸钱。从此,邓通的富豪甲于天下。      邓通对文帝自然感激得五体投地。后来文帝背上长了一个疮痈,直至溃烂,邓通竟自愿向疮痈中吸出脓血,毫无难色。文帝又令太子吸痈血,使太子狼狈不堪。太子于是恼羞成怒,对邓通怀恨在心。      后来文帝病死,太子即位(即汉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邓通没收财产,逮捕入狱,后邓通虽得出狱,但已两手空空,又捱得一两年,便在贫病中饿死。      邓通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而另一个被饿死的人物周亚夫的功业,则是靠自己打下的。      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名臣周勃的儿子,后来封为河内太守,驻兵细柳以拒匈奴。文帝出巡细柳时见其军纪严明,十分欣赏,便将他升为中尉。后来文帝病危时曾对太子(即后来的景帝)说:“周亚夫缓急可恃,将来如有变乱,可使他掌兵,不必多疑。”      景帝即位刚刚三年,就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便任命周亚夫掌管全国军马。周亚夫指挥得当,仅用三个月便将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平定下去。      但周亚夫在平乱时因顾全大局不救梁国,以致得罪了景帝的弟弟梁王。后又因功高震主,且性格高傲,致为景帝所不容。      景帝为试探亚夫,便设了一计。他请亚夫吃饭,饭桌上只摆一块大肉,却无匙箸。亚夫等了很久,忍不住了,便喝令左右“可取箸来”,左右受景帝所嘱,不予理睬。景帝冷笑着对亚夫说:“难道这样你还不满足吗?”亚夫一时性起,竟负气而走。      后来亚夫之子恐父亲年老,预备后事时买了甲盾五百具为护丧仪器,结果被告偷买禁物,意图不轨。景帝就将亚夫逮捕入狱。亚夫在狱中又受廷尉讥讽,竟五日不食,气竭而死。      汉初最有名的相士---老妇人许负曾为亚夫相面,说亚夫口旁有直纹入口,必致饿死,至此她的预言全部应验。      邓通与周亚夫尽管情迹相差很大,但都是得宠于文帝,致死于景帝。汉景帝的刻薄寡恩,由此可见一斑。      能为现任皇帝所赏识,却不能结好于皇位继承人,以致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人,他们的悲剧一个接一个地上演。      人生无常,富贵如浮云,不论在什么时候,都务必保持一颗平常心。
什么是“建安风骨”——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这一时代的作家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对于“风骨”二字,后世有着不同的解释:黄侃先生有“风意骨辞”说。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二者(指风骨—— 引者注)皆假于物以为喻。文之有意,所以宜达思理,纲维全篇,譬之于物,则犹风也。文之有辞,所以滤写中怀,显明条理 ,譬之于物,则犹骨也。必知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然后不蹈空虚之弊。”这一论点影响颇大,其后追随者甚多。他们或在黄先生的基础上稍有深入,或在这一观点上作补充等。范文澜先生完全同意黄侃的说法。他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黄先生论之详矣。”周振甫《文心雕龙释》中说:“先看风,是对作品内容方面的美学要求”,“要求它写得鲜明而有生气,要求它写得骏快爽朗。”“骨是对作品文辞方面的美学要求”“是对有情志的作品要求它的文辞精练,辞义相称, 有条理、挺拔有力、端正劲直”。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黄先生观点的补充。穆克宏先生《刘勰的风格论刍议》一文认为:风是指内容之充实,纯正和感染力。骨指文辞之准确、精炼、道劲和表现力。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认为刘勰所言“风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它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有力。马茂元在《说“风骨”》中认为:“风骨”是兼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特点是明朗,健康,遒劲而有力。 王运熙先生在《文心雕龙风骨论诠释》和《从〈文心雕龙•风骨〉说到建安风骨》一文中也说到:“风指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 骨指语言端直刚健”。 “风骨结合起来,指作品具有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上述所列诸家观点, 本质上是一致的, 即“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之内涵。  对“风骨”的研究,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持与黄侃先生等不同的看法。舒直先生在《略说刘勰的“风骨”论》中认为:“风是富有情绪色彩的语言,富有音乐性的语言;骨指文章有正确的思想内容。骨为志,即情志。 这一观点,与上述所举正相反。 刘永济先生认为:风以喻文之情思, 骨以喻文之事义。廖仲安、刘国楹二先生共同撰写了《释“风骨”》 一文, 影响颇大。其对黄侃先生“骨是文辞”之说持反对意见,认为风骨是文章内在的人力与骨干,都是内容的概念。文辞时形式的概念。风是作家发自内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体现;骨是指精确可信、丰富坚实的典故、事实,是合乎经义、端正得体的观点、思想在文章 中的体现。简而言之,风是情志,骨是事义。寇效信先生认为:“风”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作家刚健骏爽之气;二是指风与时代紧密联系;三是风是教化和感染作用的本质。“骨”主要是指对文章辞语的美学要求,只有经过锤炼而坚实遒劲,骨硬有力的辞语才符合骨的要求。  应该说这些观点各有所长。建安风骨所指的文学风貌主要是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  建安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当时的人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独立的地位。鲁迅先生说: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的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
我该怎么办呢? 家里要我和现在的女朋友分手,原因主要有:1、文化程度太低——初中;2、家境不是很好——农村;3、家务不太会料理(即使料理了老妈也总是有刺挑的,毕竟农村的一些习惯跟城市也不一样)4、现在我家买的房子当初她家一分钱也不肯出,老妈觉得她家太小气;5、考虑到以后有了孩子,孩子的户口问题,因为她的农村户口,所以以后小孩生下来也是农村户口,这对我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帮她转成弄转非不是不行,但是很麻烦的);6、这点不知道算不算理由,老妈说她长得也太一般,跟我不配。现在我每天下班就被老妈、阿姨、舅舅们轮流念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前因为她老爱发脾气,我不太受得了,想过和她分手,但这些天她的脾气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知道我家里反对我们、不喜欢她的缘故)。每次狠下心想跟她挑明,可我还没说几句她眼泪就来了,我就说不下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反过来去安慰她,让她别胡思乱想。有一次我试探着问她:如果我们分手了能做朋友吗或者说我们做朋友好吗?她马上就反问我是不是想和她分手了,然后说一旦我跟她分手她就把工作辞了,永远消失在我面前,我知道她的脾气,说得到做得到的(脾气比较倔)。理智告诉我,为了我自己今后的生活,是不能选择她的;但现实却是我无法拒绝她或者说我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拒绝她,别的不说,起码她的眼泪那一关我就是过不了,我知道,自己如果跟她分手了,她会痛苦,但我不但会痛苦,还会内疚,会感觉欠她一辈子,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之前交的女朋友我从来不会有什么内疚感,更不说是欠她什么了。唉~莫非我命中注定要选择她?但是我实在是不甘心啊,第一次觉得拒绝一个人是这么难~~~~~~~~~~~
我国各主要省省名历史由来和变化 1、山东:以在太行山之东而得名。唐大部分属河南道;宋设京东路,后分京东东、西路;金更名山东东、西路,为山东得名的开始;元设山东东西道;明置山东省,后改山东布政使司;清改山东省,省名至今未变。 2、山西:以在太行山之西而行名。唐大部分属河东道;宋设河东路;金分河东北、南路;元设山西河东道,为山西得名的开始;明置山西省,后改山西布政使司;清改山西省,省名至今未变。 3、河南:以在黄河之南而得名。西汉即有河南郡,为河南得名的开始。唐大部分属都畿道和河南道;宋设京畿路和京西北路;金改南京路;元设河南江北省和河南江北道;明置河南省,后改河南布政使司;清改河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4、河北:以在黄河之北而得名。唐大部分属河北道,为河北得名的开始。宋设河北路,后分河北东、西路;金分河北东路设大名府路;元设燕南赵北道;明设北平省,后废省,所有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北直隶;清改直隶省;1929年民国改河北省,省名至今未变。 5、湖南:以在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唐属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后设湖南观察使,为湖南得名的开始;宋称湖南路;元设岭北湖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南省,省名至今未变。 6、湖北:以在洞庭湖之北而得名。唐属江南东道、淮南道和山南东道;宋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为湖北得名的开始;元设江南湖北道;明属湖广省,后改为省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分湖广省置湖北省,省名至今未变。 7、广东:以广南东路简称得名。唐属岭南道;宋以旧广州辖地置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为广得名的开始;元设海北广东道;明置广东省,后改广东布政使司;清改广东省,省名至今未变。 8、广西:以广南西路简称得名。唐属岭南道;宋置广南西路,简称广西路,为广西得名的开始;元设广西两江道;明置广西省,后改广西布政使司;清改广西省;民国仍之;建国后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名至今未变。 9、黑龙江:以黑龙江而得名。清分吉林将军置黑龙江将军,清末改黑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10、辽宁:以辽河流域永久安宁得名。唐属河北道;辽置东京路;金仍之;元置辽阳行省;明为辽东都司;清设辽东将军,后改奉天将军,再改盛京将军,清末改奉天省;1929民国改辽宁省,为辽宁得名的开始;伪满复改奉天省,1945收复后仍改辽宁省;建国初分辽东省和辽西省,后合并恢复辽宁省,省名至今未变。 11、浙江:以浙江(又称钱塘江)得名。唐属江南东道,设浙东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宋置两浙路,南宋又分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简称浙东路和浙西路;元设浙东海右道和江南浙西道;明设浙江省,为浙江得名的开始,后改浙江布政使司;清改浙江省,省名至今未变。 12、安徽:以安庆、徽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西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元属江东建康道和淮西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安徽省,为安徽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皖北行署和皖南行署,后合并恢复安徽省,省名至今未变。 13、江苏:以江宁、苏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大部属江南东道和淮南道;宋置江南东路、两浙西路和淮南东路;元属江东建康道、江南浙西道、淮东江北道;明境内各府和直隶州直属中央,称为直隶,后改南直隶;清改江南省,后分设江苏省,为江苏得名的开始;民国仍之;建国初分设苏北行署和苏南行署,后合并恢复江苏省,省名至今未变。 14、福建:以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江南东道,后设福建观察使,为福建得名的开始;宋置福建路;元设福建海右道;明置福建省,后改福建布政使司;清改福建省,省名至今未变。 15、甘肃:以甘州、肃州各取一字得名。唐属关内道和陇右道;宋时东部属宋秦凤路,西部属西夏;金分秦凤路为秦凤、临洮、庆原三路;元初以甘州置甘肃路(不久即改甘州路),为甘肃得名的开始,后改宁夏行省为甘肃行省;明为陕西行都司;清分陕西省恢复甘肃省,省名至今未变。
建安七子——雅好慷慨、梗概多气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概述】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简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古龙的“剑道”与“人道”--从西门吹雪与叶孤城说起 一、前言  古龙在整个武侠小说发展史中的地位,至今虽仍无定论(1),但“金、“古”齐名,同为武侠小说史上引人瞩目的两颗巨星,对武侠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则应是人无异辞的。  大体上,金庸以其“宗师”的地位、优质的创作,为武侠小说开启了步入文学殿堂的大门,这是金庸最值得称道的“功绩”;而古龙以奇诡俶傥之才情,一力变化求新,紧扣时代脉动,并以“去历史化”的寥阔场景,为武侠开辟出另一境界,则是古龙最得力之处。一“正”一“奇”,诚如陈晓林所说:“金庸叙事平稳,古龙则跌宕多奇变”(2),古龙的“奇”正来自于他的“变”,所谓“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3),古龙早在1971年就甚有“求新求变”的自觉:  所以武侠小说若想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得变!若想提高读者的兴趣,也得变!不但应该变,而且是非变不可!  怎么变呢?有人说,应该从“武”变到“侠”。若将这句话说得更明白些,也就是武侠小说中应该多写些光明,少写些黑暗;多写些人性,少写些血!(4)  事实上,古龙在《浣花洗剑录》(1964年6月《民族晚报》开始连载)中,就已经剑及履及,积极拓展他的武侠事业,是武侠小说领域中最早将“创新”的理论 形诸文字的作家。他不只一次的公开为文批评武侠小说“学艺”、“除魔”的俗套与公式,并宣示其以“东洋为师、非变不可”的决心。他强调:“要求变,就得求 新,就得突破那些陈旧的固定形式,尝试去吸收。”他反诘:“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要怎样写,才能算『正宗』!”(5)因此,他率先采用散文体式行文,运用诗化的语句分行分段,造成文字简洁明快的效果;撷取意识流的错综时空,布设蒙太奇式的场景组合,加快小说的节奏感;并以“正言若反”的笔法,塑造特立独行的人物与诡异离奇的情节;更独创一种特殊的“非叙述人”的对话体,自问自答,极为别致。凡此,都是古龙在自觉意识下求 新、求变所作的开创。  古龙的“变”,是全方位的“变”,无论从文字运用、场景变换、叙事手法、情节变化、主题意识,都曾经对后起的作家造成广泛的影响,而其始则是透过对“武功”的新颖描写开辟出一条坦途的:从《浣花洗剑录》发轫,经《多情剑客无情剑》(1969年)酝酿,而在《大游侠》中完成。本文即拟以《大游侠》书中象征古龙“剑道”达臻圆熟境地的代表人物——西门吹雪与叶孤城为中心,探讨古龙在这方面的成就。  二、从陆小凤传奇说起  短幅的故事,单一英雄的传奇,是古龙后期小说最喜爱的模式,也是一种创意,因为短幅故事不仅迅起迅结,摆脱了旧式武侠小说动辄数十万言的长篇压力,足以在节奏迅速的现代社会中争取到多数的读者;同时,精简而紧凑的情节张力,也最适于表现他奇诡、多变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藉单一故事的烘托,英雄得以在情节中崛起,展现不凡的风采。其中楚留香(6)拜电影,尤其是郑少秋主演的港剧之赐,最富盛名;而陆小凤则是继楚留香之后崭露头角的另一典型。  陆小凤最先是在《大游侠》(1973~1975年由南琪陆续出版)中露面,分《陆小凤传奇》、《绣花大盗》、《决战前后》、《银钩赌坊》、《幽灵山庄》五段故事;其后则又有《凤舞九天》(7)(1975,南琪)、《剑神一笑》(8)(1981,万盛)两部,总计七个故事。  在短幅的系列故事中,楚留香营造了胡铁花这一相当成功的第二男主角。胡铁花的粗率、直爽,与楚留香的风流蕴藉,正好相得益彰,在此,古龙充分撷取了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对衬手法,相信《水浒传》中的宋江与李逵、《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与牛皋,皆是他取法的模范。在陆小凤系列中,古龙刻意塑造第二男主角,不但人数、份量远较楚留香为多,就是作用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说,在陆小凤故事中,古龙掌握了更重要的人物技巧,赋予了人物更多样化的性格特征。在陆小凤故事中,古龙开宗明义提到了熊姥姥、老实和尚、西门吹雪和花满楼四人,此外,还有“偷王之王”司空摘星与“大老板”朱停。这几个人的出场次与作用不一,其中尤以老实和尚、西门吹雪、花满楼与司空摘星最为重要,屡次在几个故事中占有关键的地位。
每个人心中都有的“隐士情结” 什么叫隐士呢?是不是只要在某一座荒山野岭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独居生活就可以称为隐士?当然不是。隐士,顾名思义,首先得是“士”。啥叫“士”?即有能力、有文化、有才学的人,同时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知名度,即声望。简单地说,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并且具有较高的声望的人,才叫“隐士”。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隐士情结。试想,当我们被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逼得无路可退的时候,当我们面临种种诱惑而身心俱疲的时候,当我们左冲右突仍无法找到慰藉心灵的途径的时候,我们是否萌生了退隐的想法?我们是否憧憬那种闲云野鹤、恣意遨游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隐士情结。  隐士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所谓隐者的思想内涵迥然有异。  西方文化的隐者归于自由主义范畴,略带民主政治的色彩,即坚持个人独立,坚持超然物外,坚持为自己的理想而放弃社会活动;印度的隐士,则完全出世,甚至出家、苦行,除了自己的信念,其他的一概不论,完全的纯粹的与世隔绝的状态。  中国的隐士则不然,往往身在江湖,心存魏阙,除了小部分天生隐居外,大多数都是人生蹭蹬,经历种种不平,遭遇无数碰壁,最后心如死灰,归隐山林;抑或是胸中丘壑万千,却无可施之处,天地虽广,却难觅英雄用武之地,沮丧之余,终老泉下;要不就是生逢末世,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空怀满腔抱负,却因群小当路而不得伸张,痛苦绝望袭来,遂萌引退之意;还有一类,信奉老庄,崇尚精神的绝对自由,自视清高,出淤泥而不染,像是遗世而独立的一丛幽兰,身处空谷,怡然自得,偶有恶风吹来,则和光同尘,明哲保身,以全其志。  由上看来,隐士者,天生的极少,而后天的居多。政治黑暗和人生失意乃是归隐者的外部根源。而内部根源则是儒家、道家两种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中,都包含了归隐的思想,无论是孔子门生,还是老庄弟子,都能从自家的经典中找到归隐的理论支持。孔子曾说,如果他的思想得不到认可和施行,他将乘竹筏,隐居海上。儒家还认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独善其身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隐居避世,远离纷扰。老庄主张清静无为,因应顺势,不做违背规律的事情,尤其是庄子的思想,更被认为是隐者所信奉的圭臬。很多人都认为隐士是道家的专利,即是因为老庄超然物外、齐物逍遥的观念。  中国的隐士像一线风筝,精神和思想超然物外,飘摇于自由的空间,但根却扎在深刻的社会现实当中。  
金庸、古龙:从人物取名看性格差异 作为武侠小说之“集大成者”与“创新者”,金、古二人洋洋洒洒的几千万字的作品中,涉及到的人名真可谓不少。在对人物的取名上,二人皆妙笔生花,各有千秋。   (一)朴实与华丽   作为起初的一个历史学者,金庸身上承载的更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在取名上更中正持平一些,人名大多朴实敦厚,如郭靖、杨过、令狐冲、乔峰、狄云、陈家洛、袁承志、陈近南……一个个四平八稳的,带有很强的仿真性,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这些名字一样可能会出现,而且几率还很高。   作为后起之秀的古龙,新武侠主义的创新者,在取名上当然就不能再落窠臼,加之古龙的浪子情怀,所以他笔下的人名往往飘逸出尘,极具诗意美感,如楚留香、西门吹雪、花满楼、叶孤城、中原一点红、花无缺、秋凤梧、萧别离……这些名字跟金庸笔下的比较,就显得虚幻了许多,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直楞楞地就从虚空中走出来,华袍锦服,丰神俊朗……   简言之,金庸:传统仿真而朴实;古龙:现代虚幻而华丽。   (二)男女有别   在对待女性角色上,金庸往往大度、宽容、欣赏得多。因而在对其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取名时,个人感觉金老是花了大功夫的,至少比为男性角色取名时更用心。其笔下清丽脱俗的佳名比比皆是,“袁紫衣”之飘逸,“木婉清”之灵气,“王语嫣”之俏兮,“周芷若”之淡雅,“小龙女”之高贵,“霍青桐”之清幽、“程灵素”之脱俗、“苗若兰”之娟秀、“凌霜华”之冷寂、“岳灵珊”之轻盈……字字珠玉,为我们打开一幅群葩争芳的佳人图。   古龙则是一个十足的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小说跟吴宇森的电影一样,更多的是在讲述男人们的故事,兄弟情、生死义,女人永远只是点缀。“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在这种信条下,古大侠对笔下的红颜之名,往往显得漫不经心,随意而为。如:苏樱、丁灵琳、红袖、甜儿、朱七七、铁心兰、林仙儿、田思思……一看就是可爱的邻家女生。相比金庸考究的态度来,显得内涵底蕴不够。但也有一些不俗的名字,高雅如林诗音(感觉在借用林微因捏)、沈璧君;空灵如明月心;飘逸如蝶舞;诗意如翠浓……   在对女性角色的取名时,金庸引用了许多古诗词等传统文化典故,如:   袁紫衣——“月光如水照缁衣”,紫衣即缁衣,暗示了袁紫衣的最终命运   木婉清——《诗经·国风·郑风》“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王语嫣——“语笑嫣然”   周芷若——《汉书》“衡兰芷若”,芷为白芷,若乃杜若,皆是香草。李白亦有诗云:“始向蓬莱看舞鹤,还过芷若听新莺”   程灵素——古医药典籍《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素问》二章   李沅芷——屈原的《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苗若兰——《洛神赋》“含辞未吐,气若幽兰”   而在其不同作品中,同是被叫做妖女的几个女孩,青青、盈盈、素素,同样的聪明、任性、泼辣,其名字均出自《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盈盈楼上女”、“纤纤出素手”。   可见,金庸对笔下的女孩子是很喜欢的,取名时恐其不美不雅,引经据典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再看古龙笔下的女孩,取名上就几乎没有用什么典故,基本上都是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名字,动感、活泼、甜美……相反,对其笔下的男性角色,取名就认真得多,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也用典,如:   萧十一郎——唐崔郊“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西门吹雪——元代诗人虞集“剑吹白雪妖邪灭,袖拂春风槁朽苏”   叶孤城——王之涣《凉州词》“一片孤城万仞山”,叶孤城的内心与他的名字一样,是一座封闭而孤独的城   柳余恨——自古多情空余恨,好梦由来多易醒。柳余恨抚钩叹曰:“离别是为了下一次相聚”   萧别离——无边落木萧萧下,杜宇啼血,不忍别离
刺秦:荆轲为何功亏一篑——《史记》十大悬案揭秘 在刺客的阵营中,荆轲是孤独的,同时又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刺客,荆轲却实实在在不称职。荆轲的出现,是刺客精神的式微。荆轲之后,刺客慢慢就被杀手取代了,直至今日,“客”和“手”还是两个意思不同,用法有严格区分的词。 荆轲是一座显豁的分水岭,因此司马迁的刺客故事截止到荆轲就戛然而止,之后杀手登场—荆轲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  刺客与杀手 《说文解字》:“客,寄也。”刺客,就是将人生寄托在刺杀事业上的人。就其原生状态来说,“刺”仅仅是一种“做客”的状态。所以,刺客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人生中的一种短暂寄居状态。因此,刺客状态不是生活的常态,而只是生活的一种瞬间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后代所说的“政客”这个词:“政客”是寄居于政治的人,因为是寄居,所以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状态不可能是那个人的真实状态,而只是相对于本性的一个变种。 凡刺客,都是对自己原生状态的一种疏离。 与刺客相对的另一个词是“杀手”。当然由“客”到“手”,是从整体到局部的一个缩略,然而区别还不仅此。细加品味就会发现,凡被称为手的往往带有或明或显的贬义—吹鼓手,枪手,打手,副手,助手……由“客”到“手”,是从全局到部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之间,人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燕太子丹需要的是杀手,而绝不是司马迁所界定的刺客。 杀人者不需要思想,有时,思想反而成了刺客的包袱。刺客是伟岸的,杀手是猥琐的;杀手卑怯地站在刺客的阴影里,完成着主人交代的难以完成的使命。刺客和杀手的分野犹如大师和匠人的区别。刺客杀人讲究起承转合,杀手杀人没有任何禁忌与规避。杀手和刺客是明显的悖论,杀手和刺客相互消解着自身的存在价值。刺客是活生生的人,而杀手只能是工具,杀手是一支孤零零的手。 洞悉刺客的本意以及刺客和杀手的区别,对理解荆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刺秦的四大行动纲领  无疑,在整个刺秦的行动中,荆轲是个完整的刺客而不是一个藐小的杀手,他以言语和行动昭示着自己的刺客本性,和所谓的杀手拉开了距离。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曾四次提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第一次是荆轲和樊於期的对谈:“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 第二次是太子丹高调催逼其上路,荆轲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 第三次是在著名的易水送别之时,荆轲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秦王的宫殿里,荆轲失败后如此自我表白:“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煮酒董事会之乱弹三国——当狂生遇到禅宗 话说大清道光朝英夷入寇,满大人见了洋大人的坚船利炮,大败亏输之余,心生一计,祭出一件无敌的法宝,乃是女人的净桶,指望靠秽物能破了英夷的邪法。每读史至此,觉其无知之中,尚带着三分促邪的狡黠,竟透出几分可爱来。《射雕英雄传》中,裘千丈打不过黄蓉,急中生智,一把扯断裤腰带,大呼:你走不走,我要松手了。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情急时便脱裤子,本是旧上海滩小瘪三的绝技,原难登大雅之堂。但推本溯源,这门绝世神功的祖师爷,却是我泱泱天朝第一个大愤青祢衡祢正平。《后汉书》说他“飞辩骋辞,溢气坌涌”,然“其文章多亡”,除了一篇应景的《鹦鹉赋》,没留下能证明其水平的玩意儿来,但光凭他骂人骂得出口成章,就可想见其才学之一斑。其时颍川荀氏,批发牛人,号称“荀氏八龙”,最牛的荀彧荀文若,是曹魏第一个谋主,被曹操比作张良,称之“吾之子房也”。祢衡却瞧不起他,说他“文若可借面吊丧”。“借面吊丧”也成了骂人话中派生出来的经典成语之一 ———面而可借之吊丧,荀文若此人多半生就一副苦瓜脸,此乃短命横夭之相,难怪后来年五十而暴卒了。 曹操这人一向不爱以貌取人,连丑得可以拍冯小刚电影的庞统都礼敬有加,何况是苦瓜脸荀彧?(张松是个例外,可见此人之丑,已经到了神人共愤的地步。)听说祢衡这小子这么狂,一半是为了给荀文若出气,一半是为了杀杀这小子的威风,一声令下,让这位“天下名士”当了个小小鼓吏,在堂会上搞击鼓传花。罗贯中说他穿旧衣而击鼓,裸体而骂曹,那还是演义的成分居多。按照《后汉书》的说法,他也不过是当众脱得一丝不挂换上新衣服而已。古人注重名声,大概生怕落下个窥阴癖的话柄,当然也可能是祢衡那话儿赳赳伟丈夫,搞得五短身材的曹丞相好生自卑。反正最后曹操是哭笑不得地说了一句:“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当然祢衡也没落下什么好结果,被曹操借刀杀人,死于黄祖之手。可见脱裤子御侮,也是有风险的。孔融说祢衡其学无所不窥,我总疑心这是一种虚假广告。起码祢衡肯定是不通佛学,不懂啥叫“忍辱波罗蜜”,虽则此时离白马驮经入洛阳已有不短的年头了。不过佛法初传,也带了几分魏晋的疏狂之气。《世说》中高僧支道林,掐架拍砖不输于当世任何一人,大有祢正平之风。好在这时已经是个愤青的时代了,法不责众,“珠碎洲头”的待遇,支道林倒是没福气受用。 和尚都是聪明人。愤青的时代一过去,马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寒山谓拾得曰:“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奈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这句话通俗的翻译过来,就是老顽童的一句大实话:学什么武功,报什么仇,你只需和他比命长,过得几十年,老天爷自然帮你将仇人尽数料理了。 只是一面修“忍辱波罗蜜”,一面在心里盼着老天爷将仇人尽数料理了,未免不合佛家慈悲之道,虽是大定、大智,却少了大悲,不是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正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此乃老顽童以小心之心度和尚之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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