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愚老人 守愚老人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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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史学评论 关键词： 晚明 张扬自我 史学评论 理性精神 提 要：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史学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史学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主体对于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活动。因此，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强弱，思想自由度的强弱，对于主体进行史学评论时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广泛实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不被提倡的，甚至是受到极端的排斥或压抑，思想往往被压抑在狭仄的维度间而得不到伸展，并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然而这“铁桶般的黑暗”，就在晚明时刻，因社会多种因素发展的影响，开始被稍稍打破，士人的自我意识获得空前的张扬，并影响于正宗意识形态表现最顽固的史学。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也开始了对正宗价值观支配下的历史定谳，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一时求新、求异，蔑视传统观念，大翻历史陈案，务以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历史是非观评判历史的史学评论，蔚为新的史学思潮，构成了晚明史学发展的新景观。一 “此窍一凿，混沌遂亡”:王学的思想解放意义 一切须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提出说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1]（英国版《序言》）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除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外，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提出与传播，作为这一社会思潮发轫的内在理路，其推动的思想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元明以来，统治者一直以国家行政的力量强行推行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化。其结果，不仅使原本富有思想活力和道德批评精神的程朱理学，沦为了僵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在与国家权力结合于一体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忽略道德践履中主体自觉的意义，单纯强调理性本质对感性存在压抑的理论缺陷，使之沦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国家压迫社会自由思想的文化工具，其结果是使整个社会思想的自由度被压抑到了极狭小的空间，在表面一片高尚道德教条的说教下，社会却普遍滑向虚伪，士人的人格遭到扭曲，形成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为可缓；以言《诗》者，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者，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2]（卷35《道传录序》） “所谓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的思想文化局面。[3]（卷10《姚江学案序》） 然而物极必反，早在王阳明之前，随着明代社会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城镇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等社会变化，在带来繁华多姿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张扬自我、挣脱思想桎梏的思想倾向。表现于学术思想发展，则是从吴与弼、陈献章开始，逐渐出现摆脱外在天理对个体压抑，强调主体自觉的学术趋向。[1]这种趋向至王阳明心学的提出，便完全明朗化了。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根本点，是将程朱理学逻辑中分裂的心与理合而为一，把外在的天理融入主体的意识之中，从理论上赋予“吾心”极大的能动性、自主性，使主体从外在天理的服从者，变成为了天理的拥有者，在消解原君临主体的外在的思想权威的同时，也使主体的思想获得解放。由于个体的意志受到强调，个体性的“吾心”良知也就成为了选择、评判是非善恶的根本依据。按照王阳明的话就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4]（卷3《传习录》下）同时，王阳明还强调人与人之间禀赋的差异性和“各为说”、“有异处”的合理性。他说：“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那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4]（卷3《传习录》下）甚至明确提出：“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4]（卷2《传习录》中）“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4]（卷2《传习录》中）表现出明显摆脱程朱理学束缚，发挥主体判断能力的思想倾向。此后，其左派后学更沿此路径向极端发挥，在逻辑上使普遍之理完全还原为个体之心，致使主体的个人意志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治学风格与分野 鲁滨逊与其影响下的同事和学生，如比尔德、贝克、巴恩斯、肖特威尔、海斯和桑代克等，一起组成了在二十世纪上半期风云全美的鲁滨逊新史学派。本文拟就其治学风格、治学差异作一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共同的治学风格 鲁滨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具体说来，它们是： 积极入世的态度。从鲁滨逊、比尔德、贝克到肖特威尔、巴恩斯、海斯、桑代克，都抱着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力主历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 例如，鲁滨逊积极参加当时美国的进步运动，利用历史学开启民智。他曾经担任美国教育部的学术委员，负责审查中学生的历史教育，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主持过全国大、中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二十世纪初，鲁滨逊提出，“历史学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满足我们急切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可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及其同伴，以及人类的诸多问题和前景。”[1]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与比尔德合写的《西欧史大纲》的序言中，他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作者所谈该书写作目的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作者公开的目的，不是为了历史而写历史，而是为了弄清今天的世界。如今世界，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理解。为了能使我们跟上自己的时代，对过去两个世纪进行精心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2] 还说：“历史学至少可以烛照我们现实的困境和混乱。”[3] 在历史学的现实作用中，他看重的是促进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在《新史学》中说：“我们并没有利用始终一致的方法去培养青年男女的进步精神，并没有使他们明白他们肩负的责任——那种向前看和进步的精神。他们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抽象的和古典的；我们至今还不敢将教育和生活结合起来。他们所读的历史并没有使过去给他们一种教训。他们从小就养成尊重过去而不信将来的心理。这样，我们的教育岂非不但不能作为改进的路标反而成为进步的重大障碍了吗？”[4] 再如比尔德，他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获得的荣誉有：192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 1933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1948年国家文学艺术署颁发的“突出成就”金奖。他同样主张历史学要 “给予学校里的男女生们关于他们作为公民生活和参与其中的社会的‘现实的知识’”，而“实际的知识最好是通过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而获得。”[5]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这一学派的第二个特征。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扩大历史研究范围，扩充研究的方法是鲁滨逊的一贯做法。正如有人所云，“早在1912年，著名的史学家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就已呼吁他的同事们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探索新技术，发展新方法，扩大他们对历史进程的性质所持的看法。”[6] 巴恩斯更是一个主张历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吸取方法的史学家，他的《新史学与社会研究》就是这一主张的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关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他都做了阐述。其中谈社会学作用的论述最为典型，认为“历史学必须重重依赖社会学，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为学者提供重要的视野广度、适当的社会发展规律方面的知识·····历史学家只有被训练成社会学家，才能希望成为成功的综合的历史学家，尽管每个人付出的努力的作用和主要研究领域可能是互不相同的。”[7] 这一派不仅在理论上如此主张，而且在实际中这样做了。鲁宾逊致力于欧洲思想史的研究，巴恩斯关注欧洲的巫术和科技史的发展，肖特威尔重视劳工史文献的编撰，比尔德抓住政治军事史背后的经济因素，贝克条理《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的内在理路，这些是人所共知的。 鲁滨逊的其他一些学生也采取这样的做法。例如蒙恩，他的《法国的劳工问题和社会天主教运动》是关于劳工和宗教的。其《帝国主义和世界政治》看似写政治和战争的，实际上它叙述了十九、二十世纪，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帝国主义世界政治的动机、目的、历史和影响；他的着眼点是研究外交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力量，指出产生于1914年战争的观念与利益已经引起了许多战争，而且这些战争还在很大范围内继续着，因而这本书并不是围绕战争本身展开的，而是以观念和利益问题为中心的。再如沙比罗，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其学位论文《社会改革和基督教改革运动》。其他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挑战》、《自由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近代欧洲社会不信回教运动》、《危机中的世界：20世纪政治和社会运动》，这些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他所编教材《现代和当代欧洲史》，改变传统的欧洲编年史的突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进行一些主题叙述的做法，对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和军事史、政治史进行综合的叙述；因而工业和农业革命及其对近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的影响，被过去史学家忽略的文学史，对各国芸芸众生的观念和生活发生了深刻影响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女权主义等，成了本书关注的对象。
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分合考辨 　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其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唐人李贤等注；其志为西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这两部分内容联系在一起，并非一蹴而就，其分合过程历时五百年，最后趋于定型。这样特殊的经历，在历代正史中绝无仅有，不但造成刊刻《后汉书》标署撰人书名棘手，历代刻本颇不一致；而且导致考察《后汉书》分合源流扑朔迷离，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更有不少学人不清楚《后汉书》中的两部分内容撰者非一人，注疏成众手，而把全书视为范晔撰、李贤注，在论及《后汉书》诸志时张冠李戴，评价失实。这类问题至今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给古代史、史学史和历史文献学等研究领域都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笔者不揣浅薄，试就范晔《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续汉书》志的分合过程加以考辨，提出个人一些初步的意见，希望对此问题研究有所裨益，达到祛疑求是的目的。 一、宋代以来《后汉书》刊刻中存在的问题 　　范晔《后汉书》本纪十篇，列传八十篇，共计九十篇。后人因某些篇目过长，把本纪析为十二卷，列传析为八十八卷，总成百卷。据刘知几《史通》记载：“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1]（《古今正史》）范晔首先撰成纪传九十篇，随即又“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2]（《范晔传》）后因受诬“谋反”被杀，十志未成。此书虽系未竟之作，但因以《东观汉记》为依据，又吸收两晋、南朝诸家后汉史书之长，体例谨严，繁简适当，记事翔赡，议论卓绝，成就远出同类著作之上，受到广泛好评。刘昭评价说：“范晔《后汉》，良诚跨众氏。”[3]（《后汉书注补志序》他鉴于范书卓越，率先为之作注，“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4]（《刘昭传》）。刘昭又为西晋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志作注，来弥补范晔《后汉书》无志的缺憾。唐代前期，李贤广集宾客，再次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唐代中叶的刘知几评价说：“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 （《古今正史》）指出范晔《后汉书》在众家纪传体后汉史书中成就最高。清代乾隆年间的邵晋涵评价《后汉书》创新之功说：“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进而又评价其论赞的影响说：“《旧唐书·经籍志》又有范氏《后汉书论赞》五卷，殆以范氏文体高于六朝诸人，而爱其文辞者，遂摘取其论赞，别为一书欤！”这是赞誉范晔《后汉书》史论对后世史学的影响。他还指出“司马彪《志》详述制度，较《史》、《汉》诸《志》为稍变其体，后来《晋》、《隋》诸《志》，实仿其例。”[5]（《后汉书提要》）揭示出司马彪《续汉书》志对后世史学的影响。惠栋撰《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对刘昭、李贤两家《后汉书》注多有补正。清末李慈铭评价范晔《后汉书》的成就说：“自汉以后，蔚宗最为良史，删繁举要，多得其宜。其论赞剖别贤否，指陈得失，皆有特见，远过马、班、陈寿，余不足论矣。”[6]（《后汉书》）高度评价了它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王先谦及其弟子黄山把刘昭《续汉书》志注、李贤《后汉书》纪传注和清人惠栋《后汉书补注》融合一处，撰成《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对中国古代学者注释《后汉书》的成果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成为历代《后汉书》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代表性著作有宋文民著《后汉书考释》，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值得参考。由此可见，范晔《后汉书》纪传和司马彪《续汉书》志以及刘昭、李贤注疏，在过去一千多年的流传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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