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娥 孙世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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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写《暂坐》,缘于我楼的那个茶庄搬走了 《暂坐》是贾平凹的第17部长篇小说,以西安为背景,描摹欲望城市里的单身独立女性群像,她们遭遇了困境,有慌张焦虑,也有心灵上的彼此依偎互助。在我70岁前,《暂坐》可能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酷暑才过,书稿刚完。字数是21万吧,整整写了两年,这比以往的任何一部书都写得慢,以往的书稿多是写两遍,它写了四遍。年纪大了,爱弹嫌,弹嫌别人,更弹嫌自己,总觉得这样写着不行,那样写着欠妥,越是时间不够用,越是浪费时间。《暂坐》写城里事,其中的城名和街巷名都是在西安。在西安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对它的熟悉,如在我家里,从客厅到厨房,由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无论多少拐角和门窗,黑夜中也出入自由。但似乎写它的小说不多,许多人认为,我是乡村题材的作家,其实现在的小说哪能非城即乡,新世纪以来,城乡都交织在一起,人不是两地人了,城乡也成了我们身份的一个分布的两面。《暂坐》里虽然没有“我”,我就在茶庄之上,如燕不离人又不在人中,巢筑屋梁,万象在下。听那众姊妹在说自己的事,说别人的事,说社会上的事,说别人在说她们的事,风雨冰雪,阴晴寒暑,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生死离别,喜怒哀乐。明白了凡是生活,便是生死离别的周而复始地受苦,在随着时空流转过程的善恶行为来感受种种环境和生命的果报。也明白了有众生始有宇宙,众生之相即是文学,别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只是都饿了。我就这么疑惑着,犹如这个城市在整个冬季和春季所弥漫的雾霾,满天空都是个谜团。
阿来,他一直在打磨一块“镜片” 1987年发表于《西藏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阿古顿巴》,是阿来早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阿来最初的小说观念的形成及成熟。阿来这篇小说的写作是轻松而愉快的,他笔下的人物阿古顿巴就是一个有着高尚智慧和朴拙外表的“孤独”的英雄。与《阿古顿巴》一样,《尘埃落定》中朴拙而单纯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潜藏着一定的文化深度,在单纯、朴拙与和谐之中表达出了深邃的意蕴。在傻瓜少爷的身上隐藏着作家阿来的灵性,那种非逻辑的、难以凭借科学方法阐释的,充满玄机的智慧和思想在文字里荡漾开来。不经意间,阿来就在文本中留下了超越现实的传奇飘逸的踪影。从文化的视角看,《尘埃落定》无疑为汉语写作大大地增加了民族性的厚度。他在作品中承载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里既有能够体现东方文化传统的智慧者的化境,也有饱含朴拙“痴气”的旺盛、强悍生命力的冲动。这些超越了种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约的理念,构成了阿来诚实地面对人类生存基本价值的勇气。 如果说,《尘埃落定》里阿来选择了一种更契合藏民族历史文化情境和虚构策略的话语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既有别于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又迥异于后现代话语的叙事情境,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文化空间和民族心理空间;《格拉长大》无疑是阿来的短篇中极为精彩的一篇。小说除了继续保持朴素的叙述气质外,阿来还开始捕捉人性内在的深度和广泛的隐喻性。格拉是一个“拙”气十足的人物。那么,距离《尘埃落定》写作有10年之久的《空山》则开启了阿来小说创作的另一个起点。体味到生命沉重的力量、内心的坚韧和羸弱以及文化的兴衰,又可以感受到来自村落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力量的汇集和冲撞。尤其是在一个多元的年代里,人的梦想、欲望、变异和虚无的交织与错位。同时我感到,阿来试图在表现人类整体的一种存在形态,表达人类在面对世界、面对自然也面对自己的时候,人的茫然、冲动,甚至乖戾、嚣张、孤独和绝望,以此揭示深层次的人类的孤独感。
有情山水塑故乡 赵华奎:在异乡的山水间安置乡愁 乡愁是个永恒的话题。这两粒沉甸甸的文字,对那些远离故乡、身在异乡的人,也永远是心头难祛的微恙,总会时不时地从脑海间升起,陷入一丝感伤。 我18岁从安徽老家参军入伍,来到美丽的海南岛,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在这样平凡无波的生活里,不知不觉度过了26年。从军多年,也辗转多地,虽然有幸领略了异乡的山山水水,但都在流年飞逝中渐渐淡去影子。惟有关于故乡的记忆,像刻在树干上的刀痕,随着日月斗转星移,越来越清晰,任凭风吹雨打,怎么也抹不去。 长年在外,家的概念就显得更为敏感而厚重。我的父母和弟妹在安徽,妻儿在海南,而自己在广东。这样一家三地的家庭,在当代军人中间并不少见。这些年,我的日常生活早已融入部队集体生活,白天多忙于学习、训练和处理公务,当夜晚一个人静下来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的人和物事,乡思自然就成了一种牵念、一种隐痛。我有时甚至想象能从体内唤出另一个自己,促膝对坐,互相倾诉。于是,我把闲暇下来的时光都交给了诗歌。 对我来说,写诗算是一种心灵寄托和情感抚慰。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几年,也纯粹是为了打发那些独处的寂寞的时光。但我对诗歌一直心存敬畏,从不轻易动笔,大多是以军旅、乡土、大海为题材,凭自己的感觉写一些抒情诗,回忆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写一点一滴的生活感悟。 我写《忆乡辞》(组诗),其实是从18年前的记忆中淘出一些生活片段和细节,在脑海间回想那些已经消失的画面,尔后用简洁的文字表达出来。比如,“夕阳被鸟影剪辑之后,在湖面上放映/波纹是剧情中最不安分的部分/把一叶小舟安排进去/再安排一个撒网的人,画中便流出了桨声”(《纸上故乡》),再如小诗《忆》这样写道:“记忆被水盘活/以一种回流模式向低处撤退,在地里彷徨/我默念的远方是故乡/粗茶和淡饭,是每个平凡日子的主题/二两老酒灌杯/提出了香气,浮动着父母长相厮守的光景/他们越来越苍老/脸上的皱纹尤显多余/我多想,一把摁住岁月见风起澜的部分”。只有短短9行,诗语也极为简单明了,就是怀念探亲回乡时,父母、我和弟妹们在老屋里一起吃饭的温馨场景,表达担心父母老去的复杂心境。同时也念及从前,爱酒的父亲时常会塞给我几角钱,派我到集市上打酒,并允许我把剩下的几分零钱当跑腿费,换几颗糖果回来和弟妹们分享。每每想起这些,心头既会涌起汩汩暖流,也会渗出丝丝苦涩。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诗人,写作也很单纯。中国作家网推荐我的一组作品之后,范墩子先生的点评很中肯,“赵华奎就是根据自己感受写诗的人,从诗歌的延展性和深度上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更多地将笔触聚焦到当下的生活中来。”所以,我得不断地向那些优秀的写作者学习,努力写出一些像样的文字慰藉自己,也期待与读到它们的人产生丁点儿共鸣。 更重要的是,写下去,让浓浓的乡愁在异乡的山水间找到栖息之地。
宅家聚焦武汉复读邓一光 邓一光一位书写战争的高手,从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 ,到长篇小说《我是太阳》 《我是我的神》 ,出身于军人家庭的邓一光已经给我们奉献出了相当优秀的多部战争小说。但这一次,在沉潜长达十年时间之后,这一部《人,或所有的士兵》 ,不仅仅称得上是作家的自我超越之作,而且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具备了与世界优秀战争文学作品对话的中国当代战争长篇小说的标高之作。 作为一部战俘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的主要笔墨毫无疑问地集中在了对这座俘虏营日常生活状态的书写与表达上。如果说作为一位战士本身在战争中的遭遇可谓是生死旦夕的无常的话,那么,作为一名战俘,置身于仍然在进行过程中的战争中的命运,简直就是如同蝼蚁一般地可悲复可叹了。一方面是简陋到极点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战俘营管理者们毫无顾忌的打骂侮辱乃至于可以随随便便地致战俘于死地的暴力行径。也因此,正如同有批评者已经指出的,身处如此一种特殊境地中的如同郁淑石这样的战俘们,其最根本的精神特点,就是某种莫须有的生存恐惧感的生成: “在邓一光笔下:郁淑石固然是俘虏,但还谈不上背叛;他有时苟且,但从不出卖同伴;看上去软弱,但又常以一种‘自虐’的方式为难友争取着微薄的权益……在作品中,邓一光丝毫没有在精神层面主观肆意地拔高战俘的精神意志,而只是符合逻辑地去想象处于长期极度饥饿和高度恐惧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会何所思何所为?于是,在郁淑石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恐惧,从一种恐惧到另一种恐惧,他作为正常人的生活感官已被战争切割得体无完肤,就像是战争机器制造的一个社会残次品。 ”只要是熟悉邓一光战争题材作品的朋友就都知道,他此前的书写既有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更表现出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以我所见,能够从当年那样一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浓得化不开的英雄主义情结,跨越到《人,或所有的士兵》这样一种“去英雄化”之后的对于战争中恐惧与软弱情绪的真切书写,所充分见出的,正是作家内心深处一种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奥地利 皮特·汉德克 获得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皮特·汉德克,“德不配位”。以《骂观众》《左撇子女人》成名,争议,源于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认为塞尔维亚人“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认为米洛舍维奇这个西方口中的“独裁者”和“屠夫”,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对我来说,南斯拉夫意味着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度。在那个时候,南斯拉夫代表了第三条道路。但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崩溃后,民族主义又出现了。但当时有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其实是能坐下来和谈的,而不是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没有好的战争。可以说南斯拉夫一直深藏在我的心中,最后人们把南斯拉夫给毁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耻的行为。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写了这方面的东西。每个作家不应该对自己写过的作品感到骄傲,但我对自己之前写的关于南斯拉夫的作品其实是很骄傲的。”2016 批判了西方媒体对于那场战争以及战争罪行“单向”报道,认为媒体不该偏听偏信,把一些“未经核实”的指控说成是塞尔维亚人的罪过。他认为媒体也应该听听塞尔维亚人的声音,更应该意识到战争不是一个巴掌就拍得响的,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撰写报道。 在1996-1997年间,汉德克又将这些观点和思考写成书出版,《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德国海涅奖本该获得,而因抗议声浪取消。 尽管瑞典文学院解释说,这个奖是奖给他的文学造诣的,可汉德克的批评者也立刻反驳说,汉德克上世纪90年代后的很多作品,与他的政治观点根本就密不可分。诺贝尔晚宴上,被安排在距离国王和王后最远的主桌座位上。从容地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了这份大奖,以及94.8万美元的奖金。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对汉德克获奖表示祝贺,称他是塞尔维亚“真正的朋友”,是一位“勇敢和有尊严”的“杰出知识分子”,并邀请汉德克访问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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