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台栖枭鸟的个人资料

宋明清被鄙视的武将，在秦汉也是被鄙视的请大家搞清楚军事贵族与武人的区别。事实上在战国时期，武人也是被鄙视的对象，秦国关于边军就有谪戍、罚戍，换言之，秦国处罚犯罪的平民一种手段就是安排这人去当边防军。参军并不是什么荣耀，相反，是惩罚。秦朝二十等爵制度中的第四等不更爵，其本意就是不用更戍的意思，也就是说秦国是把不用当兵作为一种奖励手段。

历朝历代有清朝这样，皇后家族连续三代有人战死的情况吗？有人说清朝八旗都是纨绔子弟？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以乾隆帝元皇后富察氏为例，富察家族连续三代都有男丁战死疆场，这个比例是历朝历代之最。乾隆帝元皇后富察氏兄长傅清，乾隆十五年战死；富察氏嫡长兄之子明瑞，以云贵总督身份战死在缅甸前线；明瑞之子惠伦，在嘉庆二年战死在湖北；事实上清朝后族子弟战死疆并不少见，顺治帝孝康章皇后佟佳氏的兄长，康熙帝的嫡亲舅舅佟国纲就战死在乌兰布统。另外，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雍正帝最信任的满大臣鄂尔泰嫡长子与嫡次子也都是战死的。晚清慈禧最信任的满大臣荣禄的爷爷、父亲、叔叔也全都是战死。这种情况在以往朝代并不多见。

八旗勋贵并不都是纨绔：乾隆帝元皇后家连续三代有男丁战死有人说清朝八旗都是纨绔子弟？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以乾隆帝元皇后富察氏为例，富察家族连续三代都有男丁战死疆场，这个比例是历朝历代之最。乾隆帝元皇后富察氏兄长傅清，乾隆十五年战死；富察氏嫡长兄之子明瑞，以云贵总督身份战死在缅甸前线；明瑞之子惠伦，在嘉庆二年战死在湖北；事实上清朝后族子弟战死疆并不少见，顺治帝孝康章皇后佟佳氏的兄长，康熙帝的嫡亲舅舅佟国纲就战死在乌兰布统。另外，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雍正帝最信任的满大臣鄂尔泰嫡长子与嫡次子也都是战死的。晚清慈禧最信任的满大臣荣禄的爷爷、父亲、叔叔也全都是战死。这种情况在以往朝代并不多见。

刘邦妥妥的富二代：家族在沛县也算很有人脉秦汉规定，家产10万钱才能被举为吏，到了汉景帝时期才改为4万钱。刘邦能做亭校长（秦末没有亭长这一职务）就说明他家至少家产10万钱。而且按照秦朝规定，男性三十岁才能当“吏”，但是到了三十岁不见得就能当上，史料上同样不少人30多岁才补上吏的。但是邦哥到了30岁就“及壮，举为吏”。都是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大家可以想想，到点过线就能立刻被提拔的都是神马人、

请问，明成祖之后明朝有没有小兵凭借军功封侯的？ RT

明朝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后人：在清朝成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最近对抗清名将后人下落感兴趣，在查《八旗通志》、各种实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儿子沐显忠被编入八旗正白旗汉军，虽然他没有后人，但是不代表沐天波血脉就此断绝。因为沐天波的女儿嫁给了艾能奇的儿子艾承业，艾承业的嫡子艾芳曾担任镶黄旗汉军的身份担任过清朝刑部侍郎，而艾肇昌在乾隆朝曾担任过八旗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也就是说沐天波的外孙以及外曾孙在清朝混的还可以。

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直系后人在清朝成了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最近对抗清名将后人下落感兴趣，在查《八旗通志》、各种实录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末代黔国公沐天波的儿子沐显忠被编入八旗正白旗汉军，虽然他没有后人，但是不代表沐天波血脉就此断绝。因为沐天波的女儿嫁给了艾能奇的儿子艾承业，艾承业的嫡子艾芳曾担任镶黄旗汉军的身份担任过清朝刑部侍郎，而艾肇昌在乾隆朝曾担任过八旗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也就是说沐天波的外孙以及外曾孙在清朝混的还可以。

发现明末许多抗清名将后来都变成八旗子弟了，比如李定国孙子最近对明末坚持抗清将领的后人产生兴趣，追寻了一下永历帝时期还坚持抗清将领后人情况，发现基本上都被收入八旗上三旗了。就连沐英的后人沐显忠都入了正白旗汉军。大西军四将的后人全部都成了八旗上三旗汉军、郑成功也是如此。文臣还好，武将后人基本被八旗一网打尽。

萌新求问：如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时对苏宣战，苏联凉了吗？第一，盟国援苏物资，接近一半走的是远东地区这条线，日本对苏宣战，那么这条线就废了；西伯利亚铁路肯定会被炸断的。第二，假设日军走内蒙、蒙古这条线直接攻击中亚，苏联仅存粮仓能保住吗？第三，苏联面临德日夹击，不说事实层面，精神层面给苏联人带来的冲击会变成战场上大面积士气衰落吗？

明清农民真正的负担：非法摊派以及徭役最近一直在看晚明财政税收方面史料，看到明朝万历年间应天巡抚徐民式的“均役”改革。发现明朝田赋很少偷税漏税的…真正负担大头是“役”，也就是“当差田”。明朝派役是按照田亩数量多少，比如上差（里正）是一千五百亩地，中差拥有七百亩土地的承担……然后拥有三千五百亩土地的则承担往京师运粮的任务。也就是说拥有三千五百亩土地的地主不但要缴纳田赋，还要承担京师运粮任务。然而，明太祖与明世宗，尤其是明世宗在对官户优免过程中，只规定了官户优免杂役以及按照品级可以让家族多少人不用负担杂役，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田亩数。也就是说理论上，一个三品官如果把家族所有田都等级在自己名下，而家族其他人名下无田，那么这个三品官就可以凭借优免政策而免除所有杂役，而家族里其他人因为没有田，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杂役。而徐民式的改革是怎么回事呢？徐民式的改革则是把优免与田亩数量挂钩，有就是说改革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有功名，有几个一品大员，超过一定数量的田亩我就派役。比如史料上说徐民式优免万亩，很多人以为是一万亩田免税，不是这样的，是只免除一万亩田需要承担的杂役，这一万亩田所需要承担的田租可从来没有优免。而对于官户来说，原本是所有在自己名下的田不用派役，现在居然要派役。而且这种改革本身也没有请旨，所以申时行大怒，说要自己亲自押粮去京师。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负担是徭役和摊派，而非正税。事实上早在汉朝，晁错就发现农民宁愿去给豪强做佃户，也不愿意做自耕农，原因不是因为算赋太重，而是徭役太多。

明朝农民真正负担从来不是田租，而是非法摊派以及徭役最近一直在看晚明财政税收方面史料，看到明朝万历年间应天巡抚徐民式的“均役”改革。发现明朝田赋很少偷税漏税的…真正负担大头是“役”，也就是“当差田”。明朝派役是按照田亩数量多少，比如上差（里正）是一千五百亩地，中差拥有七百亩土地的承担……然后拥有三千五百亩土地的则承担往京师运粮的任务。也就是说拥有三千五百亩土地的地主不但要缴纳田赋，还要承担京师运粮任务。然而，明太祖与明世宗，尤其是明世宗在对官户优免过程中，只规定了官户优免杂役以及按照品级可以让家族多少人不用负担杂役，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田亩数。也就是说理论上，一个三品官如果把家族所有田都等级在自己名下，而家族其他人名下无田，那么这个三品官就可以凭借优免政策而免除所有杂役，而家族里其他人因为没有田，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杂役。而徐民式的改革是怎么回事呢？徐民式的改革则是把优免与天目数量挂钩，有就是说改革后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有功名，有几个一品大员，超过一定数量的田亩我就派役。比如史料上说徐民式优免万亩，很多人以为是一万亩田免税，不是这样的，是只免除一万亩田岁需要承担的杂役，这一万亩田所需要承担的田租可从来没有优免。而对于官户来说，原本是所有在自己名下的田不用派役，现在居然要派役。而且这种改革本身也没有请旨，所以申时行大怒，说要自己亲自押粮去京师。由此可见，农民真正负担是徭役和摊派，而非正税。事实上早在汉朝，晁错就发现农民宁愿去给豪强做佃户，也不愿意做自耕农，原因不是因为算赋太重，而是徭役太多。

明末主张征收“商税”的是东林党，主张减免“商税”的是阉党刚才发了一个明末士大夫欠税的帖子，结果我看有朋友又拿明朝“商税”说事，我觉得这也必须澄清一下： 1、明朝没有“商税”，所谓的“商税”是一系列税的总称； 2、在明末真正主张加征“商税”的是以中小地主为主的东林士大夫，而强烈抗拒增加“商税”的是阉党。而魏忠贤更是因为免除了陕西药商的“商税”，被陕西立了生祠。 3、主张加征“商税”的东林何在晋被阉党以“酷虐”为名免除了职务。

明末亡于士大夫逃税？这是真正的谎言明末亡于士大夫一直是互联网上一个经典的谣言。事实上这么传谣的人以及信誓旦旦明末士大夫偷税漏税的人，有多少知道明代官户真正优免的是杂役，而非田赋以及里正役？又有多少人知道明清两朝田赋并不是农民负担的主流，超过正役十几倍的地方衙门【非法】摊派与加征才是农民主要负担。而由于这些摊派与加征的【非法性】，这笔钱官户是不用缴纳的。这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村不管再怎么征收提留款，再怎么打白条，也绝不会收还在务农的省长兄弟的提留款，也不会打白条。清朝顺治十七年秋粮缴纳后，在江苏巡抚朱国治精心策划下，清朝对江南士绅发动了偷税漏税专项整治工作，就连探花都因为欠税一文而被罢职夺官（事后证明是诬告）这就是清初江南三大案中的影响最大的“奏销案”，奏销案一共罢黜了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士绅的功名，占当时全部士绅的50%，结果一共追缴税款4.9万两白银。而顺治十年到顺治十七年，江南地区一共积欠500万两白银的税款，士绅欠税仅仅只占总欠税的1%还不到。有人会认为江南士绅在满人的马刀下都舍命不舍财吗？史料出处：《阅世编》、《清世祖实录》

武则天女皇的教训：想要坐稳皇位，必须持续高压恐怖武则天当皇帝真的挺不容易的。武则天的统治是和高压恐怖统治划等号的，一旦武则天不能保持高压恐怖统治，武则天也就不再是皇帝了。武则天晚年倦政治，想和康熙一样“考终命”，于是698年把流放了十几年的老三李显迎回洛阳立为太子，开始实行温和统治；结果701、702年就有大臣连续上书，公开要求武则天退位、禅让，把皇帝传给李显，并且公开说武则天不这么做死后没脸见老公。 687年有大臣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口气要缓和得多，结果这个大臣的坟头草都三丈高了；可702年武则天实在是老了，居然没处理这个大臣，反而还召见、赐食，大臣们看到的不是武则天的温和，而是母老虎老了没牙了。于是705年，张柬之等五人就发动了神龙政变，武力逼武则天退位。如果武则天能一直保持恐怖的高压统治，搞不好她能当皇帝当到死。

晚明边军夷丁依赖症：蓟镇总兵称十万军队只有千余夷丁靠得住首先，蓟镇十万兵是蓟辽总督蹇达说的：【督臣蹇达言蓟自庚戌而后，修建墙堡、分疆增戍南北军兵可十余万；是为蓟门计者不在收夷而在用众，明矣。】然而当时的蓟镇总兵尤继先却表示，蓟镇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少数夷丁：【继先独言蓟门之力唯藉夷丁，余无足恃；长降夷之志，孤军士之心。】那么当时蓟镇有多少夷丁呢？千余人。且据继先言，立降夷所【收餋千夷】可横行匈奴；巡抚刘四科面对尤继先这个长夷丁志气灭大明威风的蓟镇总兵非常不满，强烈要求将尤继先免职；然而蓟辽总督蹇达不同意：【刘四科谓制服长昂不在于散夷一事，然督臣意坚无以夺也；】最后不得已同意让延绥总兵杜松与蓟镇总兵尤继先“交换”：【于是，议调继先于延绥而以延绥杜松代总蓟镇。】然而，延绥总兵杜松是如何看待夷丁的呢？【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

万历时期蓟镇总兵：蓟镇十万兵，靠得住只有一千夷丁首先，蓟镇十万兵是蓟辽总督蹇达说的：【督臣蹇达言蓟自庚戌而后，修建墙堡、分疆增戍南北军兵可十余万；是为蓟门计者不在收夷而在用众，明矣。】然而当时的蓟镇总兵尤继先却表示，蓟镇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少数夷丁：【继先独言蓟门之力唯藉夷丁，余无足恃；长降夷之志，孤军士之心。】那么当时蓟镇有多少夷丁呢？千余人。且据继先言，立降夷所【收餋千夷】可横行匈奴；巡抚刘四科面对尤继先这个长夷丁志气灭大明威风的蓟镇总兵非常不满，强烈要求将尤继先免职；然而蓟辽总督蹇达不同意：【刘四科谓制服长昂不在于散夷一事，然督臣意坚无以夺也；】最后不得已同意让延绥总兵杜松与蓟镇总兵尤继先“交换”：【于是，议调继先于延绥而以延绥杜松代总蓟镇。】然而，延绥总兵杜松是如何看待夷丁的呢？【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

明蓟镇总兵尤继先：蓟镇十万兵，靠得住的唯有一千夷丁首先，蓟镇十万兵是蓟辽总督蹇达说的：【督臣蹇达言蓟自庚戌而后，修建墙堡、分疆增戍南北军兵可十余万；是为蓟门计者不在收夷而在用众，明矣。】然而当时的蓟镇总兵尤继先却表示，蓟镇真正有战斗力的只有少数夷丁：【继先独言蓟门之力唯藉夷丁，余无足恃；长降夷之志，孤军士之心。】那么当时蓟镇有多少夷丁呢？千余人。且据继先言，立降夷所【收餋千夷】可横行匈奴；巡抚刘四科面对尤继先这个长夷丁志气灭大明威风的蓟镇总兵非常不满，强烈要求将尤继先免职；然而蓟辽总督蹇达不同意：【刘四科谓制服长昂不在于散夷一事，然督臣意坚无以夺也；】最后不得已同意让延绥总兵杜松与蓟镇总兵尤继先“交换”：【于是，议调继先于延绥而以延绥杜松代总蓟镇。】然而，延绥总兵杜松是如何看待夷丁的呢？【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哈哈哈哈哈，这就比较尴尬了。

宇宙时代人类会变成星际游牧民族或者说星际蝗虫吗？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星际殖民的科学纪录片，里面科学家提到未来的月球、火星采矿很可能是亏本的。因为燃料费用比矿产本身价值都高。而且要把一个星球彻底改造成符合人类居住习惯的星球，以人类脆弱的身体，代价会非常高昂；与其花这么大代价改造星球（指的就是火星），还不如直接在火星边上建立殖民卫星呢。我看完这个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说的挺有道理的，未来会不会人类变成星际游牧民族或者说星际蝗虫？开着大型的殖民飞船到某一个星球旁边，然后等这个星球资源耗尽，再去另一个星球？

明清江南士绅被严重高估：从清朝追缴4.9万两欠税说起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之前，江南一共积欠户部500万白银，清朝一口气革除了一万三千多名绅矜的功名，结果江南士绅补缴拖欠税款： 49105两白银（《阅世编》卷六，《赋税》，p137）革除了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江南绅矜功名，一共收上来积欠仅为实际亏空的1%。对于士绅来说，还有什么比开除“绅籍”更严重的惩罚？也就是说“大清”在江南废了一万三千多士绅，总共收上来49105两白银。就连清朝雍正帝都认为江南积欠，主要是“刁民抗税”导致。雍正三年、七年两次清查，雍正九年底全面清查基本结束，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共积欠1000万余两，其中“官欠”470万余两，“实在民欠”530万余两，即“官欠”约占总数的47%，“民欠”约占53%。

日本这两年输出欧洲的全是功能型球员啊，核心位置都很挣扎日本2016——2020这4年时间虽然旅欧球员人数大大增加了，但是几乎都是功能型球员，踢核心位置的球员反而不如2016年以前混得好。香川目前还处于失业状态，可能去希腊。柴崎岳在西乙。目前看久保建英在比利亚雷亚尔也坐板凳。当然不仅仅是日本，韩国目前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踢核心位置的球员，要么在欧洲坐板凳，要么就是在国内联赛，要么在西亚。

兴隆高铁附近楼盘房价多少啊？兴隆高铁附近楼盘房价多少啊？

司马迁确实认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宠” 前情提要：春节期间又有人质疑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男宠”，说话还挺冲，我当时没空搭理他，因为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今天上班，我就把我之前写给某媒体的，关于卫青与霍去病和汉武帝那点事的稿件发出来，我觉得我已经梳理很清楚了。发表的是删改版，我发的这个是原版。 ----------------------------------------------------------------------------------------------------------------------------------------老实讲，以现存史料没办法得出确凿无疑的答案，因为西汉的史料就那么点儿，除非将来考古工作者从茂陵（汉武帝墓）或者卫青墓里能发现情书之类的竹简，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当然，由于茂陵已经多次被盗，所以基本上只能指望卫青墓了。当然，卫青与霍去病是不是汉武帝“男朋友”，这是有疑问的；但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表示卫青与霍去病是汉武帝的“男朋友”则是没有疑议的。因为司马迁把卫青与霍去病归入了《佞幸列传》里，凡是出现在《佞幸列传》里的人物，除了卫青与霍去病，其他人都是板上钉钉的“男宠”。而且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一开头就写明了“佞幸”的性质：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这句文言文并不复杂，司马迁就是指出并非只有女人以色侍人，男子也可以以色侍人。我们再来看“佞幸”两个字，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对“佞”的解释为“巧讇高材也。巧者，技也。讇者，諛也。从女。仁聲。”由此可知，“佞”包含两种含义，一种是纯以色侍人，另一种虽然也是以色侍人，但是本人也有才干。《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提到这一点“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所以从司马迁这段自述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佞幸”并非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佞”是因，“幸”为果，因“佞”而得“幸”。而在《佞幸列传》里，司马迁把“佞”的两种形式都提到了。汉高祖时期的籍孺，汉惠帝时期的闳孺，这两个人就是典型的“色爱”：“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这里司马迁顺便还讽刺了一下汉惠帝时期的士风，因为闳孺得宠，使得汉惠帝时期年轻的士大夫们“郎侍中皆冠鵕璘，贝带，傅脂粉。” 这里的郎和侍中都是指的西汉初期皇帝身边的近臣，按照汉朝惯例都是从贵族世家子弟中选拔，司马迁讽刺这些出身高贵的年轻士大夫们看到闳孺因为男色被皇帝宠幸，于是纷纷开始涂脂抹粉，模仿闳孺，希望能得到汉惠帝的宠幸。注意，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如果汉惠帝时期贵族世家子弟能为了得到皇帝宠幸不惜涂脂抹粉，那么汉武帝时期的贵族子弟为什么不能呢？后面的邓通、周文仁都是这种“色爱”类型的男宠。汉武帝的男宠则不一样，属于第二种，“既有色也有才”。士人韩嫣，“善骑射”、另一个宦官李延年“善歌”，这两人相比他们的前辈那是要强得多。但是这里需要注意一点，这里的“才”只是“色”的衍生物，“才能”依然与色爱息息相关，要使人君达到身体或者感官的愉悦，光靠“才”是不够的。所以司马迁在写韩嫣“善骑射”后紧接着写他“善佞”，写李延年“善歌”后又写他“善承意”，“善佞”、“善承意”其实都有“色爱”的含义在里面。韩嫣是因为从小和汉武帝一块长大，两人朝夕相处之间产生了感情，所以司马迁写“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而李延年则是因为受“宫刑”后嗓音发生改变吸引了汉武帝，叶舒宪教授认为“李延年受宫刑后嗓音变得具有中性美，因而获得汉武帝的宠幸”。不过尽管韩嫣和李延年相比等籍孺、闳孺、邓通这些“前辈”显得有才，但是他们的结局却都是一样的：最后都因为失掉了君王的宠爱而身死族灭。这里我要着重谈一下李延年，有人认为李延年未必是汉武帝男宠，因为“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也可以解释是对于李夫人的爱消逝了，所以诛杀了李延年兄弟。但是我认为这样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司马迁这里的“爱弛”很明显，是直接把《韩非子·说难》里弥子瑕与卫君同性爱情故事里的原话拿来用的。韩非子原话是“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而且司马迁还在最后用了弥子瑕的典故，所以李延年这里的“爱驰”就是指的汉武帝对李延年感情消逝。司马迁在说完韩嫣和李延年后，紧接着加了一段：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这段话看似在表扬卫青、霍去病，其实司马迁是在暗示卫青与霍去病和韩嫣、李延年一样，是汉武帝的“男朋友”。司马迁作为著名史学家，他的这种“暗示”并不仅仅只有这一处，他在《史记·卫青霍去病传》里专门提了一句：“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当然，这里肯定有朋友会指出《史记》里“幸”这个字出现了次数很多，而且含义各不相同；我承认，确实《史记》里“幸”字出现很多，而且含义各不相同，但是我可以肯定《卫青霍去病传》里的这个“幸”指的“宠幸”。

明朝萨尔浒之战为什么会术？因为明朝军队就靠胡人战士撑门面当时卫戍京畿的明朝卫所军队是个什么情况呢？徐光启考察结果是花名册10600人，实际精锐只有1、200人。徐光启亲自考察过通州、昌平等地的明朝驻军，结果发现名册上的10600兵，实际只有6837人，吃空饷的占36%。这还不算，这6837人加上新招的一共7500人左右，其中能扛得动武器的，不到2000人，算上可以打杂的，也才4000人，真正可以训练成精锐的壮男，才一二百人而已。 “故据臣所见七千五百人中，略能荷戈者，不过二千；并入可充厮养者，不过四千；求其真堪教练成为精锐者，不过一二百人而巳。” 而明朝边军情况是怎么样的？活跃在嘉靖后期、隆庆一朝、万历前期，久任边疆巡抚总督，做过陕西、延、宁甘肃总督，山西、宣、大总督的王崇古在隆庆五年二月，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就是《确议封贡事宜疏》，奏折里他提到早在隆庆时期，边军使用少数民族战士已经是明朝军队的常态： “各邊納真夷人之降，以充家丁衝戰之用。行之巳久。” 而萨尔浒之战时殉国的杜松所部又是一个什么情况? "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夷丁利於野戰，漢軍出入雖有部伍至臨敵亦皆野戰；彼此不相聯属，臣以為極危之兵也。曾以節制之法為總兵官杜松言之，松悟臣意。“ 这段话说的很明白，杜松手下军队是当时明朝最精锐武装，然而冲锋陷阵打先锋依然依靠”夷丁“，然而夷丁数量相对汉兵很少，从这段话上看杜松麾下也就一千人左右。而如果一旦边军没有了夷丁或者时候家丁级武装时面对清朝军事的表现是这样的： “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 而在互联网上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极有可能是一群说着蒙古话的蒙古人：崇祯九年《合兵理严驭将疏》：“关宁铁骑素为敌惮，祖大寿新任提督命成师而出……而所部夷汉丁副将守备如桑昂、那木气七庆及恰台吉等又皆夷种，以夷攻夷无坚不摧。” 而关宁军最后总兵官，吴三桂，他之所以成为明末最著名将领也是因为他麾下有当时除了清朝最大的一直少数民族武装： “部下有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夷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望之辄遁。” 说白了，明朝中后期军队战斗力和”含夷量“息息相关，而晚明哪支军队”含夷量“最高？清军。

汉武帝如何利用李广保送卫青以军功封侯的？汉武帝其实并不重视卫青这个人，他重视的是他要用出身卑贱的外戚去和外朝争夺相权、军权。其实是不是卫青都可以，事实上汉书写的很清楚，汉武帝最开始属意的将军并不是卫青，而是卫青的哥哥卫长君。只是因为卫长君碰巧死了，这才由卫青顶上的。 “先是卫长君死，乃以青为将军”。这是《汉书·外戚传》的原话，你说卫青是不是“天幸”？再者卫青第一次出塞攻击匈奴，简直就是一场秀，一场为了确保卫青能封侯的秀。我们看汉书原文是怎么说的：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这里许多人对军事地理没有概念，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我说卫青第一次出塞攻击匈奴是汉武帝给卫青安排的“秀”。根据《汉书地理志》以及邱树森先生的《两汉匈奴单于庭、龙城今地考》，当时匈奴单于庭头曼城正好在雁门正北，靠近代郡地方。汉武帝安排李广率一万骑兵正面攻击匈奴单于庭，这100%让李广当诱饵，大家觉得匈奴单于庭连一万骑兵都凑不出来吗？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安排了公孙敖在代郡扫荡，扫荡什么呢？别让大股匈奴跑到卫青那边去！红色三角是匈奴单于庭所在，黄色箭头是卫青出塞路线。我随手画的，千万别拿着这幅地图说匈奴单于庭没有正对着雁门。结果正如汉书原文所说那样，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惨重，卫青顺利带着一万骑兵收拾了几个匈奴小部落，然后回来就封关内侯了。

中华文明为何成不了世界中心：大量生物和科技是从西方传入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当年反苏高知家庭第三代重拾马克思信仰，高知父母感到绝望最近才看《二手时间》，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最新作品。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里面特别好玩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反苏高知发现自己孩子重新迷恋上马克思和托洛斯基，感到绝望：我生长在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庭，在持不同政见的厨房里听大人们说话……我的父母和萨哈罗夫很熟，传播地下出版物。我和他们一起读过格罗斯曼、金兹堡、多甫拉托夫，听欧洲自由电台。所以，当1991年到来时，我当然站在白宫前的人链中，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不再回到gczy。我的朋友里没有gcd员，我们都把苏联的gczy等同恐怖主义，等同于劳改营和囚笼。我们认为gczy已经死了，永远死了。但二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走进儿子的房间，看见他桌子上放着马克思的《资本论》，书架上是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马克思主义回来了？这是噩梦吗？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儿子在上大学，他有很多朋友。从他们在厨房喝茶时的谈话中，我听到了有关《GCD宣言》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又合法了，又流行起来了。孩子们穿着印有切·格瓦拉和列宁画像的T恤。（绝望）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是徒劳。总之，这本书我觉得是了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间思潮最好的作品之一。

齐锡生新作谈二战时中美外交：美国是如何裁剪史料凸显自己伟光正推荐齐锡生新作《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讲的是二战时中美外交，这本书大量使用了许多美国史料，而且作者发现美国人也爱“裁剪”史料。当然，美国裁剪不是说篡改或者隐藏，而是故意忽略或者无视。比如第一次远征军入缅，史迪威不告而别，当然这个不告而别是对蒋介石，而不是马歇尔，但是在马歇尔看来这已经构成“临阵脱逃”。所以马歇尔当即给蒋介石打电话，问蒋介石对史迪威有什么看法？这是明摆着欺负蒋介石完全不知道缅甸战局。结果蒋介石就说我们100%信任史迪威。因为此时还不知道史迪威已经临阵脱逃了。结果马歇尔就把蒋介石这话写在了官方备忘录里，表示中方对史迪威100%信任，然后这么大一件事就这么解决了。事后蒋介石知道详情，气的要把史迪威送上军事法庭，而马歇尔还认为蒋介石无理取闹。然后这件事在美国军史上几乎不提，当然，史料，原始档案都在。根据美方史料，史迪威根本不懂中文，或者说距离精通还远着呢，他每次讲话都要让秘书在中文稿上注好音，并附英文解释，然后他才去朗读，作者齐锡生看到了这个讲话稿的原件。但是在美方叙事里就变成史迪威精通中文，中文很好了。第三就是之前说过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一段时间，美国确实国内非常恐慌，害怕日本进攻阿拉斯加，他们急需好消息让国内平静下来，非常希望蒋介石立即对日宣战，但是美国从罗斯福开始都不愿意请求蒋介石，而是采取欺骗手段，骗宋子文和蒋介石说苏联即将宣战，你们赶紧宣战。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人的尊严，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人老是怀疑中国会拖美国人下水，让美国和日本交战，多次敲打中国，没想到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需要蒋介石对日宣战，白宫又不愿意以平等姿态去请求蒋介石。第四美国上下对国民政府充满了傲慢根据作者看到的美方史料，美国军方对蒋介石的傲慢态度让罗斯福都感到很不安，几次提醒说，蒋是4.5亿人的总统，不能用对非洲酋长的态度来对他。美国非军方人士表现得也不好。罗斯福派特使居里到重庆，结果居里把蒋介石气得半死，这段史料在中方是没有的，因为太丢人，但是美方史料保留下来，居里对蒋介石说：中美关系就像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现在管得多一点，将来儿子表现好了，爸爸就不管了。总之，齐锡生这本新作还很有意思，很明显能看得出来美国当时种族歧视真的是非常严重。

鼓吹为国为民的金庸黑历史：抗战时享受民脂民膏，却拒绝参军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教育方面做的还不错，虽然兵源日趋紧张，尽管国民党到处抓壮丁参军，但是国民党还是对大学生有优待，不征召大学生参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式加入盟军阵营，与美国方面接触开始多了起来，甚至美国人还利用印度培训国民党驻印军。由于大批美军新式装备和美国军官进入国军系统，语言交流、新装备操作就成了大问题，国民政府急需高素质兵源，所以蒋介石有鉴于此发起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号召鼓励大学生参军。而当时金庸先生就读的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学校根据资料显示，不是普通的大学，而是一所国民党专门培训行政人才的学校，这所学校毕业生，行政系的起点就是科长、县长，而外交系的毕业直接担任驻外领事馆随员秘书。因为这所学校相当于国民党自己后备人才培养学校，所以待遇非常好，远远超过西南联大之流：学生入校就免除一切学费，每月学校还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买书钱）、甚至还发零用钱。当然，既然是国民党后备人才培养学校，所以金庸先生入读这所学校还经常进行一般军事训练课程（类似军训），这是一般大学比不了的。这么好的待遇，这么好的出路也不是没有代价，代价就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一般大学严格，更像是一种公务员系统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师生关系。自然，当蒋介石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号召大学生踊跃自愿参军后，中央政治学校当然要第一时间响应，所以1944年11月，中央政治学校就要求学员必须“志愿报名”，而根据军统事后调查也显示，学校在这件事情上确实相当粗暴，学校教务主任在学校开大学时当场宣布大家要自愿参军，并且说不愿意参军的可以举手；开大会的时候，学生谁敢举手，谁会举手？然后学校看没有学生公开表态，就直接对外宣称中央政治学校全体学生自愿参军，结果以金庸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生不愿意参军，更不愿意“自愿报名”，在1944年，在抗战时那种氛围，金庸先生拒绝参军的表态当然激怒了不少真正愿意参军的学生，结果双方从口角变成斗殴。最后学校的处理结果就是把明确拒绝“自愿”参军的学生全部开除，其中就有金庸先生。公正来说，这件事情上中央政校是有问题，学校为了拍马屁在处理学生报名参军问题上是很简单粗暴，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这所学校学生等于是预备役高级公务员，而且在学校就享受了国民政府的税款，从权利和义务相等的角度讲，金庸先生这么做确实不妥，和逃兵性质很相近了。学校开除金庸先生的行为也无可厚非，我觉得没让金庸先生退还这几年读书的学费、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零用钱就很宽厚了。事实上当时大后方各个大学对不愿意“自愿”参军的学生都处理的很严重，以西南联大为例，西南联大当时就规定凡是不愿意报名参军的毕业生，学校不发毕业证。要知道，西南联大学生享受的福利可比金庸所在的中央政校差得远了。无论怎么说，抗战时共赴国难之际，金庸先生拒绝参军的行为完全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只愿意享受福利，不愿意尽义务。对比1943年遭受了天灾的河南农民，自己受着灾还要给国民政府交粮食，四川农民被用绳子捆着去当兵，金庸先生这么做实在是“贪生怕死”的表现。正所谓：侠之大者，拒绝参军。资料：金庸先生拒绝参军被开除史料源自200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金庸传》p30—31，作者彭华、赵敬立，具体回忆者是金庸当时同学余兆文。军统对中央政治学校部分学生因拒绝“自愿参军”而斗殴的史料出处是《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动员》之《军统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真相》，p995—996 关于金庸先生就读“中央政治学校”资料源自：《略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作者杨玉清。

辟谣一个公知类谣言：梅贻琦女儿考清华落榜，梅贻琦铁面无私每次中文互联网谈到民国大学时，很多人都爱引用一个段子： 1946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她们是：梁再冰：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冯钟璞：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梅祖芬：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女儿。然而这个段子没有说的是梅祖芬落榜后全靠“神操作”进了清华，这种“神操作”放到现在，家里没有特别大的能力是绝对办不到的。 1946年梅祖芬女士确实落榜了，没考上清华不假，但是她很快就读上清华的先修班，第二年再从先修班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你以为清华大学先修班是一般预科？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按照史料，当时清华大学这个先修班是根据《国立大学暨独立学院附设先修班办法》开办的，厉害的地方在于这个先修班甚至都可以不算预科，属于清华大学正式组成部分，而且取消了“高中毕业”要求。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假设一个极端情况，民国某高官的儿子高中都没毕业，但是一直吵着要上清华大学，怎么办？送进这个先修班学习一年，然后就顺利成章的进清华某专业就读了。清华先修班必修课只有三门：语文、数学和英语，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及中外地理等课程被分为文、理两组选修。先修班年限为一学年，分两期教学，每期以18至24学分为限。先修班修业期满，各科考试均及格者，得免试升入该院校一年级。注意这个“免试”两个字。就冲“免试”两个字，大家觉得这个清华先修班是谁报名都收吗？事实上梁思成先生第二任妻子林洙就坦言，她读清华大学是靠她爸爸找了林徽因，林徽因想办法让林洙读了清华先修班。（《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不过最“骚”的操作还不是这个，最“骚”的操作是梅祖芬女士在清华读先修班的时候居然跑去给正经考入清华的大一新生上英语课去了。也就是说落榜生派去给大一新生上课，这她爸爸不是梅校长，我就不信能办到。清华大学校网刊登了一篇名为《1946级校友陈章：清华是一生的牵念》，陈老先生在文章里清楚的表示当时教授他们英文的是“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女儿梅祖芬女士，” 不过我不知道陈老先生知道不知道教他英文的梅祖芬女士其实是一个和他同届的落榜生。诸君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诸君读大一的时候发现学校派一个考贵校落榜的预科生来教你们英文，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从甲午到1950:中国都是给日本挡刀的最近接了不少明治维新约稿，下功夫看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一个感慨就是日本最大的幸运是在中国旁边。同样不平等条约，列强对大清真是敲骨吸髓式的盘剥，而对日本则温柔的多，基本上对日本的要求就是一个落脚点。列强强迫清朝必须开放内地，而日本就可以在条约里规定外国人不得随意进入日本内地，主要原因是列强对日本内地没有任何兴趣。 1945年以后日本又嘬死大搞计划经济，结果1950年搞出大通缩，一般情况是肯定凉了，成为计划经济瞎肌b搞的又一个例子，结果运气好，遇到了“朝鲜特需”。之前x**搞成为高瞻远瞩。

二战前日本军官为何对文官有优越感：考试分数比文官高多了二战前日本各行各业盛行的“文凭决定论”，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文凭决定论，不管家族多么显赫，如果没有文凭就是不行，就意味着在公权力领域没有办法做到最高级职务。在政府，混的最好，升迁最快的永远是东京大学（二战前名称为东京帝国大学），什么早稻田、庆应，在东大面前都差得远，事实上二战前日本没有一个首相是出身于庆应大学。而在日本军界，“文凭决定论”的风气比政界还要严重，二战时侵华日军高级军官几乎全是陆士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中绝大多数是陆大（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如果没有陆大或者陆士的文凭，那么对不起，除非运气逆天，不然少佐（少校）就是职业生涯的顶点了。日本海军同样如此，没有海兵（日本海军兵学校，断句日本海军·兵·学校）、海大（日本海军大学）的文凭，那几乎不要想当舰长。既然二战前在日本东大和陆大，海大级别一样，为什么说二战前日本军官看不起文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军人觉得自己文凭含金量更高呢？这是因为虽然东大和陆大，海大级别一样，但是二战以前，在日本想考进这三所大学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以东大为例，如果在二战前一个日本人高中可以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一高）、东京第三高等学校（东京三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00%考进东大，最不济也能就读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一高”、“三高”就等于东大，而东大毕业则等于政府高官；二战前真的有富翁家庭愿意和考上“一高”、“三高”的普通日本家庭结亲家的。

ZT日本昭和参谋为何看不起文官：认为文官文凭含金量太低二战前日本各行各业盛行的“文凭决定论”，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文凭决定论，不管家族多么显赫，如果没有文凭就是不行，就意味着在公权力领域没有办法做到最高级职务。在政府，混的最好，升迁最快的永远是东京大学（二战前名称为东京帝国大学），什么早稻田、庆应，在东大面前都差得远，事实上二战前日本没有一个首相是出身于庆应大学。而在日本军界，“文凭决定论”的风气比政界还要严重，二战时侵华日军高级军官几乎全是陆士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中绝大多数是陆大（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如果没有陆大或者陆士的文凭，那么对不起，除非运气逆天，不然少佐（少校）就是职业生涯的顶点了。日本海军同样如此，没有海兵（日本海军兵学校，断句日本海军·兵·学校）、海大（日本海军大学）的文凭，那几乎不要想当舰长。既然二战前在日本东大和陆大，海大级别一样，为什么说二战前日本军官看不起文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军人觉得自己文凭含金量更高呢？这是因为虽然东大和陆大，海大级别一样，但是二战以前，在日本想考进这三所大学的难度是完全不同的。以东大为例，如果在二战前一个日本人高中可以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一高）、东京第三高等学校（东京三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00%考进东大，最不济也能就读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在当时日本人心目中，“一高”、“三高”就等于东大，而东大毕业则等于政府高官；二战前真的有富翁家庭愿意和考上“一高”、“三高”的普通日本家庭结亲家的。而陆士和海兵可以看做是陆大和海大的“一高”、“三高”。然而，考陆士和海士的难度比考“一高”、“三高”要大得多。这是因为陆士和海兵是军校，学生一入校不但学杂费全免，而且还可以领工资，而且毕业后担任的是受人尊敬的军官工作；因此吸引了大批家境贫寒的学生报考。从这个角度说，想考进陆士和海兵，比想考进“一高”、“三高”面临的竞争还要大。当然，这还不是日本军人对文官有学历歧视的根本原因，最根本原因是陆大和海大并不对普通老百姓开放，只招收陆军以及海军中的优秀基层军官，不光要陆士、海兵入学毕业成绩优异，还要在平时成绩好才会有上级推荐去考陆大和海大，而且陆大和海大也是需要考试成绩的。

花边一战：奥匈帝国皇太子可以为了爱放弃江山，秒杀中国帝王奥匈帝国皇储的妻子，霍恩堡女公爵苏菲，皇太子就是为了她，放弃了自己孩子的皇位继承权。说一个一战的花边，死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为了追求真爱，为了娶身份比自己低的多的一位大公妃侍女苏菲，宁愿宣誓放弃自己与苏菲孩子皇位继承权，这种真·爱江山不爱美人，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比得上吧。要知道19世纪大贵族惯例是结婚是义务，只有情人才是爱情；可是费迪南大公是虔诚的教徒，最厌恶贵族保养情人的行为，因此坚持要明媒正娶波西米亚破落贵族之女苏菲；苏菲虽然是波西米亚伯爵的女儿，但是她家事实上已经破落了，她因为没有嫁妆，在当地找不到门当户对的丈夫，只能到维也纳给弗雷德里希大公夫人做侍女，甚至承担了相当多的女仆工作。结果费迪南大公对她一见钟情，一定要明媒正娶，就连茜茜公主老公约瑟夫皇帝劝他，说他可以把苏菲当情人，都被费迪南拒绝了，一定要娶。而且对约瑟夫表示，如果约瑟夫皇帝和皇室坚决反对，要么费迪南大公自己自杀，要么等费迪南自己当了皇帝后宣布娶苏菲，结果逼得约瑟夫直接修改了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法律。最后，约瑟夫皇帝告诉费迪南，一定要娶也可以，首先宣誓永远不为苏菲谋求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头衔，其次宣誓声明他和苏菲的儿子没有皇位继承权。费迪南毫不犹豫的签字了，即便如此，费迪南大公结婚的时候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一个人参加，维也纳也没有任何庆祝仪式，就连苏菲的亲哥哥也都不敢参加婚礼。要知道奥匈帝国可不是君宪国，是仅次于沙俄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皇帝权力几乎不受什么约束；费迪南能为真爱放弃子女继承权，我想就这一点，痴情而言他超过了所有中国皇帝了。

花边一战：奥匈帝国皇太子为爱可以放弃江山，中国没有皇帝能做说一个一战的花边，死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皇储费迪南大公为了追求真爱，为了娶身份比自己低的多的一位大公妃侍女苏菲，宁愿宣誓放弃自己与苏菲孩子皇位继承权，这种真·爱江山不爱美人，中国没有一个皇帝比得上吧。要知道19世纪大贵族惯例是结婚是义务，只有情人才是爱情；可是费迪南大公是虔诚的教徒，最厌恶贵族保养情人的行为，因此坚持要明媒正娶波西米亚破落贵族之女苏菲；苏菲虽然是波西米亚伯爵的女儿，但是她家事实上已经破落了，她因为没有嫁妆，在当地找不到门当户对的丈夫，只能到维也纳给弗雷德里希大公夫人做侍女，甚至承担了相当多的女仆工作。结果费迪南大公对她一见钟情，一定要明媒正娶，就连茜茜公主老公约瑟夫皇帝劝他，说他可以把苏菲当情人，都被费迪南拒绝了，一定要娶。而且对约瑟夫表示，如果约瑟夫皇帝和皇室坚决反对，要么费迪南大公自己自杀，要么等费迪南自己当了皇帝后宣布娶苏菲，结果逼得约瑟夫直接修改了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法律。最后，约瑟夫皇帝告诉费迪南，一定要娶也可以，首先宣誓永远不为苏菲谋求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王后头衔，其次宣誓声明他和苏菲的儿子没有皇位继承权。费迪南毫不犹豫的签字了，即便如此，费迪南大公结婚的时候哈布斯堡家族没有一个人参加，维也纳也没有任何庆祝仪式，就连苏菲的亲哥哥也都不敢参加婚礼。要知道奥匈帝国可不是君宪国，是仅次于沙俄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皇帝权力几乎不受什么约束；费迪南能为真爱放弃子女继承权，我想就这一点，痴情而言他超过了所有中国皇帝了。

（转）明治维新后日本并未“脱亚入欧”，实乃“兴亚灭欧” 从历史考据角度讲，福泽谕吉从来没有主张过“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这个主张，首先出现在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名叫《脱亚论》的社说文章，里面就出现了“脱亚入欧”主张。然而这篇社说文章本身没有署名，不能就此认为这篇社说稿子作者就是福泽谕吉。到1933年当时的《时事新报》编辑石河干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把《脱亚论》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这是“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尽管《脱亚论》在1933年被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但是截止1945年8月15日，无论是《脱亚论》还是“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日本社会没有任何影响。除了极少数购买了《续福泽全集》的福泽谕吉死忠粉以外，日本社会几乎没人知道《脱亚论》到底说了些什么。一直到二战结束后的1951年，日本左翼远山茂树在其学术著作《日清战争与福泽谕吉》里提出“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指导性理论”，这才让“脱亚入欧”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公众视野里。至此之后，日本学界和知识界开始频繁使用“脱亚入欧”以及“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概念，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还是右翼赞扬二战后日本经济上搭美国顺风车，都有意无意使用“脱亚入欧”概念，就这样经过日本政界和学界的努力，“脱亚入欧”在出现77年后终于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一个名词，甚至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还漂洋过海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日本历史学界对于《脱亚论》究竟是否是福泽谕吉所写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是因为《脱亚论》里的用词、用典习惯和福泽谕吉以往作品差别太大，《脱亚论》里不少词汇从未在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出现过；更有甚至，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都没有出现过“脱亚论”、“脱亚入欧”这样。目前日本历史学界比较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脱亚论》作者并非福泽谕吉。当然，看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说，就算福泽谕吉不是《脱亚论》的作者，也不妨碍“脱亚入欧”理论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但是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内，无论日本内政外交，“脱亚入欧”别说不是主流，甚至连支流都算不上；明治维新后内政的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说是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而对外，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领导者和解放者，有色人种“救星”。

ZT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女性婚姻观：可以没有爱情，但是必须要有钱

元清当然是中国，用近代民族国家概念硬套没有意义

东南互保根本不是清朝皇权衰弱的表现除了李鸿章去世，长江三督全部在1900年后被撤换，之后晚清新政中地方督抚不但丢了自太平天国以来的财政权，就连新军控制权也被收归中央。鸦片税这个最大地方税源也被收归中央，地方督抚毫无抵抗力的表现怎么能说东南互保表现了清朝的分崩离析呢，？

如果郭敬明自称大清巴图鲁，叶赫那拉·敬明，大家会觉得尬吗？想必所有人都会觉得太尴尬了吧，强行给自己加一个“贵族身份”。可为什么法国小镇青年巴尔扎克一辈子自称自己是骑士（这不是头衔，而是贵族阶级），弗朗索瓦·阿鲁埃给自己授予了贵族头衔，天天叫自己“德·伏尔泰”，谁叫他原名，他还跟人急，大家觉得是美谈呢？

ZT民族是怎么被“发明”的？200年前德国人自认是文明的罗马人我一直认为文科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以及最大的伤害就是发明了“民族主义”。 1900年以后两次让人类伤亡惨重的世界大战，都与民族主义有直接的关系。可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民族，而更扯的是在民族主义的老家欧洲，法国人与德国人在2、300年前对自身的认知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法国人自诩是高贵的日耳曼人，而德国人则认为自己是罗马人，当然这里说的德国是地理意义上的德意志地区。在19世纪以前，法国人，主要是法国贵族长期以高贵的日耳曼人自居，认为其他阶级都属于愚蠢的高卢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贵族津津乐道许多关于表现高卢人愚蠢、笨拙和无可救援的段子，比如高卢人背着一皮囊酒去换豆子，去的路上就喝了一半，然后发现剩下的酒换不了多少豆子，就干脆回去的路上全喝了这种。以此来证明法国贵族对下等愚蠢高卢人的统治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由于路易十四搞集权很有成效，大批法国贵族集中在凡尔赛宫，也就是巴黎，所以久而久之演变成巴黎对法国其他地区的歧视。大家在《基督山伯爵》等反映18、19世纪法国社会情况的小说里都能看到巴黎人自诩为上等人，把一切外省人视作乡巴佬。所以最早鼓吹雅利安民族最高贵，雅利安民族至上的是法国学者，比如阿瑟·德·戈平瑙，而他吹捧的对象就是法国贵族。和法国情况正好相反，在19世纪以前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德意志地区上至贵族，下至老百姓都以罗马人自居，当然，不排除个别知识精英喜欢与众不同，强调德意志地区日耳曼的一面，但是总的来说，德意志地区贵族确实是自认罗马人的，尤其在哈布斯堡家族长期垄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情况下。因此，在19世纪以前很长时间里，在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意志地区和匈牙利等中欧地区，官方语言一直是拉丁语，皇帝和帝国等级会议的法令被视为罗马帝国法典的补充。一直到18世纪末，当时的约瑟夫二世才把官方语言改为德语，但是这在以匈牙利为首的中欧地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如果一个现代人穿越回18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地区去恭维一个德意志地区贵族是真正的日耳曼人，很可能会被暴打一顿，因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德意志地区贵族都自认自己是高贵的罗马人。那么为什么到了19世纪，法国和德国开始“互换民族”了呢？

2017年日本文部省数据：70%低收入家庭不强求孩子考大学 2017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公布了一项关于学生家长情况的调查结果。根据调查显示，在小学6年纪阶段有66.8%的低收入家庭并不强求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而在高收入家庭里，也有19.2%的家庭不要求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在初中三年级阶段，不要求孩子考上大学的低收入家庭从小学时66.8%上升到70.7%，而高收入家庭变化不大，上升到19%。该项调查是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参加2017年春季全国学力测试的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学生家长（监护人）进行“监护人情况调查”。共回收了约12万2000人填写的答案。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家长们的年收入、学历等等，将关于该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指标化，分成四组：上位层、中上位层、中下位层，下位层。虽然日本文部科学省这项调查的本意并不是为了调查日本各阶层家庭希望自己孩子考上大学比例，但是这组数据还是让我感到很吃惊：居然有这么多的日本家庭并不要求自己孩子一定要考上大学。

推荐《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本书，原来日本战后也是计划经济推荐一本书，《战后日本经济史》，作者是野口悠纪雄，耶鲁经济学博士，早稻田大学教授。这本书完全推翻了之前我对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认识。坦白说，日本二战后的快速复兴基本上应该归功于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作者称为“1940年体制” 日本虽然没有那么血腥的对待地主和资产阶级，但是真的也就好那么一点。日本土地改革是开始于1942，几乎是我们统购统销的翻版，先是废除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并且固定金额，不随物价上涨而上涨；佃农必须买粮食给政府，政府付款后佃农再把钱付给地主；1945年后搞固定金额公债收地主的土地，随后借着美国人名义故意搞严重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大幅度缩水，实际效果和我们这边相差不大。（但是土地改革法完全是1945年战前就被统制派技术官僚做好了，当时内阁没通过，这帮人就想办法给到美国人，用美国人名义压服内阁执行）在经济上，直接通过税法，对财产在1500万日元以上的人征收90%财产税。并且在城市对租房同样采取固定租金，并且没有法院批准不得提前终止租房合同。这些措施用作者的话说，完全把战前统治阶级一扫而光。我的理解是除了有关系的财阀，一般战前普通富裕阶层确实是被洗劫一空了。在工业上也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几乎是强制把资源输送给重工业，用作者的话说，没有“1940年体制”就没有日本再次工业化。当然，其实是统制派技术官僚用战前富裕阶层的财富完成了迅速的再工业化。其他什么金融管制，强制结汇，进口许可证制度都是常规操作了。

ZT王安石八百年来被骂“小人”，常与秦桧并列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学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说法，王安石成为历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他是与秦桧并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事实比历史评价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当做一件历史事实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有约800年，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桧并列的反面教材。当我们更进一步梳理800多年来关于王安石的负面言论时，还会发现，对王安石的批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朱元璋，张居正为代表的官方说辞。主要观点是王安石教坏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骂王安石是“小人竞进”，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王安石变法是“扰害百姓，民不聊生”。另一类则是宋元明清历代的士大夫们的个人意见。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们不否认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学上的才华，但同时认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学上有才华，越是给宋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比如，南宋学者罗大经直接将王安石和秦桧并列：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朱熹则认为，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术给引导坏了，让一代本可“大有为”的君主，变成了“祸败”国家的罪人。朱熹尤其反对用“初心”这种东西来为王安石辩护： “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求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相比罗大经和朱熹，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对王安石的批评则尤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里，陈亮如此说道：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显而易见，对于王安石破坏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权扩张的潜规则、通过变法把君主集权推向顶峰的做法，陈亮是十分反感的。另一位中国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尽管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是“客观公正赞赏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对王安石的批评，也一点不比陈亮、朱熹少，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还更激烈。在《与薛象先书》里，陆九渊称： “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远，适足以败天下。” 在《象山语录》中，陆九渊又说：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这些评价，相当于既否定了王安石学术成就（所学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南宋之后，元朝自不必说。元朝编纂的《宋史》，对王安石做了全盘否定： “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宋史·神宗本纪》）到了明朝，士大夫对王安石的批评，比南宋时还要激烈。比如，明人杨慎将王安石评为“古今第一小人”： “弘治中，余杭有周德恭，评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又说：“一言丧邦，安石之谓也。慎按安石之恶，流祸后世有如此。宋之南迁，安石为罪之魁。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到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这些思想家，对王安石的评价，依然极其负面。比如，顾炎武认为： “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 王夫之则认为，王安石比蔡京、贾似道这类奸臣的危害更大。理由是蔡京、贾似道这类人“黩货擅权导淫迷乱”，神宗这种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不会喜欢，王安石则不然： “安石而为小人，何以处夫黩货擅权导淫迷乱之蔡京、贾似道者？夫京、似道能乱昏荒之主，而不能乱英察之君，使遇神宗，驱逐久矣。安石唯不如彼，而祸乃益烈。” 天变不足畏，何事不可为？为什么800余年来，诸多学者、思想家，均对王安石抱持一种否定、批判的立场？这与儒学的政治理想有直接关系。按照秦晖教授的观点，先秦儒学是反大一统、主张小共同体本位的一种思想体系。儒家的小共同体概念，既高于个人，也高于天下，此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按照这种观点，为了孝道，可以不去服从国家，我要做孝子，可以不为国家去打仗。“大义灭亲”的宏大叙事，在儒家看来乃是鬼话。儒家就是要“亲亲”高于“尊尊”。后来法家对儒家攻击，也主要集中在这一点。虽然自汉武帝起，儒家学说即被皇权利用，大玩“儒表法里”，使之称为覆盖在法家帝国身体上的一层装饰性质的轻纱，但先秦儒学中的小共同本位思想，却也并未灭绝。用秦晖教授的话说，直到宋明，理学中的程朱和陆王两大学派，仍希望维持儒家的“天命”解释权，想对皇权尽量做一些制约。尽管这种制约君权的努力绝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什么用，但这类尝试，使得儒家士大夫对“家天下”本质，能够看得比较透彻。以晚清在政治立场上极端保守的刘锡鸿为例。他曾作为郭嵩焘的副手，和郭一起出使英国。与开明的郭嵩焘不同，他一直在公开场合弹劾郭嵩焘“通夷”，并且表现出对英国政体和器物不屑一顾。然而，在私人日记里，却显示他对英国当时的政体非常赞赏，并且认为英国人纳税踊跃是因为英国“无代表不纳税”，他还叹惋，说中国在先秦曾经有过这样的制度，只可惜“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贵官愈多”、“百姓之生路乃尽绝而无可逃矣”。刘锡鸿的思想与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连这样一个两面派，私下仍可将英国政体的优点与中国帝制王朝的缺点，看得如此透彻，知道中国的弊病在于“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其他更为真诚的儒家知识分子，自然也就不必说了。回到两宋，刘锡鸿能看清的问题，朱熹、陆九渊与陈亮这些大儒，自然看得更清。他们之所以痛批王安石，正是因为王的变法，直奔“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而去。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的政治体系中，确实存在过一些制约皇权的因素。此点，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曾有提及。札子对宋仁宗一朝的政治颇多批评，但同时也承认，宋仁宗朝“非有良将以御之”，但可以做到“寇攘者辄得”——没有良将，但可以消灭寇贼；“非有能吏以钩考”，但可以做到“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没有能吏，但贪污腐败的小人无法在官位上呆得长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宋仁宗朝的政治格局，是“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互为依托。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执政的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会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种架构的形成，杜绝了雄主自任聪明、躬亲万事，及其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当然，这种制衡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并非建立在牢固的制度之上（当然，是有一些制度建设的）。其一方面依赖皇帝的自觉，如史书所载，宋仁宗本人“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的自觉；另一方面则依赖“整个知识界的共识”，亦即顾炎武提到的“人心”、“士心”。王安石和他的变法，改变了这一切。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王安石著名的“三不足”变法口号。所谓天变足畏，即天人感应理论，今人多视为迷信，但在中古时代，实是士大夫们用来合法制约皇权的“杀手锏”。祖宗足法、人言足恤，亦是同样的效用。王安石的“三不足”口号，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制约机制。试问，如果天变不足畏了，祖宗不足法了，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还有什么能约束皇帝？故此，曾积极支持过范仲淹变法的三朝宰相富弼，听闻该口号后，十分震惊，曾言道：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中唐以来直到北宋的改革思潮中，长期含有强烈的集权专制倾向。政治上所谓的“立制度”，实际上是希望强化中央权力，强化皇权。文化上所谓的“一道德”，实际上是希望用政治权力笼罩、改造文化思想。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郑重提问“经术，令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并命王安石想办法“令学者定于一”，即是这种集权专制倾向被明确付诸实施之时。王安石的变法，在政治上的目标是“政令统于一尊”。这就势必破坏已有的权力监督与制衡体系（尽管它是脆弱的），皇帝通过变法加强了个人独断专行，国家开始集中管制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相当于将宋仁宗时代营造出的相对开放与宽松的社会体制，又逆转了回去。王安石的变法，在经济上的目标是“财富归诸一人”。故而，其变法本质不在“均税”，而在普遍增税。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1074年才开始实施，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取消了“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落实不下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并无兴趣，其兴趣在于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到更多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在“方田均税法”之外，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都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因为后者全都可以增加国库财富。比如，青苗法，按官方说法，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利率比民间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看起来似乎是很好的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或不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形同朝廷强行向民众集体放高利贷；民间高利贷利率虽然高，民众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借，借贷者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低，受祸者却是全民。再如市易法，实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均输法”的翻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市易司”垄断。王安石的变法，开启了北宋政治动荡的阀门。就内政而言，元祐是一次折腾，绍圣是又一次折腾，崇宁则是一次更大的折腾，朝政混乱一发不可收拾。变法后，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的观念日渐沦丧，人心风气有一个明显转向。从王安石变法到蔡京专权，国家的管理层彻底分裂，正常的政策分歧变成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安石被知识分子骂了八百年“小人”，并不算冤。

ZT王安石被骂了八百年“小人” 自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学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时的改x家’”的说法，王安石成为历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他是与秦桧并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事实比历史评价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当做一件历史事实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

ZT王安石被骂了八百年“小人”，不算冤枉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至史学界普遍接受“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说法，王安石成为历史正面人物、“名垂青史”的时间，不过短短百年。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里，他是与秦桧并列的“小人”。 800年的“古今第一小人” 虽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事实比历史评价更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历代对王安石的评价”，当做一件历史事实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127年南宋建立迄今的891年里，有约800年，王安石一直是和秦桧并列的反面教材。当我们更进一步梳理800多年来关于王安石的负面言论时，还会发现，对王安石的批评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以朱元璋，张居正为代表的官方说辞。主要观点是王安石教坏了皇帝，不遵守“祖宗之法”。比如，朱元璋骂王安石是“小人竞进”，张居正在给万历皇帝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里说王安石变法是“扰害百姓，民不聊生”。另一类则是宋元明清历代的士大夫们的个人意见。他们对王安石的批评，比之明太祖、清高宗要深刻得多。他们不否认王安石在道德上的操守和文学上的才华，但同时认为，王安石越是在道德上有操守，在文学上有才华，越是给宋朝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比如，南宋学者罗大经直接将王安石和秦桧并列：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不可得而洗涤；渡江以后，秦桧之说沦浃土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针砭。” 朱熹则认为，王安石“惑乱神祖之聪明而变移其心术，使不能遂其大有为之志，而反为一世祸败之原”，把神宗皇帝的心术给引导坏了，让一代本可“大有为”的君主，变成了“祸败”国家的罪人。朱熹尤其反对用“初心”这种东西来为王安石辩护： “正如医者治病其心岂不欲活人却将砒霜与人吃，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求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岂可谓非其罪？” 相比罗大经和朱熹，南宋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陈亮，对王安石的批评则尤为沉痛。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里，陈亮如此说道：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事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征北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 显而易见，对于王安石破坏北宋前半期限制君权扩张的潜规则、通过变法把君主集权推向顶峰的做法，陈亮是十分反感的。另一位中国思想史重要人物，南宋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尽管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是“客观公正赞赏王安石第一人”，但他对王安石的批评，也一点不比陈亮、朱熹少，某些具体问题上，甚至还更激烈。在《与薛象先书》里，陆九渊称： “荆公之学，未得其正，而才宏志远，适足以败天下。” 在《象山语录》中，陆九渊又说： “读介甫书，见其凡事归之法度，此是介甫败坏天下处。尧舜三代虽有法度，亦何尝专恃此。又未知户马、青苗等法果合尧舜三代否？惟韩魏公论青苗法云‘将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当。” 这些评价，相当于既否定了王安石学术成就（所学不正），又否定了王安石的政治能力。

ZT明治维新时日本认为西方比日本强的只有“理工” 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的“应激性近代化”，当时日本国内并没有非“近代化”不可的内在动力，只是日本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东方后的为了避免日本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所做出的一系列改革。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应激性近代化”，所以不可避免的就面临着很多“软件”上的水土不服乃至于缺失；比如英国乃至欧洲大陆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其实在欧洲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底层民众一种反教会、反贵族的运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无不伴随着自由、平等的诉求；比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自决学说普遍被认为是欧洲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而康德的自决学说主要是对自由与尊严的诉求。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普通日本民众，其实是没有特别清晰的“民族”概念，更别说基于对个人只有与尊严诉求的民族主义了；虽然日本没有欧洲基于个人自由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不妨碍日本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理解和创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基于东亚社会儒学理论的“忠君爱国”。同时，又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对于西方势力入侵的应激反应，使得日本很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明治维新时期不少日本精英对西方认识和当时清朝不少官员没区别，认为西方领先东方的只是器物，思想制度还是自己的好。因此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国粹派”在声势上，在影响上就不比维新派弱多少，而且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粹派”也是水涨船高。日本“国粹派”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将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希望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要求。这里多说一句，之前我们也说过，在现在人尽皆知的福泽谕吉所主张的“脱亚入欧”其实在当时根本没几个人知道，甚至可以说在1960年代日本发现重新发现福泽谕吉运动之前，日本人都不知道福泽谕吉曾经主张过“脱亚入欧”。而在明治维新期间，福泽谕吉真正为人所熟知的是是他提出的“和魂洋才”，而从史料上看，福泽谕吉的主张和后来清朝张之洞并无二致，都是认为在思想领域自己家的东西最好，不如西方的只是器物而已。福泽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国粹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儒法家”，他认为儒家所谓“天下大同”观念是迂腐可笑的，“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 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 那么, 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 而且福泽谕吉还认为清朝之所以搞不好原因就是因为儒学让清朝官员和精英对皇帝的命令还要有自己的思考，而日本武士则对天皇命令绝对服从“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经过日本“国粹派”的努力，1890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教育敕语》如此写着：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敕语折射着尊皇爱国的教育灵魂，而极端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则是这一灵魂的内核。敕语趣旨的重点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特别主张把“共同爱国”作为主义推行。而这段《教育敕语》，又是在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础教育者都必须背诵，做到人人过关，个个会背的。之所以日本日后接连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这和日本人在小学已经被“忠君爱国”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洗脑是分不开的。

ZT明治维新时日本就认为西方学说不适用于日本，日本国情特殊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典型的“应激性近代化”，当时日本国内并没有非“近代化”不可的内在动力，只是日本有识之士看到西方势力大举入侵东方后的为了避免日本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所做出的一系列改革。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应激性近代化”，所以不可避免的就面临着很多“软件”上的水土不服乃至于缺失；比如英国乃至欧洲大陆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其实在欧洲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底层民众一种反教会、反贵族的运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无不伴随着自由、平等的诉求；比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自决学说普遍被认为是欧洲民族主义的源头之一，而康德的自决学说主要是对自由与尊严的诉求。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普通日本民众，其实是没有特别清晰的“民族”概念，更别说基于对个人只有与尊严诉求的民族主义了；虽然日本没有欧洲基于个人自由的民族主义，但是这不妨碍日本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理解和创造具有日本特色的民族主义，这就是基于东亚社会儒学理论的“忠君爱国”。同时，又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是一种对于西方势力入侵的应激反应，使得日本很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明治维新时期不少日本精英对西方认识和当时清朝不少官员没区别，认为西方领先东方的只是器物，思想制度还是自己的好。因此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国粹派”在声势上，在影响上就不比维新派弱多少，而且伴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国粹派”也是水涨船高。日本“国粹派”鼓吹日本的“独特性”，抬出儒家思想作为灵丹妙药，将天皇制国家奉为日本不可能改变的政治模式。他们将这种“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的天皇制“国体”，吹捧为日本所独有、独享且引以为至尊至荣的国家体制。号召以“忠君”作为爱国的基础，用传统思想来维持社会秩序，希望民众绝对服从国家以及唯一能代表国家的具体形象--天皇。从而消解维新改革带来的民众的自由民主的要求。这里多说一句，之前我们也说过，在现在人尽皆知的福泽谕吉所主张的“脱亚入欧”其实在当时根本没几个人知道，甚至可以说在1960年代日本发现重新发现福泽谕吉运动之前，日本人都不知道福泽谕吉曾经主张过“脱亚入欧”。而在明治维新期间，福泽谕吉真正为人所熟知的是是他提出的“和魂洋才”，而从史料上看，福泽谕吉的主张和后来清朝张之洞并无二致，都是认为在思想领域自己家的东西最好，不如西方的只是器物而已。福泽本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国粹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反儒法家”，他认为儒家所谓“天下大同”观念是迂腐可笑的，“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 人人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 那么, 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 而且福泽谕吉还认为清朝之所以搞不好原因就是因为儒学让清朝官员和精英对皇帝的命令还要有自己的思考，而日本武士则对天皇命令绝对服从“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经过日本“国粹派”的努力，1890年，日本政府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教育敕语》如此写着：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敕语折射着尊皇爱国的教育灵魂，而极端国家主义的道德教育则是这一灵魂的内核。敕语趣旨的重点置于“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特别主张把“共同爱国”作为主义推行。而这段《教育敕语》，又是在实现了初等教育普及化的日本，凡是受到基础教育者都必须背诵，做到人人过关，个个会背的。之所以日本日后接连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军国主义在日本大行其道，这和日本人在小学已经被“忠君爱国”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洗脑是分不开的。

尴尬的历史：王安石才是真正壕地主，司马光只能算中小地主典出：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

这也许是士大夫怀念元朝的重要原因我最近看知乎明史达人温长卿的一篇演讲稿，里面提到了明初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其中有一点就是明初大量关闭元朝时期民办书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汉人士大夫普遍怀念元朝原因之一吧。 “明初能迅速建立官学体系，其实和对书院资源的占用有关。明初书院基本都被关闭，房舍、田地被官学利用，出现了书院史上的“百年沉寂”。洪武至天顺年间97 年，创建、兴复书院共计 143 所，年平均数只有 1.474 所。和元代相比较，时间仅少一年，书院总数却只有元代的 35%，年平均数也只有元代 2.888 所的一半多一点。（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这样一来，明初的教育就基本掌握在官方手中了，这也有利于官方去灌输自身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许多士大夫怀念元朝？这可能是原因我最近看知乎明史达人温长卿的一篇演讲稿，里面提到了明初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其中有一点就是明初大量关闭元朝时期民办书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汉人士大夫普遍怀念元朝原因之一吧。 “明初能迅速建立官学体系，其实和对书院资源的占用有关。明初书院基本都被关闭，房舍、田地被官学利用，出现了书院史上的“百年沉寂”。洪武至天顺年间97 年，创建、兴复书院共计 143 所，年平均数只有 1.474 所。和元代相比较，时间仅少一年，书院总数却只有元代的 35%，年平均数也只有元代 2.888 所的一半多一点。（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这样一来，明初的教育就基本掌握在官方手中了，这也有利于官方去灌输自身的意识形态。”

汉人士大夫普遍怀念元朝真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最近看知乎明史达人温长卿的一篇演讲稿，里面提到了明初政府的一些所作所为，其中有一点就是明初大量关闭元朝时期民办书院，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汉人士大夫普遍怀念元朝原因之一吧。 “明初能迅速建立官学体系，其实和对书院资源的占用有关。明初书院基本都被关闭，房舍、田地被官学利用，出现了书院史上的“百年沉寂”。洪武至天顺年间97 年，创建、兴复书院共计 143 所，年平均数只有 1.474 所。和元代相比较，时间仅少一年，书院总数却只有元代的 35%，年平均数也只有元代 2.888 所的一半多一点。（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这样一来，明初的教育就基本掌握在官方手中了，这也有利于官方去灌输自身的意识形态。”

左宗棠西征军饷开销占清朝全年GDP20% 这几天看左宗棠西征的资料，发现军饷和后勤开销占了整个西征经费的33%还多。左宗棠西征，一共七八万军队，总花费就高达10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刘锦棠、张翟等部的军饷，如果算上刘锦棠等部的军饷，西征军仅仅士兵薪水奖金支持就高达1500万两白银以上。（刘、张等部军饷约“五百数十万两”）根据历史学家统计，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全年岁入8234.92万两。也就是说仅仅西征军士兵工资和津贴就高达清朝全年岁入的1/5。整个西征过程中军饷、奖金和粮食是“耗资大户”，勇营、绿营、八旗、士勇、马步各军军饷、中粮银、采买军粮津贴、粮价银占到军费支出的65%以上；反而大家以为“费钱”的军火，其实只占整个西征经费的5%。

司马光才是北宋真正的经济学大师，比王安石高明多了现在很多人黑司马光无非说司马光不懂经济，但是，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经济。根据计量史学派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总GDP和人均GDP增长都极其缓慢，甚至要几百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或者衰落；比如北大李稻葵教授对于明朝经济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全国GDP增长极为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从以上数据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国家总GDP增长完全和明朝人口增加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增人增量”，这种增长在经济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增长部分其实是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无法形成有效积累。这个问题在各项经济数据更加完备的清朝表现的更为明显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年收入几乎和清朝政府年收入持平，而日本农民尽管负担的赋税是同时期清朝农民的六倍，但是通过原始化肥等工业时代初期的产品，日本农民扣除完承担的税赋，他的收入都要超过清朝未缴纳赋税的农民收入。英国这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民众税赋更是仍处于农耕社会的清朝民众所想象不到的，比如1874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261.07倍。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由于中国各个朝代经济史料多寡不一造成许多朝代的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是比较明了，如农耕时代人均GDP天花板很容易达到，而且波动幅度很小等等。这就说明农耕时代的人，他个人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和财富盈余也是相对固定的。也意味着在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政府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加税，而加税的实质就是从民众兜里掏钱。所以，司马光主张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是TMD经济学真理。而最后司马光的预言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变法后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司马光是古典时代真正的经济大师，比王安石高明多了现在很多人黑司马光无非说司马光不懂经济，但是，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不懂经济。根据计量史学派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总GDP和人均GDP增长都极其缓慢，甚至要几百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或者衰落；比如北大李稻葵教授对于明朝经济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全国GDP增长极为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维持在平均6公石（391公斤）小麦上下；以1990年美元计值的人均收入平均为230美元，最高的年份也不到28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平均为88%，手工业和商业最高时也没有突破20%。从以上数据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明朝国家总GDP增长完全和明朝人口增加成正相关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增人增量”，这种增长在经济学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增长部分其实是被增加的人口消耗了，无法形成有效积累。这个问题在各项经济数据更加完备的清朝表现的更为明显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年收入几乎和清朝政府年收入持平，而日本农民尽管负担的赋税是同时期清朝农民的六倍，但是通过原始化肥等工业时代初期的产品，日本农民扣除完承担的税赋，他的收入都要超过清朝未缴纳赋税的农民收入。英国这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民众税赋更是仍处于农耕社会的清朝民众所想象不到的，比如1874年，英国人均财政支出是中国的261.07倍。总而言之，虽然目前由于中国各个朝代经济史料多寡不一造成许多朝代的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但是一些基本概念已经是比较明了，如农耕时代人均GDP天花板很容易达到，而且波动幅度很小等等。这就说明农耕时代的人，他个人创造的财富是有限的，因此，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和财富盈余也是相对固定的。也意味着在农耕时代任何以增加朝廷收入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加税，而加税的实质就是从民众兜里掏钱。所以，司马光主张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这一观点，在工业革命以前就是TMD经济学真理。而最后司马光的预言成真了吗？我们来看变法后期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对话：“陛下以为税敛甚重，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直到明朝蒙古大汗也以元朝皇帝自居，不解明朝为何称呼自己可汗根据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的《鞑靼和大元国号》一文可以明确的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即使到了明朝蒙古基本上也一直沿用大元国号，可汗也称大元国皇帝。明英宗实录里也记载了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对明朝不称呼他为大元皇帝而称呼他为可汗的不理解： “‘去岁书内，写我作达达可汗，缘故不知如何？’可汗自我先朝通好朝廷，其所称名号亦有定体，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诚，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达达可汗称之，亦尔俗至美之号，且朕与可汗和好在有诚意，不必论此虚文也。” 明英宗这段话意思很明确，如果我称呼你为大元皇帝，那我算什么？所以最后只能无奈的说“不必论此虚文也。”

想请问一下：白南非经济发达，工业先进的谣言是怎么来的？刚才又看到有人攻击曼德拉，我就想请问一下，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工业发达的谣言是怎么来的？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对外贸易70%收入来自出售矿产资源，比例和2012年伊拉克80%差不多了，这能叫工业发达？

ZT伏尔泰这些人在他们时代，致富靠当网红段子手伏尔泰是一个奇妙的人。假设，你是一个熟读伏尔泰作品的当代人，你回到了十八世纪末的巴黎，坐在夫人们举办的沙龙里（旁边可能坐着班甲曼·贡斯当），侃侃而谈伏尔泰和他伟大的思想。在场众人必会集体露出惊愕的神色，拿看外星动物的表情看着你。他们之中，将有人走上前来拍着你的肩膀，疑惑地发问： “您谈论的，真的是我们的阿鲁埃老爹么？” 如果你静下来，听他们聊他们眼中的伏尔泰，你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我们谈论的，真是同一个伏尔泰么？” 在我们看来，伏尔泰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他们来说，伏尔泰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哲学书简》或者《哲学词典》的作者，而他们的哲学家伏尔泰，是一个满嘴“俏皮话”或者“格言”的段子手。这种双重形象，不仅仅存在于伏尔泰一人之身。伟大的哲学家狄德罗，其实想钱想疯了；孟德斯鸠继承了舅舅的职位，马上抛出变现，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生活；叔叔死了，霍尔巴赫才实现他梦寐以求的财务自由。这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启蒙时代，但这才是更真实的启蒙时代。这个更真实的启蒙时代，本就存留在伏尔泰们的著作之中，只是光阴的流逝过滤了文字中的烟火。伏尔泰自己说，出版审查其实毫无必要，因为十个人里只有一个读书，读书的十个人里九个只看小说，剩下那一个看哲学的十有八九还看不懂。孟德斯鸠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人们只在每天起床之后和出门之前看看书，因为稍后需要在别人面前谈论书中的内容。这两个段子，几乎还原了启蒙时代的“读者市场”的全貌。这种读者市场，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宗教战争和三亨利之战的杀戮，让法国贵族遭到第一次重创。之后，路易十三和他的“红公爵”——可怕的黎塞留红衣主教，又给了这些积极想要和君主分享权力的贵族以第二次打击。当波旁王朝的第三个国王决定在凡尔赛当绝对君主的时候，法国贵族已经温顺得像某些小动物了。法兰西大君主国的专制走上了巅峰，宫廷的华丽与优雅也走上了巅峰。当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登上王位的时候，他们希望能有更多更有趣的人，来填补贵族们的噤声所留下的舆论空白。于是，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代已发展成型的的沙龙文化绽放了。在传统的学院体系之外，一群“民科”登上舞台，他们不在乎自己缺乏“学术背景”，并以讥笑学院知识分子为乐。在沙龙里，学院知识分子并无机会与他们公平竞争，因为评价标准是一元化的——那就是沙龙主人的趣味。而沙龙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很少会是学院作派，所以，专业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蒙受了惨痛的失败。每一个进入沙龙的人，有且只有一个评定标准，那就是脱颖而出，让别人注意到你。在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家玩“弹剑作歌”那一套是没有用的。对沙龙女主人来说，这些“才智之士”就像赛马场上的马，每一次晚宴、每一次下午茶，都会精挑细选，将各种风格、各种领域里的赛马，认真分配在他们应该在的座位上。去侯爵夫人家吃晚餐，并不是真的去吃东西。在沙龙里待一晚上，比躲在书房里写这篇文章累太多；当然，风险和回报也比写这篇文章高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