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尔07 麦尔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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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近代军事制度上晚明的设计比窃明要高多了 近代军事制度的基础就是纪律与训练,在近代军事制度下军人已不是人,而是杀戮机器里的一个组成零件。这样的纪律性与服从性最大程度的削弱了个人武勇在战争中的意义,使全体士兵形成统一的强大战力。但要实现这一点并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容易,需要极强的集体主义思想做支撑,否则即使训练再多也无法让普通士兵们在面对残酷死亡时还能维持稳定的阵型。 西方实现这一点靠得是民族主义的兴起,让士兵们认同他们是在为身后的国家战斗牺牲,这个国家是保卫庇护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财产不受伤害的基础,即使牺牲也能获得身后荣耀的保障,以及以后美好生活的希望。 在窃明中是生搬硬套近代军事理念,也不管到底现不现实,反正什么都用‘血仇大恨’来解决。实际上这根本不够,恨不是最主要的,血海深仇的例子历史上多了去,步兵方阵战术这玩意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情,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有而且相当成熟。之所以被淘汰就是因为没办法再用奴隶与黄金维持方阵足够的士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农封建的进行,只要能还活着,就有足够的机会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战场的死亡率达到一定程度,一般也就10%左右,普通士兵通常的选择就是逃命。而对军队掌控达到极强的程度,使封建军队罕见的能承受更大程度伤亡,这样的人就是历史上的那些所谓名将军神了。 而晚明则不同,让普通士兵们忍受严格枯燥的反复训练,毫不犹豫的面对死亡。除了深仇大恨(这一部分仅仅限于逃来的辽民),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给予希望。这个希望不是窃明中打胜仗的希望,这太单薄了,你让一个人为了报仇毫不犹豫的付出生命,这样的人有,可能也不少。但你让大部分甚至全部人都是这种想法不是痴人说梦吗?这已然违背了人性,或者说是生物性,毕竟活下去始终是任何生物种群的最高本能。 晚明给出的希望是美好生活的希望,即便牺牲也能得到足够的荣耀,也能让亲人得到财产的补偿。也只有牺牲换来的胜利才能保障这些希望不会破灭,能让亲人们朋友们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这才是与生物性一致的,任何生物种群的终极追求都是更加繁荣壮大。 基于以上,至少在军事方面的设计描写晚明完胜窃明,超越其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关于为什么中国无法产生技术与科学—从人口与土地方面探讨(转) 记得前几天吧里有人探讨为啥中国无法产生科学与技术,最近看到一本书,可以算一种解释。 本文是《中国土地制度史》第八章结语部分 ————————————————————————————————————————— 本书曾对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作一综合分析。中国的经济制 度与欧洲完全不同。从秦汉以降,中国人民的经济活动就很少受到制度性的限制。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与农业生产制度,始终是多样性 的。人民对于生产制度的选择主要是受经济条件所影响,也就是比 较各种生产制度的相对利益而决定取舍。所以,中国历史上多元式的生产制度最吻合经济学上的一般均衡理论。 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制度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在 有具体史料可查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土地制度曾发生过明显而重大的演变。这种演变是经济因素改变所形成的自然结果,不是人为政 治制度所硬造成的。在种种影响中国人民经济行为的因素中,最重 要的一项是人口之增加。人口不断增加,首先就影响到耕地的分配。由于人口压力,人民对土地的需求增加,有田地之人,不论多寡,尽管希望能保持其田产, 不愿出卖。于是土地分配日趋平均。以相对观点而论,土地分配的 基尼系数从北宋开始日趋下降。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大地主拥有的土地数量一般都在下降中,而没有土地的农户也愈来愈少。到了 20 世纪,严格说来中国已经没有几家大地主,农田是分散在中小业主手中,70%以上的农田是由业主自耕。从分配的角度来说,这是好的趋 势。但是也因为人地比率迅速恶化,中国农村日趋贫穷,而这种贫穷是普遍性的,佃农如此,自耕农也是如此。尤有甚者,对土地的需求 高,而出卖土地者少,能买到田地之人都是经长时期东一块西一块,零星收买而得。最后造成农地的高度分割,使农业耕作十分不经济、 不合理。 除了土地分配以外,租佃制度与生产技术也都受到人口增加的严重 影响。北宋以后,中国已经可以说发生了过剩人口(overpopulation),人民对生产制度及生产技术的选择都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日渐增加的 人口压力。不过,这种演变是随着中国人口循环而循环进行的。在 说明这一点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过剩人口的概念略加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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