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醉杀名马的个人资料

虽然名为咖啡吧,但是专业性的帖子不多,最主要的是: 这里缺少一种"咖啡文化氛围"有关咖啡的都是转来转去的一些帖子,少有原创的有独到见解和个人咖啡创作感受的帖子.这样是否也是一种"附庸风雅"呢.吧主也不是专业人士吧,看过你发的一些帖子,感觉如果是专业人士,一些帖子是不会转的.个人建议.

卧薪尝胆是否真有其事？现在人们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传说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越王勾践在一次战争中被吴国打败，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还到吴国宫廷中服了三年的苦役，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勾践被释放回国以后，为了奋发图强，报仇雪耻，他睡觉躺在硬柴上，坐卧饮食都要尝一下苦胆，以不忘国家破亡的痛楚，激励自己的勇气和斗志。然而这卧薪尝胆的成语故事，其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8月,三星与您激情奥运斗三国与众将一拚高下海纳百川候车亭媒体无限下载MP3你作K王　　记载春秋史事的古书，当推《左传》和《国语》为最原始，也最可信。《左传》中“定公”和“哀公”两部分，《国语》有“吴语”和“越语”，都详细记述关于越王勾践之事。但那里没有片言只语谈及卧薪尝胆。到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时，始述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东汉赵晔作《吴越春秋》，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人尝之”，仍毫不提及卧薪。　　至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文字中，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传说。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　　查“卧薪”和“尝胆”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那是一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文中说：“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它与越王勾践完全无关。由于苏轼是个大文豪，所作文章影响巨大，故到南宋时，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官吏、学者，就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不过与此同时，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至明代张溥作《春秋列国论》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以后马骕编《左传事纬》和《绎史》仍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至清初吴乘权编《纲鉴易知录》记：“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不久，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　　综上所述可见，史书记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战国时代编纂的《左传》、《国语》中，丝毫没有这样的事；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和东汉赵晔撰的《吴越春秋》，开始记有“尝胆”，但还未见卧薪；唐宋间的一些诗文中，出现了越王勾践“枕戈尝胆”的说法。“卧薪尝胆”一语，北宋的苏轼最早使用；自南宋至明代，学者们对卧薪尝胆者，一说为勾践，一说是夫差；至清初《纲鉴易知录》料《东周列国志》问世，方成定论”。　　说“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有的学者表示不能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人马瑞辰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苦菜(“蓼薪”)来刺激。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后人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是一种误解。　　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苦菜刺眼，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练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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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的意义西西弗斯受着诸神残酷的惩罚,他徒劳地把巨石推到山顶,等待它滑落到山下,再徒劳地把它推上去。这种无望无效的劳动是最让人心灰意冷的了.然而加缪说:“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加缪和许多存在主义者一样,认为人是荒谬的。　“在任何包含着某种非人因素的美的深处以及这些山丘,这宁馨的天空,这些树的倩影,这一切突然在同一分钟之内丧失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幻想的意义,从此就变得比市区的天堂还要遥远.经过千年沧桑变幻,世界与我们的对立愈加强烈.我们在一瞬间突然不再能理解这个世界……惟一确定的事实是:世界的这种密闭无隙和陌生,这就是荒谬……这种在人本身的非人性面前所产生的不适感,这种在我们所是的东西的图像前引起的堕落,这种被我们时代的某个作家称作”厌恶”的感情,同样也是荒谬.”　“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　　尼采时上帝就已经死亡,人不再是上帝珍贵的造物。人只是毫无缘由的被抛者。人从此变成绝对的孤独者,他被放逐到这个冰冷无情的洪荒世界,再也没有了至高者的呵护与庇佑.这样的世界该如何选择?尤其是,当选择不是二取一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注定是否定性和悲剧性的,当现代主义的自我——主体轰然倒塌,当人发觉主体的逐渐衰落和被消解,当这个人生注定是荒谬的,我们依靠什么活下去?萨特选择了“超越”,而加缪说“不”,因为人无法超越自身。人是有局限的存在,人必有一死.因此,绝不能“拔一毛以利永恒”！加缪要的是“此刻”,而不是“永恒”；是“实在”,而不是“超越”。因此,要对生活回答“是”,而对未来回答“不”!　　于是,要“穷尽现在”。荒谬意味着破裂，但我们要带着这种破裂一往无前的生活。明天是虚幻的，彼岸也是虚幻的，既然一切都是不可确定的，就要穷尽一切去生活。宁可燃烧着毁灭,也不做一块冰冷的岩石。世界在我的反抗，我的自由，我的激情中穷尽一切, 这是人全部的尊严和荣光。荒谬中的人带着某种绝望,但我们却要反抗绝望。人的意义就来自这反抗，反抗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更是一种最大的蔑视。　　所以我说，加缪是一个“诗性哲学家”。他拒绝冰冷的理性，拒绝在否定和绝望面前屈服，他带着人的损伤和局限去完成人的意义和尊严。这本身就是一首悲壮的史诗。“……我在那些要粉碎人的东西面前赞扬人……人就是他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自己惟一的目的”。因此，我们无法遗忘《鼠疫》中关于孩子的死亡。孩子的痛苦虽微渺却深邃，以至于天堂永恒的幸福都无法补偿孩子一时所受的痛苦。是的，这是一种主体的凸现，甚至相对于海德格尔主客的消融是一种倒退，但却更加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因为这里有着诗意的激情，有着痛彻骨髓的悲悯，有着对人类肉体的最真挚的关切和怜惜。　　也许，海德格尔在存在的阐释上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揭示上更为彻底和深刻，也许，萨特和雅斯贝尔斯对美的揭示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但是，在如何面对荒谬的问题上，谁的警示力量也没有加缪这样启示人，震撼人，鼓舞人。加缪逝世已近半个世纪，可是他的思想在这近半个世纪以来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萨特的 “他人即是地狱”却广为流传。在我们的思想质素中，是不是缺少了一些最宝贵的东西?　西西弗斯不管我们如何思想，依然循环不止地滚动着巨石。这是对诸神最大的蔑视, 意义就在这反抗之中。正如加缪所说:“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惟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 。因此，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对我们自身，亦应作如是观。

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认识的生活作伪证。任何苦难都无法，而且永远无法让我对我认识的生活作伪证。

阿尔贝•加缪悼词（作者萨特）阿尔贝•加缪作者：萨特译者杨林从半年前，直到昨天，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作选择，可一旦作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并不妨碍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到他的目光，并且自言自语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随着事件的变迁和我情绪的不同，有时我认为他的缄默过于谨慎，有时又认为他的缄默非常痛苦。他的缄默，就如热和光一般，是一种日常必需的特质，不过是一种人的特质。人们可以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那部最优美也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堕落》——中所透露的思想；但人们在生活中总要体验这种思想。这是我们的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奇遇，一种运动，人们一直在试图猜测这运动究竟包含哪些阶段，何时才是它最后的终结。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么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毒剂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金犊偶像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可以这么说，他就是这不可能的确证的化身。只要稍加阅读和思考，人们就会碰到他紧攥在掌心的人的价值问题：他经常对政治行为提出怀疑。要么改变它，要么反对它：总之，这对于构成精神生活的紧张状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近几年来，连他的沉默也具有讲究实际的面貌了：这位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说教的安全地带，踏上没有把握的实践的道路。我们猜度他的心思，也猜度着他闭口不谈的那些冲突：如果仅就道德而言，那么这道德旧同时既要求叛逆也要求遵从。我们一直等待着，必须等待，因为必须知道：无论加缪可能干些什么或作出何种抉择，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不过我们也许可以说已经知道并且理解了他的历程。他完成了一切——整整一番事业；而又一如既往，一切都有待于完成，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的事业就在我面前。"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的死亡特别骇人听闻，是因为人类秩序反被不人道的事物所废除。人类秩序现在还只不过是一片混乱，它是不公正的，不稳定的，人们在这种秩序中残杀、饿死：可无论如何，它已经由人类建立和维持着，又在遭到人类的攻击。加缪就被迫生活在这种秩序之中：这个勇往直前的人对我们产生怀疑，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正在寻其自身答案的问题；他正生活在一个"漫长生命的中点"；如果他能走出沉默，作出决定，得出结论，这对于我们、对于他、对于树立现存秩序的人和拒绝这些秩序的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些人老朽而死，另一些人总在苟延残喘，每一分钟都有可能猝然死去，而他们生存的意义，那大写的生活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任何改变。然而，在心中无底、不知所措的我们看来，我们最杰出的人物必须达到隧道的尽头。一桩事业的性质和历史关头的整个状况如此明确地要求在一个作家继续活下去，还是罕见的。我把致使加缪丧生的这场车祸称作骇人听闻的事件，是因为它把我们最诚挚的要求多么荒谬地显现于全人类的心目之中。加缪在27岁时曾遭受过一种疾病的突然打击（寻找注：指肺结核，在下一篇文章中，有专题讲加缪的肺结核和他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已经暴露了荒谬性的存在——它是对人的愚蠢的否定。加缪对此已习以为常，他思考过自身的难以忍受的环境，从困境中超脱出来。人们可能以为只有他早期的作品才反映他生活的真相，因为这痊愈的病人又被来自他处的料想不到的死神所击毙。荒谬，再也没有人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也再不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了。他的沉默甚至也不再是一种沉默，而是绝对的乌有。我却不这样想。非人道的事一经出现，便成为人道的一部分。一个中断了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既是一张摔碎的唱片，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完整的业绩。对于突然袭击他的死亡，加缪的人道主义历来抱有一种合乎人情的态度；他对幸福的骄傲的追求，历来包含和要求不合人情的死亡的必要性。根据这一精神，在他的业绩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他的生活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为迎接未来的死亡而争取生命的每一瞬间的纯洁的和所向无敌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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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给答复本人为给朋友提供一个文史知识交流的场所,申请了"十三笔记"吧并一直在申请该吧吧主却一直没有批准参照吧主申请标准在下已经符合条件请予以批准如果不通过请给个理由好吗

　中国奇特的跪拜礼　　中国奇特的跪拜礼　　zt　　在一些反映古代历史的戏剧和电影中，我们经常看到古代人民行跪拜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生活礼节呢？这要从古代人们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惯谈起。　　　我国在汉以前，还没有正式的凳椅。人们在进食、议事、看书时，只是在地上铺一条用芦苇、竹篾等编成的铺垫用具，即席子，人就坐在席子上，故称“席地而坐”。如果请客人坐正席，则多垫一重席子，表示恭敬。就连朝廷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席地而坐”，不过，所坐的东西比普通老百姓好一些，如周代每次举行大朝觐时，五者所坐的席位，设有绣着黑白斧形的屏风，屏风前面南向铺设着莞草编成的席子，上面再加上五彩蒲席和桃枝竹席，左右摆设玉儿，给王者凭依。　　　因此，古代所谓“坐”的姿势，和我们现代人的“坐”完全不一样。坐时要两膝着地，然后将臀部坐于后脚跟之上，脚掌向后向外。古人的“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跪。在接待宾客中，每当“坐”着向客人致谢时，为了表示尊敬，往往伸直上半身，也就是“引身而起”，使坐变成了跪，然后俯身向下，就这样，逐渐形成了日常生活中的跪拜礼。　　　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共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后来，用于僧人举一手向人们行礼，也称“稽首”。）　　　行顿首礼时，其他和稽首相同，不同者拜时必须急叩头，其额触地而拜。一般用于下对上的敬礼。（“顿首”两首，后来也用于书信中的起头或末尾，也有首尾都用的，表示对人家恭敬。）　　　行空首礼时，双膝着地，两手拱合，俯头到手，与心平而不到地，故称“空首”，又叫“拜手”。这是“九拜”中男子跪拜礼的一种。　　　其他如振动，不仅要跪拜、顿首，拜后还要“踊”，即跳踊，一般都在丧事时，拜者往往捶胸、顿足，跳跃而哭，表示极度悲哀，凶拜，即行礼时，先顿首，后空首；吉拜，则在行礼时，先空首，后顿首；奇拜，奇为单数，即一拜；褒拜，即再拜、三拜。古代以再拜为重。　　　肃拜，是古代女子跪拜礼的一种。拜时跪双膝后，两手先到地，再拱手，同时低下头去，到手为止，故又称“手拜”。肃，手到地的意思。所以后来在书信来往中，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往往上“谨肃”。妇女行礼也称“端肃”，即源于此。　　　到了汉代以后。才渐渐有高座，凳椅先后问世，人们不再“席地而坐”，因而使原来生活中的“跪坐”起了很大变化。但跪拜礼仍然存在，却变成了等级差别的标志，主要广泛运用于官场之中。如臣子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等。有时都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在民间，如祭祀、祝寿等风俗中，仍世代相传。后来，又增加了打千（行礼时左膝前屈，右腿后弯，上体稍向前俯，右手下垂）、作揖（两手合抱，拱手为礼）、鞠躬（弯身行礼）等礼节，直到　辛亥革命胜利，随着几千年封建君主制度的覆灭，才结束了这种跪拜礼

　　满清“七杀碑”来龙去脉　　满清“七杀碑”来龙去脉　　“七杀碑”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的一则关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传闻。据说，张献忠杀人如草，还特别立碑明志，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这也就是有名的“七杀碑”。更据说，49年以前此传闻天下皆知，作家田闻一在采访中特别提到，这块碑一直保存到解放初，他父母那辈的都见过。　　　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达，学术成果在民间的传播交流远胜以往，已经有众多专业的或业余的论者指出过，考古发现的所谓“七杀碑”上并无一“杀”字，与传闻截然不同，实为张献忠“圣谕碑”（“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见“七杀碑”实为清统治者为诬蔑张献忠而散布的流言，并且，此流言影响之大，足以证明在清朝的严厉思想控制下，“众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实。　　　又然而，仍有论者坚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区前一直保持的七杀碑”的存在为由，认定“七杀碑无杀字”为谬论或谣言，更质疑现存“圣谕碑”系解放后伪造，甚至说原来有“杀”字的“七杀碑”已经被“毁尸灭迹”了。　　　以上所谓“质疑”毫无根据，只能说明质疑着对“七杀碑”的历史所知无几却妄下揣测。不过，“七杀碑”的真伪问题的确是许多人关注的话题，故于此将“七杀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简述，以释诸疑。　　　首先，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都是解放前在国统区发现的，当时的文献都有记载，并不是解放后才冒出来的，因此，“解放后伪造”一说绝不成立。　　　其次，所谓“解放前人尽皆知的七杀碑”，指出就是上面两块碑中的一块，该碑解放前陈列于成都市“少城公园”，后移至少城民众教育陈列馆。　　　第三，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园当时的陈列说明（见于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称是“献忠碑，世称之七杀碑”，附带说明三点，I年代，II，来历，III，疑点。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点部份指出，碑文残缺，无法细辨，但残存的笔画中没有“杀”字的笔画，而有“与”“思”“量”的笔画，还有一个完整的“自”，这与史料记载中张献忠的“六言圣谕”相符（注，这则六言圣谕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过，而传说中“七杀碑”的碑文与张献忠“圣谕”的差别，正在于后者没有七个杀字，多了“自思自量”几个字。换句话说，“七杀碑”碑文中有“杀”无“自”，“圣谕”中有“自”无“杀”），因此，怀疑此碑并非“七杀碑”，而是“六言谕碑”。　　　可见早在“七杀碑”最早被公开于众时，就有学者质疑“七杀碑”之传闻名不副实，就连陈列方都怀疑“七杀碑”之说是以讹传讹，而且特意在陈列中说出来，所以在文物名称中没有用“七杀碑”，而用了“献忠碑，世传之七杀碑”，这个文物名称的意思就是说只能肯定它是张献忠留下来的碑，而且就是传闻中所说的那块所谓“七杀碑”，至于碑文是否与“七杀碑”的传说相符－－－－“疑点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现存的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现在再看一下，广汉那块碑是很晚才由洋人发现的，名气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块“七杀碑”碑文上明明没有“杀”字，为什么长期无人怀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难得知，原来这通碑本来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的空屋里，严禁外人靠近，据官府的说法，谁摸了它就会引起火灾，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没有机会靠近，官衙里也没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当时任四川军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员从重庆来到成都，住进这个衙门，才打开屋子，让允许人们看此碑。后来杨森到成都任职，就把它运到少城公园展览，同时命人写了“陈列说明”。这就是“七杀碑”真面目长期不为人知的缘由。　　　根据史料和文物，个人推断“七杀碑”的传说大致形成如下：　　　张献忠当年命人将自己的“六言圣谕”刊印刻石，于是有这样的碑刻留下来。（关于此事及“六言圣谕”内容的记载均非孤证）　　　张献忠当年曾经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识字，或者没有机会亲见，或者流传下来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两句“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留传了下来，后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了。　　　四川平定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几乎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杀”字，而且声称这块“七杀碑”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变就会发现，完全凭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传的，而以已有传说为基础，捕风捉影，十倍百倍夸大的效果却很明显，正因为张献忠确实曾经有圣御碑留下，当时又有两句碑文流传下来，所以统治者在后面加七个字，将其“补充完整”，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杀碑”的说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于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无法查验真伪。而统治者又害怕会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锁，并用“谁碰了它会造成火灾”作为禁止旁人靠近的借口。到了后来，甚至就连住在这个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胜利后，这块碑才重见天日。“少城公园”的陈列，也是“七杀碑”在将近三百年以后第一次与学者和普通民众见面。此前人们虽然早知道有这么一座碑，却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样子。　　　而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杀碑”叫法及传说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还被写入了陈列说明中。就连文物名称都只说它是“世传之七杀碑”，而正名用的是“献忠碑”。　　　如此一来，有关“七杀碑”的疑问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据地解释。

〔野史逸闻〕风流债　　作者：夏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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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常用典故古典诗词常用典故　　1、投笔：《后汉书》载：班超家境贫寒，靠为官府抄写文书来生活。他曾投笔感叹，要效法傅介子、张骞立功边境，取爵封侯。后来“投笔”就指弃文从武。如辛弃疾《水调歌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　　2、长城：《南史檀道济传》，檀道济是南朝宋的大将，权力很大，受到君臣猜忌。后来宋文帝借机杀他时，檀道济大怒道：“乃坏汝万里长城！”后来就用“万里长城”指守边的将领。如陆游的《书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3、楼兰：《汉书》载；楼兰国王贪财，多次杀害前往西域的汉使。后来傅介子被派出使西域，计斩楼兰王，为国立功。以后诗人就常用“楼兰”代指边境之敌，用“破（斩）楼兰”指建功立业。如：从军行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疆域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折腰：《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曾作彭泽县令，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弃官归隐。“折腰”意为躬身拜揖，后来喻指屈身事人，而诗人常反其义用之。如李白《梦游天姥岭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化碧：《庄子外物》载，苌弘是周朝的贤臣，无辜获罪而被流放蜀地。他在蜀地自杀后，当地人用玉匣把他的血藏起来，三年后血变成了碧玉。后来人们就常用“化碧”形容刚直中正的人为正义事业而蒙冤受屈。　　6、鸿雁：《汉书苏武传》，匈奴单于欺骗汉使，陈苏武已死，而汉使者故意说汉天子打猎时射下一只北方飞来的鸿雁，脚上拴着帛书，是苏武写的。单于只好放了苏武。后来就用“红雁”“雁书”、“雁足”、“鱼雁”等指书信、音讯。如晏殊《清贫乐》：“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红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7、尺素：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来“尺素”就用作书信的代称。如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索，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8、青鸾：《仙海经》载，西王母每次出行，都先让一只青鸾报信。后人便用“青鸾”“青鸟”借指传递书信的人。如李商隐《无题》：“彭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9、双鲤；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后来“双鲤”就用作书信的代称。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10、五柳：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载：宅边有五柳树，因以号为焉。后来“五柳”就成了隐者的代称。如阅读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回答问题：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王维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11、东篱：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多用“东篱”表现辞官归隐后的田园生活或娴雅的情致。如李清照《醉花阴》：“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12、三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后来“三径”就用来指代隐士居住的地方。如白居易《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　　13、劳歌：本指在劳劳亭送客时唱的歌。劳劳亭旧址在南京，是古代著名的送别之地。“劳歌”后来成为送别歌的代称。　　14、长亭：古代驿站路上约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供游人休息和送别。后来“长亭”成为送别地的代名词。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15、南浦：屈原《楚辞河伯》：“送美人兮南浦。”南浦“指南面的水滨，古人常在南浦送别亲友，后来常用来指称送别地。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16、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来就把送别时唱的歌曲称作“围城”、“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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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枝春满旧影在天心月圆情缘深　　（我看李叔同）华枝春满旧影在天心月圆情缘深　　（我看李叔同）　　泉州清源山，苍凉的翠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墓碑上写着他最后的留言“悲欣交集”。生命直到这个时候，才显得辛酸无助，满目沧桑。才显露出悲之所以为悲，欣之所以为欣的其中况味。悲什么？欣什么？也许李叔同在不可复得的回忆中，那曾有过的，并蕴含着悲欣相交情怀的过去，终于在最后震撼着这位大师！悲哀与喜乐、无常与永恒。。。。。。其实只有薄如蝉翼的一纸之隔，李叔同并没有捅破。因为他那份深沉于华丽的之中的苍凉总是刻骨铭心，与时俱在，低回不去的。他用前半生繁华旖旎之生活酿成的苦水，供养后半生了寂无色的花枝。直到人生的终点，蓦然回首的刹那，我已经发现，那永恒的情和爱正在幻影的寂灭处等待着归来的游子。　　走入李叔同用生命构筑的时空迷宫之中，不仅将悚然于人生的无奈，更感叹一位大师一生的锻炼与升华，蜕变与成长竟是这样无解。一个年轻的生命怀抱的理想，对爱情的迷惑，令人震惊的才情，崇高感时忧国的情操，完全没有挥洒的淋漓尽致，不能不说是千古遗憾。在这孤独的荒原上，他尝试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寻求心灵的慰藉，都归于空。不过这样探索之路里，只单单欠了一份对“情”的了悟，他无法明白那份由造化演绎出来的恩典。生命的寻索并不止于自救，使他那份令人动容的，真挚而近乎天真的年轻的热情终于消弭在木鱼声中了。一个人生时能了悟生死，这并不足奇。但在死后犹能凭借生前的超常智慧给世人留下许多思索，又那么扑朔迷离，如真如幻，实在叫人扼腕。　　一九一八年有一个在中国声誉日隆的李叔同悄悄地跑到杭州虎跑寺出家了。第二年，他在灵隐寺受戒，法名“弘一法师”。一切来的怎么突然，连他地的妻儿都感到极为震惊。根据当时媒体记载，李叔同时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美术教员，曾在西湖广化寺住了几天，就对僧人的生活感到“有意思呢”。一九一六年，有一次，夏丏尊看到一本日文杂志上有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迎、耶苏，都曾断过食。说断食能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列举实行的方法。李叔同便起了好奇心，决心找个清静之处，用此法来治疗自己的神经衰弱。他于是就选定了虎跑寺。从此以后，李叔同感到“心头十分愉快”，禁不住“喜欢而且羡慕起来。”，便在房中供奉各种佛像，也戒了荤腥。安李叔同自己的话：“这是我出家的近因。”，这年年底，他竞不回家过春节。接着，李叔同在朋友夏丏尊的挑唆下正式皈依佛门。　　李叔同出家经过就是这么简单吗？为什么要死死地了绝尘缘呢？他的学生丰子恺只是含糊的说：“李叔同一生为人处世非常认真。并主张身体力行。李叔同曾经就做过以自杀来达到教育目的的思考。那次剃度大概是因为他为人处世执著认真的身体力行。”我总觉得这未免太简单了吧。一个那么有成就，有名望的文化人，在没有外界任何压力之下，怎么说出家就出家呢？名誉，地位，事业，家庭，社会影响。。。。。。就一点都不考虑吗？李叔同曾写了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其实没有讲什么原因，根本不得要领。我还奇怪，为什么夏丏尊要挑唆李叔同出家，夏丏尊自己为什么不出家？要知出家不是出差，一回头便是百年身呀！李叔同什么都不管，到底为什么？　　李叔同，这个学贯中西“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即擅长诗词文赋，又工书画篆刻，且有杰出的音乐戏剧才华的奇才，留下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年少轻狂的时代，一如当时文人风流的行径，过着琴棋书画、风花雪月、声色犬马的人生，中年时却突然“自以为顿悟”，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给世人一片惊愕。我百思不得其解。当他的日藉夫人伤心欲绝的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希望他能打消此念，他果然是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伤心欲绝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这样地绝情，令人震撼不已。他对发妻也几乎是视同陌路，在外或逢场作戏或另结新欢，先后至少还娶了两个女人，妻妾闺房独守，幼子嗷嗷待哺，从未见他负起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真能舍得啊！俞氏妻子是李叔同十八岁那年，在母亲作主之下结的婚，后随李迁居上海，终于寂寥一生。李叔同出身豪门，风流倜傥，曾著有《前尘影事集》，但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本书了，后来出版许多有关大师的传纪，也鲜有出家前的李叔同的故事，奇怪呀！

　寂寥黄泉无客舍孤魂今夜宿谁家（我看金圣叹）　寂寥黄泉无客舍孤魂今夜宿谁家（我看金圣叹）　　在少年皇帝康熙登基的初期，清朝“文字狱”的第一声“惊雷”，便在江南文枢之地炸开了。　　鼍鼓惊天动，西方日已斜；　　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　　金圣叹于受刀之际，咏出了这一首从古至今，似乎是最坦然，最无畏；其实是最悲哀、最绝望的诗句。金圣叹在狱中还留下了一封家书：　　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恨矣。　　这是金圣叹留在世间的最后的幽默，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平常语，岂止是幽默，简直是刺向青天的闪电。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达观，换句话说，达观自有其深刻之处。人之将死，且又被怨杀，面对死亡如此从容，不是大仁大爱之人，不具大忠大孝之心所能为，金圣叹非也。那只能有一个解释，奇！金圣叹就是一个奇人，做了一辈子奇事，写了一辈子奇书，讲了一辈子奇话，就是死，也是这么奇惨。在狱中，死讯已至，金圣叹狂笑道：“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乃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异乎？”　　据清人顾公燮《丹午笔记·哭庙异闻》叙述：“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中塞栗木。挟而趋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即披甲（士兵）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人之头皆落。披甲奔驰，群官骇散。法场上惟有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三百多年了，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字里去体会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创造的文坛一代怪杰的风采。　　金圣叹自诩：“自古至今，止我一人是大材”，其放诞不羁，溢于言表。明亡时年已三十六岁，这个卑微的地位的读书人，拖着瘦弱疾病的身子；满怀热烈而狂妄的志向，渴望人们的理解与爱怜，却被报以冷漠和咀咒。在悲凉与妄想的交织下，用颖悟敏感的心灵，博大细腻的笔触，以文学批评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生涯，转而走出从容而充实的人生。金圣叹的才情已经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与想象，至今看来也熠熠生辉。可惜天不假年，如果没有后来《哭庙案》的意外牵连，他也许将称雄在当时所处的文坛。　　金圣叹举《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为天下“六才子书”，并打算逐一评点，因突遭大祸，只完成了其中的两部，即《水浒》与《西厢记》的评点。他还节评了《左传》、《国语》、《国策》、《三国演义》等许多名著，大概有一百余篇。金圣叹一声呐喊：“我亦弃世”！笔锋所到，几乎横扫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时人谓：“凡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金圣叹以离经叛道来呼应他所不满的政治与社会，批尽历史的喜怒哀乐，千般面目。这杆“愤时傲世”之笔，丝毫没有浪漫和温和的色彩，直达事物底蕴。他的文字洒脱、精妙、雅训，汪洋恣意、率意而为，并无一点顾忌。那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把他对人生诠释表达得酣畅淋漓。那种粗犷野性的的气势，愤世嫉邪的态度，引起了当时文坛最广泛的震动，“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乎家置一篇”。　　金圣叹首先拿《水浒》和《西厢》开刀，他是打定主意要和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他说：“呜呼！天下之乐，第一莫若读书；读书之乐，第一莫若读《水浒》，即又何忍不公诸天下后世之酒边灯下之快人恨人也！”；“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他尤其痛恨宋江的虚伪，以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把七十一回以后梁山泊英雄大聚义排定座次，宋江受招安、打方腊的后面的故事全部删除，另外编造了一段卢俊义作恶梦的情节，以结束全书。同时，将原第一回改成“楔子”。即所谓的“腰斩水浒”为七十回。　　金圣叹评《水浒》有这样的句子：　　“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　　决非独到见解，简直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