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什纳贝勒 哈什纳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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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快人心!著名爱国者杨光先妙语驳斥洋教士汤若望!   杨光先,明末清初著名爱国者,明朝崇祯年受恩荫为新安所千户。后降清,任钦天监监正。   杨光先密告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等有颠覆中国之阴谋,使得汤若望下狱,南怀仁等流放,杨光先成了钦田监的负责人。数年之后,与南怀仁辩论中西历法高低,经实测,西法准确。这次,杨光先输的太多了:本人死罪难逃,家人重走当年的戍边路。虽然因年老被康熙特赦,但孤身一人蒙羞归乡的他忧愤交加,背生恶疽,暴毙山东。一个曾经博得众多彩声的“英雄”,竟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谢幕。   清朝著名“爱国侠”杨光先事迹:   1、反驳地球是圆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来中国,说地球是圆的。杨光先对汤若望的妙语驳斥赢得爱国愤青们的一致喝彩!   杨光先质问汤若望: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象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   ——引自《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作者: 周宁   2、激烈反对制定新历法   清朝建立后,任用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按照西方天文学成果制定新历法,也就是后来流行到现在的《农历》。   尽管杨光先对历法一窍不通,但出于民族大义,杨光先激烈反对,写出《辟邪论》等文章加以驳斥,并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意图谋反,需要将天主教信徒“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杨光先甚至提出了千古名言:“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让俺想起30多年前的另一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爱国侠总是遗传的。
把圣诞老人变成敖少保,真是挺有意思的创意 想当年敖少保就是坚决反洋,坚定的支持那个“宁可中国无好历法,不可用洋人之历法”的绿徒杨光先,与西方文化侵略者汤若望斗争到底。 (我没打错,你也没看错,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最坚定的捍卫者,宁要中国草,不要西方宝的”杨光先,是个伟大的绿色信徒。) 所以敖少保是爱国的体现,是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和主体文化的象征。 圣诞老人算个什么东西? 圣诞老人的原型是一位4世纪的土耳其主教圣·尼古拉斯,他很年轻的时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可是他非常虚伪,居然把钱全部捐给穷人,然后自己又去修道院做了修士。 虚伪,彻底的虚伪,洋人怎么可能不贪财好色?他年纪轻轻,又怎么可能抛越红尘?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在其中。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一定是隐藏了财富没有全捐,因为他此后居然以后一生都在做慈善,既然他的钱都捐了,哪里还有钱做慈善?他应该死于饥寒交迫才对,中国的好人不都是这种下场吗?他居然始终有钱做慈善,可见洋人的好人居然有好报,这也太不现实了,必须坚持抵制。 好人如果有了好报,人民就会敢于要求正义,人民要求正义,那天下岂不大乱? 还是敖少保最好,管你初一还是十五?管你月圆还是月缺?只要是大清的历法,就是要坚持的,不好也要坚持。你洋人计算得再准,我大清也坚决不用。你洋人在海外造枪造炮造大船,也与我大清无关。我关起大门,就是不让你进来。 我大清代表的是正义,我大清就是正义本身。 试问,难道活着的百姓不都是比热爱拥护我大清,他们不是都剃头留了辫子吗? 大清万岁!!!
清末统治者缺少转变自身定位的能力 清朝在入关之前,是二元君主制下的共主政合国,入关以后,经历了顺康雍乾,完成了从二元共主政合国向大一统王朝的转变。 那么,清朝统治者可以由二元政合,转变为大一统,这其实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这种转变的力量极大,突破了清朝原本的自有秩序,适应了入关以后面对前明广大被征服人口的现实环境,实现了自身统治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清末的时候,清朝统治者却显然不能适应新的转变了。 实际上,清末的时候,统治者应当让自己再转化为二元君主制下的共主(政合+君合)混合联盟。 清初的时候,皇帝直辖的,只有上三旗而已。康熙平定察哈尔王的时候,调动的,就是自己直属的上三旗包衣们。可见,对于其他的力量,皇帝的调动能力是相当有限的。 那么,清末的时候,那些忠于皇帝的宗室、贵族、大臣们,与其极尽全力抓住全国的统治权不放,倒不如先考虑一下如何加强自己的“小团体”。八旗也好,绿营也好,维新党也好,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总之要保持或建立一个或多个真正只属于皇室的集团人群,以及所对应的地盘、资源。 首先强化这个只属于皇室的力量,使其做到政治上绝对可靠,同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有着最优秀的力量。 趁着清朝皇帝还有能力支配庞大的内务府资源,先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然后对于其他的各省,给予充分的放权。因为已经预备好了皇室的“老窝”,那么即使失去全国的统治权力,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只要自身集团实力够强,大不了把清朝解体,然后再凭实力跟那些军阀们拼呗。
清末宪政化,进程确实应当更快一些 清末宪政化如果实现,是否大清就不会OVER了? 这个不好说。 但是,以历史上那种四平八稳的速度,用九年时间来完成立宪,那纯粹是高调作死。 连维新改良派,都受不了这个拖死牛的速度。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太大,皇专历史太久,人群太多样,社会太复杂,根本不是短时间能完成得了改变的。 但是,清末的宪政化进程,还是应当加快。 不快就是作死。 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大家想一想,闻歌之后,邓公出山,接手的是个什么局面?他又是怎么改开成功的? 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能折腾,不能乱。但是该快的要快。 怎么办? 中枢要稳定大局,地方要解放思想,试点要极速前行。 同样的道理,清末那个局面,也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但是,不应当全国一个步调,应当搞试验田,应当在地方搞实验田,应当在远离朝廷和保守势力的地方,大力的搞实验田。 所以,历史上清朝全国同步,以改官制为首要核心,而将建立议会和地方自治依次排后,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步骤! 这可以说是清末宪政失败的最致命的一伤。 首先,以朝廷上的改名义为先。 名义的东西好办,而且不伤筋动骨,阻力不会太大。而且改名义可以试水,改名的时候出来的阻力,比较小,容易解决。但是改了名义以后,可以表明朝廷的态度,大方向就定了。 只要朝廷改名成功,立即推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要挑试点来搞,搞几个自治市,自治县。可以全面的放权给那里,怎么激进都没关系。反正是试验品。 然后是视发展情况,扩大实验区,做到每省都有实验区。 这个建立起来,一年就够了。 只要建立起几个试点,就立即成立以试点地区为基础的联合议会。 这一阶段三年肯定够用了。 三年之后,把联合议会改个名叫国会下院。 那么立宪之举,至少在中国的一部分人当中,就已经完成了。 然后就是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的事情了。
最适合清末的君宪模式 最适合清末的君宪模式,应该是君邦杂合制国体与二元君主制政体。 首先,有历史传统,清朝从改元称帝开始,就是二元君主制,只是没有立宪。所以建立二元君主,并非照搬西方,而是恢复祖制,在恢复祖制的基础上,参酌西方的一些成功经验而已。 而清朝入主中原之前,所建立的国体,本质上,就是一个君合与邦合相结合的君邦混合制的国体。清帝,只是这个混合制国家的“共主”,国家里的不同实体,与国家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关系很近,但是有很大自主权,比如下五旗;有些关系很远,却被朝廷严格控制,逐步发展成了很近的关系,比如察哈尔。那么在大清建国以后递次加入大清固伦的各种实体,情况就更加复杂,如喀尔喀是联盟关系,准格尔是被征服的对象基本上只剩地名,填充这片土地的新移民施行着盟旗制、伯克制,等各种制度,吐藩是政教联合的宗主关系,人口最多的所谓内地十八省,则是标准的行省制度,属于朝廷最近的“自己人”。 大家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都拥戴一位君主:大清皇帝。 其次,从现实来说,清末的中国人民缺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经验,尤其是缺少经验,而中国各地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虽然名义上是同一国家,但实际上彼此是最陌生的一家人。即使到今天,西北某疆的人与阿富人的熟悉程度,某藏的人与印度的相似程度,以及某港、某门的人与英国、葡萄牙的接近程度,都是内地很多省份无法相比的,就更不要说内蒙与蒙古国,东北与日韩俄,一个东北人可以热爱毛子的烧酒,棒子的烤肉甚至鬼子寿司,但是你要让让他在除山东河北这两个娘家地儿之外找到能认同的南方省份,那恐怕就只有孤悬海外的“东北第四省”海南岛了…… 这种情况下,至少是暂时的先施行一二十年的二元君主制,让民众有一个适应和过渡的时间,让全国各地区之间,也有个了解熟悉的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神罗都会保留“帝国议会”,乾隆却废掉了议政会 有人说神罗既不神圣,又不罗马,更非帝国。 但是神罗却在相当长时间里,坚持保留了“帝国议会”。 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元老院,到英国的贤人会议以至于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议会。欧洲从来就没有完全的抛弃过“谋于众”的模式。也不曾像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一样,视议会政治为“野蛮原始遗留”,即使在罗马帝国的皇权最强势的时候,元老院在名义上得以保留(当然在实际上是被停废了) 而且,我们看欧洲历史就会发现,当欧洲的君主权势最集中,也就是元老院被彻底停废之时,正是帝国最危险之时。因为,罗马帝国前期的两个世纪内,之所以未多次出现严重的内战,皆是因为元老院起到的稳定作用。当这个有助稳定的因素消失,自然而然内战就接踵而来了。 1258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的妹夫西蒙·德·孟福尔男爵武装闯宫,他并没有像遥远东方古国的那些犯上作乱者那样,谋求对君主的“取而代之”,甚至该草唤呆。而是迫使亨利同意召开会议签订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 根据牛津条例,国家权力由贵族操控的十五人委员会掌握。 为此,西蒙为我们引进了一个新名称——Parliament。词出自法语,意为“商议”,后在英语中,表示议会。 然而,在东方古国,形势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先秦是有一套“众议”的观念的,最初只有秦国才会“独尊国君”,东方六国的议论中,简直都把秦人当成野蛮怪兽一样看待。 秦统一天下以后,秦更进一步成为了天下共同的咒骂对象,没有人不骂暴秦的,包括暴秦自己的老秦人子弟。 后世对秦法中“独尊其君”而取消贵族和士大夫议事权力的作法,都是鄙视的。 但是,东方却始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众议”制度,只是停留在“野蛮原始部落遗留”的认识上。 不仅汉唐宋都没有研发出自己的“众议模式”,就连元清这种本身有“野蛮原始部落遗留”的,也自己瞧自己不顺眼,挥刀自宫。 忽必烈通过不合法的大忽里台(不足法定人数)称帝后,元朝就几乎没有皇帝是通过大忽里台选举产生的,基本上都是一群都有继位权的人互相砍,最后没被砍死的就继位了。 而清朝自入关以后,也开始不断的削弱议政会,最终在乾隆五十六年彻底废除了议政会。 两种路线,人家是越走越文明,越走越上升。咱们呢?自己吹自己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实,咱们根本就没有第二个选项好吗?
国会有1院制, 有2院制, 还有5院制的! 南斯拉夫曾实验过五院制议会,1984到1994年的南非议会也有三个院,但绝大多数议会都只有一院或两院。一院制在非洲多数国家较为普遍,一院制在战后确实是个明显的趋势。如1948年以色列建立了一院制议会,新西兰、丹麦、瑞典也分别在1950年、1954年和1970年先后废除了议会第二院。这些发展支持了一院制要比两院制更精简高效的看法,特别就回应小型且相对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需要而言更是如此。西哀士(AbbéSiéyès)在1789年有一著名的评论称,“如果第二院与第一院意见一致,它是多余的;如果不一致,则是有害的”。虽然如此,世界上仍有约半数国家采用了两院制议会。 立法机关分裂的最大弊端是两院可能产生冲突。 当两院拥有大致同等权力时,需要有一种机制解决差异问题并防止制度性的僵局。最常见的机制是美国国会采用的特设联席委员会,由参众两院资深议员组成,受权达成妥协性的一致意见。在德国,联邦众议院(下院,Bundestag)在多数情况主导立法,但在有关宪法问题及关系到各州事务的问题上,联邦参议院(属上院,Bundesrat)也享有相当大的否决权。 一旦争议发生,即交由联邦众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联席协调委员会处理,成员由两院按同等比例产生。还有批评认为,两院制往往会巩固保守的政治倾向。第二院使激进或争议性的措施更难通过,从而能够捍卫宪政结构,就此而言,保守政治倾向值得称道。然而,当第二院阻挠或拖延民选第一院所批准的法案时,它只会帮助政治和社会精英免受社会压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截然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美国参议院采取了和众议院同样的自由(或者更自由的)立场;在1980年代,英国上院比下院更有效地制约了撒切尔政府。
袁世凯是最有机会搞君宪的,可惜他不肯。 袁世凯的时候,有两次机会搞君宪,可是他都不肯。 第一次,他复出的时候,重掌军政大权,然后他跟南方谈判,其实这个时候,他是有条件搞君宪的。在虚君的名义下,北方由他掌管,南方各省高度自治。他可以像西班牙的佛朗哥一样。 第二次,他自己要称帝,而且当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有机会搞君宪的,但是他这个称帝没有成功,这个不是因为军事上的原因,而是没有人愿意拥护他做皇帝,他是名不正言不顺。 一些人以为民国是真正的汉民族对满民族的民族斗争,其实不尽然,袁世凯的失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也以为,大家只是反对清朝是满人皇帝,他是汉人,他当皇帝的皇袍都是汉式的。但是没用,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皇帝必须是自己民族的,一个民族一个皇帝,这个概念,不仅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全世界都没有。 我们看现在的英联邦,那么多成员国,其中有的还是共和制国家,都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可是还是奉英女王为元首。当时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除了一部分革命者,包括汉族在内,蒙回藏苗,这些不是非满族,也是一样以清室皇帝为正统皇帝的。 而对于革命者来说,不管你是满是汉,还是蒙回藏苗,都不可以做皇帝。 袁世凯是汉人,可是他要当皇帝,一样被抛弃。 所以其实袁世凯只有一次机会搞君宪,但是他自己的野心太大,想自己当皇帝,结果反而失去了这个机会。 其实,袁如果坚持君宪的基础,同时给南方各省开出“自治”的条件,对各方面,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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