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山楚水的个人资料 - RAT

晋山楚水晋山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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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上叙传第七十上班氏之先，与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子文初生，弃于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故名谷於菟，字子文。楚人谓虎“班”，其子以为号。秦之灭楚，迁晋、代之间，因氏焉。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故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壹生孺。孺为任侠，州郡歌之。孺生长，官至上谷守。长生回，以茂林为长子令。回生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大司农奏课连最，入为左曹越骑校尉。成帝之初，女为婕妤，致仕就第，资累千金，徒昌陵。昌陵后罢，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况生三子：伯、斿、稚。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数年，金华之业绝，出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绔之间，非其好也。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单于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会定襄大姓石、李群辈报怨，杀追捕吏，伯上状，因自请愿试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将王舜驰传代伯护单于，并奉玺书印绶，即拜伯为定襄太守。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畏其下车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请问耆老父祖故人有旧恩者，迎延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孔礼。郡中益弛。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酒，共谏伯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伯曰：“是所望于父师矣。”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分部收捕，及它隐伏，旬日尽得。郡中震栗，咸称神明。岁余，上征伯。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太守、都尉以下会。因召宗族，各以亲疏加恩施，散数百金。北州以为荣，长老纪焉。道病中风，既至，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病，赏赐甚厚，数年未能起。会许皇后废，班婕妤供养东宫，进侍者李平为婕妤，而赵飞燕为皇后，伯遂称笃。久之，上出过临侯阳，伯惶恐，起视事。自大将军薨后，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出为微行，行则同舆执辔；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于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呼’，《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放等不怿，稍自引起更衣，因罢出。时，长信庭林表适使来，闻见之。后上朝东宫，太后泣曰：“帝间颜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将军所举，宜宠异之，益求其比，以辅圣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国。”上曰：“诺。”车骑将军王音闻之，以风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过，上乃出放为边都尉。后复证入，太后与上书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复来，其能默乎？”上谢曰：“请今奉诏。”是时，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大夫，上于是引商、丹入为光禄勋，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东宫，常从；及有大政，俱使谕指于公卿。上亦稍厌游宴，复修经书之业，太后甚悦。丞相方进复奏，富平侯竟就国。会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稚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为太子，数遣中盾请

内篇世家第五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篇目，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故，而名实无准。且诸侯、大夫，家国本别。三晋之与田氏，自未为君而前，齿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后一统，俱归世家。使君臣相杂，升降失序，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归反坫？又列号东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视六国，而没其本号，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谓其可？当汉氏之有天下也，其诸侯与古不同。夫古者诸侯，皆即位建元，专制一国，绵绵瓜瓞，卜世长久。至于汉代则不然。其宗子称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异姓封侯者，必从宦天朝，不临方域。或传国唯止一身，或袭爵方经数世，虽名班胙土，而礼异人君，必编世家，实同列传。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盖班《汉》知其若是，厘革前非。至如萧、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属，并一概称传，无复世家，事势当然，非矫枉也。自兹已降，年将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扬、益不宾，终亦受屈中朝，见称伪主。为史者必题之以纪，则上通帝王；榜之以传，则下同臣妾。梁主敕撰《通史》，定为吴、蜀世家。持彼僣君，比诸列国，去太去甚，其得折冲之规乎！次有子显《齐书》，北编《魏虏》；牛弘《周史》，南记萧詧。考其传体，宜曰世家。但近古著书，通无此称。用使马迁之目，湮没不行；班固之名，相传靡易者矣。

内篇二体第二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考兹胜负，互有得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内篇载言第三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在恢博，文辞之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止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纷扰，古今是同。案迁、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愚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人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放此。亦犹志之有“礼乐志”、“刑法志”者也。又诗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风、雅、比、兴，非《三传》所取。自六义不作，文章生焉。若韦孟讽谏之诗，扬雄出师之颂，马卿之书封禅，贾谊之论过秦，诸如此文，皆施纪传。窃谓宜从古诗例，断入书中。亦犹《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夫能使史体如是，庶几《春秋》、《尚书》之道备矣。昔干宝议撰晋史，以为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为谱注。于时议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识，爰立兹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谓不然，请俟来哲。

内篇编次第十三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孟坚每一姓有传，多附出余亲。其事迹尤异者，则分入它部。故博陆、去病昆弟非复一篇，外戚、元后妇姑分为二录。至于元王受封于楚，至孙戊而亡。案其行事，所载甚寡，而能独载一卷者，实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汉始，地启列藩；向居刘末，职才卿士。昭穆既疏，家国又别。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惠之世，与荆、代并编；析刘向父子于元、成之间，与王、京共列。方于诸传，不亦类乎？又自古王室虽微，天命未改，故台名逃责，尚曰周王；君未系颈，且云秦国。况神玺在握，火德犹存，而居摄建年，不编《平纪》之末；孺子主祭，咸书《莽传》之中。遂令汉余数岁，湮没无睹，求之正朔，不亦厚诬？当汉氏之中兴也，更始升坛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称臣北面，诚节不亏。既而兵败长安，祚归高邑，兄亡弟及，历数相承。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登文叔于纪首，事等跻僖，位先不窟。夫东观秉笔，容或谄于当时，后来所修，理当刊革者也。盖逐兔争捷，瞻乌靡定，群雄僣盗，为我驱除。是以史传所分，真伪有别，陈胜、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但鹏鷃一也，何大小之异哉？《春秋》嗣子谅暗，未逾年而废者，既不成君，故不别加篇目。是以鲁公十二，恶、视不预其流。及秦之子婴，汉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记，附孝昭而获闻。而吴均《齐春秋》乃以郁林为纪，事不师古，何滋章之甚欤！观梁、唐二朝，撰《齐》、《隋》两史，东昏犹在，而遽列和年；炀帝未终，而已编《恭纪》。原其意旨，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苟欲取悦当代，遂乃轻侮前朝。行之一时，庶叶权道；播之千载，宁为格言！寻夫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降及蔚宗，肇加厘革，沈、魏继作，相与因循。既而子显《齐书》、颖达《隋史》，不依范例，重遵班法。盖择善而行，何有远近；闻义不徙，是吾忧也。若乃先黄、老而后《六经》，后外戚而先夷狄；老子与韩非并列，贾诩将荀彧同编，《孙弘传赞》，宜居《武》、《宣》纪末；宗庙迭毁，枉入《玄成传》终。如斯舛谬，不可胜纪。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复一一而详之。

内篇补注第十七昔《诗》、《书》既成，而毛、孔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亦犹《春秋》之传，配经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惟此二名，其归一揆。如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三史》，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楉，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而刘昭采其所捐损，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孝标善于攻缪，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鱼，辨穷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自兹已降，其失逾甚。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存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凡诸作者，可不详之？至若郑玄、王肃述《五经》而各异，何休、马融论《三传》而竞爽。欲加商榷，其流实繁。斯则义涉儒家，言非史氏，今并不书于此焉。

内篇邑里第十九昔《五经》、诸子，广书人物，虽氏族可验，而邑里难详。逮于太史公，始革兹体，凡有列传，先述本居。至于国有驰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案夏侯孝若撰《东方朔赞》云：“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魏建安中，分厌次为乐陵郡，故又为郡人焉。”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欲使南北不乱，淄、渑可分，得乎？系虚名于本土者，虽百代无易。既而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欲求实录，不亦难乎！且人无定质，因地而化。故生于荆者，言皆成楚；居于晋者，齿便从黄。涉魏而东，已经七叶；历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犹以本国为是，此乡为非。是则孔父里于昌平，阴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为齐、宋之人，非关鲁、邓之士。求诸自古，其义无闻。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至于名位既隆，则不从此列，若萧何、邓禹、贾谊、董仲舒是也。观《周》、《隋》二史，每述王、庚诸事，高、杨数公，必云琅琊王褒，新野庾信、弘农杨素、渤海高颎，以此成言，岂曰省文，从而可知也。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盖语曰：“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夫以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此庄生所谓“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详其得失者焉。

汉书（内府刊本）一百二十卷汉班固撰，其妹班昭续成之。始末具《後汉书》本传。是书历代宝传，咸无异论。惟《南史·刘之遴传》云：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以今考之，则语皆谬妄。据之遴云：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诏修《汉书》，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传》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踵成之。是此书之次第续成，事隔两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见古本既有纪、表、志、传、乃云总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书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夫古书叙皆载於卷末，固自述作书之意，故谓之叙；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谓之传。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谓原作《中篇》，文系篇末，“中”字竟何义也。至云彪自有传，语尤荒诞。彪在光武之世举茂才，为徐令，以病去官，後数应三公之召，实为东汉之人。惟附於《叙传》，故可於况伯斿穉之後详其生平。若自为一传，列於西汉，则断限之谓何。奚不考《叙传》所云起元高祖，终於孝平、王莽之诛乎？之遴又云，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纪、表、志、传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为三十八卷之明证。又言述纪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传七十。是各为次第之明证。且《隋志》作一百十五卷，今本作一百二十卷，皆以卷帙太重，故析为子卷。（今本纪分一子卷，表分二子卷，志分八子卷，传分九子卷。）若并为三十八卷，则卷帙更重。古书著之竹帛，殆恐不可行也。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夫纪、表、志、传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述，则传次於纪，而表、志反在传後。且诸王既以代相承，宜总题《诸王传》，何以《叙传》作《高五王传第八》、《文三王传第十七》、《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宣元六王传第五十》耶？且《汉书》始改《史记》之《项羽本纪》、《陈胜世家》为《列传》，自应居《列传》之首，岂得移在《诸王》之後。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传》次於《本纪》，是恶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然今“苪尹江湖”句有《张晏注》，是晏所见者即是今本。况《之遴传》所云献太子者谓昭明太子也。《文选》载《汉书述赞》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苪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与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谓古本者不足信矣。自汉张霸始撰伪经，至梁人於《汉书》复有伪撰古本。然一经考证，纰缪显然。颜师古注本冠以《指例六条》，历述诸家，不及之遴所说，盖当时已灼知其伪。李延寿不讯端末，遽载於史，亦可云爱奇嗜博，茫无裁断矣。固作是书，有受金之谤，刘知几《史通》尚述之。然《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徵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无其事也。又有窃据父书之谤。然《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俱称“司徒掾班彪曰”。《颜师古注》发例，於《韦贤传》曰：“《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显以示後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是亦无其事也。《师古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然唐人多不用其说。故《猗觉寮杂记》称：“师古注《汉书》，魁梧音悟，票姚皆音去声。”杜甫用魁梧、票姚皆作平声。杨巨源诗“请问汉家谁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亦不用“音赞”之说。殆贵远贱近，自古而然欤。要其疏通证明，究不愧班固功臣之目。固不以一二字之出入，病其大体矣。- ---出《四库总目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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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十四后蜀世家第四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龙冈人也。其叔父迁，当唐之末，据邢、洺、磁三州，为晋所虏。晋王以迁守泽潞，梁兵攻晋，迁以泽潞降梁。知祥父道，独留事晋而不显。及知祥壮，晋王以其弟克让女妻之，以为左教练使。庄宗为晋王，以知祥为中门使。前此为中门使者多以罪诛，知祥惧，求他职，庄宗命知祥荐可代己者，知祥因荐郭崇韬自代，崇韬德之，知祥迁马步军都虞候。庄宗建号，以太原为北京，以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魏王继岌代蜀，郭崇韬为招讨使，崇韬临诀，白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择帅以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已而唐兵破蜀，庄宗遂以知祥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祥驰至京师，庄宗戒有司盛供帐，多出内府珍奇诸物以宴劳之。酒酣，语及平昔，以为笑乐，叹曰：“继岌前日乳臭儿尔，乃能为吾平定两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尔！吾忆先帝弃世时，疆土侵削，仅保一隅，岂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珍奇异产，充牣吾府！”因指以示知祥，曰：“吾闻蜀土之富，无异于此，以卿亲贤，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韬已死。魏王继岌引军东归，先锋康延孝反，攻破汉州。知祥遣大将李仁罕会任圜、董璋等兵击破延孝，知祥得其将李肇、侯弘实及其兵数千以归。而庄宗崩，魏王继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训练兵甲，阴有王蜀之志。益置义胜、定远、骁锐、义宁、飞棹等军七万余人，命李仁罕、赵廷隐、张业等分将之。初，魏王之班师也，知祥率成都富人及王氏故臣家，得钱六百万缗以犒军，其余者犹二百万。任圜自蜀入为相，兼判三司，素知蜀所余钱。是冬，知祥拜侍中，乃以太仆卿赵季良赍官告赐之，因以为三川制置使，督蜀犒军余钱送京师，且制置两川征赋。知祥怒，不奉诏。然知祥与季良有旧，遂留之。枢密使安重诲颇疑知祥有异志，思有以制之。初，知祥镇蜀，庄宗以宦者焦彦宾为监军，明宗入立，悉诛宦者，罢诸道监军。彦宾已罢，重诲复以客省使李严为监军。严前使蜀，既归而献策伐蜀，蜀人皆恶之，而知祥亦怒曰：“焦彦宾以例罢，而诸道皆废监军，独吾军置之，是严欲以蜀再为功也。”掌书记母昭裔及诸将吏皆请止严而无内，知祥曰：“吾将有以待其来！”严至境上，遣人持书候知祥，知祥盛兵见之，冀严惧而不来，严闻之自若。天成二年正月，严至成都，知祥置酒召严。是时，焦彦宾虽罢，犹在蜀，严于怀中出诏示知祥以诛彦宾，知祥不听，因责严曰：“今诸方镇已罢监军，公何得来此？”目客将王彦铢执严下，斩之。明宗不能诘。初，知祥镇蜀，遣人迎其家属于太原，行至凤翔，凤翔节度使李从严闻知祥杀李严，以为知祥反矣，遂留之。明宗既不能诘，而欲以恩信怀之，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谕知祥，并送琼华公主及其子昶等归之。知祥因请赵季良为节度副使，事无大小，皆与参决。三年，唐徙季良为果州团练使，以何瓒为节度副使。知祥得制书匿之，表留季良，不许。乃遣其将雷廷鲁至京师论请，明宗不得已而从之。是时，瓒行至绵谷，惧不敢进，知祥乃奏瓒为行军司马。是岁，唐师伐荆南，诏知祥以兵下峡，知祥遣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兴死，其子从诲请命，知祥请罢戍兵，不许。知祥讽重威以兵鼓噪，溃而归，唐以诏书劾重威，知祥奏请无劾，由是唐大臣益以知祥为必反。四年，明宗将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责知祥助礼钱一百万缗。知祥觉唐谋欲困己，辞不肯出。久之，请献五十万而已。初，魏王继岌东归，留精兵五千戍蜀。自安重诲疑知祥有异志，听言事者，用己所亲信分守两川管内诸州，每除守将，则以精兵为其牙队，多者二三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备缓急。是岁，以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分东川之阆州为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又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仁矩与东川董璋有隙，而虔裕重诲表兄，由是璋与知祥皆惧，以谓唐将

卷六十三前蜀世家第三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黄巢陷长安，僖宗在蜀，忠武军将鹿晏弘以兵八千属杨复光讨贼，巢败走，复光以其兵为八都，都将千人，建与晏弘皆为一都头。复光死，晏弘率八都西迎僖宗于蜀，所过剽略。行至兴元，逐节度使牛丛，自称留后。僖宗即以晏弘为节度使，晏弘以建等八都头皆领属州刺史。已而晏弘拥众东归，陷陈、许，建与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等各率一都，西奔于蜀。僖宗得之大喜，号“随驾五都”，以属十军观军容使田令孜，令孜以建等为养子。僖宗还长安，使建与晋晖等将神策军宿卫。光启元年，河王重荣与令孜争盐池，重荣召晋兵犯京师，僖宗幸凤翔。二年三月，移幸兴元，以建为清道使，负玉玺以从。行至当涂驿，李昌符焚栈道，栈道几断，建控僖宗马，冒烟焰中过，宿坂下，僖宗枕建膝寝，既觉，涕泣，解御衣赐之。僖宗已至兴元，令孜以谓天子播越，由己致之，惧且得罪，西川节度使陈敬瑄，令孜同母弟也，令孜因求为西川监军，杨复恭代为军容使。复恭出建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落，有众八千，以攻阆州，执其刺史杨行迁。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弃城走。敬瑄患之，以问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儿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东川顾彦朗与建有旧，建闻令孜召己，大喜，因至梓州，谓彦朗曰：“十军阿父召我，我欲至成都见陈公，以求一镇。”即以其家属托彦朗，选精兵二千，驰之成都。行至鹿头关，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大怒，击破鹿头关，取汉州。彦朗闻之，出兵助建，军于学射。敬瑄遣将句惟立逆建，建击败之，遂攻彭州。敬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将兵五万屯新繁，建又击败之，虏获万余人，横尸四十里。敬瑄发兵七万益行章，与建相持蒙阳、新都百余日。昭宗遣左谏议大夫李洵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诏彦朗等罢兵。彦朗请以大臣镇蜀，因为建求旌节。文德元年六月，以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分邛、蜀、黎、雅为永平军，拜建节度使。敬瑄不受代，昭宗即命昭度将彦朗等兵讨之。昭宗以建为招讨牙内都指挥使。久之，不克，建谓昭度曰：“公以数万之众，困两川之人，而师久无功，奈何？且唐室多故，东方诸镇，兵接都畿，公当归相天子，静中原以固根本，此蛮夷之国，不足以留公。”昭度迟疑未决，建遣军士擒昭度亲吏于军门，脔而食之，建入白曰：“军士饥，须此为食尔！”昭度大恐，即留符节与建而东。昭度已去，建即以兵扼剑门，两川由是阻绝。山行章屯广都，建击败之，行章走眉州，以州降建。建引兵攻成都，而资、简、戎、茂、嘉、邛诸州皆杀刺史降建。建攻成都甚急，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与公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军容父子之恩，心何可忘！然兵讨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明日，敬瑄开门迎建。建将入城，以张勍为都虞候，戒其军士曰：“吾以张勍为虞候矣，汝等无犯其令，幸勍执而见我，我尚活汝，使其杀而后白，吾亦不能诘也。”建入城，军士剽略，勍杀百人而止。后建迁敬瑄于雅州，使人杀之；复以令孜为监军，既而亦杀之。大顺二年十月，唐以建为检校司徒、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等使。东川顾彦朗卒，其弟彦晖立。唐遣宦者宗道弼赐彦晖东川旌节，绵州刺史常厚执道弼以攻梓州，建遣李简、王宗涤等讨厚。自彦朗死，建欲图并东川而未有以发，及李简等讨厚，戒曰：“兵已破厚，彦晖必出犒师，即与俱来，无烦吾再举也。”简等击厚，败之钟阳，厚走还绵州，以唐旌节还道弼而出之。彦晖已得节，辞疾不出犒军。乾宁二年，建遣王宗涤攻之。十二月，宗涤败彦晖于楸林，斩其将罗璋，遂围梓州。三年五月，昭宗遣宦者袁易简诏建罢兵，建收兵还成都。

卷六十一吴世家第一呜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蹙，楚开蛮服。剥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视人，岭皞遭刘。百年之间，并起争雄，山川亦绝，风气不通。语曰：清风兴，群阴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国世家》。杨行密，字化源，庐州合淝人也。为人长大有力，能手举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群盗起，行密以为盗见获，刺史郑棨奇其状貌，释缚纵之。后应募为州兵，戍朔方，迁队长。岁满戍还，而军吏恶之，复使出戍。行密将行，过军吏舍，军吏阳为好言，问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奋然曰：“惟少公头尔！”即斩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为乱，自号八营都知兵马使。刺史郎幼复弃城走，行密遂据庐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庐州刺史。淮南节度使高骈为毕师铎所攻，骈表行密行军司马，行密率兵数千赴之。行至天长，师铎已囚骈，召宣州秦彦入扬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冈。师铎兵众数万击行密，行密阳败，弃营走，师铎兵饥，乘胜争入营收军实，行密反兵击之，师铎大败，单骑走入城，遂杀高骈。行密闻骈死，缟军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门，彦及师铎奔于东塘，行密遂入扬州。新五代史·世家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权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彦及师铎还自东塘，与宗衡合，行密闭城不敢出。已而宗衡为偏将孙儒所杀，儒攻高邮破之，行密益惧。其客袁袭曰：“吾以新集之众守空城，而诸将多骈旧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诸将持两端、因强弱、择向背之时也。海陵镇使高霸，骈之旧将，必不为吾用。”行密乃以军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广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长，袭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复用乎？且吾能胜儒，无所用霸，不幸不胜，天长岂吾有哉！不如杀之，以并其众。”行密因犒军擒霸族之，得其兵数千。已而孙儒杀秦彦、毕师铎，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袭曰：“海陵难守，而庐州吾旧治也，城廪完实，可为后图。”行密乃走庐州。久之，未知所向，问袭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袭曰：“钟传新得江西，势未可图，而秦彦之入广陵也，召池州刺史赵锽委以宣州。今彦且死，锽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为人非公敌，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锽，战于曷山，大败之。进围宣州，锽弃城走，追及杀之，行密遂入宣州。龙纪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观察使。行密遣田頵、安仁义、李神福等攻浙西，取苏、常、润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孙儒自逐行密，入广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杀民老疾以饷军，驱其众渡江，号五十万，以攻行密。诸将田頵、刘威等遇之辄败，行密欲走铜官。其客戴友规曰：“儒来气锐而兵多，盖其锋不可当而可以挫，其众不可敌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刘威亦曰：“背城坚栅，可以不战疲之。”行密以为然。久之，儒兵饥，又大疫，行密悉兵击之，儒败，被擒，将死，仰顾见威曰：“闻公为此策以败我，使我有将如公者，其可败邪！”行密收儒余兵数千，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常以为亲军。是岁，复入扬州，唐拜行密淮南节度使。乾宁二年，加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頵守宣州，安仁义守润州。升州刺史冯弘铎来附。分遣頵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东诸州皆下之。进攻苏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兖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为梁所攻，求救于晋，晋遣李承嗣将劲骑数千助瑾，瑾败，因与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轻弱，得瑾劲骑，而兵益振。是岁，梁太祖遣葛从周、庞师古攻行密寿州，行密击败梁兵清口，杀师古，而从周收兵走，追至渒河，又大败之。五年，钱镠攻苏州，及周本战于白方湖，本败，苏州复

卷六十六楚世家第六马殷，字霸图，许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权遣孙儒、刘建峰将兵万人属其弟宗衡，略地淮南，殷初为儒裨将。宗衡等攻杨行密于扬州，未克，梁兵方急攻宗权，宗权数召儒等，儒不欲还，宗衡屡趋之，儒怒，杀宗衡，自将其兵取高邮，遂逐行密。行密据宣州，儒以兵围之，久不克，遣殷与建峰掠食旁县。儒战败死，殷等无所归，乃推建峰为帅，殷为先锋，转攻豫章，略虔、吉，有众数万。乾宁元年，入湖南，次醴陵。潭州刺史邓处讷发邵州兵戍龙回关，建峰等至关，降其戍将蒋勋。建峰取勋铠甲被先锋兵，张其旗帜，直趋潭州，至东门，东门守者以为关兵戍还，开门内之，遂杀处讷，建峰自称留后。僖宗授建峰湖南节度使、殷为马步军都指挥使。蒋勋求为邵州刺史，建峰不与，勋率兵攻湘乡，建峰遣殷击勋于邵州。建峰庸人，不能帅其下，常与部曲饮酒欢呼。军卒陈赡妻有色，建峰私之，赡怒，以铁楇击杀建峰。军中推行军司马张佶为帅，佶将入府，乘马辄踶啮，伤佶髀。佶卧病，语诸将曰：“吾非汝主也，马公英勇，可共立之。”诸将乃共杀赡，磔其尸，遣姚彦章迎殷于邵州。殷至，佶乘肩舆入府，殷拜谒于廷中，佶召殷上，乃率将吏下，北面再拜，以位与之，时乾宁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将秦彦晖、李琼等攻连、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刘士政惧，遣其将陈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全义岭。殷遣使聘于士政，使者至境上，可璠等不纳。殷怒，遣琼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余人，悉坑之，遂围桂管，虏士政，尽取其属州。殷表琼桂管观察使。四年，拜殷武安军节度使。初，孙儒败于宣州，殷弟賨为杨行密所执，行密收儒余兵为“黑云都”，以賨为指挥使。賨从行密攻战，数有功，为人质重，未尝自矜，行密爱之，问賨谁家子，賨曰：“马殷弟也。”行密大惊曰：“汝兄贵矣，吾今归汝可乎？”賨不对。他日又问之，賨谢曰：“臣，孙儒败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杀身不足报。湖南邻境，朝夕闻殷动静足矣，不愿去也。”行密叹曰：“昔吾爱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然勉为吾合二国之欢，通商贾、易有无以相资，亦所以报我也！”乃厚礼遣賨归。殷大喜，表賨节度副使。行密遣将刘存等攻杜洪，围鄂州，殷遣秦彦晖、许德勋以舟兵救之，已而杜洪败死，存等遂攻殷。殷遣彦晖拒于上流，偏将黄璠以舟三百伏浏阳口。存等屡战不胜，乃致书于殷以求和，殷欲许之，彦晖曰：“淮人多诈，将怠我师，不可信。”急击之，存等退走，黄璠以浏阳舟截江合击，大败之，刘存及陈知新战死，彦晖取岳州。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贡，太祖拜殷侍中兼中书令，封楚王。荆南高季昌以兵断汉口，邀殷贡使，殷遣许德勋攻其沙头，季昌求和，乃止。杨行密袁州刺史吕师周来奔。师周，勇健豪侠，颇通纬候、兵书，自言五世将家，惧不能免，常与酒徒聚饮，醉则起舞，悲歌慷慨泣下。行密闻之，疑其有异志，使人察其动静。师周益惧，谓其裨将綦毋章曰：“吾与楚人为敌境，吾常望其营上云气甚佳，未易败也。吾闻马公仁者，待士有礼，吾欲逃死于楚可乎？”章曰：“公自图之，章舌可断，语不泄也。”师周以兵猎境上，乃奔于楚，綦毋章纵其家属随之。殷闻师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图岭表而得此人，足矣。”以为马步军都指挥使，率兵攻岭南，取昭、贺、梧、蒙、龚、富等州。殷表师周昭州刺史。朗州雷彦恭召吴人攻平江，许德勋击败之。殷遣秦彦晖攻朗州，彦恭奔于吴，执其弟彦雄等七人送于梁。于是澧州向瑰、辰州宋邺、溆州昌师益等率溪洞诸蛮皆附于殷。殷请升朗州为永顺军，表张佶节度使。殷乃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册府，置官属。太祖拜殷天册上将军，殷以其弟賨为左相，存为右相，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末帝时，加殷武昌、静江、宁远等军节度使，洪、鄂四面行营都统。

突然很迷茫. 　　　

我的信仰在失落.

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诗经秦风》　　登上那古老的城墙，抚摸着泛苔的柱梁，当我兴奋地倚栏远望，总会有一丝酸涩冲上喉头，总听到有一个声音大声地说：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有人跟我说，曾经有一条大鱼，生活在北溟那个地方，它化作一只巨鸟，在天地之间翱翔。巨鸟有如垂天之云般的翅膀，虽九万里亦可扶摇直上。圣贤赋予我们可以囊括天宇的胸襟，为我们塑造一个博大恢弘的殿堂。　　那时候，有个怪异的青年名叫嵇康，他临刑前，弹奏了一曲绝响，那宽袍博带在风中飞扬，他用了最优雅的姿态面对死亡。几千年过去，依旧有余音绕梁，只是他不知道，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而是他的傲骨，乃至他身上的衣裳。　　我也曾梦回大唐，和一个叫李白的诗人云游四方，他用来下酒的是剑锋上的寒光，他的情人是空中的月亮。我曾见他在月下徘徊、高歌吟唱，长风吹开他的发带，长袍飘逸宛如仙人模样。　　可是后来换了帝王，他用一杯酒捧起了文人，摒弃了武将。他的子孙最终躲进了人间天堂，把大片的土地拱手相让。然而在寒冷的北方，正有一支军队征战沙场，敌人都说，有岳家军在，我们打不了胜仗。可叹英雄遭忌，谗士高张，一缕忠魂终于消散在西湖之傍，一个民族的精神就这么无可逆转的消亡。然而血色夕阳中，我依稀见到有人把它插进土壤，那是将军用过的，一支宁折不弯的缨枪。　　时间的车轮悠悠荡荡，终于在甲申那里失了方向。于是瘦西湖畔，梅花岭上，为纪念这个悲剧建起一座祠堂。那个叫史可法的文弱书生，他不愿散开高束的发髻，更不能脱去祖先留给他的衣裳，于是他决定与城共存共亡，丢了性命，护了信仰。残酷的杀戮，如山的尸骨，并不能把民族的精神埋葬，有人相信，千百年后，它依然会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发光。　　就在千百年后的今天，我坐进麦当劳的厅堂，我穿起古奇牌的时装，我随口唱着my heart will go on，却莫名其妙的心伤，因为我听到一个声音大声的说：忘了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　　我记得了，一群褐发蓝眼的豺狼，带着坚船利炮，拆了我们的庙宇，毁了我们的殿堂。于是百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拥有音乐神童，却不识角徵宫商，我们能建起高楼大厦，却容不下一块公德牌坊，我们穿着西服革履，却没了自己的衣裳。　　在哪里，那个礼仪之邦？在哪里，我的华夏儿郎？　　为什么我穿起最美丽的衣衫，你却说我行为异常？为什么我倍加珍惜的汉装，你竟说它属于扶桑？为什么我真诚的告白，你总当它是笑话一场？为什么我淌下的热泪，丝毫都打动不了你的铁石心肠？　　在哪里，那个信义之乡？在哪里，我的华夏儿郎？　　我不愿为此痛断肝肠，不愿祖先的智慧无人叹赏，不愿我华夏衣冠倒靠日本人去宣扬。所以，我总有一个渴望，有一天，我们可以拾起自己的文化，撑起民族的脊梁。　　记住吧，记住吧，曾经有一个时代叫汉唐，曾经有一条河流叫长江，曾经有一对图腾叫龙凤，曾经有一件羽衣——名叫霓裳！ (仅供参考)

发现你心中的金矿一百多年前，美国费城有位博学的牧师，名叫拉塞尔·康韦尔。他曾为创办一所服务于贫穷学生的大学所需的150万美元奔波了5年，但收效甚微。后来他在受到一个偶然的启发后，意识到当从自身的内部潜能挖掘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满足他人需要的同时，也实现自己建一所大学的愿望。在经过深入地分析、论证后，他决定利用自己做牧师的有利条件，发挥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才能，撰写演讲稿，引导和满足人们向善的心理需要，用通过演讲赚到的钱，实现筹建大学的构想。康韦尔经过周密思考，选取了一个新颖的角度，来阐发他的演讲主题。他在演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夫拥有一块土地，靠着辛勤耕作，日子过得很不错。

婚纱：欧式的浪漫与幸福越纯粹的浪漫越让人觉得忧伤呢，只想保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神话”／“历史”的对立与整合一种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理解魏爱棠《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提要] 传统上，“神话”和“历史”总是被人们当作一对完全对立矛盾的概念。神话，即非真实的虚构；历史，即过去存在的事实。然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却不断出现将此二者并置观照的现象，所谓“想像的真实”、“虚构的历史”、“非真实的真实”等成为时兴一时的话语。本文通过剖析“神话”和“历史”这两个概念互动和认知的转移过程，说明神话／历史从意义层面上说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学科视野的整合，相反，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建构性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关键词]神话历史对立整合 “神话”／“历史”，传统上，这是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两个概念。在《现代汉语大词典》的定义中，所谓神话是指荒诞的无稽之谈，所谓历史则是指过去历史的记载，亦指已过去的事实。①传统史学就是奠定在探究史实，去除神话的基础之上。然而在近些年的语境之中，这两个彼此排斥的概念似乎突然获得了重新诠释和整合的机会，诸如“想像的真实”、“虚构的历史”、“发明的传统”之类成为历史学界与人类学界流行一时的时兴话语。乍一看，神话／历史传统上的完全对立关系大有被颠覆和重新建构的趋势。神话／历史的概念关系从对立排斥走向整合同构的根据何在?在学科传统的认知层面上，对神话／历史关系的理解是否就等同于惯常思维中的绝对对立?神话／历史关系的重构对两者所对应的学科如人类学、历史学学科视野的发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以求教于方家。一、“神话”／“历史”由纠结走向相互对立神话／历史在传统的认知层面似乎总存在着表象上的悖论，事实上各自却又相互注疏、双向互动。尽管关于神话与历史的定义，迄今为止亦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②人类(无论是哪个民族)早期的历史都是与神话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神话、史诗是历史学的源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现代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2530页。 ② 本文所用“神话”概念是指广义上的、可能与事实相左的一切想像与建构，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传说、童话、民间故事以及无法证实的附会、传闻等；“历史”则专指历史记录、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获得的历史认识，而非仅指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实。直到希罗多德特别是修昔底德以后，西方才开始出现历史与神话的分离。神话(myth)一词也就逐渐形成了与理性、历史相对的意义，即关于非现实的神圣世界的描述。①可见，在西方的研究传统中，神话与历史被界定为对立的二元，是由于西方人本观念和理性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神话／历史的对立基本上体现的就是想像／真实、非理性俚性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随着西方人文主义与理性传统的确立，历史曾在很长时间内被当作是客观的事实，是过去了的真实存在，而神话则恰恰与之相反，神话是虚拟的想像，是主观的构建。于是，遵从史料与神话的严格区分，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别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历史研究传统中。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史学很早就确立了神话与历史区别的传统，从司马迁作《史记》开始，就已经对流传下来的材料作了“其文不雅驯”者与“其言尤雅”者的区分，如他在处理关于黄帝、顼、帝喾等的资料时，就曾把他认为包含大量“不雅驯”的神话传说的《山海经》、《庄子》、《吕氏春秋》等文献加以一一剔除，而采用相对历史化的《五帝德》、《帝系传》等文献中的“言尤雅者”。②继司马迁之后，历代史家对史料的考证辨别都极其严谨，神话以其荒诞无稽而在史学家们“去芜存精”中被视为无用之物，与此相反，作为精华存留下来的“史实”则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客观的事实。即便是在中国近代史学和神话学研究中颇具特色的“古史辨”学派，亦是致力于在所谓“人神杂糅”的古史传说中不断地梳理辨析古史与神话，努力在神话与历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

你们真的能体会孤独吗? 内心世界的孤独是不孤独的人无法体会的.希望我能孤独百年.

后现代性与历史学的焦虑

美国旧金山九曲花街：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图) 来源：科技早报(07/01/08 12:58) 　旧金山九曲花街（Lombard street）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当初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是为了使繁忙的交通有所喘息而设计建造的，如今却成为旧金山最吸引人的一条街。　　Lombard街其实很长，在Hyde街与Leavenworth街之间的一个很短的街区，却有八个急转弯，因为有40度的斜坡，且弯曲像“Z”字形，所以车子只能往下单行。街道上遍植花木，春天的繍球，夏天的玫瑰和秋天的菊花，把它点缀的花团锦簇。在花街高处还可远眺海湾大桥和科伊特塔，如不开车，可顺着花街两旁的人行步道，欣赏美丽景色。　　花街之所以能在美国大名鼎鼎应归功于那盘桓九曲的陡峭山路以及花艳草碧的匠心设计。花街位于旧金山的心脏，那一带山坡绵延，其中有两座山分别叫俄国山和电报山，据说是有钱人的聚居地。　　花街是旧金山人的骄傲。如果有人竟然对花街一无所知，缆车司机司机一定会提醒：“花街到了，还不下去看看？”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花街，司机会大笑着说：“你竟不知道花街？这是世界上最弯曲的街道，也是我们旧金山最漂亮的街。你看看，那些排队的车都等着到上面开一段呢！”很多初次乘坐缆车上山的人由此对那里的缆车司机印象深刻。　　顺着缆车司机的手看过去，花街的坡果然很陡（据说有29度）。长度不过四百米，却修出八折回环来。人们驾车在这条小街上行走，可不是件易事。由下至上需要间歇两三次，气喘吁吁地爬到花街最高一端的人都是登山运动中的佼佼者。同样，上坡不易，下坡就更加困难。车辆不能飞驰而过，司机必须精神集中，双目紧盯着弯弯曲曲的车道缓缓行驶。　　由于花街陡峻而弯曲，旧金山市还就车辆行驶做出特殊规定，规定行使车辆必须绕着花坛盘旋行进，不得对花坛造成任何损坏；车速必须减至5英里以下，否则会受到相应处罚。不过到这里谁又想开快？好不容易排队等到了，又是东张西望美景难收，巴不得赖着不动呢！　　一路弯曲一路花。虽然行人和车辆都比较费力，但你行驶在花街上从不会感到寂寞。为防止上下坡发生交通事故，旧金山人特意在弯曲的车道两旁修筑了许多花坛，让车辆绕着花坛盘旋行驶；各住户也在自己门前栽树种花，为街道添姿增彩。这一路的鲜花胜在精心修养，高低疏密，色彩搭配，四季轮替，保证日日有景、步步有别。相较于观光客时而露出的惊喜，路旁的居民倒是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似乎故意板着脸以示一种无声的骄傲！　　如果要较真，花街并非世上最陡的街，就在旧金山城里，费尔伯特街与二十二街分别都有31度的坡面。当然了，民间传说都咬定花街有40度。这更加说明其陡峭感在人的视觉及心理上已造成多大震撼。

历史意识的迷津：后现代历史观批判邹诗鹏学术研究200301哲学原理200304 【作者简介】邹诗鹏，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湖北　武汉，430074。【内容提要】后现代历史观以直观的形式呈现了这一时代历史意识的危机。后现代哲学试图通过颠覆牛顿时间观从而破解主体主义历史观，但牛顿的时间观并没有直接支撑起历史主体性。后现代哲学颠覆历史意识的策略一方面是使时间非价值化，另一方面又赋予"现在"以时间永恒性乃至超越时间的延宕性，使之替换或取消"历史"及"未来"，但"现在"的自我迷恋恰恰遮蔽了正待历史性生成的人的历史。后现代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思想并没有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困境。【关键词】后现代历史观/历史意识/时间/现在/现代性/后现代性【正文】　　一、历史意识的危机　　原认为世纪转换会激活人们的历史感的，但刚刚完成的千年交替却表明"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了某种烘托节日场面并以此刺激市场消费的堂皇的契机与藉口，对历史的话语性包装悄悄且巧妙地替代了对千禧年本身的历史性思考，包括对千禧年幻相的识别。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过所谓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本身就蕴含着一种世纪末享乐主义并导致历史感的稀薄。(注：参看拙作：《新时代的历史哲学何为》，《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当下时代的精神症候》，《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不过，这里我愿调整一下观点：历史感的稀薄倒更应看成是这一时代历史意识的危机之表征，所谓千年之交到底只是当代史上的一个普通时段。至于历史意识的危机则应当从呈现并且又强化了这一危机的后现代历史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哲学理性的当代境况的批判性考察中诊察。　　历史意识可以界定为人们关于历史的起源、目的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方向性的确定无疑的认识与信念，历史意识深信历史不过是人的意志的实现过程，其核心即主体性的确立。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项重大的思想成果，历史意识的历史性生成是通过近代化过程完成的。整个近代化的目标就是使人摆脱对自然与上帝的迷信与恐惧从而成为世界、文化及历史的主体。"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使自己成为新人，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为就是来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注：R.格鲁纳：《现代历史哲学》，《哲学译从》2000年第3期，第19页。) 　　确立主体性、形成历史意识本身就是整个近现代哲学理性的主题。不过，在当代，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哲学与文化的演进，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就是要破除主体性、颠覆历史意识。按照霍克海默尔与阿多尔诺的观点，人虽然通过理性摆脱了对自然与上帝的迷信与恐惧，确立起了历史主体性，但"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理性彻底揭露出了客观作用的统一性和形式是混沌的物质的外表，并把它们对人的影响诅咒为奴役，直到观念的主体完全成为唯一无约束的、空洞的权威。"(注：霍克海默尔、阿多尔诺：《启蒙的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场阈，场阈一旦形成，也前定了一种主体主义的话语模式与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特许这一个或那一个主体为最高的中心，为真理和意义的终极起源和记录者，而所有其他的事物必须借助于那些术语才得以被理解和被解释。"(注：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93，第99、100，第94，第99，第95页。)这样一种"历史"，正是后现代主义要消解的。　　后现代哲学对历史的上述批判与否弃态度主要是基于对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人类历史境况的直观：以科学的名义所成就的人类历史其人类性总是要大打折扣，历史的理性化诉求往往会直接迎合并导向种族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对进步的看起来十分单纯的追求竟会导致可怕的现实灾难，等等，以至于"历史"本身成为一个沉重的、唤起人们可怕记忆的、令人压抑的话语。　　历史要求赋予意义，但历史的意义内涵及其深层结构就寓于历史之中，历史就是一切意义之根源。但后现代哲学的目标则是要将一切意义内涵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夷平历史的深度，呈现后现代的虚无世界。"后现代世界里不存在意义；它是一个虚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理论漂浮于虚空之中，没有任何可供停泊的安全港湾。意义需要深度，一个隐藏的维度，一个看不见的底层，一个稳固的基础；然而在后现代社会中，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可见的、外显的、透明的，并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从这一点上讲，后现代场景展现的是意义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注：转引自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4、182、172页。)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夷平历史的深度从而暴露出一种缺乏传统积淀性与连续性的当下的自足状态，但问题显然在于，人们是否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并生存于这样一种当下的自足状态。显然，后现代哲学通过揭示出当下生存的虚无状况所夷平的只是它所消解的现代性历史观，并非历史本身；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展开的后现代历史观，正是需要做出前提批判的。后现代的历史观必须经过一种历史理性批判。

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引自国学网站)作者：陈桐生 [汕头大学中文系]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是楚辞研究的丰收季节，而楚辞研究的空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世纪众多考古文献的发现〔1〕。这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辩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从而将楚辞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此前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于这两句诗涉及到古代天文学、历法学上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古今学者对这两句诗的理解分歧极大。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按王逸之说，屈原这两句诗是自叙年月日；而从朱熹之说，屈原只叙其出生的月日而没有提到出生之年。王逸、朱熹哪一种说法正确？过去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从《史记·天官书》中找到证据。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围绕“摄提”的理解而展开的两千年的学术论争，终于赖“利簋”铭文而有了一个小结。既然确定了“摄提”是指太岁在寅之年，那么屈原究竟生于何时呢？由于人们所依据的资料不同和推算方法各异，所以推算出来的结论不尽一致，较有影响的有生于公元前366年夏历正月、前355年夏历正月、前343年夏历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前340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前339年夏历正月十四日庚寅、前335年夏历正月初七日庚寅这几种说法。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可靠的探索方法是：能找到一个与具体历史年代相结合的、以实测的岁星晨出东方的年月为标志的原始资料，再用岁星的恒星周期和会合周期进行推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

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命运的螺旋不停地旋转着，看似止步不前却缓慢地延伸向远方。被“神”剥夺了一切的不幸的人，在黑暗中痛苦地挣扎，在挣扎中饱尝恐惧。当他终于向“神”屈服，美丽的天使降临了。天使成为他的支柱。他苦苦支撑着即将支离破碎的心和日益枯竭的躯体，挣扎着站起，再次向“神”发起挑战。他步步为营，蹒跚着来到“神”的面前。他原以为能战胜“神”，夺回一切。但他错了。他依然一无所有。天使是“神”给他的一个梦，只是让这场游戏更有趣的工具。他陷入无边的黑暗。他的内心被撕扯得仿佛要逃离。他迫使自己冷静。他做到了。在孤独中，他突然领悟。只要抱着信念和理论，没有支撑点也可以成功。一无所有，便不会害怕失去与背叛。拼命抓住什么也抓不住。放开却拥有了全世界。他凭借着自己的理论战胜了“神”。 “神”被打败了。而这恰恰是“神”所期望的。因为，“神”也是孤独的。作者：中央说我是人才 2007-1-7 20:48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 0.0 作者：春江花嫁曲 2007-1-7 21:21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只要抱着信念和理论，没有支撑点也可以成功。一无所有，便不会害怕失去与背叛。 -------------------------------- 神和我一样孤独.当他夺去一切时,实际也在失去一切.

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命运的螺旋不停地旋转着，看似止步不前却缓慢地延伸向远方。被“神”剥夺了一切的不幸的人，在黑暗中痛苦地挣扎，在挣扎中饱尝恐惧。当他终于向“神”屈服，美丽的天使降临了。天使成为他的支柱。他苦苦支撑着即将支离破碎的心和日益枯竭的躯体，挣扎着站起，再次向“神”发起挑战。他步步为营，蹒跚着来到“神”的面前。他原以为能战胜“神”，夺回一切。但他错了。他依然一无所有。天使是“神”给他的一个梦，只是让这场游戏更有趣的工具。他陷入无边的黑暗。他的内心被撕扯得仿佛要逃离。他迫使自己冷静。他做到了。在孤独中，他突然领悟。只要抱着信念和理论，没有支撑点也可以成功。一无所有，便不会害怕失去与背叛。拼命抓住什么也抓不住。放开却拥有了全世界。他凭借着自己的理论战胜了“神”。 “神”被打败了。而这恰恰是“神”所期望的。因为，“神”也是孤独的。作者：中央说我是人才 2007-1-7 20:48 　回复此发言 -------------------------------------------------------------------------------- 2 回复：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 0.0 作者：春江花嫁曲 2007-1-7 21:21 　回复此发言 -------------------------------------------------------------------------------- 3 回复：我其实一直很孤独...他们说神注定是孤独的.对吗？只要抱着信念和理论，没有支撑点也可以成功。一无所有，便不会害怕失去与背叛。 -------------------------------- 神和我一样孤独.当他夺去一切时,实际也在失去一切. 作者：晋山楚水 2007-1-7 21:28 　回复此发言

武汉大学设有国学院吗?

世界十大被埋没的奇迹(MSN中国) 从埃及吉萨的大金字塔到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大力鼓吹为这些壮观的建筑物带来了辉煌的名声，但他的名单并不详尽，也并非毫无遗漏。下面提到的10个景观，同样令人惊叹，值得你流连忘返。

大家是如何看待秦统一中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 RT

楚国地域文化流变的全景透视--评蔡靖泉教授《楚文化流变史》 2004-10-24 方铭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3年6月点击: 435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1987年，当时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张正明先生著《楚文化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十余年来，不断重印，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成为楚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2001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华中师范大学楚学所教授蔡靖泉先生的新著《楚文化流变史》，以洋洋六十余万字的篇幅，对自秦以来迄于现代的中国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仔细梳理，体要虑周，折衷擘肌。毫无疑问，这是近年来楚文化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把楚文化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我们在了解了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所勾画的楚文化的渊源、滥觞、成长、鼎盛期的楚文化后，能够通过这部《楚文化流变史》洞悉自秦崛起及灭楚以后，秦文化、汉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化、隋唐文化、宋元文化、明代至清中叶文化、近现代文化与楚文化的渊源流变关系。　　蔡靖泉先生的《楚文化流变史》充分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结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神话学、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史学的新发展，构建了一个宏观与微观结合，探源与溯流并重，而以流变为主的楚辞文化研究体系，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资料丰富、翔实、可靠，立论透辟、得体、平实，由于该书涉及的许多内容，再学术界是第一次与楚文化联系在一起，所以，其创新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即使一些被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蔡靖泉先生也能发现问题，提出新见，如对楚亡秦兴的历史原因的探讨、对李斯功过的评价、楚地巫风与道家的起源等，相信这是每一个阅读者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是《楚文化流变史》这个选题的独特性和无可替代性。　　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流变史》的序言中说：“对楚文化的研究，到现在为止，大致以楚国所占的时域和空域为限。也有向前延伸，以探其源的，乃至用过‘先楚文化’这样的术语。至于向后延伸，以寻其流的，用一个姑妄言之的术语，即考察‘后楚文化’的，虽也尝试过，但到西汉早期便戛然而止。似乎一过马王堆大墓的年代，楚文化便如爱弦绝响了。在《楚文化史》中，我接着‘滞缓期’而讲的‘转换期’，也止于汉代，而且只提出几条线索和某些迹象，如此而已。”蔡靖泉先生的《楚文化流变史》，从内容上说，可以作为张正明先生《楚文化史》的续编，其价值在与《楚文化史》的对比中彰显出来，就是它的确是填补“后楚文化”全景研究的空白之作，由于其涉及的历史，从时间和空间方面而言，都非常博大，甚至不限于思想文化领域，甚至也不限于文学、美术、乐舞、礼俗，还牵连到冶金、医学、天文、建筑、纺织、漆器、数学、地理、造纸，乃至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给我们一个后楚文化流变的全景透视。这对于我们了解楚文化的影响的全面性，并以此回溯楚文化的渊源及特点，无疑都是有裨益的。　　蔡靖泉先生1977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即到湖北社会科学院从事楚文化及中国历史文化、楚辞及古典文学的研究，曾经著有《楚文学史》。1984年，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吴林伯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先秦两汉文学，蔡守湘先生当时也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吴林伯先生早年从马一孚先生问道，自律甚严，不苟言笑，对二三子，更是寄于厚望。因此，对于我来说，偶尔去性格豪放的蔡守湘先生处一谒，无疑是非常惬意的事情。可惜，由于武汉大学版图宽广，我并没有很多机会向蔡守湘先生求教，而且，当时我也并无机会认识蔡先生的公子。直到离开武汉十余年后，由于蔡守湘先生的高足弟子程水金先生到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处求学，跟我份属同门，兼有武汉大学校友之旧谊，过从甚多，得有机会知道蔡靖泉先生为蔡守湘先生之哲嗣。　　《楚文化流变史》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书中所论，没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地方，比如第一章言秦文化与楚文化，提到“西陲贫弱之国秦，其兴一何速！南土富强之国楚，其败也一何骤”，其言楚富强，说秦贫弱，则应该有一个时间的规定。如果在东周初秦未建立的时候而言，可能楚的财富优于秦，然正像蔡靖泉先生所言，楚国的衰败，在春秋后期就已经显露，不敌吴、越，借助秦军复国，显然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的行为。而就秦楚的对立而言，剧于战国，战国数百年间，秦楚力量之悬殊，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悬殊，已见于《战国策》、《史记》中张仪等人的说辞，以及《汉书·地理志》，而数百年间的变化，强弱的转换，不能算是骤然。而秦、楚之地域与地理，在春秋战国之际，以中原为中心的地理概念下，秦比楚国，应该更有中国气概。又说秦国的兴盛，依靠的是长期奉行一条武力征服、霸有天下的发展战略，这与孔子所赞扬的春秋霸主秦穆公的胸怀，好像也有不符。蔡先生居楚地，爱楚之深，而我古义渠人也，在秦北地，难免地域之见，他日相见，希望有以教我。

【统计】有多少人目击过不明飞行物. 希望能对目击飞行物的特征进行详尽地描述,以供大家分析.

　　　历史千古　　　

感到痛苦时应该怎么办?

哲学吧的朋友,你们最珍惜的人是? 我愿用一生去回报为我付出真心的人.

一条鞭法与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张和平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福建厦门 360115)《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收稿日期]2003-10-005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晚明社会风气转变内在契机的分析，进而认为，一条鞭法的颁行对晚明社会奢靡之风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之所以在影响明代社会风气转变的诸多因素中特别提到了一条鞭法，主要是想借此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对某一时代社会风气或"奢"或"俭"的认定，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及道德色彩的价值判断，它通常都是陈述了某一时代社会风气与传统的政治及道德标准是否相符合的问题。同时还指出，历代中国王朝都未能成功地让素有价值理性(实用理性)传统的中国人顺利地适应以经济规律主导社会运行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晚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 [关键词]一条鞭法；晚明；奢靡之风；价值理性[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4)03-0034-07有明一代社会风气，曾经历了一个由俭人奢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这种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学理上作进一步的澄清。一般言之，社会风气的变化往往是由多种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文化传承及价值观念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及国家政策方面的因素，而且变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因此简单地将这种变化归结为起于何时或认定这种变化是由某种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都是有欠妥当的。不过。鉴于这种变化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完成，因此认定某些因素对于变化的最终完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却是合理的。顾起元在谈及晚明社会风气何以从先前的崇俭黜奢转入全面奢靡时，曾有过如下言论，他说：南都在嘉、隆间，诸苦役重累，破家倾产者，不可胜纪，而闾里尚多殷实人户。自条编之法行，而杂徭之害杜；自坊厢之法罢，而应付之累止；自人马重纸之法除，而寄养赔破之祸苏；自编丁之法立，而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间物力反日益凋瘵，不自聊者，何也?尝求其故：役累重时，人家畏祸，衣饰、房屋、婚嫁、宴会务从俭约，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则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是以用度日益华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时人家尚多营殖之计，如每岁赴京贩酒米、贩纱缎、贩杂货者，必得厚息而归，今则往多折阅。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虚之理，故难偏论也①。按理说，晚明时期，随着一条鞭法的一些具体办法在各地的渐次颁行，众多不合理的负累解除了，民众理应财充用足、货殷物富才是，但实际情况却恰好相反，不仅"物力反日益凋瘵"，甚或至有"不自聊者"。何以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顾起元对此所给出的解释是：由于一条鞭法的推行，解除了人们日常消费的后顾之忧，进而因为高消费("日益华靡")从而导致了"物力日益耗蠹"的结果。很显然，顾起元是将明代社会风气由俭人奢的变化归结为一条鞭法颁行的结果，对于这一结论，我们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它并不全面。因为，早在一条鞭法颁行之前的弘治、正德年间，生当其时的周玺就已经给我们作了如下的交待："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役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②考虑到弘正年间是明代由俭人奢的过渡时期，人们或许一时还难以对所出现的社会现象给出真正客观的认识，因此周玺的言论可能会有些言过其实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所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差太多，有关这一点，吴晗在其《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已多有论及③，此处不赘。不过，将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简单归结为一条鞭法颁行的结论尽管难以成立，但一条鞭法的实施对于加速晚明社会奢靡之风的发展又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这点而言，顾起元的结论无疑又是正确的。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还得从明代役法对社会风气基本走向构成影响的总过程谈起。

问个白痴问题. 你们提倡复兴汉服,作为依据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什么也不说学吧.

环境史续论景爱 (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100029)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 [提要]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空间范围，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但是不包括社会环境。生态中心论的提法忽视了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有些矫枉过正。环境恶化和环境污染，是环境史研究的两大重点。历史地理学、农史林史水利史的部分内容属于环境史，它们与环境史各有侧重，不能等同为一。考古学扩大了环境史研究的视野。环境史与上述学科的关系，体现了环境史跨学科的特点。 [关键词]环境史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生态中心论跨学科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5)04-0152-07 [收稿日期]2005-08-10[作者简介]景爱(1938—)，男，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被收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研究方向为环境演变与人类活动。环境史属于新兴学科，有许多问题尚待加深认识和明确。在天津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作《环境史引论》。受篇幅所限，有些问题没有提及，有些问题论述比较简略。今就环境史有关的问题，再做些补充说明，作为《环境史引论》的续篇。一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环境史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史，即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也就是时下许多人常说的人类与环境互动史①。既然如此，就应当搞明白环境究竟是指何而言，都包括哪些方面。环境是自然环境的简称，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种称谓。在汉语中，圆圈形的东西称作环，《说文解字》称：“环，璧也”②。璧即玉璧，呈圆环形，故许慎用璧来解释环。境是指疆域而言，《说文解字》：“境，疆也”③。所谓环境即疆域环境、地理环境。不过环境虽以地理环境为主，但是又不能只限于地理环境，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范围已超出了地球，远至外部空间，现在许多国家正在探测月球、火星能否居住人类，企图将人类迁移到外部空间。因此，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环境，应当包括外部空间。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空间范围，包括阳光、空气在内，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全部物质世界，其中以地球为主。就目前来说，移民到外星球尚不可能实现，人类只能居住地球上，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地球的演化分为天文演化和地质演化两个阶段，地球的地质演化，称作地质时期，地质时期长约45—46亿年④。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岩石和化石的研究，已揭示了地球演变的过程和原因。生物和人类，都是在地球演化过程中出现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景爱：《环境史：定义、内容与方法》，《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 ②许慎：《说文解字》卷1上。 ③许慎：《讲文解字》卷12下。 ④地质学家多认为地质时期为46亿年，唯盖保民认为是45亿年，见《地球演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56页。地球的自然环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生命的阳光、空气、水、土地，另一部分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统称为生物。生物的存在离不开自然环境，在生物之间还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生物与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种种关系，被生物学家称作生态。传统的生态学只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后来与环境学结合在一起，称作环境生态学，又称作生态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还有人工环境，即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基础上所创造的杯境，例如水利灌溉系统、人工湖泊、运河、人工林、人工草地、耕地、城镇、道路等等。有人将人工环境称作社会环境①，这是很不准确的。所谓社会环境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的全部，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科学文化、观念形态和社会组织等等。社会环境不包括在环境史研究的环境之内，为了避免出现混乱，人类创造的环境应当称作人工环境更为好一些。

青铜器分期研究的十个课题李学勤载《中国史研究》2005增刊内容提要：分期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由于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分期还必须与分域相结合。根据当前有关研究的进展情况，中国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铭文的起源、商末青铜器、商至西周的荆楚青铜器、西周厉王以下青铜器、长江下游青铜器、秦国青铜器、青铜器上的巴蜀文字和汉初青铜器的研究，都是前沿性的研究课题。关键词：青铜器分期研究青铜器铭文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物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备受学术界和艺术家的珍视。由于青铜器多有铭文，与历史学、文献学、古文字学等密切相关，过去的研究者常有侧重，对器形、纹饰、功能、工艺等方面注意较少。近年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渐多，才使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的青铜器研究成为主流。和所有考古遗物的研究一样，分期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分期的方法论上，应该强调把考古学类型学研究放在首位，其次再以古文字学等研究去论证和深化。前几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青铜器的专题，就是这样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①。经过国内外很多学者的努力，中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框架业已建立。这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青铜器而言。事实上，中国青铜器的演变是多线的，所以分期还必须同分域相结合，逐步排出各个区域不同时期的发展系列。要完成这样的工作，自然需要长时间的投入。青铜器分期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这里试就当前的进展情况，提出十个可能有前沿性的课题，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青铜器的产生中国学者大都认为青铜器的出现和文明起源有关，西方也有著作讲到中国青铜器手工业的规模和性质使之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②。因此，探索中国青铜器产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迄今在中国境内好多地点已有早期铜器发现，最早的如陕西临潼姜寨的半圆形铜片，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些早期铜器，品质包括红铜、黄铜、青铜等，种类有小型工具和装饰品。这指示我们，中国青铜器应有其自己的独立起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鲁惟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先秦史》(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不过，目前已有的材料还不能构成青铜器产生过程的完整线索。在中国的这一过程肯定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寻找更多的依据才能确切描述。我们也不能排除其间存在境外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二)青铜器铭文的初始形态一般认为青铜器铭文最先出现于商代前期，这是在将商代分为前后两期的情况下说的。如果像近时一些学者主张的分为早中晚三期①，则铭文当始见在商代中期。已有论著对早于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辑录②，其中有些器物的年代、铭文的真伪尚有争议③。例如山东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觚，有铭文8字：“戍宁(予)无寿(俦)，作祖戊彝”，有学者主张较早，已有论文指出形制与郑州白家庄的觚有异④，我认为应列于商代晚期后段。商代中期的一些铭文，有些近似陶器刻划符号或者花纹，显然和后来的铭文有所区别。例如国家博物馆所藏传出郑州杨庄的鬲，铭文或释为“亘”、“耳”等，都未必准确；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饕餮纹锥足鼎，双耳下口沿上各有阳文一字，勉强可释为“冃”⑤。这类铭文的性质，特别值得探讨。 (三)商末青铜器以殷墟出土品为代表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近几年由于发掘材料增多，有关认识不断深入和丰富。特别是新发现的几座随葬青铜器很多的墓葬，进一步开拓了大家的眼界。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1990年发掘的殷墟郭家庄160号墓，依所出陶器“时代应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偏晚阶段”，而墓内的青铜卣与1901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发现的卣非常相似，从而提早了后者的制作年代⑥。

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赵德馨载《赵德馨经济史学论文集》中国经济史是目前高等院校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系列课程之一。伴随世界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科近期所取得的成就，中国经济史教学的现状应当予以改革。我认为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改造现有的课程设置，建设一门新课程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二是改变课程的主线，即改以阶级斗争或生产关系变化作主线为用经济现代化作主线。一、建设一门新课程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历史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科学性的要求。现在的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系设置“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少数几个高等院校，既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又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在前一类院系里，讲授的是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把经济发展过程讲到与现实经济基本衔接的1949年，是合理的。那末，进入2l世纪以后，若仍只讲到1949年为止的经济演变过程，讲授的内容与现实相隔两种社会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学生学起来有隔世之感。这使中国经济史课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削弱，使它不受学生的重视。学生们对在中国经济史中抽出这么一段来讲授，上距人类经济活动起始上万年，下离现实经济半个世纪，颇不理解。他们热切希望系统地、具体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经济史课程理应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实际上，这也是时代发展对这门课提出的要求。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要求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为加速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准备思想的和理论的条件，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只讲中国近代经济史，已经不合形势的需要。这种课程设置的情况应当予以改革。在后一类院系里，由于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系统地介绍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特点，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理论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内容丰富、生动而又贴近现实，但是，这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因为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经济史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程，造成在内容上互不衔接，在概念上也往往不统一。例如，中国近代经济史讲的是“经济近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讲的是“经济现代化”。实际上，“经济近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完全相同。又如，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于1927年，终止于1956年。当以1949年为界区分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时，一部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史被“腰斩”了。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所讲的买办与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则不见它们的去向与下落。开设一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打通1949年这个界限，这些有拦腰斩断或有首无尾的经济现象，都会一以贯之有始有终，特别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被呈现出来。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在研究对象上有所不同。以内容言，前者讲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史，后者还要加上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史。建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并不是将现在开设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程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有许多新的内容。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有助于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它的社会功能的加强。这是因为，这种改革除了上述理由及优点外，它还会带来以下的好处。第一，适应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精简课程、教学内容系统化和少而精的要求。第二，可以在同一门课程里实现1949年前后，即新旧中国经济的对比，有利于学生认识中国共产党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第三，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史教学的科学水平。因为，只有打通近代经济史与现代经济史的时间界限，才能看出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的连续性与规律性，才能看清有关事物的性质与特征，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小乔吧主,你好. 祝你新年快乐!

☆叶馨儿☆,你还好吗? 对不起,让你伤心了,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向你说对不起了,你的贴让我很自责,这不是友情真正的涵义.初看你的贴,心头洋溢着惊讶与感动,你为我这个网络朋友付出的真心让我很感动,但你在贴中流露出来的心理状态让我不安,我很自责,我本无意伤害你，但你现在却受伤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你能原谅我吗?现在我平安的回来了,希望你也能尽快好起来.你知道吗,我们这儿下雪了，好大好大,瑞雪兆丰年,明年应该是个好年景,我现在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在我17年的人生中,这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一个新年.因为你,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友情,什么叫温暖,是你让我看到明媚的阳光,照亮着我的心,谢谢你.

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作者: 蒋谦信息来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蒋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４３００７７）摘要：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路径和整体面貌。梳理古代传统的“象论”思想、分析意象思维的层次和功能，论证“象”范畴的形而上学基础，或可提供一条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思路。关键词：意象思维；思维方式；古代科学技术在论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时，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既要人们回答“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又要人们解释“何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公元前一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①。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角度加以解读，认为以物象之“象”为中心、以时间流变的整体把握为主要特征、以“取象比类”为基本的逻辑推演模式的意象思维，是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取得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近代不可能产生类似于西方的科学革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提出的意象思维是“意”与“象”的辩证统一，它包容着深层的文化底蕴。正如王弼所言：“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以言著。”（《周易略例·明象》）因此，它不能完全等同于通常所说的“形象思维”。一、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的“象论” 所谓“象论”，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科学家关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现象”、“观物”、“取象”、“比类”等范畴的总的看法。在古代典籍中，这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意象思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象论”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周易》中就已基本定型。《周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这可说是《周易》“象论”的总纲。它有两层意思：一是万物以“象”来显现；二是认识万物必须通过观象和比类（运数）。正因为如此，在《周易》中，“象”有不同的含义。“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系辞上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同上）等讲的是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则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同上），“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于外”（《同上》，等更多地讲物象的运动变化；“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同上》），“见乃谓之象”（《系辞上传》）等则讲的是主观之象。此外，《周易》中的“象”还有“取象”、“模拟”的意思。例如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系辞下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辞上传》），“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同上）等，这当中有模拟对象的功能以制造器具的意味。《老子》的“象论”有所不同。它更强调“大象无形”之“象”。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里，“象”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超越了感知（视、闻等）的“大象”，也是一种“无我”之象。为了把握这种“象”，老子提倡“观”。所谓“吾以观其复”。在《说文》中，“观”为“谛视也”。“谛”则释为“审”。这就是说，“观”不是一般地看，而是有目的地看。当然，老子的“观”更多的是主观内省的“观”，即所谓的“玄览”。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十章》）河上公注：“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物，故谓之玄览。”这一点与《周易》中对外部世界的“仰观俯察”还是有区别的。

书齐兄近来可好弟心中挂念,特来拜访.祝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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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unzhuanjia,你好! 我是晋山楚水,男,今年17岁,希望能与你成为朋友.不知吧主大人是否同意?

《乐府诗集》中的赵文化侯廷生（邯郸赵文化研究所邯郸职业技术学院河北邯郸 056001）摘要：宋人《乐府诗集》是专门记述古代宫中音乐歌辞的总集，录有大量的赵文化内容，涉及文化影响、赵人形象、赵乐器、赵音乐服饰及歌舞，是研究赵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可补先秦文献资料之不足。今就其中的分散所见加以整理成篇，以作参考。本文并对赵文化在秦统一后的发展环境及条件做了初步总结，指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赵文化的发展下限至多应在唐朝。关键词：乐府诗；赵文化；研究《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共分12类，100卷，它辑录了汉魏至唐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及唐末歌谣，现就其中所见的有关赵文化部分析赏如下，并就赵文化的发展下限谈一下看法。一、赵文化对乐府的影响《乐府诗集》有不少带赵文化痕迹的诗歌和曲调名。如《钧天曲》，解题说：“《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钧天之名，盖取诸此。”[1]又如赵简子夫人的《河激之歌》，又称《河激歌》（后来演化为《棹歌行》），是在西汉初年发现的被保存下来的先秦古辞。“邯郸”也是舞曲之名。《乐府广题》曰:“《邯郸》，舞曲也。”[2]《邯郸行》则是一种特定的歌形式。说明邯郸的影响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后人认为，乐府《邯郸行》始创于南朝的齐梁时期，齐·陆厥作有《邯郸行》，梁武帝萧衍有《邯郸歌》。赵简子不仅留下了《钧天曲》，而且还对同时代的孔子产生了影响。孔子在与赵简子的文化碰撞中产生了《郰操》。《乐府诗集》记有这首诗（一曰《将归操》）。《琴操》曰:“《将归操》，孔子所作也。”《孔丛子》曰:“赵使聘夫子，夫子闻鸣犊与窦犨之见杀也，回舆而旋，为操曰《将归》。”这首诗的产生背景，据《史记·赵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临河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曰:‘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夫鸟兽之不义也，尚知辟之，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郰乡，作为《郰操》以哀之。”王肃曰:“《郰操》，琴曲名也。”赵简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对旧制度的改革不断取得成效，使得晋国封建化进程加快，并深深震动了中国。而同时代的孔子因为崇尚周制，呼吁“复礼”在周游列国中得不到响应。当孔子决心赴晋国面见赵简子时，又因发现自己与赵简子的政见难以相容而罢。从此孔子闭门从教，绝意政途。孔子的《将归操》共四句话:“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3]却全尽表达了孔子政治上四处碰壁，仰天长叹，走投无路，聊以自慰的无奈心情。和赵简子的神游天庭比起来，直是一个天上地下。所谓“赵简犹闻乐，周储固上宾”（梁·刘孝胜《升天行》[4]）。《河激之歌》不仅内容亢力，文辞优美，而且是明确记载为赵女子所作的歌词，这不仅在先秦时期是罕见的，就是在《乐府诗集》中也是不多的，它理所应当成为了赵文化代表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赵文化影响还有很多，下面将有论及，此不赘述。二、乐府诗所塑造的赵人形象《乐府诗集》中对赵人形象的描述是非常多的，也是很独特的现象。这些形象可分为男女两大形象。首先谈赵女。赵文化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女子形象。可分为三种，一种是诸如赵简子夫人（赵津女娟，又叫津娟）、吴娃怀嬴（又叫孟姚，赵武灵王后）、赵括之母、赵太后等，均为历史人物；一种是近于虚构的人物，主要代表是秦罗敷；第三种是泛指的赵女子。乐府诗中，对第一类只收有津娟的一首歌辞，即著名的《河激歌》，题为赵简子夫人作。升彼阿兮而观清，水扬波兮杳冥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罚既释兮渎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维，蛟龙助兮主将归，浮来棹兮行勿疑。

赵国建筑文化遐想杨焕成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研究员　　韩、赵、魏三分晋国，赵成为战国时七雄之一。《史记》载，赵烈侯时倡“仁义”，行“王道”；“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等。经过这些改革，使赵国的封建政权得以逐步稳固。促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极盛时期的疆域达到今山西省的中部和北部、河北省的南部和西部、陕西省的东北部、河南省北部、鲁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力量渐衰，代表新兴力量的各诸侯国力量强大，并力图摆脱周王朝的控制．礼制等方面出现“儹越”现象。特别是营造规模和体量出现不合周制，各自为谋。其城市布局有规整的，也有不规整的，且不规整者较多，使之“礼崩乐坏”，形成多元发展的局面。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加强，加之《考工记》的再现，出现了恢复规整都城的规划，类似西周洛邑王城规整布局，才终于重新确立并得到发展。　　现就赵国及其同时代的建筑文化的有关问题，予以肤浅的探索。　　赵都邯郸故城，系不规整的规划布局，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组成。赵王城是赵国的宫城，平面呈曲尺状，由“品”字形布局东、西、北三城组成．总面积达512万平方米，周围残存高3－8米夯土城墙，四面各有2－3个城门遗址。城内有许多大型夯土基台，系宫殿遗址，呈左右对称形式，主次分明，有尊卑之分。位于中轴线上的龙台规模最大，长285米，宽265米，高19米，系主体宫殿基址。大北城位于赵王城的东北部，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6100米，东西宽4000米。城内有制骨、冶铁、制陶等手工业作坊，还有商业区和居民区。特别是城内东北部，还保留有“丛台”中的一座遗址。　　综观赵邯郸城以及齐临淄城、郑韩新郑城、燕下都等同时期诸国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材料和文献记载，可知赵国等战国时代的建筑有下列几个方面的特点。　　1．城市大量兴起，除列国都城外，各国中小城邑明显增多。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各城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平原地带，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地形和水道。除个别城市外，墓葬区均在城外。　　2．诸侯国都城，儹越西周礼制，出现多元的局面，其规划布局多不规整。外城（郭）附在宫城的一侧或相邻两侧。城墙因势转折，不求方正。其规模不受“不得超过王城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九分之一”的限制。也不遵“城角高七雉（雉高1丈），城墙高五雉”的规制。　　3．都城遗址均有夯筑土城墙，除王室居住的宫城的“城”以外，还有与“城”并联或包在“城”外的“郭”。郭也有城墙，居住贵族或一般国人。体现出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　　4．王室直接掌管的铸币、兵器等作坊，有的置于宫城内，但大多数手工业作坊分布在郭内。体现了“郭”对“城”的供养．“城”对“郭”的依赖。　　5．在高台上建宫殿是战国时代最普遍的做法，台皆由夯土或土坯筑成，即所谓“土阶”。赵邯郸城内高大土台就有15处，并有成排石柱础。推测其上的宫殿建筑物凌空相连，形成后来所谓的“阁道”。高台宫殿的具体做法是以土台顶部为中心，沿各级台边和台顶建造体量不等的屋、廊，上下层相迭二、三层，形成一组雄伟的建筑群，采用内陛登台的方式（包括内部木梯）。这种结构方法，说明高层建筑的木结构尚不能独立，真正的楼阁类建筑还未出现。可能是在木架结构不发达的条件下，建造大体量建筑的原始办法，反映了“高台榭，美宫室”的以宫殿为中心的防卫和审美的要求。　　 6．以宫室为中心的南北轴线布局的形成。邯郸的赵王城和燕下都均已经有了在轴线上以宫殿为中心的布局方法，与《考工记》所载大体相符，对以后都城规划和大型建筑群平面布局皆产生重要影响。　　 7．集中的市场。据《考工记》“面朝后市”的有关记载，不难推测战国时代各国都城已有了集中的市场。有的建“重楼”，有的“列楼为道”。它是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是都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水

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新论井建斌文章来源：历史乌有之乡2006-9-17 【内容提要】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介绍和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大量论著，均涉及到了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治史理论与方法。其中一些论著的评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布罗代尔的著作已渐次译成中文出版。在研读其主要著作并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对总体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近20年来，随着中外尤其是中法学者互访和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密切，随着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现代化转型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对于法国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介绍和研究成了中国史学界西方史学流派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热点。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位饮誉国际史坛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宗师的史学思想，也经由这些评介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的论著的涉及(注：在此方面，当首推张芝联。他于1978年撰写的《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成为新时期中国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布罗代尔谢世后即行撰写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堪称抗鼎之作(这两篇文章均收录在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其次是姚蒙。他于1986年便在《世界历史》发表了《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及其演进》一文，并进而撰成《法国当代史学：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一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同时还编译了〔法〕J.勒高夫等主编的《新史学》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还有刘昶和杨豫。前者于1986年撰成《人心中的历史》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后者于1986年译出〔英〕杰弗里·巴拉克拉夫所著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此外，1996年出版的四部评介西方史学理论的著作，对年鉴学派的评介也很有见解。它们分别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姚蒙参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罗凤礼主编的《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杨豫参编，中央编译出版社版)，徐浩、侯建新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版)。)，从而走进了中国史学界。总体史、问题史学、比较史学、长时段、跨学科研究、计量分析等这些揭示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特质的话语，已为史学界同仁所熟知。近年来，布罗代尔的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已陆续出齐(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共三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法兰西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特性(人与物)》(分上下)，共三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共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此外，收录了一些重要论文如《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等的布罗代尔个人论文集《资本主义论丛》，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作为“新世纪学术译丛”之一，于1997年出版。)，这就为进一步研究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本文即是在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最能体现布罗代尔的史学思想的著作主要有三部(注：其它著作还有：布罗代尔与厄内斯特·拉布鲁斯共同主编的《法国经济与社会史》(四卷本)；布罗代尔专门为中学毕业班编写的教材《文明史纲》(第一册)；布罗代尔的《史学文集》(共两部)。)，它们分别是：《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作为多卷本《法国史》(注：《法国史》原计划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西的诞生》和《法兰西的命运》三大部分来写作。其中，《法兰西的特性》包含了三个篇章：空间和历史；人与物；国家、文化、社会。现已出版的是《法兰西的特性》的前两个篇章。《法国史》其它部分的手稿根据作者的遗愿，将不在公开发表。)遗稿的《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此外，布罗代尔于1958年撰写的富有论战性质的论文《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注：该论文首先发表于《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58年10月——12月号；《史学理论》1987年第3期载有中文译文。)，则对他的史学思想做了专门的理论阐释。

中国古代的共同体与共同体论以谷川道雄的研究为线索佐竹靖彦载《佐竹靖彦史学论集》序言 1703年2月15日耶稣会修道士德·芬特奈在给德·拉希兹修道士的信中，对从山西省绛县到河南省开封沿太行山脉旅行的见闻记述如下：在山中虽然仅有一座小型的都市，但却可见大量的村落和无数的小部落。在那里我发现了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彩釉陶器，人们在各处制作陶器并运往相邻的各市与邻省地区。一天，我来到一条狭窄陡峭的山路，在狭窄的缝隙中挤满了过往的车马，我料想会看到在欧洲常见的行人情绪激昂互相谩骂、甚至互相厮打的场面，但出乎我的预料，人们却宛若旧知相见，互相打着招呼，友好和善地交谈，并共同合作缓解交通堵塞的状况。观望此景，我们这些缺乏节制的欧洲基督教徒们也许只会惊诧不已吧[1]。从绛州到河南开封之间的“陡峭的山路”，大概指横岭关。本书函的译者矢则利彦认为彩釉陶器指“兴起于佛罗伦萨，酷似中国瓷器的陶瓷品，它不属于瓷器，只因添加了釉料，外观极像瓷器。后来传到荷兰兴办了德尔夫特(delft)窑业，之后由荷兰传到瑞士、德国等地。欧洲人真正能成功地制造瓷器是从十八世纪初叶的德国开始的”。令德·芬特奈惊叹不已的是各处可制造技艺高超的陶器，盛行着包括陶器在内的商品流通业，素不相识的人们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彬彬有礼地交往着。如上之例或许可视为在商品流通中所建立的一般关系(只是这种关系在欧洲并不存在)，但是，这种缺乏集团封闭性壁垒的现象同样反映在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根据日中战争时期为修建满铁而通常实施的农村社会调查的内容，旗田巍氏认为当时在华北地区作为“村民”的资格和“村子的土地”的条件之间存在着反比例的关系，在中国的村落结构中缺乏封闭性[2]。按照旗田氏的分析，一方面存在着没有村界的村落，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没有严格区分村民资格的村落。对一个村落而言，住在这个村里就意味着他已成为这个村的村民，宛若我们现在人住大都市的感觉一样[3]。这种缺乏封闭性的古代中国人的个性来源于什么?它在整个世界古代史的总历程中占有何等的地位?本稿拟通过单位经营的社会生产的性质以及其与各单位经营的社会整体的关系这一抽象的课题来探讨这种个性的由来。具体而言，通过对近年在日本的中国史学界虽经过罕见的激烈论争，但双方的见解最终仍未达成一致的所谓京都派的谷川道雄、川胜义雄、河地重藏等人和历研派的重田德之间展开的有关中国古代史共同体的地位问题的论争[4]进行再探讨，以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本稿暂且将持京都派学说的学者称为“世界史派”，将持历研派学说的学者称为“基本法则派”，其用意在文中会一目了然。一有关谷川氏共同体论三个侧面的理论性探讨 (一)三个侧面的问题本稿探讨“共同体论”不是以全面整理论争的过程为目的，而是以进入这一课题并对世界史派谷川道雄的共同体论提出笔者的观点为目的。如谷川氏所言，共同体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规定[5]，其大概由三个侧面来构成：第一是以“家父长制、上下关系、阶级关系的构成是集团成员共有的现实性课题”以及“私有制和共有制、阶级关系和共同体等相互矛盾的两个侧面相互统一并存是阶级社会中共同体的表现方式”[6]的形式而提出的。在谷川氏看来，对人类而言所谓阶级关系是原始的共同体在某一历史阶段带有一种从属性的侧面，共同体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7]，“精神与共同体的结合才是人类生存的场所”[8]。第二是“我所谈到的共同体不是遗留下来的旧制，而是经过重新改编的村落共同体。中国历史上牢固的小农民的自主体制与氏族共同体的解体方式密切相关。共同体的解体，既有由部分成员脱离或受到征服而完全遭到破坏的可称为面向体制外部引起的情况，也有因体制内部每个家庭获得自立重新组合的情况。在前者产生出奴隶等‘私属’者，在后者小农民归属于一般的村落共同体。大土地所有者当然是成员之一，但‘私属’者却没有成员的权利。因此在这种共同体中已形成了阶级关系”[9]，“中国的村落共同体是私有土地所有者的结合体，土地的私有巩固了这种结合关系”[10]等等有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村落共同体”的具体分析。这种“村落共同体”后来虽然定形为豪族共同体，但两者之间的某种论理却是一致的。

故地重游....

晋

山

楚

水

文霸天下何许人也?

听说发水贴不犯法.. 到此一游.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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