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笑子的个人资料

《老子》版本说略编辑：资讯编辑来源：中华读书报　　　《老子》版本之芜杂，在中国学术界罕有出其右者。王弼注本、河上公注本、严遵《老子指归》、傅奕本合称传世本中的四大体系。其中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的影响尤其广泛。河上公本多被道教人士和下层民众所推崇，王弼本则广为文人学士所喜好。此外，还有唐代景龙碑本等版本也有一定影响。20世纪以来，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郭店竹简本、西汉竹书本（又名北大竹简本）等文献资料先后问世，为老学研究增加了新材料，带来了新活力。以下依据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撮其要点加以综述，旨在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参考坐标。　　一　　《汉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河上公又称河上丈人，姓名不详，其生活的时代有秦、西汉、东汉、魏晋诸说。“详其词旨，不类汉人，殆道流之所依托欤？相传已久，所言颇有发明，姑存以备一家可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34页）《老子河上公章句》把《老子》分为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合称为《道德经》，并在每章的前面冠以章题。这是现存最早的《老子》注本。今传有敦煌六朝唐写本、宋刊本、明刊本、道藏本等，通称河上本。现有中华书局“道教典籍选刊”本。河上公注中用“气”来充实“道”，其中多有神仙思想，如第六章注“谷神不死”曰：“谷，养也。人能养神则不死。”第十三章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曰：“使吾无有身体，得道自然，轻举升云，出入无间，与道通神，当有何患。”反映了东汉黄老思想的特征。　　推荐阅读：（汉）河上公注，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2009年。　　严遵《道德经真经指归》。严遵（或曰严尊），字君平。汉成帝时成都人。生平事迹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此书又名《老子指归》《道德指归论》，史籍多有著录，然卷数、版本颇有差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分别著录为十一卷、十四卷、十四卷、十三卷，宋以后则多为十三卷。据《君平说二经目》可知，此书原分《老子》为上下篇、七十二章；《德》经四十章在上，《道》经三十二章在下。此书融通《易》《老》，不仅以阴阳之数裁制经文，亦以《易》理解之。……旨在劝诫天下君臣、父子尊道行德，无为守分，以使上下玄通，四海平和。”（傅璇琮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推荐阅读：（汉）严遵著，王德有译注，《老子指归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该书注释详细，便于阅读。　　《老子想尔注》。该书作者一说是张陵，一说是张陵之孙张鲁。《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未收录。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据考证，它是六朝钞本。此残卷在1905年失窃，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终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整理。　　推荐阅读：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王弼《老子注》。王弼（226—249），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魏晋玄学家。《隋书·经籍志》：“《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王弼的《老子注》也分为81章，但没有章题，现在的传本也是在古本基础上经后人加工调整过的版本。学界认为从版本的角度看，王弼本与河上公本区别不太大，王弼本的字数虽然多于河上公本，但多出的字主要是虚词。河上公注以修身炼气为本，王弼注以谈玄说虚为主。王弼不是通过文字训诂力求恢复《老子》的本义，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基本原理，进而成功地构筑了一个玄学化的老学体系。　　推荐阅读：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或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　　傅奕《道德经古本篇》。唐初傅奕据北齐时项羽妾墓出土的“项羽妾本”，与几种流传版本参合校订,组合成《道德经古本篇》,人称“傅奕本”，学界称之为善本。傅奕本保存了较多的古句、古语、古字。傅奕本有许多优点，但因其是根据几个旧本参校的，这些旧本本身就存在不少讹误，且傅奕本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改动的地方也很多，存在讹文、衍文、脱文、倒置的情况，且有些篇次及文章内容也非《老子》原貌。　　推荐阅读：傅奕《道德经古本篇》，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景龙本《道德经碑》。唐代道观中流行刻立《道德经》，现存最早的是唐景龙二年（708）河北易州龙兴观的《道德经碑》。该碑简称景龙碑本、景龙本、碑本、易州本。此碑正面（阳面）刻道经，阴面刻德经。严可均《铁桥金石跋》谓：“世间真旧本，必以景龙碑本为最。其异同数百事，文谊简古，远胜今本者甚多。” 　　推荐阅读：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该书在选本方面以唐易州龙兴观《道德经》碑文为主，次取敦煌写本与遂州碑本参订。此外还参考旧抄本、佚本、正统《道藏》本诸刻本共100余种。本书校勘精审，训诂严谨。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宋范应元字善甫，号果山，又号谷神子。此书依范氏所藏古本《老子》作注，其经文上《道》下《德》，作八十一章，各章次序与通行本相同。该书征引古本及前人音训注释凡40余家，附以范氏本人的见解。其内容体现由精气至性命，最后归结为修心的解《老》思路。此书《道藏》失收，焦竑《老子翼》采摭时也没有涉及。现存版本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续古逸丛书》所录宋刻本等。　

《永乐大典》的收藏及流散《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 卷，装成11095 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我们为何要藏书? 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拓晓堂来源：网络　　书籍是用文字、图画和其他符号，在不同的材质上记录各种知识、思想的载体，是人类积累各种知识、经验和思想，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著作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认识、思考和感悟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成为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了。书籍一旦产生，并迅速地流转，不论是抄本还是印刷本，那就不是作者个人的认识和感知，而是化身千百，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化成社会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出版的书变成了古旧书，或因为内容过时，或因为新的版本出现，古旧书的可读性淡化，而文物性增加，逐渐演化为藏书，这就是书的后半生最奇妙的蜕变。　　我们为何要藏书? 　　随着人类的历史进步，更新的知识和经验总结，无疑都会替代之前的书籍内容。因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天灾人祸，虫蠹水火，兵荒马乱，一些曾经存在过的书籍，稍有护持不慎就会失传。现存的古书种数，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浩瀚文献。例如先秦文献《论语》《荀子》《管子》中曾经引用过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均已失传。甚至是名列六经之一的《乐》也夐不可见。如果说孔夫子整理的乐经，由于是耳食之物，且过于注重礼的等级化，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便被自然淘汰。不仅如此，一些极具使用价值的著作，诸如与现存《黄帝内经》并列的《黄帝外经》、三国华佗的医学著作《青囊书》也同样失传。《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焚书，李斯的奏章讲得非常明白:“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就是说有关医学、农业种植之类的书籍不在焚书之列，可是现在有关这些方面的先秦书籍都已看不到了。再如元代张頯，字达善，四川导江人，时称导江先生。著有《张頯文集》，《元史·艺文志》中有著录，原书久已不存，仅在元儒吴澄的《吴文正集》中有《导江文集序》。而张頯曾身为江宁学官，将朱子的“闽学”引入江淮，继而推广到中原，为确立朱熹理学成为元明之后五百年中国的正统官学立下汗马功劳，因此与大儒吴澄等并列入三贤祠供奉。如此重要的理学大儒著作，也是今已只字不存矣! 　　书籍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典，集科学文化、法制和人文精神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书籍都被列为最高的保护和收藏项目。如考古学家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发掘出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的图书馆。如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基什城，发现考证为古巴比伦王国的国家图书馆。再如卡箍发现的亚述国王巴尼拔的图书馆，藏有大约25000片泥板文书。再如在昆兰地区(以色列，死海附近)发现窖藏的希伯来文古卷，称之为死海文书，书写在加工过的羊皮上，也称羊皮书。还有位于现在埃及始建于约公元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描写古埃及的金字塔等古代七大奇迹一样驰名于世。它“收集全世界的书”，梦想实现“世界知识总汇”，曾被誉为人类文明世界的太阳。中国古代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至少在周朝已经建立，《庄子·天道》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可见周王朝图书馆藏书的存在。书籍的保护和收藏，传承下来就有了藏书和古籍书的收藏。藏书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各民族历久弥新的共同文化现象。　　人类有一个极终的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藏书会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考古发掘的分析报告也会回答这个问题，但那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书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回答这个问题。远古的文献精髓至今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之中，这也许就是国学。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藏书，当今的国学将会是什么内容。倘若没有孔安国从“鲁壁”中发现秘藏已久的古文《尚书》，何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学争论最大的问题--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端。　　保护和收藏图书，就是保护和珍藏国家民族的文化血脉和知识思想精华。　　藏书价值如何确定? 　　藏书的价值，决定于古籍书的“三性”。　　首先是文物性。古籍书，尤其是善本书本身就有历史的文物性。在国家有关文物政策法规中，对于文物有明确的下限年代规定，包括绘画、瓷器杂项等，早年定为1795年，即乾隆六十年以前。但是，当年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和有关方面专家，出于对于古籍书的保护和重视，制订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下限为1911年，即辛亥革命以前，比其他文物种类下限延后了一个多世纪。据此制定了有关文物进出境限制标准，意在严格保护国家的书籍文献。现在随着时间变化，下限已经延伸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有一个相对的时间下限要求，要求是乾隆六十年以前印刷出版古籍书，手稿校稿不在此限。对于那些宋元古籍，不论残缺，均属善本。这对于整个古籍善本收藏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南宋刻印残存的葛胜仲《丹阳后集》一纸零叶，就曾经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　　葛胜仲，字鲁卿，江阴人，南宋官员，词人。进士出身，曾官至礼部员外郎、国子祭酒湖州知州等。著有《丹阳集》八十卷、《后集》(又称《外集》)二十卷。均已失传。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丹阳集》二十四卷，其中诗七卷。然而八十卷本《丹阳集》和二十卷本《后集》是否有宋代刻本，完全不得而知。国家现存的有关书目，未见著录。此《后集》零叶，证明了不仅是《后集》已经刊刻印行，《丹阳集》也应该刊刻印行。在这叶书口上，还有刻工名字“朱谅”。查阅宋代刻工资料得知，朱谅还曾参加了葛胜仲之子葛立方的文集《归愚集》十卷刊刻。此书为南宋抚州地区刻本，可知朱谅当为南宋时期江西一带的知名刻工。古时的刻工通常会受到活动地域的限制，因此这叶《后集》亦当为抚州地区刻本。加之清末民国古籍鉴定和收藏大家傅增湘先生，其《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著录，“此书余藏大库宋刊叶《丹阳后集》数叶，元明以来无刻本”，说明此叶原为清宫内阁大库之物，随“八千麻袋”一同散出。一叶零纸透露出如此之多的信息，实为罕见。可称寰宇遗孤，其文物文献价值当属一级，实不夸张。　　其次是文献性。这是书籍的共有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在其中的知识和思想的总和，贵在独有和创新，即便是新出版的书籍，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　　最后是艺术性。古代书籍雕版印刷，是现有书法名家手书，然后由刻工上板雕刻，因而每一部雕版书都是书法家和雕刻家通力协作完成的艺术品。比如宋代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据称就周密手书上板，字迹之优美，直到八百年后著名书法家沈曾植见到之后，惊呼为“妖书”;学者叶昌炽呼其为“尤物”。元代有赵孟手书上板《道德宝章》。清代有王士禛撰《渔洋山人精华录》，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是由王渔洋门人、著名书法家林佶手书上板。此外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著名书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对北宋刻经情有独钟，就是看重这些经文文字大都出自北宋之时的高僧之手，书法古拙，极具感染力。　　古籍中艺术性最为直观的就是其中的插图版画和图谱画谱。明代万历年间中国徽派、金陵、杭州的版画，以其线条精准、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足以称雄于世界艺术之林。同时期的《十竹斋笺谱》《萝轩变古笺谱》以拱花饾版印刷工艺，印制之独特精美，至今令人赞叹。　　凡书文物、文献和艺术居其一者，即可称之为藏书中的善本。　　藏书的魅力何在? 　　“书的后半生”很有意思，一面是可以用来读的，也可当工具书来查阅，另一面是可以收藏的。对于古籍书来说，大都有新的印刷本可以用来阅读，而真正的古书更注重的是被收藏。对于专门的藏书和藏书家，他们或许不是学者，也不是研究的专家，确是尽职尽责的藏书守护者，同样是功德无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故事。　　清宫紫禁城乾清宫旁边是昭仁殿，那里有一间不起眼的屋子，就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天禄琳琅。乾隆御笔题写匾额。乾隆将藏书的精华部分聚集于此，并编写了藏书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初编)》。不幸的是乾隆退位之后，嘉庆二年乾清宫不慎失火，殃及天禄琳琅，聚集于此的7l部宋版、85部元板，以及影宋抄本、明版共计439部珍贵藏书焚之一炬。是时乾隆仍在世，嘉庆皇帝很是难堪，下令重建天禄琳琅。然而大殿是可以重建，文物性的古籍书却不能再造。于是在宫中四处搜寻，东拼西凑宋辽金元明五朝善本书663部，其中宋版241部，号称“天禄继鉴”，皆是“宛委琅函，螂嫒宝简”，并由彭元瑞等受命仿前编体例，编成《天禄琳琅书目续编》20卷。天禄继鉴藏书声称绝无翻雕赝刻。事实上《续编》的天禄琳琅藏书，鱼目混珠，比比皆是。其中所谓宋板《尚书详解》《配觿》《帝学》，都是清版冒充宋版，更有甚者前两部竟然还有乾隆御笔题诗，成为后人贻笑大方的故事。　　乾隆藏书虽然可笑，民间的学者也无缘一睹，可是天禄继鉴藏书作为一代国家藏书象征，其文物地位和价值无有它书可以替代。更何况乾隆藏书毕竟保留下来一些珍贵文献，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从子》，是为海内外孤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名贵的善本书，除却自身的文物文献和艺术价值之外，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的传奇经历，无形中增添了它的附加故事色彩。文物本身的价值是可以参照比对用标准去衡量，而故事的传奇色彩所赋予的附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诚如天禄继鉴里混入的清版《配觿》《帝学》，与民间所存的版本无异，由于附加了如此之多的故事在里面，已经令乾隆的藏书羽化登仙，成为一段历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都是幸运儿，必有传奇的经历和故事，这些都是书的后半生陆续附加的文化内容，如此说来，收藏古籍就是收藏人类积淀下来的厚重历史，这就是藏书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

资料室里的午后时光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照日格图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期待这样一间资料室已有数年。老同志说，我们曾有过一个资料室，里面摆满了各种工具书、文学名著和报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里，给那些与文字为伴的人们提供了不少便利，那里偶尔也可以成为某一个人因为研究某些主题而通宵达旦的地方。老同志还说，那么一个资料室在某天竟然疏于管理，纸张发黄的书籍成了人们随意撕扯的对象，直到有一天，一辆垃圾车呼啸而来，将那里的一切席卷一空，在人们的叹息声中呼啸而去。　　刚入职时，听到老同志说起那间资料室的飞黄腾达和日渐落魄，我不免要感慨一番。如同三岛由纪夫《金阁寺》中那个只听父亲转述便喜欢上金阁寺的小男孩，期待有一天可以找到精神世界里的“金阁”，那里必定飘满书香，安静的环境里孕育着哲学般的深邃和美好。　　见到它时，我已入职十年。那一年，单位从闹市区迁到市外，多出那么一间小屋子，于是大家商定让它成为我们的资料室。听说有了资料室，单位的老同志纷纷捐出了自己收藏的工具书和涉及单位历史的珍贵资料，那些图书成了资料室里的第一批主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新建的资料室空间虽然有限，甚至比较狭窄，那里却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工具书，新旧各半的文学书和几十种报刊。它既富老者的沉稳，也有少年的活力。　　沉重的铁柜与书刊的轻盈不相对称，那是人们为节省空间想出的下策，不足为奇。轻轻一摇，铁柜便随着铁轨缓缓移动，一排排图书映入视线。只要一伸手，便可畅游字里行间。　　如果某一个下午恰巧有空，那再惬意不过了。带上一杯茶，独自走进资料室，却不急着翻书，在靠窗的沙发上坐下来，喝几口茶，或者干脆给午后的慵懒让路，躺在沙发上打个盹，也不会有人发现你在那个光线昏暗的屋子里做了一个关于安静和遥远的梦。梦中皆是方向和光明，与眼前的忙碌和迷茫无关。一觉醒来，找一本你钟爱的杂志，错过了至少半年的内容也不必惊慌，只要一伸手，便可追回来。翻阅一期期的杂志，发现在资料室小小的空间里时光可以为你倒流，你因过度紧张和疲惫而迷失的好心境，竟藏在一页关于蓝天白云的摄影作品里。趁着无人拿下来一本诗集，诵读熟悉而陌生的几行诗歌，感动和力量便会围绕着你。　　亦可不读不想，在沙发上坐到下班，享受属于一个人的安静。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北楼的人们依然在挥汗如雨，地下车库的北门那里依旧有数不尽的车辆在穿梭。或许北楼里还有皮鞋与地面接触的声音，车库北门里有急促刺耳的鸣笛声。资料室里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若逢雨天，更有诗意。雨滴或轻缓或急促地敲打窗台，与资料室内翻书的声音交相辉映，诉说着生命和时间的秘密。独自坐在空间狭小的资料室，将湿漉漉的氛围关在窗外，找出一个关于温暖和信任的“方程式”，下午的时光便可以被无限拉长，直到雨过天晴，天边的云霞被染得红彤彤。　　走出资料室，小心谨慎地锁上门，如同那间屋子里藏着你所有的心事和情绪。迈出一步，便又是琐碎的日子，但人已有了几分豁达和自信。　　在资料室的午后时光里，无需抬头便能看见诗和远方。那个看似与世隔绝的午后，人们行走天涯，踏上寻找初心的旅程。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张畅来源：新京报　　作为作家、生活家、美食家、电影人、主持人，蔡澜有多重身份，但他最乐意的或许还是成为一个快乐且有趣的人，这比任何名誉头衔都更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四十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四十年一觉电影梦，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三十九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四十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明朝人书房的九大标准：不宽敞，但要养鱼

寒冬腊月读书难古代读书人如何御寒？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王佳伟来源：光明日报　资料图

壁中书与汲冢书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王幅明来源：河南日报山东曲阜孔宅发现古文经传的鲁壁

【菩提子】卍16在藏族朋友手里看到的几串珠子，拍下来大家品评藏式老凤眼

《四库全书》及其七座藏书楼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杨征来源：北京晚报　　近日，扬州市向故宫博物院捐赠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一套，在文化界引起极大反响。　　《四库全书》由清朝乾隆皇帝主持，由总编纂纪昀等360多位学者费时十年编撰而成。《四库全书》编撰结束后，共抄录7套，分别藏于当年的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修成迄今已有200余年。在这200多年间，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皆已荡然无存，文澜阁本大量散佚，后经补抄才基本配全，而文津阁本、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则保存完整，目前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图书馆。　　此次扬州市捐献的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别安放于故宫博物院内的文渊阁、昭仁殿中。这也是自1933年《四库全书》因躲避战火运离故宫文渊阁后首次“书阁合一”。而其他的六座藏书楼也经历了不同的命运。

傅增湘谈《永乐大典》散佚因纸张坚厚被用做滤油漏斗来源：北京晨报作者：肖伊绯《永乐大典》

徐家汇藏书楼探秘

冯友兰：我八十年的读书经验　我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1)精其选，　　(2)解其言，　　(3)知其意，　　(4)明其理。　　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要精读的，　　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　　第三类是仅供翻阅的。　　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　　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天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　　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谓“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个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划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罗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罗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罗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罗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

千年以来道士究竟练得是什么丹？文/万景元古代神仙家服食金丹的理论——黄金不朽坏，人身亦可炼如黄金内丹与外丹本来是独立发展的，到底是先有内丹还是先有外丹，这个不好说，但是内丹的名词绝对是后来才出现的。在五代之前，道教所谓的“金丹”，一般都是指外丹。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对于金丹是推崇备至，认为只有金丹才是飞升成仙的唯一靠谱的方法，其他都只能暂时的延年而已。葛洪主张在得到金丹秘诀，或者是得到了金丹秘诀，还没有足够的条件烧炼金丹的时候，都应该“集众术以延年”，先多活几年，等到条件具足了，就要着手烧炼金丹。炼成了金丹，也不要急着飞升，先吃半颗，就可以长生不死了。等到活腻了，再吃剩下的半颗金丹，就可以飞升了。所谓“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千岁厌世，去而上仙（资料图：图源网络）上品神药益人万倍于五谷《抱朴子·内篇·金丹》云：“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二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药，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可不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 以上的这段话，可以说是抱朴子金丹理论的核心。葛洪的金丹理论，并不是很玄妙，只是认为黄金不会朽坏，如果服食黄金烧炼的金丹，那么人也可以跟黄金一样，变成“不坏之身”。内丹的两个流派说完外丹，我们要说内丹。内丹这个名词的提出是比较晚的。内丹又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清净派，一个是阴阳派。清净派也叫北宗，是以自身神气交融，来烧炼内丹。阴阳派也叫南宗，是男女双修的丹法。清净派的丹法，也可以追溯到很早，出土文物“服气玉铭”就讲到了吐纳之术，也有学者说《楚辞》中的《远游篇》，也是内丹著作。当然，那个时候的人还不称之为“内丹”。清修派所谓的内丹，就是神气，《云笈七签》里有一篇《胎息经》，说：“修道者，常伏其气于脐下，守其神于身内，神气相合而生玄胎。玄胎既结，乃自生身，即为内丹，不死之道也。”修道之人，使神气交融于脐下，结合而成“玄胎”，就是内丹。内丹这个名词的提出是比较晚的。（资料图图源网络）

古代辑佚家都得是杂家原创作者：肖明舒来源：城市快报　　在古籍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中，从现存文献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古人也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　　我国有极为辉煌的文化史，汇集前人智慧结晶的古代典籍十分丰富，而在历史上，古代典籍文献受到战乱、水淹、火灾、虫蛀鼠咬等厄运，散佚数量巨大，以致当年《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有着“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的感慨。　　可以这样说，古代典籍的散佚和后世对文献的辑佚是一对“孪生兄弟”，历朝历代，总有“悯今世学者不见古籍，乃徧（同‘遍’）校唐以前诸儒撰述”的辑佚工作者，历尽心血辑佚亡佚典籍。　　辑佚工作者必是精通古籍之人。虽然典籍本身已经亡佚，但仍有零星片段曾经被别的文人引用，从而散存于其他典籍中，辑佚者将其他典籍中有关这本古书的资料搜集起来，重新编辑整理，以求最大限度地恢复亡佚古书的原貌。　　辑佚古书的工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文人开始着手进行，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辑佚工作者缺乏辨伪知识，辑佚作品的水平较低，无法和后世从事该项工作的学者相提并论。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南宋学者王应麟，他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事实上，辑佚的过程并非仅仅是翻阅古书、摘抄原文，因为很多现存书籍虽摘引亡佚书籍的文字，或因年代久远，这些文字被多人转摘，难免发生张冠李戴，或存在丢字添句的现象，辑佚工作者若想辑出一本古籍，不仅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还要熟悉目录学、版本学、考据学和训诂学的知识，并善于辨伪。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态度务必严谨，要一字一句地认真考证。　　自元以后，明清两代辑佚工作发展迅速，并出现了一批毕生贡献给辑佚事业的辑佚家，例如，嘉庆年间的严可均辑出一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书746卷，共收3497位作家的作品。在书中，严可均为每位作家加注小传，又遍检群书，一字一句，无不校订。这本集子耗费严可均27年心血，中国唐以前的文献皆荟萃于此，对保存和传播唐以前古文献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明代的《永乐大典》对于亡佚古籍的辑佚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本书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并收录元代以前诸多佚文秘典，被西方人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虽然其正本在明末战乱中亡佚，但其副本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时，尚保存全书的90%。乾隆年间，人们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亡书，包括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使这批亡佚古籍得以流传，这也是明清两代人对于保留中国文化成果的一项可喜成绩。

钱锺书读过多少书？仅中文笔记就摘记3000余种书原创作者：江胜信来源：文汇报左：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右：钱锺书外文笔记手稿图/文汇报

《中国文学史》：尘封60年钱穆唯一文学史首度出版来源：凤凰读书钱穆“学问淹博”，被称为“一代宗师”、“一位通儒”，无论历史、文学、哲学、经济，还是艺术、社会，都有其卓识，且造诣高深。钱穆曾多次讲到，他最爱的是中国文学。然而遍观其一生著述80余部，逾1700万言，却没有留下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系统专著。如今，这一憾事却以一种传奇的方式得到了弥补。 1949年，钱穆流落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在新亚书院，钱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成的体系。”但因乱世流离加之校务冗忙，讲稿并未能整理成书。所幸，钱穆先生的学生叶龙保存了当时所记的笔记。叶龙是江浙人士，学生中只有他能全懂钱先生的无锡国语，又恰好学过速记，所以笔记做得最好，“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钱穆曾查阅学生笔记，两次是助教查看，一次是钱穆自己查阅，均给了叶龙高分。就是说，叶龙的笔记是得到过钱穆充分肯定的。这些笔记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躺了60年。他“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2014年，已经87岁高龄的叶龙感到了把这些珍贵资料整理并传下去的紧迫性。如果这些东西在他手里失传，那不只是一人之损失，而是“钱学”之损失，“中国文学”之损失。他逐字誊写、校订、整理，并决定一边整理，一边在媒体上连载。连载几期后，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迅速联系到了叶龙先生。因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叶先生早有耳闻，并且颇有好感，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出版合同。《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消息引发了北京大学陈平原、南京大学王彬彬、中山大学黄天骥、复旦大学陈思和、南京大学莫砺锋、著名学人刘再复、德国汉学家顾彬等众多学者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热议。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慷慨作序，并亲自对图书编辑工作加以指点。终于，尘封60年，钱穆的文学史讲义辗转成书，我们有幸可以读到钱穆唯一一部文学史著作！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钱穆先生开篇第一课就讲:“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至于钱先生自己这本是否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文学史，这仍有待学界见仁见智的评论。不过，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Google可供查阅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钱穆讲授叶龙整理；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ISBN:978-7-5455-1749-1 定价：45.00元）内容简介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作者简介钱穆（1895-1990）国学大师、一代通儒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北。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其专著丰富，达80多种，逾1700万言。叶龙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能仁哲学研究所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前教授及前所长。新亚书院哲学教育系及新亚研究所毕业，曾师从钱穆多年。后获香港中文学历史学系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及哲学博士。

徐定茂谈徐世昌 2016年1月31日上午，北京出版集团邀请徐世昌后人徐定茂作了题为《徐世昌与民国》的演讲，下文为演讲实录。徐世昌，直隶天津人氏。生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病逝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生当中曾在河南省淮宁县做过书吏，入过翰林院，与袁世凯共事编练过新军，做过兵部左侍郎，后在民国七年（1918年）被安福系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可谓是晚清民初时中国的风云人物之一。

师从姜亮夫、章祖安诸先生的岁月| 傅杰专栏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国学大师姜亮夫195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图为浙江师范学院首届古汉语研究生与姜亮夫（后左3）合影。

念佛感应神奇，开悟不可思议。（图片来源：资料图）编者按：憨山德清（1546年11月15日－1623年1月15日），明代高僧，安徽全椒人氏，俗家姓蔡。十九出家，受具足戒。万历元年游五台山，爱憨山之奇秀，遂以憨山为号。先后住持青州海印寺、曹溪宝林寺，宣扬禅宗，倡导念佛与看话头双修。天启三年示寂，世寿七十有八，世称憨山大师，与云栖袾宏、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憨山大师学通内外、著述等身，圆寂之后，由门人福善、通炯、刘起相编辑刊行《憨山老人梦游集》四十卷。这篇故事，介绍憨山大师参禅悟道传奇经历。

刘震云获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系中国作家首次原创作者：易小燕来源：京华时报　　昨天，记者从长江文艺出版社获悉，知名作家刘震云于1月29日在第47届开罗国际书展上，被埃及文化部授予“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据悉，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是以表彰他的作品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　　刘震云的《塔铺》《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在埃及和阿拉伯语世界拥有众多读者，在知识界也影响巨大。对于此次的获奖，刘震云说，这对作者是一种鼓励，“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也随着这些作品来到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刘震云认为，一个作者之所以创作，也是想通过创作对世界知道得多一些。据了解，埃及文化部设立的“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旨在表彰对埃及文学及阿拉伯文学带来滋养的其他语种的作家。

“汲冢书”之迷探索之一——“娘娘庙说”已倒塌

历史学家李天祜李天祜(1916-1988)，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字受之，笔名毅人，历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44年西北师范学院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大学，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苏联史研究室主任、教授，指导硕士研究生。是甘肃省三、四、五届政协委员。多年从事世界历史方面的研究，专长苏联史，解放前曾发表过一些有关地理和历史方面的文章。主要论著《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列宁、斯大林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兰州大学学报 1958-04-02 苏联的新经济政策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59-07-20 也谈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兰州大学学报 1981-07-02 基督教的教阶制度及其主要派别兰州学刊 1984-08-28 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早期学说的演变兰州大学学报 1984-07-01 古代希腊早期居民初探兰州大学学报 1986-10-01

余华：我是怎么从牙医成为作家的？　　二十年多前，我是一名牙科医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手握钢钳，每天拨牙长达八个小时。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拨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我所在的医院以拨牙为主，只有二十来人，因牙疼难忍前来治病的人都把我们的医院叫成“牙齿店”，很少有人认为我们是一家医院。　　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名店员。　　我就是那时候开始写作的。我在“牙齿店”干了五年，观看了数以万计的张开的嘴巴，我感到无聊之极，我倒是知道了世界上什么地方最没有风景，就是在嘴巴里。当时，我经常站在临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馆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心里十分羡慕。　　有一次我问一位在文化馆工作的人，问他为什么经常在大街上游玩？他告诉我：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这样的工作我也喜欢。于是我决定写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文化馆。　　当时进入文化馆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学会作曲；二是学会绘画；三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作曲和绘画太难了，而写作只要认识汉字就行，我只能写作了。　　在1983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让我去北京修改我的小说。当我从北京改完小说回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小小的县城轰动了，我是我们县里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人。　　我们县里的官员认为我是一个人材，他们说不能再让我拔牙了，说应该让我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我进了文化馆。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个人是没有权利寻找自己的工作，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　　我从医院到文化馆工作时，我的调动文件上盖了十多个大红印章。我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心想这地方来对了。　　这几年很多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要放弃富有的牙医工作去从事贫穷的写作？他们不知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做一名医生不会比一名工人富有，那时候的医生都是穷光蛋，拿着国家规定的薪水。　　所以我放弃牙医工作去文化馆上班，没有任何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压力，恰恰相反，我幸福的差不多要从睡梦里笑醒，因为我从一个每天都要勤奋工作的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每天都在游玩的穷光蛋，虽然都是穷光蛋，可是文化馆里的是个自由自在和幸福的穷光蛋。　　我几乎每天都要睡到中午，然后在街上到处游荡，实在找不到什么人陪我玩了，我就回家开始写作。到了1993年，我觉得能够用写作养活自己时，我就辞去了这份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定居北京开始更自由的生活。　　现在，我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历史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和那些晴朗或者阴沉的白昼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离开写作了。写作唤醒了我生活中无数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我过去生活里曾经有过或者根本没有，曾经实现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　　我的写作使它们聚集到了一起，在虚构的现实里成为合法。二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写作已经建立了现实经历之外的一条人生道路，它和我现实的人生之路同时出发，并肩而行，有时交叉到了一起，有时又天各一方。　　因此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当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在虚构生活里纷纷得到实现时，我就会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　　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平乏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　　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文学里，生活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对白里，生活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时又真实可信的描写里……生活在很多伟大作家的叙述里，也生活在自己的叙述里。　　我相信文学是由那些柔弱同时又是无比丰富和敏感的心灵创造的，让我们心领神会和激动失眠，让我们远隔千里仍然互相热爱，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

狮子与老虎在中华文化中的对决我们说说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人如何划分虎与狮子的区别，虎在传统上被中国人视为百兽之王，但这只是中国人的定论。在西方狮子才称为兽中之王，或者是丛林之王，我们都看过《狮子王》的电影，印象应该深刻。那么老虎和狮子到底谁厉害呢？用我们小时候的话，谁能打过谁？其实它们都属于猫科动物，这两种大猫都是自然界的王者，不过它们生的环境不同，所以我们成语中有虎狼之争，有刚脱虎口又入狼窝这种形容，难却很少听到有狮虎之争，或者是刚脱狮口又入虎窝吧。这是因为中国大地以前多见老虎，却鲜有狮子，很少有狮子，狮子原产地不在中国而在非洲、印度、还有南美等地，据说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他打通了中国和西域各国的交往，狮子才得以进入我们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中这样写到，张帝章和元年，安西遣使献师子、扶拔”，说的就是在西亚的那个安西国，它就是在咱们今天的伊朗一带，派使臣给当时的汉张帝刘桓送来送来罕见的礼品，那就是狮子和扶拔。扶拔就是一种有鳞，但无脚的动物，这在当时的国都洛阳城，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此狮子开始走入了中国人的民俗生活不仅受到礼遇，而且国人对它是厚爱有佳，尊称它为瑞兽，抬到了和老虎不相上下的兽中之王的地位。中国文化中对于狮虎的看法不同，还在于自古以来人们把老虎视为凶恶之王，而历来却把狮子视为吉祥之物。在中国众多的园林名胜之中，各种造型的石狮是随处可见。古代的官衙、庙堂、豪门巨宅大门前，都摆放着一对石狮子，用以镇宅护卫。直到现在许多建筑物大门前，还有这种安放石狮子镇宅护院的遗风未泯，比如香港的汇丰银行的大楼前，就是大狮子。那么在我国佛教圣地五台山的许多寺庙，也多供奉着骑狮子的文殊菩萨像。传说这位专思人间联盟智慧的文殊菩萨则是骑着狮子，首先来到五台山显灵的，五台山也就成了文殊菩萨说法的道场。石狮子走向民间成为守卫大门的神兽，这种习俗大约是在唐宋之后，据程张先生的《元代石狮趣谈》考证，唐朝京城的居民都居住于坊中。一个土字旁，家一个方块的方块。这是一种由政府划定的有围墙、有房门，便于防火防盗的住宅区，其坊门多制成牌楼式，上面写着坊民。现在我们经常把坊这个字也说成街道，或者是居民区，比如说坊间流传，这个字是念(Fang三音)这个字念(Fang三音)，也念(Fang二音)就是这个土字旁加个方。在每根坊柱的柱角上都加放一块大石块以防风抗震，工匠们于是在大石块上雕刻出狮子、麒麟、海兽等动物，既美观又取决于纳福招瑞吉祥寓意，这是用来这些瑞兽来护卫大门的一种雏形。那么，宋元以来坊退出了历史舞台，一些有钱人家为了张扬自家的声势，把原来的坊门的样式简化，改造为门楼，仿造原来坊门所用那种加柱石那样子，将石狮等瑞兽雕刻在石柱之上，此风被保留下来，相传承袭。确实正月新年舞龙舞狮，而不是舞龙舞虎，大概也表明了民族文化中狮子是要比老虎更为吉祥了。

文渊阁与《四库全书》原创作者：向斯来源：光明日报文渊阁图/故宫博物院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是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它是中国古代汉族宫殿建筑之精华，坐北面南，阁制仿自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下诏征书，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文华殿后之皇宫藏书楼建成，乾隆皇帝赐名文渊阁，用于专贮第一部精抄本《四库全书》。

马悦然的中国作家朋友圈：因力挺莫言饱受非议原创作者：谢红梅彭彩萍郝嘉奇来源：南方都市报马悦然资料图片　　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生于1924年，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讲座教授。曾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40年之久。　　青色唐装外套，白色对襟衬衫，91岁的瑞典人马悦然一身中国文人的经典装扮。这也是他自己最喜欢的打扮。作为诺贝尔奖终身评委、世界知名的汉学家，马悦然与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交情匪浅。上周末，来澳门举办讲座的马悦然接受南都记者独家专访，解密与中国作家的情缘。

南图藏汤若望《坤舆格致》发现记原创作者：韩凤冉来源：东方早报南图藏汤若望《坤舆格致》图/东方早报

民国四大日记“海选” 原创作者：张荣明来源：澎湃新闻网《竺可桢日记》图/澎湃新闻网

金庸幼年曾读《荒江女侠》《射雕》受其影响原创作者：刘国重来源：羊城晚报金庸图/羊城晚报

徐悲鸿书赠章士钊乐天斋匾额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陈小松来源：扬子晚报徐悲鸿书赠章士钊的“乐天斋”匾额图/扬子晚报

刘庆邦：卖书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刘庆邦来源：文汇报　　上次我写过一篇《卖烟叶儿》，意思是说我不会叫卖，不善讲价钱，卖东西只能是吃亏。我拿烟叶儿说事儿，背后的话是想说，不仅卖烟叶儿，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卖，包括卖书。有了那篇东西，这篇小文不写也可以。可不写又觉得不尽意，还是把卖书的事儿也写一写吧。　　我1972年开始写小说，写了四十多年，出了五十多本书。书有商品属性，也要拿到市场上去卖。回忆起来，我曾参与卖过两次书，一次是卖我的中短篇小说集《遍地白花》；还有一次是卖我的长篇小说《红煤》。　　这两次参与卖书，也不是我自己要卖，是出版方安排我到书店签售。出版社为你出了书，希望你能够配合书的宣传推广工作，以期取得好一点的效益，你不配合也不好。《遍地白花》是作为“作家档案丛书”之一种出版的，那套丛书的第一辑一共出了十位作家的作品集，我记得有林希、贾平凹、阎连科、周大新、阿成、毕飞宇等人的。应该说那套书的创意很不错，书做得也很讲究。书里收录了作者的处女作、代表作、有争议的作品，还收录了作家所出版的作品目录、作家创作经历的大事记和一些老照片，的确具有回顾和“档案”的性质。反正我对自己的那本书是满意的，愿意把书带回老家，分发给兄弟姐妹们看。书出版之后，出版社的领导把作家们召集到北京，在出版社的编辑部举行了一个首发式，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之后，作家们便转移阵地，到王府井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活动。　　该书店是北京一家老牌子的书店，书店营业面积大，书的品种齐全，去那里买书的人历来很多。我想，我们一帮人去那里签售，会不会给书店带去一番热闹呢？会不会对书店当日的营业额有所提升呢？我不止一次看过晚报的报道，说某作家到某书店签名售书，读者排队排得很长，以致作家签名签得手腕都疼了。我虽然不敢奢望出现那样的场景，但我们一下子去了那么多人，总该有一些集体效应吧！结果不但“排长队”和“手腕疼”的场景没有出现，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签售现场是那样的冷冷清清。我一本书没签不用说了，别的几位作家也就是签三五本就完了。书店里人来人往，我们坐在那里有些尴尬，脸上都有些挂不住。有的作家到门外抽烟去了，有的作家开始溜号。此处不可久留，见别人溜，我也开溜。我溜得有些灰溜溜的。　　事后我有不服气的地方，也有想不明白的地方。要说我的粉丝不多，在读者中没什么号召力，我承认。可我们其中的一些作家，粉丝是很多的，在读者中是很有号召力的，那天他们为什么也没得到读者的拥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人太多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一时失去了选择的方向呢？　　签售《红煤》的地点，是在郑州的一家大型图书商城。之所以专程从北京到郑州，出版方考虑的是，我的老家在河南，我写的多是家乡的故事，我在河南的读者或许会多一些。一路上，我心里有些打鼓。说实在话，对于我在河南的读者是不是多一些，我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再说，一个没什么大本事的人，写点儿东西是我的爱好，是我个人的事，我并不想让过多的家乡人知道我的写作生活。出版方当然希望我的名气越大越好，而我对所谓名气持的是保守的态度。　　图书商城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他们在当地的媒体发了签售预告，在签售现场扯了条幅，摆了桌子，桌子旁边摞了一大摞《红煤》。他们精心把《红煤》摞成螺旋状，使一堆书呈现的是上升的趋势。我估计，这一堆书至少有二百本。这本书的装帧很不错，紫红色的底子烘托着两个黑色的大字。书名是贾平凹兄帮我题写的，印在书的封面上有凸起的效果。用手一抚摸，仿佛书上真的镶嵌有两块乌金一样。商城承办这样的活动，当然会有商业方面的考虑，会有经济效益方面的预期。然而，真的对不起，我让老乡们失望了。我记得很清楚，只有六位买书人让我给他们签了名，此后，再没有人买我的书。有人拿起书翻了翻，似乎还没看到“煤”和“挖煤人”之间的联系，就把书放下了。还有人把坐在桌后的我，和条幅上我的名字对照了一下，好像仍不知道我是谁，一直走了过去。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很不舒服，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想起少年时代那次到集上卖烟叶儿的事。烟叶儿里含有尼古丁，是真正的毒草，别人不愿意买是对的。可我的书里一点毒素都没有，别人怎么也不愿意买呢！我还想起那次在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集体签售活动，那次买我们书的人虽然不多，也让我们觉得有些尴尬，但有朋友们互相遮着，大哥别说二哥，谁都不必把责任揽在自己头上。这次情况不同些，这次我唱的是独角戏，观众买不买账，责任只能由我一个人承担。想溜是不可能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在那里干坐着。人说求人难，没想到卖书也这么难。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些可怜巴巴，真正体会到了如坐针毡的滋味。　　让我现眼的事还在后面。定是在媒体上看到了信息，我的一个在郑州打工的堂弟和一个在郑州做生意的亲戚，到签售现场看我去了。他们大概以为我干的是一件露脸的事，就去给我捧场。他们的出现，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我暗暗叫了一声坏了，这一次现眼算是现到家了。不过，他们去看我也有好处，我可以和他们说说话，问问老家的一些情况，总比我一个人在那里干坐着好一些，时间上也好熬一些。　　不少朋友劝我，不要写小说了，去弄电视剧。说弄电视剧挣钱多，也会扩大我的名气。对这样好心的劝说，我总是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听不进去。该怎么说呢？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一辈子能写多少书，能挣多少文名，能挣多少钱，都是命里注定。我们得认命，命中没有的，我们不可强求。

最简单的3大迹象预示长命百岁看一个人是否长寿有多种说法，常听到的有长眉毛、高前额、大耳垂还有手掌生命线，这些出自面相和命理的征象缺乏科学性，不可全信；另一些说法有些生理学依据，但缺乏普遍性，如瘦小、能睡、无寿斑、六十岁前无疾患等。以能睡为例，有的人一躺下就能呼呼大睡，活得长命；但有的人睡眠时间过长，反而短命。科学家们经研究发现，以下三种征象与健康长寿确实有关，有兴趣的长者可以自我测试一番。一、心率偏慢每个人的心跳速度是不同的，有的人每分钟只跳六十多次，有的人却要跳动九十多次。每分钟相差三十次，一天即是相差四万次！心脏跳得太快，肯定会让心脏耗费太多力量，引起劳损，缩短寿命。心率慢，但能确保它的正常收缩和舒张活动，满足人体血管中的血液循环需求，且是长期稳定，功能健全的慢心率，则与长寿成正比。二、肺活量大肺活量是指一次尽力吸气后，再尽力呼出的气体总量。大多数人的肺活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然大多长寿老人可以保持年轻时的肺活量。目前国外有很多机构已将肺活量作为检测衰老的首选项目之一。三、手握力大美、英两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握力大的长者不但身体强健，体内各个器官正常运行，而且反映人的骨密度更高，人也就更长寿。(文章摘编自大公报作者：思健)

世界三十七大帝国排行前十名中中国占几个? 对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帝国的综合实力进行比较和排名，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本文探索采用可量化的客观指标对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帝国的综合实力进行比较和排名的方法，采用了面积、人口构成比、GDP构成比、延续时间四个可量化的指标，对各大帝国进行分项和综合排名。数据主要从琼斯的《世界历史人口图集》、胡焕庸的《中国人口史》和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提取。前十名中国占据六个奥斯曼帝国排名靠后以前面4项每一项排名最高的定为100分，其它的按比例分别给分，计算37个大帝国每一项的得分指数，再将4项得分指数相加进行综合排名。可看出，综合以上几项，在13世纪横扫了欧亚大陆60%以上地区的蒙古帝国，是人类历史上头号帝国；在19世纪势力范围遍布五大洲的大英帝国，在这个排行榜上仅次于蒙古帝国；而曾统治了世界36.6%人口的大清帝国，则排在第三位。而21世纪初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去跟古代大帝国PK的话，只能排名第10位，作为20世纪另一个强权的苏联则只能排在第18位。

张之洞的收藏与鉴识本文摘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宗鲍，原题：《张之洞的收藏与鉴识》核心提示：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图为：张之洞私人藏书：《日本地理兵要》，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名家笔下的年味编辑：资讯编辑来源：人民网春节图/来自网络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今天是农历腊月廿三，也是我国民间俗称的“小年”。其实，“小年”并不“小”，古话说“二十三，糖瓜粘，灶君老爷要上天”，人们开始进入准备过年的阶段，空气中仿佛都含着灶糖甜滋滋的味道。春节临近了，美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今天，让我们跟随名家，一同感受“舌尖上的年味”。

余华：我的文学白日梦原创作者：余华来源：《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我是第二类作家　　我刚刚开始喜欢文学时，正在宁波第二医院口腔科进修，有位同屋的进修医生知道我喜欢文学，而且准备写作，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他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他劝我不要胡思乱想去喜欢什么文学了，他说：“我的昨天就是你的今天。”我当时回答他：“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那时一九八〇年，我二十岁。　　我九三年开始用电脑写作，已经是386时代了。前面用手写了十年，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都起了厚厚的茧，曾经骄傲过，后来认识了王蒙，看到他手指上的茧像黄豆一样隆起，十分钦佩，以后不敢再骄傲了。打这些字时仔细摸了一下自己右手的食、中二指，茧没了。王蒙286时代就用电脑写作了，比我早几年，不过我敢确定他手指上的茧仍在，那是大半辈子的功力。我的才十年，那茧连老都称不上。　　我从短篇小说开始，写到中篇，再写到长篇，是当时中国的文学环境决定的，当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文学出版，起码是出版不重要，当时的写作主要是为了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现在我更愿意写长篇小说了，我觉得写短篇小说是一份工作，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完成，故事语言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写长篇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年甚至几年都不能完成，作家在写作的时候，笔下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出现变化时，他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可能也在变化，所以事先的构想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被突然抛弃，另外的新构想出现了，写长篇小说就和生活一样，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我喜欢生活，不喜欢工作，所以我更喜欢写作长篇小说。　　多年前我刚刚发表《活着》时，有些朋友很吃惊，因为我出乎他们意料，一个他们眼中的先锋作家突然写下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他们很不理解。当时我用一句话回答他们：“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现在我越来越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我只能用大致的方式说，我觉得作家在叙述上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作家通过几年的写作，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的叙述系统，以后的写作就是一种风格的叙述不断延伸，哪怕是不同的题材，也都会纳入到这个系统之中。第二类作家是建立了成熟的叙述系统之后，马上就会发现自己最拿手的叙述方式不能适应新题材的处理，这样他们就必须去寻找最适合表达这个新题材的叙述方式，这样的作家其叙述风格总是会出现变化。　　我是第二类的作家。我刚刚写下《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以为找到了自己一生的叙述方式。可是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我的叙述方式完全变了，当时我以为自己还会用这样的方式写下几部小说。没有想到写出来的是《兄弟》，尤其是下部，熟悉我以前作品的读者一下子找不到我从前的叙述气息。说实话，《兄弟》之后，我不知道下一部长篇小说是什么模样，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当某一个题材让我充分激动起来，并且让我具有了持久写下去的欲望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尽快找到最适合这个题材的叙述方式，同时要努力忘掉自己过去写作中已经娴熟的叙述方式，因为它们会干扰我寻找最适合的叙述方式。我坚信不同的题材应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我的叙述风格总会出现变化。我深感幸运的是，总是有人理解我的不断变化。有读者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先放下以往的余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兄弟》本身来阅读，试图了解到作者到底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告诉我们什么？”

“天禄琳琅”与古籍之“形式鉴定” 原创作者：陈振濂来源：杭州日报　　最近，收到故宫发来的消息，称明年将举办以《石渠宝笈》收录的书画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希望提供宏文云云。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同是乾嘉时期事关古籍的《天禄琳琅》的煌煌大举。　　乾隆时代是一个高度重视文化的时代，姑且不说这个重视是在振兴文化还是在毁灭文化，至少在今天，四库全书这样的钜制，是人人都十分膜拜有加的。乾隆九年，下旨清点内宫藏书，并开列其中宋元明版珍本善本移藏于乾清宫东侧昭仁殿，形成专门的御书库。乾隆四十年，又有旨命于敏中、彭元瑞等大臣编出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嘉庆二年秋，这批藏书因乾清宫大火付之丙丁，损失惨重。于是再由彭元瑞选择各种善本，编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以昭仁殿再作庋藏之所。今天我们所指的天禄琳琅，即指《后编》所涉的这批宋椠元刊及明刻善本。　　清季社稷动荡，宫内书画大量流失，古籍亦难幸免。首先是《天禄琳琅》有前编和后编，鱼目混珠有相当的施展空间，一般人不可能对前与后有十分清晰的目录印象。后者推前者或前者说后者，是常有的事。其次是许多当年的确是《天禄琳琅》编内的古籍珍本，为宫内太监偷出来换银子，又怕露馅获罪，遂伙同书贾将每册前后副页中的“天禄琳琅”诸玺裁去，以消除追究凭证。这样的情况在许多流通市场上多次见到。再有就是我们能见到的普通仿冒，如以普通古籍仿钤“天禄”诸玺以充皇宫旧藏；即使本来就是宋元珍本，倘有“天禄”之玺，入过宫，当然身价倍之。因此，本来作为清宫内府皇家收藏的“天禄琳琅”，只要凭书目即可知端倪始末；但百年多的时间筛汰，反倒使它渐渐地模糊起来，以至一遇到先得考虑真其伪问题了。目前在拍卖场上，如果遇到“天禄琳琅”之玺的古籍，自然不敢全信以为真了。　　与一般古籍目录主要是从内容的辨证出发、如同时著名的《四库全书总目》重在从书目去作“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纯学术工作不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更多地着力于古籍版本学的描述与比较。因此它更多的是立足于版本图像格式的对比取证，几如书画鉴藏式的记录，而不仅仅限于文字内容意义正误的证明。这与《天禄琳琅》重善本的收藏宗旨有密切关系——同样一部《杜工部集》，普通的当世刻本在文字内容上与宋椠元刊孤本善本并无差别，但在版本学意义上却有天壤之别。从这个立场上说：同是古籍，书目提要如《四库全书总目》，是以学术为本；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则是以学术中的艺术(美术）考辨比勘为本——学术是目标；而艺术（美术）则是方法与手段。由是，许多学者在谈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时，都按照学界惯用的术语，以为是清代乾嘉版本目录学的开山之作与典范；但在我看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是版本学的开山，却不涉目录学的创新典范。版本学是研究版式格式之年代与刊刻经过，是针对古籍之（视觉）形式而发的；目录学是研究图书分类与书目，是针对古籍之文字内容而发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示范意义，是在于它是版本学的典范而不在于它是目录学的典范，或者说，《天禄琳琅》是以图像学格式学刻书史学显示出的典范；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分类学目录学语义学的典范。只不过在清末民国西学东渐、学术界开始沿用西方大学的分科意识之后，为了分类方便，我们习惯于在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中将“版本目录学”合并对待，于是不再细分其间的差别，遂至一遇到《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大抵笼统对待之，反倒分不清其中的美术手段（版本图式）与学术手段（内容意义）之间的区别了。　　即使是《天禄琳琅书目》的相关研究乃至后世的收藏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与内容路径。比如在内容研究中，可以有昭仁殿的庋藏缘由、时间、火灾的发生与损失、后编的发起、其中宋椠元刊的选择；比如据说《后编》对于善本的判断在质量上不如《前编》，尤其是宋元孤本误判率超过一半，题为宋版，其实只是明版甚至清刻本；而题为明版，或许又可能是宋元椠本；它表明彭元瑞的眼光不如于敏中，又可能有时间仓促的原因。又比如编纂过程、皇室背景、体例、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善本特藏的来源、选择标准、焚毁事故、重建、典守规则、总量、维护、流传与几代散佚现象。这是目录学和《天禄琳琅书目》专题研究的范围。但如果是在形式研究中，则可以有宋元善本孤本的用纸、框格、开本、书眉、行距字距、字体、刻刊、乌丝栏、墨色乃至历代钤印、流传嬗递；读书时的句逗、眉批、夹注方式；收藏家的题跋以及它背后的年代学意义与文化涵义、更涉及古籍印刷史、刻刊史，这是版本学的研究范围。　　《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后编）所录书目，有的在长期流传过程早已被截头去尾、身首异处；分藏各家，均是残佚，不通过细细比勘，许多散页就无法复原。而这些比勘，靠的更是版本学（而不仅仅是目录学重视内容）的宋椠元刊每一页面的视觉形式对比，它已经成为今天古籍善本鉴定、收藏的主要依据。　　1995年是古籍拍卖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年代。在国家对文物从原有禁令到鼓励进入市场交易的开放政策于1990年代初推出之后，正是在1995年，嘉德拍卖公司第一次上拍的古籍《欧阳文忠公集》，正是“天禄琳琅”的旧藏。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录。而随着研究深入，我们今天又通过《天禄琳琅书目》研究，找到了过去一直处于含混状态的“版本目录学”名目中所包含的“版本学”（美术鉴赏依据）与“目录学”（学术辩证依据）的差异，并以此确定了《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后编）在古籍鉴定收藏中独特的（美术式）创新地位。

瞩望新轴心时代 --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汤一介瞩望新轴心时代 --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自序 2000年，我已经73岁了，到这个年龄要想写一本大的专题研究著作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学术生活呢？此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有个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编《儒藏》。因为前人已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辑一部《儒藏》，早晚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环境，我没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学问题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说，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编《儒藏》，另一方面还在思考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术生活，也许两方面都做不好。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个重大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启动，总会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北京大学中标了，并由我出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习惯，我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学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还是写了若干篇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在这本集子中，我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采择19篇。另有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1983年为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中国佛道两教的研究，此次发言令我转而对儒学发生兴趣。这篇小文也许对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所帮助，故此作为附录选入吧。本文集中还收入6篇我为前辈及友人著述所写的序言，读者或可从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问题的路子。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盖“五经”（或“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发端于孔子的儒学自觉地继承、阐扬着“五经”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国社会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身体性命之学开启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独有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冲击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反思、自省其哲学传统的契机，让我们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吸收什么，从而使中国哲学文化得以在现时代反本开新。反本才能开新；尤为重要的是，反本是为了开新。本文集收录了部分报刊记者对我的访问记。这些访问记在发表前大体都给我看过。之所以收录这些访问记，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我写作的背景。我写文章大体上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与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思、所感密切相关，我往往是有所思而发。我想，从这几篇访问记，读者或许可以对我为什么写这些论文的原因有所了解。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理想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我自知学术基础并不很好，而且也并非天分很高的人，文集中难免有错误，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会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来接受的。 2013年8月29日

缩微复制：30年记录15万种珍贵典籍原创作者：杜羽来源：光明日报图/光明日报数字时代，我们还需要胶片吗？缩微人这样回答：能够保存500年以上的胶片，稳定性好、安全性强，在文献资源长期保存领域的作用不可替代。30年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及其25家成员馆共通过缩微技术拍摄珍贵典籍近15万种、6700余万拍，其中至少有20%的原始文献现在已经完全无法阅读。

拿破仑爱书如命曾设随军图书馆编辑：资讯编辑来源：内蒙古日报　　拿破仑：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　　10岁时，拿破仑到了巴黎的布里恩诺少年军校读书。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16岁的他不得已中途辍学，当了一名炮兵少尉，从而开始了艰苦的自学生活。　　他寓居在瓦朗斯城的一座咖啡馆内的小屋里，常常一个人坐在闷热的房间，两眼紧盯着书本，废寝忘食刻苦读书。　　咖啡馆附近正好有一家出租书籍的铺子，这为他广泛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在租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完全顾不上老板的白眼。　　1798年，拿破仑调任法国远征埃及军总司令，在“东方号”旗舰上，他设立了一所小小的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都是他亲手挑选的。40多天的海上航行，由于晕船，拿破仑无法读书，他就躺在床上，让人为他大声朗读。当1807年法俄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拿破仑曾因在前线无书可读而大发雷霆，他写信质问巴黎有关人员，命令他们把所有新出版的书籍和新书预告迅速送来。拿破仑一生指挥了近60次战役，几乎每次都带着一个随军图书馆参战。　　林肯：见到渴望的书就挪不动步　　林肯是美国的第15任总统，小时候，家里没钱送他上学，他只能想方设法借书读。　　有一次，妈妈让他去邻居家送木柴。告别的时候，林肯突然见到一本渴望已久的书，便再也挪不动步了。他站在邻居的书架前，入迷地读了起来。邻居见他这么喜欢这本书，就大方地借给了他，让他拿回家去读，还叮嘱他不要把书弄脏了。林肯感激地说：“我一定好好保管。” 　　林肯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看起来，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直到妈妈催促他上床睡觉，还舍不得把书放下。临睡前，他小心地把书放在柜子上，上面还盖了一张旧报纸，这才安心地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他赶紧跳起来，扑向那本书。可是书已经被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淋湿了！他捧着书，伤心地流下眼泪。　　第二天，他拿着书到了邻居家，局促不安地说：“真对不起，我把您的书弄脏了。可是，我没有钱赔给您，就让我给您干三天活儿吧。” 　　邻居见到林肯诚恳的样子，就亲切地对他说：“算了，这本书就送给你了。”林肯高兴极了，连声道谢。

吴荣光藏书的聚与散原创作者：韩健来源：佛山日报吴荣光像图/佛山日报　　吴荣光的书名和鉴赏能力早已为书画界所熟知，但其藏书之丰却鲜有人提。其实他在为宦之余，最喜藏书。　　自二十七岁进京入翰林院到四十六岁赴陕西为官，二十年间藏书达八千册，如果不是期间被革职后为生计而挥泪卖书，或许数量还不止于此。其后他因出京为官，携书不便，又将常见书籍分送好友，图书藏有量又随之减少。但对于爱书人来说，数量的减少只会激发他购书的欲望。在此后的岁月中，宦途顺遂的吴荣光在闲暇之时便访碑寻书，期间虽将二千余册图书赠予福州凤池书院，但藏书的增长趋势已与他的官位成了正比。到五十三岁时，吴荣光的藏书量已达两万册。为保存这些图书，他特在佛山故宅旁购地建楼，并因藏书中有皇帝所赐而命名“赐书楼”。　　吴荣光到六十八岁致仕，从建楼到致仕这期间的购书量虽然无从查考，但想必也不会少。致仕后的吴荣光恢复了读书人的本色，在年老体衰之时，依然手不释卷，一心向学。他考订《历代名人年谱》、编辑《周礼》、《诗经》读本，整理自己的诗文集，所参考凭借的正是他那几万册图书。　　吴荣光在当年建楼藏书时，或许想着他的子孙会在这些图书的熏陶下延续自己读书入仕的道路，但不想他的家族却随着他的去世也与清朝的国运一样，开始走向没落。他的两个儿子尚忠、尚志才具平庸，无法走科举正途，只能以捐官入仕。父亲在时，虽有荫护，但也只是候补小吏。父亲过世，其仕途情况可想而知。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吴荣光的故宅大树堂（当然包括赐书楼）已被子孙拆卸卖光，时人过此，只见瓦砾遍地，一片荒凉。而他的书画图书除部分被其侄孙吴荃选购得外，大部分散佚殆尽。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吴氏筠清馆字画被上海书贾程秉铨等，到佛山贩卖殆尽，可见吴荣光的一生辛苦所聚，最终还是流落于沪上，沦落于天涯。　　吴荣光的藏书聚散虽只是他个人的悲哀，其实也是中国藏书史的缩影。无论是家法谨严的天一阁，还是显赫一时的皕宋楼，最终都逃不过天灾人祸，散佚殆尽的命运。因此，当现在古籍收藏愈发火热时，我们的藏书家们在“聚”的同时一定要想到“散”，最好如比尔·盖茨在资产还在不断增长时就为身后财产做好了安排。因为一切身外之物聚散终有时，与其留给后人糟蹋和争夺，不如自己妥善处置。当然，世上如此豁达之人恐怕不多，笔者说此也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聊供大家参考或一笑罢了！

尼雅古城消失之谜：与盗墓贼挖出的《穆天子传》有关？齐东方来源：广州日报大约在尼雅消失的时候，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多少和尼雅有点联系。当地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但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却见到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上面有字。尼雅古城（资料图）大约在尼雅消失的时候，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多少和尼雅有点联系。当地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但并没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有许多金银财宝，却见到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上面有字。不准大失所望地跑了。后来人们看到了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由官府出面拾掇到一起。中央朝廷得知后，派人整理校定。原来不准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安厘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今存《穆天子传》不过六千多字，书中说周穆王西巡到今内蒙河套以北时受到人们的欢迎，献给他美玉，并告诉周穆王此玉采自昆仑山，昆仑山还有美丽风光和奇花异木，周穆王遂决心西巡。他到了塔里木盆地，又登上帕米尔高原，在这里他又一次接受了当地酋长赠送于阗(今和田)美玉。人们普遍把《穆天子传》上的记录看作是中国最早见到的关于新疆南部的记载，并自然同“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而周穆王获得的于阗美玉，出产地点正是包括尼雅在内的和田地区。提到“丝绸之路”，人们还会想到两个人的名字，一是西汉张骞，一是东汉班超。他们的故事世人熟知，不必多说。只是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否与尼雅有关呢？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捕获，经历了十余年的囚禁出逃后，不敢再由原路返回，改由越帕米尔高原经莎车、于阗之路。第二次出使也派副使到达了于阗。遗憾的是张骞通西域，没能留下详细的记录。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身为文官的班超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窦固将军出征西击匈奴的行列。班超被窦固委任率一支36人组成的分队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招附西域各国。班超卓越的才能赢得朝廷上下和西域诸国人们的信赖。公元75年，汉王朝内部动荡不安，要将西域兵撤回，班超临行时，各国官吏百姓执缰哭泣，苦苦挽留。班超见状深受感动，决意抗命不归，仍团结、联合西域诸国抗击匈奴。平定诸方后，汉章帝非但未追究他违令之罪，还任命他为西域都护府都护，封定远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周穆王、张骞、班超是否来过尼雅。周穆王的时代太早，连推测也不敢妄为，张骞即使可能到过尼雅，也不过是路过而已。然而班超在西域度过31年，当时又正值尼雅繁荣时期，他到过尼雅应该没太大问题。不过，文献没有记录，尼雅出土文物中也难以简单与此挂钩，还是只作为猜测保留吧。（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唐时期考古、历史、文物、美术教学与研究。）

如何培养优质藏书家来源: 广州日报 (广州) 思郁熟悉藏书史的人都知道，藏书家是如何的一群人。他们固然为搜集各种珍本图书不遗余力，但是当这种对书之爱上升到一定痴迷程度后，这群人就变成了“书奴”，为了一本好书，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多愁善感、乖戾颠倒、自私自利、不切实际、奢侈放纵、反复无常。二十世纪著名的藏书家之一罗森巴赫博士提到：“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有人甘冒倾家荡产的风险，不远万里，走遍半个世界，和朋友绝交，甚至撒谎偷骗，都是为了一本书。”他甚至说藏书家、他的同行，都是“一群展翅待飞的秃鹫，耐心地等候某个同行归天，随后就猛冲下来扑向逝者的藏品，凶残地攫走一些垂涎已久的珍宝。”描述得藏书家像是一个自相残杀的非人类族群。如此说来，藏书家只能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但是偏偏有人不信邪，想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出优质藏书家。哈佛大学的乔治·帕克·温希普是哈佛的首位珍本藏书专家，这位知名藏书家除了打理哈佛图书馆的珍本藏书，还有一项别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他能从一大群学生当中认出将会捐助母校的人，同时用别出心裁的方法培养他们对藏书的兴趣。这门神秘培养藏书家的课程，上课环境也别具一格。学生不是在普通的教室上课，而是聚坐在装潢雅致的珍本藏书室。在那个如宫殿一般奢华舒适的藏书室里，学生们围着熊熊的炉火，聆听导师温希普娓娓道来。温希普时不时把玩着泥金装饰写本与摇篮本，让学生细细端详。他很少做指导，谈得最多的是欣赏书籍之美与书籍的文学背景。他强调的是作为创造物、艺术品、时空等重要因素的书，而不是斤斤计较于页码、校勘等寡淡无味的枝节。这种别出心裁的讲授方式，再加上温希普的妙语连珠、学识渊博，让当时上课的学生乐在其中，如痴如醉。这种独特的培养藏书家的方式还真有效果。不少修过温希普课程的富家子弟，在成为了各大家族的继承人之后，都逐渐沉迷于搜集图书之好。他们不少人都出资在哈佛建造存放珍本古籍的图书馆，向自己的母校捐献自己收藏的私人藏品和名家手稿。

美学家李泽厚被赞接地气曾鼓励知识分子做生意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张瑾华来源：钱江晚报　　中华书局在这个秋天出了7本洋洋洒洒的李泽厚对话集。　　记忆中的李泽厚，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与他齐名的文化学者刘再复，以《性格组合论》著称。那是一个大学讲座满天飞的时代。但见学哥学姐们脸上红扑扑的，兴冲冲在傍晚从一处赶到另一处，听各种文化思潮的讲座。上课可以逃课可以打瞌睡，但有些讲座可一定要去听，最好是坐在前排。　　现在书架上的几本李泽厚，如《美的历程》、《走自己的路》、《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都是1995年前后买的。　　好像是在西方文化思潮和一大拨眼睛开始朝外看的中国青年之间，站着李泽厚等几个中介人。有了他们，仿佛就有了中国通向世界文化的桥梁。　　现在青年们喜欢说时尚，那时青年喜欢谈美学。从来不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谈论美学有酸气。　　慢慢地知道，其实李泽厚是很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　　李泽厚一直以来都是接地气。作为学者他并不高高在上远离大众，而是对着青年和学生们大声说话，笑得很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巨变，从不曾令他这个思想者大惊小怪。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鼓励年轻知识分子去做生意，90年代后市场经济大踏步前进，开始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甚至使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商业化。他也并非就此忧心忡忡，还说不见得这就是坏事。他也不担心知识分子下海了，学问就没人做了，因为下了海的，“做不好的，不会做的一定还会回来。” 　　他反对精英文化，主张文化多元化。他佩服陈寅恪也欣赏易中天。这个时代，最有名气的不是学者，而是歌星影星这些，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很看得开，劝有精英心态的人不必太感伤，因为过去的“风光时代”不会再有。　　李泽厚曾大热过，那么到了今天，他是否还能直面当下的问题来应对？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落伍、过时了？这套丛书的责编申作宏先生，首先提出过这样的设问。　　“李泽厚并没有退下中国思想文化舞台。”申作宏说，“李泽厚从不回避民族的需求和时代的问题，他从当前人们精神道德问题出发，以哲学的创造性为主，通过提出心理本体和工具本体的主体性哲学，针对人一生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审美、如何安身立命，或者说针对人活着、如何活、为什么活、活得怎样等重大问题，在哲学上进行宏大的理论建构和思考，实际上就是在以哲学理论推动人们精神危机的解决。” 　　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无处不在，在21世纪的当下，我们既要面对中与西的冲突，也同时面对着新与旧的冲突。在各种风潮的交汇中，李泽厚说：“真正的儒家精神，恰恰可以包容这些。” 　　李泽厚站在众声喧哗的当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中国未来恰恰应该做“文明的调停者”，在强劲发展中以平和谦逊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正符合儒家精神。他说，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是具有世界性的。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今年5月，84岁的李泽厚从美国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做讲座，依然引发了新生代大学生们的热情。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家被当成偶像的时代，马云、马化腾等商业英雄自然是商业时代的新偶像，但如李泽厚大弟子赵士林说，“从人类文化的积淀来说，思想家肯定是人类文明的峰巅”。思想家的魅力，相信即便在这商业的，消费主义的时代，依然会放出自己的光泽。　　“中国是充满潜力的，中国能走出自己的道路。前行的路虽然会不断地出现各种恶，但善也在进化，正能量也在增长。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李泽厚从未去诅咒，只会给我们燃起蜡烛，照亮前行的路。与此同理的是，我们阅读李泽厚，借鉴李泽厚，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当下。”申作宏如是解读李泽厚。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之问对李泽厚而言，似乎只有肯定的回答。　　一个乐观者李泽厚。他推崇鲁迅，却也不常横眉冷对，而是微笑地，面对着这个充满变革的世界。他的乐观并没有熬成空洞的心灵鸡汤，而是丰满我们的理想。他一路走来，一路想来，说的那些话，当下的青年人不妨一听。

成吉思汗被称"人类帝王" 60多次战争几乎无败绩核心提示：美国作家哈罗兰姆称成吉思汗为“人类帝王”。何以有这么夸张的评价？这位蒙古领袖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无一败绩。成吉思汗资料图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徐宏力，原题为：《成吉思汗被称"人类帝王" 60多次战争几乎无败绩》

齐白石的待客之道原创作者：李舒来源：新浪读书　　去某朋友家做客，请我吃他最喜欢的北海道白色恋人饼干。抠抠索索半日，从铁桶的饼干盒子里掏出一块给我，絮絮叨叨说：“这是你来，所以请你，一般人我才不给。”笑得昏天黑地，觉得眼前是齐白石附体。　　白石老人的“抠门”，其实是老时代人的惜物。在街上买东西，包鞋、包书，包糖食的纸分大小都留着，起画稿用，北京画院曾经展览过，穿衣镜上面都藏着包书纸片，上面写着难以辨认的药方；“内联升”的包鞋纸上，画了一个持弓搭箭的人，旁边注明画时执弓的手要下移一寸；废纸上画了一个瓷瓶，上面有鸳鸯荷花，据说是在古董店看到回来临写的，说可以给小儿辈当传家画稿，“可当水田几亩”；客人带了卤肉来，卤肉外面包着大白菜的叶子，齐白石仔细把白菜叶子抖干净，吩咐家里人把这片菜叶子切切，码上盐加点秋油，自己也吃得很开心。　　不过有一个人，却是例外，1948年秋天，赵清阁第一次走访北平，10月13日下午，她带着好友凤子、凤子新婚的丈夫沙博理，和电影制片厂的徐厂长等人去跨车胡同拜访齐白石，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截然不同的齐白石。　　赵清阁的北平之行，除了拜见各种旧雨新知，也有很好玩的细节，比如某日和一位“老北平”同行，主动提出要去参观八大胡同，为创作而收集妓院的素材。见男的不好意思，她便很大方地告诉他：“去年在上海洪深老夫子就带我去过一家妓院吃‘花酒’，还有阳翰笙等等几个朋友。人家知道我们是为写作去的，一点都不大惊小怪。也正是那次的触动，我才想写一个现代李香君的电影剧本。”在去看望齐白石之前，赵清阁已经见过了梁实秋、朱自清的遗孀陈竹隐和梅校长，龚业雅的陪伴下去拜访了“穿着豆绿色缎子晨衣”的林徽因。1948年时的林徽因，已经病得很少出门，但赵清阁还是说她“风韵秀丽”。林徽因对于自己的身体很不满意，说出门看场电影都要带着毯子，“偶尔写写小诗，都是脱离现实的，没意思”。她最羡慕的女人是凌淑华，因为她出国去伦敦了。赵清阁便说起之前为凌淑华饯行，在上海请客，来的人很多，有“白薇、许广平、陆小曼等”，提到陆小曼，林徽因便不言语了。

杨绛曾谈钱钟书：他每读一书，都做笔记原创作者：魏雯来源：沈阳晚报　　钱钟书做读书笔记的功夫是一绝。他的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4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做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在《钱钟书手稿集》的序言中曾详细叙述过他做笔记的方法，她记得，钱钟书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那里的图书概不外借，书上也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学生们去读书，只能携带笔记本和铅笔，边读边记。钱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做笔记很费时间。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杨绛说，“钟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所以我家没有大量藏书。” 　　钱钟书的笔记大致分三类。“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除了极小部分是他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外，其余全是手抄，笔记上还记有书目和重要的版本以及原文的页数。他读书也不忽略学术刊物。凡是著名作家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重要论文，他读后都做笔记，并记下刊物出版的年、月、日。” 　　“第二是中文笔记。他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这些笔记都附带自己的议论，亦常常前后参考、互相引证。以后的笔记他都亲自记下书目，也偶有少许批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钟书的读书心得。日札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杂有大量外文，有时连着几则都是外文。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他都互相参考引证，融会贯通，而心有所得。《管锥编》里，都是日札里的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

美国曾翻译《水浒传》译名《四海之内皆兄弟》原创作者：王吴军来源：羊城晚报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受到外国读者的喜爱。不过，《水浒传》在各国的译名却各有不同，非常有趣。　　美国在1933年翻译的《水浒传》，是最好的《水浒传》译本，它的译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译本是由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赛珍珠所译。　　意大利把《水浒传》翻译成《佛牙记》，它译的是《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俗名鲁达）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名字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译名则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另外，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　　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西方最早的七十回《水浒传》译本是德国和法国翻译的，德国的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国的译名则是《中国的勇士们》。

李贽，震撼中国的自由人原创作者：申龙澈来源：泉州晚报李贽图/资料图

蜀国五虎上将排名究竟隐藏着什么潜规则？　　蜀国五虎上将武力点评：三国乱世，人才辈出，千里沙场战马嘶鸣，旌旗掩日刀枪挥映，像滚滚长江洗礼了英雄人物，淘汰了平庸之辈，抛下了冤魂屈鬼。　　三国时期的刘备，既无天时，又无地利，最终保证他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精明能干的谋臣武将。得人心者得天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名誉天下的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蜀汉政权中赵云的战功显赫、能力超群，这恐怕大多数人都认可了的，除他以外和名列五虎上将的其他几人外，还有魏延、马岱、姜维、王平等上将。但这五虎大将的为什么不是其他人所能替代的?他们的排名次序为何是关张赵马黄而不能改变?最终能位居五虎将之列的，这其中也有其特殊的潜规则。蜀国在建国之初，在五虎上将的最终人选以及位置排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不仅考虑的个人的武艺、资力，也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以及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才最终确定下来这五虎上将的大名单。　　无论如何，他们确实为刘备的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各个能征善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但却也各有各的特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英雄事迹吧。　　NO1五虎上将首席关羽　　关羽，位列五虎之首，文韬武略兼而有之。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良人(今山西省临猗西南)人。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单刀赴会足见其胆色过人，但其人待人过于孤高，傲慢有时让他失去理智，最终败走麦城，死与小人之手。死后受民间推崇，又经历代朝廷褒封，被人奉为关圣帝君，称为伽蓝菩萨。三国时期蜀国名将。被后来的统治者崇为“武圣”，与号为“文圣”的孔子齐名。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但关羽身上也有一个瑕疵，那就是大意失荆州。

汤一介：做一个能照亮别人的发光体原创作者：李正穹康佳来源：中国青年网汤一介资料图片　　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　　8月19日曾刊发《选择哲学，“做一个能照亮别人的发光体”》一文。彼时，汤先生在不便直接接受采访的情况下，热心地将自己的学生推荐给记者，使采访顺利完成。为了表达对汤老的缅怀之情，特附旧文再次刊发。　　选择哲学，“做一个能够照亮别人的发光体”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儒藏》编纂工程竭尽全力。”2014年6月，87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说道。　　简短的一句话，掷地有声，也是汤一介甘坐冷板凳，愿为“一介书生”，不畏高龄，呕心沥血主持《儒藏》编纂的明证。这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火炬传递者的热情，正源于汤一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珍视，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使命的责任感。　　出身书香世家“一介”彰显醇厚家风　　192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文科哲学系系主任汤用彤教授家中，迎来了一个新生命。　　在世代以读书为本、以教书办学为业的书香门第，这个刚刚诞生的男婴将要传承的是汤氏家族“视读书为本分”的家风，而取自“一介书生”的名字，就是汤用彤教授对他的期待：一生读书做学问，传承汤氏家族家风。　　“我们上的都是现代学堂，现代学堂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重视。为了让我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父亲先让我读一些诗词，因为诗词比较好读。读了一段时间诗词之后，再让我读历史，读《史记》和《资治通鉴》，了解中国历史是怎么回事。再后来才让我读《论语》、《孟子》这类古代哲学思想方面的书。”汤一介在回忆父亲汤用彤对其传统文化教育的启蒙时，这样说道。　　据汤一介回忆，父亲汤用彤很少过问自己的功课，却十分重视“家风”的传承，而从小的耳濡目染和对书本天然的亲近，也使得读书、藏书成为汤一介一生的爱好。　　“十五岁以后，我大量地读俄国文学，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普希金的诗，之后更喜欢法国文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安德烈·纪德的《窄门》《田园交响曲》。”出生于中国传统文化世家的汤一介在青少年时期，怀揣的却是对西方文学的热爱。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20世纪40年代，汤一介随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父亲汤用彤，南下来到昆明，之后又辗转至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段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生活，成为日后汤一介走上哲学之路的重要原因。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那几年，汤一介只身一人在重庆求学。在此期间，社会环境的日益恶化，家庭遭遇的变故，父亲汤用彤的教诲，逐渐让他改变了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死、人生意义的思考，对哲学问题的感悟，最终促成汤一介连续两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于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为什么选择哲学？哲学是研究什么的？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和人生的问题。宇宙为什么这样存在，人的一生为什么从生到死这样走过来。我想，一个人活着，就像一个发光体，是发光很小让它很长时间都存在，还是希望发光很大却瞬息消灭？我愿意做发光很大可是瞬息消失的人，因为发光很大可以照亮别人。”在一次采访中，汤一介这样说道。　　做一个能照亮别人的发光体，带着这样的理想，汤一介在哲学研究的路上潜心耕耘，踏步前进。　　对于2008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汤一介学习中国哲学的杨浩来说，老师汤一介用自己的光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　　“作为学生，我学习到的不仅是汤先生渊博的学识与研究学问的方法，还有做人的方法。我从汤先生那里受到了各种教诲，比如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思想活跃，无私的奉献精神，勇于担当。”杨浩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今年上半年，我曾去拜访汤先生，那一次先生正式说了他对我的期望。他说，希望你好好学习，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能做出大学问。” 　　杨浩说，正是因为老师的奔走与努力，博士后出站后，他能够留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他也希望根据汤一介先生的期望以及自己的特长，沿着前辈学者开创的学术道路继续前进。　　鞠躬尽瘁一心只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严格地说，我是(20世纪)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上来的。”汤一介谦虚地说。　　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生活，让汤一介对哲学的真谛和奥妙有了更深的领悟。但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这段特殊的年代里，汤一介眼见妻子被打成右派，含泪看着孤零零躺在小床上的儿子，批斗过别人，也被别人批斗过，迷茫过，也失望过。这样的坎坷，直到1980年才告一段落。那一年，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　　从此，汤一介凭着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断焕发出学术活力：改革开放初期，开创性地讲授魏晋玄学，在教学中同时梳理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脉络，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等多部著作；在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之时，率先提出中国儒家当中优秀的传统必须被继承下来，中国人不能在文化上流离失所，他还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力主举办以蔡元培、汤用彤等学术大师命名的讲座，向更多青年学子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有自己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且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儒学传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没法割断它。”“《佛藏》收录了佛教典籍，道家典籍也编在一起了，就是没有《儒藏》。”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2003年，当时已76岁的汤一介成为国家《儒藏》工程首席科学家、总编纂。　　面对前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学传统，面对浩繁如海的5000多部需要校点、收录的儒家典籍，汤一介提出的是比国家古籍整理文字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更严苛的标准，“错误的地方不能超过万分之零点八”，而对《儒藏》编纂工作的指导，更是持续到2012年。　　“前年汤先生被查出罹患肝癌，虽然不能像过去一样事无巨细地对编纂工程进行指导研究，但是仍然非常关心，身体好些的时候就会来儒藏中心召集大家开会。”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　　“汤先生曾在自己的生日聚会上说，北大哲学系成立百年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培养出世界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也经常对我们说，希望我们努力，为成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而奋斗。”杨浩告诉记者，“我既感受到了汤先生的期望，也感觉到肩膀上的重担，唯恐辜负先生的期望，所以只能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从先生手中接过传承的火炬，期望我们的下一代，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贡献整个人类，让中国人重新扬眉吐气。”

汤一介的4万册藏书编辑：资讯编辑来源：北京晚报　　《汤一介传》由国学大师汤一介生前口述并提供资料，李娟娟进行文字整理。该书原拟名《汤一介自传》付印之前，汤先生认为自己评价自己太不谦虚，建议把书名《汤一介自传》中的“自”字去掉，就叫《汤一介传》。全书回顾了一生学术历程和师友交往。4万册藏书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最爱，它们不仅印证了夫妻走过的坎坷之路，更凝聚了他们几十年的心血。　　在学者汤一介和乐黛云4万册的藏书里，有一部分是汤家家传的书，那是汤用彤老先生当年省吃俭用，花费了很多精力才得来的。还有乐黛云的父亲留给他们的书，其中有一本明版的《牡丹亭》，是在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时，乐森玮先生送给他的女儿和女婿的结婚礼物。虽历经劫难，这本宝贵的明版《牡丹亭》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汤一介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购得一批书，那应该是他第一次为汤家的藏书“添砖加瓦”。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隆隆的大炮声中，很多书似乎就成了“廉价品”，一向爱读书的大学生汤一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时机，他一气买下了一大批。这些既便宜又很珍贵的书籍立刻使汤一介家的藏书队伍“壮大”了许多。　　汤家在“文革”中历经无数次劫难，而那些藏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汤用彤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每函被红卫兵小将抽一本拿走外，再没有拿走别的书籍。只可叹汤用彤先生珍藏了一辈子的宝贵佛经成了残品。　　汤家的大部分藏书能够得以保存，应该说全得于当年汤一介的“明智”之举。当时具体的情形，2010年汤一介的儿子、已在美国定居的汤双博士曾在我国《万象》杂志上撰文作了如下回忆：　　“……由于我们家除了书之外真正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所以在破‘四旧’的浪潮里，尽管家里被搞得乱七八糟，真正的损失倒不算很大。最可惜的是有几部珍贵的线装书在抄家的头几天被搞残了。为了保住这些书，爸爸找了哲学系的红卫兵，请他们出面把那些书给查封起来。幸好北大的红卫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红卫兵，对书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真的把我们家的书查封了，让这些书逃过了一劫。……”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汤一介和乐黛云恢复了工作被评上教授后，他们曾多次出国讲学，他们买了很多外版书，几乎把讲学得到的酬劳全部花光。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又陆陆续续把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买回家。　　汤一介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可以说是一本破书也舍不得扔。而且汤一介总是认为，他们家中的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因此，乐黛云总也忘不了当年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不得已卖掉了汤用彤先生留下的一套书籍时，汤一介是那样的满脸悲哀与痛惜。乐黛云后来曾这样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　　“……我们在最穷的时候（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卖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记得卖了600元人民币，很救了燃眉之急。老汤对此念念不忘，总说这是老先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后来，他一直想把这套书重新买回来，但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回来了，只好买了一部铅印本……” 　　他们的藏书是如此之多，他们对书的感情又是如此之深！书更是他们心目中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岁月终究在无情地逝去，他们的年龄正在一天天地变老，对于这些，他们都很看得开，就像乐黛云戏谑地称之为“交响乐的结尾”。2010年从美国归来后，汤一介和乐黛云作出决定，他们最后将4万册的宝贵藏书无偿捐献给北京外国语大学。汤一介和乐黛云的这一决定，不仅让很多人为之动容，更让人看到了他们豁达的胸怀和令人仰慕的大家风范。

《四部精要》详目 1．周易正义：5—108　　　尚书正义：109—258　　　毛诗正义：259—630　　　周礼注疏：631—940　　　仪礼注疏：941—1220　　　礼记正义：1221—1378 2．礼记正义：1379—1696　　　春秋左传正义：1697—2188　　　春秋公羊传注疏：2189—2356　　　春秋谷梁传注疏：2357—2452　　　论语注疏：2453—2536　　　孝经注疏：2537—2562　　　尔雅注疏：2563—2658　　　孟子注疏：2659—2782 3．说文解字段注：附索引（1—384）　　　广雅疏证·博雅音：附索引（385—577）　　　广韵（578—639）、经传释词：附索引（640—700）　　　诗韵（701—1042） 4．史记会注考证 5．汉书补注 6．后汉书集解（1—558）　　　三国志（589—950）　　　三国史表、三国职官表、三国疆域志（987—1120）　　　三国艺文志（1121—1202） 7．资治通鉴（上） 8．资治通鉴（下） 9．绎史（清马骕） 10．四库全书总目（附索引：1—1040） 11．国语（1—56）　　　战国策（57—152）　　　山海经（153—245）　　　水经注（246—476）　　　通志略（477—901）　　　史通通释（902—1021）　　　文史通义（1022—1117）　　　校雠通义（1118—1142） 12．墨子间诂（1—68）　　　孙子十家注（69—167）　　　老子道德经（168—178）　　　庄子（179—254）　　　商君书（255—270）　　　管子（271—375）　　　公孙龙子（376—378）　　　荀子（379—460）　　　韩非子（461—548）　　　吕氏春秋（549—652）　　　鹖冠子（653—674）　　　淮南子（675—779）　　　春秋繁露（780—830）　　　白虎通义（831—855）　　　论衡（856—925）　　　列子（926—954）　　　抱朴子（955—1036）　　　颜氏家训（1037—1082）　　　二程遗书（1083—1129）　　　近思录集注（1130—1186）　　　续近思录集解（1187—1256）　　　传习录（1257—1307）　　　思问录（1308—1317）　　　明夷待访录（1318—1323） 13.　补注黄帝内经素问（1—125）　　　　黄帝素问灵枢经（126—184）　　　　周髀算经（185—216）　　　九章算术（217—268）　　　齐民要术（269—342）　　　　本草纲目（343—1081）　　天工开物（1082—1131）　　物理小识（1132—1220） 14.　世说新语（1—67）　　　　太平广记（68—1299） 15.　弘明集（1—81）广弘明集（82—298）　　　阅藏知津（299—522）　　　　道藏目录详注（523—563） 16．楚辞补注（1—78）　　　古诗源（79—138）　　　乐府诗集（139—432）　　　文选（433—865）　　　古文辞类纂（866—1061）　　　花间集（1062—1089）　　　词综（1090—1235）　　　诗品（1236—1240）　　　诗品二十四则　　　文心雕龙（1243—1287） 17．曹子建集（1—29）　　　陶渊明集（30—70）　　　李太白文集注（71—289）　　　杜诗详注：附补注（290—1064）　　　王右丞集笺注（1065） 18．韩昌黎集（1—274）　　　柳河东集（275—549）　　　刘禹锡集（550—667）　　　白香山诗集（668—832）　　　玉溪生诗详注（833—915） 19．欧阳文忠公文集（1—576）　　　苏东坡全集（577—930） 20．临川先生文集（1—281）　　　山谷内外集注（282—516）　　　稼轩长短句（517—565）　　　剑南诗稿（566—921） 21．元遗山诗集笺注（1—202）　　　高太史全集：附凫藻集（203—323）　　　震川先生集（324—555）　　　袁中郎集（556—771）　　　渔洋先生精华录（772—1027）　　　龚定庵集（1028—1111）　　　人境庐诗草（1112—1145） 22．关汉卿杂剧　　　马致远杂剧　　　白朴杂剧　　　王实甫杂剧　　　琵琶记　　　牡丹亭　　　长生殿、　　　桃花扇　　　朝野新声太平乐府　　　乐府新编阳春白雪　　　词律：附索引。

北岛：一生中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廖伟棠来源：外滩画报北岛资料图片　　诺大一个中国，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这句话就算不是北岛说的，也可以成为他的内心独白。这容不下，固然有各种外力原因，也有因为诗人本身自矜的“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是充满古老的敌意”而致的原因，因为诗人需要的并不是一张普通、安稳的书桌，而是一张能容下内心激荡的冲突、情感与志气的山河起伏的书桌，这样一张书桌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气的安放之地，好让所有言词都有一个能归拢的秩序。　　北岛不必多介绍，韩东最近在微博上说：“北岛是中国当代文学最伟大的先知”，或者这个形容过于高调，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代诗歌的开拓者——作为先知或者开拓者，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现在的北岛，自足于诗人与散文家的双重身份，超然于知识分子与民间之间，也许这时他终于可以经营自己的一张书桌。　　北岛现在的书房位于香港东隅的马鞍山，离他的家走路7分钟的一间服务型公寓中，书房与家之间隔着马鞍山公园，每天北岛穿过公园小径去书房写作。据他透露，在完成《城门开》这部用情至深的散文作品之后，他现在开始尝试恢复诗歌写作，甚至尝试他本来极少尝试的长诗写作。　　北岛说自己并非一个藏书癖者，他的书房也许是我认识的作家之中书籍最少的，只有一个书架，以及乱堆在书桌上的正在阅读的书：《叶芝诗选》、《楚辞》、《特朗斯特罗姆诗选》、《巴列霍诗全集》……他的藏书正如他的诗歌写作一样俭省，虽然另有一面书墙的书留在7分钟以外的家，他却愿意书房这里只有他严选的几个诗人的诗集，没有更多。这里没有流放者的漂泊气息，有的只是枯索秋意，映照窗外永远钢蓝色的静海。　　北岛就像这静海上的一只漂流瓶，在这个书房中自己把自己打开。

南怀瑾的警言原创作者：何永炎来源：深圳特区报　　以精研佛心、道丹、行表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几年前走了。他是在苏州太湖他所办的太湖大学堂安详地走的。人走了，他的道德学问却为世人所景仰，获后人赞誉。　　南怀瑾熟习经史子集，贯通东西文化，他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幽默。他的文章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故炫博学，不是巧言哗众，而是以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的风格令人爱读。一本演讲录——《论语别裁》风行海内外便是明证。

潞王与赵妃，卫辉到新乡的生死轮回潞王的望京楼，如今虽显老迈，但仍透着无尽的傲慢。这就是当时的知府为提振卫辉人文之风而建的镇国塔。 □记者盛夏文通讯员刘爱德图

杨绛谈《杨绛全集》选文标准：揭人之恶作品皆删编辑：资讯编辑原创作者：张黎姣来源：中国青年报杨绛资料图片

钱钟书帮猫打架编辑：资讯编辑来源：梅州日报　　上世纪50年代，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他开始对某些“新生事物”感到不能适应：新社会为什么总是开会，学生们为什么除了闹革命就是对文学没有兴趣。　　他开始在清华养起了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他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轻软软地在他腕上一搭，表示感谢。钱钟书常爱引用西方谚语：“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小猫知感激，钱钟书说它有灵性，特别宝贝。　　当时，钱钟书的邻居林徽因女士也养猫，称家里那只猫是他们一家“爱的焦点”。两家的猫又经常打架，钱家的猫太小，常常受邻居猫的“欺负”。　　于是钱钟书便特备长竹竿一支，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为自己的猫儿报仇。　　杨绛担心丈夫为猫而得罪人，便引用他自己的话劝他：“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小说《猫》的第一句）那只猫可是林徽因的猫，“打猫要看主妇面”,不要因为“猫事”伤了两家的“和气”。　　钱钟书可顾不了什么“主人面”、“主妇面”照打不误，还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据《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