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资讯编辑 原创作者：于颖 来源：古籍公众号
　　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百年最关键，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形成上海的文化、城市的精神。徐家汇藏书楼作为一个东西思想的交汇点，无疑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
　　沿着肇嘉浜路一路来到徐家汇，除了“不息”，还真想不出什么更贴切的词语：穿梭的车流人流，一直在卖出买进的百货商店，生怕追赶不上高科技的数码城产品……似乎一不小心放慢了脚步，就会被落下。
　　然而，沿着漕溪北路一路向南，经过白色拱形人行道、隔墙看到那两幢与周围“很不搭调”的欧式小白楼时，很多人会被吸引而心甘情愿驻足。在这里，连时间都没有逃得过，几百年的厚重历史安心地、静静地沉淀着，这就是漕溪北路80号的徐家汇藏书楼(Bibliotheca Zi -Ka-Wei)，今称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作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图书馆，作为上海现存最早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近代图书馆，藏书楼无疑是我国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个缩影。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一度为清廷所禁止的西教逐渐恢复在华传播。1843年上海开埠。1847年3月(清道光二十七年二月)，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格禄(Claudius Cotteland)委派司铎梅德尔 (Mathorinus le Maitre)在徐家汇置地，西班牙籍耶稣会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设计图纸，建造耶稣会修院、会士居所和小堂。据同治《上海县志》第三十一卷记载：“徐家汇天主堂旧建在西门外肇嘉浜徐文定公光启庐墓之东北，为近地教中人瞻礼所。”
　　从3间供会士阅览的“修士室”开始
　　1847年7月(清道光二十七年六月)竣工落成，耶稣会修院由青浦横塘迁至徐家汇。当时，传教士们已经开始搜集图书，并专辟3间“修士室”用以藏书，是为徐家汇藏书楼的雏形。起初并不是独立楼体，也未见规模，只是供会士查阅资料的小型场所。
　　1867—1868年，因藏品渐丰需要扩大空间，原有的平房改建成两层楼房，下层用作藏书室，并在楼东北侧新建3层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897年，原先的两层楼房拆除，藏书室移到神甫楼东北侧，扩建成新的两层藏书楼，又称“汇堂石室”、大书房或藏经楼，当时往来的信札中也称藏书楼耶稣会士为“石室神父”。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曾专门考证过藏书楼的建造时间：“由于几次改建、扩建，外界讲法不一，但真正初具规模的，应该和天主大教堂的建造联系在一起看。”他介绍说，有资料显示，1896—1897年工人进场开始作天主大教堂的建造准备工作，当时要搭工棚制作石料，很多东西要拆掉，便建了幢楼来藏书。“那么多藏书也不可能一下子搬过去，前后陆陆续续大概有10年左右的时间。”
　　现今看到的徐家汇藏书楼西南楼，就是1867年建造的耶稣会住院，即神甫楼，1931年经过较大改造，为四层坡顶的外廊式建筑，砖木混合结构。一楼入口处，大屏幕循环播放着介绍藏书楼的纪录片。二楼朝南小房间设烟道和壁炉，原为神父居所，现为藏书楼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朝东的大开间是阅览室，十几张书桌不算多，但古朴厚实，西式台灯发出暖黄的光，木地板踩上去还微微作响。
　　藏书楼的老一代先生基本都已去世，现在可能没有人比陈秉仁更熟悉藏书楼了。他1964年刚参加工作时就在藏书楼，一共呆了10年：“当时工作人员很少，没有保安，人事部门就安排我白天工作、晚上值班，前6年我算是1天24小时在藏书楼里。当时住的就是神父住过的房间，里面带帐架的铁床、用的写字台、坐的藤椅都是神父留下来的。壁炉都在，只是不烧了。”陈秉仁说他在藏书楼期间，周边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格局，每天早上起来时，朝不远处一看，都能看到天主堂神父。星期天做弥撒时，教堂里管风琴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
　　“我那时还是学员，葛伯熙老先生可以算是师父，1956年藏书楼归入上海图书馆后，只有他是原来天主堂藏书楼时期的留用人员，对藏书楼情况了解得比较详细，很多都是他那边听来的。”据陈秉仁介绍，神甫楼以前有个地下室，积水很厉害，走进去都漫过膝盖，“一到星期四劳动时间，大家就拿水桶舀水，每人要递个100多桶。后来房管所在地下室下面又挖了个窨井，安装了抽泵，才解决了积水、排水的问题。”他还听老人讲过，“大跃进”和“自然灾害”时期，地下室养过蘑菇，花园里还养过猪：“我去的时候猪圈还在，只是不养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