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风尘520的个人资料

是价值引领收入？还是收入引领价值？在我们这个汽车时代，汽车按照它的实现功能和消费体验被分级，涵盖不同消费群体，汽车生产厂家会为不同等级和不同配置的汽车设置一个厂家指导价格。厂家指导价不能代表汽车生产的真实成本，但是能够代表汽车性能或品质。未来厂家会根据销售状况调整它的销售价格，但是通常不会动它的官方指导价。这是因为指导价格是厂家为汽车的性能和品质打上的标签，降低汽车的指导价格，容易被人理解成简配，联想到汽车的品质下降。房价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房价就应该是成本价，才能让普罗大众买得起、住得起。地方政府有了这个幌子，就开始大张旗鼓的搞城市建设，把城市未来所有的保留用地拿来开发。短期内gdp大量增长，但是住房的空置率极高，即使后期房价暴跌，也乏人问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话题：汽车价格很高，住房价格很高，是因为它们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价值很高，但是我们老百姓的收入很低，配不上这么高的价值。解决的办法有两个，要么就是降低销售的价格，去配合我们的收入；要么就是提高我们的收入，去配合产品的价值。何去何从呢？

经济学之美引言爱因斯坦说，物理学的神奇之处在于，原本不可理解的东西，它竟然是可以理解的。规律，秩序，和谐，本来应该是设计者建立的美学原则，却在物理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切的背后，是否有一只无形的手，描绘出的物理学之美。物理学之美代表的是物理学的四大特性：对称、简洁、自洽、统一。对称之美，物理学家很早就发现了宇称守恒，大到行星的公转轨迹，小到电子的自旋方向，都遵循这份 “镜像对称” 的默契。简洁之美，看似复杂的物理学底层规律，居然能被人们总结成简单的数学公式，如牛顿第二定律，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自洽之美，让那些看似矛盾的背后，都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杨振宁、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不是否定宇称的守恒，而是为我们找到宇宙为什么存在的答案。统一之美，打破边界，让不同的现象套用同一套规律，如麦克斯韦统一电和磁，爱因斯坦对大统一理论的追求。当代经济学的诞生，少不了物理学的启示，比如物理学的均衡概念和能量守恒概念。是否在经济学中，也像物理学之美那样，存在类似的经济学之美呢？

经济学的余晖：比较优势论的亮相和谢幕 1、引子经济学是一门介于文理之间的学科，有理科的按部就班和求实严谨，也有文科的天马行空和主观唯心。过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颁给了那些理论性的研究，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多颁给了那些社会性的思考。2019年的经济学奖，奖给了两位给我们讲贫困故事的社会工程师，代表作是《贫穷的本质》；2023年的经济学奖，奖给了一位经济学家、女权主义者，代表作是《理解性别的差异：美国妇女的经济史》；2025年的经济学奖，奖给了一位经济史、技术史领域的研究学者，代表作是《增长的文化》，讲的是增长背后的文化和制度的故事。这种倾向的背后，透露当代经济学的无奈，理论和实际的渐行渐远。诺贝尔颁奖委员会似乎是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经济学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暂时忘却经济学理论在面对这些社会问题时无能为力的尴尬。如果您不愿意不愿意相信这样的现实，我可以给您找一找实际的例子，就说说当代经济学曾经最引以为傲的比较优势论吧。

二手商品算不算入GDP? 二手房的收入算不算入GDP？这几年，gdp的标准变来变去的，故有此问，算不算？为什么？

双重剩余价值的形成及其作用和意义 1、前言储蓄等于投资，被宏观经济学认定为毫无争议的会计恒等式。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正确，我们要从储蓄的性质说起。储蓄分为三类：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2021年度各类储蓄的数据如下：居民储蓄为18.1万亿，占比52.3%；企业储蓄16.3万亿，占比46.2%；政府储蓄0.5万亿，占比1.5%。大体上，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平分秋色。政府储蓄占比很小，不谈了。其中，居民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来源于抽样调查；企业储蓄来源于对企业利润和折旧的统计，来源于对规模经济企业的全面统计和对其它企业的抽样调查。两者都是流量，反映了对当年实际收入的利用情况。企业的利润和折旧，本质上都是企业的“计提”。对于实施“计提”的企业而言，这样的储蓄是该企业未来的支出；对于实现“计提”的企业而言，所有企业的未来支出就是自己当前的需要。之所以要企业的“计提”，是因为有企业马上就要用。此时，企业的储蓄不能在银行停留。居民的储蓄就不是这个逻辑了。之所以会形成居民储蓄，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周期和居民的消费周期不一致。一般来说，在职居民或退休居民都是按月领取收入。居民每月的收入，必须要涵盖居民的所有消费品种类。如果当期的收入不能涵盖某个产品，那么从事这个产品生产的劳动者就会失去基本生存保障。为此，整个社会必须推行均衡生产。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均衡生产，需要建立一种消费者的“计提”机制。表面上是储蓄，本质上是“计提”。既然是“计提”，就需要你列出一个“计提”计划。有的产品每个月都要消费，有的产品是每年消费1次，有的产品是每10年消费1次。只要不是当月消费，就需要储蓄。消费周期较长的产品种类越多，其价值越大，储蓄率也就越高。理想状态下，每个人的消费节奏是一致的。只要把每个人实际消费的节点错开，整个社会就可以实现均衡消费，进而实现均衡生产。现实中的均衡生产是通过建立库存等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时，居民放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你能动吗？不能动！那个存款的性质是“计提”，它是为了那个领号排队、并且被叫了号的人准备的。那个被叫了号的人，用的是自己积累的“计提”，而你的“计提”依然还在银行放着呢！如果银行动了你的“计提”，那个被叫号的人就用不了他的“计提”了。可能大家会说，你说的不对，没听说过有哪个国家把居民储蓄藏起来不让用的，也没见过哪个国家动了居民储蓄就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这个就涉及我下面讲的第二剩余价值了。第一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发现，指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第二剩余价值是本人的发现，指总价格超过总价值的部分。我们误以为居民储蓄是可以动的，其实真正可以动的是第二剩余价值。 2、第一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核心是价值转形。价值转形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具体价格和具体价值脱节的原因，例如，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价格大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格小于价值；剩余价值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对价值的全新解构，有强烈的批判性倾向。价值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剩余价值是非中性的。举例来说，某产品是A和B共同完成的，从价值的角度，该产品的价值就是A和B的劳动时间之和；从剩余价值的角度，该产品的价值就是B的必要劳动时间和B的剩余劳动时间构成的。假设，企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A和B合作，A负责制造设备（代表工厂），B负责制造产品。6年前，A和B共同拥有1座工厂。6年后，不考虑折旧的话，A和B将共同拥有2座工厂。 6年的时间，A和B不仅生产了满足两人需要的所有产品，还生产了1座新工厂。此时，A和B的价值将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新工厂有价值吗？没有！新工厂就是一个中间产品，A和B根本就不关心它的价值，它也不属于任何人。企业改制，资本家来了。6年之后，A和B一样拿到和过去一样的所有产品。表面看，A和B的利益没有任何损失，但是身份变了，他们成了为资本家打工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产品的价值是A和B共同创造的就不合适了。最终产品的价值就是B创造的。A创造的价值是那座厂房，已经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A虽然没有直接创造最终产品的价值，但是B必须要用自己的剩余价值养活A，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成B的价值已经转移到最终产品中去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价值拆分成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呢？举个例子吧，你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和你借别人的房子住，同样的房子，能是一回事吗？资本家随时可以将工厂变现，随时可以让你下岗，他的真实的收入是和工厂的价值绑定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伟大的，但是也存在诸多语焉不详，这里进行一下梳理和修正： ①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这里的活劳动指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 ②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转移价值：这里的物化劳动指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 ③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更准确的说，利润和折旧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④剩余价值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更准确的说，剩余价值是从事生活资料的劳动力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3、第二剩余价值的产生第一剩余价值，体现了实业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生产资料；第二剩余价值，则体现了金融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第一剩余价值就是企业的计提。理论上，只有轻工业才可以计提，重工业不能计提。现实中，所有企业都在追求利润，都在进行计提，包括重工业。重工业的计提行为，导致全社会的过度计提。重工业的计提，让重工业的价格大于其价值。重工业的价格提高，轻工业的计提就提高；轻工业的计提提高，轻工业的价格就提高。通常，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是1:1，经济体最稳定。此时，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这也是很多企业前期规划的经济目标。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是1，轻工业的劳动力价值也是1。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等于轻工业的计提，这样，轻工业的价格就是2。轻重工业是平衡的。轻工业的计提1，重工业也要计提1，这样，重工业的价格就是2。重工业的价格是2，轻工业的计提也要变成2，所以轻工业的价格就要变成3。全体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变化，始终是2，但是轻工业的全部产品的价格变成了3，这说明轻工业有3分之一的产品是卖不出去的。这部分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就是第二剩余价值。第二剩余价值导致整个社会的总价格大于总价值。给工人涨工资是没有用的，因为工人的工资在涨，计提就会涨；增加税收的比例也是没有用的，一切的税收，最终都要摊入到劳动力的身上，计提还是会涨。只要这个世界的计提规则没有变，剩余产品就会始终存在。 4、第二剩余价值的利用途径我们不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体系，让剩余产品自然地消失，但是我们可以利用现有的银行体系，让剩余产品人为地消失。比如，原本不能动的居民储蓄，我们现在就可以动了。我们国家历年来的居民储蓄率如下，2000年为31%，2005年为34%，2010年为36%，2015年为37%，2020年为37%，2024年为43%。除了2024年的储蓄率偏高之外，居民储蓄率长期徘徊在33%左右。这个居民储蓄率非常合适，它对应了全社会有33%的剩余商品。只要银行把33%的居民储蓄借出去，就可以消化全社会33%的剩余商品。银行应该把这个33%的居民储蓄借给谁呢？有三个借款对象：第一是企业；第二是个人；第三是政府。第一种情况，银行把钱借给企业，相当于企业做了更大范围的计提。第二剩余价值本来就是企业的多余计提，计提越多，商品价格就越高，剩余产品就越多。这种情况下，把钱借给企业毫无意义。除非以下这种，企业向股东大量派息分红。如果企业把正常的计提变成股东的消费，重工业的能力将过剩。此时，银行借款给企业，恰好可以弥补对原计提的亏欠。这一做法，相当于银行变相借钱给资本家进行个人消费。第二种情况，银行把钱借给个人，扩大个人的消费能力。最适合个人的贷款项目，就是商品房。经验表明，住房支出大约占个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普通劳动者用3分之一的工资收入支付房贷的本金和利息，正好可以用来消化第二剩余价值。这种方式需要房地产市场供需的平衡和价格的稳定来配合。目前，我们城市居民户均拥有1.5套住房，供大于求，房地产已经进入低潮期，这种模式显然不再合适了。最适合替代房地产的，就是养老金。也就是由政府借债，购买33%的居民储蓄，用来支付养老金。我们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采用现收现付。以20岁工作、60岁退休、人均寿命80岁、人均收入相等为条件，推算养老金约占居民收入的3分之一，和房地产的体量相当。如果将第二剩余价值全部转移成养老金，不仅会提高全社会的工资水平，还会有助于就业。第三种情况，银行把钱借给政府，政府再用钱搞建设。第二剩余价值来源于重工业的计提，政府用债务买下居民储蓄，相当于是买下的是重工业的一半产能，或者说是政府在用自己的债务，养活重工业的一半劳动力。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1:1，是产业结构平衡的必然要求。政府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依然要和轻工业保持1：1的比例关系。最终，整个社会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将达到2:1。对于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大于1:1且产业结构完整的国家而言，不同的比例，往往预示着政府对经济的不同程度的参与。参与的程度越高，该比例也越高。这种政府借债，只能用于城市的基本建设或公共设施的建设。它不能直接提高国民的收入，也存在效率低下的缺陷，应该慎重选择。通常，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在1:1和2:1之间变化，2:1是极限。居民储蓄率围绕在33%左右，绝非巧合，它受内在的规律制约，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其背后离不开央行的货币政策。当居民储蓄率很低的时候，央行可能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以扩大贷款规模；当居民储蓄率很高的时候，央行可能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减少贷款的规模。居民储蓄，就好像是中国成语中的那一只狐假虎威的狐狸，第二剩余价值，才是狐狸背后威风凛凛的老虎。老百姓愿意储蓄也好，不愿意储蓄也好，对国民经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央行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用利息去吸纳公众的存款。这样的利息，不能真地吸引投资，却能真地限制消费。 5、数据验证重工业和轻工业，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数据较难考证，也难利用。这里用投资代表重工业的价格，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轻工业的价值。最近几年的gdp，标准修订较多，增加了虚拟租金，变得不再真实了，这里采用2019年的gdp。 2019年，全年gdp是99.08万亿，固定资产投资是56.08万亿，居民可支配收入是43.02万亿，全年净出口为2.91万亿，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21万亿。 gdp=投资+消费+净出口=56.08+43.02+2.91=102.01万亿，净出口主要是消费品，因此把净出口也算成消费。这样，投资就是56.08万亿，消费就是45.93万亿。用这种方法推算gdp有误差，但是大体不差。在统计规则中，住房要算成投资；现实中，我们要把它看成消费。这种消费是银行把钱借给居民才形成的消费，它相当于消费的价格，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消费的价值。 56.08－13.21=42.87万亿，43.02+13.21=56.23万亿。修正后，投资就是42.87万亿（价格），消费就是56.23万亿（价格）。如果消费价格是3，投资价格就是2.28。换算成价值，消费的价值是1，投资的价值就是1.28。相当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是1.28：1。0.28÷1.28=21.8%，说明政府主导的基本建设投资占重工业产能的22%左右。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9年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26.3%，接近推算的22%。消费（增加值）是1，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值就是2，其中政府投资为1，企业投资也为1。现在政府为0.28，说明有0.72进入消费了。推测第二剩余价值有28%是政府占有的，有72%居民占有的。按照IMF的数据，2019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是36.7%，当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43.02万亿，第二剩余价值就是43.02×36.7%=15.78万亿。如果有28%流入政府就是15.78×28%=4.42万亿，如果有72%流入居民就是15.78×72%=11.36万亿。实际查证一下，2019年，全国新增国债1.84万亿，新增地方债3.06万亿，合计4.9万亿。201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是15.97万亿，有27.2%是通过自筹实现的，有77.3%是通过贷款实现的，15.97×77.3%=12.34万亿。推测4.42万亿和11.36万亿，实际4.9万亿和12.34万亿。理论推测和实测数据接近，这说明这套推算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也间接证明了以下两点推理在现实中是成立的： 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消费的价值，相当于全体劳动力的价值；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储蓄=消费的价格。居民储蓄相当于第二剩余价值。 ②如果只算各自的劳动力价值（增加值），投资：消费=1:1，这是经济体稳定的内在要求，超过1的投资，需要政府进行消化。如果1.28是固定资产投资，则0.28算政府的。

双重剩余价值的形成及其作用和意义前言储蓄等于投资，被宏观经济学认定为毫无争议的会计恒等式。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正确，我们要从储蓄的性质说起。储蓄分为三类：居民储蓄、企业储蓄、政府储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资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2021年度的各类的数据如下：居民储蓄为18.1万亿，占比52.3%；企业储蓄16.3万亿，占比46.2%；政府储蓄0.5万亿，占比1.5%。大体上，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平分秋色。其中，居民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去居民实际消费支出，来源于抽样调查；企业储蓄来源于对企业利润和折旧的统计，来源于对规模经济企业的全面统计和对其它企业的抽样调查。两者都是流量，反映了彼此对当年收入的利用情况。企业的利润和折旧，本质上都是企业的“计提”。对于实施“计提”的企业而言，这样的储蓄是该企业未来的支出；对于实现“计提”的企业而言，所有企业的未来支出就是自己当前的需要。之所以要企业的“计提”，是因为有企业马上就要用。此时，企业的储蓄不能在银行停留。居民的储蓄就不是这个逻辑了。之所以会形成居民储蓄，是因为居民的收入周期和居民的消费周期不一致。一般来说，在职居民或退休居民都是按月领取收入。这部分收入，必须涵盖居民的所有消费品种类。如果当期的收入不能涵盖某个产品，那么从事这个产品生产的劳动者就会失去基本生存保障。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均衡生产，需要建立一种消费者的“计提”机制。表面上是储蓄，本质上是“计提”。既然是“计提”，就需要你列出一个“计提”计划。有的产品每个月都要消费，有的产品是每年消费1次，有的产品是每10年消费1次。只要不是当月消费，就需要储蓄。消费周期较长的产品越多、价值越大，储蓄率也就越高。理想状态下，每个人的消费节奏是一样的。只要把每个人的消费的节点错开，整个社会就可以实现均衡消费、均衡生产。现实中的均衡生产是通过建立库存等方式实现的，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此时，居民放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你能动吗？不能动！那个存款的性质是“计提”，它是为了那个领号排队、并且被叫了号的人准备的。那个被叫了号的人，用的是自己积累的“计提”，而你的“计提”依然还在银行放着呢！如果银行动了你的“计提”，那个被叫号的人就用不了他的“计提”了。很多人会说，你说的不对，没听说有哪个国家把居民储蓄藏起来不让用的，也没有见哪个国家动了居民储蓄就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我下面讲的第二剩余价值。第一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的发现，指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第二剩余价值是我的发现，指总价格超过总价值的部分，它是金融资本对实体价值的一种瓜分现象。我们误以为居民储蓄是可动的，其实真正动的是第二剩余价值。

请用经济学原理解释一下，不同国家的价格和收入的形成机制我们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乙两国的国力相等，人口规模相等。甲国只生产汽车一种商品，乙国不仅生产汽车，还生产粮食。两国生产的汽车，彼此生产的技术或产品的性质，完全一致。问：1、乙国生产的汽车的价格和甲国的比较起来，更高？更低？还是相等呢？2、乙国的人均收入和甲国的比较起来，更高？更低？还是相等呢？

新经济平衡体系：国家债务型养老金制度的可行性论证引言中国城镇化率已从 2000 年的 36.2% 提升至 2024 年的 66.2%，2024 年全国新房开工面积降至 7.4 亿平方米，较 2019 年峰值下降 55%，而存量住房规模已超 300 亿平方米。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中国金融》上发表的文章，2019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为 96.0%，其中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 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 10.5%，经计算可得户均拥有住房 1.5 套。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总量过剩、地位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房地产需从 “增量扩张” 转向 “存量提质”。然而，当我们聚焦于房地产业转型本身的时候，可能忽略了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平衡供需。如果它的影响力下降，谁来取代它，继续发挥平衡供需的功能呢？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说起生产的最小单元是工厂，生产资料的生产，就是用工厂生产工厂。工厂的建设周期是3年。抽象理解，每间生产资料的工厂，用3年时间就完成自身的复制，再用3年的时间就为生活资料的劳动者建立一间和自己同等规模的工厂。推理可知，整个社会的工厂数量可以用6年的时间翻一番。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并无定数。比例越低，成本越低，但是经济增长率越高，反之则相反。1:1的比例，6年翻一番，按照72法则推算，经济增长率是12%；1:2的比例，9年翻一番，经济增长率是9%；1:3的比例，12年翻一番，经济增长率是6%。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分工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比例不稳定，说明产业结构一直调整。虽然两者的比例可以选择，但是只有两者的比例稳定，经济体才稳定。当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之后，会释出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价值增值，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也增值。设它的增值是A，则分母增加一个A。释出劳动力后，工厂的成本会降低，利润会提高。将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则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增加一个A，所以分子也要增加一个A。当比例是1:1的时候，分子和分母同时增加一个A，原有比例并不变化。这说明，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比例是1：1的时候，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能造成产业结构的变化，经济体最稳定。按照统计规则，gdp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净出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驾马车。不追求绝对准确，gdp就是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比为1:1，则生产资料：gdp等于50%。将生产资料换成是固定资产投资，则固定资产投资：gdp等于50%。我们国家从1985年开始统计gdp，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比：1985年为31%，1990年为25%，1995年为34%，2000年为34%，2005年为49%，2010年为70%，2015年为83%，2020年为52%，2024年为39%。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比不断提高，是由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推动的，反映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特点。美国大约是在1910年前后达到50%的平衡点，我国是在2005年达到50%的平衡点。2015年为历史最高，达到83%，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经济体并不稳定，生产资料产业的比重过大，期间，东北工业经历了断崖式衰落。因为工业经济的发展特点，决定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比，最终将稳定在1:1左右。这个比例，理论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2%，但是只能在固定资产不更新的条件下实现。如果只做固定资产的更新，不做扩大再生产，投资将全部用于提高效率或效益，理论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2%×12%=1.44%。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比达到1:1，只能说明经济体的发展比较稳定，但是依然会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整个世界的供需是不均衡的。为什么市场经济中的供需是不平衡的？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具有自我平衡的功能，只要市场的机制不失灵，就不需要人为干涉。事实恰恰相反，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非平衡状态，只要市场的机制在起作用，就需要进行人为的干涉。下面解释一下非平衡状态的原理。产品有两大类：生产资料（指广义上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是手段，生活资料是目的。生产资料是前道工序，生活资料是后道工序。作为中间工序的生产资料，它的价值要转移给后道工序，最终体现在生活资料上。假设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是1，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是1，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2。价格等于劳动力价值之和，劳动力价值和劳动时间有关，等于说这个世界的生活资料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分配的，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市场经济可不是这么确定价格的。由于社会分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互剥离。此时，要想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活资料的价值中去，生活资料的工厂必须要计提。计提的目的是储蓄未来购买生产工具的费用。或者用于扩大再生产，或者用于更新生产工具。计提是储蓄。后道工序用不了的生活资料必然用于前道工序，用在前道工序的劳动力身上。表面上，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由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和生活资料的计提构成的；实际上，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之和。计提是生活资料，只有后道工序才制造生活资料，所以只有后道工序才需要计提。前道工序不制造生活资料，它也没有自己的前道工序，所以计提对于它没有实质意义。然而，这个是哲学的逻辑，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原来是一家，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是1，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是1，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2。后来是两家，大家就是生意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为了维持原有的价格，生活资料把原来生产资料的那一份算成了计提。为了和生活资料争夺利润，生产资料也开始搞计提。既然生活资料都计提出来1，生产资料也要计提出来1，这样生产资料的价格就是2。生产资料的价格涨了1，生活资料的计提也要涨1，最终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2+1=3。超过正常需要范围的计提，造成整个社会生活资料的价格上涨，劳动力不能用自己的劳动力价值2，买下价格为3的生活资料。由于计提属于未来的生产资料，所以资本家也不能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这样，整个社会必有3分之一的生活资料卖不出去。主流经济学构建在均衡价格理论上，把均衡看成是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本质上也是把均衡看成是前提条件。这种认识的局限性，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劳动者能够按照市场的实际需要生产产品，但是却没有想到，劳动者根本就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供需平衡是如何实现的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解决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我们需要用人为的手段解决市场上三分之一卖不出去的商品，办法就是把这些卖不出去的商品借出去。借出去的对象有三类·。第一类是资本家。受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制约，所有工厂都会计提。如果某个资本家把自己的计提吃掉了，这个世界的计提总量就会减少。此时，会有另一个资本家向银行借钱，买下前面那个资本家不使用的计提资源，建设新的工厂。资本家向银行借了钱，他们又吃掉了这个世界多余的商品，相当于这个世界把多余的商品借给了资本家。第二类是劳动者。劳动者向银行借钱，买下了这个世界的多余商品。最适合借的，当然就是房子。虽然不排除其它商品，但是它们的价值太小，不足以消化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三分之一商品。有一个说法，人的一生中，平均有三分之一的收入要花在房子上，恰好说明，房子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拿来借的商品。第三类是国家。既然这个世界有多余的产品卖不出去，国家完全可以把多余的商品借过来用。一是用在为政府进行基本建设的劳动者的身上，二是用在为政府工作的各级雇员的身上。因为多余商品是政府计税制度之外的多余部分，所以不能通过计税制度征缴。问：要借这个三分之一商品，得向银行借钱，银行有钱借吗？答：银行可以印钱。问：银行可以在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印钱吗？答：可以，只要它印的钱恰好让借钱的人把这个世界多余的商品都买下来。孙国峰，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司长，他创造了一个贷款创造存款的理论。他从分析企业的复式记帐法着手，认为商业银行的贷款并不是建立在存款基础之上，即使银行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它也可以凭空创造出一笔贷款。有了这样的一笔贷款，才有了后面的存款。不是存款创造贷款，而是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理论，得到目前国际上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和人士的证实和支持。问：借来的钱，难道不要还吗？答：形式上确实要还，但是借新债还旧债，借的钱永远比还的多，还不还的，有区别吗？问：不还钱行不行？答：行！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金融创新理论MMT，就是主张政府要靠印钱的方式，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而且告诉各国政府，这个钱是不用还的。居民可只支配收入在统计中的核心矛盾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有两种法方法。收入法包含四项：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支付中，大多是养老金。支出法包括两项：消费+储蓄。按照设计，无论是采用收入法还是支出法，结果应该相等。事实上，收入法和支出法的数据永远不可能相等。为了获得真实数据，世界上所有国家的gdp都是采用支出法，所有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采用收入法。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显示，2024年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60.7万亿，而住房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41.3万亿。住户调查中得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自于抽样调查，而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则是央行用货币冲抵市场多余商品后得到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央行把钱借给居民之后，居民得到的实物价格。两个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是真实的，但是41.3万亿是收入法算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而60.7万亿则是支出法算出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41.3万亿相等于是劳动力的价值，60.7万亿相等于是生活资料的价格。按照前面的例子，劳动力价值是2，商品的价格是就是3；劳动力的价值是40万亿，商品的价格就是60万亿。我们国家历年的居民储蓄率如下：2000年为31%，2005年为34%，2010年为36%，2015年为37%，2020年为37%，2021年为37%，2022年为37%，2023年为38%，2024年为43%。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于1:1的情况下，这个世界只能有3分之一的多余产品，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居民储蓄率要稳定在33%左右。43%的储蓄率，意味着还有11%的产品，我们没有卖出去。问：我挣的钱，我不花，留着支援国家建设不行吗？答：你那个钱，和居民储蓄率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的居民储蓄率中，那个居民储蓄额其实是倒推出来的，没有人真正地去统计老百姓的当期收入中究竟有多少钱用于储蓄。理想状态下，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必须是零。在产品的一个生产节拍内，每个消费者正在消费的某种商品的价格必须等于其它潜在客户为了未来消费该产品正在进行的积累，即居民消费=居民储蓄。这是整个社会均衡生产的条件。此时，工厂每生产一件，居民就要消费一件。我们现在看到的储蓄率，这里的储蓄并不真的是居民的储蓄，而是银行先行为居民创造出来的消费贷款。因为整个社会有三分之一的多余产品，所以贷款要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3%。高于这个数或者小于这个数，都可能存在问题。居民储蓄率中的储蓄，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中的储蓄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流量，后者是存量。前者代表了社会多余的产品，后者代表消费品的性质。有的消费品，金额很大，需要长期的积累；有的消费品，虽然金额不大，但是消费的频次很低。以上两类产品越多，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的余额也就越多。后者只是一种符号，并不能真的动。建立国家债务型养老金制度的意义房地产业能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一方面是它确实影响着老百姓的国计民生，另外一方面，它还有着其它支柱产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消弭市场经济中的供需矛盾。如果它的地位不再，我们就要寻找它的替代者，重新建立新的经济平衡体系。社会养老金无疑是最理想的替代者。中国男性平均寿命75岁，女性平均寿命81岁，平均20岁出来工作，男60岁退休，女50退休（占比60%），女55岁退休（占比40%）。延迟退休后，男63岁退休，女54岁退休（占比60%），女57岁退休（占比40%）。 2024年数据，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57%，转移支付占比18%，转移支付中养老金占比60%（不含个人缴费），退休人员总数3.49亿，在岗人员7.34亿。57÷7.34=7.77，18×0.6÷3.49=3.09，3.09÷7.77=40%，即个人退休金相当于其在岗工资的40%。以非延迟退休及退休金为在岗人员工资的40%为标准，在岗员工需要承担退休人员的负担为：40%×（0.5×0.6×31+0.5×0.4×26+0.5×15）÷（0.5×0.6×30+0.5×0.4×35+0.5×40）=24%。以延迟退休及退休金为在岗人员工资的40%为标准，在岗员工需要承担退休人员的负担为：40%×（0.5×0.6×27+0.5×0.4×24+0.5×12）÷（0.5×0.6×34+0.5×0.4×37+0.5×43）=19%。目前，我国的养老金采用现收现付的制度，也称统筹型养老金制度，33%的储蓄率足以覆盖24%或19%的养老金支付比例。即使全面取消全社会的养老金支付，我们也可以给两种模式下的退休人员分别提高46%和74%的养老金收入。取消企业员工养老金支付之后，员工所缴纳的养老金将全部转化成员工的工资，两种模式下的在岗员工的工资分别可以提高24%和19%，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可能存在的一个争议：如果全面取消社会养老金支付，让养老金完全走33%的储蓄账户，地方政府的借债模式必须彻底终止，很多投资项目，将会捉襟见肘。这个算是阵痛，地方的建设，税收才是正途。税收之外，还有一定的土地出让金进行补充。或者，我们可以将社保缴费部分转化成税收，不增加企业和员工的负担，也不会减少政府现有的收入，意义在于：首先，33%的储蓄率，对应社会33%的多余财富。它是定量的收入，适合于养老金这种定量的支出。各地政府的投资，并非是定量的支出，更适合通过税收的方式征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税率。其次，33%的多余财富是个庞大的数量，它和同样庞大的养老金体量相当。如果将33%多余财富用于政府投资，政府投资将占全部投资的50%。政府投资只能用于特定领域，集中于基础建设，投资量过大，不利于提高百姓收入。再次，33%的多余财富是生活资料的多余部分，不是生产资料的多余部分。如果将33%储蓄用于养老金，只影响生活资料，不影响生产资料，不会对企业投资造成任何影响。如果将33%的储蓄用于基础建设，它直接挤占全社会一半的生产资料，势必造成企业投资的大幅减少，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目前，国家发达都是统筹型养老金制度，但是它们的养老金都是来源于税收。虽然也有个别国家通过债务的形式支付养老金，但是都是临时措施。债务型养老金制度，是一种全新的养老金制度。它将全社会的养老金支付和整个社会的多余产品做了深度绑定。从根源上解决了市场经济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不仅有力于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员工收入，也有利于解决社会的贫富差距。虽然名义上是债务型养老金制度，但是这种债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债务。它来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多余的三分之一财富，对它的使用，不会给政府造成任何的经济压力。在房地产不景气，地方债务压力大，企业员工内卷，收入有所下降的关键时期，债务型养老金将是未来市场上，发挥供需平衡作用的一只最重要的潜力股。

说长道短：自由市场的障眼术引言高秀敏和范伟曾合作过一个小品。小品中，范伟是卖衣服的小贩，以次充好，将一件残次品卖给高秀敏。一番折腾后，才得知真相，高秀敏还挺高兴，因为自己的老头子是脑血栓，正好是一个胳臂长，一个胳臂短。这个小品，像极了今天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有着严重的缺陷，一个胳臂长，一个胳臂短，原本就不是均衡的，只不过是一个缺陷碰到了另一个缺陷，看上去还挺般配，掩饰的极好。

论两大部类的关系两大部类，简单比喻，第一部类就是生产机器的，为了平衡生产，第一部类必须平分机器给两大部类；第二部类就是使用机器的，为了公平起见，第二部类必须按照两大部类的人数分配消费产品。早期，工业生产水平比较落后，机器比较简单，所以第二部类的利润率较高。第一部类必须优先供应第二部类，导致两大部类之间出现不平衡，经济体被迫用经济危机的方式，抑制第二部类的过度发展。经济危机爆发时候，第二部类会出现大量产品过剩。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二部类优先发展，第一部类在第二部类的经济危机出现之后，才能获得发展机会。由于是交错式发展的方式，两个静态投资回收期，合成一个经济危机的周期。后期，工业水平比较发达，机器比较复杂，所以第二部类的利润率较低。第一部类只能优先供应第一部类，它一样导致两大部类之间出现不平衡。第二部类没有人投资了，第一部类的工人就没有饭吃了，所以第一部类优先供应第二部类，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从基本逻辑的角度，工业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两大部类的利润率就趋于一致了，不需要采取交错发展的方式，经济危机就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了。要想让经济危机消失，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要同时达到100%，也就是两大部类的劳动人数要相等。我们可以从轻重工业的比例推算剩余价值率。美国大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达成的剩余价值率100%，中国是在2000年左右达成的剩余价值率100%。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100%，意味着两大部类的劳动力数量比例不能发生变化。例如：第一部类生产100台设备，分50台给第一部类的自己，分50台给第二部类。两大部类效率提高后，就只需要60台设备就好了，分30台给第一部类，分30台给第二部类。设备效率提高了，操作设备的人数就少了。省下40台设备，就省下40个劳动力，其中20个劳动力归第一部类，20个劳动力归第二部类，两大部类必须自己消化自己的过剩劳动力。第二部类消化过剩劳动力的方向就是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内容相对简单；第一部类消化过剩劳动力，就不能向第三产业转移了，因为第三产业的服务对象是消费者，它只是属于第二部类的。第一部类，原始定义就是生产资料，提供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实际上第一部类形成的东西，我们现在叫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其中既有有形的资产，也有无形的资产。设备是有形资产，知识则是无形资产。我们过去的剩余价值，形成的只是有形资产；现在的剩余价值，不仅要形成有形资产，而且要形成无形资产。不管是形成什么资产，站在企业的角度，它们都是一个科目：资本化项目。我们很多企业，养了一个庞大的科研队伍，就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知识资产：知识产权，以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总之，不管社会制度如何，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劳动力价格之比始终应该是1:1的比例。如果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格是不变的，那么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劳动力的数量之比始终应该是1:1的比例。这种模式，有一个缺陷，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水平，始终受限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你看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收益率，100年都不变化，也是这个道理。整个社会，绝对不会追求超越消费需求的科技进步。一旦消费到顶了，科技就到顶了。当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时候，就要突破这种模式。不仅仅是资本家不能扮演资本所有者的角色，老百姓也不能扮演消费者的角色。真正的消费者是国家，追求的不是最大限度的满足居民消费，而是科技的本身和人类的未来。这个时候的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再需要平衡，越来越高，越高越好。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个社会一个定义，它的名字就叫共产主义！

穷也分工，富也分工这个世界有一个现象，贫富程度和职业的关系极大。举例来说，这个大街扫马路的保洁，看大门的保安，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低收入人群，月收入不足高收入职业的五分之一。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分工都是贫富的重要原因。西欧国家贫富差距很少，但是这种差距的很少，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府强制规定的。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因为这个世界所有的职业，都是从它的前一个职业中析出的！析出的劳动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力越析出，就越高级，另一种是劳动力越析出，就越低级。大多数情况下是第一种。农业效率高了，才可能有工业；低端产业效率高了，才会有高端产业。少数情况是第二种，工业的效率高了，没有办法安排那么多人，工人就失业了，只能去大街摆地摊，给别人当保姆。南京的博士毕业生，不也是做了保洁吗？第一种析出，多是指跳槽；第二种析出，多是指下岗。跳槽的，多是新兴产业；下岗的，多是服务产业。没跳槽，没下岗的，就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它的效率基本上已经达到极致；新兴产业，它的效率正处于冉冉升起的阶段；服务业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一般无所谓效率，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性贡献。我们只考虑前两者。首先，由于传统产业析出的劳动力，都是跳槽过去的，所以新兴产业的劳动工资肯定要比传统产业高。其次，由于传统产业的效率不再提高了，而新兴产业的效率不断提高，所以新兴产业的劳动力价值升值的幅度要远远高于传统产业。东北经济曾经很强悍，也只是局限在传统产业上，主要是重工业，即使有轻工业，也是传统的轻工业，因为没有办法发展外向型经济，这种轻工业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破产了，能够保留下来的，是外资不介入的重工业。因为重工业的本质就是不能挣钱。最终东北地区形成的分工，就是不挣钱的重工业，以及下岗工人组成的服务业，都是低收入人群，都是相对低素质人群，而相对高素质人群，要么就流失国外，要么就流失到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一国之内，分工必然导致贫富差距；国家之间，那就更加明显了。发达国家，只会把传统产业淘汰给欠发达国家。这些产业基本上是夕阳产业，效率基本到头了，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真正有技术含量，有效率空间的产业，其实是在发达国家自己手里。既然分工导致贫富差距，为什么还要有分工呢？因为分工才能提高效率。分工越细，生产节拍越快，我们可以在一个更短的周期内，用一台机器，生产出另外一台机器，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更快。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不能消除贫富差距呢？不能！资本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新兴资本是根据自身的资本规模，从其它行业中抢人，它的代价更高。不管代价有多高，都能从今后的效率提升中得到弥补。没有分工还不行，有了分工就变穷，可见自由经济是信不得的。消除贫困，不是要消灭分工，而是要尽可能的占据分工的顶层，做个顶级掠食者。对于国内不同职业的从业者来说，分工只是分工，再复杂的劳动，都是简单劳动的析出，让劳动力的价格随行就市，既不科学，也不公平，西欧国家在处理这种问题上的做法，值得效法。

债务高不高，谁说了算？有人说，现代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个不准确，准确的说，现代经济是债务经济。最近全球经济都不景气，很多企业面临债务危机，那么企业应不应该负债？债务多少才合适呢？这个世界，有经济危机，有金融危机，这两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之间，有很长时间的空窗期，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资本主义既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金融危机。要想两种危机都不出现，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轻重工业的比例是1:1。我们下面就看看这个剩余价值率是100%的社会，债务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轻重工业，马克思过去把它们称为两大部类，简单说，轻工业就是生活资料，重工业就是生产资料。由于企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理想状态下，产能利用率是100%，这样平均的资本收益率（马克思称平均利润率）就是16.7%。要想拿到这个16.7%的利润，我们整个社会的老百姓，只能拿到自己创造的价值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自己是不能花的，它是被社会强制剥夺的，目的在于形成投资。你自己有工作，你需要投资吗？不需要！投资是为没有工作的人准备的。这个社会要进化，就要不断的提高效率。当农业效率、工业效率提高之后，整个社会就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没有用的劳动力，他们是失业状态。要让他们就业，我们整个社会要用闲置的资本。剩余价值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制造社会闲置资本，从而让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可以重新就业。要形成这样的资本，就要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是100%，其实就是说你创造的总价值中，只能有一半留给自己，另外一半，社会要强制剥夺，目的是为那些没有工作的劳动力，提供能养活他们的资本。因为这种剥夺，不是你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社会要有一个机制，以你不能察觉的方式，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剩余价值主动奉献出来，这个机制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我们不能说你奉献的所有剩余价值，全部都被资本家吃了，要是这样，资本主义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从现实的角度说，资本家也上班，他也挣钱，能开多少钱，资本家自己说了算。从这个角度说，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吃不掉的价值，他也没有必要吃，他可以用工资吃，而且吃的理直气壮，所以剩余价值就是投资。整个社会，重工业创造的价值是100，轻工业创造的价值也是100，剩余价值率必然就是100%。此时，这个国家的总国民收入是200，这个200的一半，自己能花，进入你的工资总额；另外一半，自己不能花，进入资本家的企业存款账户。进入资本家的企业存款账户的钱，就是企业的利润。这个利润是一点一点进来的，所以你自己是不可能花的。你不花，不代表别人也不花。这个社会，所有企业的利润，都代表能以物理状态存在的资本，你不花，那不是浪费吗？为了让你日常积累的利润，马上就进入能花的状态，这个世界诞生了商业银行。你把利润存在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立刻就贷款给了投资人。等到你自己需要投资的那一天，你实际用到的钱，其实是别人存到商业银行的利润。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当年创造了200元的GDP，其中一定有100元形成了债务。这个100元的债务，是当年形成的生产资料（流量）。为了保证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当年形成的生产资料必须要达到总生产资料的六分之一，这样每一笔债务，必须要在银行户头上存在5年，第6年结清，总债务就是500元。也就是说200元的GDP，对应的总债务就是500元。债务是GDP的2.5倍。总债务就是总存款，中国2023年广义货币M2的余额是290万亿，扣除M1约70万亿，M0约10万亿，企业存款余额是210万亿。2022年中国的GDP是121万亿，债务是1.73倍。 2.5倍和1.73倍是有一定差距的，它说明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我们中国生产出来了，但是它没有变成企业的存款，而是直接被政府变成税收了，然后再用这部分税收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或者军队建设。 GDP是200元，总债务应该是500，如果是1.73倍，总债务就是346，346÷500=0.69%≈70%，也就是说有30%的生产资料被国家占有了，相当于税收占GDP的15%。现实中，2022年全国财政收入是20万亿，20÷121=16.5%，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说明我们的推理没有问题。最后我们要说，宏观意义上，债务无所谓低好，还是高好，因为债务的大小是由产业结构决定的。微观意义上，企业的债务，影响净资本收益率，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当然是负债越高，经济效益越好。

效率的源头和走向（讨论贴）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要看企业效益的好坏，直接的说，就是要看企业的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可以根据企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进行推算，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资本收益率是16.7%。我们国家的产能利用率是75%，修正后的资本收益率就是12.5%。很多人觉得自己企业的资本收益率没有这么高，特别是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影响资本收益率的因素很多，企业对风险的把控，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企业的负债率等等。这些都是人的因素，主观因素，属于可以改进的次要因素；生产因素，客观因素，属于不可以改进的主要因素。什么才是决定资本收益率的生产因素呢？就是生产节拍！如果你要投资建设一家工厂，你要拿到多大的资本收益率，要看你工厂的生产节拍是多少。通俗的说，生产节拍就是你的前一个产品和后一个产品经过某一个工位的间隔时间。间隔时间短，节拍时间就短，生产数量就高，因此产量越高，资本收益率就越高。美国在福特发明流水生产线之前有几百家汽车制造厂，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只有四家汽车厂，至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三家。不光是整车生产线要追求节拍，零部件生产也要追求节拍。丰田公司的大野耐一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流”思想，也就是让所有零部件要一个一个流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成批的流动，后来又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丰田生产方式，也就是今天世界通行的精益生产。既然你三大汽车厂商挣钱，为什么别人不能投资再建设新厂呢？因为它们的生产节拍高，所以产量高！通用公司最高的时候，全年产量约1000万辆。你要是真的建设年产1000万辆的汽车厂，汽车就不值钱了。好！就算你有这么多的钱，要建设这个大的汽车厂，你也要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为你提供这么多的设备。经济发展和资本收益率有关，而资本收益率，其实和设备有关。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设备可以用6年的时间繁殖一代。能繁殖设备的产业，叫做装备制造业，能制造设备的设备，叫做工业母机。整个社会的资本收益率的本质，就是工业母机的繁殖速度。你要想经济增长快，你的资本收益率就要高；你要想资本收益率高，你的工业母机的繁殖速度就要快。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工业母机繁殖速度快呢？还是一条，缩短节拍时间。我们有一台工业母机，这台工业母机用于生产专用设备。专用设备中，有一半是工业母机留给自己的，有一半是留给其它产业的。留给工业母机自己的专用设备，用于生产工业母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部件和原料，然后再通过工业母机自己的组装线，把这些部件组装成新的工业母机。怎么缩短工业母机组装线的节拍时间呢？就是我们要压缩用工业母机生产专用设备的节拍时间。假设工业母机由1万个部件组成，这样我们就需要用工业母机生产1万台专用设备，然后再用这些专用设备，生产工业母机所需要的各类部件和原料。工业母机划分的部件越多，工业母机生产的专用设备就越多，生产各种专用设备的间隔时间就越短。这样，我们用1台工业母机繁殖另一台工业母机的间隔时间就越短。理论上讲，专用设备分工越细，专用设备的生产节拍越快，工业母机的繁殖速度越快，资本收益率就越高。现实中，所有的分工都有个极限，毕竟专用设备也是由人来操作的。100多年来，整个世界的机械原理没有本质变化。工业母机能分解成多少部分，受机械原理支配，数量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如果工业母机只繁殖工业母机，它的周期就是3年，这样工业项目的建设周期也必须是3年。为了平衡两大部类的生产，工业母机要平均分配专用设备。这样，用工业母机繁殖工业母机，它的实际周期就是6年。受同样规律制约，不同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差距不大，所以资本往往可以在不同国家自由流动。近年来，世界科技发展迅猛，人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被机器取代。工业母机能够分解到多细的程度，很可能不再受传统的劳动力的限制，整个工业的生产体系可能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生产节拍越来越短，会带来越来越高的资本收益率，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据说现在有不少大佬已经开始探讨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效率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建设提倡多快好省，重点是快。有了快，就有了多；有了快，就有了更多的精力，这样就有了好，也有了省。快是我们用较少时间从事一件工作，换一种表达就是我们工作的效率提高了。只要我们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我们就可以不断从事更多的工作，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让国民经济不断的发展下去。国民经济五花八门，错综复杂，要理出一个头绪是很困难。如果这一切都和效率有关，那么只要我们能抓住效率这个主旋律，我们就可以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要研究效率，首先要研究资本的效率，即这个世界资本的增长速度，或者说资本收益率。它不像各国的经济增长率，高高低低，没有多少规律可循，基本上各国的资本收益率都差不多。游资之所以可以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关键在于各国的资本收益率都差不多。资本收益率到底是多少，我们要看这个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在工厂的规划阶段，我们会做投资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分析，规划部门会要求全部投资在6年时间内全部收回。如果预计收回的年限高于6年，规划部门就不建议老板做投资了。为什么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呢？这个东西没有说法，就是一个经验数字。西学不研究，我们要研究。3年是工业项目的建设周期，工业园区的工业项目的建设周期大多是3年。工业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负责生产资料，第二部类负责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建设周期都是3年，这意味着所有建筑工人要工作满三年，他们的劳动成果才能变现。假设整个社会的所有工厂同期开工，每个建筑工人只负责每座工厂的一部分，这个工人需要有三年的时间，才能把所有工厂分给他的活干完。由于这个工人是专业工人，所有工厂必须等到这个工人干完所有的活，才有机会再次请到这个工人，这个周期就是3年。这样，建筑周期3年，实际上就成了投入产出的周期3年。整个社会能用3年盖100间工厂，一定能用另一个3年盖出另100间工厂。于是，我们要求这个100工厂能在3年的时间内，把我们用于建设100间工厂的生产资料全部收回。由于工厂是陆续建设的，所以投入和收回的生产资料也是陆续的，每一部分的投入产出的周期就是3年。此时，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3年。第一部类负责生产资料，如果这个生产资料只用于自身，静态投资回收期确实就是3年。由于从事第一部类的工人，也需要第二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所以第一部类必须同时为两大部类提供生产资料。为了保证两大部类均衡增长，第一部类应平均分配所生产的生产资料。这样，原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3年，就变成了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100÷6=16.7，我们国家的平均资本收益率是16.7%。现实中，我们国家的产能利用率是75%，16.7%×75%%=12.5%，平均资本收益率是12.5%。【待续】

树劳动价值观，算国民经济账价格和时间为了让所有生活资料卖出去，总工资（名义工资）一定等于总生活资料的价格。现实中，老百姓会存钱，银行需要把存钱的这部分老百姓的钱，再贷给借钱的老百姓，贷款的对象就是买房子的老百姓。理论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实际消费的差，就是老百姓贷款买房子的钱，大体相当于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中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在GDP统计中，固定资产投资会剔除土地溢价，所以该投资和房贷之间会存在土地差价。工资按照标准时间发放。假设X（生产资料）=100（小时），Y（生活资料）=200（小时），则生活资料的价格=300（小时）。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生产资料交换生活资料，价格等于100。第二部分是用生产资料换生产资料。为了维持两大部类的均衡，X生产的生产资料应该平分给两大部类，其内部交换的价格也是100。这样，总生产资料的价格就是：100+100=200，整个社会总产品的价格就是200+300=500。价值和时间价格300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真实的时间，代表劳动力和企业之间的劳动结算。价格200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是重复计算的时间，代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结算。价格500是劳动结算和中间结算之和，代表结算期内的总交易量。只有真实的时间才是价值，总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300。通常说的总价格相当于国民收入，总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生活资料价格=500。 300价值中的100，要算成Y的剩余价值，还是要算成X的劳动力价值呢？都行！要证明这个世界的价值是时间，它就是X的劳动力价值。要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它就是Y的剩余价值。因为有了Y这个剩余价值，最终资本家不仅仅是占有了价格300的生活资料中的一部分，将其作为日常的消费，还占有了价格200的生产资料的全部，成为资本的主人。价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效率的提高相当于获得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原有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会提高。由于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变化，所以不能用固定不变的时间代替现实中劳动力的价格。现实中的劳动力的价格都是被商品的价格赋值的，也就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倒推劳动力的价格。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格是主观的，被主观价格赋值的劳动力的价格自然也是主观的。赋值后的劳动力价格高低不等，伴随劳动力的流动，最终才趋于一致。此时的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它具有价值的客观性。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是客观的，所以商品的价值也是客观的。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价格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短期看，价格随行就市，它是主观的；长期看，价格就是价值，它是客观的。无论我们多么喜欢一件商品，最终都不会改变这一件商品的价格，更加不会改变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格。人类的主观倾向所能够改变的，不过是不同产品之间的数量分布。喜欢的东西，多生产一点；不喜欢的东西，少生产一点。时间和基准时间作为价格的客观性一面，唯一能决定价格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而唯一能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并不是当年的基准时间，而是我们当前的时间相当于当年的多少基准时间，类似于GDP要根据基期数据进行调整。不同之处，GDP的基期只有一个，基准时间的基期有很多。距离基期越近，准确度越高。第一个基期内，只有一项工作A。 A的效率提高后，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它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无论劳动力是继续从事A工作，还是从事B工作，只要效率提高多少倍，劳动时间就增加多少倍。第二个基期内，B的效率也提高了。如果B的劳动力继续从事B工作，B的效率提高多少倍，B的劳动时间就提高多少倍。如果B的劳动力从事C工作，效率和时间就不成比例了。量变和质变假设在第二个基期内，A的劳动时间是10，B的劳动时间是20。B的效率提高后，B的产量不变，劳动力向C转移。极限的情况下，B完全自动化，B的劳动力全部转移给了C。此时，B的劳动时间依然是10，它说明B的价格不变。C的劳动时间为是20，总的劳动时间是50。示例说明，效率的提升，对原有产业的GDP贡献较大，对创新产业的GDP贡献较小。人类的第一个基期是农业，第一个基准时间是农业劳动的时间。农业的效率提高多少倍，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提高多少倍。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效率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越来越小。这不是效率的作用小了，而是效率的方向变了。人类从追求量变，到追求质变。量变是因，质变是果。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没有效率，就没有创新。量变是价值的外延，质变是价值的内涵。无论是价值或者是通行的GDP，都没有能力衡量质变的大小，它们能衡量的只是量变。我们永远也不能衡量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内在差距，产品的迭代对GDP的增长也不会有任何直接的贡献。事实上，人们也不需要衡量这种差距。如果黑白电视的生产没有效率，又怎么可能诞生彩色电视呢？效率不仅是使劳动力的劳动更高效，更重要的是能把劳动力从原有产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既然量变衡量的是效率，而效率的本质也是时间，为什么劳动价值论不被主流经济学承认呢？劳动价值论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价格和价值的脱节，根源在于价格中包含了两种较难厘清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中发生的实际时间，它是可以观察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并没有在生产中实际发生，它是不可以观察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者承担的社会义务，至于这个义务有多大，要看社会压给劳动者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不管有多重，它都是由全体劳动者承担的。具体分配到多少，和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要符合平均利润率规律，即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剩余价值的分配只能在两大部类内部的进行，各自按照存量资本分配流量资本（剩余价值），以此实现两大部类内部资本的均衡增长。第二部类的剩余劳动的时间恰好就是第一部类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两大部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加起来，就是第二部类的价格，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总价值。原则上，第一部类的剩余劳动时间应该等于它的必要劳动时间，保证两大部类同时获取同样大的生产能力，以此实现两大部类之间资本的均衡增长。不变的和可变的剩余价值率第二部类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之比，等于两大部类的劳动力的人数之比，其实就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即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随着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资本有机构成亦不断提高。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变化的，这说明在同等劳动时间下，两大部类获取的剩余价值的能力是不等的。经济越发展，第一部类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就越高。名义劳动力价值之和=名义工资（实际工资+股东分红）之和=实际劳动时间之和=总生活资料的价格=社会的总价值；名义剩余价值（实际剩余价值+折旧）之和=总生产资料的价格。总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工资没有关系，所以它和实际劳动时间也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剩余劳动时间，只不过是用它来瓜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农民不提供剩余价值，并非对剩余价值没有贡献，只不过是社会不需要为他们提供生产资料而已。由于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的不同，单纯考虑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必定忽视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这种生产价格的变化不受生活资料的影响，而是受生产资料自身的结构影响。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似乎现有的GDP统计方式更实用，但是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劳动价值论的作用不可替代。

树劳动价值观，算国民经济账价格和时间为了让所有生活资料卖出去，总工资（名义工资）一定等于总生活资料的价格。现实中，老百姓会存钱，银行需要把存钱的这部分老百姓的钱，再贷给借钱的老百姓，贷款的对象就是买房子的老百姓。理论上，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实际消费的差，就是老百姓贷款买房子的钱，大体相当于国民经济统计公报中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住宅投资。在GDP统计中，固定资产投资会剔除土地溢价，所以该投资和房贷之间会存在土地差价。工资按照标准时间发放。假设X（生产资料）=100（小时），Y（生活资料）=200（小时），则生活资料的价格=300（小时）。生产资料的价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用生产资料交换生活资料，价格等于100。第二部分是用生产资料换生产资料。为了维持两大部类的均衡，X生产的生产资料应该平分给两大部类，其内部交换的价格也是100。这样，总生产资料的价格就是：100+100=200，整个社会总产品的价格就是200+300=500。价值和时间价格300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真实的时间，代表劳动力和企业之间的劳动结算。价格200是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是重复计算的时间，代表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中间结算。价格500是劳动结算和中间结算之和，代表结算期内的总交易量。只有真实的时间才是价值，总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300。通常说的总价格相当于国民收入，总价格=生产资料的价格+生活资料价格=500。 300价值中的100，要算成Y的剩余价值，还是要算成X的劳动力价值呢？都行！要证明这个世界的价值是时间，它就是X的劳动力价值。要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它就是Y的剩余价值。因为有了Y这个剩余价值，最终资本家不仅仅是占有了价格300的生活资料中的一部分，将其作为日常的消费，还占有了价格200的生产资料的全部，成为资本的主人。价格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效率的提高相当于获得更多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原有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会提高。由于劳动力的价格不断变化，所以不能用固定不变的时间代替现实中劳动力的价格。现实中的劳动力的价格都是被商品的价格赋值的，也就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倒推劳动力的价格。商品的价格是市场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格是主观的，被主观价格赋值的劳动力的价格自然也是主观的。赋值后的劳动力价格高低不等，伴随劳动力的流动，最终才趋于一致。此时的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它具有价值的客观性。由于劳动力的价值是客观的，所以商品的价值也是客观的。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价格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短期看，价格随行就市，它是主观的；长期看，价格就是价值，它是客观的。无论我们多么喜欢一件商品，最终都不会改变这一件商品的价格，更加不会改变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格。人类的主观倾向所能够改变的，不过是不同产品之间的数量分布。喜欢的东西，多生产一点；不喜欢的东西，少生产一点。时间和基准时间作为价格的客观性一面，唯一能决定价格的就是劳动力的价值，而唯一能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就是时间。这个时间并不是当年的基准时间，而是我们当前的时间相当于当年的多少基准时间，类似于GDP要根据基期数据进行调整。不同之处，GDP的基期只有一个，基准时间的基期有很多。距离基期越近，准确度越高。第一个基期内，只有一项工作A。 A的效率提高后，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它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无论劳动力是继续从事A工作，还是从事B工作，只要效率提高多少倍，劳动时间就增加多少倍。第二个基期内，B的效率也提高了。如果B的劳动力继续从事B工作，B的效率提高多少倍，B的劳动时间就提高多少倍。如果B的劳动力从事C工作，效率和时间就不成比例了。量变和质变假设在第二个基期内，A的劳动时间是10，B的劳动时间是20。B的效率提高后，B的产量不变，劳动力向C转移。极限的情况下，B完全自动化，B的劳动力全部转移给了C。此时，B的劳动时间依然是10，它说明B的价格不变。C的劳动时间为是20，总的劳动时间是50。示例说明，效率的提升，对原有产业的GDP贡献较大，对创新产业的GDP贡献较小。人类的第一个基期是农业，第一个基准时间是农业劳动的时间。农业的效率提高多少倍，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提高多少倍。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效率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度越来越小。这不是效率的作用小了，而是效率的方向变了。人类从追求量变，到追求质变。量变是因，质变是果。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没有效率，就没有创新。量变是价值的外延，质变是价值的内涵。无论是价值或者是通行的GDP，都没有能力衡量质变的大小，它们能衡量的只是量变。我们永远也不能衡量黑白电视和彩色电视的内在差距，产品的迭代对GDP的增长也不会有任何直接的贡献。事实上，人们也不需要衡量这种差距。如果黑白电视的生产没有效率，又怎么可能诞生彩色电视呢？效率不仅是使劳动力的劳动更高效，更重要的是能把劳动力从原有产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既然量变衡量的是效率，而效率的本质也是时间，为什么劳动价值论不被主流经济学承认呢？劳动价值论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价格和价值的脱节，根源在于价格中包含了两种较难厘清的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生产中发生的实际时间，它是可以观察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并没有在生产中实际发生，它是不可以观察的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者承担的社会义务，至于这个义务有多大，要看社会压给劳动者身上的担子有多重。不管有多重，它都是由全体劳动者承担的。具体分配到多少，和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而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分配，要符合平均利润率规律，即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剩余价值的分配只能在两大部类内部的进行，各自按照存量资本分配流量资本（剩余价值），以此实现两大部类内部资本的均衡增长。第二部类的剩余劳动的时间恰好就是第一部类的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两大部类的必要劳动时间加起来，就是第一部类的价格，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总价值。原则上，第一部类的剩余劳动时间应该等于它的必要劳动时间，保证两大部类同时获取同样大的生产能力，以此实现两大部类之间资本的均衡增长。不变的和可变的剩余价值率第二部类的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之比，等于两大部类的劳动力的人数之比，其实就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即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这是一个变化的数据，随着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资本有机构成亦不断提高。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不变的，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是变化的，这说明在同等劳动时间下，两大部类获取的剩余价值的能力是不等的。经济越发展，第一部类获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就越高。名义劳动力价值之和=名义工资（实际工资+股东分红）之和=实际劳动时间之和=总生活资料的价格=社会的总价值；名义剩余价值（实际剩余价值+折旧）之和=总生产资料的价格。总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工资没有关系，所以它和实际劳动时间也没有关系。我们之所以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剩余劳动时间，只不过是用它来瓜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农民不提供剩余价值，并非对剩余价值没有贡献，只不过是社会不需要为他们提供生产资料而已。由于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的不同，单纯考虑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必定忽视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这种生产价格的变化不受生活资料的影响，而是受生产资料自身的结构影响。从统计学意义上讲，似乎现有的GDP统计方式更实用，但是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劳动价值论的作用不可替代。

关于价值的实际计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两大总量相等，即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关于社会总价值，有如下几种说法，请问大家哪一个算式能成立？1.总价值=总价格=总生产资料的价格+总生活资料的价格；2.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3.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价值=所有劳动力的工资；4.总价值等于总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所有的劳动力价值+所有的剩余价值；5.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和（指8小时工作时间）；6.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和（其中必要劳动时间指8小时工作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指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

关于价值的实际计算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两大总量相等，即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关于社会总价值，有如下几种说法，请问大家哪一个算式能成立？1.总价值=总价格=总生产资料的价格+总生活资料的价格；2.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3.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价值=所有劳动力的工资；4.总价值等于总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所有的劳动力价值+所有的剩余价值；5.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和（指8小时工作时间）；6.总价值=所有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和（其中必要劳动时间指8小时工作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指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请不吝赐教！

劳动价值论漫谈 1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水岭，作为经济学的一种哲学观，虽然被普罗大众接受、被学者研究，但是鲜有应用案例，不足以证明它的先进性。我们今天就结合当代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看看劳动价值论能否给出正确的答案。

放开全国房价，势在必行漫谈劳动价值论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启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水岭，作为经济学的一种哲学观，虽然被普罗大众接受、被学者研究，但是鲜有应用案例，不足以证明它的先进性。我们今天就结合当代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看看劳动价值论能否给出正确的答案。当今世界时局不稳、经济动荡，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度增长之后，也面临着当年一些高速发展中的国家曾经面临的课题，如何应对经济的低速增长和失业，特别是当经济危机来临时如何应对。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第一部类的劳动价值=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的劳动价值=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第二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社会总劳动价值=第一部类劳动价值+第二部类的劳动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生活资料的价值=名义总剩余价值+名义总劳动力价值，其中名义剩余价值=实际剩余价值+折旧，名义劳动力价值=实际总劳动力价值+分红（资本家消费）。不算分红，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生活资料的价值等于工资。根据2022年中国的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全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6883元，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是24538元。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合计全年可支配收入52万亿，全年实际消费35万亿。可支配收入相等于一个国家在给自己的所有公民发工资，这个工资要通过不同渠道进入到整个社会的制造成本中。把所有的工资加总，就是这个社会生活资料的价值。生活资料的价值中，会包含土地租金、资源的收入，相当于政府的税费收入，最终也会转化成工资形式。工资既是劳动力的价格，也是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工资既是生活资料的价格，也是生活资料的价值。中国2022年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52万亿。生活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用于净出口。全年贸易顺差58630亿，算6万亿。全年固定资产投资579556亿，算58万亿。GDP=投资+消费+净出口=58+52+6=116万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是121万亿，两者大体相当。生活资料的价值是老百姓最终能享受到的消费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所有的工资就是它的成本。你能拿多少钱，它的价值就有多高，换个角度说，它的价值有多高，你就能拿多少钱。理论上讲，这个钱你必须花掉，你不花掉，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剩下了，没有卖出去。有人可能说了，我把自己的工资存进银行，就是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按西方经济学说法，储蓄就是投资，老百姓的钱储蓄起来就是投资。这个观点，严重错误！只有剩余价值，也就是企业的利润留成，才能是投资，居民的储蓄不可能形成投资。所谓的储蓄，是你真正的不花。生活资料怎么可能不花？你既然要花，它就必然在工资里。不在你的工资里，就必然在别人的工资里。这就很奇怪了！全年可支配收入52万亿，全年实际消费收入35万亿，中间有17万亿没有用，这个17万亿到底去了哪里？答案就是买房子了！按照相关统计数据，住房支出大约占个人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52万亿的三分之一大约就是17万亿。表面上看，你把17万亿钱都存在银行了，回头银行把你的17万亿都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又卖了17万亿的房子给你，等于说这个52万亿都让你消费了。只有这样，你的工资才能等于你的消费。我们再来看2022年的统计公报，其中住宅投资是100646亿，算10万亿，即老百姓实际购房支出是10万亿。它说明我们国家的工资和消费还有7万亿的口子，大约占全部生产资料价值的七分之一弱。也就是说我们还有7万亿的东西没有卖出去，整个社会的生产过剩了。中国当前房地产的萧条，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了！从人均实际住房面积看，除少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全国人均实际住房面积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你不卖房子，这个7万亿的口子你就堵不上；你卖房子，需求又过剩了。这个7万亿的口子怎么堵，我不说，大家也能猜个七七八八。经济越发展，手里就越有钱，存款就越来越多。你不买房子，别人就不能卖东西。房子要卖，但是房子又不能多盖，只能在价格上找补这个7万亿的口子。可见，放开全国房价，势在必行！

为什么说劳动价值论是人生的大考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一个间接方式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这个间接方式就是你生活的这个社会为好人和坏人制定了一个标准，看你是不是触犯了法律。我们看了电视剧，高启强分明就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们还得努力说服自己，高启强是个坏人，因为他触犯了法律。当然了，你要是看美剧，就不用这么困惑了，美剧里的高启强一定是个好人，大概率会活下来。类似的道理，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笨蛋呢？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一个间接方式知道自己是聪明人，还是笨蛋的。从我们上学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点一点知道自己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一个笨蛋了。这个间接方式，就是考试。要是每次考试，你都答不出来题，这个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别人会管自己叫笨蛋了。这种考试，是一个人的人生的小考，我们管它叫智商。我们的人生，还有一个大考，我们管它叫觉悟。一个人的觉悟，是一个人的大智商，它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我们怎么检验一个人在世界观上，是一个智者，还是一个庸者呢？看一个人的哲学思维能力！我们过去常说，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括。如果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大考，出一道考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的人，谈社会主义，能谈浦鲁东；谈哲学，能谈黑格尔；谈经济学，能谈哈耶克。唯独不能谈马克思，不愿谈马克思，从内心里贬低马克思，否定马克思。他们觉得自己是个有立场，有觉悟的人，其实他们在人生的大考前面，已经挂科了！他们自觉聪明，以为自己能看到效用对价格的作用，其实他们能看到的，劳动价值论一样能看到，但是劳动价值论能看到的，他们看不到。小考有补考，大考难有补考，一旦他们挂科了，这辈子就算是挂掉了。

一切的经济增长都是劳动人数的增长有人问，到底是成本决定价格，还是价格决定成本呢？这个东西和价值决定价格，还是价格决定价值一样。从实操的角度说，是价格决定成本，因为价格都是市场决定的。当公司要投资一个项目的时候，会做可行性分析，倒推成本，看看这个成本你能不能有利可图。劳动的价值，就是一个被整个社会产品价格倒推的机制，也就是说用商品的价格给劳动力的价值进行赋值。因为商品的价格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劳动力的价格也肯定是乱七八糟的。因为劳动力是流动的，所以劳动力会不断的从价格低的行业向价格高的行业流动，直到乱七八糟的劳动力价格一致。这个一致的价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一个社会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被商品价格赋值的情况下，这个劳动力的价值才能有实际的意义。举例说，中国的劳动时间是1小时，美国的劳动时间是1小时，这两个劳动时间要比较价值的大小，看实际时间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需要用中美两个国家的总商品的价格给两国的劳动力价值赋值。不算资本家的话，就是用总商品价格除以劳动人数，得到平均劳动力价值。因为这个世界，劳动力价值早就被赋值过了，所以我们自然可以用这个早就被赋值过的劳动力的价值，去推算产品的价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一个劳动的两重性，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所以商品就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价值是时间。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它是用票子表达的，所以它就是价格。价格和价值，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要这个世界存在价格，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价格给劳动赋值。只要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我们就可以通过价格发现劳动力的价值。反过来说，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产品的价格。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你的劳动力价值是通过价格倒推的，那么你的劳动价值论还有什么用？你倒推不倒推，我的价格都是你劳动价值之外的独立存在！不是这样的。在月度结算制度下，央行每一轮的现金发行，都是有标准的，并不是无目的的乱发行的。原则上，不管你怎么发，M0都应该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十二分之一。每一轮的现金发行，都应该对应全年经济的实际增长，增发现金货币。发行多少的现金货币，意味着在结算期内生产多少的商品总额。怎么知道应该发行多少的货币呢？你可能说了，看我们国家的财富的实际增长啊！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财富增长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你可能又说了，既然价格是主观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应该是主观的，我们国家的财富能增长多少，取决于老百姓的心理满意度！不对！经济增长纯粹就是价值（劳动时间）的增长。换一个说法，就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它来源于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真实的劳动力数量；第二部分是效率提高之后，原有产业析出的劳动力数量，析出的劳动力投入到新兴产业，就会创造出新价值。你看看你，每年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研究国民收入、统计经济增长，劳动价值论就和你说了：一切的经济增长，都是劳动人数的增长，你只要会数数就很好了！

关于理论界错误引用马克思的价值公式若干问题的澄清马克思有个关于价值的公式：W=C+V+M，也就是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这个公式是马克思在论述两大部类的关系中提出的，用来说明价值在两大部类中的转化，相关论述记载于资本论第二卷第21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该公式被理论界普遍使用，甚至于被当成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经典论述，用于阐述价值的基本概念。我们知道，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整理而来，它是马克思生前未完成的著作，经过了恩格斯的补写，不能代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上世纪20年代，鲍利凯威茨为马克思的价值转形理论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结果发现这个模型无法得出总价格等于总价值的结论，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两大前提条件之一。这个问题100年都没有彻底解决，很多人因此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问题就是出在了这个公式身上，这个公式中并不是真正的价值表达式，所以我们无法通过价值换算价格。该部分的原始论述比较繁杂，笔者总结一下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扩大再生产是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实现的，实现条件就是追加两大部类的剩余产品，包括第一部类的剩余产品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产品。我们假设在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是平衡的。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第一部类要追加生产资料，第二部类要追加生活资料。追加的部分，两大部类首先用于满足自己，剩余部分两大部类用于交换对方的产品。究竟用多少追加部分进行交换，要看资本的有机构成。假设第一部类新形成的资本中，投入价值为5的生产资料，要配套价值为1的生活资料，那么第二部类只能交换到价值为1的生产资料。两大部类各自占有的生产资料代表两大部类各自的生产能力。当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第一部类的发展能力要远远超过第二部类的发展能力，两大部类发展极度的不平衡。所谓的扩大再生产要求两大部类同时具备剩余的产品，在逻辑上是完全不能自洽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修正了这个错误。马克思说，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它作为新的劳动，不但物化成新的价值，还保存了原来存在于生产资料的价值，并将其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存在于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并不能创造新价值，但是它可以把它创造的劳动价值，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去。我们引申理解一下，就是人家那些劳动对象不是生产资料而是产品的劳动力，在他们创造的价值中，有一部分要算成物化劳动转移来的价值。按照上述逻辑，这个世界有两种劳动力，活劳动力和物化劳动力，所有的价值都是活劳动力创造的，其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活劳动的剩余价值，要包含物化劳动转移来的价值。活劳动力创造出来的产品，扣除自己的消费之外，上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在自己的吃喝之外，再把剩余部分交给物化劳动力。物化劳动力拿到活劳动的剩余部分，开始生产，生产出来的东西扣除折旧，就是整个社会新增的生产资料。新增生产资料的价值就是实际剩余价值。完整的看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价值=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剩余价值+折旧价值+资本家消费+实际活劳动力价值，其中折旧和资本家消费均为两大部类共有。说明：实际剩余价值就是实际物化劳动力的价值，实际物化劳动力的价值+折旧价值=名义物化劳动力价值，资本家消费+实际活劳动力价值=名义活劳动力的价值，于是有：价值=名义物化劳动力的价值+名义活劳动力的价值，名义物化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名义剩余价值，于是有：价值=名义剩余价值+名义活劳动力价值。最后的这个公式是对马克思的公式：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所做的深度解读和引申。名义物化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名义活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生活资料的价值，于是有：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生活资料的价值。这里的生产资料是指物化劳动力创造的可以物化成资本的生产资料，包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原材料部分，进入资本化项目的算生产资料，不能进入资本化项目的算生活资料。虽然从价值构成上，价值是由两大部类的名义劳动力价值共同构成的，但是名义物化劳动力价值就是活劳动力的名义剩余劳动价值。简单说，这个社会之所以有能力搞经济建设，资本家之所以能衣食无忧，就是因为活劳动力节省了自己一部分的生活资料。传统价值：W=C+V+M，只适合表达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需要同时清空。扩大再生产情况下两大部类不能清空，生产资料的剩余是必须的。只有生产资料的剩余，才可以结合劳动力的剩余，并创造出新的价值。生活资料的剩余，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个社会不需要把生活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开始组织生产。有的观点，试图用两大部类同时追加的价值，建立类似简单再生产的平衡式，更是荒唐，扩大再生产根本不存在清空那样的平衡条件。为什么价值只计算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像GDP统计方式那样，合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投资+消费）呢？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劳动价值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高度统一，使用价值就是一个商品的有用性，它是一种主观判断，这种主观判断不能用在中间产品身上，只能用在最终产品（生活资料）身上。最后回答一下，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如何统一的。这个和货币发行的机制有关。央行在工厂生产之前，就把现金发到每一个劳动者手里，到了结算的时候，多退少补。你的劳动力的价值是多少，取决于你的商品的价格是多少。不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的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必然是一致的，看上去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产品的价值了。谁决定谁是哲学问题，但是这种现实的操作，确实可以帮助劳动价值论实现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高度统一。

从价值到交换价值：兼议资本家的社会角色和作用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经济学依然停留在混沌时代，人们把有待哲学层面解决的问题，匆忙抛入数学层面，只不过是把原本就混乱的基本逻辑搞得更加混乱而已。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捋清一个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价值和交换价值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资本家对价值有没有贡献？【前言】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人类的劳动，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从事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从事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相当于前道工序，生活资料相等于后道工序。一旦拿到这个社会的生活资料，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的劳动力就会共享。整个社会的总价值等于前道工序的劳动时间加上后道工序的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把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的劳动分割，然后我们告诉从事后道工序的劳动力，你的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前道工序的劳动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用马克思的话概括：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是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是剩余价值。明明剩余价值是分工，是别人创造的价值，为什么马克思要说剩余价值是劳动者本人创造的、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呢？这和社会的进化机制有关。剩余价值的社会角色，不单单是分工，也是过剩，也就是说劳动者确实生产出来劳动者自身不需要的过剩产品。只有后道工序有过剩的产品，前道工序才能有过剩的产品。前道工序的过剩就是生产资料的过剩。前道工序的任务是经济建设，不断的制造过剩。过剩的目的是形成积累，积累的生产资料越多，经济就越发达。生产资料的过剩必须要有劳动力的过剩的配合。这个世界，劳动力的过剩属于常态化。人口的正增长，效率的提高，都会带来劳动力的过剩。特别是农业效率提高后，会为工业化释放出来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过剩的生产资料结合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国民生产总值。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劳动力的供给一定能跟上吗？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实跟不上，所以发达国家才提倡搞国际分工，搞自由贸易，把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剥离给发展中国家，节省下来的劳动力从事高附加值产业。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实在跟不上也有其它办法。积累不仅是量的积累，也是质的积累；不仅有有形的资产，也有无形的资产。人类不断的从简单劳动，迈向复杂劳动，其实就是不断在创造新的生产资料。我们会看到，不断的有劳动力从传统产业中析出，并转移给新兴产业。【正文】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基本定义，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使用价值）同另外一种商品（使用价值）交换的数量关系。为了完成交换，所有的商品交易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中介-货币。简单的说，价值就是时间，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以下的价格就是指交换价值。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现实告诉我们，价格和价值一直呈现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源于轻重工业（两大部类）的分工。虽然存在这种分裂，但是只要可以解释这种分裂，劳动价值论依然是成立的。毕竟在分裂之前，价格和价值是一个整体，所以分裂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既然有人能提出大陆漂移学说，必然是先发现大陆板块是可以拼合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了价格和价值分裂的重要原因-价值转形。价值转形阐述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按照资本的权重，被社会统筹分配。价值转形是价值的一种转移现象，解释了具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不匹配问题。今天笔者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分裂：总价格和总价值的分裂。它来源于人们对于价值和价格的误判断。由于存在这种误判，有人认为：既然总价格不等于总价值，那么价格就不应该等于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总价格就是总货币，它和一个国家的商品交易的结算制度有关。在结算节点上，所有工厂现金清零，存货清零，现金货币全部集中于中央银行。央行预测下一轮结算周期内的现金货币的需求量，然后再次投放现金货币。现金货币是一个社会在它的商品还未生产出来的时候，预先投放的货币。这部分货币对应它的实际使用者在未来的一个结算期内的实际消费的商品的价值量。在轻重工业分工之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分家，比如一个木匠，既生产自己的工具，也制造外销的家具。此时，价格就是价值。假设劳动力是100，价值是100，价格就必然是100。在结算期内，虽然商品要完全清空，但是央行依然要把100元的现金货币，预先发到劳动者手上。每个劳动者都需要在未来一个结算期内，花光手头全部的现金货币。轻重工业分工之后，整个社会用来交易的商品，不仅包括生活资料，还包括生产资料。按均衡发展的要求，50人从事重工业，50人从事轻工业。央行将100元给了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将50元给了轻工业的老板，用于购买重工业的生产资料；将50元给了重工业的老板，用于购买重工业内部的生产资料。现实中，劳动者是提前付出劳动，才能在下一个结算期内拿到自己的收入，这个属于社会分配的制度。仅就商品交易的结算制度而言，货币发行是产品制造的前奏。如果一定等到人家攒够钱了才能开始买东西，就会存在大量库存的浪费。我们从示例中看到，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老板，他们拿到手里的那部分商品的定价依据都是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是100，是因为分家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100；生产资料的价格是100，是因为轻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相同，所以它们的价格也相同。这样，所有商品的总价格就是200，高于总价值100。有人可能说，你可以把生活资料的价格降到50，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降到50，这样总价格就是100，不是正好等于总价值100吗？这是不行的。一是生活资料的价格100元，原本就是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不能在实际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擅自降低生活资料的价格；二是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后，劳动收入也要降低，这是掩耳盗铃。【后序】价格是重复计算的价值两大总量相等（总价格和总价值、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两大前提条件。100年来，无论经济学家如何演算，始终无法同时满足两大总量相等。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价值=c+v+m。这个公式，马克思在论述两大部类的关系中使用。公式中，c和v来自不同部门，这意味着轻重工业的分工。只要存在轻重工业的分工，交易的对象就必然增加，总价格就必然高于总价值。要让总价格等于总价值，必须使用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标准公式：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其中，劳动价值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第一部类（重工业）分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是第二部类（轻工业）分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价值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物化劳动（死劳动）的价值。死劳动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实际上，生活资料作为最终产品，它的价值中已经包含了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不需要再单独拿出来进行重复计算。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美国政府的关于国民收入的研究，提出他对国民收入的基本定义：国民收入=投资+消费。补充后变成了三驾马车：国民收入=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GDP统计标准的原始出处。将凯恩斯的定义换一种表达方式：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这个国民收入里，生产资料属于价值的重复计算。GDP国民收入演变而来，本质上就是国民收入。可见，GDP是价格体系，它存在价值的重复计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价值体系，它不存在价值的重复计算。因为价格体系存在重复计算，所以总价格大于总价值。如果我们要为价值转形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必须使用价值体系，以此保证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计算活劳动的价值。价格体系的好处在于：价格取决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取决于交换的对象，央行需针对所有参与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发行现金。这样，你能控制的多少的现金，就能控制多大的经济规模，有助于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调控经济。比如说，我们国家实行月度结算制度，我们用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12，就是我们国家的M0发行量。现实中，不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建立在月度结算制度上的。比如说上下游产业之间，虽然彼此独立，但是可能是即时结算制度，也可能是年度结算制度；老板和员工之间，可能是日结算制度，也可能员工一年都拿不回工资。因为是大体上的月度结算制度，所以我们用M0倒推GDP不一定很准确。价格体系的坏处在于：混淆了价格和价值的界限，让资本家也可以参与到货币创造的过程中，造成资本家也在创造价值的假象，助长更多的资本家通过金融手段掠夺社会财富的行为。总之，价格虽然是价值决定的，但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它不一定能代表真实财富。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货币，也不一定能代表真实物质的存在。这个社会为资本家提供如此多的货币，是为资本家提供的结算手段。一旦结算的手段成为牟利的渠道，货币就变质了！

从价值到交换价值：兼议资本家的社会角色和作用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经济学依然停留在混沌时代，人们把有待哲学层面解决的问题，匆忙抛入数学层面，只不过是把原本就混乱的基本逻辑搞得更加混乱而已。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捋清一个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价值和交换价值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资本家对价值有没有贡献？【前言】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人类的劳动，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从事生产资料，第二部类从事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相当于前道工序，生活资料相等于后道工序。一旦拿到这个社会的生活资料，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的劳动力就会共享。整个社会的总价值等于前道工序的劳动时间加上后道工序的劳动时间。我们可以把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的劳动分割，然后我们告诉从事后道工序的劳动力，你的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前道工序的劳动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用马克思的话概括：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是劳动力价值，剩余劳动劳动创造的是剩余劳动价值。明明剩余价值是分工，是别人创造的价值，为什么马克思要说剩余价值是劳动者本人创造的、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呢？这和社会的进化机制有关。剩余价值的社会角色，不单单是分工，也是过剩，也就是说劳动者确实生产出来劳动者自身不需要的过剩产品。只有后道工序有过剩的产品，前道工序才能有过剩的产品。前道工序的过剩就是生产资料的过剩。前道工序的任务是经济建设，不断的制造过剩。过剩的目的是形成积累，积累的生产资料更多，经济就越发达。生产资料的过剩必须要有劳动力的过剩的配合。这个世界，劳动力的过剩属于常态化。人口的正增长，效率的提高，都会带来劳动力的过剩。特别是农业效率提高后，会为工业化释放出来大量的闲置劳动力。过剩的生产资料结合过剩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出新的国民生产总值。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劳动力的供给一定能跟上吗？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确实跟不上，所以发达国家才提倡搞国际分工，搞自由贸易，把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剥离给发展中国家，节省下来的劳动力从事高附加值产业。如果劳动力的供给实在跟不上也有其它办法。积累不仅是量的积累，也是质的积累；不仅有有形的资产，也有无形的资产。人类不断的从简单劳动，迈向复杂劳动，其实就是不断在创造新的生产资料。我们会看到，不断的有劳动力从传统产业中析出，并转移给新兴产业。【正文】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基本定义，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交换价值是一种商品（使用价值）同另外一种商品（使用价值）交换的数量关系。为了完成交换，所有商品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中介-货币。简单的说，价值就是时间，交换价值就是价格。以下的价格就是指交换价值。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现实告诉我们，价格和价值一直呈现分裂的状态。这种分裂，源于轻重工业（两大部类）的分工。虽然存在这种分裂，但是只要可以解释这种分裂，劳动价值论依然是成立的。毕竟在分裂之前，价格和价值是一个整体，所以分裂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既然有人能提出大陆漂移学说，必然是先发现大陆板块是可以拼合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讲了价格和价值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价值转形。价值转形阐述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按照资本的权重，被社会统筹分配。价值转形是价值的一种转移现象，解释了具体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不匹配问题。今天笔者提出的是一种特殊的分裂：总价格和总价值的分裂。它来源于人们对于价值和价格的误判断。由于存在这种误判，有人认为：既然总价格不等于总价值，那么价格就不应该等于价值。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总价格就是总货币，它和一个国家的商品交易的结算机制有关。在结算节点上，所有工厂现金清零，存货清零，现金货币全部集中于中央银行。央行预测下一轮结算周期内的现金货币的需求量，然后再投放现金货币。现金货币是一个社会在它的商品还未生产出来的时候，预先投放的货币。这部分货币对应它的实际使用者在未来的一个结算期内的实际消费的商品的价值量。在轻重工业分工之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分家，比如一个木匠，既生产自己的工具，也制造外销的家具。此时，价格就是价值。假设劳动力是100，价值是100，价格就必然是100。在结算期内，虽然商品要完全清空，但是央行依然要把100元的现金货币，预先发到劳动者手上。每个劳动者都需要在未来一个结算期内，花光手头全部的现金货币。轻重工业分工之后，整个社会用来交易的商品，不仅包括生活资料，还包括生产资料。按均衡发展的要求，50人从事重工业，50人从事轻工业。央行将100元给了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将50元给了轻工业的老板，用于购买重工业的生产资料；将50元给了重工业的老板，用于购买重工业内部的生产资料。现实中，劳动者是提前付出劳动，才能在下一个结算期内拿到自己的收入，这个属于社会分配的机制。仅就商品交易的结算机制而言，货币发行是产品制造的前奏。如果一定等到人家攒够钱了才能开始买东西，就会存在大量库存的浪费。我们从示例中看到，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老板，他们拿到手里的那部分商品的定价依据都是价值。生活资料的价格是100，是因为分家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100；生产资料的价格是100，是因为轻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相同，所以它们的价格也相同。这样，所有商品的总价格就是200，高于总价值100。有人可能说，你可以把生活资料的价格降到50，生产资料的价格也降到50，这样总价格就是100，不是正好等于总价值100吗？这是不行的。一是生活资料的价格100元，原本就是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不能在实际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擅自降低生活资料的价格；二是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后，劳动收入也要降低，这是掩耳盗铃。【后序】价格是重复计算的价值两大总量相等，是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两大前提条件。100年来，无论经济学家如何演算，始终无法同时满足两大总量相等。原因在于他们利用了马克思的价值公式：价值=c+v+m。这个公式中，c和v来自不同部门，这意味着轻重工业的分工。只要存在轻重工业的分工，交易的对象就必然增加，总价格就必然高于总价值。要让总价格等于总价值，必须要用马克思关于价值的标准公式：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其中，劳动价值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第一部类（重工业）分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是第二部类（轻工业）分配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价值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生产资料的价值，马克思称之为物化劳动（死劳动）的价值，它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实际上，生活资料作为最终产品，它的价值中已经包含了生产资料的劳动价值，不需要再单独拿出来进行重复计算。据说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美国政府的关于国民收入的研究，提出他对国民收入的基本定义：国民收入=投资+消费。补充后变成了三驾马车：国民收入=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也是目前国际上通行GDP统计标准的原始出处。将凯恩斯的定义换一种表达方式：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这个国民收入里，生产资料属于价值的重复计算。GDP本质上就是国民收入。可见，GDP是价格体系，它存在重复计算；马克思是价值体系，它不存在重复计算。因为价格体系存在重复计算，所以总价格大于总价值。如果我们要为价值转形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必须使用价值体系，以此保证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计算活劳动的价值。价格体系的好处在于：价格取决于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取决于交换的对象，央行需针对所有参与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发行现金。这样，你能控制的多少的现金，就能控制多大的经济规模，有助于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调控经济。比如说，我们国家实行月度结算制度，我们用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12，就是我们国家的M0发行量。现实中，不是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建立在月度结算制度上的。比如说上下游产业之间，虽然彼此独立，但是可能是即时结算制度，也可能是年度结算制度；老板和员工之间，可能是日结算制度，也可能员工一年都拿不回工资。因为是大体上的月度结算制度，所以我们用M0倒推GDP不一定很准确。价格体系的坏处在于：混淆了价格和价值的界限，让资本家也可以参与到货币创造的过程中，造成资本家也在创造价值的假象，助长更多的资本家通过金融手段掠夺社会财富的行为。总之，价格虽然是价值决定的，但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它不一定能代表真实财富。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货币，也不一定能代表真实物质的存在。这个社会为资本家提供如此多的货币，是为资本家提供的结算手段。一旦结算的手段成为牟利的渠道，货币就变质了！

经济学需要打假：驳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由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提出，他认为影响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绝对成本，而是相对成本。假设两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即使一个国家的两种产品的绝对生产成本都比另外一个国家高，但是只要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之间，各自的成本比例不同，这个国家就可以用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交换对方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非同一个产品），从而让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交易中获益。到了20世纪初，比较优势论发展成了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能成立，在于各国生产的商品，包含的要素禀赋不同。相对其它国家，富含某个要素的国家，生产富含该要素的产品的相对价格更低。由于不同国家要素的稀缺程度不同，造成不同国家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同。两国之间的交易，都是用自己相对价格更低的产品交换对方相对价格更低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指导性理论。更准确的说，它是被用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林毅夫、樊钢等新生代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较深入研究。他们主张中国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建议实际意义不大。那个年代，中国能出口什么产品，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想要进口什么产品，又或者，西方发达国家愿意投资中国什么产品。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小岛清提出所谓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为日本政府的对外投资进行建议。提出日本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则：选择和东道主国家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它的产业大转移，中国很幸运的搭上了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末班车。经济学是个很怪的东西，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在逻辑上还能成立，还有自己的数学模型，别人还驳不倒，驳倒了你还可以不承认。比较优势的基本逻辑：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不同，所以不同国家之间，同一组产品的对比价格肯定不同。比如，你要是买日用品，中美两国都差不多，但是你要吃饭，美国肯定更贵，这个吃饭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用自己相对便宜的产品交换别人相对便宜的产品，两边买，两边卖，肯定挣钱，逻辑上没有毛病。数学是严格的形式逻辑。如果你一定要挑比较优势的毛病，可以做个数学证明。假设有ABC三种产品，AB之间，A是优势，BC之间，B是优势，AC之间，C是优势。这个时候，A、B、C之间就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优势产品了。你换来换去的，贸易上是挣钱了，但是老百姓受益没受益的，只有鬼知道。当然了，西方经济学认为这个是小瑕疵，基本逻辑能说得通就行。毕竟比较优势不是真的用来算账的，只是用来为自己的实践活动作解释的。可能有人说，比较优势论就是要素禀赋论，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要素看成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这样就不会存在三个以上要素所产生的逻辑矛盾了。理论界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把世界看成两大分工体系，分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分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来，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叫做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叫做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他们引入了规模经济、技术差异等等内生变量，解释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惯用伎俩。一旦他们的数学模型破产，他们就试图用内生变量，为自己的数学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外生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外部条件，它是自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基本条件；内生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内部条件，它是因变量，是你可以自设的边界条件。这个思路就是告诉大家，你的模型错了，你千万不要否定自己，你要告诉大家，你的模型是可以变形的，你随时可以用所谓的内生变量，维护你数学模型的尊严。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于1817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于1844年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历时40年，其中不少篇幅涉及国际贸易。这么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不去提，一定是它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交换的原则。商品的交换就是价值的交换，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个脱离价格体系而独立存在的物物交换的原则。任何商品的生产，都是建立在价格的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比较优势是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假想状态。我们今天回过头思考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制造业在什么产品上具备绝对优势呢？几乎所有！只有极少部分，美国的生产批量极大，才能对中国形成价格威胁。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产能的快速提升，很快就会消失。美国制造的汽车，美国制造的飞机，就存在这种现象。只有在数量的绝对碾压面前，美国制造才可以保留可怜的价格优势。近年来兴起的新能源造车，中国弯道超车，结果什么样大家都知道。数量对价格的重要影响，被归结于规模经济效应。微观经济学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长期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个理论存在很大问题。生产规模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生产规模对资本收益率（利润率）的影响几乎是无限的。生产节拍越短，资本收益率就会越高，它甚至可以扭转企业在生产成本上的劣势。生产成本受劳动力价值的制约，压缩空间有限，甚至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数量的优势，发达国家的所有制造业，都是绝对劣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开始空心化，只是前些年才开始提出制造业的回归。可能有人想说，没有绝对优势，不是正好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吗？非也！国际贸易的唯一交换准则就是绝对优势。没有绝对优势，工厂连准生证都没有。劳动力成本高，又没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美国人靠什么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呢？技术！美国向你出口的，一定是你想生产又生产不出来的东西。类似的产品，美国既没有绝对优势，更没有所谓的比较优势，仅仅是有技术优势。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力的不断“析出”的过程。劳动力的析出，建立在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基础之上。轻重工业分工之后，“效率”是独立的，它是可以买卖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以买到什么设备，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就可以买到什么设备。发达国家要想通过效率的提升，获得绝对优势，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效率”，他们已经拿来“共享”了。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这种“效率”，他们已经拿出来卖了！真正不卖的是技术，那种产生“效率”的技术，那种可以让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技术。这种技术，他们是不卖的。即使他们卖了，也是过时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不仅是不会卖给外人，也不会卖给所谓的自己人。技术的秘密，永远是一个企业的最高的机密。如果你一定要买人家的技术，恐怕是你只能是连人家的企业一起买下来了。技术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析出。只有不断的析出简单劳动，才能产生更多的复杂劳动。这样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我们需要把剩余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产生相对剩余价值，才能析出简单劳动力，并转化成复杂劳动力。它导致留下来用于发展的剩余价值大大减少。如果能把其国内简单劳动的工厂转移到第三世界，等于说直接析出了复杂劳动力，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客观上，这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总之，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只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之说，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画出来的一张分工“大饼”，用于意淫。这张“大饼”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某某经济学家，根据中国历年经济增长速度，推算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表，完全是自欺其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要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需要用自己的简单劳动“析出”自己的复杂劳动，不仅要做一个制造行业的大国，还要做一个科技行业的大国。

经济学需要打假：驳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由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提出，他认为影响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绝对成本，而是相对成本。假设两个国家，都可以生产两种产品，即使一个国家的两种产品的绝对生产成本都比另外一个国家高，但是只要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之间，各自的成本比例不同，这个国家就可以用自己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交换对方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非同一个产品），从而让贸易双方都可以从交易中获益。到了20世纪初，比较优势论发展成了要素禀赋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之所以成立，在于各国生产的商品，包含的要素禀赋不同。富含某个要素更多的国家，富含该要素的产品的相对价格更低。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要素的稀缺程度不同，造成不同国家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不同。两国之间的交易，都是用自己相对价格更低的产品交换对方相对价格更低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的指导性理论。更准确的说，它是被用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林毅夫、樊钢等新生代的经济学家对此有较深入研究，他们主张中国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建议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那个年代，中国能出口什么东西，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想要进口什么东西，又或者，西方发达国家愿意投资中国什么东西。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小岛清提出所谓的边际产业扩张论，为日本政府的对外投资进行建议。提出日本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则：选择和东道主国家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它的产业大转移，中国很幸运的搭上了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末班车。经济学是个很怪的东西，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该理论在逻辑上还能成立，还能建立自己的数学模型，别人还驳不倒，驳倒了你还可以不承认。比较优势的基本逻辑：由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不同，所以不同国家之间，同一组产品的对比价格肯定不同。比如，你在美国的餐厅吃饭，价格会比在中国的高，但是大多数东西不会。用自己相对便宜的产品交换别人相对便宜的产品，两边买，两边卖，肯定挣钱，逻辑上没有一点毛病。数学是严格的形式逻辑。如果你一定要挑比较优势的毛病，可以做个数学证明。假设有ABC三种产品，AB之间，A是优势，BC之间，B是优势，AC之间，C是优势。这个时候，A、B、C之间就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优势产品了。你换来换去的，贸易上是挣钱了，但是老百姓受益没受益的，只有鬼知道。当然了，西方经济学认为这个是小瑕疵，基本逻辑能说得通就行。毕竟比较优势不是真的用来算账的，只是用来为自己的实践活动作解释的。可能有人说，比较优势论就是要素禀赋论，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要素看成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这样就不会存在三个以上要素所产生的逻辑矛盾了。理论界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把世界看成两大分工体系，分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分属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来，由于理论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叫做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叫做内生比较优势理论。他们引入了规模经济、技术差异等等内生变量，解释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惯用伎俩。一旦他们的数学模型破产，他们就试图用内生变量，为自己的数学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外生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外部条件，它是自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基本条件；内生变量是模型建立的内部条件，它是因变量，是你可以自设的边界条件。这个思路就是告诉大家，你的模型错了，你千万不要否定自己，你要告诉大家，你的模型是可以变形的，你随时可以用所谓的内生变量，维护你数学模型的尊严。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于1817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于1844年开始了资本论的写作，历时40年，其中不少篇幅涉及国际贸易。这么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不去提，一定是它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商品交换的原则。商品的交换就是价值的交换，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一个脱离价格体系而独立存在的物物交换的原则。任何商品的生产，都是建立在价格的绝对优势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比较优势是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假想状态。我们今天回过头思考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制造业在什么产品上具备绝对优势呢？几乎所有！只有极少部分，美国的生产批量极大，才能对中国形成价格威胁。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产能的快速提升，很快就会消失。美国制造的汽车，美国制造的飞机，就存在这种现象。只有在数量的绝对碾压面前，美国制造才可以保留可怜的价格优势。近年来兴起的新能源造车，中国弯道超车，结果什么样大家都知道。数量对价格的重要影响，被归结于规模经济效应。微观经济学认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企业长期生产成本的降低。这个理论存在问题。生产规模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生产规模对资本收益率（利润率）的影响是无限的。生产节拍越短，资本收益率就会越高。生产成本受劳动力价值的制约，压缩空间有限，甚至越来越高。如果没有数量的优势，发达国家的所有制造业，都是绝对劣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就开始空心化，只是前些年才开始提出制造业的回归。可能有人想说，没有绝对优势，不是正好发挥美国的比较优势吗？非也！国际贸易的唯一交换准则就是绝对优势。没有绝对优势，工厂连准生证都没有。劳动力成本高，又没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美国人靠什么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呢？技术！美国向你出口的，一定是你想生产又生产不出来的东西。类似的产品，美国既没有绝对优势，更没有比较优势，仅仅是有技术优势。经济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劳动力的不断“析出”的过程。劳动力的析出，建立在工业化生产的效率提升基础之上。轻重工业分工之后，“效率”是独立的，它是可以买卖的。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可以买到什么设备，我们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就可以买到什么设备。发达国家要想通过效率的提升，获得绝对优势，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效率”，他们已经拿来共享了。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这种“效率”，他们已经拿出来卖了！真正不卖的是技术，那种产生“效率”的技术，那种可以让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技术。这种技术，他们是不卖的。即使他们卖了，也是过时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不仅是不会卖给外人，也不会卖给所谓的自己人。技术的秘密，永远是一个企业的最高的机密。如果你一定要买人家的技术，恐怕是你只能是连人家的企业一起买下来了。技术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析出。只有不断的析出简单劳动，才能产生更多的复杂劳动。这样做的效率是非常低的。我们需要把剩余价值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产生相对剩余价值，才能析出复杂劳动力，留下来用于发展的剩余价值会大大减少。如果能把简单劳动的工厂转移到第三世界，等于说直接析出了复杂劳动力，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客观上，这也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总之，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只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之说，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画出来的一张分工“大饼”，用于意淫。这张“大饼”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我国某某经济学家，根据中国历年经济增长速度，推算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表，完全是自欺其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我们要用自己的简单劳动“析出”自己的复杂劳动，不仅要做一个制造业的大国，还要做一个科技的大国。

效率模式和创新模式下的价值计量问题有这样一个社会，10个人从事农业劳动。由于效率提高了，现在的10人的工作一个人干，其它9个人从事其它工作，比如电脑、电视、手机等创新业务。新业务能让全体劳动者都受益。假设从前10个人的劳动价值是1，问现在10个人的劳动价值是多少？有人说了，农业的效率增加9倍，农业产值必定增加9倍，农民收入也要提高9倍。农民的劳动价值是10，其它的劳动者都是从农业中转移走的复杂劳动力，收入肯定不能低于农民，所以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也是1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你看看，农业效率提高，可以让总的劳动价值提高到原来10倍。真的是这样吗？好多人看不起这种小问题，但是小逻辑、大道理！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这种小逻辑，讲出了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都讲不出来的大道理。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现实中，由于存在价值转形，价值要经过换算才能变成价格。这个比较复杂，就不谈了，也就是说这里的劳动价值就是价格。如果我们国家只有农业，1个人可以干10个人的活，10个人就可以干100个人的活。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劳动价值）就是100，相当于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析出9个劳动力，10+90=10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对于工业化来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效率提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个大型汽车厂，年产量不过是几万辆，员工数量大约有几十万。我们今天，大型汽车集团，年产量至少是几百万辆，但是员工数量不过是区区几万人。单单谈劳动效率，可能已经提高了千倍，但是汽车工业的人均收入，不会超过100倍，和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相当。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按照这种效率的模式走下去，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老百姓的收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什么赶英超美，这个格局太小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面对的恐怕不是效率模式，而是创新模式。农业效率的提升，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农业提高产量，而是让农业析出劳动力。析出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各类创新的产业。农业是简单劳动，但是农业析出的劳动，却是复杂劳动。假设1个农民，效率提高到10倍后，劳动价值也提高到10。比农民要求更高的复杂劳动力，劳动价值至少应该是1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未来某一天，10人中的某1人的生产效率又增加9倍，他的劳动价值就是100。为了平衡劳动收入，其它9个人的劳动价值也需要增加10倍，每个人的劳动价值均为100。原来的总劳动价值是100，现在的总劳动价值是1000。明明只有1个人增加了9倍的效率，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也必须增加9倍，这个是通货膨胀，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把1个人提高的效率，算成是10个人的共同效率。一个人增加9倍的效率，价值为9，算到每个人身上，就是0.9。尽管这个人增加了9倍的效率，他的劳动价值也只不过是1.9而已。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价值是算人头算出来的，是劳动价值论帮助我们算出来的。如果是单一的产业，我们可以算出很多的人头。效率增加多少倍，劳动价值就增加多少倍。一旦进入创新领域，产业就不单一了，就算不出来那么多的人头了。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产业比较单一的效率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到了创新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十分慢的。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开始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效率发展的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产量很快就饱和。创新发展的阶段，虽然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但是经济增长很慢。有利就有弊，前者非常好，但是不可持续，后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属于可持续发展。不管是效率模式，还是创新模式，价值的计算就是算时间（人头）。把原有的人头，再加上析出的人头，就是劳动价值计算的依据。效率模式，大家属于单一产业，你能析出人头，我也能析出人头。创新模式，分别从事不同产业，谁提高了效率，谁析出人头。现实中，析出的人头只是相对剩余价值，要想让这部分人真的能就业，还要有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的配合。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要看投资项目的资本有机构成。假设价值为2的生产资料，要搭配价值为1的劳动力。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考虑75%的产能利用率，8年收回投资，平均利润率就是12.5%。每年80剩余价值的投入，有10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还剩下20的剩余价值，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如果有闲置劳动力，我们就不需要相对剩余价值，每年能获得100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闲置劳动力，我们就需要相对剩余价值，每年只能获得20的生产资料。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后者的5倍。可见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要远远小于效率模式。劳动力的析出，源于效率的提高，所以在有劳动力析出的地方，价格会降低。西方经济学家一看：耶！现实验证了俺们的均衡价格理论：商品的数量越多，它的市场价格就越低！劳动价值论说：呸！你骗鬼呢！是效率提高之后，析出了劳动力，1个人可以干过去10个人的活，价格才降低的！前面说了，农业的劳动力析出后，劳动价值是1.9，所以粮食价格就从10降到了1.9。如果这个农民再次增加9倍的效率，这个时候劳动力不对外析出，只对内析出，相当于又析出9个人，这样总劳动价值就从19，增加到28，平均每个人是2.8。原来的粮食总价格是1.9，产量是1，这样单价就是1.9。效率提高后，粮食的总价格是2.8，产量是10，这样单价就是0.28。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这个分明就是劳动效率提高了！一个现象，两种说法，你信谁的呢？这个东西是世界观，它和智商一样，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慢慢的形成了。也许，人类对经济学的认知，就是自己的世界观和智力的较量。一旦站错了立场，很可能做出不智的选择。

效率模式和创新模式下的价值计量问题有这样一个社会，10个人从事农业劳动。由于效率提高了，现在的10人的工作一个人干，其它9个人从事其它工作，比如电脑、电视、手机等创新业务。新业务能让全体劳动者都受益。假设从前10个人的劳动价值是1，问现在10个人的劳动价值是多少？有人说了，农业的效率增加9倍，农业产值必定增加9倍，农民收入也要提高9倍。农民的劳动价值是10，其它的劳动者都是从农业中转移走的复杂劳动力，收入肯定不能低于农民，所以每个人的劳动价值也是1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你看看，农业效率提高，可以让总的劳动价值提高到原来10倍。真的是这样吗？好多人看不起这种小问题，但是小逻辑、大道理！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这种小逻辑，讲出了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都讲不出来的大道理。这个道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现实中，由于存在价值转形，价值要经过换算才能变成价格。这个比较复杂，就不谈了，也就是说这里的劳动价值就是价格。如果我们国家只有农业，1个人可以干10个人的活，10个人就可以干100个人的活。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劳动价值）就是100，相当于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析出9个劳动力，10+90=10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对于工业化来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效率提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个大型汽车厂，年产量不过是几万辆，员工数量大约有几十万。我们今天，大型汽车集团，年产量至少是几百万辆，但是员工数量不过是区区几万人。单单谈劳动效率，可能已经提高了千倍，但是汽车工业的人均收入，不会超过100倍，和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相当。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按照这种效率的模式走下去，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老百姓的收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什么赶英超美，这个格局太小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面对的恐怕不是效率模式，而是创新模式。农业效率的提升，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农业提高产量，而是让农业析出劳动力。析出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各类创新的产业。农业是简单劳动，但是农业析出的劳动，却是复杂劳动。假设1个农民，效率提高到10倍后，劳动价值也提高到10。比农民要求更高的复杂劳动力，劳动价值至少应该是10，总劳动价值就是100。未来某一天，10人中的某1人的生产效率又增加9倍，他的劳动价值就是100。为了平衡劳动收入，其它9个人的劳动价值也需要增加10倍，每个人的劳动价值均为100。原来的总劳动价值是100，现在的总劳动价值是1000。明明只有1个人增加了9倍的效率，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也必须增加9倍，这个是通货膨胀，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做法，是把1个人提高的效率，算成是10个人的共同效率。一个人增加9倍的效率，价值为9，算到每个人身上，就是0.9。尽管这个人增加了9倍的效率，他的劳动价值也只不过是1.9而已。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价值是算人头算出来的，是劳动价值论帮助我们算出来的。如果是单一的产业，我们可以算出很多的人头。效率增加多少倍，劳动价值就增加多少倍。一旦进入创新领域，产业就不单一了，就算不出来那么多的人头了。如果一个国家处在产业比较单一的效率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进入到了创新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十分慢的。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开始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效率发展的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产量很快就饱和。创新发展的阶段，虽然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但是经济增长很慢。有利就有弊，前者非常好，但是不可持续，后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属于可持续发展。不管是效率模式，还是创新模式，价值的计算就是算时间（人头）。把原有的人头，再加上析出的人头，就是劳动价值计算的依据。效率模式，大家属于单一产业，你能析出人头，我也能析出人头。创新模式，分别从事不同产业，谁提高了效率，谁析出人头。现实中，析出的人头只是相对剩余价值，要想让这部分人真的能就业，还要有生产资料（剩余价值）的配合。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比例，要看投资项目的资本有机构成。假设价值为2的生产资料，要搭配价值为1的劳动力。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考虑75%的产能利用率，8年收回投资，平均利润率就是12.5%。每年80剩余价值的投入，有10转化成相对剩余价值，还剩下20的剩余价值，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如果有闲置劳动力，我们就不需要相对剩余价值，每年能获得100的生产资料；如果没有闲置劳动力，我们就需要相对剩余价值，每年只能获得20的生产资料。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后者的5倍。可见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要远远小于效率模式。劳动力的析出，源于效率的提高，所以在有劳动力析出的地方，价格会降低。西方经济学家一看，耶！现实验证了俺们的均衡价格理论：商品的数量越多，它的市场价格就越低！呸！你骗鬼呢！是效率提高之后，析出了劳动力，1个人可以干过去10个人的活，价格才降低的！前面说了，农业的劳动力析出后，劳动价值是1.9，所以粮食价格就从10降到了1.9。如果这个农民再次增加9倍的效率，这个时候劳动力不对外析出，只对内析出，相当于又析出9个人，这样总劳动价值就从19，增加到28，平均每个人是2.8。原来的粮食总价格是1.9，产量是1，这样单价就是1.9。效率提高后，粮食的总价格是2.8，产量是10，这样单价就是0.28。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产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这个分明就是劳动效率提高了！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两种说法中，你信谁的呢？这个东西是世界观，它和智商一样，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慢慢的形成了。也许，人类对经济学的认知，就是自己的世界观和智力的较量。一旦站错了立场，很可能做出不智的选择。

效率模式和创新模式下的价值计量问题有这样一个社会，10个人的劳动（比如农业），由于效率提高了，现在的10人的工作一个人干，其它9个人从事其它工作，比如从事电脑、电视、手机等创新业务。新业务能让全体劳动者都受益。假设，从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那么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多少？肯定有人说了，农业的效率提高了10，农业产值必定提高10倍，农民收入也要提高10倍，其它的劳动者，都是从农业中转移走的复杂劳动力，他们的收入肯定不能低于农民，所以也应该是收入提高10倍。你看看，农业效率提高，可以让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10倍。真的是这样吗？好多人看不起这种小问题，他们以为自己学了高数，掌握了微积分，有能力思考经济学中更复杂的问题。可是你真的能看懂这个问题吗？小逻辑，大道理！马克思主义就是用这种小逻辑，讲出了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都讲不出来的大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就是认为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现实中，由于存在价值转形，价值要经过换算才能变成价格。这个比较复杂，就不谈了，也就是说这里的价值（劳动价值）就是价格。那么你说，咱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劳动价值）是多少？如果我们这个国家，就是只有农业，1个人可以干10个人的活，那么10个人确实就是可以干100个人的活。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100，相当于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析出9个劳动力，10+90=100，也就是我们国家创造出来的劳动价值就是100。对于工业化来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效率提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个大型汽车厂，年产量不过是几万辆，但是员工数量大约有几十万。我们今天，大型汽车集团，年产量至少是几百万辆，但是员工数量不过是区区几万人。单单谈劳动效率，可能已经提高了千倍，但是汽车工业的人均工资收入，不会超过100倍，和整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提升幅度，基本相当。如果这个世界，就是按照这种效率的模式走下去，很快你就会看到，老百姓的收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什么赶英超美，你的格局太小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惜当今这个世界并不是在走效率模式，而是在走创新模式。农业效率提升，对于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让农业提高产量，而是让农业析出劳动力。你析出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各类创新的产业。农业是简单劳动力，但是农业析出的却是复杂劳动力。假如1个农民，效率提高10倍后，劳动价值也提高10倍，那么比农民要求更高的复杂劳动力，他们的劳动价值至少也应该提高10倍吧？这样，国民生产总值就是100。好了！如果上述逻辑成立，那么如果有一天，这个10人中，还有1个人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10倍，他的劳动价值也提高10倍，为了平衡所有劳动者的收入，其它9个人的劳动价值也需要提高10倍。这个时候，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0，现在就是1000了！明明只有1个人提高了10倍的效率，整个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必须提高10倍，这个叫什么呢？就叫通货膨胀！正确的做法，要把1个人提高的效率，也就是9，算成是10个人的共同效率。你一个人提高了10倍的效率，算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就是0.9。所以，尽管这个农民提高了10倍的效率，他的劳动价值也只不过是1.9而已。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价值是算人头算出来的，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帮助我们算出来的。如果是单一的产业，我们可以算出很多的人头，你效率提升多少，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提高多少。一旦进入创新领域，就不能这么算人头了，国民生产总值直线下滑。我们来看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这个国家还停留在产业比较单一的效率化阶段，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分快的。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创新发展阶段，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分慢的。我们的国家现在就开始面临了这样的问题。效率化阶段，虽然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产量很快就饱和。创新化阶段，虽然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但是经济增长很慢。有利就有弊，前者非常好，但是不可持续，后者并不像有人描述的那么好，但是属于可持续发展。不管是效率模式，还是创新模式，价值的计算就是算时间，把原有的人头，再加上析出的人头，就是咱们计算的人头依据。效率模式，每个人都能析出人头，创新模式，已经析出去的人头，只能计算自己的人头。劳动力的析出，源于效率的提高，所以在劳动力析出的地方，价格会降低。西方经济学家一看，耶！现实验证了俺们的均衡价格理论：数量越多，它的使用价值就越低！呸！你骗鬼呢！是效率提高之后，析出了劳动力，1个人可以干过去10个人的活，价格才降低的！两种说法，你信谁的呢？这个东西是世界观，它和智商一样，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慢慢的形成了。也许你的世界观不允许你相信我的话，但是你的智商会告诉你，西方经济学要完犊子了！

动态劳动价值的计算及意义劳动价值论的难点在于计算。静态的劳动价值比较容易，价值转形就可以帮助你。动态的劳动价值就比较复杂，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你把价值统计出来，你怎么知道这个价值就是那个价格呢？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举例说明。

为价值论争鸣作序：价值计算的难点问题劳动价值论，大家一定熟知定义，但是笔者给出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将价值的产生过程分为三段：前段属于价值的投入，投入的是劳动。末端属于价值的产出，产出的是生产资料。中间则属于价值的生产过程，耗费的成本是生活资料。价值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三段的中间，是生产过程的耗费价值，也就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第二部分是三段的末端，是生产过程的获得价值，也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生产资料有磨损，所以需要扣除折旧，扣除之后的生产资料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有人说，我在价值的前段，也投入土地了，也投入矿产了，它们都不属于劳动，要怎么算呢？如果你在价值的前段，把土地的价值和矿产的价值加进去，就应该再在这个价值的末端，把这个价值也加进去。如果你在价值的前段，加入的是土地的租金，你在价值的末端，也要加入土地的租金。我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地租和利息等也算到剩余价值里了，就是这么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你不干活还能挣钱的所有收入，都算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本质就是剥削。只有让剩余价值掌握在人民手里，才算是消灭了剥削。我的这段描述，可能是你能接触劳动价值论以来，最形象的对价值构成的描述。你看看，劳动价值的基本结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马克思已经给出了这个世界关于劳动价值的最完整、最科学的定义。问题不是出在劳动价值的基本结构上，而是出在它的计算细节上。轻重工业剥离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剥离了。剩余价值按照另外的一个逻辑进行分配，不是按照实际的劳动时间的这个逻辑进行分配。每个人的劳动力价值是相等的，但是最终分配到每个劳动者身上的剩余价值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去计算价格。马克思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解释他的价值转形理论。简单的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是按照不同生产单位的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的。在马克思时代，属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农业有大量闲置劳动力，价值转形理论，基本可以精确的描述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了。马克思不仅仅是成功的发现了剩余价值，还成功的发现了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就是自己商品的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由于最终的剩余价值的大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所以超额剩余价值其实就是资本家获得的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获得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不同，相对剩余价值也要受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三种剩余价值都是广义上的剩余价值，都有着同样的外在形式-利润，但是具体的内涵截然不同。如果未能准确的计算劳动价值，那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使用劳动价值的计算公式。正确的价值计算公式：劳动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其中剩余价值要考虑价值转形。如果这个劳动价值是指总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就不用考虑价值转形（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而超额剩余价值根本就不会存在。超额剩余价值并不能增加这个社会真实的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的剩余)，它不过是某一产业占用另一产业的剩余价值而已。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思想巨作，马克思虽然敏锐的发现了三种剩余价值，但是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机理的描述仍不十分清晰，这主要是受时代局限性的限制。很多人自不量力，以为马克思的数学能力不行，其实马克思在创作之余的解压方式，就是做那些代数和微积分的难题，数学是一级棒的，更不用说马克思的哲学思维的高度了。上世纪20年代，鲍利凯维茨试图建立价值转形的数学模型，结果发现无法同时满足马克思提出的两大总量相等，其后100年，不断有大学教授、学者挑战这个难题，结果始终无解。这说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机理至今仍未解开，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马克思的成就仍然是我们跨不过的一座学术高峰。笔者对劳动价值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起源于轻重工业分工的观点；二是轻重工业之间不能发生价值转形的证明；三是超额剩余价值，缘于轻工业能够获得的高于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的能力；四是根据不同产业的劳动力析出，分别计算不同产业的相对剩余价值，进而推算整个社会的总劳动价值的模式。相关内容，请参见拙作：价值论争鸣：横亘在劳动价值论面前的三座大山（三部曲）。

为价值论争鸣作序：价值计算的难点在哪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呢？列位看官一定熟知定义，但是笔者给出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经济体三段论：经济体的前段属于投入，投入的是劳动。经济体的末端属于产出，产出的是生产资料，扣除折旧部分，实际保留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经济体的中间主体属于生产，耗费的成本是生活资料。价值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经济体的主体部分，它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劳动力价值。第二部分是经济体的末端部分，代表生产资料价值的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资料有磨损，所以要扣除折旧。有人说，我在经济体的前段，也投入土地了，也投入矿产了，要怎么算呢？如果你在这个经济体的前段把土地的价值和矿产的价值加进去，那么就应该再在这个经济体的末端-剩余价值部分，把这个价值也加进去。如果你在经济体前段，加入的是土地的租金，那么你在经济体的末端，必然也要加入土地的租金。我们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地租和利息等也算到剩余价值里了，就是这么来的。在马克思看来，你不干活还能挣钱的所有收入，都算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本质就是剥削。只有让剩余价值掌握在人民手里，才算是消灭了剥削。我的这段描述，可能是你能接触劳动价值论以来，最形象的对价值构成的描述。所以你看看，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构有问题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马克思给出这个上世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最完整、最科学的定义。问题不是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构上，而是出在计算的细节上。轻重工业剥离后，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剥离了，剩余价值按照另外的一个逻辑进行分配，所以你不能直接用劳动时间去计算价格。马克思给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解释他的价值转形理论。简单的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在马克思时代，属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价值转形理论，已经可以足够精确的描述价格和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马克思不仅仅是成功的发现了剩余价值，还成功的发现了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就是自己商品的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大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所以超额剩余价值其实就是资本家获得的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获得的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不同，相对剩余价值也要受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三种剩余价值都是广义上的剩余价值，都有着同样的外在形式-利润，但是具体的内涵截然不同。如果你未能准确的计算劳动价值，或者说你计算的劳动价值和商品的价格不符，那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使用劳动价值的计算公式。正确的价值计算公式：劳动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思想巨作，马克思虽然敏锐的发现了三种剩余价值，但是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成机理仍不十分清晰，这主要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很多人自不量力，以为马克思的数学能力不行，其实马克思在创作之余的解压方式，就是做那些代数和微积分的数学难题，数学是一级棒的，更不用说马克思的哲学思维的高度了。上世纪20年代，鲍利凯维茨试图建立价值转形的数学模型，结果发现无法同时满足两大总量相等，其后100年，不断有大学教授挑战这个难题，结果始终无解。这说明我们至今对劳动价值论的内在机理的认识仍不清晰，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马克思的成就仍然是我们跨不过的一座学术高峰。笔者对劳动价值论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剩余价值起源于轻重工业分工的观点；二是轻重工业之间不能发生价值转形的证明；三是超额剩余价值，就是指轻工业能够获得的高于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的能力；四是根据不同产业的劳动力析出，分别计算不同产业的相对剩余价值，进而推算整个社会的总劳动价值的模式。相关内容，请参见拙作：价值论争鸣：横亘在劳动价值论面前的三座大山（三部曲）。

谨以此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时势造英雄。200年前，当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出现了，开始撰写那部震古烁今的思想巨作：资本论。100年前，当资本主义出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凯恩斯出现了，并且呈上了那部至今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经济学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今天，世界又一次站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在全球时局多舛的形势下，经济学又开始了它躁动，也许屏幕前的你，就是那位潜伏了很久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未来甚至可能会续写资本论，我后面要说的，可能对你就有意义了。牡丹虽好，还要爱人喜欢。资本论虽好，但是你不一定喜欢，你没有时间去读这个大部头，就算你读了，你也不一定捋出其中的逻辑线，毕竟资本论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揭批，它不会劝诫你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但是我不一样，我能帮助你捋出其中的一部分逻辑主线，你看了我的逻辑主线后，你就会发现，***的，原来还存在一个改良的资本主义。今天，我就讲一讲经济危机要怎么改良。有人说了，要你教经济危机怎么改良？人家凯恩斯100年前就教过了！大哥，凯恩斯那个是西药的方式，可以消炎，但是去不了根，我这个是中药的方子，不仅能消炎，还能去根！既然是中药，它就是既有药引子，也有方子。方子能给你，引子给不了，有一天，当你真的成了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时候，组织上会亲自派人把引子送到你手上。言归正传，既然讲经济危机，就要讲经济危机是怎么来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的东西太多了，牛奶喝不掉，咱们就把它倒进大海里，太浪费了！不是真的喝不了，是人家没有钱，没有工作了，凯恩斯说这个东西叫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说法很具欺骗性，我给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说法。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但是我的解释，才能让你更好的理解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其实就是分工的产物，在轻重工业分工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一体的，所以你只能看到最终产品的价值，它的交换价值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之和。两大部类分工后，除了原来的最终产品的价值要交换（生活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交换），两大部类之间还要交换（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中间产品之间也还需要交换（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剩余价值是什么？剩余价值（含折旧）就是生产资料啊！分工之前，它是潜伏的，你看不到，它不需要我们拿出来进行结算！分工之后，它需要单独拿出来进行结算。分工的好处是多多的，这里不谈了。原来我们社会100元的交换价值，因为交换的对象增加了，交换价值可能就变成200元的了。因为有了分工，100元的剩余价值就变成了可见的价值。这个100元的剩余价值在谁的手里呢？在资本家的手里，所谓的利润，资本家吹嘘是自己的资本贡献，其实只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用于交换的结算货币。原则上，剩余价值是不能吃的，因为它是当期劳动者创造出来的生产资料，不是生活资料。如果资本家吃了剩余价值，那部分分工从事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就要饿肚子。剩余价值既是分工，也是剩余。它是生活资料的分工（指分配），是生产资料的剩余。剩余价值存在的目的，就是让劳动者除了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资料，也同时获得不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轻重工业分工后，生产资料才能彻底不属于自己，被整个社会所统筹，成为真正的剩余。剩余价值是绝对不能属于劳动者本人的。作为剩余的生产资料，和同样成为剩余的劳动力结合，马上就可以创造社会更大的财富。如果没有剩余的生产资料，整个社会只能原地踏步，基本不会有任何发展，甚至于不会进化成工业化社会。在工业化的前期，农业有大量闲置劳动力，剩余价值对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后期没有人口红利了，经济要增长，光有剩余价值就不行了，还得有相对剩余价值。不仅劳动效率要提高，劳动力还要增值。为什么有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就是原本的生活资料，只是分工（分配），但是突然变成了剩余了！为什么会成为剩余呢？因为轻工业的利润率太高了！我们把所有的轻工业的利润集中起来，它就是所有轻工业的剩余价值，它对应所有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你应该有和轻工业的剩余价值所对应的重工业的劳动力！我们国家有吗？没有！东北基本上只有重工业，这个地区是什么经济状态，你心里没个数吗？什么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啊？根源是轻重工业的失衡！你得调结构啊！你调个货币有个什么用呢？我们现在看到，全国性的轻工业利润率下降，是因为重工业没有人了，你要那么多的利润有个鬼用？有的人说，产能过剩了，责任在重工业。大哥，产能过剩，是你轻工业的相对过剩，不是重工业的！重工业的含义是很广泛的，不一定是传统的重工业，不一定代表钢铁、煤炭的产量，重工业的经济学含义，它是从事资本增值的产业，不仅是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大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

价值论争鸣：横亘在劳动价值论面前的三座大山引言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的哲学思考，结论容易让人接受，但是一旦进入实战领域，这个理论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议从未平息。翻开教科书，内有马克思给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定义：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如果您是站在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原始定义的角度去理解劳动价值论，这个理论其实是不成立的。它的复杂程度，超出原始定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在它的前面，有三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分别指向价值的转形、平均利润率、价值的增值三大问题，涉及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三类不同性质的剩余价值。在三大问题彻底解决之前，劳动价值论没有实用价值。会变形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统筹和分配价值转形是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突破，简单的说，价值转形就是原本属于劳动者本人的剩余价值被社会统筹，重新分配了。分配要满足平均利润率规律，即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按照各个生产单位的资本权重进行分配。举例来说，农民也有剩余价值，但是除了土地，农民基本没有资本，所以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并不会分配到农民身上。另一方面，工人的剩余价值，不仅仅有自己的，还有农民的。由于各行各业的资本权重不同，彼此分配到的剩余价值也就不同，它造成了价格和价值的脱节。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时间，只能代表劳动力的价值，不能代表剩余价值。由于劳动价值是由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所以劳动时间也不能代表劳动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并不会影响总剩余价值，也不会影响总劳动价值。从宏观上看，劳动价值论依然成立，只不过我们把其中的剩余价值换了一下位置而已。马克思提出了价值转形的两大条件：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回过头再看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已经包含了对剩余劳动时间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并非是我们看到具体劳动时间，造成价格和价值脱节的错觉。价值转形的前提是必须存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存在的前提是轻重工业要分工。轻重工业分工之后，两大部类之间的产品交换必须要通过以货币形态存在的剩余价值或折旧。如果轻重工业不分工，剩余价值或折旧将完全封闭在产品的内部，不会有独立存在的外部形态，剩余价值的转移没有可以实现的外部载体，价值转形将不会发生。两大部类的分工为剩余价值的存在提供了生存土壤，让剩余价值可以脱离劳动力价值而独立存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待续】

剩余价值是分工的观点，有什么现实意义？最近，笔者写了一篇剩余价值的渊源、演变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启示一文，特别提到了剩余价值是分工的观点，有部分读者质疑，也有部分读者疑惑，我这里给自己的文章题一个编者按，讲一讲它的意义，算是一个导读。剩余价值是分工的观点，不仅和当今现实世界高度契合，而且深度还原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的精髓，有利于拨乱发正，正本清源，反击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学家，把剩余价值包装成利润，再把利润解释成资本的收益，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欺世盗名、混淆视听的说法。承认剩余价值是分工，我们才会真正领会剩余价值的作用，资本家再用剩余价值，吃喝玩乐、声色犬马，我们就会知道，这是资本家在动用原本用于劳动分工的那部分人的收入，所以它不仅是剥削了劳动人民的收入，而且是我们整个社会，以牺牲整个社会发展为代价，满足资本家骄奢淫逸的生活。剩余价值是分工的观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成果，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剩余价值的渊源、演变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启示引子哲学意义上，宇宙存在一个基本的规律：因果律。有因才有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因果律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前后次序不能颠倒。剩余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个理论错综复杂，说法不一，争议较大。从因果律的角度，资本主义只是剩余价值的果，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的因。如果止步于对于结果的批判，不去探究结果背后的成因，真相就不会浮出水面。下面探讨的真相，是剩余价值的成因，而剩余价值又是资本主义的成因，前者在时间顺序上是第一位的。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演化，成因都不会演化，它是超脱于具体社会形态之外的经济体的自在规律。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析出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从基本生活的保障到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第次发展。下一层级的需求被满足后，才会进化到上一层级。需求催生出产业，每一层级的产业都需要它的下一层级的产业为自己输送劳动力，每一层级产业也都会为它的上一层级产业输送劳动力。要想为自己的上一层级产业输送劳动力，自己的生产效率就必须不断的提高。生产效率高到一定程度，它的产品需求就会饱和，劳动力就会析出。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农业没有效率，就不会诞生工业；工业没有效率，就不会有今天璀璨的物质文明。需求饱和，产品会过剩，劳动力也会过剩。过剩的产品可以养活过剩的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力投入到新兴产业，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析出，正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百度百科归纳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基本概念的解释，第7条：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非产业部门职工的收入都是由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源于第二产业或者第一产业析出的劳动力。拓展理解一下：不仅是第三产业，所有产业在它的建立之初，都需要它的下一级的产业的劳动力析出。要想输出劳动力，就要获得效率；要想获得效率，必须付出代价。农业化时代，人类获得效率的手段，隐含在产品的生产手段之中；工业化时代，轻重工业剥离，生产效率更高，人类获取效率的手段独立于产品的生产手段之外。原本的剩余价值能代表劳动力的析出，现在的剩余价值不能代表劳动力的输出了。普通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只是普通剩余价值，它并不能析出劳动力。能析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建立在效率提升的基础上，它就是马克思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两种剩余价值有着同样的外在形式-利润，很容易混淆。实际上，普通剩余价值不过是劳动的手段，相对剩余价值才是劳动的目的。只有相对剩余价值，才可以析出劳动力；只有析出劳动力，经济才会增长。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理解，价值就是劳动力的数量。这种劳动力的数量包含两大类：一类是原始的劳动力数量，一类是析出的劳动力数量。原始的劳动力数量代表着原始价值，它并不会因为劳动力的析出而贬值；析出的劳动力数量代表着原始价值的增值，意味着经济会发生增长。相对剩余价值率、资本利润率和经济增长说到增长，就离不开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的比率。这个剩余价值率表达两大部类的比率。用相对剩余价值代替剩余价值，得到相对剩余价值率，它可以表达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由于劳动力价值和劳动价值并非固定的比例，所以相对剩余价值率只能近似于劳动价值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相对剩余价值远远小于剩余价值，所以相对剩余价值率也远远小于剩余价值率。由于轻重工业大体要维持1:1的比例关系，理论剩余价值率大约为100%，相对剩余价值率就要小很多了。即使相对剩余价值率很高，经济增长率也不一定很高。相对剩余价值率只是代表了劳动力的析出，经济增长率还和企业的固定资产的增长有关。前者是软件，后者是硬件。固定资产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利润率（资本收益率），而资本利润率来源于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静态投资回收期。静态投资回收期和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有关。在中国，关键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是3年。建设项目属于重工业，建设资金要沉淀三年才能变现。为了维持生产的均衡，重工业要把一半的生产能力留给自己，于是变成了六年才能变现。这样，中国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6年，即资本利润率16.7%。现实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中国只有75%的产能利用率，0.75×16.7%=12.5%，也就是中国的平均资本利润率是12.5%。12.5%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理论上限。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足够高，可以析出足够多的劳动力，这个理论上限就可以实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农村存在大量闲置劳动力，相当于农业可以为工业析出足够多的劳动力，最高经济增长速度很接近理论上限。第三产业的收入来源及其剩余价值回过来看，第三产业的收入是不是来源其它产业的剩余价值呢？是，但是这个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普通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铺垫，相对剩余价值才是社会进步的源泉。相对剩余价值只能由效率部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贡献，第三产业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原则上不能析出劳动力，所以不能贡献相对剩余价值。虽然不能贡献相对剩余价值，但是只要是劳动者，不管他从事哪个具体行业，都会贡献剩余价值。原则上，每个劳动力的劳动价值都是一致的，劳动力价值也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也是一致的。很多人纠结于复杂劳动应该创造比简单劳动更高的劳动价值，站在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复杂劳动，来源于简单劳动的析出，就算复杂劳动再了不起，他的成就也必然体现在劳动力的析出成果上，特别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的析出成果上。还有人纠结于明星收入高，是不是创造价值也高。马克思在早年间，曾经纠结于价值是构成的还是分解的。一个线段是由几个线段单独组成的，还是一个线段可以分解成几个不同线段。最终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分解的，它的总长度，不会因为我们分成长短不一的几节而有所变化。唱歌唱得再好，也不能析出劳动力，线段的总长度并没有发生变化。每个劳动力都会为社会贡献剩余价值，但是这个对剩余价值的贡献是我们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得到的。这涉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大发现：价值转形，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轻重工业分工之后，这个分配有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换句话说，谁拥有的固定资产越多，谁分配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再次形成的新的固定资产就越多。这种按照所有权分配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方式，就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平均利润率规律。轻重工业的分工与价值转形的形成没有轻重工业的分工，剩余价值就不需要拿出来重新分配，所有产业的剩余价值都封闭在该产业的内部。虽然剩余价值依然会存在，但是不会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转移。此时，我们能看到的剩余价值，其实只是相对剩余价值，它意味着一个行业要对另一个行业进行劳动力输出。因为剩余价值只代表劳动力的输出，不代表劳动力资源的共享，一些资本密集低的产业不能向资本密集度高的产业转移剩余价值，所以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很低。以上的效率是社会的效率，资本家是如何看出来分工的好处呢？它和规模经济有关。工厂生产一件产品，要投入各种资源。工厂不仅要支付各种资源的生产成本，同时要为各种资源的占用支付时间成本。一件产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和时间成本（利润）共同构成的，生产成本基本是不变的，但是时间成本变化较大。我们把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看成是一条流水生产线，流水线的前段是投入，流水线的末端是产出。流水生产线需要满铺在制品，只要前段有投入，末端就有产出。前后两次投入之间，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节拍）。节拍短，投入的钱可以很快收回，但是需要铺设较长的流水线，中间的在制品多，时间成本较高。假设增加一个节拍，可以增加一个产成品，那么增加一个节拍，也必然增加一个在制品。一定存在这么一个节拍，我们增加一个产成品所带来的收益恰好就是我们增加一个在制品付出的代价，亦即一个单位的投资所带来的利润恰好等于一个单位的融资所需要支付利息（盈亏平衡点）。这个节拍所对应的产量，就是工厂建设所需要的最小规模（临界规模）。在不考虑市场饱和度的情况下，规模越大，投入产出的效率越高，资本利润率（收益率）也越高。现实中，不是所有的工厂都采用流水线，但是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都存在同样的规模经济效应。一家重工业的工厂，可以服务很多家轻工业工厂，而一家轻工业的工厂，同样需要很多家的重工业工厂的服务。如果一家重工业工厂只能对应一家轻工业的工厂，轻重工业就不会分家，彼此的生产规模必定都很小，投入产出的效率也必定很低。轻重工业分工后，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就剥离了，剩余价值可以拿来进行社会统筹。我们在个别劳动力身上看到的劳动时间，只能代表劳动力价值，不能代表劳动价值。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破产了，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仅有剩余价值，还有价值转形。于是，专门从事分配剩余价值的阶层出现了，恰好这个阶层的剩余价值分配的规则，就是价值转形所需要的规则。由于轻重工业自身的结构特点，以及第三产业不能向重工业转移剩余价值，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价值转形都是不完善的价值转形，两大部类的生产是不平衡的，必然周期性的发生经济危机，借以调整两大部类的生产平衡。相关内容，作者另有论述，这里暂且不表。结束语本文以崭新的视角，解读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剩余价值的区别，剖析了剩余价值率、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等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轻重工业的分工对工业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也澄清了当前社会对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模糊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请问各位专家或学者，百度中的关于剩余价值的定义和解释是否正确今天搜索一下剩余价值的定义，发现百度百科中，总结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其中第7条是：“……，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非产业部门的职工的收入都是由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 我感觉很奇怪，这不是说我们广大的第三产业，是不能贡献剩余价值的吗？究竟是马克思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还是后人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正确吗？

请问各位专家，百度中的关于剩余价值的定义和解释是正确的吗？今天搜索一下剩余价值的定义，发现百度百科总结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其中第7条是：“……，商业、运输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非产业部门的职工的收入都是由产业部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而来。” 我感觉很奇怪，这不是说我们广大的第三产业，是不能贡献剩余价值的吗？究竟是马克思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还是后人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正确吗？

分工和进化：工业文明的背后逻辑分工是指劳动力分别从事不同有相互联系的工作。社会分工是指超越一个单位的社会范围内的生产分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社会化的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剥离、手工业和农业的剥离、商业从其它劳动中的剥离。分工来源于效率的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带来了畜牧业和手工业。效率的提升不止带来产品数量的增长，也带来品种数量的增长，劳动力不断的从传统行业转移到新兴行业。更多的行业，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高的文明。随着更多的分工，商业应运而生。分工促进了效率的提升。分工能提升劳动的专业化程度，能提升劳动者的劳动熟练度。在制造业，不仅产品要分工，动作也要分工。分工孕育了科技文明，诠释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工厂，每一轮的设备更新，都能体现科技的进步，都能提高全员的劳动生产率。分工的出现，让劳动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完成同样的一件产品，劳动者耗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小，实现了劳动力价值的升值。劳动力的价值，在横向比较上要看时间，在纵向比较上要看积累。关于价值和积累的换算关系，作者另有论述。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工业化时代的分工，不仅仅是劳动的分工，也是生产的切割；不仅仅是提高个体劳动的效率，更是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此，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彻底分家，成为互不归属的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分家之后，剩余价值就从具体的劳动力身上剥离出去。剩余价值主要用于形成固定资产。获取这部分剩余价值，需要采取一个特殊手段：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私有化后，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将按照私人资本占总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这就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剩余价值的分配涉及价值转形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研究成果。没有两大部类的分工，就不存在价值转形。彼时，所有制造业的剩余价值都来源于该行业的内部，没有向外交换必要生产资料的必要。不仅利润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会产生。即使没有两大部类的分工，剩余价值也会存在，社会依然会进步，只不过前进的步伐将变得极其缓慢。由于先进制造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说汽车制造业，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来的剩余价值，仅仅靠行业内部的自我积累，很难建立起来。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度很高的产业，没有两大部类的分工，剩余价值就不会转移，可以保留自己固有的剩余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该行业的自我发展。只不过这种增长是低水平的重复，很快会达到增长的极限，不符合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两大部类不分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一体的，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时间，是包含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完整价值；两大部类分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各自独立的，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时间，只是包含劳动力价值的不完整价值。如果我们坚持用能看到的劳动时间去判断价值，同等的劳动时间，分工状态下的价值要远远小于不分工状态下的价值。换句话说，分工状态下的真实价值要远远大于它的表面价值。一旦分工，有一部分真实的价值就会从劳动者的身上消失了。消失了的那部分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是劳动力自身无法获取的价值，换一个说法就是劳动力创造了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消失并非是真的消失，而是这部分价值被社会统筹。统筹是分工导致的结果，通过全社会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共享，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举例来说，如果没有两大部类的分工，理论上一个农民可以拿到自己创造的价值的100%；如果存在两大部类的分工，这个农民就只能拿到自己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可能是50%，拿不到的那部分价值已经演变成了被社会统筹分配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存在两大部类的分工，早期的工业才能不断的从农业身上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营养，当代的工业才能不断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迭代进化。有人把这些成绩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效性，这不禁让我想起成语故事“狐假虎威”中那只骗人的狐狸。

价格和价值的对立和统一：从GDP为什么要重复计算说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的难点在于价值转形，也就是剩余价值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规律。100年前，鲍利凯维茨建立了价值转形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有个结论：总价格不等于总价值。该结论违背了价值转形的原则。马克思提出价值转形的两大基本条件：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困扰了经济学界100年，始终无解。它被怀疑论者用来质疑价值转形，被反对者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总价格和总价值是否真的相等呢？鲍利凯维茨的证明在数学逻辑上没有问题，整个社会的总价格就是高于总价值的。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的定义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假设这个世界每一件产品，都是由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定价的，最终人们会发现，这个世界所有最终商品的价格的总和，一定高于这些最终商品中所包含的具体劳动时间的总和。看看GDP的计算规则，就会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GDP源于国民总收入，当年美国政府想要了解真实的国民总收入，凯恩斯接下这个课题，得出一个结论：国民总收入=投资+消费。该结论和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如出一辙。国民总收入后来演化成了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只统计国内生产总值（GDP），补充了一项净出口，变成：GDP=投资+消费+净出口，成了广为人知的三驾马车。从价格角度，GDP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之和；从价值的角度，GDP是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和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中，肯定要包含生产资料的价格；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中，肯定要包括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的概念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的概念本质一致，都存在重复计算的部分，这是计算规则决定的。如果用价值代表GDP，此时的GDP，由于存在重复计算，所以要大于实际的价值（指实际发生的劳动时间）。经过重复计算的价值，是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价格，所以总价格大于总价值。有人说这个算法不对，GDP就是统计各行各业的增加值，不存在重复计算。查看一下文献中的定义：GDP必须按照当期最终产品计算，中间产品不能进入。什么是最终产品呢？就是这个产品不可再加工，而是可以直接消费或者使用。设备算不算最终产品？当然算，因为设备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各行各业的最终产品的制造商，用了设备厂家的设备后，设备的价值就转化到制造商的最终产品中去了，但是设备厂家所生产的设备，依然是独立的最终产品。这样，GDP中的设备既包含作为最终产品的设备的价值，也包含那部分转移到其它最终产品中去的设备的价值，所以GDP是价值的重复计算。明明知道是重复计算，为什么GDP一定要采用重复计算的模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可以给出答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剩余价值都不会以任何形式回到劳动者手里。剩余价值的本身没有阶级性，它的正当途径是投资，成为生产资料（固定资产或者流动资产）。剩余价值带有强迫性，强制劳动者进行生产资料的积累，每一个劳动者都需要把自己的劳动分成两个部分：生产资料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活资料的劳动有直接的回报，原则上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资料的劳动没有直接的回报，但是却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劳动价值必须同时体现出劳动者具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两种生产能力。随着生产资料（软件和硬件）的不断积累，劳动者的所具备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大于劳动者所具备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的提升，生活资料占GDP的比重不断减少，生产资料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即整个世界的资本收益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劳动收益的比重将越来越小。在总生产能力既定的前提下，两种生产能力的分配比例可能完全不同。或者说，在总劳动时间既定的前提下，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劳动时间的比例可能完全不同。这样，劳动价值就不能仅仅用生活资料表达，而是要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共同表达。不管劳动者从事任何行业，每个劳动者身上都存在两种能力，存在对应两种能力的劳动时间。工业化诞生之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不分工的，那个时代的木匠，既会打家具，也会造工具。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时间，就是能代表劳动者两种生产能力的劳动时间。工业化诞生之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存在严格的生产分工。劳动者的能力中，属于生产资料的能力，被社会统筹分配，我们是看不到的；属于生活资料的能力，用于索取劳动报酬，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时间，不是劳动的价值，仅仅是劳动力的价值（工资）。所谓的价值重复计算，并不是真的进行了劳动价值的重复计算，只是进行了劳动力价值的重复计算。第一部类（生产资料）和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劳动力价值之和，是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和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之和，是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很明显，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被重复计算。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值，就是两大部类实际发生的劳动时间。当我们用这个劳动时间去定义价值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总价格高于总价值。马克思说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这里的总价值其实是指劳动价值。劳动价值里的劳动时间，不是看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即使我们分别知道两大部类的劳动力价值（时间），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时间）依然未知。要知道这个剩余价值，我们还要知道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这个剩余价值率和产业结构有关，受平衡关系制约，不是仅仅靠观察到实际劳动时间就可以知道的。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作，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写作时间大约有40年。第一卷相当于是总论，高度应在其它各卷之上，但是这个总论缺少了第三卷的价值转形。有人认为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和写作循序是反的，阅读资本论应该按照逻辑顺序，从第三卷读到第一卷，才便于理解。马克思在写作第一卷的时候，不一定能想到价值转形，也不一定考察了剩余价值在从事不同生产的劳动力身上发生的转移现象，很可能他认为这个价值就是现实中的劳动时间，这会导致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今天在读资本论的时候，就应该按照逻辑顺序，先理解价值转形，再定义价值。

价格和价值的疑惑：为什么GDP要重复计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的难点在于价值转形，也就是剩余价值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规律。100年前，鲍利凯维茨建立了价值转形的数学模型，这个模型有个结论：总价格不等于总价值。结论违背了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的两大基本条件：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困扰了经济学界100年，始终无解。它被怀疑论者用来质疑价值转形，被反对者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总价格和总价值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真的相等呢？鲍利凯维茨的数学证明，在逻辑上没有问题，整个社会的总价格就是高于总价值的。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的定义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假设这个世界每一件产品，都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定价的，最终我们一定会发现，这个世界所有终端商品价格的总和，一定要高于这些终端商品中所包含的具体劳动时间的总和。我们看看GDP的计算规则，就会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GDP源自于国民总收入，当年美国政府想要了解真实的国民总收入，凯恩斯为此做了深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国民总收入=投资+消费。该结论和马克思的重大发现：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如出一辙。国民总收入后来演化成了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只统计国内生产总值（GDP），补充了一项净出口，变成：GDP=投资+消费+净出口，这就是至今广为人知的三驾马车。简单的看，GDP就是生产资料的价格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之和；从价值的角度，GDP就是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和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之和。生活资料的价格中，肯定要包括生产资料的价格；或者说，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中，肯定要包括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的概念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的概念，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存在重复计算的部分，这是计算规则。如果我们用劳动时间代表价值，此时的GDP，由于存在重复计算，所以要大于实际发生的劳动时间。重复计算的价值，是这个世界真实发生的价格，所以总价格肯定要大于总价值。有人说我算的不对，GDP就是各行各业统计增加值，根本不存在重复计算。我们只要查看一下百度百科中，关于GDP的定义就好了。GDP的定义就是整个社会所有终端产品的价值。什么是终端产品呢？就是这个产品的最终形态被固定下来的产品。设备算不算最终产品？当然算。你用了人家的设备生产消费品，设备的价值就转化到你的消费产品价值中去了，但是设备的价值依然要作为GDP的价值的一部分独立计算。 2009年，中国开始推行增值税转形，即企业新购固定资产可以增值税抵扣。这样一来，企业新买来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增值税的抵扣，被我们从原来的GDP中扣除了，这种模式被称为消费型增值税。能拿来作增值税抵扣的设备，其实很有限，大体上相当于折旧，原则上这种设备不能为企业带来增值，而大量的设备被企业拿来投资，它是可以为企业带来增值的。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国家不会允许企业进行增值税抵扣的，所以固定资产的价值也不会从GDP中消失。明明知道自己在重复计算，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这种重复计算的模式？这要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中找答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不可能回到劳动者手里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剩余价值的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的正常出路是生产资料。剩余价值带有强迫性，强制劳动者进行生产的积累，每一个劳动者都需要把自己的劳动分成两个部分：生产资料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活资料的劳动是有回报的，原则上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生产资料的劳动是没有回报的，是社会进步需要的强制性积累。劳动价值必须表达出劳动者为社会贡献的积累程度，所以劳动价值必须同时体现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能力。既然劳动价值代表了两种能力，是不是这两种能力可以用一个时间表达呢？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是可以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木匠，既会打家具，也会造工具。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社会，追求高效率，生产资料的劳动和生活资料的劳动存在严格的界限分工，两种劳动的时间必须绝对分开。由于这两种劳动是绝对分开的，所以你所看到的劳动时间，不能代表劳动价值，只能代表这两种劳动的各自价值，也就是劳动力价值。所谓的劳动价值的重复计算，并不是我们真的进行了劳动价值的重复计算，而是因为所有的劳动力价值加起来，仅仅代表了生活资料的价值，要想知道生产资料的价值，还需要加上重复的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力价值，再加上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最后的剩余价值，并不在劳动力价值之中，也就是并不在我们已知的劳动时间之中，即使我们重复计算了劳动力价值，也得不到我们需要的劳动价值。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时间，是体现劳动价值的劳动时间，不是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那个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不是看出来的，而是算出来的。要算这个时间，我们得知道剩余价值率，它和产业结构有关，取决于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关系。马克思所说的总价格等于总价值，这里的总价值就是指体现劳动价值的时间。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作，从第一卷到第三卷的写作时间大约有40年，有人认为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和写作循序应该反过来，这样才便于理解。第一卷相当于是总论，但是这个总论缺少了第三卷的价值转形。马克思在写作第一卷的时候，不一定能想到价值转形，不一定考察了剩余价值在不同劳动力身上的转移现象，所以他很可能认为这个价值就现实中的劳动时间，这会导致理论和现实的冲突。我们今天再读资本论的时候，就应该按照逻辑顺序，先理解价值转形，再定义价值。

价格为什么不能等于工资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工资。原始意义上的工资，其实就是消费品的价格。现在的社会比较复杂，很多工资会转化为投资或者投机，成为获利的手段。为了使问题简单化，这里规定工资就是消费。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去描述，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工资能等于产品的价格吗？用马克思理论是肯定不行的。原因如下：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总劳动价值=总剩余价值+总劳动力价值，总劳动价值=总产品的价格，总劳动力的价值=总工资，这样，总产品价格=总剩余价值+总工资，所以总产品价格大于总工资。这说明在通常情况下，产品的价格要大于该产品中包含的工资。再用凯恩斯理论看看。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的理论：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消费=工资，国民收入=投资+工资。国民收入是我们统计所有产品价格后得到的，这样社会总产品的价格=总投资+总工资，所以总产品的价格大约总工资。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产品的价格要大于该产品中包含的工资。某人不同意这种算法，说在他的价格体系中，总产品的价格就是总消费产品的价格，这样，总产品的价格=总工资，进而得出：价格=工资。设备等固定资产的生产价格在哪里呢？他会告诉我们包含在消费产品的价格之中。这样，在他的价格体系中，国民收入=消费，没有投资。这种价格体系能不能成立呢？在数学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经济学家敢定义，数学家就敢计算。实际操作中，会存在一定问题，你得把消费和投资分开进行统计，黑是黑，白是白，一块砖头，你也要分清这块砖头是属于投资的，还是属于消费的。好吧，就算你已经把投资和消费，两大类产品分类得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是不是价格就可以等于工资了呢？接下来你还要挑战一下社会制度，即资本不能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严格的说，是资本不能参与消费品的分配。这个难度很大，但是毕竟是人力可为的难度，老百姓可能会支持你。接下来我们讲讲这个价格体系为什么不行？为什么马克思或者凯恩斯都在坚持要一个两分法的价值体系？我们假设这个社会就两种消费品，苹果和汽车，苹果的价格=果农的工资，汽车的价格=工人的工资，果农和工人的工资是相等的，包含相同工资的苹果和汽车的价格也必然是相等的，反之亦成立。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满公平的社会。接下来，我们要在果农和工人的内部，进行工作的分工，果农中要分化出来生产铁锹的技工，工人中要分化出生产设备的技工。分工之前，果农的工资等于工人工资的，相当于是果农自己生产铁锹，工人自己生产设备，双方完全是平等的。分工之后，我们就看出问题了，这个果农中只要分化出一点的技工，就可以满足苹果的生产了，但是工人中却需要分化出大量的技工，才可以满足汽车的生产。由于果农中分化出来的技工极少，果农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持自己原来高水平的生活水准；由于工人中分化出来的技工极多，工人的生活水平将急剧下跌。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准不下降，工人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技工需求，你就不用说汽车行业的发展壮大了，你就算是简单的设备折旧更新，人家工人也是能不弄，就不弄。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做简单工作，没有人愿意从事复杂工作，那么这个社会还怎么进步呢？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这个社会就衍生出来了一种机制，让各行各业中的所谓“技工”都从原有的产业中分裂出来，让整个社会对“技工”统筹利用。不需要你从事汽车生产的工人，从自己的队伍中“分化”那么多的“技工”，反倒是从事苹果生产的果农，应该从自己的身上“分化”出来更多的“技工”。价值的两分法，其实就是劳动的分工，每个人都只能拿到自己的劳动力价值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工资，而你的另外一部分被“分化”出去的劳动，由整个社会进行统筹分配。 “分化”出去的劳动成果不在劳动者本人的身上，所以产品的价格（消费）要大于本人的工资，总产品的价格（总消费）要大于总工资，这就出现了一个逻辑矛盾，为了修正这个矛盾，价值论就必须推行两分法，即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或者说，国民收入=投资+消费。 “分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它属于劳动者，但是不在本人身上，但不是说和本人没有关系。剩余价值是社会用来进步的，对于劳动者本人来说，它是劳动者的未来可能收益。在现有世界经济体系下，这个剩余价值是劳动者未来需要和资本家分享的价值，就算有，劳动者也是分享的小头，而资本家分享的是大头。

经济学怪谈：利息的来源、作用和意义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一直在不断的加息，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的加息频繁，力度较大，普遍的解释是美联储通过加息紧缩银根，抑制通货膨胀。然而这个理由真的就成立吗？加息确实可以收回世面上流通的货币，但是流通中的货币发行是有客观标准的，各国的M0始终都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十二分之一，加息的意义又何在呢？利息作为生产资料的投入报酬，据说在7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发明了。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息率取决于储户和借贷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我们过去常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国家也鼓励老百姓要把钱都存起来，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个理由其实很牵强，整个社会的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被那些没有被消费的“闲钱”所瓜分的，即使老百姓一分钱不存，也不耽误企业用自己手里的剩余价值瓜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静态投资回收期要理解利息存在的意义，先要理解“钱生钱”。在银行的手里，钱可以生钱，但是企业的手里，资本就是钱，资本可以生资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增长来源于资本的积累，靠的也是资本生资本。一份资本，经过了若干年的积累，变成了两份资本，称为资本翻一番。这个时间，专业上讲就是静态投资回收期。静态投资回收期和经济增长率有关，但是不是线性关系。总体上，经历的积累时间越短暂，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资本是生产资料的存在形式，生产资料有成千上万种，由专业化的工厂进行生产，我们称他们为供应商，这些供应商把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提供给建造商，由建造商组装起来，就变成了新的专业化工厂。通常一个成规模的建设项目，从施工、安装、调试到最后的生产，要经过三年的建设周期。三年之间，一个建设项目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分次投入。本次投入之后，该部分生产资料需要三年之后，同一建造商才会有再次的需求。资本是有自我繁殖能力的，它所繁殖出来的资本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形成新的资本，新的资本再产生新的剩余价值。由于资本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所以不是所有的剩余价值马上都会变成资本，只能是把这部分资本积累起来，达到原有的规模之后才再次使用。现实中，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是集中使用的，积累的过程并不会形成资本的闲置。供应商把生产资料交给建造商的三年，就是供应商积累自身资本的三年。为什么工程项目的建造周期恰好是三年呢？因为在生产资料这个行业，它的全部资产的价值，恰好就是全部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力的每年劳动价值的三倍。比如说我们建立了一家钢铁厂，这家钢铁厂的固定资产的总价值就是每年的总产值的三倍。这个东西类似于资本的有机构成，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不是我们想变就能变的。如果建造商的建造周期更短，那么供应商积累自身资本的时间不够，不足以提供建造商所需要的足够生产资料；如果建造商的建造周期更长，那么供应商积累的资本就过剩了，建造商无法把过剩的资本转化成生产力。资本三年的时间完成自身的积累，意味着三年的时间资本就可以翻一番。这种资本是可以自我繁殖的资本。现实中可以自我繁殖的资本，属于重工业，负责生产资料；不可以自我繁殖的资本，属于轻工业，负责生活资料。出于产业之间结构平衡的需要，轻重工业的体量应该基本一致。这样，重工业每生产两份的生产资料，就要给轻工业留出一份。原来重工业三年资本就可以翻一番，现在就只能做到六年翻一番了。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轻工业的资本也必须做到六年翻一番。资本的积累需要三年，建造的工期就是三年。慢慢的，这个建造工期三年的习惯就传承了下来，资本的积累时间也就固化了下来。于是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就成为一个工业化的标准，至今我们的工厂在进行投资的可行性分析的时候，依然会把6年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作为一个投资的判断基准，100%÷6=16.7%，换算成资本收益率就是16.7%。 6年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按照产能利用率100%计算的，以我们国家为例，产能利用率只有75%，6÷0.75=8，实际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平均要达到8年，100%÷8=12.5%，资本收益率就是12.5%。财务计算中的资本收益率，由于要考虑折旧，计算值会略低于这个数字。利息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对物质财富的瓜分这里的资本收益率来源于静态投资回收期，没有利滚利。现实中，资本可以实现利滚利，资本收益率只要达到9%，就可以实现全社会资本8年翻一番，如果真的能达到资本收益率12.5%，那么只要6年，全社会的资本就可以翻一番了。从宏观角度，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利息来源于剩余价值，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不会因为利息而改变，即利息的多少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总量。某个企业获得额外的剩余价值，不过意味着某个企业失去等价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来源，除了企业的利润，是否还包括居民的储蓄呢？比如说，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爱储蓄，剩余价值是否就会增加呢？企业储蓄的目的，在于谋取利息，瓜分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居民储蓄的目的，在于延期消费，从而获得更多消费。储蓄无法改变一个社会的总生产资料，也无法改变一个社会的总生活资料，它仅仅能够让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无论一个社会是否存在储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都不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占总资本的额度，并不会因为老百姓的储蓄行为发生变化，所以静态投资回收期不变，资本6年翻一番的标准不变，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变。利息的作用和意义既然如此，储蓄的意义何在呢？这要从轻重工业的基本特点说起。重工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属于建造商，它的产品制造周期是三年；轻工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属于装配线，它的产品制造周期是几分钟甚至于几秒钟。虽然轻重工业的资本积累都需要六年的时间，但是轻工业在这个6年的时间内，产品随时都可以变现，有大量的利息收入。因为有大量的利息收入，所以轻工业可以更多的获得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份额，即更多的获得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这将导致轻重工业发展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利息率越高，对轻工业的资源倾斜就越严重。轻工业能获得利息，说明重工业要支付利息。重工业和轻工业不一样，建造商都是单打独斗的，没有轻工业那样的流水生产线，所以生产节拍很长，需要占用大量的流动资金，而且产品不能马上变现。虽然说很多建设项目，都可以预付工程款，但是总归有自身垫付的成分，特别是重工业自己的建设项目，占用大量资金，需要支付大量的利息给轻工业。如果利息率完全市场化，可能会很高。此时，如果存在大量的居民储蓄，由于竞争关系，就会大幅度降低市场的利息率，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根据价值转形的理论，第三产业会转移自己的大量的剩余价值给轻工业，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轻工业重度超前，会定期爆发经济危机以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其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轻重工业交替发展的周期。我们国家的产能利用率是75%，原本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实际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0.75=8年。8年时间，轻重工业会交替进入不景气。从2014年东北重工业滑落到2022年的南方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正好是8年一个周期。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减少经济危机的危害性，需要对轻工业的发展做出一定程度的抑制，对重工业的发展给予一定程度的扶持，包括降息的政策。为什么美联储反而要加息而不是降息呢？因为发达国家都是重工业超前的。由于重工业的超前，抑制了第三产业转移剩余价值给轻工业所造成的轻工业超前的效应，所以发达国家基本上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重工业超前的经济危机不像轻工业超前的经济危机那么明显，其中的生活资料不会大量过剩。如果这个发达国家存在重工业超前，又或者政府有意扶持轻工业，那么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加息政策。我们看到的美联储不断加息，并非是像我们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抑制货币投放，其真实的意图，很可能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轻工业的投资创造条件，包括这几年美国政府一直不断的呼吁及推动制造业的回归，都需要有加息政策的扶持。

经济危机的周期是多少年？很多朋友在谈论我们现在是不是产品过剩了。产能过剩，过去就是指经济危机。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和过去美国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不一样，深度没有那么厉害了，主要是政府手段，包括扩大公共开支，政府不断招人等等，扩大消费，消化过剩产品。产能过剩，可能是我们的生产能力确实大了，但是更可能是经济结构的问题，市场经济自身缺陷的问题。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只要是市场经济，有一个标准指标，就是资本利润率，一定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在这个标准指标的控制下，轻重工业一定是平衡发展的，但是当广大的第三产业发展起来后，轻重工业的平衡关系就破坏了。东北的衰落，是重工业的衰落的开始，这几年东北的经济刚刚有一点恢复，轻工业的不景气就渐渐显现，很正常。经济危机为什么有周期性呢？因为经济危机就是轻重工业的交替性的周期危机，产品过剩其实是轻工业的消费产品过剩，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但是由于我们产能利用率只有75%，6年是不能收回投资的，6÷0.75=8，大体上相当于8年才能收回投资，也就是说，8年的时间轻重工业交替发展，每一次的交替发展，就是轻重工业之一进入经济危机的节点时间，东北是2014年开始断崖式滑落的，这是重工业的经济危机，那么轻工业的经济危机就应该是8年之后，也就是2022年。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仅是3%，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吻合的。

债务是怎么来的据央行数字，2021年宏观杠杆率是272.5%。宏观杠杆率是总债务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其中债务包括了政府债务，个人债务，非金融企业债务。2021年的GDP是114万亿，全国总债务是310万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后，就觉得我们国家的总债务很高，是不是这样呢？西方经济学基于现象，总结规律，它不会研究数字是怎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肯定价值，讲究逻辑，会告诉我们经济学的一切数字，都来源于它的逻辑结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很疑惑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宇宙学的物理常数，到底是上帝设计出来的，还是上帝随机抓取出来的。宇宙的参数在上帝手里，经济学的参数却在人类手里。如果经济学是讲究逻辑的，那么很多经济学的数据，就应该可以推证，可以事先进行设计，而不是事后进行统计。我们今天就来讲讲，一个国家的总债务是怎么算出来的。首先我们要了解剩余价值率，也就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价值的比例。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要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其中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人口红利，资本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基本上是100%，这里就不展开了。接下来我们算一下静态投资回收期，有投资经验的朋友会知道静态投资回收期一般是6年。这个6年是怎么来的呢？一个建设项目，特别是比较重要的规模化的工厂，从施工、安装、调试到生产，建设周期大多要三年。这一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种原辅材料、组件，每一种类都是分次投入的，相当于一小份的资本。三年前投入给这个建造商的这一小份资本，需要三年之后，这个建造商才有机会再次使用。各种原辅材料的供应商、组件的供应商，面对的是无数的建造商。这些建造商以三年为一周期，重复要货。假设三年前我们建设一座工厂，三年后我们就可以再建设一座工厂，这样我们就有了两座工厂。这意味着只要三年，我们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全社会的资本只要三年，就可以翻一番。我们这里说的资本，是有繁殖能力的资本。现实中的资本，有一部分是有繁殖能力的，有一部分是没有繁殖能力的，就好像养鸡场里的母鸡，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繁殖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下蛋的。工业也是这样，能繁殖的算重工业，只下蛋的算轻工业。前者负责生产资料，后者负责生活资料。轻重工业需要配合，每繁殖一份重工业，就要带出一份轻工业。发展中国家，剩余价值率是100%，所以轻重工业的比例就是1:1，重工业要平均分配产能给重工业自身和轻工业。这样，整个社会的资本就不是3年翻一番了，而是6年翻一番，于是整个社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6年。有的人说你看看我们的深圳速度，人家的建设周期可不是3年，可能1年就完事了，是不是静态投资回收期就少于6年了？没有用，深圳快，不代表全国快。重要工业的建设周期三年，关键的原辅材料和组件的生产能力就是6年翻一番。建设周期决定静态投资回收期，静态投资回收期决定了资本收益率，资本收益率又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如果一个国家想在短期内快速发展，科技革命或者管理创新意义都不大，只要大幅度的压缩建设周期就可以了。只不过这种高速增长，除去技术的难度不谈，很快就会遇到人口增长的瓶颈。我们看到的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低经济增长率国家。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对重工业和轻工业普遍适用。例如，我们建了一座服装厂，生产服装，需要等待6年的时间才可以收回全部的投资。6年当中，每时每刻都有利润产生，我们肯定是要把钱存在银行的。自己暂时不用，别人总归是要用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就是公司的利润，而公司的利润就是别人的债务。也就是说，在你积累你的剩余价值直到它满足资本下一次投资条件的时候，你所积累的所有剩余价值其实都是别人的债务，这一过程要持续6年之久。我们国家2021年的GDP是114万亿，剩余价值率按100%计算，剩余价值就是57万亿。积累需要6年，57×6=342万亿。这个数值比310万亿略高，这是因为57万亿是我们在6年的积累中的最后一年的数字，也是最高一年的数字，前面几年数字略低，逐年递增。修正后，两者基本吻合。本文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和价值转形理论，也是理论界分歧比较大的理论。利用类似的手段，我们不单单可以用它来推算总债务，很多经济学的关键数字，都可以用它来推算，比如说货币发行，各个国家的M0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国内生产总值除以12，欢迎交流讨论。

价值转形的延展阅读：破解里昂惕夫之谜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发现，同等价值的进出口产品，美国出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小于进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这表明美国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完全颠覆了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指导性理论-要素禀赋论。按照要素禀赋论，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对这一现象有不同解释，里昂惕夫本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它国家，所以劳动效率高于其它国家。他的意思是，你看上去应该是三个美国人干的活，其实是一个美国人干的。效率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是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却很可能是一个事实。先来看看，同等的资本可以给美国带来多少国民生产总值。201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是63.31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9.48万亿，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19.48÷63.31≈31%。这个比例，不仅远高于同期法国的16%，也远高于同期中国的22%，甚至于高于理论上的最高值25%。同等资本的条件下，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价值要远高于其它国家，是一个比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劳动更密集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价值转形。价值转形是马克思提出来理论，用来解释价格和价值的分裂原因。这一理论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却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现象，包括里昂惕夫之谜。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把它们归类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马克思时代，所有的生产都是围绕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但是实际上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类，第三部类，我们现在管这个部类叫做第三产业。在当今中国，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基本相当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总和，就更不用说美国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有交易。根据价值转形原则，交易前后，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之和保持不变。如果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部分增加A，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A。由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所以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也增加A。这样，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和保持不变；同理，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和也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没有价值转形发生。第三部类的资本相对少，可以视为第三部类没有资本。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就不存在直接交易，也就谈不上价值转形了。即使第一部类需要第三部类的产品，它也只能通过和第二部类的交易方式，从第二部类的身上获得第三部类的产品。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交易，要发生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交易之前。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是平行关系，两大部类都是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只不过一个是有形的产品，一个是无形的产品，所以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易会发生价值转形。价值转形，简单点说，就是你的价格贵点，我的价格就便宜点，但是总价格不变，即总价格恒等总价值。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企业之间的劳动力价值原则上是相等的，所以说价值转形，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如果说劳动力价值要符合按劳分配，那么剩余价值就要符合按资分配。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所以第三部类只能把自己的剩余价值分配到第二部类身上。美国是个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到了轻工业身上，很容易造成轻工业的过度发展，产能过剩，出现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消除轻工业的产能过剩，或者听凭经济危机的发生，通过工厂的停工或破产，自发的调整轻重工业的生产平衡；或者贯彻凯恩斯主张，实施政府调节，扩大公共开支。从价值转形的角度，两种做法都不能体现价值转形，都不是理想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增值，实际上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当第三产业把自己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给轻工业的时候，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卖很高。如果劳动力价值不增值，轻工业的剩余价值就会很高，轻重工业的比例就会失衡。如果劳动力价值增值，轻工业的剩余价值就会相应减少，而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也会跟着减少。此时，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会降低。这样，两大工业就会重新找回被第三产业破坏的平衡关系。劳动力价值增值，其实就是消费能力提高了。里昂惕夫误以为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生产效率高，其实和效率没有关系，而是因为美国的国民消费能力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因为美国有个庞大的第三产业。同样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美国的资本家可能要支付三个人的工资，看上去就好像是劳动密集了。工资高，产品的价格就贵，国外的产品就会大量的涌入，它最终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市场机遇，走上了现代化的工业道路，包括中国。 25%到14%，是理论上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这种用资本存量去判断国民收入的方式，只能适用于一个工业化国家。农业化国家或者旅游业国家，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强，所以也就无从判断了。第三产业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如果这个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是从工业化社会中脱胎出来的，这个比例的判断依然有效。如果类似于美国，第三产业超级发达，混合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这个比例的判断就不太准确了。价值转形涵盖了价格形成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价值转形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就会在现实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判。举例来说吧，东北的重工业曾经很发达，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后来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小了，2014年更是经历了断崖式滑落。国人不太理解，往往归结于东北人观念落后，体制僵化。大量的东北人口也不断流失，更加助长了东北的不景气。其实根源在于东北是个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缺少轻工业。我们从价值转形的角度理解一下，重工业是不可能接受第三产业的价值转形的，只有轻工业才可以接受第三产业的价值转形。也就是说，轻工业产品价格之所以敢卖那么高，是因为它的后面有个庞大的第三产业，你重工业的后面哪里有什么第三产业？重工业要想提高自己的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要想挣钱，你得等轻工业提高自己的劳动力价值，降低自己的剩余价值。这个时候，重工业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才可以进行调整，重工业才可以提高自己的剩余价值率，让重工业有钱挣。轻工业集中在中国南方，利用的就是全社会的廉价劳动力，追求的是最大利润率，不可能主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这种情况下，重工业根本不可能有钱可挣。如果没有前些年的国家振兴东北的投入，东北经济会更加举步维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论，而剩余价值论的精髓是价值转形，这是和西方经济学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表象，大体上类似于解剖学诞生之前的医学，它不研究价值，更不会研究价值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内在的价值，类似于解剖学诞生之后的医学，它可以对内在的价值结构进行解剖，越过表象，去发现价格形成的内在机理，为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学的困惑问题，开出正确的药方。

价值转形理论的延伸阅读：用价值转形理论破解里昂惕夫之谜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发现，同等价值的进出口产品，美国出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小于进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这表明美国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完全颠覆了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指导性理论-要素禀赋论。对这一现象有不同解释，里昂惕夫本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它国家，所以劳动效率高于其它国家。你看上去是三个美国人干的活，其实是一个美国人干的。效率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是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却很可能是一个事实。先来看看，同等的资本可以给美国带来多少国民生产总值。201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是63.31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9.48万亿，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19.48÷63.31≈31%。这个比例，不仅远高于同期法国的16%，也远高于同期中国的22%，甚至于高于理论上的最高值25%。同等资本的条件下，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价值要远高于其它国家，是一个比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劳动更密集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价值转形。价值转形是马克思提出来理论，用来解释价格和价值的分裂原因。这一理论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却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现象，包括里昂惕夫之谜。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把它们归类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马克思时代，所有的生产都是围绕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但是实际上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类，第三部类，我们现在管这个部类叫做第三产业。在当今中国，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基本相当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总和，就更不用说美国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有交易，根据价值转形原则，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之和不变，第一部类剩余价值部分增加A，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A，由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所以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也增加A，这样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没有价值转形发生。第三部类的资本相对少，可以视为第三部类没有资本。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换，也谈不上价值转形了。即使第一部类需要第三部类的产品，它也只能通过和第二部类的交换方式，从第二部类的身上获得第三部类的产品。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交换，发生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交换之前。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是平行关系，两大部类都是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只不过一个是有形的产品，一个是无形的产品，所以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会发生价值转形。价值转形，简单点说，就是你的价格贵点，我的价格就便宜点，但是总价格不变，即总价格恒等总价值。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企业之间的劳动力价值是相等的，所以价值转形，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如果说劳动力价值要符合按劳分配，那么剩余价值就要符合按资分配。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所以第三部类只能把自己的剩余价值分配到第二部类身上。美国是个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到了轻工业身上，很容易造成轻工业的过度发展，产能过剩，出现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消除轻工业的产能过剩，或者听凭经济危机的发生，通过工厂的停工或破产，自发的调整轻重工业的生产平衡；或者贯彻凯恩斯主张，实施政府调节，扩大公共开支。从价值转形的角度，两种做法都不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劳动力价值的增值，或者说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当第三产业把自己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给轻工业的时候，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卖很高。如果劳动力价值不增值，剩余价值就会很高，轻重工业的比例就会失衡。如果劳动力价值增值，剩余价值就会相应减少。此时，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会降低。这样，两大工业就会重新找回被第三产业破坏的平衡关系。劳动力价值增值，其实就是消费能力提高了。里昂惕夫误以为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生产效率高，其实和效率没有关系，而是因为美国的国民消费能力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因为美国有个庞大的第三产业。同样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美国的资本家可能要支付三份的工资，看上去就好像是劳动密集了。工资高，产品的价格就贵，国外的产品就会大量的涌入，它最终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市场机遇，走上了现代化的工业道路，包括中国。 25%到14%，是理论上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这种用资本存量去判断国民收入的方式，只能适用于一个工业化国家。农业化国家或者旅游业国家，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强，所以也就无从判断了。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这个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是从工业化社会中脱胎出来的，这个比例的判断依然有效。如果类似于美国，第三产业超级发达，混合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这个比例的判断就不太准确了。

发达国家是如何炼成的？引子从法国回来的人说，法国人有一半的时间晒太阳，一半的时间喝咖啡，全年有150天在休息和休假，很奇怪中国人自己为什么工作时间这么长，工作压力这么大，挣的还这么少？根源就在资本的身上。工业化的社会，人类的所有进步都体现在资本的积累上。法国人能挣那么多的钱，是因为法国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本。资本和国民收入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到剩余价值身上找答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构成。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沿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国民收入是由投资和消费构成的。价值就是国民收入，现在叫国民生产总值；剩余价值就是投资；劳动力价值就是消费。这个解释可能和原始定义略有出入，但是便于我们理解资本的作用和意义。不断的压榨劳动力，剩余价值就会不断的形成资本。新增的资本不断吸引劳动力，总劳动价值就会不断的增长。这样，只要我们知道新增资本进入到国民收入的比例，我们就能知道总资本和国民收入的比例。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要研究这个比例，先要研究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可变资本指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它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当期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指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等于投资的价值，也就是当期投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按照这个逻辑，剩余价值率就是当期获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就是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数和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数的数量之比。生产资料属于重工业，形成资本，生活资料属于轻工业，用于消费。重工业是生产能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主要不是用于折旧，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为了保证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不失调，重工业必须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给重工业自身和轻工业，所以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轻重工业的劳动价值相同，劳动力价值（即消费）相同，剩余价值也相同，所以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也是100%。推理得知，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价值。根据静态投资回收期8年推算，年资本收益率是12.5%。假设总资本是100，每年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是12.5，将剩余价值用于投资，每年新增的生产资料就是12.5。既然剩余价值率是100%，每年的生活资料也是12.5。劳动价值等于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和，换成凯恩斯的定义，国民收入等于投资加消费，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和（均指当年的产出）。这样国民收入就是25，即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25%。在剩余价值率100%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因为国民收入等于这两者之和，所以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三者同步增长。生产资料的增长率就是资本收益率，这样资本收益率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率，或者说经济增长率。这里有两个假定条件，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投资，不考察折旧，所以才可以用资本的收益率表达资本的增长率。资本和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有多少的资本就有相应多少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劳动力是给资本配套的。这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就是这个社会有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它符合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特征-农业劳动力过剩，可以源源不断的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这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可以实现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一旦失去人口红利，即使资本积累的再多，国民收入也不可能得到近一步的增长。为了让经济实现进一步的增长，工业化必须要为工业自身的发展提供效率，能够源源不断的从原有的工业中释放出来劳动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到新兴产业，就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假设总资本还是100，资本收益率还是12.5%，这样每年产生的剩余价值还是12.5。因为没有闲置的劳动力，这个12.5不能作为资本直接使用，只能用这个12.5搞技术开发，提高生产效率。技术开发也是投资，也要满足原来的12.5%的平均利润率，否则就不会有公司进行投资。这样，每年产生的投资收益等于12.5×12.5%=1.56≈1.6，即每年产生的劳动力价值为1.6。这个1.6是属于效率提高之后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将这个劳动力投入到扩大再生产，就会创造出同等大小的新的劳动力价值。两者比较起来，单纯的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是12.5，劳动力价值就增长12.5；单纯的提高效率，剩余价值是12.5，劳动力价值就增长1.6。虽然后者实际的劳动人数没有增长，但是效率提升就相当于劳动人数的增长。如果前者能实现经济增长率12.5%，后者就只能实现经济增长率1.6%。一个工业化国家，想要实现12.5%的高速增长，不仅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储备，而且只能做单纯的扩大再生产，不能做效率提升。此时，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但是劳动价值不会升值，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并不能增长。一个工业化国家，没有劳动力的储备，就只能选择效率提升。此时，经济增长速度最低，但是劳动价值会升值，经济增长1.6%，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增长1.6%。前者是发展中国家选择的模式，后者是发达国家选择的模式。假设一个发达国家的总资本是100，每年的剩余价值是12.5，劳动力价值就是1.6，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14.1，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14.1%≈14%。此时，这个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是800%，个人消费只占他实际创造的价值的11.1%，整个社会财富倾斜严重。如果这个发达国家一直按照1.6%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下去，最终每年的国民收入就是这个国家资本总额的14%。中国何时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2016年全国总资产1211万亿，其中住房资产358万元，企业资产340万亿，金融资产367万亿，政府资产146万亿。这里，住房资产本质上是消费，金融资产则不算实物资产，只有企业资产才是真正可以创造生产力的资产。 2016年我国的GDP总额是74.64万亿元，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74.64÷340≈22%。人均GDP为5.36万元。再来看法国的资产情况，2018年末，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产为14.54万亿欧元，同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2.35万亿欧元（17.88万亿元），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2.35÷14.54≈16%。人均GDP为3.69万欧元（28.08万元）。从25%到14%，这是一个走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运行轨迹。无论是中国还是法国，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都属于这个分布区间。经济越发达，这个比例就越小。 1977年，法国人均GDP0.76万美元，相当于中国2016年的水平。2008年，法国人均GDP4.55万美元，是法国历年人均GDP最高的年份。要想从1977年的法国发展到2008年的法国，需要等31年。以此类推，到了2054年，中国就可以赶上2008年法国人的生活水平了。届时，我们就会和法国人一样，用人生的一半时间晒太阳，另一半的时间喝咖啡。网上很多意见认为中国将于2030年进入发达国家，林毅夫甚至认为中国将于2025年进入发达国家。这些显然是乐观了，因为他们都是依据当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的推测。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很难超过1.6%，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越靠近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越困难。里昂惕夫之谜上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发现，同等价值的进出口产品，美国出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小于进口的产品中需要的资本，这表明美国在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完全颠覆了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指导性理论-要素禀赋论。对这一现象有不同解释，里昂惕夫本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的技术水平高于其它国家，所以劳动效率高于其它国家。你看上去是三个美国人干的活，其实是一个美国人干的。效率之说，纯属无稽之谈，但是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却很可能是一个事实。先来看看，同等的资本可以给美国带来多少国民生产总值。2017年，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总资产是63.31万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9.48万亿，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为19.48÷63.31≈31%。这个比例，不仅远高于同期法国的16%，也远高于同期中国的22%，甚至于高于理论上的最高值25%。同等资本的条件下，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价值要远高于其它国家，是一个比劳动密集型的国家，劳动更密集的国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呢？原因在于价值转形。价值转形是马克思提出来理论，用来解释价格和价值的分裂原因。这一理论至今还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却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现象，包括里昂惕夫之谜。工业分为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把它们归类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马克思时代，所有的生产都是围绕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但是实际上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部类，第三部类，我们现在管这个部类叫做第三产业。在当今中国，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基本相当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总和，就更不用说美国了。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有交易，根据价值转形原则，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之和不变，第一部类剩余价值部分增加A，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A，由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所以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也增加A，这样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两大部类之间没有价值转形发生。第三部类的资本相对少，可以视为第三部类没有资本。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第一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换，也谈不上价值转形了。即使第一部类需要第三部类的产品，它也只能通过和第二部类的交换方式，从第二部类的身上获得第三部类的产品。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交换，发生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交换之前。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是平行关系，两大部类都是从事生活资料的生产，只不过一个是有形的产品，一个是无形的产品，所以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会发生价值转形。价值转形，简单点说，就是你的价格贵点，我的价格就便宜点，但是总价格不变，即总价格恒等总价值。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企业之间的劳动力价值是相等的，所以价值转形，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如果说劳动力价值要符合按劳分配，那么剩余价值就要符合按资分配。由于第三部类不需要资本，所以第三部类只能把自己的剩余价值分配到第二部类身上。美国是个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到了轻工业身上，很容易造成轻工业的过度发展，产能过剩，出现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性经济危机。要消除轻工业的产能过剩，或者听凭经济危机的发生，通过工厂的停工或破产，自发的调整轻重工业的生产平衡；或者贯彻凯恩斯主张，实施政府调节，扩大公共开支。从价值转形的角度，两种做法都不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劳动价值的增值，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当第三产业把自己大量的剩余价值转移给轻工业的时候，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卖很高。如果劳动力价值不增值，剩余价值就会很高，轻重工业的比例就会失衡。如果劳动力价值增值，剩余价值就会相应减少。此时，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会提高，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就会降低。这样，两大工业就会重新找回被第三产业破坏的平衡关系。劳动力价值增值，其实就是消费能力提高了。里昂惕夫误以为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因为美国的劳动生产效率高，其实和效率没有关系，而是因为美国的国民消费能力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高，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因为美国有个庞大的第三产业。同样是一个人干活，但是美国的资本家可能要支付三份的工资，看上去就好像是劳动密集了。工资高，产品的价格就贵，国外的产品就会大量的涌入，它最终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正是抓住了这样的市场机遇，走上了现代化的工业道路，包括中国。 25%到14%，是理论上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这种用资本存量去判断国民收入的方式，只能适用于一个工业化国家。农业化国家或者旅游业国家，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强，所以也就无从判断了。第三产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这个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是从工业化社会中脱胎出来的，这个比例的判断依然有效。如果类似于美国，第三产业超级发达，混合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这个比例的判断就不太准确了。工业化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资本利润率，为了区别会计学中的概念，现在称资本收益率。法国经济学家皮耶罗在写《21世纪的资本论》的时候，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00多年的历史，发现无论经济增长速度怎么变化，资本收益率基本不变。资本收益率是怎么算出来的资本收益率可以根据静态投资回收期进行推导。按照行业标准，一般是6年，综合考虑建设周期，就是8年。100÷8=12.5，资本收益率就是12.5%。静态投资回收期和建设项目的工期有关。建设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工厂，从土建、安装再到设备调试，大约需要三年。这个过程中需要成千上万种原辅材料、组件，各种材料要分次投入。有的种类需要在开工前就准备妥当，从投入到产出，它需要经过3年的等待时间，才可以形成生产力。想象一下，一个建设项目是由资本的若干部分构成，最早投入的这个资本是关键性资本，它需要等待三年才能收回，即静态投资回收期是三年。投资收回之后，收回来的钱就可以建设下一个项目，相当于三年翻一番。建设项目是由重工业生产出来的，三年收回投资是指重工业用全部的生产能力满足轻工业生产的资本周转所需要的时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必须均衡，所以重工业必须为自己保留一半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三年的时间重工业只能收回自己的投资的一半，要收回全部的投资需要六年。重工业都要等6年，轻工业也必须等6年。这样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就成了所有工业的一个硬性指标。100÷6=16.67，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成本，每年的资本收益率应该是16.67%。按照这个静态投资回收期算出来的资本收益率是不真实的，现实中的资本收益率都是利滚利的。如果还想保持原来的6年翻一番，真实的资本收益率就必须修正。计算可知，在资本收益率是12.3%的情况下，资本可以实现6年翻一番。现实中，有包含建设期和不包含建设期的两种算法。如果投资部门告诉你是6年，它就是不包含建设期的，要求你建成之后6年之内回本。如果投资部门告诉你是8年，它就是包含建设期的，给你预留了2年建设期，要求你在总计8年之内回本。这里需要做两个说明。一是12.3%的资本收益率，大多数企业是达不到的，这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问题。经济学的剩余价值是包含折旧的，因为折旧也是属于生产资料，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包含折旧的资本收益率；会计学的利润有别于剩余价值，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是不包含折旧的资本收益率，其利润要低于剩余价值。二是一个标准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是700%，这个剩余价值率表达的是重工业要更多的获得社会资源，亦即国民收入中投资的比重要大于消费的比重，其中重工业要把八分之七的产值留给重工业自己，轻工业要把八分之七的产值留给重工业，相当于从事重工业的劳动力价值是从事轻工业的劳动力价值的七倍。此时的重工业的价值，体现在科技进步和生产能力两个方面，体现在科技进步上的价值是全部留给重工业自身的价值，不需要分配给轻工业，而体现在生产能力上的价值，要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平均分配给重工业和轻工业，以保持整个社会生产的平衡。现实中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率不会真的这么高。前面说了，发达国家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之外，还存在一个庞大的第三产业，可以为轻工业提供巨量的剩余价值。它会造成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大于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出现产品过剩，导致经济危机。只有提高劳动力价值，也就是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消费水平，才可以重新实现轻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的平衡。结束语用经济增长速度判断一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时间，其实是不可靠的，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有变化，而且要递减。反过来说，资本的积累是缓慢的，也是相对稳定的，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了。本文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学，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全新角度对经济学一次大胆探索，对价值转形理论做了创新和延展，理论尚不成熟，供学友们交流和批判。

发达国家是如何练成的如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引子从法国回来的人说，法国人有一半的时间晒太阳，一半的时间喝咖啡，全年仅仅是带薪假期就有三个月，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工作时间这么长，工作压力这么大，挣的还这么少？根源在资本的身上。工业化的社会，人类的所有进步都体现在资本的积累上。法国人能挣那么多的钱，是因为法国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本。资本和国民收入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到剩余价值身上找答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构成，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沿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国民收入是由投资和消费构成的。价值就是国民收入，现在叫国民生产总值；剩余价值就是投资；劳动力价值就是消费。这个解释可能和原始定义有一定的出入，但是便于我们理解资本的作用和意义。不断的压榨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会不断的形成资本。新增的资产不断吸引劳动力，总劳动价值就会不断的增长。这样，只要我们知道新增资产进入到国民收入的比例，我们就能知道总资产和国民收入的比例。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占总资本的比例要研究这个比例，先要研究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可变资本指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它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当期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指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等于投资的价值，也就是当期投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按照这个逻辑，剩余价值率就是当期获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就是投入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数和投入到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数的数量之比。生产资料属于重工业，形成资本，生活资料属于轻工业，用于消费。重工业是生产能力，它所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主要不是用于折旧，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为了保证轻重工业的发展比例不失调，重工业必须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给重工业和轻工业，所以重工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轻重工业的劳动价值相同，劳动力价值相同（消费），剩余价值也相同，所以轻工业的剩余价值率也是100%。于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价值。根据静态投资回收期7年推算，年资本收益率是14%，假设总资本是100，每年产生的剩余价值就是14，将剩余价值用于投资，每年新增的生产资料就是14。既然剩余价值率是100%，每年的生活资料也是14。劳动价值等于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和，换成凯恩斯的定义，国民收入等于投资加消费，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和（均指当年的产出），这样国民收入就是28，即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28%。在剩余价值率100%的条件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因为国民收入等于两者之和，所以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三者同步增长。生产资料的增长率就是资本收益率，这样资本收益率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或者说经济增长率。这里有个假定条件，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投资，所以才可以用资本的收益率表达资本的增长率。资本和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占资本总额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有多少的资本就有相应多少的国民收入，相当于劳动力是给资本配套的，这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就是这个社会有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它符合工业化初期的基本特征，农业劳动力过剩，可以源源不断的为工业提供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可以实现高速增长。

东北经济的重工业之殇东北经济的起步和发展，伴随了DG主义的QL和YP。得益于自身卓越的自然条件，东北曾创造过三次历史辉煌：第一次是张作霖统治时期，至1930年，东北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0％，这个指标，一直到2004年，全国才实现。第二次是伪满时期，至东北光复的时候，全国80％以上的GDP集中在东北。第三次是新中国建国以后，那时候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其中有57个项目落户东北，至1960年，东北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25％，虽然比重下降，但仍然对全国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东北的衰落，见于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爆发了国有企业下岗潮，东北是重灾区。同样是国企，南方的国企，大多是私有化，东北的国企，大多是破产。进入新世纪，国家推行了振兴东北的计划，东北经济有所回暖，但是往日不再，从2014年开始，东北经济突现断涯式滑落。今日之东北，人口流失，经济低迷，饱受国人的冷眼。气候？体制？人口素质？地理环境？恐怕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答案，都不是东北经济的真相。为了东北的振兴，各路专家学者做客东北，献计献策，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鲜有真知灼见。比较有影响的，是2017年林毅夫带队到吉林，提出了一份“吉林报告”，其中着重提出了东北要补上轻工业的短板。曾记何时，东北经济的结构完整、配套齐全，涵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以长春为例，汽车、客车、拖拉机、军工、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建材、烟草、电子、橡胶等等，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忽然一夜，东北的轻工业集体消失了。今天的东北，主要倚重的就是重工业。振兴东北，振兴的也是重工业。即使这样，由于增长乏力，东北的重工业优势也在逐渐失去。为什么没有轻工业，经济就不行了？我们要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中寻找答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中心思想，是剩余价值论，基本观点就是劳动价值是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两部分构成的；剩余价值论的重点环节，在价值转形，讲的是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劳动力的身上进行分配。原则上，劳动力价值要符合按劳分配，剩余价值要符合按资分配。同一个劳动力的身上，存在两个不同的分配原则，导致了劳动价值不符合按劳分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价值和价格的分裂。没有经过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劳动价值，是“原始价值”，这个价值不能进行交换；经过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劳动价值，是“转形价值”，这个价值才可以进行交换。价值转形是很复杂的理论，至今全世界都没有完整的数学模型去解释这个理论。这个理论很重要，它能告诉我们价值是怎么来的？如何把价值转换成价格，所以它可以解释经济学的很多现象。要说它的实际意义，先来举个例子。有大小两个国家，都是一穷二白，两个国家都是封闭经济体，都想发展自己的工业，问哪个国家更容易获得成功？人类劳动都可以抽象成无差别劳动，所以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价值是相同的；在一个国家中，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和竞争，原则上工人和农民都具有同样的消费能力，所以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力价值也是相同的；因为前两者都是相同的，所以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也必然是相同的。农民不需要资本，所以农民的剩余价值肯定不在自己身上，那就只能在工人的身上。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工厂都是一座一座建立起来的，每座工厂的规模都差不多。要建立这么一座工厂，首先需要从农民身上积累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工业化起步阶段，大国的农民和工人之比，要远远大于小国的农民和工人之比，所以大国的工业从农业身上获得的剩余价值要远远大于小国的工业从农业身上获得的剩余价值。此时，大国的工业产品的“转形价值”要大于小国的工业产品的“转形价值”，亦即大国的产品价格可以卖得比小国更高，所以大国工业的收益率要大于小国工业的收益率。即使是大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民和工人之比也变得越来越小，农业为工业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也就越来越少，所以工业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了；再到后来，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效率提升，对于某种特定的工业品来说，它所需要的工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该工业品的价格还会越来越低。如果此时大国和小国之间，选择彼此开展自由贸易，那么这个大国就可以凭借自己的价格优势，对这个小国的工业产品实行价格碾压，进一步确定自己的工业优势。建设工业化国家，不仅是不同国家的难度不一样，就算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种类的工业所面临的难度也是不一样的。难干的，是重工业；容易干的，是轻工业。在这里，重工业指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轻工业指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除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第三产业，后者的权重往往高于重工业和轻工业之和，而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品”是服务，主要面对的是消费者。它对资本的依赖较小，存在大量富余的剩余价值。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谁能拿下这部分剩余价值，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价值转形的一个重要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也就是剩余价值将按照资本的权重，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然而马克思还是有一个疏漏：平均利润率规律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遵守平均利润率规律，但是两大工业之间则不遵守平均利润率规律。具体说，生活资料领域的剩余价值（含折旧）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内分配，生产资料领域的剩余价值（含折旧）只能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分配，两大部类之间不存在价值转形。这里给出一个证明。假设存在价值转形，第二部类（生活资料）向第一部类（生产资料）转移剩余价值A，那么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将增加A，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将减少A。由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所以第二部类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将减少A。这样，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增加部分等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的减少部分，于是第一部类的劳动价值没有发生变化；同理，第二部类的劳动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两大部类之间不会发生价值转形。第三产业和轻工业都是面向消费者，所以两者都属于第二部类，这样第三产业的剩余价值就只能向轻工业转移，绝对不可能向重工业转移。由于轻工业接受了大量转移来的剩余价值，轻工业的“转形价值”要高于轻工业的“原始价值”，而重工业没有接受外界的剩余价值，所以重工业的“转形价值”等于它的“原始价值”。同等大小的资本，轻工业获得的剩余价值将大大的高于重工业。重工业负责为重工业自身和轻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由于轻工业获得的剩余价值更多，所以轻工业的增长要大于重工业的增长。这样的发展是不均衡发展，不可持续。表面上看，轻工业的剩余价值很多，有很多以剩余价值形式存在的生活资料可以用来交换生产资料，但是重工业的发展太慢，不能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多的生产资料。这样，轻工业积累的生活资料，因为缺少与之交换的生产资料，就成了过剩的生活资料。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周期性的发生。后来，凯恩斯提出了消灭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扩大公共开支。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政府消费，消化过多的生活资料；二是将钱用于社会的基础建设，相当于政府投资一部分重工业。重工业是不可能和轻工业比挣钱的，只要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去思考，不难得到这个结论。重工业不挣钱，不代表重工业的作用低。重工业是工业的母体，没有重工业，哪里来的轻工业呢？除了重工业的长期积累，中国轻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年的外向型经济。这样的发展并非和重工业无关，而是抓住了当年发达国家转移制造业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总之，重工业的不挣钱是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非人力可为。对此有两种对策，一是听之任之，利用经济危机去调整两大工业之间的生产平衡；二是积极作为，增加国家对重工业的投入和财政补贴。对于东北自己来说，应该深刻反思地区经济现有的工业布局，补上轻工业的短板，收回轻工业的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