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风尘520 叶风尘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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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重工业干不过轻工业 东北的衰落,见于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爆发了国有企业下岗潮,东北是重灾区。同样是国企,南方的国企,大多是私有化,东北的国企,大多是破产。进入新世纪,国家推行了振兴东北的计划,东北经济有所回暖,但是往日不再,从2011年开始,东北经济突现断涯式滑落。今日之东北,人口流失,经济低迷,饱受国人的冷眼。 气候?体制?人口素质?地理环境?恐怕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答案,都不是东北经济的真相。为了东北的振兴,各路专家学者做客东北,献计献策,基本上都是隔靴搔痒,鲜有真知灼见。比较有影响的,是2017年林毅夫带队到吉林,提出了一份“吉林报告”,其中着重提出了东北要补上轻工业的短板。 曾记何时,东北经济的结构完整、配套齐全,涵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以长春为例,汽车、拖拉机、客车、军工、电视、洗衣机、自行车、纺织、建材、烟草、电子、橡胶等等,工业体系门类齐全,种类繁多。忽然一夜,东北的轻工业集体消失了。今天的东北,主要倚重的就是重工业。振兴东北,振兴的也是重工业。即使这样,由于增长乏力,东北的重工业优势也在逐渐失去。为什么没有轻工业,经济就不行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中心,是剩余价值理论,基本思想就是劳动价值由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两部分构成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重心,在价值转形,也就是讲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劳动力的身上进行分配。原则上,劳动力价值要符合按劳分配,剩余价值要符合按资分配,这导致了劳动价值不符合按劳分配,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价值和价格的分裂。没有经过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劳动价值,是原始价值,这个价值不能进行交换;经过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劳动价值,是转形价值,这个价值才可以进行交换。 价值转形是很复杂的理论,至今全世界都没有完整的数学模型去解释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很重要,它能告诉我们价值是怎么来的?如何把价值换算成价格。要说它的实际意义,先来举个例子。有甲、乙两个国家,都是一穷二白,甲是大国,乙是小国,两个国家都是封闭经济体,都想发展自己的工业,问哪个国家更容易获得成功?试想一下,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都是相同的,农民不需要资本,所以农民的剩余价值肯定是在工人的身上。同样是建立一座工厂,工人数量一样,但是大国的农民多,所以农民贡献给工人的剩余价值多,工厂的利润就多。显然,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大国要比小国容易很多。 建设工业化国家,不仅是不同国家的难度不一样,就算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种类的工业所面临的难度也不一样的。难干的,是重工业;容易干的,是轻工业。在这里,重工业指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轻工业指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产业。除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社会上还存在大量的第三产业、农业等,其中第三产业的权重往往高于重工业和轻工业之和,而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农业以粮食为主,或者属于配套的生活资料,或者本身就是生活资料。它们对资本的依赖较小,存在大量富余的剩余价值。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谁能拿下这部分剩余价值,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价值转形的一个重要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也就是剩余价值将按照资本的权重,在不同的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然而马克思还是有一个疏漏:平均利润率规律并不是普遍性适用。重工业和轻工业分别遵守平均利润率规律,但是两大工业之间则不遵守平均利润率规律。具体说,生活资料的剩余价值(含折旧)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内分配,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含折旧)只能在生产资料领域内分配,两大部类之间不存在价值转形。 这里给出一个证明:假设存在价值转形,第二部类(生活资料)向第一部类(生产资料)转移剩余价值A,那么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将增加A,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将减少A。由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所以第二部类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将减少A。这样,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增加部分等于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的减少部分,于是第一部类的劳动价值没有发生变化,同理,第二部类的劳动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两大部类之间不会发生价值转形。 第三产业和农业,原则上和轻工业一样,都属于第二部类,所以第三产业和农业的剩余价值只能向轻工业转移,绝对不可能向重工业转移。由于轻工业接受了大量转移来的剩余价值,轻工业的“转形价值”要高于轻工业的原始价值,而重工业没有接受外界的剩余价值,所以重工业的“转形价值”等于它的原始价值。同等大小的资本,轻工业获得的剩余价值将大大的高于重工业。 重工业负责为自身和轻工业提供生产资料。由于轻工业获得的剩余价值更多,所以轻工业的增长要大于重工业的增长。这样的发展是不均衡发展,不可持续。表面上看,轻工业的剩余价值很多,有很多的生活资料,但是重工业发展太慢,不能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这样,轻工业积累的生活资料,因为缺少配套的生产资料,就成了过剩的生活资料。这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周期性的发生。后来,凯恩斯提出了消灭经济危机的办法,就是扩大公共开支。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政府消费,消化过多的生活资料;二是将钱用于社会的基础建设,相当于政府投资一部分重工业。 重工业是不可能比轻工业挣钱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逻辑,很容易就得到了这个结论。重工业不挣钱,不代表重工业的作用低。重工业是工业的母体,没有重工业,哪里来的轻工业呢?除了重工业,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年的外向型经济,这并非和重工业无关,而是抓住了当年美国转移制造业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总之,重工业的不挣钱是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非人力可为。对此有两种对策,一是听之任之,利用经济危机去调整两大部类之间的生产平衡;二是积极作为,增加国家对重工业的投入和财政补贴。对于东北自己来说,应该深刻反思地区现有的工业布局,补上轻工业的短板,收回轻工业的失地。
如何用马克思理论解释利息、利率、利润和利润率 有人问,利率和储蓄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在西方经济学中,两种关系同时存在。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利率,用横坐标代表储蓄,我们可以找到两条曲线,其中一条代表利率和储蓄正相关,另一条代表利率和储蓄负相关。对于资本家来说,利率和储蓄负相关,老百姓的储蓄越多,资本家愿意支付的利率越小,其中储蓄是自变量,利率是因变量;对于老百姓来说,利润和储蓄正相关,利率越大,老百姓的储蓄越多,其中利率是自变量,储蓄是因变量。两条曲线的交点,是资本家和老百姓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均衡点,代表了现实中的真实利率。 这种手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手法,最初见于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分析。我们建立一个坐标系,用纵坐标代表价格,用横坐标代表产量,我们可以找到两条曲线,其中一条代表价格和产量正相关,另一条代表价格和产量负相关。对于资本家来说,价格和产量是正相关,市场的价格越高,资本家的产量就越大,其中价格是自变量,产量是因变量;对于老百姓来说,价格和产量是负相关,市场的产量越大,老百姓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低,其中产量是自变量,价格是因变量。两条曲线的交点,是供需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利益均衡点,代表了某种商品在现实中的真实价格。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效用价值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西方经济学来说,利率也好,价格也罢,都是人类主观意志的产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无论是价格,还是利率,都离不开人类的客观劳动。我们下面就解释一下,利率和劳动的关系。:
为什么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拼命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最近人工智能CHATGPT挺火,体现了知识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人生。知识作为无形的价值,它的价值怎么体现到产品的价值中去。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目前的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范畴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分成了两大性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对应于人类的脑力劳动,是知识的来源,这个价值怎么衡量,马克思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简单劳动是体力劳动,或者类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你不干活就不再创造价值;复杂劳动是脑力劳动,只要成果还在,不管你干不干活,都在创造价值。简单劳动是支出,劳动结束价值就结束,所以要进入成本化项目;复杂劳动是投入,劳动结束价值不结束,所以要进入资本化项目。 所有的价值,不在生产资料里,就在生活资料里。既然复杂劳动是投入,那么它就是生产资料,最终形成的一定是资产。复杂劳动形成的资产是无形资产,它和简单劳动形成的有形资产截然不同。有形资产,虽然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体上存在一个固定的成本,所以有形资产都有一个确定的价值;无形资产,完全不存在固定成本,所以不存在确定的价值。 举例来说,医药公司研发了一种新药,这种新药当然属于公司的无形资产。这个资产价值是多少,取决于新药的价值,是从每年新药能创造出来的总价值倒推出来的价值,而新药的总价值等于数量和单价的乘积。单价降低,数量就增加;单价提升,数量就减少,因此新药的总价值是一个供需均衡的价值。 正常情况下,要想提高新药的总价值,需要提高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直到数量大到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为止。要想提高消费者的水平,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要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需要提高劳动者人均资产的积累度。这里的人均资产,既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 在知识经济年代,无形资产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能会远远的大于有形资产的数量。前面说了,无形资产没有确定的价值,它也没有确定的成本,你想要让它有多大,你就让总收入有多大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提高无形资产的数量和提高人均收入,其实就是一回事。 在产业经济年代,人均收入受有形资产限制;在知识经济年代,人均收入和无形资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是谁控制谁的问题。我们想提高人均收入,我们直接就发钱就好了。你发多少钱,无形资产就提高多少;反过来的,我们完全认为,这就是无形资产提高了多少,我们的人均收入就提高了多少。 那么是不是在知识经济年代,人均收入就可以无限提高呢?不是这样的。首先,知识都是有代价的,无形资产的形成,也是有社会成本的,知识没有发展到这一步,人均收入就不会提高的这一步;其次,知识本身也是有饱和度的,以新药为例,当新药的数量已经足够高到满足市场所有需要的时候,无论人均收入再怎么提高,新药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也不可能提高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无形资产和人均收入,已经不再是同一回事了。 基本概念厘清了,我们就进入实操部分。怎么确定产品的价值呢?还要需要利用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价值的解构。有的网友说,你这个剩余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解构,不就是人家说的利润和成本吗?不是!价值的解构是对劳动的解构,利润和成本是产品的价格构成。两回事! 当我们对价值进行解构的时候,不要管具体的价格表现,只认价值,也就是标准劳动时间。8小时的劳动时间,有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属于生活资料,剩余劳动时间属于生产资料。两部分时间都用劳动力价值表示,生活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用凯恩斯的话说,国民收入就是投资加消费。 什么是价值呢?价值就是每个人身上获得的投资和消费的每一个不同的部分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集合。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整个社会所有劳动力的时间,细化成分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只要标准劳动时间相等,价值就必然相等。有的人不服气,我这个复杂劳动和你这个简单劳动不一样,我挣得要比你多!大哥,决定收入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你的能力,而是社会几百年来的资本积累。 劳动力的价值确定了,剩下的就是确定产品的价格了。这个学问很复杂,涉及价值转形理论,这个理论是马克思提出来的,100年来,经济学家挖空心思向为价值转形理论建立数学模型,结果无一人成功。也就是说,你想借助于某种数学公式,就能自由的把你的价值转化成价格,基本上是做梦! 这个东西太复杂,这里不提了,总之,这个价值确实是可以转化成价格,但是以我们人类目前对经济学的浅薄认识,我们不知道怎么转化。怎么转化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知道了一个原则,在知识经济年代,无形资产的价值和劳动者的收入是一回事。换句话说,你不给劳动者提供较高的收入,你的无形资产就不值钱;你的无形资产不值钱,你的经济总量必然极低。 按照资本主义的体制设计,谁的效率提升,谁的劳动价值才增值,谁才可以提高劳动收入。为了绕过资本主义体制上的缺陷,国家应该强制干涉,强制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由于人均收入的不同,强制提高劳动者收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和劳动者收入提高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突飞猛进的变化比起来,这一点牺牲完全是无足称道的。
几种经济危机周期的解读和探讨 【前言】 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始于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的经济危机,终于1929年于美国爆发继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理论,全部集中在1930年之前。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经济危机的周期是9年到10年,被称为中周期;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基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隔4到5年,就会出现一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被称为短周期;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50年到60年的经济周期,被称为长周期;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平均长度20年的经济周期,被称为建筑周期。此外,还有经济转型周期是30年的说法。 【朱格拉周期】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源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一致。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生产资料是按资分配的原则,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生活资料是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高,所以按照劳动的权重去分配生产资料,它所分配到的生产资料就不足,所以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要高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各自独立运行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就是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含折旧,下同)。当第一部类增加自己劳动力的时候,第二部类应该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然而第一部类要增加自己劳动力的时候,意味着第一部类的自己的剩余价值也要增加,这样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必然减少。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减少,意味着不可能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剩余价值不能转移,即价值转形不能在两大部类之间自然发生。 既然价值转形不能自然发生,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必然相等,但是由于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不可能相等。这是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为此,资本主义的两大部类是交替发展的,谁的利润率高,就先发展谁。第一部类,由于分配到更多比例的生活资料,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 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第1年,全部投资集中在第一部类,然后优势逐年减少。到第8年,当年第一部类的投资全部收回,由于第一部类已经没有投资优势了,所以全部投资集中在第二部类。第8年,是第一部类衰退的开始,这一年第一部类没有任何投资,但是也没有停工减产。如果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差别较大,第一部类的衰落时间就长,开始出现停工减产,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危机。根据经验,产能利用率多是70%。在100%的开工率下,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在70%的开工率下,静态投资回收期就变成了10年,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10年。第11年,第一部类的衰落期结束,开始逐步的恢复投资。第21年,全部投资再一次集中在第一部类,第一部类重新达到增长的顶峰。 【库兹涅茨周期】 第二部类也是同样的逻辑。由于第一部类有3年的衰落期,第二部类的高涨期从第8年延长到第11年。第12年,第二部落的高增长开始回落。第18年,第二部落的增长全部停止,开始进入衰落期。因为两大部类是平衡的关系,第一部类经历了多少时间的停工减产,第二部类也会经历多少时间的停工减产。第22年,第二部开始逐步恢复。第28年,第二部类开始进入第二轮高涨期,距离第一轮高涨期,正好是20年。 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生活资料多了,劳动者的收入就多了,买房能力当然有显著提升。买房的人多了,建筑业当然就很兴旺,所以这个周期体现了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基钦周期】 这个周期是基欣根据美国和英国从1890年到1922年的物价等经济因素统计得出的。19世纪的欧洲,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经济危机。19世纪的后期,欧洲进入了大移民时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则进入了工业大发展时代。20世纪初,全世界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没有明显的经济危机。这也很容易理解,人都跑了,哪里来的经济危机呢? 没有经济危机,不代表两大部类没有交错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两大部类的产能均不足,没有衰落期。虽然没有衰落期,不发生停工减产现象,但是物价会随着两大部类的交错发展,呈现一定的波动周期。因为没有衰落期,波动的周期就是7年。 基欣周期,是基欣统计厂商的存货得到的,因此也称为“存货”周期。既然是存货,肯定包含两大部类的存货。创造同样的产值,两大部类的存货价值是完全不同的。第一部类的生产,是以订单式生产为主,存货相对较小;第二部类的生产,需要有大量的库存,满足市场的及时需求,存货相对较大。在一个完整的14年的波动周期内,两大部类的库存价值的组合,会产生两个波峰,两个波谷。从一个波峰到一个波谷的周期就是14÷4=3.5年,合计就是42个月。基欣周期就是指在40个月就出现一次有规则的存货价格上下波动的现象。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有关,而资本的有机构成又取决于资本的技术构成,因此这个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提高,没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个剩余价值率就不能提高;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密集度有关。不管有没有关键技术,我们都可以一直进行投资,资本密集度会不断提高,所以这个剩余价值率也会不停的增长。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高,是投资产生的效果;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高,是投资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跟不上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第一部类的发展就到头了。这个时候,第一部类因为自己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就向社会索取高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变得毫无意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机制,会用经济危机抗议第一部类向社会索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凯恩斯的方法了,也就是需要扩大公共开支。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消化第一部类过剩的产能。过剩的产能,并不一定是无用的产能,只不过这样的产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能配套,但是可以将过剩的产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独立出去,另行它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产能,搞我们的高铁,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 在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关系里,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一定要高于第二部类,所以这个体系里,资本有机构成,必须和整体经济一起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是资本技术构成的进步。有了技术的进步,工业体系的成本构成就会发生变化,有的成本降低,有的成本提高。成本的变化,引起收入的变化和物价的变化。物价的变化是缓慢的变化,如果我们用货币锚定一篮子商品,包含价格上升和价格下跌的两组产品,就会看到这组产品组合的物价经过周期性的波动再回到原位。 康德拉季耶夫就是通过观察物价的方式,发现了经济波动的长周期,实际上是观察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发展的变化趋势。虽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这个平均周期是50年,但是技术的发展趋势,科学家都不一定能观察到,更何况是一个经济学家呢?所以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同样的道理,所谓的经济转型的周期是30年,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后记】 1929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人做了两件事:其一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扩大公共开支;其二就是美联储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去调控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抵消商业银行用单位活期存款当成储蓄存款所生产的负面效应。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可以把一大部分生产资料从商业投资中剥离出去,让商业模式下的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进而让商业模式下的两大部类的总产值相等,也就是总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总生活资料的价值。 只要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等,两大部类的总价值相等,两大部类就可以同步发展,可以克服传统的两大部类交错发展的缺陷,过去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会再现了。市场经济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的,能解决经济危机的是政策性手段,或者说计划经济的手段。今天世界各国的真正的麻烦,不是经济危机,而是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周期的解读和探讨 【前言】 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始于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的经济危机,终于1929年于美国爆发继而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理论,全部集中在1930年之前。1862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经济危机的周期是9年到10年,被称为中周期;1923年,美国经济学家基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每隔4到5年,就会出现一次有规律的上下波动,被称为短周期;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50年到60年的经济周期,被称为长周期;1930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平均长度20年的经济周期,被称为建筑周期。此外,还有经济转型周期是30年的说法。 【朱格拉周期】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源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不一致。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生产资料是按资分配的原则,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生活资料是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高,所以按照劳动的权重去分配生产资料,它所分配到的生产资料就不足,所以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要高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 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是各自独立运行的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就是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含折旧,下同)。当第一部类增加自己劳动力的时候,第二部类应该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然而第一部类要增加自己劳动力的时候,意味着第一部类的自己的剩余价值也要增加,这样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必然减少。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减少,意味着不可能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也就是说,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剩余价值不能转移,即价值转形不能在两大部类之间自然发生。 既然价值转形不能自然发生,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必然相等,但是由于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不可能相等。这是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为此,资本主义的两大部类是交替发展的,谁的利润率高,就先发展谁。第一部类,由于分配到更多比例的生活资料,获得优先发展的机会。 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第1年,全部投资集中在第一部类,然后优势逐年减少。到第8年,当年第一部类的投资全部收回,由于第一部类已经没有投资优势了,所以全部投资集中在第二部类。第8年,是第一部类衰退的开始,这一年第一部类没有任何投资,但是也没有停工减产。如果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差别较大,第一部类的衰落时间就长,开始出现停工减产,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危机。根据经验,产能利用率多是70%。在100%的开工率下,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在70%的开工率下,静态投资回收期就变成了10年,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就是10年。第11年,第一部类的衰落期结束,开始逐步的恢复投资。第21年,全部投资再一次集中在第一部类,第一部类重新达到增长的顶峰。 【库兹涅茨周期】 第二部类也是同样的逻辑。由于第一部类有3年的衰落期,第二部类的高涨期从第8年延长到第11年。第12年,第二部落的高增长开始回落。第18年,第二部落的增长全部停止,开始进入衰落期。因为两大部类是平衡的关系,第一部类经历了多少时间的停工减产,第二部类也会经历多少时间的停工减产。第22年,第二部开始逐步恢复。第28年,第二部类开始进入第二轮高涨期,距离第一轮高涨期,正好是20年。 第二部类是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生活资料多了,劳动者的收入就多了,买房能力当然有显著提升。买房的人多了,建筑业当然就很兴旺,所以这个周期体现了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也被称为“建筑周期”。 【基钦周期】 这个周期是基欣根据美国和英国从1890年到1922年的物价等经济因素统计得出的。19世纪的欧洲,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经济危机。19世纪的后期,欧洲进入了大移民时代,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则进入了工业大发展时代。在1929年之前的几十年,没有明显的经济危机。这也很容易理解,人都跑了,哪里来的经济危机呢? 没有经济危机,不代表两大部类没有交错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两大部类的产能均不足,没有衰落期。虽然没有衰落期,不发生停工减产现象,但是物价会随着两大部类的交错发展,呈现一定的波动周期。因为没有衰落期,波动的周期就是7年。 基欣周期,是基欣统计厂商的存货得到的,因此也称为“存货”周期。既然是存货,肯定包含两大部类的存货。创造同样的产值,两大部类的存货价值是完全不同的。第一部类的生产,是以订单式生产为主,存货相对较小;第二部类的生产,需要有大量的库存,满足市场的及时需求,存货相对较大。在一个完整的14年的波动周期内,两大部类的库存价值的组合,会产生两个波峰,两个波谷。从一个波峰到一个波谷的周期就是14÷4=3.5年,合计就是42个月。基欣周期就是指在40个月就出现一次有规则的存货价格上下波动的现象。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有关,而资本的有机构成又取决于资本的技术构成,因此这个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有限度的提高,没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个剩余价值率就不能提高;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密集度有关。不管有没有关键技术,我们都可以一直进行投资,资本密集度会不断提高,所以这个剩余价值率也会不停的增长。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高,是投资产生的效果;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高,是投资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跟不上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第一部类的发展就到头了。这个时候,第一部类因为自己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就向社会索取高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变得毫无意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运行机制,会用经济危机抗议第一部类向社会索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凯恩斯的方法了,也就是需要扩大公共开支。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消化第一部类过剩的产能。过剩的产能,并不一定是无用的产能,只不过这样的产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能配套,但是可以将过剩的产能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独立出去,另行它用。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产能,搞我们的高铁,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 在资本主义这个生产关系里,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一定要高于第二部类,所以这个体系里,资本有机构成,必须和整体经济一起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是资本技术构成的进步。有了技术的进步,工业体系的成本构成就会发生变化,有的成本降低,有的成本提高。成本的变化,引起收入的变化和物价的变化。物价的变化是缓慢的变化,如果我们用货币锚定一篮子商品,包含价格上升和价格下跌的两组产品,就会看到这组产品组合的物价经过周期性的波动再回到原位。 康德拉季耶夫就是通过观察物价的方式,发现了经济波动的长周期,实际上是观察整个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发展的变化趋势。虽然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这个平均周期是50年,但是技术的发展趋势,科学家都不一定能观察到,更何况是一个经济学家呢?所以这种周期性的变化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同样的道理,所谓的经济转型的周期是30年,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 【后记】 1929年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人做了两件事:其一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扩大公共开支;其二就是美联储用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去调控商业银行贷款的规模,抵消商业银行用单位活期存款当成储蓄存款所生产的负面效应。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可以把一大部分生产资料从商业投资中剥离出去,让商业模式下的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进而让商业模式下的两大部类的总产值相等,也就是总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总生活资料的价值。 只要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等,两大部类的总价值相等,两大部类就可以同步发展,可以克服传统的两大部类交错发展的缺陷,过去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不会再现了。市场经济自身是不可能解决经济危机的,能解决经济危机的是政策性手段,或者说计划经济的手段。今天世界各国的真正的麻烦,不是经济危机,而是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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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产生、湮灭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启示 【提要】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来无法摆脱的梦魇。在19世纪,平均每十年爆发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在美国首先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历时四年之久。此次事件之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危害性均不明显,似乎经济危机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经济危机的内因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迪意义?本文将带您一探究竟。 【马克思和凯恩斯对价值理论的重大突破】 要说经济危机,首先要说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凯恩斯。两个人的政治立场截然对立,但是两个人在对价值的解构上高度一致,即价值要分成个体中收入的价值和支出的价值。这是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会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要大于实际支出;凯恩斯认为,国民的支出只有消费,但是国民的收入要包含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国民的收入要大于国民的支出。 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投入和支出的差,投资是国民收入的投入和支出的差。剩余价值就是投资,两者都是指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就是消费,两者都是指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价值或者说国民收入就包含了两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这个可变资本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也就是除了剩余价值之外的劳动力的价值,即满足劳动者自己和家人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之比。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凯恩斯继承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核,建立了国民收入理论,提出了经济危机来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这个重要观点,实际上就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要落后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两者之间存在比例失衡。生产资料的属于第一部类,生活资料属于第二部类,两大部类的价值比就是剩余价值率。由于存在价值转形,分属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剩余价值率代表两大部类分配资源的比例】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一部类留给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A和留给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B之比。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二部类留给第一部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C和留给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D之比。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流量)是按照生产资料(存量)的权重进行分配;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整个社会生活资料(流量)是按照劳动力数量(流量)的权重进行分配。 在标准劳动时间内,每个标准劳动力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存在价值转形,每个人的剩余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它导致我们看到的每个劳动力身上的剩余价值率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马克思对价值转形的解释,由于存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是根据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的。无论每个劳动力具体分配到多少剩余价值,总剩余价值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对于两大部类内部来说,剩余价值从一个劳动力的身上,转移到另外一个劳动力的身上,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对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来说,剩余价值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外一个部类,则必须要付出代价。 例如,第一部类的资本权重增加,第一部类必然分配到更多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应该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第一部类剩余价值增加,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必然减少,所以根本不可能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第一部类强行增加自己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必须强行减少自己的劳动收入。 反过来说,第一部类的资本权重减少,第二部类就会分配到更多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就应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第一部类剩余价值减少,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必然增加,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为第二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第一部类强行减少自己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必须强行增加自己的劳动收入。 【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要相等】 第一种价值转形的情形,需要劳动者付出额外的代价,减少自己的实际劳动收入;第二种价值转形的情形,需要资本家付出更多的代价,减少资本的实际收益率。第一种情形,不符合经济增长的总趋势;第二种情形,不符合资本的逐利的本性。两者都不应该实际存在,所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不存在自然条件下的价值转形。既然没有价值转形,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必然相等。 剩余价值率可以代表一定周期内的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而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要取决于资本的增长率,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增长率。生产资料的最大增长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有关,而资本有机构成又取决于资本的技术构成,即取决于工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设最大的生产资料增长率为S,这是一个常数;设剩余价值率为X,这是一个变数,X=A÷B;设资本利润率为Y,Y=S×A÷(A+B)。当生活资料的权重无限小,即B=0时,资本利润率达到最大,Y=S。这说明在同等技术条件下,资本利润率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率。 【两大部类的总价值要相等】 设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为X1,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为X2。X1=A÷B,X1=C÷D,其中B=C。设边际利润为F,则(A+F)÷B=(C+F)÷D,(A-F)÷B=(C-F)÷D。即在这个边际利润的投资点上,同样大小的投资并不会影响双方的剩余价值率,所以也不会影响双方的资本利润率。解这个方程组,求得A=B,C=D,这样,A+B=C+D。结论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二是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总价值。 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总价值,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维持经济平衡的内在条件。一旦平衡条件被破坏,很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笔者依据历年的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计算了国内2017年到2021年的剩余价值率,分别是89%,95%,97%,106%,109%,总体平衡,但是近年来有投资过度的趋势。 这里对统计做个说明:投资中包含基础设施投资,属于政府投资,非盈利性质,要从投资中扣除;投资中包含居民的住房投资,本质上属于消费,要把该项投资计入消费。 【经济危机的过程及周期】 既然经济危机是产品过剩的危机,肯定是投资过度,所以剩余价值率大于100%。此时,第一部类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大于第二部类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即第一部类的资本利润率要大于第二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在第一年,全部的投资集中在第一部类,然后逐年减少,而第二部类开始逐年增加。由于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到了第7年,当年投资于第一部类的投资全部收回,集中全部力量再投入第二部类。 在资本利润率的引导下,生产资料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交错投资,第7年生产资料过剩,第14年生活资料过剩,在动荡中起伏式增长。可能有人提出来,既然是投资大于消费,那么消费就不应该出现产品过剩现象。非也! 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危机来临时,依次会出现: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工厂减产,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降低。不仅是生产资料,那些在高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高端生活资料,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由于消费能力不足,一样会造成工人的失业。第一部类的工人失业集中在第7年,第二部类的工人失业集中在第14年。 所谓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指正常生产的条件下,产能不受影响的时间。由于经济危机,产能会大受影响。根据经验,产能利用率大多是70%左右。本应该7年收回的投资,实际需要10年。这样,经济波动的周期就是10年,所以19世纪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普遍是10年。有人认为这个周期和设备折旧年限有关,其实是误读。 原则上,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可以实现自由流动,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内在平衡条件,不应该需要进行人为的干预。凯恩斯在建立国民收入的模型的时候,一定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换句话说:为什么剩余价值率总是大于100%?为什么生产资料总是在前面领跑?凯恩斯提出了三个假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灵活偏好三大规律。 【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湮灭】 事实上,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凯恩斯的三大规律没有直接关系,这种猜想缺乏必然的逻辑内核,它并非是推理的必然结果,只是无法得到证实的可能因素。弗里德曼说过,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我们还是看看货币发行体制存在什么逻辑漏洞吧! 我们知道,央行有三大货币M0、M1、M2,可以分成三类:现金、单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含居民活期存款)。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持续的,销售和物流是断续的,所以会形成库存。单位活期存款对应整个社会产品的库存,是不可动用的记账式存款,只能用于结算。 单位活期存款的实体部分是现金。银行为了利益最大化,只要现金进入银行,一定把它当成存款使用。相当于银行凭空创造出了定期存款,所以会出现通货膨胀,并造成生产资料过度占用社会资源的现象,也就是剩余价值率会大于100%。相关内容请参见拙著:“是耶?非耶?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经济危机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通货膨胀。生产资料过度使用了货币,本身就是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由消费者用降低自己的实际消费能力为它买单的。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各国的现金发行都是推行金本位制。钱就那么多,当然不会有现在的物价上涨式的通货膨胀,但是产生的后果或危害是一样的。 真正解决经济危机的,实际上是美联储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从保证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转变成以控制贷款规模为目标。也就是说,即使商业银行动用了不该动用的单位活期存款,中央银行也可以用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货币发行机制的内在缺陷,但是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不足,一定会存在过度投资。 【扩大公共开支的目的和作用】 扩大公共开支是凯恩斯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只要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大于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都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开支的方式,让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均衡。扩大公共开支不是扩大消费,并不是让政府把钱花出去就算完了,它是一种投资的方式,一样需要追求投资的价值。 在生产资料大大高于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足额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甚至于过度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也无法抑制目前的通货膨胀,只能是逐步减缓这种倾向,远不如扩大公共开支立竿见影。 如果银行从来就没有动用单位活期存款,或者中央银行一直足额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不能维持在1:1的关系,或者说剩余价值率能不能保持在100%呢? 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说明两大部类对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瓜分都是相同的,所以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一定是相同的,两大部类的资本技术构成也是相同的。这种设定和现实世界有较大出入的。 现实中,第一部类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能力,它的技术水平要更加突出;第二部类主要是技术的受益者,随着整个社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二部类会承接大量其它产业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总体上看,第一部类的资本技术构成肯定要比第二部类更高。 一方面,生产资料高于生活资料是一种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又不可能接受这种客观现实。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内部机制根本就无法解决的矛盾,只能用扩大公共开支这种政策性手段,强行平衡两大部类的生产,否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当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时,能不能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让生产资料的比重慢慢的降低下来呢?不行!因为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它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接受这种合理性。 总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也好,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两者内部的运行机制,都不支持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必须使用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手段。不管具体采用什么手段,维持两大部类1:1的平衡关系才是关键的。大于这个比例,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危机;小于这个比例,则会出现通货紧缩或者经济衰退。
经济危机的产生、湮灭及其对当代经济的启示 【提要】 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来无法摆脱的梦魇。在19世纪,平均每十年爆发一次。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是1929年在美国首先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历时四年之久。此次事件之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危害性均不明显,似乎经济危机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了。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经济危机的内因是什么?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迪意义?本文将带您一探究竟。 【马克思和凯恩斯对价值理论的重大突破】 要说经济危机,首先要说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位人物: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凯恩斯。两个人的政治立场截然对立,但是两个人在对价值的解构上高度一致,即价值要分成个体中收入的价值和支出的价值。这是整个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会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要大于实际支出;凯恩斯认为,国民的支出只有消费,但是国民的收入要包含投资和消费,也就是说国民的收入要大于国民的支出。 剩余价值是劳动价值的投入和支出的差,投资是国民收入的投入和支出的差。剩余价值就是投资,两者都是指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就是消费,两者都是指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价值或者说国民收入就包含了两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这个可变资本是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也就是除了剩余价值之外的劳动力的价值,即满足劳动者自己和家人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值之比。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凯恩斯继承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内核,建立了国民收入理论,提出了经济危机来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这个重要观点,实际上就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要落后于生产资料的生产,两者之间存在比例失衡。生产资料的属于第一部类,生活资料属于第二部类,两大部类的价值比就是剩余价值率。由于存在价值转形,分属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可能是不一样的。 【剩余价值率代表两大部类分配资源的比例】 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一部类留给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A和留给第二部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B之比。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等于第二部类留给第一部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C和留给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D之比。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流量)是按照生产资料(存量)的权重进行分配;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体现了整个社会生活资料(流量)是按照劳动力数量(流量)的权重进行分配。 在标准劳动时间内,每个标准劳动力的价值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存在价值转形,每个人的剩余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它导致我们看到的每个劳动力身上的剩余价值率是完全不同的。根据马克思对价值转形的解释,由于存在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规律,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是根据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的。无论每个劳动力具体分配到多少剩余价值,总剩余价值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对于两大部类内部来说,剩余价值从一个劳动力的身上,转移到另外一个劳动力的身上,无需付出任何代价。对于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来说,剩余价值从一个部类转移到另外一个部类,则必须要付出代价。 例如,第一部类的资本权重增加,第一部类必然分配到更多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应该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第一部类剩余价值增加,第二部类剩余价值必然减少,所以根本不可能为第一部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第一部类强行增加自己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必须强行减少自己的劳动收入。 反过来说,第一部类的资本权重减少,第二部类就会分配到更多的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就应该为自己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第一部类剩余价值减少,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就必然增加,所以根本就不可能为第二类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如果第一部类强行减少自己的剩余价值,第二部类必须强行增加自己的劳动收入。 【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要相等】 第一种价值转形的情形,需要劳动者付出额外的代价,减少自己的实际劳动收入;第二种价值转形的情形,需要资本家付出更多的代价,减少资本的实际收益率。第一种情形,不符合经济增长的总趋势;第二种情形,不符合资本的逐利的本性。两者都不应该实际存在,所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不存在自然条件下的价值转形。既然没有价值转形,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就必然相等。 剩余价值率可以代表一定周期内的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而劳动力价值的增长率要取决于资本的增长率,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增长率。生产资料的最大增长率和资本有机构成有关,而资本有机构成又取决于资本的技术构成,即取决于工业自身的技术能力。设最大的生产资料增长率为S,这是一个常数;设剩余价值率为X,这是一个变数,X=A÷B;设资本利润率为Y,Y=S×A÷(A+B)。当生活资料的权重无限小,即B=0时,资本利润率达到最大,Y=S。这说明在同等技术条件下,资本利润率要取决于剩余价值率。 【两大部类的总价值要相等】 设第一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为X1,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率为X2。X1=A÷B,X1=C÷D,其中B=C。设边际利润为F,则(A+F)÷B=(C+F)÷D,(A-F)÷B=(C-F)÷D。即在这个边际利润的投资点上,同样大小的投资并不会影响双方的剩余价值率,所以也不会影响双方的资本利润率。解这个方程组,求得A=B,C=D,这样,A+B=C+D。结论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是100%;二是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总价值。 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生活资料的总价值,是一个独立经济体维持经济平衡的内在条件。一旦平衡条件被破坏,很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笔者依据历年的国民经济统计公报,计算了国内2017年到2021年的剩余价值率,分别是89%,95%,97%,106%,109%,总体平衡,但是近年来有投资过度的趋势。 这里对统计做个说明:投资中包含基础设施投资,属于政府投资,非盈利性质,要从投资中扣除;投资中包含居民的住房投资,本质上属于消费,要把该项投资计入消费。 【经济危机的过程及周期】 既然经济危机是产品过剩的危机,肯定是投资过度,所以剩余价值率大于100%。此时,第一部类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大于第二部类获得生产资料的能力,即第一部类的资本利润率要大于第二部类的资本利润率。在第一年,全部的投资集中在第一部类,然后逐年减少,而第二部类开始逐年增加。由于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到了第7年,当年投资于第一部类的投资全部收回,集中全部力量再投入第二部类。 在资本利润率的引导下,生产资料在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交错投资,第7年生产资料过剩,第14年生活资料过剩,在动荡中起伏式增长。可能有人提出来,既然是投资大于消费,那么消费就不应该出现产品过剩现象。非也! 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危机来临时,依次会出现: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工厂减产,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降低。不仅是生产资料,那些在高增长时期成长起来的高端生活资料,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由于消费能力不足,一样会造成工人的失业。第一部类的工人失业集中在第7年,第二部类的工人失业集中在第14年。 所谓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指正常生产的条件下,产能不受影响的时间。由于经济危机,产能会大受影响。根据经验,产能利用率大多是70%左右。本应该7年收回的投资,实际需要10年。这样,经济波动的周期就是10年,所以19世纪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普遍是10年。有人认为这个周期和设备折旧年限有关,其实是误读。 原则上,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力都可以实现自由流动,完全可以满足经济增长的内在平衡条件,不应该需要进行人为的干预。凯恩斯在建立国民收入的模型的时候,一定也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换句话说:为什么剩余价值率总是大于100%?为什么生产资料总是在前面领跑?凯恩斯提出了三个假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灵活偏好三大规律。 【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湮灭】 事实上,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凯恩斯的三大规律没有直接关系,这种猜想缺乏必然的逻辑内核,它并非是推理的必然结果,只是无法得到证实的可能因素。弗里德曼说过,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我们还是看看货币发行体制存在什么逻辑漏洞吧! 我们知道,央行有三大货币M0、M1、M2,可以分成三类:现金、单位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含居民活期存款)。由于整个社会的生产是持续的,销售和物流是断续的,所以会形成库存。单位活期存款对应整个社会产品的库存,是不可动用的记账式存款,只能用于结算。 单位活期存款的实体部分是现金。银行为了利益最大化,只要现金进入银行,一定把它当成存款使用。相当于银行凭空创造出了定期存款,所以会出现通货膨胀,并造成生产资料过度占用社会资源的现象,也就是剩余价值率会大于100%。相关内容请参见拙著:“是耶?非耶?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前世今生”。 有人说经济危机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这要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通货膨胀。生产资料过度使用了货币,本身就是通货膨胀,只不过是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由消费者用降低自己的实际消费能力为它买单的。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各国的现金发行都是推行金本位制。钱就那么多,当然不会有现在的物价上涨式的通货膨胀,但是产生的后果或危害是一样的。 真正解决经济危机的,实际上是美联储建立了存款准备金制度。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联储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从保证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转变成以控制贷款规模为目标。也就是说,即使商业银行动用了不该动用的单位活期存款,中央银行也可以用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放贷。 虽然没有彻底解决货币发行机制的内在缺陷,但是至少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没有法定存款准备金,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不足,一定会存在过度投资。 【扩大公共开支的目的和作用】 扩大公共开支是凯恩斯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只要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大于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都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开支的方式,让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均衡。扩大公共开支不是扩大消费,并不是让政府把钱花出去就算完了,它是一种投资的方式,一样需要追求投资的价值。 在生产资料大大高于生活资料的情况下,即使中央银行足额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甚至于过度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也无法抑制目前的通货膨胀,只能是逐步减缓这种倾向,远不如扩大公共开支立竿见影。 如果银行从来就没有动用单位活期存款,或者中央银行一直足额提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不能维持在1:1的关系,或者说剩余价值率能不能保持在100%呢? 两大部类的剩余价值率相同,说明两大部类对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瓜分都是相同的,所以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一定是相同的,两大部类的资本技术构成也是相同的。这种设定和现实世界有较大出入的。 现实中,第一部类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能力,它的技术水平要更加突出;第二部类主要是技术的受益者,随着整个社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二部类会承接大量其它产业转移出来的过剩劳动力,有大量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总体上看,第一部类的资本技术构成肯定要比第二部类更高。 一方面,生产资料高于生活资料是一种客观现实;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又不可能接受这种客观现实。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内部机制根本就无法解决的矛盾,只能用扩大公共开支这种政策性手段,强行平衡两大部类的生产,否则就会发生经济危机。 当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时,能不能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形式,让生产资料的比重慢慢的降低下来呢?不行!因为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它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不接受这种合理性。 总之,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也好,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好,两者内部的运行机制,都不支持生产资料大于生活资料,必须使用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手段。不管具体采用什么手段,维持两大部类1:1的平衡关系才是关键的。大于这个比例,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经济危机;小于这个比例,则会出现通货紧缩或者经济衰退。
是耶?非耶?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前世和今生 一、货币的定性和定量 M0、M1、M2是央行定义的货币分类。M0是流通中的现金,M1是M0加上单位的活期存款(以下简称活期存款);M2是M1加上单位的定期存款和居民的储蓄存款,两者都用于投资,可以合并,以下统称储蓄存款。这样,从货币功能的角度出发,将货币分成三类:现金、活期存款(M1-M0)、储蓄存款(M2-M1)。 1、现金 现金是所有国民取得收入的唯一方式。由于推行月薪制度,所以现金数量就是当月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现在称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也称GDP,所以M0差不多就是GDP的十二分之一。例如,2021年的GDP是114.37万亿,114.37÷12=9.53,推算的M0为9.53万亿,接近9.08万亿的实际值。 2、活期存款 根据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全国非金融类企业资产总额是537.8万亿。另据2018年12月的央行数据,M2为182.67万亿,M1为55.17万亿,M0为7,32万亿。M1-M0=47.85,活期存款余额为47.85万亿。M2-M1=182.67-55.17=127.5,储蓄存款余额为127.5万亿。47.85÷537.8=8.9%,活期存款余额大约占总投资的9%。平均每一笔投资,都要保留9%的现金。 3、储蓄存款 国民收入等于投资+消费,储蓄等于投资,要算储蓄存款余额有多大,我们要看历年的投资有多大。2016年和201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其中2016年基础设施占GDP的16%,2017年基础设施占GDP的17%。以17%为标准,我们可以推算历年的新增储蓄存款。 例如:2021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为114.37×17%=19.44万亿,2021年的住房投资为11.12万亿。这两项投资,一项来源于政府税收,一项来源于居民消费,都不是来源于储蓄,所以要从总投资中扣除:65.92-19.44-11.12=35.36,推测2021年新增储蓄存款为35.36万亿。 一般来说,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建设工期2年,2年内资金陆续投入,平均的资金沉淀时间是1年,于是静态投资回收期还要增加1年。 静态投资回收期不考虑资金的时间成本,相当于投资于7年后一次性收回。这样,每一笔储蓄存款都需要在银行的账户上保留7年。把7年来的新增储蓄存款加总,得到储蓄存款的余额。 按照前述方法,计算2015年到2021年的新增储蓄存款:15.94+19.07+21.70+25.78+28.45+30.97+35.36=177.27万亿,这是推算的储蓄存款余额,实际的储蓄存款余额是173.55万亿,两者基本吻合。 计算结果证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国内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7年;二是储蓄确实等于投资,但是要从中扣除基础设施的投资和住房的投资。 二、现金的流通和衍生 央行发行的唯一货币就是现金,现金存在于银行的两个户头之中,一个是国民的户头,一个是企业的户头。 国民的日常支出,就是企业的日常收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结算日。在结算日,企业将自己户头内的所有现金收入,转移到国民户头里,转化成国民的现金收入。如此循环往复。 现金代表全体国民在一定时间段内的所有收入,通常是一个月的收入。在这个时间段内,国民收入必须消化干净,自己不能消化的,银行会让别人替他消化。 经济永远增长,东西越来越多。每一轮的国民收入都高于上一轮的国民收入,每一轮的现金发行量都高于上一轮的现金发行量。央行于月底投放多少的现金,下月的国民收入就是多少,这就是所谓的货币数量论。 投放的数量不同,商品的价格就不同,这样每一轮都会出现价格的波动。价格的波动,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结算体系和生产体系。为了消除这样的负面影响,央行会根据经济的实际增长,有计划的进行现金货币的投放。 现金到了国民的手里,有两个用途: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每个人手里的钱,一部分用在消费上,一部分用在投资上。具体说,衣食住行用在消费上;储蓄用在了投资上。 投资意味着有闲置的劳动力或者从其它行业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投入使用。新的劳动力创造新的价值,这个新的价值是企业的新的收入。在这一个月中,随着不断的投资,新的收入不断产生,超出国民的实际支出,造成了收支的不平衡。 央行有两种解决收支平衡的办法:一个是提前预付新增的国民收入,在你还没有挣到钱的时候,提前把这部分现金发到你的手上,严格的说,是资本家的手上;一个是把这部分现金先发到央行自己的手上,美联储就是这么干的,所以美元的发行,就是政府的负债。 投资来源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现金货币:一个是储蓄存款,一个是活期存款。具体来说:,一个建成了工厂,一个形成了库存。 用于建设工厂的现金,不断变成了那些建设工厂的企业的收入,和消费领域中的现金一样,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支出,从国民的户头进入企业的户头。在结算日,再从企业的户头,进入国民的户头。 形成库存的那部分现金,被永远保留在银行为它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户头里:活期存款的户头。它不能随着结算,从企业的户头转移到国民的户头上。 活期存款作为库存的产物,处于不断的流动过程中。从货币的角度,它是产品在不断流动过程中的结算货币;从实体的角度,它是工厂储存的库存品。有多少库存品,就需要有多少活期存款。 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库存呢?这是因为所有的工厂,它的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是连续的,但是它的产品的销售过程和运输过程都不是连续的,走走停停。虽然其它环节停了,但是生产并没有停,所以产品会堆积下来,形成库存。 既然是库存,就一定存在最高点(满仓),也一定存在最低点(空仓)。满仓时,持有的现金达到最低点;空仓时,持有的现金达到最高点。在库存清空时,工厂必须有足够的现金进货,否则生产就无法连续进行。 这个现金是工厂需要的最大结算货币量,它等于工厂的最大库存量,在工厂正式生产之前就需要存入银行,进入银行为它建立的活期存款户头中。 三、经济危机溯源 无论是工厂,还是库存,都是经济的实体。这样的实体的大小,不是银行可以决定的,而是企业自己决定的。现代货币体制的缺陷,就是它深度介入经济实体。 当活期存款以现金的形式进入银行的时候,银行会将它作为储蓄存款立即使用,然后银行再为企业建立一个虚拟的现金户头,也就是银行收到企业现金的记账簿,用于今后的日常结算。真正的现金,银行不会真的保留,早就将它作为国民收入,重复使用了。 银行动用了属于企业活期存款的那部分现金,等于额外增加了同样大小的现金给储蓄存款。这是凭空创造出来的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的认为,这是由于货币发行过多导致的通货膨胀,所以央行开始减少现金的投放。明明是投资产生的通货膨胀,最终却需要投资和消费一起为通货膨胀埋单,等于让投资抢夺走一部分消费的资源。 抢夺的行为造成投资和消费的不均衡发展,先后出现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进而出现工厂减产、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危机。在19世纪,经济危机规律性的出现,大约是10年1个周期。 四、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前世和今生 1913年,美联储制定了联邦储备法,以提供短期流动性为目标的差额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建立了起来,要求成员银行按照活期存款的一定比例持有准备金。 1917年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中心储备银行为13%,储备城市银行为10%,乡村银行为7%。成员银行的定期存款准备金率为3%。这个3%的定期存款准备金率实在是太低了。过低的定期存款准备金率,导致1929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全球性经济危机之后,美联储开始修改规则,存款准备金制度从保证商业银行的货币流动性,变成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即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去影响整个社会贷款的实际投放数量。 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货币的错误认识,货币乘数论开始流行,人们误以为货币在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下,可以派生出更多的货币。 货币不能派生货币。用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贷款数量,是误打误撞。活期存款是不可挪用的记账式存款,储蓄存款才是真正可以使用的存款。 正确的做法,活期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是100%,储蓄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是0%。由于客户的存款和提款具有一定的随机性,银行还应该保留一点准备金。这种准备金是传统意义上的准备金,和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含义完全不同。 既然活期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不能设置成100%,储蓄存款的存款准备金率也就不能设置成0%。按照2018年国内的相关数据推算,投资中有9%会形成活期存款。如果储蓄等于投资,那么综合存款准备金率应该在9%左右。 投资中有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来源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投资中还有居民的住房投资,名义上是投资,实际属于消费,来源于居民的消费收入。扣除前面的投资,剩下的就是企业的投资。 根据近年来的国民经济统计公报的数据,企业投资大约占总投资的一半。企业的投资源于储蓄,所以储蓄等于总投资的一半。此时,活期存款占储蓄存款的比例就不是9%,而是18%,综合存款准备金率在18%左右。 这个18%,是我们根据活期存款余额占企业投资总额的比例推算出来的,相当于历年来的加权法定存款准备率,不代表实际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这些年来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2011年6月份为最高,达到了21.5%,之后就开始不断的降准,到了2021年12月份,降到11.50%,而且还在不断的降低。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可能有如下的背景:企业推行精益生产,安全库存越来越少;减少了销售的中间环节,中间商的安全库存消失了;加大投资的力度,牺牲居民的消费;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转变,实体经济的成份下降。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说明库存占投资的权重较高。库存是实体,只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快,才需要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中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低,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同等的储蓄存款,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要强于美国,所以需要建立相对更大的库存。 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出现,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全球性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后,再也没有原来那样剧烈动荡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了。然而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是理想的货币发行制度,央行只能通过尝试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在控制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之间,反复摇摆。由于对货币机理的认识不足,人们始终无法摆脱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风险。
从利润和利润率看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 没有利润行不行?这个和资本家没有关系,而是和物化劳动有关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是劳动的两大分类。物化劳动的成果,体现在生产资料上,由于有折旧,它的成果永远不会消失;活劳动的成果,体现在生活资料上,因为是消耗性的,它的成果会慢慢的消失。按照传统定义,原材料要算成物化劳动,这个是不科学的,因为进入到生活资料中的原材料,会随着生活资料的消失而消失。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生产资料,只有生活资料,那么我们每个人,生产多少就消耗多少,不需要给别人留下任何剩余,这个时候,利润也就消失了。没有了利润,就只剩下了成本。这个成本就是消耗,所有商品之间的结算,就是成本之间的结算。 如果这个世界,既有生产资料,也有生活资料,那么就必然存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结算。利润就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单位,能够交换到的生产资料;也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单位,能够为自己保留的生产资料。成本和成本之间的交换,比较简单;成本和利润之间的交换,比较复杂。我们先从利润率着手。 按照定义,资本利润率=利润÷资本。利润和资本都是物化劳动,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我们换一种表达方式:利润率=物化劳动的流量÷物化劳动的存量。我们用物化劳动的流量代表我们一年投入的物化劳动力的数量,这样物化劳动的存量就是我们历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物化劳动。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要想让资本利润率更高,我们就要让物化劳动力的数量更多。最好是所有劳动力都从事物化劳动,没有活劳动,此时的利润率最高。具体这个最高的利润率是多高,要看资本的有机构成。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无限低,那么利润率就会无限高;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无限高,利润率就会无限低。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所以究竟有多高,那个东西还真是个技术活。 当资本主义追求一个更高的资本利润率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平衡的,物化劳动力的数量大大超过活劳动力的数量。此时,物化劳动力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从事活劳动的劳动力的数量太少,导致生活资料的增长落后于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从事物化劳动的工厂开始停工,工人失业了,出现了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后,物价的大幅上涨,生活产品的生产开始火爆,活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长。活劳动力的数量增长,让全社会生活产品大丰富,资本家又重新开始追求较高的利润率。于是物化劳动力的数量再度大量增长,出现了经济高涨。周而复始,一会儿危机,一会儿高涨。 资本主义为什么有经济危机?就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数量不对等。后来,资本主义搞凯恩斯主义。你资本家不是喜欢物化劳动吗?我扩大公共开支,大量消耗整个社会的物化劳动,你资本家想挣钱,就去多找活劳动力。我们中国办法也差不多,就是物化劳动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基础建设消耗了大量物化劳动力。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经济危机的周期是十年左右。因为资本主义追求较高的资本利润率,所以资本会优先选择物化劳动。等到物化劳动不行了的时候,再往活劳动跑。根据经验,企业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大约是六年。第一年,资本肯定是全力往物化劳动上跑,第六年,降到谷底;第七年开始,资本肯定是全力往活劳动上跑,第十二年,降到谷底。这样,一个循环,差不多就是十二年。那么为什么今天的资本主义没有经济危机了? 首先,资本主义世界长期的、反复的经济危机之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最终总会趋向1:1的平衡关系。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其实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只不过,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分类,不能完全对等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大致而已。对于一个制造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来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是1:1,最为理想,不容易有经济危机。 其次,资本主义世界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制造业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第三产业极大的发展。第三产业和工业不一样,它的物化劳动其实就是它的活劳动,这样即使轻重工业比例不平衡,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有限了。
关于央行是否会加息的逻辑判断 美联储持续加息,好些人提出来,为什么中国不加息呢?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首先要理解一下存款准备金:为什么我们在银行中,每存下十元钱,就要给央行留下一元或二元钱?央行用这个钱做什么用? 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会把自己挣的钱,企业会把自己的日常盈余,存在银行。这些进入银行的存款,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进步意义在于可以投资,投资就会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不同。固定资产建成了,钱就花掉了;流动资产建成了,这个钱依然要留在银行的账上,用于企业之间流动资产的结算。原则上,当所有厂家的实际库存被清空的时候,结算货币就已经在商业银行的库存里清零了,它全部跑到厂家的银行户头上去了,所以结算货币的数量代表了流动资产的数量。 结算货币不是真实的流动资产,真实的流动资产已经在投资行为中被花掉了。不管现实中,商业银行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的结算货币,商业银行都不能把结余下来的结算货币用于再投资。 除了前期的铺底流动资金,日常经营中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流动资产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为了保证生产的顺畅进行,企业要按照自己流动资产的最高点准备流动资金,并将其留在商业银行。由于不同企业之间,最高点并不会同时出现,所以商业银行集中起来的流动资金超过实际需要的流动资金,出现货币过剩。 商业银行的目的就是盈利,银行内部并不会出现货币过剩。商业银行往往会把结余下来的流动资金用于再投资,相当于凭空创造了货币,最终将导致通货膨胀。于是,社会需要一种机制,强行的把那部分结算货币保留在商业银行内部。这样,原来商业银行自行规定的存款准备金,就演变成了后来由央行强制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 法定存款准备金是花不掉的,但是商业银行可以用它来“记账”,所以它就是商业银行的结算货币。法定存款准备金不足,企业之间就不能进行正常的交易。或者逼迫商业银行追求更多的衍生货币,更多利用拆借、背书、票据交换等信用方式;或者逼迫企业延长彼此的结算周期,增加企业之间的三角债等不良手段。对于工业企业,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影响较大。它会给企业带来经营的困难,会给银行埋下金融的风险。 最后说说加息政策。美联储的加息,是为了增加联邦储备利率,也就是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利率高,拆借起来就不方便了,相当于商业银行要增加自己的现金储备,才能应付企业之间的流动资产的结算,市场上流通的现金就少了;另外,利率高,居民存款就多,消费就少,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少、商品多,价格就会下降,所以加息是货币紧缩的政策,有助于消除通货膨胀。 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很少,商业银行必须自备足够的存款准备金;通过加息调整货币发行,减少通货膨胀,是美国的货币政策。中国有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需要商业银行持有较高的存款准备金;即使中国要抑制通货膨胀,执行货币紧缩的政策,也不需要通过加息的方式,而是会采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中国这些年来,一直都持续降准,以维持经济的增长,物价基本稳定,没有必要牺牲经济增长,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更不需要采取加息的方式。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数量越来越多。想要增加货币的投放量,要么就是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要么就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我们国家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是采用外汇占款的方式,受国际贸易的影响。货币政策方面,更倚重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前面说过,法定存款准备金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并不适合于调控货币投放的数量。持续的降准,即使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但是依然会造成结算货币的不足。应该考虑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
劳动价值论释义:为什么现实中不能用劳动时间去证明价值? 经济学是从价值理论走来的,劳动价值论是早期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今天的经济学早以分化,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高楼大厦。过去的劳动价值论,也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取代了。争论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焦点还是我们能不能用劳动时间去表达价值。有的专家和学者还尝试通过数理统计的方式,证明劳动时间和价值存在必然的关系。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了!凡是以为统计劳动时间就可以确定产品价值的任何设想,既是徒劳的,也是荒唐的。 对于劳动价值论而言,价值和价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密不分的。价值的本体是商品,不是劳动。我们判断商品的价值,是基于我们能看得见的商品,不是基于我们不能看见的劳动。有人质疑,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价值不正是劳动时间吗?可是他忘了,马克思还说了,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价值和价格是统一的。只有价值和价格是统一的,我们才有价值等于劳动时间的结论。价值等于劳动时间,是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定义。我们不能因为劳动价值论做了这个结论,价值就可以不承认价格了。 有人可能提出来,既然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通过劳动时间确定价值呢?其实这种方式,属于劳动价值论中的李嘉图学派,早在200年前的一场学术辩论中,就已经宣告破产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构成比过去更为复杂。在过去那种简单劳动的时代都不自证成立的学派,在今天这样复杂劳动的时代又怎么可能自证成立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一件商品的价格是100元,马克思和李嘉图都认为,这个商品的价值就是100元。李嘉图认为,这个100元和劳动时间有关系,而这个劳动时间是包含在这个商品之中实际发生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虽然这个100元和劳动时间有关系,但是这个劳动时间要分成了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劳动力价值(工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利润)。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可就大不相同了,后者未必是那个可见的劳动时间!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价值转形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企业最终获得的剩余价值不是直接来源于自身,而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我们看到的剩余价值,很有可能包含其它行业的劳动者的贡献,比如说农民。现在的农业,基本没有税收,也没有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劳动,甚至很多发达国家还要为农民提供补贴,这是否说明农民没有为国家提供剩余价值呢?当然不是!农民一样会创造剩余价值,只不过剩余价值不在自己身上而已。不管农民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这个价值都在社会总剩余价值的盘子里。你能分配到多少剩余价值,要看你的固定资产的盘子有多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整个社会是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剩余价值的。 假设:工人建造一架飞机,需要1000个小时;农民种粮食,也需要1000个小时。请问同样的1000小时,飞机的价值和粮食的价值是不是一样呢?答案是飞机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粮食的价值,因为飞机中必然要包含大量农民提供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转形。我们国家很大,人口很多,有很多宏伟的建设项目,是其它国家没有条件完成的,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农业和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民和其它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贡献,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的剩余价值,你不一定能看见。 假设:农民和工人,工作时间都是8小时,双方从事的是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在价值转形发生之前,农民和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都是6小时,剩余劳动时间都是2小时。转形发生之后,农民只有必要劳动时间6小时,工人则有必要劳动时间6小时,另外有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总计10小时。虽然这个农民和工人实际工作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存在价值转形,所以你能看到的劳动时间和决定价值的那个劳动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的产值中,包含了别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你只计算你自己的劳动时间,必然低估了经自己手所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你的产品的实际价值要高于你用自己的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产品价值。就算你把你的上游产业的劳动时间一起算入你的产品劳动时间,包括设备制造时间(相当于折旧),甚至包括你为扩大再生产计提出来的设备制造时间(相当于利润),你也只是统计出你的工厂内部或者行业内部的工作时间。别人为你提供剩余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你根本不可能去统计,也没有办法去统计的。 这个价值转形理论有多么了不起呢?如果把经济学界看成科学界,即使比不上相对论的震撼,至少相当于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对物理学界的震动。物理界其实一直都是被各种守恒定律控制着,你突然弄个不守恒,这是颠覆人家三观的,会导致人家对这个世界的全新认识。过去我们认为,劳动价值论中,时间和价值也是守恒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虽然总价格和总价值依然守恒(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但是个别的商品的价值和它的价格是不守恒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李嘉图学派会破产了,为什么现实中的价值不可以用劳动时间做证明。 既然价值不能用劳动时间做证明,那么劳动价值论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暂且不表,且听下回分解。
劳动价值论释义:“为什么现实中不能用劳动时间去证明价值?” 经济学是从价值理论走来的,劳动价值论是早期经济学的核心观点。今天的经济学早以分化,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在均衡价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西方经济学的高楼大厦。过去的劳动价值论,也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取代了。争论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焦点还是我们能不能用劳动时间去表达价值。有的专家和学者还尝试通过数理统计的方式,证明劳动时间和价值存在必然的关系。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了!凡是以为统计劳动时间就可以确定产品价值的任何设想,既是徒劳的,也是荒唐的。 对于劳动价值论而言,价值和价格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是密不分的。价值的本体是商品,不是劳动。我们判断商品的价值,是基于我们能看得见的商品,不是基于我们不能看见的劳动。有人质疑,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价值不正是劳动时间吗?可是他忘了,马克思还说了,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高度统一,也就是说价值和价格是统一的。只有价值和价格是统一的,我们才有价值等于劳动时间的结论。价值等于劳动时间,是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定义。我们不能因为劳动价值论做了这个结论,价值就可以不承认价格了。 有人可能提出来,既然价值等于劳动时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通过劳动时间确定价值呢?其实这种方式,属于劳动价值论中的李嘉图学派,早在200年前的一场学术辩论中,就已经宣告破产了。我们今天的社会,价值构成比过去更为复杂。在过去那种简单劳动的时代都不自证成立的学派,在今天这样复杂劳动的时代又怎么可能自证成立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有什么不同,我们还是举例说明吧。一件商品的价格是100元,马克思和李嘉图都认为,这个商品的价值就是100元。李嘉图认为,这个100元和劳动时间有关系,而这个劳动时间是包含在这个商品之中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虽然这个100元和劳动时间有关系,但是这个劳动时间要分成了两个部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劳动力价值(工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剩余价值(利润)。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可就大不相同了!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价值转形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企业最终获得的剩余价值不是直接来源于自身,而是来源于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我们看到的剩余价值,很有可能包含其它行业的劳动者的贡献,比如说农民。现在的农业,基本没有税收,也没有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劳动,甚至很多发达国家还要为农民提供补贴,这是否说明农民没有为国家提供剩余价值呢?当然不是!农民一样会创造剩余价值,只不过剩余价值不在自己身上而已。不管农民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这个价值都在社会总剩余价值的盘子里。你能分配到多少剩余价值,要看你的固定资产的盘子有多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整个社会是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剩余价值的。 假设:工人建造一架飞机,需要1000个小时;农民种粮食,也需要1000个小时。请问同样的1000小时,飞机的价值和粮食的价值是不是一样呢?答案是飞机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粮食的价值,因为飞机中必然要包含大量农民提供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所谓的价值转形。我们国家很大,人口很多,有很多宏伟的建设项目,是其它国家没有条件完成的,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农业和工业的基础,没有农民和其它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贡献,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的剩余价值,你不一定能看见。 因为你的产值中,包含了别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你只计算你自己的劳动时间,必然低估了经自己手所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说,你的产品的实际价值要高于你用自己的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产品价值。就算你把你的上游产业的劳动时间一起算入你的产品劳动时间,包括设备制造时间(相当于折旧),甚至包括你为扩大再生产计提出来的设备制造时间(相当于利润),你也只是统计出你的工厂内部或者行业内部的工作时间。别人为你提供剩余价值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你根本不可能去统计,也没有办法去统计的。 这个价值转形理论有多么了不起呢?如果把经济学界看成科学界,即使比不上相对论的震撼,至少相当于杨振宁提出宇称不守恒对物理学界的震动。物理界其实一直都是被各种守恒定律控制着,你突然弄个不守恒,这是颠覆人家三观的,会导致人家对这个世界的全新认识。过去我们认为,劳动价值论中,时间和价值也是守恒的,马克思就告诉我们,虽然总价格和总价值依然守恒(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但是个别的商品的价值和它的价格是不守恒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李嘉图学派会破产了,为什么现实中的价值不可以用劳动时间做证明。 既然价值不能用劳动时间做证明,那么劳动价值论的存在意义又是什么呢?这里暂且不表,且听下回分解。
劳动价值论之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原是指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本来是应该持批判的态度的。在政治上,它的是非对错,就留给历史吧;在学术上,我们确实需要对劳动价值论,重新审视,提倡修正主义的作学精神,善于反思,不能墨守成规。这不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而是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价值论,推动劳动价值论走向实用,并发扬光大。 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之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个定义下,我们看到的价格,其实只是效用,我们看到的劳动时间,才是价值。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效用和价值的高度统一,所以价格会围绕价值波动。 价值和价格能不能统一呢?我们要分开看。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搞按劳分配,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所以必然会要求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等于它的价值,原则上任何人都不可以不劳而获。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等于价值是制度要求的,它是不需要我们论证,也不需要我们把它上升到理论或者学术层面,所以也根本就不会存在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认为,价格等于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成立的,它是能自然发生的。可是,价格一定能等于价值吗?或者说,价格一定要围绕价值波动吗?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一个完整的劳动时间,包含了工具的制造时间和产品的加工时间。如果两个人从事不同产品的生产工作,但是具有同等的完整劳动时间,那么这两个人创造的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呢?从劳动价值论的定义来说,这两个人创造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既然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我们剔除波动因素后,价格和价值必然也是完全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工具做为生产手段,体现为固定资产,它是企业的预付资本。一件产品的价格中,不仅应该包含产品的加工时间和工具的制造时间,我们还要为了取得工具的使用权,向投资人支付利息。不支付利息行不行?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好了,劳动价值论也不需要讨论了。既然支付利息,同样多的完整劳动时间,其中工具的制造时间越大,利息也就越大,所以它要求的商品价格就越高。你看看,在这里,价格和价值变成了自说自话。价值相等,不一定能做到价格也相等;反过来说,价格相等,也不一定意味着价值相等。 如果你说,你这个证明不行,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解释不符,我可以证明价格和价值是相等的!那么好,你得首先证明这个价格和时间是相等的,我才相信价值和时间是相等的。结果你告诉我,不对,价值和时间相等,这个东西是定义,它不需要证明!各位专家,价值和时间相等,也就是说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东西是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啊!这个世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是需要证明或者实验检验的,你不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在定义阶段,就解决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问题。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经济学体现了他的哲学思维。哲学有哲学的语言,哲学有哲学的高度。你不能因为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你就直接把马克思的哲学语言翻译成了经济学语言。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一个判断句,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判断句,直接翻译成了定义,把你的定义当成科学论断了!为了让劳动价值论成为科学论断,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定义必须要修正:价值就是价格,价值不是劳动时间。至于价值是不是等于劳动时间,那个东西是我们需要证明的东西,不是我们定义的东西。
劳动价值论之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原是指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原本我们是应该持批判的态度的。在政治上,它的是非对错,就留给历史吧,但是在学术上,我们确实需要对劳动价值论,重新审视,提倡修正主义的作学精神,善于反思,不能墨守成规。这不是要否定劳动价值论,而是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价值论,推动劳动价值论走向实用,并发扬光大。 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凝聚在商品之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个定义下,我们看到的价格,其实只是效用,我们看到的劳动时间,才是价值。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效用和价值的高度统一,所以价格会围绕价值波动。 价值和价格能不能统一呢?我们要分开看。马克思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搞按劳分配,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所以必然要求,每一件商品的价格都等于它的价值,原则上任何人都不可以不劳而获。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价格等于价值是制度要求的,它是不需要我们论证,也不需要我们把它上升到理论或者学术层面,所以也根本就不会存在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我们认为,价格等于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成立的。可是,价格一定能等于价值吗?或者说,价格一定要围绕价值波动吗?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个完整的劳动时间,包含了工具的制造时间和产品的加工时间。如果两个人具有同样的完整劳动时间,那么这两个人创造的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呢?从劳动价值论的定义来说,这两个人创造的价值是完全一样的。既然价格要围绕价值波动,我们剔除波动因素后,价格和价值必然也是完全相同的。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具做为生产手段,体现为固定资产,它是企业的预付资本。一件产品的价格中,不仅要包含产品的加工时间和工具的制造时间,我们还要为了取得工具的使用权,向投资人支付利息。你问我们可以不支付利息行不行?那么我们就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了,劳动价值论也不需要讨论了。既然支付利息,同样的完整劳动时间,其中工具的制造时间越大,利息也就越大,所以它要求的商品价格就越高。你看看,价格和价值变成了自说自话,价值相等,不一定能做到价格也相等;反过来说,价格相等,也不一定意味着价值相等。 如果你说,你这个证明不行,我可以证明价格和价值是相等的,那么好,你得证明这个价格和时间是相等的,我才相信价值和时间是相等的。结果你告诉我,不对,价值和时间相等,这个东西是定义,它不需要证明!同志们啊!价值和时间相等,也就是说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东西是马克思的科学论断啊!这个世界,所有的科学的东西,都是需要证明或者实验的,你不能通过定义的方式,在定义阶段,就解决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问题。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哲学有哲学的语言,哲学有哲学的高度。你不能因为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你就直接把马克思的哲学语言翻译成了经济学语言。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一个判断句,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判断句,直接翻译成了定义,把你的定义当成科学论断了!为了让劳动价值论成为科学论断,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定义必须要修正,价值就是价格,价值不是劳动时间。至于价值是不是等于劳动时间,那个东西是你需要证明的东西,不是你定义的东西。
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有价值吗? 劳动价值论遇到的一个困惑,在于固定资产中所包含的劳动价值能不能算入到最终商品中去。如果可以,那么商品的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生产线的工人的劳动时间,一部分是从事固定资产生产的工人的劳动时间。举例来说,生产线工人使用设备生产一件家具,劳动时间10小时;制造这样的一台设备,分摊到每一件家具上的劳动时间是1小时,这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11小时。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计算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么做似乎问题也不大。设备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折旧。折旧是我们随时提取的,但是并不是随时花的,我们管这样的费用叫做计提,计划提取的意思。平常用不到,只有设备更新时候才用。 既然是计提,这个东西就未必能花到劳动者自己的身上。可能这个工人快到了退休年龄,提多少折旧对自己没有意义;可能这家工厂面临倒闭,提出来的折旧也派不上用场了。那么有人说了,我不提折旧,我现在用的设备是哪里来的?可能是你的前辈提折旧提出来的,可能是你自己创造发明出来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为什么要提折旧。折旧是为未来的你,或者未来的他人准备的,但是一定不是为现在的你准备的!我们要清楚一个概念,凡是计提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现在需要的。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再来看劳动价值。如果这个价值,就是指当下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和设备工人的劳动有关系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果我们压根就不需要为未来考虑,我们会提折旧吗?没有折旧,会有设备工人的劳动吗?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我们应该用10小时去表达当下的价值,还是用11小时去表达当下的价值呢?当然是10个小时。 我们的10个小时,代表着我们为了完成当前社会产值,所必须付出的劳动。如果我们再加上1小时,那么未来也可以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再多加上1小时或者更多小时,用于扩大再生产,那么未来就会生活得更好。这些额外增加的小时,虽然是属于设备生产的工人的,但是都是属于生产线工人付出的牺牲。生产线的工人10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自己只能占有工资部分,其它部分统统属于计提。折旧是计提,用于维持,利润也是计提,用于提升。有人说,这个利润不是盈利吗?那是因为我们搞了市场经济,利润取代了计提,换成计划经济,利润也是计提出来的。这里采用计提说法,其实是想表达出计提的一种机制,从工人阶级劳动成果中,做强制性扣除。 计提其实还有一个部分,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储蓄和利润的作用类似,就是用于投资,形成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值决定了国民总收入,所以储蓄越多,国民总收入就越多。美国这个国家就不行,老百姓吃光喝光的,大家都不爱储蓄,所以投资不强,经济增长就慢。有人会问,老百姓的储蓄,未来会还的,不一定都变成投资了吧?我们算一下,假设我们当年储蓄100元,这个100元变成固定资产,每年我们国家的GDP就会增加100元。按照静态投资回收6年计算,6年后资本家的100元,变成200元,毛挣100元,200元扣除支付给老百姓的利息30元,本金100元,净挣70元,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就不止这一点了,你当年的100元,已经创造了600元的国民总收入了! 回到前面,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国家的GDP中的实际劳动时间,或者我们国家要搞按劳分配,那么就应该算上设备工人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只是用劳动时间去表达价值,那么就不要管设备工人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把前面的那个劳动时间算成是物化劳动,后面这个时间算成是活劳动。理想状态下,剩余价值全部转化成投资,活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等于物化劳动时间。
为什么经济越发展,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就越少 题目结论,不是今天就有的,马克思在200年多前就指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不是榨取劳动人民的绝对剩余价值,而是更多的要榨取劳动人民的相对剩余价值,也就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个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为自己工作的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就是为资本家工作的劳动时间。由于资本家越来越多的榨取劳动人民的相对剩余价值,所以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就会越来越高,也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会有越来越高的部分,被资产阶级占有。 马克思真是个有着卓越预见能力的思想家,他的所有远见卓识都凝聚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200多年后,法国有一位经济学家,写出了一本书“21世纪的资本论”,考据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10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发现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是高抑或是低,资本利润率几乎是不变的,他因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资本的收益率要大于实体经济的增长率。实体经济增长率低,老百姓的实际收入的增长率自然也低,但是这个一点也不耽误资本家的挣钱的速度。换句话说,因为你挣钱的速度比不上资本家的挣钱速度,所以你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是越来越低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多么富有远见性。 马克思的相对价值理论是一种预见和洞察,皮耶罗的贡献则是对这种预见和洞察的验证和肯定,但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成因复杂,为什么资本收入会高于劳动收入,始终没有明确的结论。西方理论界,大体有两种意见:一个是技术进步,让更多的机器或者软件,取代了人力。看似有道理,但是解释很牵强,凭什么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劳动收入权重就一定越来越少呢?还有一个是认为超额利润是有准入门槛的,需要较高的资本投入,大意就是说,资本的高度集中,会带来超额经济利润,这个超额利润是属于资本家的。这个就更牵强了。首先呢,企业的垄断程度不一定是越来越高的;其次,和第一种解释类似,就算垄断真的可以提高效率,凭什么效率越来越高、劳动收入的权重就要越来越少呢? 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这个社会并不会因为资本家想让这个世界向什么方向发展就向什么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并不会因为资本家追求利润,这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就一定要向资本家倾斜。它的背后一定是某种社会进化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个机制,其实就是社会进步的财富积累的机制。资本家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不事劳动,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私有制社会,资本家是积累的唯一途径。资本就是积累的结果,而剩余价值就是积累的途径。 正常情况下,社会的积累程度和国民总收入是成正比的。假设有100个工人,创造了100万元的产值,工人消费80万元,给企业留下20万元。我们用20万元去招收新工人,可以招收到20人,总人数就是120人,可以创造出120万元的产值。也就是说,这个20万元,作为剩余价值,将完全的转化成新的国民收入。我们只要知道初始的国民总收入,再加上历年的剩余价值,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初始的国民生产总值很小,所以我们今天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历年剩余价值之和。理论上,剩余价值到生产能力,要有一个转化周期。这个周期越短,经济增长就越快,我们今天的国民总收入就越高。那么这个周期是多少呢? 由于新招的20名工人,赤手空拳,并没有对应的资本,所以首先需要他们把自己的生产工具生产出来。在现实中,生产工具的生产是由社会分工体系承担的,生产出来的工具成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属于投资,一般来说,建设项目从做设计、打地基、建厂房、进设备、搞调试,一套流程下来,大约是两年。因为投资是陆续投入的,所以建设项目从投入到完成,每一笔投资,平均需要一年的等待时间,才能形成实际的生产能力。相当于这个20名新招收的工人,首先要花一年的时间,把自己需要使用的生产工具生产出来,所以这个剩余价值到生产能力的转化周期是一年。理论上讲,社会总计累(总资本),应该等于我们一年期的国民总收入。 总资本和国民总收入成正比,说明资本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同步的。我们只要专心做积累,国民总收入就会一天一天的增加。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好,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也好,它们都属于自发形成的。大自然有自己的进化机制,这个进化机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理想。除了剥削现象之外,资本主义制度还有一个先天缺陷,是它的自身永远也无法解决的,这就是利润的局限性。 利润是企业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微观经济的目标,不是宏观经济的目标。宏观经济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国民总收入,而不是利润。即使企业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并且把它的利润都转化成了资本,也不代表企业可以帮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也走过弯路,大批国有企业改制,推行减员增效,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通常,国资委考核企业的指标,一个是利润,一个是保值增值。然而这些都是企业的效益,不是社会的效益。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都是舍本逐末的行为。 言归正传,我们现在回答,为什么资本收益率要小于经济增长率。这个是因为资本收益率,只是单纯的追求资本扩张,而资本的扩张,不代表企业进行了扩大再生产。资本的积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来源于剩余价值,一个是来源于降低成本。 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它可以转化成资本公积金,最终形成企业新的投资项目,成为企业的资本。此时,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总资本等于国民总收入。 降低成本,可以通过企业的快速折旧的方式,它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增加资本。这种资本属于折旧,并不在企业的资本项目中,而在企业的成本项目中。比如说,某制造车间采用了先进的机械手,取代了过去的手工操作,该设备走的是折旧费用,费用进入了企业的成本。表面上看,提高折旧率后,成本提高了,但是由于减少了人工成本,总成本可能维持不变。快速折旧这个东西,虽然要进入成本,但是它和真正的人工成本就不是一回事。这种折旧,形成的是资本,所以它一定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提高单位产品的利润。转年,国资委搞审计,一查利润增加了,还增加了很多新设备,实现了资产的保值增值,绩效大大的,皆大欢喜!殊不知这样的保值增值,对国家一点贡献都没有,社会真实财富并不会因此增加,反倒是把员工打发回家后,增加了国家的负担。 我们这么说,不是说技术进步不重要的,效率不重要的,而是要告诉大家,市场经济体制是有重大缺陷,资本收益率这个东西,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是靠不住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利润率都不低,但是经济增长率都不高。说到底,就是片面的被这个资本收益率所左右。本来可以利用这个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这个积累的成果被资本家用于提升自己的企业效率了。如果资本不能用来提高国民收入或者劳动收入,就算它的收益率再高又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
增长的本质:论收入和积累的关系 要研究经济,就要研究增长。西方经济学为了研究增长,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了割裂。它用了数学建模的方式,一个是把和增长有关的要素关系模型化,一个是把要素对增长的影响数量化。说到底,它是一种基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是影响增长的各种要素的大杂烩,将主观定义借数学的形式进行的表达,不过它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证明。这个东西,你看它像回事,但是没有什么用。经济学最严谨的逻辑就是劳动,要研究增长,就要研究劳动。凡是绕开劳动价值论去解释经济现象,实际上都是在盲人摸象。 什么是增长呢?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说,增长其实就是劳动的积累。一个人的劳动,都变成了他的消费,这样的劳动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的劳动,就不会有增长。我们年复一年的劳动,我们也在年复一年的积累,经济就会年复一年的增长。为了研究积累,我们把劳动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活劳动;一部分是物化劳动,俗称死劳动。活劳动是创造当前价值的劳动;物化劳动是创造未来价值的劳动,虽然它不能创造当前价值,但是活劳动必须要为它提供自己当前的剩余价值。物化劳动创造的未来价值,包含在未来的活劳动的价值中。 如果我们想知道未来某年的活劳动的价值有多大,我们只要统计历年来活劳动中剩余价值的积累有多大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活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就等于初始的劳动价值再加上它历年来的剩余价值。因为初始的劳动价值很小,所以我们今天的劳动价值就是历年来的剩余价值。所谓的经济增长,表面上看是我们所创造的价值在增长,实际上是它的剩余价值在增长。这里的剩余价值,指活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中不归自己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其中既包含利润转化成的资本公积金,也包含居民的实际储蓄的绝大部分。 活劳动的价值,包括了活劳动力的价值和物化劳动力的价值,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物化劳动的价值,就是固定资产的价值和流动资产的存量价值之和。一个是现时的收入,一个是历年的家底,两者在价值上是相等的。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能挣多少钱,取决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有多少家底,这个家底就是我们积累的生产资料。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00万亿人民币,它说明中国有相当于100万亿的生产资料。这个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要以历年平均的价格进行计算,当前这个资产价格很可能是那个平均的资产价格的几倍以上。去年发改委公布,中国的总资产达1300万亿,相当于人均能分到100万的资产。去掉金融资产、政府财产、居民财产后,属于生产资料的企业总资产,占总资产的28%,约364万亿。资产的价格变化大体上等同于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它说明我们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至少比过去增长了7倍。这个资产是不能分来花的,否则像俄罗斯当年那样直接分给老百姓,它立刻就不值钱了。 我们从逻辑角度,做个抽象的演示:我们的工厂有100人,这是活劳动,我们想增长10%,就要再投入10人,这10人需要先把自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所以需要前面的100人为他们提供剩余价值。这期间10人的劳动属于物化劳动,经过一年时间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资料形成,10人进入活劳动,工厂变成110人,产量增长10%。理论上讲,你想增长多少,你就增加多少一年期的物化劳动力。现实中,所有企业都受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规律制约,而平均利润率又受轻重工业比例、人口红利等条件限制,你的利润水平将限制你想增加的物化劳动力。这里说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实际上是劳动力的价格。由于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所以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当我们用生产资料的存量价值去表达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这个生产资料的价值应该是历年的平均值。 可能有人会提个疑问,为什么你这个算法,要把我们国家的生产资料的积累算成是一年期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不是算成一个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呢?道理在于,物化劳动从它的投入变成它的产出,是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的转化过程的。我们建设一座厂房,从购买原材料、打地基、盖厂房、进设备、搞调试,到它正式开始生产,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要两年。两年之内,投资需要逐步到位,平均起来,投资就是一年的转化时间,所以我们算积累的时候,要把这个积累的周期算成一年。 对于普通产品来说,劳动力价格上涨,通常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降低活劳动力的权重,于是成本就降低了,这样商品的价格不仅不增长,甚至可能降低;对于生产资料来说,它的成本和利润都是物化劳动,不可能通过调整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降低成本。和汽车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不同,生产资料的价格总是会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举例来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大量进口国外设备,这些进口设备的价格至少是国内同等设备价格的几倍之上,只不过由于技术瓶颈,我们暂时无法生产。可以想象,设备现值和原值的出入还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流行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资产被变卖。设备按原值计算,再扣除你的折旧,土地近乎白送,银行还给你贷款,成就了成千上万的资本掠食者。 家底都是一点一点攒的,可能要攒几百年。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但是这种家底是文化的家底,而我们说的家底是可以用于生产的家底。这样的家底,我们的积累不过才100多年,过去大都在东北。按理说,东北人应该是全国最有钱的人,但是东北的家底,和东北人关系不大,因为它是国有资产,是国家的家底,需要源源不断的向全国输送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各省从财政大包干到分税制,这样的家底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地方的资产,它并不会拿来进行公平的分享,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地贫富悬殊。我们的今天,东北经济垫底,劳动力外流,是因为东北没有什么家底了。 家底总是越攒越大,但是劳动力却不一定会越来越多,所以人均收入自然是越来越多了,然而怎么攒家底却是个技术活,每个发展阶段要有每个发展阶段的对策。理论上讲,积累是全民的积累,要想完成这样的积累,每个人都要为社会提供剩余价值。学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还有个理论,叫价值转形,指剩余价值会根据资本的权重在全社会进行分配。虽然你可以为社会提供剩余价值,但是你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并不一定在你自己的产品中,很可能在别人的产品中。举例来说,一个农民也为社会提供剩余价值,但是因为农业基本不需要积累,所以农民的剩余价值不在自己身上;反过来说,因为工业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工业的积累不仅包含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也必然包含广大农民的剩余价值。 对于一个农业化国家来说,因为没有积累,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提高的。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我们谈论人均收入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大家都不需要做积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大家都做积累,农业化国家就很吃亏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机会,这个农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提高人均收入。因为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高,人工成本也高,所以粮食价格较高。这个农业化国家可以通过粮食出口的方式提高人均收入,前提是农民要有余粮,可以为他人提供剩余价值。现实中,这个农业化国家很可能是没有办法出口的,因为发达国家通常都有很高的农业补贴,但是道理是这个道理。 我们引申一下: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由于技术瓶颈或者资本瓶颈,无法实现需要一定技术含量或者资本含量的更多积累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自由贸易的方式,获取其它高积累国家的部分积累成果。例如,美国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积累的损失很小,积累的程度就非常高。和这样的国家做生意,即使自己没有什么积累,但是你也可以分享美国的积累的成果。二战之后,凡是美国的朋友,基本上也跟着美国富了。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我们当年的对外开放,乃至于后来加入世贸组织。这个东西学名叫比较优势,数学上能说通,但是它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臆想,用我们的劳动价值论解释起来才是完美的。 没有积累,或者积累不高,你就只有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让自己的收入变高一点,但是这个变高的程度是有限的。经济学有个现象,叫中等收入陷阱。高积累的经济体,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积累成果都拿来做全社会分享的。再怎么大方,人家也不会答应你拿和他一样的工资收入。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自由贸易的理论,有它的错误或者狭隘的一面,也就是用它的分工理论,断绝了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梦想。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德国的李斯特,那个时代德国比较落后,它要是一直搞自由贸易,也许就永远落后了,所以李斯特提出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搞民族工业,和自由贸易主义分庭抗礼。 这里提出的年国内生产总值等于资产总值的概念,普遍适用于一个不开放的独立经济体。这个独立经济体的内部,全体劳动者的收入都是按劳分配的,不存在收入差距。独立经济体的外部,必然存在收入差距。如果独立经济体是对外开放的,就是自由贸易模式,高积累经济体会把它的一部分积累成果和低积累经济体分享。相应的,高积累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会低于自身的资产总值,而低积累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会高于自身的资产总值,但是整体上是仍然是相当的。对于高积累经济体而言,自由贸易虽然让它放弃了一部分积累的成果,但是可以甩掉一部分积累程度不高的产业,专注于发展积累程度较高的产业,从而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总之,自由贸易的目的在于促进分工。从长远看,如果这种分工不利于你自身资产的积累,那么最多是让你跟着高积累的人喝汤,怎么可能让你跟着人家一起吃肉呢?
货币是什么:用丰田生产方式揭示货币发行原理 【提要】 以丰田生产方式的“看板管理”为切入点,诠释货币发行的机理,通过统计国内的经济和生产数据,计算M0、M1、M2实际发行量。 【丰田生产方式的诞生】 货币就是钱,而这个世界最挣钱的生产方式,就是丰田生产方式。丰田是一家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车企。当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之后,将霸占的奉天城内一家由东北地方投资、刚刚建成的卡车厂的设备卖给了丰田,从此丰田摇身一变,从一家纺织厂蜕变成了汽车厂。二战结束后,丰田开始研究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能够降低成本,最终他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最早称为“准时化”生产方式,用之取代了当时在制造业中如日中天的福特生产方式。上世纪60年代,丰田生产方式在丰田公司全面实施。丰田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工厂,逐渐成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龙头老大。这个丰田的过人之处,首先就是准时化生产。所谓的准时化生产,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按照需要的数量,生产需要的产品。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减少一切中间在制和库存,丰田认为生产的过剩是最大的浪费。这个准时化生产方式,有一套标准动作,当年最有影响的就是“看板管理”。它的套路外界都知道,但是很难用好,因为“看板管理”的背后,蕴含了丰田对它的背后因素的独特理解。 【看板管理原理】 这种看板是一种特殊的卡片,附在产品身上,目的是控制在制品的数量。我们以车间使用的卡片为例。每一道工序,都有两组卡片,第一组卡片叫做领取看板,记载着后道工序应该从前道工序领取的产品的品种和数量;第二组卡片叫做生产指示看板,记载着前道工序必须生产的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准时化生产,采用后工序引取的方式,没有后道工序的需求,前道工序不能生产。当某工序接到它的后工序传来的领取看板的时候,它就把领取到的后工序领取看板挂在自己生产的工件上面,换走自己的生产指示看板,再将自己完成的工件和后工序领取看板一起送给后工序;同时,它再将换下来的自己的生产指示看板,挂到它的前工序完成的工件上面,换走原来挂在上面的前工序的领取看板,换下来的领取看板,积攒到一定数量,就重新流入前工序,变成前工序新的领取看板;接下来,附有自己的生产指示看板的待加工的工件就进入本工序的加工流程中,加工完成后,进入库存区,再等待后工序的新的领取看板。如此重复。 无论是领取看板还是生产指示看板,都是循环使用的。每一张领取看板都是前后工序间流动的看板,而每一张生产指示看板都是本工序内流动的看板。任何一个工件或者一组工件,必须悬挂一张看板。由于是采用后工序引取的拉动式生产,所以当最后一道工序没有发出领取看板的时候,所有工序的领取看板都是空载的,所有工序的生产指示看板都是满载的。生产指示看板或领取看板的总量,对应所有工位的在制品的总量。从价值的角度说,看板的价值量,就是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价值和原料的价值(包括利润)。按照丰田的说法,每个工人完成本工位作业,手上必须持有的最低限度的在制品数量,叫做标准手持。现实中,为了追求均衡生产和物流效率,手持量往往都比较大。丰田把标准手持看成是一种理想状态,通过控制看板的数量,最大限度的减少浪费,降低成本。 【透过看板看货币】 如果我们把生产指示看板看成是存货,那么领取看板就是存款。后道工序有多少存款,前道工序就必须要有多少存货。存货就是前道工序在需要的时候,以需要的数量,生产需要的产品,存款就是后道工序的需要。总存款的价值等于总存货的价值。我们把整个社会的生产系统,想象成一个连续的生产线。为了生产的连续进行,在生产的准备阶段,这个生产线的每个工序就要铺满一定数量的在制品,而它的后道工序就要铺满与之对等的存款。这个存款指企业的活期存款,用于购买前道工序的半成品。由于是后工序引导,所以整个生产系统都是由这个生产系统的最终产品的服务对象拉动的,而拉动我们整个生产线初始运动的领取看板,就是现金。现金代表了某一个时间段内的整个国家的实际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也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做个形象的比喻:现金就相当于是一列火车,生产线就相当于是铁路,每个工序就相当于是一个城市,每一件在制品就相当于这个城市中的一个车站。火车从它的始点站,经过一个个车站,快速驶向它的终点站。每一个城市,都把自己创造的GDP堆放在它的车站内的仓库中,等待着交换现金。有多少个车站,就代表着生产同样的一件产品,我们要有多少个库存品。现金每经过一座城市,都要把相当于这个城市所创造的GDP的现金从车上卸下来,所以这列火车越向前行驶,现金的载货量就越少,直到最后一个城市。最后的时刻,火车的现金载货量就是最后这个城市的GDP。每个城市总的现金载货量就是火车经过这个城市中所有站点的现金载货量之和。每个城市不同站点的现金载货量不发生变化,只有不同城市的现金载货量会发生变化。可以观察到,始发站点的现金载货量要远远高于终点站的现金载货量。现金载货量越大,说明该车站的实际货物吞吐量也越大,标志了这个城市的铁轨承载能力。这个承载能力,只是为了火车经过的一刻;绝大多数时间,铁轨的实际承载量都是零。 从这个事例出发,整个银行系统的活期存款,就相当于所有站点的铁轨承载能力之和,也就是现金经过这个生产线每一件在制品的值的累积。绝大多数时刻,企业对活期存款的需求量都是零,所以所谓的活期存款,其实是指某一时刻它的最大需求量,代表了它的上游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现金方向和真实的物流方向是相反的,所以花钱和生产是相向运动。从各自的起点出发,东西就越跑越多,钱就越跑越少,所以上游企业的活期存款小,下游企业的活期存款大。表面上看,这个活期存款是现金“跑”出来的,现金是基础货币,活期存款是派生货币。本质上讲,现金和活期存款,有着完全不同的独立内涵。现金是GDP,活期存款是存货价值。并非是现金的反复使用才有了活期存款,而是活期存款一直都在那里。活期存款其实是银行体系虚构出来的一种货币,用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结算,它的进步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用活期存款表达存货。这样的存款,不是不能动,而是动了,就要补充。 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商业银行确实可以把活期存款再转化成贷款,但是活期存款的大小,是企业根据自身的需求决定的,它受制于在制或者库存数量,商业银行不可能透过活期存款去派生新的活期存款。即使我们用活期存款产生了定期贷款,它实质上也是占用了定期存款的额度。当然,活期存款对存货的表达不是绝对的,毕竟这个活期存款是个极限值,绝大多数时间内这个极限值是用不到的。当企业规模较大的时候,企业内部的不同生产单元可以共享一个活期存款的账户,活期存款的利用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会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单纯提高活期存款的利用效率,只会对企业追求利润有利,但是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帮助。丰田在它的准时化生产之后,后期又不断提出新的理念,比如它的同步化物流,追求生产节拍的一致,不仅减少了流动资金的占用,也大大减少了中间在制。 【货币发行的数量】 无论是现金还是活期存款,它们的发行量,严格说都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由具体的使用条件决定的。对于看板管理来说,如果后一道工序的一次性需求量大,领取看板的数量就会很多,前一道工序就必须准备大量的生产指示看板(存货)与之对应。对于货币发行来说,如果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中,价值高的商品比重大,结算的周期就比较长,我们就需要一次性的准备较高数量的现金,各个生产环节的准备时间就更长,在制品的价值就更高,需要更高数量的活期存款。 现金其实就是国家和全体百姓的一张提货单,相当于最后一道工序的领取看板。作为基础货币,它的发行量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周转的周期,一个是周期内的GDP。从国民消费的角度说,一般国家都是推行月薪制度,手头的现金按月进行消费,一月一清,现金的周转周期是一个月;从企业结算的角度说,一般企业也都是按月度进行结算。一个月内,我们要把当月创造的所有GDP消化掉,所以现金的发行量,大致就是全年GDP的十二分之一。比如说我们国家2020年的GDP是102万亿,102万亿÷12=8.5万亿。 活期存款就是所有企业的一张提货单,相当于每个企业的领取看板。按照它的产品属性,我们把消费资料的生产算成轻工业,把生产资料的生产算成重工业。 轻工业的活期存款:以汽车生产为例,制造环节中成品的制程时间和等待时间差不多要一个月,销售环节中成品的库存量大约为一个月的产量。因为现金是每月周转一次,所有在一个月内我们就要把现金消化干净。我们把每月消费,假想成一个产品,那么当消费者得到一个产品,生产线上就要有一个“半成品”,库房里还要有一个成品,合计就是1.5个成品。按照2020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全年GDP为102万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52%,这样消费品就占GDP的48%,也就是轻工业占GDP的48%。轻工业的活期存款的价值就是1.5×0.48×102÷12=6.12(万亿)。 重工业的活期存款:重工业的产品其实就是固定资产。一般来说,建设项目的建设周期,大约是两年,但是因为现金的周转周期是一个月,所以我们需要把一个完整的项目分成24个分解项目,这样每个月都可以进行一次结算。当我们手上有一个分解项目的时候,说明在我们所有建设项目的生产线上,还有24个“半成品”的分解项目。因为是半成品,我们算成12个成品。计算如下:0.52×(102÷12)×12=53.04(万亿)。 当月发生的现金,就是当月发生的GDP。这些GDP中有一部分被吃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不能吃的。不能吃的GDP就转变成了资本。资本的作用,就在于钱生钱,利滚利。当两年期的建设项目完成后,工厂就可以用来挣钱了。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也就是说我们投入一家新工厂,6年后就变成了两家新工厂。当每个月所有的现金重新流回到银行手里的时候,意味着银行手里有了崭新的工厂的建设资源。这些资源就是银行的定期存款,银行可以通过贷款的方式把它放出去。我们把每月产生的定期存款看成工厂,这个工厂需要运行6年才能形成新的工厂。也就是说,当我们收回当年这家工厂投资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国家还有6×12=72家工厂的投资尚未收回,这个72家工厂还是处于半成品状态,还在以定期存款余额的形式躺在银行,我们算成是36个成品,这样定期存款的总额就是0.52×(102÷12)×36=159.12(万亿)。 活期存款相当于领取看板,代表着现实中可以流动的存货,也就是企业的流动资产。定期存款则是一种特殊的领取看板,代表了现实中不可以流动的存货,也就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来源于现金,是GDP中隶属于投资的那一部分。作为特殊的领取看板,定期存款需要有自己特殊的生产指示看板,这就是贷款。按照前面的推理,我们每月放出1份贷款(1个成品),就对应了36份定期存款余额(72个半成品)。原则上讲,商业银行收到多少定期存款(包括居民储蓄),就应该放出多少贷款。现实中,定期存款作为投资,不能完全转化到贷款项目中去,有一部分会形成在制或库存,所以定期存款规模要比贷款规模大。央行会规定存款准备金率,比如存款准备金率10%,可能意味着有90%的定期存款转化成了固定资产,有10%的定期存款转化成了流动资产。 【结论】 根据计算结果,m0=8.5万亿,m1=8.5+6.12+53.04=67.66万亿,m2=67.66+159.12=226.78万亿。根据央行数据,2021年5月,中国M0的供应量为8万亿,M1的供应商为62万亿,M2为228万亿。计算结果和央行的实际数据高度吻合,说明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成立的,用看板管理的原理解释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是成立的。
市场可以出清吗:经济学的大逻辑和小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针尖对麦芒,大家各说一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汲取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是经济学的本源。西方经济学,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古典经济学了,为了表示区别,他们或者把自己叫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者叫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水岭,其实在于劳动价值论。前者是逻辑方法论,以劳动时间为逻辑主线,后者是数学方法论,以价格均衡理论或者边际分析等为基本工具。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为什么经济学不能用数学方法。 很多人不服气,你看看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不都是数学证明的吗?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任何数学的证明,都是有其基本的假定的。爱因斯坦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爱因斯坦的数学能力是那个级别中的科学家中最差的,广义相对论的好多数学证明都是别的数学家帮助他完成的。 西方经济学,有好多基本的假定,其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市场出清。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市场可以出清吗?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颠覆传统的概念,市场是永远不能出清的。为什么我们要有凯恩斯主义,你这个凯恩斯主义有什么数学依据?没有任何数学依据!他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臆想,叫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解释,就和梦话一样,完全不能说服人,但是它很有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的原因在于,市场是永远无法出清的。因为市场无法出清,所以才需要扩大政府开支,消化市场剩余,否则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对一些经济学的问题,也希望借助于数学手段。举例来说,关于价值转形问题。价值转形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大意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会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100年来,以鲍特凯维茨为先,很多人都想把马克思的价值公式转化成价格公式,可是他们都没有做到,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得到马克思的两大总量相等的结论。 这个市场出清,是市场经济暗涵的运行规则。经济学家以为按照自己的市场原则,市场就自然出清了。其实市场没有办法出清,如果这个市场出清了,说明它不是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的数学模型本身就是描述价格自发形成机制的,就是讲究供需均衡的;然而你的假设本身就不可能成立,你的数学描述根本就是和现实冲突的,没有实际用途。最多是用数量经济学描述一下数字规律,但是根本做不到用数学模型解释现实的规律。 如果我们用劳动价值论,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就十分清晰了!这个世界,是先有大逻辑的,而数学不过是逻辑的一种,是小逻辑。曾经有人说过,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括,它说明大逻辑是在小逻辑的前面的。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逻辑,而那种绕过大逻辑的小逻辑,不过都是自欺欺人而已。
市场可以出清吗?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针尖对麦芒,大家各说一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汲取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是经济学的本源。西方经济学,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古典经济学了,为了表示区别,他们或者把自己叫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或者叫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分水岭,其实在于劳动价值论。前者是逻辑方法论,以劳动时间为逻辑主线,后者是数学方法论,以价格均衡理论或者边际分析等为基本工具。我们今天就来谈谈为什么经济学不能用数学方法。 很多人不服气,你看看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不都是数学证明的吗?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任何数学的证明,都是有其基本的假定的。爱因斯坦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但是爱因斯坦的数学能力是那个级别中的科学家中最差的,广义相对论的好多数学证明都是别的数学家帮助他完成的。 西方经济学,有好多基本的假定,其中有一个基本假定,就是市场出清。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市场可以出清吗?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颠覆传统的概念,市场是永远不能出清的。为什么我们要有凯恩斯主义,你这个凯恩斯主义有什么数学依据?没有任何数学依据!他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臆想,叫有效需求不足。这个解释,就和梦话一样,完全不能说服人,但是它很有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的原因在于,市场是永远无法出清的。因为市场无法出清,所以才需要扩大政府开支,消化市场剩余,否则就会导致经济危机。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常常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对一些经济学的问题,也希望借助于数学手段。举例来说,关于价值转形问题。价值转形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大意就是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会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100年来,以鲍特凯维茨为先,很多人都想把马克思的价值公式转化成价格公式,可是他们都没有做到,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得到马克思的两大总量相等的结论。 这个市场出清,是市场经济暗涵的运行规则。经济学家以为按照自己的市场原则,市场就自然出清了。其实市场没有办法出清,如果这个市场出清了,说明它不是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手段。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你的数学模型本身就是描述价格自发形成机制的,就是讲究供需均衡的;然而你的假设本身就不可能成立,你的数学描述根本就是和现实冲突的,没有实际用途。最多是用数量经济学描述一下数字规律,但是根本做不到用数学模型解释现实的规律。 如果我们用劳动价值论,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就十分清晰了!这个世界,是先有大逻辑的,而数学不过是逻辑的一种,是小逻辑。曾经有人说过,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括,它说明大逻辑是在小逻辑的前面的。经济学需要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逻辑,而那种绕过大逻辑的小逻辑,不过都是自欺欺人而已。
国有资产流失的联想和联想的国有资产流失 司马南公开联想问题后,关于联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沸沸扬扬。国企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严格,资产评估环节不太可能存在较大的漏洞,类似于电视剧《突围》中,中福集团董事长林满江以45亿购买京丰、京盛两个矿,从中贪污10亿元的交易费用,多半是艺术夸张。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明明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占国有资产评估的便宜,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企或者私企还会奋不顾身的扑向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呢?是他们看中了我们优质的国有资产?还是他们具备了国企所不具备的生产能力?当然都不是!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既不是账面价值,也不是评估价值,而是公允价值。从资产评估的方法看,这个公允价值并不在资产评估的范畴内,而他们看中的恰恰是这个公允价值。 资产通常是个实物的概念,所以它才可以计算,才可以评估,这里且不讨论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它并不是根据实物价值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资产的市场表现,由市场进行的定价。以资产评估最重要的方法,重置成本法为例,你的资产值这么多钱,是因为你要投入这么多钱才能形成你今天的生产能力。资产评估这种东西,只是对总资产的评估有意义,对净资产的评估意义不大。举例来说,张三有一座工厂,按重置成本法,价值10亿,这个10亿,就是张三的净资产;张三又向银行借了90亿,建了9座工厂,价值90亿,这个90亿的资产,就是张三的债务。不久,张三不想干了,打算卖给李四。李四请来了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师计算了之后,告诉李四,张三的净资产是10亿,所以李四准备花10亿买下张三的净资产,同时接手张三所有的债务。那么张三会答应吗? 如果这个张三是国企当家人,他就干了!可是张三不是。张三给李四算了一笔账:我的净资产是10亿,每年有1个亿的利润;我的负债是90亿,每年有9个亿的利润,扣除支付给银行的利息4个亿,每年还能剩下5个亿的利润。我的净资产虽然只有10个亿,但是我每年的净利润合计有6个亿,这6个亿的利润完全都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60亿,不是10个亿!由于负债部分的利润一定高于负债部分所需要支付的利息,所以负债率越高,净资产的收益率越高,净资产的公允值自然也就越高。 想要提高负债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贷款都是需要有抵押的,银行也会对负债规模有所控制,我们国家企业负债率多是在40%到60%之间,像联想集团负债率高达90%的企业,还真是不多。还有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呢?有!那就是上市。上市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获得一级市场的股本溢价,指新股发行价格高于股票净值或者面值的部分,这部分收益要按照所有者权益进行瓜分。二是获得二级市场的股票溢价,也就是股票升值。上市公司的股票(原始股)都是它用成本价买来的,但是股民只能用市场价格去买,所以只要上市,基本上原始股东的股票价值都可以数倍增长。 按照母公司理论,少数股东的真正权益是红利,而不是升值。根据2019年的数据,A股的股息支付率只有30%,实际股息收益率为2.35%,只相当于一年期银行利率。这个实际收益率大约只有平均利润率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股市的公允价值至少要在资产净值的五倍之上。这个时候,用资产评估方式评价出来的净资产价值和上市公司真正的市场价值有着天壤之别。由于负债、上市、相互持股等股市综合手段的使用,现实中的情况更复杂。上市公司的资产转让,更多的还是需要基于公允价值的谈判。2009年,国科控股在转让联想控股的股权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了呢? 2020年12月10日,联想控股的正式解释来了,这里截取其中一段:“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这说明确实有考虑。因为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所以这个溢价很可能就是指联想集团的股本溢价。只是这个溢价只有微不足道的2.4亿,着实令人费解。回到2009年3月9日,联想集团的总市值从400亿之上一鼓作气降到历史最低点133亿,跌入深坑。此时临近双方的谈判日期,国科控股选择这个历史时机卖出自己的股份,等于无视自己的股票巨亏。是选择跑路,还是成人之美,个中缘由,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说得清(附图)。
资本凶猛:探索少数股东权益的背后 最近联想事件中,攻守双方围绕国有资产流失,展开了一场刺刀见红的攻防战。攻方曾经有一记乌龙球,少数股东权益,被守方抓住了把柄,致使守方一度得以喘息。然而正是这一记乌龙球,点醒了梦中人,无意间揭开了一个惊人秘密。 少数股东权益,在财务合并报表中使用,是母公司在统计所有者权益的时候,把控股的分子公司中,原本并不属于自己权益的部分,也就是少数股东的权益,亦合并到自己的财务报表中了。 我们国家的会计准则规定,控股股东的权益,要算它的公允价值,也就是市场价值;少数股东的权益,要算它的账面价值,也就是会计价值。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一张股票,在不同人的手里,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少数股东权益,国际上有两种理论,其一是实体理论,认为大小股东的权益是完全一样的;其二是母公司理论,它认为真正的所有者权益是属于大股东的,少数股东只是相当于借钱给大股东,大股东则定期支付给少数股东红利。 凡是选择实体理论的,小股东和大股东的利益是一起成长的;凡是选择母公司理论的,小股东只能选择分红,无法享受股票升值所带来的收益。美国道琼斯指数每十年就要翻一番;沪指2007年站上3000点后,到今天也不过是3600点。 理论上,股票不可能不升值,因为它有公积金。一是法定盈余公积金,来源于未分配利润,形成所谓的资本溢价;二是资本公积金,来源于新股发行,形成所谓的股本溢价。股本溢价是公司上市的主要目的,原始股东就是靠它发财的。 原始股东(大股东)手里的资产是他用成本价买来的,称为资产的净值或者股票的面值;小股东手里的资产是他用股票的市场价格买来的,称为股票的市值。面值小于市值,所以新股发行的越多,股票内含的净值就越高,大股东就越赚钱。 股本溢价产生的收益是按照该公司股份的权重进行分配的。大股东发行的新股越多,自己的权重就会越小,他能享受到的股本溢价的好处就越少。要想让自己不断的从新股发行中获得好处,就要不断的吃进股票,保持自己大股东地位。 发行新股意味着大股东出货;配股意味着大股东入货。如果新股和配股是一个价格,大股东就白玩了。出货的正溢价和入货的负溢价效应抵消。只有配股价格低于市价,大股东才可以一边搞配股,一边搞新股,不断享受股本溢价。 如果小股东足够敏锐,洞察到大股东的阴谋,他可以选择和大股东一起配股。这样的话,不论大股东怎么配股,他的股份权重都不会改变。如此一来,大股东就不能轻易选择发行新股了,需要另辟蹊径,否则自己早晚会被踢出董事局。 大股东需要搞点腹黑手段了。既然小股东也盯上了配股,大股东干脆就不搞配股了,自己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表面上看,大股东的买入价就是新股的市场价,但是由于买入的时机不同,同一价格下所包含的资产净值是不同的。 股票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净资产收益率,它的倒数就是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等于总利润除以净资产,它把负债产生的收益全部算成自己净资产的收益。由于负债产生的收益大于负债需要支付的利息,所以负债率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大股东发行新股之前,他会大幅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负债率,降低市盈率,使同等市值的股票包含更少的净资产;大股东增持股份之前,他就会大幅度的减少上市公司的负债率,提高市盈率,使同等市值的股票包含更多的净资产。 因为上市公司都是相互持股的,减持或增持对方的股份,可以很轻易的就达成改变自己负债比例的目的。大股东的一来一去,自己所拥有的股权权重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同等市值的股票,它的净资产的价值更高,自己的净资本增值了。 股本溢价必然导致股票升值,只不过是这种溢价所带来的收益在大股东身上。大股东把原本股票升值的收益用于增持公司的股份,不断发行新股获得溢价,再不断增持股份。虽然股票的市价没有改变,但是大股东的资产一直不断增加。 如果小股东可以采取和大股东同向操作,大股东这一顿神操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只不过大股东是控股股东,具有公司的操控权和经营权。所有的财务运作和资金流向,都是上市公司的内部业务,它是不可能向外界展露的。 合并财务报表被誉为会计界三大难题。我们国家在会计制度和国际并轨的时候,很审慎的选择了母公司理论。我认为这个就是对股民最善意的提醒:作为少数股东,您的所有利益都应该建立在分红的基础之上。股票升值?您想多了!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联想和联想的国有资产流失 最近关于联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沸沸扬扬。国企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严格,资产评估环节不太可能存在较大的漏洞,类似于电视剧《突围》中,中福集团董事长林满江以45亿购买京东、京盛两个矿,从中贪污10亿元的交易费用,纯属艺术夸张。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占国有资产评估的便宜,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企或者私企还会奋不顾身的扑向国有资产这块大蛋糕?是他们看中了我们优质的国有资产?还是他们具备了国企所不具备的生产能力?当然都不是!国有资产的真正价值,既不是账面价值,也不是评估价值,而是公允价值。从资产评估的方法看,这个公允价值并不在资产评估的范畴内,他们看中的恰恰是这个公允价值。 资产通常是个实物的概念,所以它才可以计算,才可以评估,这里且不讨论无形资产;公允价值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它并不是根据实物价值计算出来的,而是根据资产的市场表现,由市场进行的定价。以资产评估最重要的方法,重置成本法为例,你的资产值这么多钱,是因为你要投入这么多钱才能形成你今天的生产能力。资产评估这种东西,只是对总资产的评估有意义,对净资产的评估意义不大。举例来说,张三有一座工厂,按重置成本法,价值10亿,这个10亿,就是张三的净资产;张三又向银行借了90亿,建了9座工厂,价值90亿,这个90亿的资产,就是张三的债务。不久,张三不想干了,打算卖给李四。李四请来了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师计算了之后,告诉李四,张三的净资产是10亿,所以李四准备花10亿买下张三的净资产,同时接手张三所有的债务。那么张三会答应吗? 如果这个张三是国企当家人,他就干了!可是张三不是。张三给李四算了一笔账:我的净资产是10亿,每年有1个亿的利润;我的负债是90亿,每年有9个亿的利润,扣除支付给银行的利息4个亿,每年还能剩下5个亿的利润。我的净资产虽然只有10个亿,但是我每年的净利润合计有6个亿,这6个亿的利润完全都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60亿,不是10个亿!由于负债部分的利润一定高于负债部分所需要支付的利息,所以负债率越高,净资产的收益率越高,净资产的公允值自然也就越高。联想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联想集团的负债率高达90%左右,想来联想控股也不差。 想要提高负债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能间接融资成本较大,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贷款的额度也有限。国企还好一些,民企或者私企就更困难一些。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呢?有!那就是上市。上市的目的在于融资,也就是不断的发行新股。举例来说,张三的公司要上市了,净资产10亿,股票的面值是1元,但是由于张三有负债,所以他的净资产收益率很高,所以张三的股票要溢价发行。虽然张三和李四的生意黄了,但是张三的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还是存在的,所以张三面值是一元的股票,发行价为6元,溢价5元。 张三一口气发行了股票108亿,溢价90亿,正好还上了过去的借款,等于说上市赚了90亿,是自己净资产价值的9倍。此时,公司的净资产价值是100亿,每年的净利润是10亿,股票的公允价值是1元,又跌回到了面值。现实中,股市当然是不能这么圈钱的,否则一下子就露馅了!新股的发行要一点一点的,贪多会嚼不烂。可能有的朋友会想,为什么中国的股票很难升值呢?你看看,我们的上市公司每年把自己的分红省下来,用于公积金,扩大再生产,资本不是应该不断的增殖吗?确实如此,只不过资本的增殖的同时,上市公司还在不断的发行新股或者配股。由于是溢价发行,所以发行的新股或者配股越多,股票的公允价值就越低。它的资本的增殖的效应被新股的发行效应抵消了,怎么还可能升值呢? 本次联想事件,有一个概念经常会被提及,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误会,那就是少数股东权益。它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出现,指母公司所在的自己控股的分子公司中,归属于母公司权益之外的少数股东的权益。在计算净资产的价值的时候,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母公司理论,一种是实体理论。我们国家采用母公司理论,也就是母公司的净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算;少数股东的净资产按照账面价值计算。意思很明显,大股东才是真正的股东,它可以享受净资产价值的溢价,所以它的净资产价值是公允价值;少数股东是以公允价值购买了公司的股票,公司只会支付给他与公允价值相当的红利,这个红利要低于公司盈利,相当于少数股东借钱给大股东发财,大股东支付利息给少数股东。少数股东自身的净资产并不会产生价值的溢价,所以它的净资产价值是账面价值。 提高负债率和发行新股,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大股东或者原始股东,把负债或者发行新股所带来的收益,完全算成是自己的净资产收益,所以它的公允价值要大于净资产自身的价值。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或者说无论是借钱还是上市,资源都是有限的,能够拥有这样的资源,本身就是财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用资产评估价值出卖自己的净资产,那不是等于直接给对方送钱吗?我们不能仅仅凭资产评估的结论,就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而是要看国有资产转让的过程中,是否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掉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2009年,国科控股在转让联想控股的股权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了呢?12月10日,联想控股的正式解释来了,这里截取其中一段:“经专业机构认定,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77.2亿元,评估值92.6亿元。本次交易联想控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溢价至95亿元,对应的29%股权交易价格为27.55亿元。”这说明确实是考虑了。因为联想控股的子公司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所以这个溢价很可能就是指联想集团的股本溢价。只是这个溢价只有微不足道的2.4亿,着实费解。回到2009年3月9日,联想集团的总市值只有133亿,突然降到历史最低点,跌入深坑。此时临近双方的谈判日期,国科控股选择这个历史时机卖出国有股份,等于无视股市巨亏,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利还是弊? 这几天央行降准了,网上叫好声一片啊!很多人觉得这次降准恰逢其实,救了恒大等一系列企业。那么降准是什么意思呢?网上有很多人做科普,这里就不重复了!其实核心就是货币乘数,指一块钱的基础货币,可以派生更多存款货币;存款准备金率越低,派生出来的货币越多。至于准备金是银行的安全储备,纯属杞人忧天!以当代银行的规模和经营手段,安全性早就不需要靠存款准备金来保证了。至于货币乘数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呢?在数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可是经济学根本就不是数学,绝大多数经济学现象,都不是能用数学解释的。为什么要有存款准备金率?为什么现在西方一些国家可以推行零存款准备金率,而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呢?本期经济论坛,将带您一探究竟。 这个社会,很多制度之所以能存在,不是因为我们懂,而是因为我们不懂。生命存在几十亿年了,人类存在几百万年了,不是因为我们懂基因工程。不懂DNA,一点也不耽误我们生孩子。生命的进化,不是因为生命能读懂生命的进化的方向和意义,而是不符合生命进化方向的生命被自然给淘汰了!生命是自然的选择,制度其实也一样!所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它一定是在现代银行的货币发行的各种尝试中,最终剩下的那一个制度。理论上讲,不管我们给它套上什么货币乘数、什么安全储备,这些玩意都是你自己的想法,不是生命进化的想法。所以搞经济,你研究你自己的想法,它没有什么用,你得研究DNA,研究生命进化的想法,你不能等着自然界慢慢告诉你生命进化的想法。 所以这么多年来,笔者一直在研究经济学的基因:劳动,研究这个基因为什么会进化,是什么造成了基因的突变?最终发现这个基因突变的原因就是积累,劳动的积累。劳动创造了价值,但是也消耗了价值。如果没有积累,只有消耗,这样的劳动是不会进化的。只有存在能够积累的劳动,才能实现社会进化。这个积累的或者说没有被消耗的劳动价值,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要有剩余价值,这个社会就会进化,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你说资本主义是臭虫,可是人家臭虫也是会进化的,自然的法则就是让好玩意和坏玩意不加区分的一起进化,只要它有剩余价值。有了这样的研究方向,经济学的很多谜团就都被我解开了,比如说存款准备金率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要有存款准备金率呢?简单的说,就是任何一笔存款,银行都不能100%的贷款出去,必须要留下一部分。比如说存款100元,我们银行只能贷款出去90%,要有10%的存款准备金率。这个10%,和你的银行安全储备没有任何关系,它实际上是另有用途,这个用途就是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我们企业获得一笔贷款的时候,你肯定是要把你获得的贷款全部都花出去,变成你的设备、厂房、生产线。等你完成了这一切的时候,你一定以为你可以开始生产了,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钱了,你把人家所有的存款都花完了!要想真正的开始生产,你的生产线、物流传输线一定要把半成品、库存品、运输品装的满满的。为了让生产可以正常进行,我们当初在使用这笔存款的时候,一定要预留出来这个部分。 现实中,企业得到的贷款一定是全部花掉的,生产中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它采用的是其它方式解决,一个是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一个欠款,也就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往往会约定一个结算周期,结算周期内,往往是相互欠账的。如果这个欠账的周期比较长,就形成了企业的应付账款了,比如说我们的恒大集团、联想集团,这个应付账款的比例就非常大。表面上看,你工厂是没有占用我们银行的流动资金,但是这个额度银行一定要为你留着,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以实物的形态存在着,一旦你花了,通货就会膨胀。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央行必然要求存款中为这些流动中的商品保留一部分,这就形成了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高,说明流通环节的存货较多;存款准备金率低,说明流通环节的存货较少。 存款准备金率很低意味着什么呢?同样的一笔投资,我们给企业留下的流动资金部分太少了。你降低利率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刺激经济,让大家都多投资,多贷款。可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你没有给人家留下足够的流动资金,你的项目完成后,却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推动。我们现在企业碰到的真正困难,可能是流动资金不足。为什么美国就可以推行零存款准备金率的制度呢,因为美国搞技术立国,硬件上的扩大再生产规模不大,反观我们一个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就不一样了!如果流动资金不足,生产就不通畅,容易出现集体债务违约,所以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又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一方面要刺激经济,另一方面还要保证充沛的货币流动性。
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技术实现途径的思考和猜想 最近一个时间以来,司马南揭示出现的联想问题不断发酵,其中尤以联想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为突出。联想控股是联想集团的母公司。2008年的时候,中科院占有联想控股的65%股权。到了2009年,联想控股正是高歌猛进的时候,中科院国科控股却卖出了29%的联想控股股权给泰山会会员卢志强的泛海控股,转让价格为27.55亿元。按照2008年联想控股的净资产计算,139.49亿*29%=40.45亿,按净资产交易的差价就有40.45-27.55=12.90亿元。难道这不是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吗? 联想集团当年也是国资控股,国资委对于国有资产的审计是很严格的,购买或者出让国有资产一定有严密的会计流程。电视剧《突围》中,林满江作为央企中福集团的负责人,凭着高价买入京东京盛两个矿,受贿10亿元,纯属艺术夸张,这种现象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联想控股或者联想集团,能够最终一步一步的把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它的复杂程度绝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联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段,完成了这样的资本大腾挪,我们在这里不做猜测,只做一下学术探讨。看一看,要想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技术手段。 公开资料显示,联想控股的资产总额是644.51元,所有者权益139.73亿元。所有者权益,相当于资产,但是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包含少数股东权益。这个少数股东权益,其实就是指公司的股东在未完全控股的分子公司中,也有一定的权益,可能是联想控股除了控股联想集团之外,还间接持有其它一些公司的股票。总资产减去所有者权益就是负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想的负债也是非常高的,长期负债加上流动性负债等,约有500多亿。 为什么会存在国有资产的贱卖呢?很简单,因为国家对于资本的估价和市场对于资本的估价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口径。国家审计、资产评估机构对于资产的评估是完全建立在企业的会计标准之上的,它们统计出来的价值是资本的面值,这个面值能够代表股东的实际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是按照实际投入的价值出售国有资产的。投资机构对于资本的评估和资本自身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它是根据资产的市场表现进行估价的,主要就是看净资产利润率。公开资料显示,联想控股2008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只有3.45%,到了2009年,联想控股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了7.89%,收益率高出了2倍还不止!净资产收益率这么高,它的净资产的市场估价还能少的了吗?这个价值就叫做公允价值,而公允价值和面值的差,其实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价值。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联想控股何德何能,竟然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就能创造出这样一个经济奇迹?而国科控股又是如何昏头昏脑,与这样的历史际遇失之交臂的呢?事实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奇迹都是骗术,这个世界资本的力量要远远大于科技的力量、实业的力量。我们只要看一看2011年度,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联想控股的债券信用评估报告,真相就昭然若揭了!2008、2009、2010年,联想控股的资产总额分别是644.51、872.64、1149.27;净资产收益率分别是3.45、7.89、17.27。可以想象,联想的负债是逐年增加的。虽然负债的增长幅度并不大,但是对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非常大。究竟会是什么原理呢? 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平均利润率)÷净资产=(总负债+净资产)×资本利润率÷净资产,所以负债越大,净资产收益率也就越大。我们知道,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就是看净资产收益率,它反映了所有者权益,是每年能够给自己的投资带来实际收入的部分。净资产收益率反过来就是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越高,市盈率就越,通常情况下,股票的价值就会越高。你看看,联想控股的净资产收益率,在短短几年间,从极低到极高,没有背后的高超资本运作,焉能实现?联想高管和各路神仙,正是凭着这样的妙手,为自己赢得了一场资本的饕餮盛宴! 可能大家还有个疑问,依靠提高负债的方式提高净资产收益率,会带来投资风险,现实中的间接融资也会受到银行的贷款规模控制,操作上是存在难度的。确实如此,不过我想以联想的国际背景,华尔街会教给他们这方面的功夫的。专业的东西,就不好瞎说了,但是我可以给有志于侵吞国有资产的企业家们提供一个思路,这就是相互持股。每家公司都大量持有关联公司的股份,相当于资产重组。重组后的公司,它的新股相当于很多不同公司的原始股的组合。如果其中的一家公司,采用提高负债的方式提高了自己的净资产收益率,其它公司也会因为和它有着类似的资产结构,自己的股票也升值了。在不增加债务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相互持股或者资本重组,全面提高股票价值。尽管其它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并没有实际提升,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股市不就是资本大鳄在割韭菜吗? 本文纯属民科、民间的技术性探讨和交流,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价格是错觉,数量是真相 有一次听演讲,主讲人说了一句话挺有哲理,印象比较深刻,叫做“因为相信而看见”。他举了一个例子,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很多人都跑了,没跑的人也动摇了,这个时候,有个人站了出来,对还没有来得及跑的人,说了一席话,大致就是他看到的几十年后的中国的样子。这些人听了他的话,就跟他上了山,成了中国革命的火种。这个人就是朱德。老实讲,朱老总的军事事迹,实在是乏善可陈,但是仅凭当年他拉起的这支队伍,就是革命的首功一件,能做十大元帅之首,无可争议。 我们现在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难,中央党校的教授都是动摇分子,西方经济学招摇过市,恬然以主流经济学自居。我们整个教育体制,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都是留给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最聪明的学生,都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尽管大多数的学生,慢慢的都会知道,西方经济学徒有虚名,充满了矛盾,但是他们依然会选择执迷不悟,也许他们内心也想有所改变,但是他们毕竟深陷其中。我们选择了一条阳光大道,却没有想到这条大道布满荆棘;我们的对手选择了一条阴暗的小路,但是这条小路却充满了各种利益的诱惑。真理在利益面前,总是那么苍白!我们今天,到了和西方经济学的生死决的时刻,宁可向前而死,绝不后退而生。笔者今天,愿以身涉险、身先士卒,奋不顾身、一往无前,向我们的敌人展示我们的勇气,向我们的朋友展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正如题目所示,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笔者发现,价格是数量的倒数。笔者姑且将之命名为数量价格论,用于定义阐述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学说。关于过程的推理,之前有过一些零散的描述,囿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过程对不对,你不一定要看逻辑,好使不好使,你直接用就完了!不看广告,看疗效!你用了之后,就会知道:为什么好多的经济现象,过去人们研究不明白;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过去人们讲不明白,就是因为我们走了弯路,被价格蒙蔽了!我们今天就先来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今后不要谈价格,要改谈数量,这个数量价格论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首先呢,价格是现实社会中的存在。在经济学中,价格是不存在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在经济学中,价格应该是以数量的倒数的形式存在的。当我们想要捕捉价格的时候,你已经不在经济学中,而是身处一个现实社会中,你看到的统统都是表象。这个价格受货币现象、心理现象,等等左右,你捕捉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经济学中,价格和数量,完成了身份转换,那么我们今后的经济学,就可以直接透过数量,去研究数量,经济学就变得透明化了! 其次,我们大家知道,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的,它最著名的数学模型,就是那个供需平衡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去发现价格。你看到了价格是数量的倒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所谓的供需平衡曲线,完全是无中生有。你想想,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根曲线,让你找到价格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让你同时找到两根趋势完全相反的曲线!因为价格和数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价格就是数量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根本就不存在两者关系的数学模型。 再其次,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很多人无法接受,是因为他们的眼里,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这个效用价值论,有一个惊人结论,就是效用和数量是成反比的。比如说,苹果和梨之间,苹果越多,苹果的价格就越低,看起来这个东西的价格和效用有关,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既然价格可以看成数量(倒数),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给你两个数量,一个是你心里的数量(苹果和梨的数量之比),一个是现实中的数量。这两个数量,你准备要哪个?现实中的你,一定是选择你心里的数量,但是这个数量,在经济学是没有意义的数量,因为这个数量不能出清。经济学的一切目的,或者说生产的意义,就是出清。你想出清,价格就必须是数量的倒数。也就是说,如果苹果的数量多了,价格低就是为了让它出清的,跟效用价值论没有一分钱的关系。你心里对苹果的价值大小的判断,或者说你心里,那个苹果和梨的数量,其实一直没有改变。 两个同样的数量,只有一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也就是那个一直不变的量。那个可以变化的数量,一定会向那个不可以变化的数量变化。从价格角度,我们看到的那个价格,是市场出清的价格,不是效用价值论的价格,效用价格一直在原地等着我们的市场出清的价格,直到最终两个价格变成一个价格。如果这两个价格还没有统一,那么那个你心里的价格(效用)你是根本看不到的,你看到的只是那个市场出清的价格。能够实现市场出清的价格下的数量,对应实际生产的数量,而实际生产的数量,就是劳动的数量。也就是说,当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你所能看到的那个价值,是劳动的价值;而效用的价值,是不变的价值,你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呢,虽然说劳动价值论,最终和效用价值论终究是要统一的,但是在两者还没有统一的时候,你实际上看到的是那个劳动价值论,而不是效用价值论。特别重要的是,劳动价值论、它还可以计量,它还能体现社会平等。这个时候那么我们不坚持劳动价值论,反过来坚持效用价值论,不是见鬼了吗?
如果资本属于资本家,劳动人民的积累,都去了哪里? 有的人说,利润是资本带来的,所以利润是资本家创造的,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这个格局小了,应该说所有的财富都是资本带来的,所以所有的财富都是资本家创造的。劳动人民只能分享这个财富,至于分享是多是少,要看资本家的态度。如果资本家可以团结起来,组织一个资本家协会,可能会就劳动工资达成一个集体协议。在这个协议中,可以规定劳动人民只能拿维持最低生活需要的劳动收入,目的是让劳动力活着,并且可以干活。这个时候,资本家就会惊喜的发现,这个世界居然可以做到,让劳动成本渺小到几乎看不见,而利润几乎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了。可见,劳动人民能拿到今天的工资收入,资本家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劳动人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笔者这么说,还真不是信口开河,而是经济严密的经济学推理和论证的。通过笔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入研究,有了一个发现: 国民总收入,其实就是上一年度的国民总收入,再加上上一年度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现在的国民总收入,就是所有年度的剩余价值,再加上第一年度的劳动价值。由于第一年度的劳动价值,是初始劳动价值,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国民总收入,其实就是历年的剩余价值之和。这个剩余价值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剩余价值。一般来说,资源从投入到产出,要经过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有:年国民总收入等于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剩余价值之和。也就是说资本的总量是多少,理论上国民总收入就应该是多少。总收入是存量决定的,不是由我们今天的劳动决定的。就算我们今天的劳动付出再大,在历史的长河面前,都是沧海一粟。所以呢,我说劳动成果都属于这个存量的主人,也就是资本家,在逻辑上有毛病吗?一点没有! 这个世界,所有的逻辑都是属于方法论,方法论的前面,其实还是有世界观的。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个社会一穷二白,没有资本怎么办?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让这个社会,从最简单的劳动开始,产生资本!我们最简单的劳动就是农业劳动,我们要从大量的农业产品中,为我们社会做大量的积累。也就是农民产的粮食,自己和家人只能吃二分之一,甚至更少。积累程度不同,未来发展就不同。这种原始积累,一定是强制性的,或者先天就存在剥削制度。这些自己不能吃的粮食,可以养活大量的工人,从事挖煤,采矿,打铁,铺路,架桥,修水库,搞发电站,然后再到造设备,建工厂,等等,一步一个阶梯。农业的积累完了,我们搞工业的积累;工业的积累完了,我们搞第三产业的积累;第三产业的积累完了,我们搞高科技产业的积累。你的每一步积累,都是后人巨大的财富组成部分。你认为这个世界的资本都是你的,那些死去的农民和工人,就会从坟墓里爬出来问你,我当年的二分之一去了哪里了?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表现很好,股市表现很糟? 有朋友提到上证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从2008年到今天,沪指基本没有变化,纳斯达克指数涨了四倍。也就是说我们投资沪市是不挣钱的;投资美国,挣的钱是投入的三倍。很多人很奇怪,中国经济比美国发展好多了,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这么差劲呢?本文就为您彻底揭开这一谜团。 股市升值不升值,取决于我们对于资本的认识。简单来说,就是原来的资本值多少钱,现在的资本值多少钱。道理上讲,原来的资本值多少钱,它现在应该还值多少钱,除非是通货膨胀。那么你公司不断积累,不断发展,原来的资本不升值吗?不升值!按照中国上市公司的做法,利润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红利,一个是积累。而上市公司的自我积累和发展,它采用的是配股和送股的方式,资本的原值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所以中国股市不升值是必然现象,这个体制就是这么设计的。 那么为什么纳斯达克可以不断的升值呢?这个是因为美国的股市,本身就是按照升值的体系设计出来的。纳斯达克指数主要是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股价综合得出的。假设有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基本是零利润,表面上好像是不挣钱,所以它的股票也不应该值钱。然而事实上,美国那些不挣钱的科技公司,股价一直会攀升。换到中国,如果这一家上市公司不挣钱,股价就会暴跌,甚至于退市。这其实是不同的两种设计理念。这个东西,我们用劳动价值论进行解释,道理就很简单了!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分为物化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活劳动是进入成本的,这点是没有异议的。物化劳动就很复杂了,一般企业会让自己的物化劳动进入成本,比如说大量的科研投入。按照通行的会计规则,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它虽然不算成本,但是它需要进入期间费用。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我们不把它算到成本里,但是这个费用实际上是属于企业摊销的,终究要摊销到产品身上,而不是直接当成企业的利润。然而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凡是要进入物化劳动的项目,不能进入劳动成本,只能进入利润。你既然是摊销,肯定是没有进入利润。 这种会计核算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特别不适用于科研型企业。科研费用应该走利润,通过利润渠道再进入投资。美国的科技股公司,其实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把利润当做期间费用摊销了,最终摊销再转化成企业的无形资产。美国科技股的有形资本变化不大,但是无形资产的变化极大。反过来说,中国股市资本都是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比重很少。中国股市的资本,过去和现在,乃至于未来,你看到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它要是能涨,那不是见鬼了吗?美国股市的资本,表面上还是那个资本,但是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了,你不涨,不是也见鬼了吗?
如果造价表就是关系表,那么经济学到底算是什么? 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那就是理想之城。随着剧情的落幕,笔者有一个感觉,就是理想之城不理想,就好像经济学,并不是真的经济学一样,它的背后总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笔者可能是老了,这个世界越来越看不明白了。我过去以为大家反对劳动价值论是,是因为大家认为劳动价值论是算不明白账,后来我才知道,是人家就怕劳动价值论把账算明白了!理想之城中的苏筱,也有类似的困惑,她以为造价表就是造价表,直到夏明告诉她,造价表其实就是关系表。 我以为这部剧,苏筱和夏明,代表着善和恶的斗争,怎么到了最后,夏明就突然反正了呢?我翻来覆去的看,没有觉得夏明这个人,能算一个好人啊,除了爱情观上还有可取之处,其它全部都是负能量。首先这个人就是吃里扒外,损工肥私,虚假合同,串标,等等,一心挖集体墙脚,把公司弄破产,好借机侵吞,典型的不仁不义;其次,是这个人善于伪装,满腹阴谋诡计,善于给人下套,背后捅刀子,从对抗集团审计开始,陷害许助理,后来就更是了不得了,所有的人,都不过是自己利用的道具,所有的承诺,也不过是诱人上钩的圈套。苏筱被利用,汪明宇被利用,有黑社会背景的放债老板被利用,何瑶被利用,董事长被利用,天子号的几个老板被利用,甚至于自己的舅舅,也能利用他的生病,换取集团减免赢差款,看起来是棋高一招,比所有的人都聪明,实际是阴险,表面是和你好,或者和你合作,其实都是害人的。最后呢,结局部分,为了给夏明的反正做铺垫,设计了几个细节,一是农业用地,被他用来安置集团老员工,其实这个农业用地,你是不能闲置的,否则是可能被收走的,用几个人,商业行为而已,算不得是善举吧?二是假意和汪明宇达成私下协议,给一个坏人设圈套,其实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董事长出不来了,这个所谓的假协议不就是真协议吗?通过检举前董事长,换取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哪一个人得势,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这个人能被重用,其实完全不是因为别人看中了自己的能力,而是因为别人在和自己做利益交换,包括董事长在内,这样的人,一个把造价表当成关系表的人,一个通过关系上位的人,为什么被我们的主流文化,塑造成了一个成功典范了?
价值论的分层逻辑结构及其属性 经济学有两大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观点针锋相对。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又诞生了斯拉法价值体系。不过这个斯拉法价值体系,必须要借助于利润率,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算法,不能进行价值的溯源。真正能进行价值溯源的,就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今天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而效用价值论,经历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又演化成了均衡价格论。由于各执一词,所以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统一的价值论,无法进行经济现象深层的成因分析。为了揭示价值论的谜团,本文从一个独特视角,阐释了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建立了价值分析的分层逻辑构架。 谈到价值论,真的要从效用谈起。一物有用,才可以拿来交换,所以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交换的判断标准,符合人类的认知方式。我们首先把这样的有用性,作为价值论逻辑构架的最底层,然后再讨论价值的比较和量化。不言而喻,在人类需要的所有产品中,人们优先选择的一定是最容易获得的基本生活用品,我们假设自己所生产的就是这个产品A。当A积累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第一个B出现了。如果我们愿意从事交换,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和当前积累等量的A,去换取一个B,所积累A的价值等于1个B的价值。同理,A积累到一定量,我们将迎来第一个C。以此类推,所有产品的价值,我们都可以根据A的积累程度进行推算。 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属于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平均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则属于群体的主观价值判断。这样的主观判断,和现实是不相符的。现实世界,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制造节拍,平均生产多少个A,我们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取决于各自的生产能力。两者如果不一致,只能通过价格进行调节。一种产品的制造难度越大,前后两件产品的间隔时间就会越长,出现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它的价格就越高。如果该产品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价格过高,超过人们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它在现实中就根本不会出现。 产品的生产必须均衡,所以主观价值判断必须要服从客观实际。也就是说,你认为多少个A,等于一个B,现实中一定是我们生产出来多少个A,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都是我们根据A推导的,所以最终各类产品的总价值,应该是相等的。此时,不同产品的之间的单价比,其实就是不同产品的数量反比。这样,在价值形成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价值其实就是数量的反比。如果一件产品出现的太晚了,导致它的价值过高,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它的产量的方式,让它早日出现,从而降低它的价值。这个时候,就轮到劳动价值论登场了。 既然是价值是数量决定的,说明在劳动价值登场之前,这个产品的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产品是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价值当然也是劳动创造的。有多少数量的劳动,就会创造多少数量的产品。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把那个已经存在的价值,分配到劳动力的身上。这就是价值形成的第三个逻辑层面,用产品价格对劳动价值进行赋值。赋值后的劳动力,有了自身的劳动价值,所以我们才可以进行价值比较。当劳动价值出现高低不同的情况时,劳动力就开始流动。那些劳动价值偏高的部门,因为获得新的劳动力,提高了产量,产品出现的更早,所以劳动价值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也降低了。 劳动价值论,其实并不是在价值形成的初始阶段就成立的,没有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就不会有第三阶段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国家之间的贸易,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所以不同国家产品交换和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是必须要进行劳动赋值,没有经过赋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实际意义。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界通常认为,价格要等于价值,是劳动价值再给产品价格赋值,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价值要等于价格,是产品价格在给劳动价值赋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价值转形时,提到了价值转形必须符合两大总量相等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总价格和总价值必须相等。总价值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的,它是时间单位,而总价格是货币单位。要算出一个时间单位,等于多少货币单位,我们需要用货币单位给时间单位赋值,而不是反向操作。不能直接利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劳动价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的大小和积累有关。较高的国民总收入,取决于历年所积累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实际收入和形成积累的那部分劳动量关系很大,和当期发生的劳动量关系不大。发达国家有较高的资本积累,所以有较高的人均劳动收入;反观发展中国家,即使劳动付出再高,人均劳动收入也很有限。 总之,效用不过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底层,是我们不能看到的部分;数量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又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中间,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它是不需要劳动力参与情况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劳动是价值形成过程的最后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顶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积极参与,通过劳动调整,提高生产效益,它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
价值论的分层逻辑结构及其属性 经济学有两大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观点针锋相对。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又诞生了斯拉法价值体系。不过这个斯拉法价值体系,必须要借助于利润率,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算法,不能进行价值的溯源。真正能进行价值溯源的,就是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今天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而效用价值论,经历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又演化成了均衡价格论。由于各执一词,所以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统一的价值论,无法进行经济现象深层的成因分析。为了揭示价值论的谜团,本文从一个独特视角,阐释了价值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征,建立了价值分析的分层逻辑构架。 谈到价值论,真的要从效用谈起。一物有用,才可以拿来交换,所以把物的有用性,作为交换的判断标准,符合人类的认知方式。我们首先把这样的有用性,作为价值论逻辑构架的最底层,然后再讨论价值的比较和量化。不言而喻,在人类需要的所有产品中,人们优先选择的一定是最容易获得的基本生活用品,我们假设自己所生产的就是这个产品A。当A积累到了一定数量的时候,第一个B出现了。如果我们愿意从事交换,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和当前积累等量的A,去换取一个B,所积累A的价值等于1个B的价值。同理,A积累到一定量,我们将迎来第一个C。以此类推,所有产品的价值,我们都可以根据A的积累程度进行推算。 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属于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平均拥有多少个A,我们才开始选B,则属于群体的主观价值判断。这样的主观判断,和现实是不相符的。现实世界,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制造节拍,平均生产多少个A,我们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取决于各自的生产能力。两者如果不一致,只能通过价格进行调节。一种产品的制造难度越大,前后两件产品的间隔时间就会越长,出现的时间就会越晚,所以它的价格就越高。如果该产品出现的时间实在是太晚,价格过高,超过人们心理承受能力,那么它在现实中就根本不会出现。 产品的生产必须均衡,所以主观价值判断必须要服从客观实际。也就是说,你认为多少个A,等于一个B,现实中一定是我们生产出来多少个A,才能生产出来一个B。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都是我们根据A推导的,所以最终各类产品的总价值,应该是相等的。此时,不同产品的之间的单价比,其实就是不同产品的数量反比。这样,在价值形成的第二个逻辑层面,价值其实就是数量的反比。如果一件产品出现的太晚了,导致它的价值过高,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它的产量的方式,让它早日出现,从而降低它的价值。这个时候,就轮到劳动价值论登场了。 既然是价值是数量决定的,说明在劳动价值登场之前,这个产品的价格就已经形成了。产品是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价值当然也是劳动创造的。有多少数量的劳动,就会创造多少数量的产品。我们要做的,不过就是把那个已经存在的价值,分配到劳动力的身上。这就是价值形成的第三个逻辑层面,用产品价格对劳动价值进行赋值。赋值后的劳动力,有了自身的劳动价值,所以我们才可以进行价值比较。当劳动价值出现高低不同的情况时,劳动力就开始流动。那些劳动价值偏高的部门,因为获得新的劳动力,提高了产量,产品出现的更早,所以劳动价值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也降低了。 劳动价值论,其实并不是在价值形成的初始阶段就成立的,没有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就不会有第三阶段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里面包含了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国家之间的贸易,劳动力是不能流动的,所以不同国家产品交换和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没有直接关系;另一个是必须要进行劳动赋值,没有经过赋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实际意义。关于劳动价值论,理论界通常认为,价格要等于价值,是劳动价值再给产品价格赋值,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价值要等于价格,是产品价格在给劳动价值赋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价值转形时,提到了价值转形必须符合两大总量相等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总价格和总价值必须相等。总价值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达的,它是时间单位,而总价格是货币单位。要算出一个时间单位,等于多少货币单位,我们需要用货币单位给时间单位赋值,而不是反向操作。不能直接利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劳动价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的大小和积累有关。较高的国民总收入,取决于历年所积累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实际收入和形成积累的那部分劳动量关系很大,和当期发生的劳动量关系不大。发达国家有较高的资本积累,所以有较高的人均劳动收入;反观发展中国家,即使劳动付出再高,人均劳动收入也很有限。 总之,效用不过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底层,是我们不能看到的部分;数量是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又一个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中间,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它是不需要劳动力参与情况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劳动是价值形成过程的最后逻辑单元,处于整个逻辑结构的顶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而且还可以积极参与,通过劳动调整,提高生产效益,它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
价值是增量概念还是存量概念 有的人问我,都是一样的劳动,为什么有的人很富,有的人很穷?为什么我很努力的工作,还会这么穷?你说的这个劳动价值论,不是骗人吗?这个问题,很有深度,涉及到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就让我们从价值论说起吧! 这个世界,有一半的人支持劳动价值论;有一半人,支持效用价值论。双方都很爱听故事,也很会讲故事。劳动价值论,大概最爱讲的就是渔民和农民的故事。渔民用渔网打鱼,农民用锄头耕地,大家只要把不同劳动的时间算到产品中去就好了。渔网和锄头怎么算呢?就是算折旧。 效用价值论,大概最爱讲的故事就是馒头的故事,这个馒头吃得越多,越不值钱。光吃馒头,没有办法交换,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需要给它配上咸菜。这样就是用馒头换咸菜,做馒头的有一条曲线,做咸菜的也有一条曲线,两个曲线碰上,这个点就是均衡点。 有的教课书胡说八道,说边际效用,最后能实现利益最大化。我们推理一下,按照这个利益最大化的平衡条件,其实就是说你的馒头,再也换不来咸菜了;他的咸菜,再也换不来馒头了。这个时候,利益才最大化。你们都不能换东西了,经济都破产了,有个鬼的利益最大化? 一个追求均衡的生产体系,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西方经济学讲究的是均衡,但是西方经济学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追求均衡的,而是追求利润的。利润是什么?利润是生产的不均衡,也就是市场不能出清。市场不能出清,所以最终无法实现价值交换的东西,才会以利润的形式出现。 利润的出现,告诉我们,效用价值论是不成立的。效用本身,就是一物和它物之间的均衡。我们试图用这样的均衡关系,建立一个价值表达体系,结果却发现,我们现实中的世界,根本就不支持我们建立这样的均衡关系。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我们效用价值论不支持,你劳动价值论就支持吗? 马克思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一样不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不管大家怎么算你的渔民或者农民的劳动时间,你们的这个计算方式,和人家效用价值论,都有一个致命性的缺陷,就是大家都是试图建立资本主义的价值交换的均衡关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体系都是扯犊子,只不过是换个角度扯犊子。 真正有用的价值论,不是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不是对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继承或者修正,而是一种颠覆,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利润的转化形式,它包含在价值里面。马克思的价值交换,是等价的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并不能完成市场出清,要完成市场出清,需要扩大再生产。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型,必须有两大部类的生产,而西方经济学是没有这个提法的。 这个世界,能看到劳动价值论的人,和能看到效用价值论的人,其实一样的糊涂,只有能看到剩余价值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不仅要看到剩余价值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劳动产品,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剩余价值,和国民总收入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资本主义世界,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都吃了,市场自然出清了,但是社会就不会发展了。社会的发展,是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它必须要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积累,而它的积累形式,就是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有形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本形成知识产权。后者,一般不能脱离前者而独立存在,所以剩余价值的存量,主要就是体现在固定资产的存量身上。 固定资产,代表了生产力,有多大的生产力,就能创造多大的国民总收入,我们假设固定资产和生产力成正比,这样固定资产的存量就是国民总收入。接下来我们就要研究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固定资产的增量的关系。固定资产的存量,也就是剩余价值的存量,代表国民总收入,也就是活劳动的价值总量。固定资产的增量,就是剩余价值增量,也就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样: 固定资产的增量/固定资产的存量=剩余价值/活劳动的价值=剩余价值率。 固定资产的增量/固定资产的存量=利润/总资本=资本利润率。 资本利润率=剩余价值率 也就是说资本利润率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率,但是这个资本利润率是有时间约束条件的,而剩余价值率是没有时间约束条件的。只有在这个约束时间点,两者才是相等的。在这个时间约束点的范围内,资本处于等待状态中,不会发生利滚利现象。 那么我们国家的资本等待时间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产业的规模不同,等待的时间不同。对于国内的规模经济来说,大体上建设周期为两年,两年之内,投资陆续形成,资本的平均等待时间为一年。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率其实就是年资本利润率。 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6年,相当于资本利润率是17%。此外,制造业的增值税16%,综合税率应该在30%左右,国家税入本质上也是属于剩余价值的,两者相加,理论上的剩余价值率为47%,再考虑到投资效率损失,中国劳动人民的真实剩余价值率,不会低于50%。也就是说,平均中国一个劳动人民,只能分配到自己劳动贡献的一半不到,剩余的部分,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了,其中绝大部分,形成了国家的积累。 要想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可是这个剩余价值率,已经很高了,提高的空间不大。要提高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在减少资本的等待时间上做文章。这种东西,是计划经济的长处,也就是由国家,进行资源的总体调配和使用。 书归正传。既然年资本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率,所以年国民总收入就是历年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存量(以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民总收入就是人均剩余价值的存量,或者说人均固定资产的存量。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所谓的收入,其实不过是一个存量概念,根本就不是一个增量概念。我们就算干的再好,也不过是增量。这个所谓的增量,或者说我们自己的贡献,在巨大的存量面前,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好了,知道了这个原理,那些以为自己的劳动时间,可以决定财富价值的人,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这个价值,不是你创造的,而是历史创造的。只不过,为了要实现按劳分配,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价值算到今天的劳动者身上而已,否则还能怎么算呢?
基于解剖学概念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医学说起 中医和西医是当代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两者的历史都比较悠久。西医起源于古希腊医学,它的理论基础是人类的四种元液之说;中医成形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之说。西医有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医有皇帝内经,都是早期的代表作,成书年代差不多。两者的方法论也都差不多,都是讲究均衡的。古希腊的医学,认为人体的四种元液要均衡;中医认为人体的阴阳要均衡,讲究五行的相生相克。如何实现均衡的呢?中医叫取象比类吧,你的人体的某种现象,对应了现实中的某种性质,然后就是认为他的不同种类的药,对应了不同的性质。你看看中医,就是把方子调来调去的,就是这个原理。这个均衡呢,其实就是研究现象,然后找到现实中的对应要素,不断的控制这种现象,达到所谓的均衡状态。中医也好,西医也罢,都是把人体的均衡,看成是健康状态,不断的尝试各种平衡,以找到最理想的健康状态。这方面,中医的理论性更强,著述更多,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将之用于实践的指导。这种方法论,其实有神秘论的性质,受当时科技水平限制,很多东西,似是而非。除了西医的元液说,中医的五行说的封建色彩也很重,经脉说也难于得到普遍承认。真正能让古代医学走向现代医学的,是西医的解剖学的理论和实践。那个时代,你想要搞人体解剖,是不被教会允许的,是要杀头的,所以他们都是背地里搞,很像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偷偷摸摸的研究一样,随时会被主流经济学打击。 尴尬的西方经济学 众所周知,当代西方经济学,自从边际主义流行之后,就把它的方法论建立在了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均衡是西方经济学引进的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无论是供需平衡模型,还是IS-LM模型;无论是它的微观经济学,还是它的宏观经济学,都把均衡作为重要的分析手段。自由学派认为,供给自发的创造需求,要靠看不见的手;凯恩斯学派认为,有效需求不足,要靠看得见的手。大家讲究的,其实还是均衡。不仅是方法论,就是操作也要讲究均衡。我们央行,不断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要的是物价处于均衡,好像均衡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和今天发达的医学比起来,我们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则处于一种似懂非懂的懵懂状态,充满了各类矛盾和错误,甚至于被人质疑为是一门伪科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不能进行结构的解剖,只能片面的进行现象的分析,追求表面上的均衡,采用了一门落后的方法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求真求实的勇气鼓舞我们探索经济学的解剖之路! 经济学的方法论 真正能把经济学带入科学方法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属于寻求真相的经济学,开创了结构解剖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用剩余价值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个眼界,格局小了!剩余价值说,是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代表了经济学研究跨入了结构解剖的时代,是方法论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很多人质疑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比如说劳动价值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个和现实不符。其实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价值转形,价值转形是建立在平均利润率规律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不研究不符合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情况。那么有没有不符合平均利润率规律的情形出现呢?有的,任何新产品的推出,总会有人用高于价值的价格,获得商品的优先使用权,企业因此也会获得高于剩余价值的超额剩余价值。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不是稳定的剩余价值,所以它的局部或者短期的成交价格,不能代表真实的价值。无论具体的成交价格如何变化,总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两个总量不变的大前提是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均衡,是整体结构的均衡,不是所有的成交点的均衡。反过来说,西方经济学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依据的,价格和价值不分,所以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看成是供需的均衡,看起来数学模型好像很严格,其实根本就不涉及结构内部的逻辑关系。 解剖剩余价值 效用价值论,价格和价值是一回事。价格是什么呢?是现象,所以效用价值论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结构解剖。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是内在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进行结构的解剖。这一剖开,可不得了,我们看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劳动:物化劳动(死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包括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自身的价值,一部分是剩余价值。活劳动的价值,它形成当期国民总收入,代表了最终消费品,随着消费消失了;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但是创造生产价值的手段,即生产能力,形成工厂的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有折旧,原则上不会因为使用而消失。退一步讲,即使物化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它的价值也是分布在一个非常广阔的时间域内,不能体现到当期国民总收入中,所以从事物化劳动的人,是没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的,必须要靠活劳动“养活”。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分工机制,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创造生产能力。物化劳动可以积累,所以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会越来越大,国民总收入越来越高。因为生产能力的增长,通常也伴随了产业的升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所以人均收入也不断提高。 结束语 马克思说过,内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内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医学而言,内因是我们身体的结构,外因我们所处的环境,解剖学的发展,让人类对于人体自身结构有了正确认识,医生才可以对症下药,医学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经济学而言,内因是价值,外因是价格,剩余价值的发现,让我们找到了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调控和管理宏观经济,经济学有了用武之地。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开拓和实践,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时代终将来临。
谁主沉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较量 对于中国人来说,计划经济虽不陌生,但是却很遥远了,它让人们想到了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人们更愿意相信今天的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学家信誓旦旦的告诫我们,计划经济看起来很公平,但是效率很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事实果真如此吗? 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表现决定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具体就是说根据资本利润率的高低进行投资,即衡量同样的投资,谁的收益更大。反过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决定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对投资项目进行综合考量,依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分配社会资源。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定价,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定价,所以计划经济的价格是扭曲的。这是一个误解,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价格都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能根据供需变化自发调节。供需平衡是价格形成的内在机制,计划经济不代表配给制,理应满足供需平衡。 从企业创收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无疑比计划经济更具优势,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以利润为目标的,强调的是个别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通常,企业在投资之前都会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考察它的资本利润率,现实中多是使用内部收益率或者静态投资回收期等评价指标,西方经济学更喜欢资本边际效率,指的是增加一个单位的预期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些东西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利润和整体利益的差别在哪里?计划经济优势是什么呢? 衡量两者的优劣,要衡量其经济增长的能力。关于经济增长,曾经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生产能力的增长;一种观点认为是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凯恩斯提出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后,国际上采用了后者的定义。然而,前者的定义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财富或者精神财富都来源于劳动积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所以我们用劳动成果的积累去衡量经济增长,而不是简单的用劳动本身去衡量经济增长,更接近于经济增长的本质。积累总量大,经济总量必定大;劳动力总量大,并不能代表经济总量大,只不过是它有利于提高积累的程度而已。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形成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才是我们重要的判断标准。 首先,只有计划经济才能站在国家利益的宏观高度 当利润转化成资本的时候,意味着生产能力随之提高。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整个社会的总利润,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资本相等,利润相等。单位资本的效率一致,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同等的资本,由于规模的不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工厂规模越小,它的建设周期就越短,整个国家工厂的建设节拍就越短,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高,对宏观经济就越有利;然而工厂规模越小,流动资金的需求量相对就越大,各项研发、模具、销售、管理等期间费用摊入成本的比例就越大,对微观经济就越不利。可见规模效应,对微观经济有利,对宏观经济不利。这种尺度的把握,只有计划经济能做到。 其次,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平衡两大部类的生产 两大部类,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概念,指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生产。在单位资本效率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各行各业的资本规模不同,所以它们的建设周期也就不同,彼此的经济增长速度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想让彼此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同,那么彼此的资本利润率就一定不会相同。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不同。对于第二部类而言,各行各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意味着价格可能出现变化,但是供需可以平衡;对于两大部类之间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则意味着两大部类的供需失衡和经济危机。为了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两大部类之间必须均衡,这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为此,至少第一部类的生产,不能纳入市场经济。 再次,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承载国家经济转型的重任 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但是由于存在资源、劳动力的增长限制,单纯的追求生产能力的扩张很容易碰到增长的天花板。为了让经济增长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适时进行经济转型,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经济转型,不是放弃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是选择更加有效率的方式提升生产能力。通过经济转型,全员劳动生产力提升,人均收入得以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转型,完全是被动的,经济危机就是它的信号。当第二部类经济高涨,第一部类承接不了的时候,经济转型就应该开始了。凯恩斯推行扩大公共开支,不是消灭了经济危机,而是消灭了经济转型的信号。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有目的引导剩余价值的积累方向,不被表面上的资本利润率误导。 最后,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引导我们走向共同致富之路 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原则上讲,不同分工下的劳动力,贡献度是没有差别的。然而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剩余价值会转移。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价值转形,即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一定在自己身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最终这个剩余价值在谁的手上,积累成果就属于谁,谁才可以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样的结果,导致资本的收益相较于劳动的收益越来越大,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缺陷,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才能消除。 计划经济起源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李斯特最早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设想,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的本身更加重要。生产能力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它是可以作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崛起,无疑是计划经济推动的结果。本文旨在揭示计划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批判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计划经济可以有效的解决宏观高效的问题,但是在微观高效方面有所不足,也不能全盘否定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今后依然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谁主沉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较量 对于中国人来说,计划经济虽不陌生,但是却很遥远了,它让人们想到了那些艰苦奋斗的岁月,人们更愿意相信今天的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学家信誓旦旦的告诫我们,计划经济看起来很公平,但是效率很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效率最大化。事实果真如此吗? 市场经济体制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表现决定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具体就是说根据资本利润率的高低进行投资,即衡量同样的投资,谁的收益更大。反过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决定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对投资项目进行综合考量,依循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分配社会资源。有人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定价,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定价,所以计划经济的价格是扭曲的。这是一个误解,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价格都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能根据供需变化自发调节。供需平衡是价格形成的内在机制,计划经济不代表配给制,理应满足供需平衡。 从企业创收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无疑比计划经济更具优势,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以利润为目标的,强调的是个别利益而不是整体利益。通常,企业在投资之前都会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考察它的资本利润率,现实中多是使用内部收益率或者静态投资回收期等评价指标,西方经济学更喜欢资本边际效率,指的是增加一个单位的预期投资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些东西没有本质区别。那么利润和整体利益的差别在哪里?计划经济优势是什么呢? 衡量两者的优劣,要衡量其经济增长的能力。关于经济增长,曾经存在两种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生产能力的增长;一种观点认为是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凯恩斯提出国民生产总值概念后,国际上采用了后者的定义。然而,前者的定义能够真实的反映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财富或者精神财富都来源于劳动积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所以我们用劳动成果的积累去衡量经济增长,而不是简单的用劳动本身去衡量经济增长,更接近于经济增长的本质。积累总量大,经济总量必定大;劳动力总量大,并不能代表经济总量大,只不过是它有利于提高积累的程度而已。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形成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才是我们重要的判断标准。 首先,只有计划经济才能站在国家利益的宏观高度 当利润转化成资本的时候,意味着生产能力随之提高。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整个社会的总利润,按照资本的权重分配。资本相等,利润相等。单位资本的效率一致,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事实上,同等的资本,由于规模的不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工厂规模越小,它的建设周期就越短,整个国家工厂的建设节拍就越短,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高,对宏观经济就越有利;然而工厂规模越小,流动资金的需求量相对就越大,各项研发、模具、销售、管理等期间费用摊入成本的比例就越大,对微观经济就越不利。可见规模效应,对微观经济有利,对宏观经济不利。这种尺度的把握,只有计划经济能做到。 其次,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平衡两大部类的生产 两大部类,是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概念,指生产资料(第一部类)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第二部类)的生产。在单位资本效率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各行各业的资本规模不同,所以它们的建设周期也就不同,彼此的经济增长速度完全不同。如果我们想让彼此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同,那么彼此的资本利润率就一定不会相同。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所以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不同。对于第二部类而言,各行各业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意味着价格可能出现变化,但是供需可以平衡;对于两大部类之间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则意味着两大部类的供需失衡和经济危机。为了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两大部类之间必须均衡,这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为此,至少第一部类的生产,不能纳入市场经济。 再次,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承载国家经济转型的重任 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但是由于存在资源、劳动力的增长限制,单纯的追求生产能力的扩张很容易碰到增长的天花板。为了让经济增长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适时进行经济转型,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经济转型,不是放弃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是选择更加有效率的方式提升生产能力。通过经济转型,全员劳动生产力提升,人均收入得以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转型,完全是被动的,经济危机就是它的信号。当第二部类经济高涨,第一部类承接不了的时候,经济转型就应该开始了。凯恩斯推行扩大公共开支,不是消灭了经济危机,而是消灭了经济转型的信号。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有目的引导剩余价值的积累方向,不被表面上的资本利润率误导。 最后,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引导我们走向共同致富之路 积累来源于剩余价值。原则上讲,不同分工下的劳动力,贡献度是没有差别的。然而在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下,剩余价值会转移。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价值转形,即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一定在自己身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最终这个剩余价值在谁的手上,积累成果就属于谁,谁才可以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样的结果,导致资本的收益相较于劳动的收益越来越大,地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缺陷,只有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和使用,才能消除。 计划经济起源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李斯特最早提出了政府干预的设想,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财富的生产能力,比财富的本身更加重要。生产能力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它是可以作为的。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苏联,一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迅速崛起,无疑是计划经济推动的结果。本文旨在揭示计划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批判市场经济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计划经济可以有效的解决宏观高效的问题,但是在微观高效方面有所不足,也不能全盘否定市场经济。何去何从,今后依然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敢问路在何方:经济发展理论纵横谈 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学界争议了很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生产能力的增长,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商品和劳务的增长。后来,随着凯恩斯对GDP的定义,后者占了上风,争议才告一段落。实际上我们今天看起来,前者其实才是大局观,后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它的辉煌时代是古典经济学时代,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比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马克思的两部门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后,经济学转而研究均衡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消失了。直到上世纪40年代哈罗德多码模型的出现,后来又经历了50年代的索洛模型,8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目前,关于经济增长,普遍认为有三个驱动因素: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效率;技术的发展。 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就像天气预报,它的方法论就是把窗户打开,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个特点,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哈罗德多码模型建立后,他们看到了资本和产出比例的不一致现象,所以提出了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互换的。再后来,他们又看到了技术的巨大进步,所以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了一个变量。无论他们怎么变化,哈罗德多码模型的基本思想没有变,就是认为经济的增长,应该正好满足储蓄的要求。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投资和储蓄两大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世界的发展,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定会存在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由于主流经济学拒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它导致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失去了剩余价值这个最珍贵的视角,只能被动的描述这个世界,不能揭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用于指导实践。那么,经济增长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效率或者技术的进步,其实不过资本积累的升级或者变化而已。不管怎么变化,最终的所有积累的指向一定都是剩余价值。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本质上就是历年的剩余价值演变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演变的方向不是唯一的,所以同等的剩余价值存量,我们能够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不一样的。在技术既定,产业不升级的前提条件下,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存量总值。 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总量的最大化,因此才应该追求生产能力的最大化。要实现生产能力的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三种模式:资本、效率、技术中选择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究竟谁的速度最快呢?当然是越简单的,它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没有资本,那么理论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无限快的。受人口限制,所以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不过是人口增长速度。 产业的规模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而提升的。假定国家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是不变的,那么产业规模越大,国家生产出来一家工厂的节拍时间越长。也就是说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整个国家的固定资本的完成周期就越长,换句话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 经济发展快,当然是好,但是任何工厂的生产都是需要通过人来完成的。发展的太快,人口自然就跟不上了。如果不能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增长很快就会因为缺少劳动力的供给而陷入停滞。再多的剩余价值,也不能进一步积累了。经济转型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其实就是牺牲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的效率。经济转型完成后,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也会提高。 资本主义的一个缺陷,就是贫富差距或者地区差距。如果一个地区很富有,它必然要进行产业的升级。可是如果另外一个地区还很贫困,说明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具备产业升级的条件。明明这个国家可以跑得更快,但是由于某些地区财富过度集中,导致它提前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从而拉低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贫富差距一定会降低整个国家物质财富总和。 可见,经济转型并非是经济增长最好的选择,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最终退路而已。资本如此,技术又如何呢?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都是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积累,所以我们可以把技术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资产-无形资产。为什么技术要算入剩余价值里面呢?首先是因为技术和固定资产一样,并不会因为你的使用而消失,至少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不会消失。它的真正价值,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它的使用者身上。使用的人越多,它所创造的价值越多,也就是说它不能够通过商品交换方式,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其次,技术成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转化,并且存在一定风险性,劳动者的价值不可能马上实现,所以劳动者不可能创造出当前的价值,只能依靠分配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生存。 既然剩余价值可以用于资本,也可以用于技术,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原则上讲,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是两种能力。生产能力和资本有关,随资本的增长而增长;技术能力和资本关系不大,原则上它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技术主要不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是为产品服务的。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效率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产品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创造出更高的产品附加值,这个价值的大小,更多的是取决于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很小,就算技术能力再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高不到哪里去;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很高,但是没有技术创新,产品的附加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国民生产总值自然大受影响。 经济学,也称政治经济学,很多智慧不一定在数学模型里。虽然说生产能力很重要,但是会存在增长的天花板,甚至于生产效率也是一样的,最终可能只有技术或者创新能力才是恒久不衰的,所以它很可能不存在数学意义上的最优,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做权衡。反观主流经济学,依靠所谓的均衡分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门建立在严谨的数理分析基础上的学科的企图,就像那个把天气预报变成了天气通报的人一样,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还能够走多远呢?
敢问路在何方:经济发展理论纵横谈 1 什么是经济增长,经济界争议了很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生产能力的增长,另一种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商品和劳务的增长。后来,随着凯恩斯对GDP的定义,后者占了上风,争议才告一段落。实际上我们今天看起来,前者其实才是大局观,后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 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它的辉煌时代是古典经济学时代,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比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马克思的两部门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以后,经济学转而研究均衡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消失了。直到上世纪40年代哈罗德多码模型的出现,后来又经历了50年代的索洛模型,80年代的内生增长理论。目前,关于经济增长,普遍认为有三个驱动因素:资本的积累;资本的效率;技术的发展。 3 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就像天气预报,它的方法论就是把窗户打开,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个特点,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哈罗德多码模型建立后,他们看到了资本和产出比例的不一致现象,所以提出了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互换的。再后来,他们又看到了技术的巨大进步,所以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了一个变量。无论他们怎么变化,哈罗德多码模型的基本思想没有变,就是认为经济的增长,应该正好满足储蓄的要求。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投资和储蓄两大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4 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世界的发展,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该寻找客观发展规律。由于主流经济学拒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它导致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失去了剩余价值这个最珍贵的视角,只能被动的描述这个世界,不能揭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用于指导实践。那么,经济增长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5 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效率或者技术的进步,其实不过资本积累的升级或者变化而已。不管怎么变化,最终的所有积累的指向一定都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本质上就是历年的剩余价值演变的结果。只不过,这种演变的方向不是唯一的,所以同等的剩余价值存量,我们能够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不一样的。在技术既定,产业不升级的前提条件下,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存量总值。 6 经济增长的目的,就是追求经济总量的最大化,因此才应该追求生产能力的最大化。要实现生产能力的最大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三种模式:资本、效率、技术中选择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究竟谁的速度最快呢?当然是越简单的,它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如果这个世界是完全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没有资本,那么理论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无限快的。受人口限制,所以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不过是人口增长速度。 7 产业的规模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而提升的。假定国家的固定资产生产能力是不变的,那么产业规模越大,国家生产出来一家工厂的节拍时间越长。也就是说资本有机构成越高,整个国家的固定资本的完成周期就越长,换句话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越慢。 8 经济发展快,当然是好,但是任何工厂的生产都是需要通过人来完成的。发展的太快,人口自然就跟不上了。如果不能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增长很快就会因为缺少劳动力的供给而陷入停滞。再多的剩余价值,也不能进一步积累了。经济转型就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形过程。这种转型其实就是牺牲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劳动生产的效率。转型完成后,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也会提高。 9 资本主义的一个缺陷,就是贫富差距或者地区差距。如果一个地区很富有,它必然要进行产业的升级。可是如果另外一个地区还很贫困,说明这个国家还没有真正具备产业升级的条件。明明这个国家可以跑得更快,但是由于某些地区财富过度集中,导致它提前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从而拉低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贫富差距一定会降低整个国家物质财富总和。 10 可见,经济转型并非是经济增长最好的选择,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最终退路而已。资本如此,技术又如何呢?无论是资本,还是技术,都是来自于剩余价值的积累,所以我们可以把技术看成是一种特殊的资产-无形资产。为什么技术要算入剩余价值里面呢?首先是因为技术和固定资产一样,并不会因为你的使用而消失,或者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不会消失。它的真正价值,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它的使用者身上。使用的人越多,它所创造的价值越多,也就是说它不能够通过商品交换方式,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其次,技术成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转化,并且存在一定风险性,劳动者的价值不可能马上实现,所以劳动者不可能创造当前的价值,只能依靠分配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方式生存。 11 既然剩余价值可以用于资本,也可以用于技术,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原则上讲,生产能力和技术能力是两种能力。生产能力和资本有关,随资本的增长而增长;技术能力和资本关系不大,原则上它不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技术主要不是为资本服务的,而是为产品服务的。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解决效率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产品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创造出更多的产品附加值。它的价值大小,更多的是取决于生产能力。如果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很小,就算技术能力再高,国民生产总值也高不到哪里去;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很高,但是没有技术创新,产品的附加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国民生产总值自然大受影响。 12 经济学,也称政治经济学,很多智慧不一定在数学模型里。虽然生产能力很重要,但是会存在增长的天花板,甚至于生产效率也是一样的,最终可能只有技术或者创新能力才是恒久不衰的,所以它很可能不存在数学意义上的最优,很多情况需要在不同利益之间做权衡。依靠所谓的均衡分析,试图把自己打扮成一门建立在严谨的数理分析基础上的学科的企图,就像那个把天气预报变成了天气通报的人一样,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我们今天的主流经济学,还能够走多远呢?
现代货币制度的争议与中国货币改革的方向 货币发行有两大主张,一种是内生货币,主张货币发行量由商业银行决定,认为通货决定物价;一种是外生货币,主张货币发行量由中央银行决定,认为物价决定通货。我们国家坚持外生货币,根据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波动,采取相应的货币调控措施。最近,美国人提出了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发行的背后,就应该是债权和债务,引起了争议,央行货币发行司负责人专门发文进行了批判。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观点才是正确的呢?不同货币派别各执一词,我们不可能根据他们各自的阐述进行判断,毕竟它们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不是一门公认的科学,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剩余价值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告诉大家,货币发行和剩余价值存在什么关系。 要说剩余价值,就要先说价值。我们很多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同志,认为价格应该围绕价值波动,很遗憾,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价格围绕价值,很容易被接受,因为劳动付出,凝聚在商品之中,是一个既简单又直观的道理。马克思本人,最初就是这个观点,但是后期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做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价值转形理论,资本论第三卷就重点体现了这个思想。由于价值转形太复杂,马克思做了大量思考和探索,收录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只是并不成熟,所以资本论第四卷迟迟未能发表。我们简单说起来,价值转形就是告诉你,你自己的剩余价值,不一定在你自己的产品里,很可能在别人的产品里。 价值转形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深入研究价值转形,有助于我们了解剩余价值的存在形式,揭示剩余价值的本来面目,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利器。简单的说,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不停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因为有剩余价值这个东西的存在。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不是因为剥削制度好,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把资本家和剩余价值捆绑在了一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我们只要简单的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好了。比如说我们有100万的劳动力,每个人把自己全部劳动成果的10%留给国家,国家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这样明年就可以雇佣110万劳动力了,经济增长率是10%。 上述情形是理想状态,它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只有可变资本,没有不变资本,资本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是零。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就是历年积累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剩余价值。谁积累的剩余价值越多,谁的国民生产总值越高。或者说谁的剩余价值积累的速度越快,谁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我们假定每个人的剩余价值率是一个不变的量,那么理想状态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状态。整个社会平均的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则整个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有机构成越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所以重点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所谓的人口红利阶段。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人口红利消失,产业开始转型,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所以经济发展速度不断降低。 表面上看,资本有机构成高的工厂,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但是这样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表面上是属于自己工厂的,但是本质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因为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工厂,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利润才大大降低,我们是以牺牲整体发展速度换取产业升级的,这就是价值转形的作用。价值转形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根据马克思平均利润率规律,它是按照资本的权重进行分配的。那么价值转形的现象到底好不好呢?很难说,越容易做的事情,往往越容易做大,但是今后可能没有前途,后劲不足。原则上讲,我们应该追求剩余价值存量的最大化。剩余价值的存量,就是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总量,它代表了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个人收入的高低,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只要这种能力在,较高的人均收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我们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剩余价值对于国民经济有多么重要,我们必须要利用好这个剩余价值,要把所有的剩余价值最大程度的转化为这个国家的生产力,这才是货币当局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这样的使命,既是货币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是货币制度设计的落脚点。这个时候,您还会觉得外生货币制度是一个好制度吗?当然不是了!因为这个货币制度,是以控制自己想要的物价,控制货币发行总量的,根本就不可能对剩余价值进行充分利用! 我们现在的货币制度,受传统的货币乘数论影响太深,偏重于利用存款准备金率调节货币供应。真实世界,哪里会存在货币乘数呢?谁规定存款准备金率为零,货币发行量就无限大了?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推行零存款准备金率的国家,就知道货币乘数的说法有多荒唐了!根据零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当局会规定银行体系同步结算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所有企事业单位的现金必须全部存入银行,由银行完成货币结清业务。由于所有企业都存在剩余价值,所以所有企业存入现金的总量,一定会大于当初借入现金的总量,也就是净现金流入。这部分净现金流入代表了商业银行自己创造的信用,也代表了所有企业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央行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商业银行,想创造多大的信用,我央行就给你兑换多少的货币。央行的作用,其实就是保证在某个时间节点上,商业银行所创造的信用和净现金流入在数量上是完全相等的就好了!
经济学探秘之旅 里昂悌夫之谜: 使用美国1947年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美国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比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密集度高出大约30%。这意味着,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与赫-俄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 解释: 剩余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高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的意义在于实现扩大再生产,包括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最终形成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这种资产是有形的,它的资产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根据资产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重,判断这种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显然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是出口的主力产品。对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来说,剩余价值不仅是体现在有形资产上,更是体现在无形资产上。它可以支撑一个企业的产品研发、科学研究工作,形成了企业大量的知识产权和专利。衡量一个企业价值的,不仅仅是厂房和设备这样的硬件,还有无形资产这样的软件。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的更新换代能力在全世界独占鳌头。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以无形资产为主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经济学探秘之旅:剩余价值理论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当代主流经济学泾渭分明、针锋相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心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但是却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的困境无能为力,所以把自己的内心疑惑和挣扎写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形成色色的经济学之谜。为了找到答案,主流经济学家运用各自的理论体系进行各种猜测,却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用主流经济学去解释主流经济学,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今天就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破解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之谜,让我们一起开启经济学探秘之旅吧! 里昂悌夫之谜: 使用美国1947年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美国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密集度比美国出口商品的资本密集度高出大约30%。这意味着,美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这与赫-俄理论的预测完全相反。 解释:剩余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高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余价值的意义在于实现扩大再生产,包括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最终形成的是企业的固定资产。这种资产是有形的,它的资产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我们根据资产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重,判断这种产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显然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是出口的主力产品。对于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来说,剩余价值不仅是体现在有形资产上,更是体现在无形资产上。它可以支撑一个企业的产品研发、科学研究工作,形成了企业大量的知识产权和专利。衡量一个企业价值的,不仅仅是厂房和设备这样的硬件,还有无形资产这样的软件。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企业的创新能力、产品的更新换代能力在全世界独占鳌头。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说以无形资产为主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中等收入陷阱: 是指一个国家由于凭借某种优势(自然资源、人口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均收入达到了一定水准,但长期停留在该水准的情况。比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近几十年来长期处于世界银行称之为中等收入的经济体行列(根据最为广泛采用的世界银行的定义,人均国民总收入约为1,0000至12,000美元,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无法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解释:自由贸易是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比较优势是它的理论依据。我们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谋求加入世贸组织,当时叫关贸总协定,到了2003年,才正式加入世贸。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却并不能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因为自由贸易最后的导向就是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其实也是收入的分工。一个国家是穷是富,和这个国家劳动力的素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和一个国家积累的家底有直接关系,具体说就是和这个国家的固定资产的多寡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不考虑无形资产,那么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就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的总值,亦即历年所积累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剩余价值。积累的剩余价值越多,人均收入越高。它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悠久,做过长期积累;二是要有产业升级的渠道。产业升级是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提高的重要渠道,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任何国家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不断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具有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不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也能快速的提高人均收入。然而这样的国际分工,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后期产业升级的空间小,发展后劲不足,必然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特里芬难题: 来源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的《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是指“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解释:要解释美国为什么会存在国际贸易逆差,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价格的形成机制。剩余价值的积累,形成了固定资产。资产总量的增长,往往伴随了产业的升级,所以资产总量的增长要快于劳动力的增长,它导致了经济越发展,人均收入就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生产成本也就越高,它意味着剩余价值中,将包含越来越高的人工成本。当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的时候,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都转化成固定资产;当一个国家处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的时候,剩余价值中有更多的部分转化成了增加的人工成本,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使用效率降低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随着产业的升级,经济增长速度将趋缓。美国作为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发展中国家是正常现象。美国的东西越来越少,别人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美国的国际贸易就会出现逆差。正常情况下,美元应不断贬值,但是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客观上又不应该贬值,所以出现了两者的矛盾。 菲利普斯曲线: 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由新西兰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 解释:从个别企业来说,肯定是人工成本越低,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好;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工成本越高,意味着生产同样的产品,所提取的剩余价值越高,所以工厂的经济效益越好。由于人工成本较高,所以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提高了,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当然失业人数较低。人工成本高,很多产品的价格就会涨,这意味着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所以我们有了前面的结论。当然了,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生产成本也较高,不利于出口竞争,所以应该反复权衡。 规模经济效益: 是指适度的规模所产生的最佳经济效益,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它是指,在一定产量范围内,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 解释:虽然生产规模扩大之后,设计、模具、销售、管理等费用摊薄了成本,但是长期成本往往是随着劳动成本的增长而增长的。之所以我们看到长期生产成本降低,是因为企业将剩余价值用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而不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其资本有及构成不断提升,走的是产业升级之路,绝非简单的生产规模扩大。一般来说,生产同样一种商品,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设备及工艺的选择,其生产成本必然不相同。究竟如何选择,受资本利润率影响,未必成本低就好。
从混沌到有序:经济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有人提出经济学的熵增概念,认为经济学也应该符合自然界的这个基本规律。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所以就把我最近在剩余价值里面的一些研究结合了进去,进行论证,请大家共同交流。 熵增理论来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说,没有某种动力的消耗或其它变化,热不能够自发的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宇宙的终点就是热寂,从有序到无序,走向毁灭。熵增是封闭系统的必然结果,就好像衣服越穿越旧,不可能越穿越新。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从无序到有序,属于熵减,有别于自然界。要实现熵减,系统就不能封闭。经济学也是这个道理,很多经济学大师,他们研究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当成一个封闭系统在看,研究这个封闭系统的供需平衡,它是违背熵增原理的,所以主流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伪科学。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是完全封闭的,它只能越来越落后,越来越混乱,直至最终的灭亡。如果我们希望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进步,那么这个系统就不能封闭。任何一个高级系统,一定会和低级系统,存在某种具体的联系。具体说,高级系统就相当于高温物体,低级系统就相当于低温物体。我们都知道高级系统好,但是人类社会绝不会自然的从低级系统进化到高级系统,就好像热不会自发的从低温物体传导到高温物体一样。要想从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送热量,我们需要额外做功,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它是有损失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要想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一样需要额外做功,一样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牺牲就是剩余价值。 供需平衡,其实就是相当于热力学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社会的进化需要做功,需要付出牺牲。如果我们只能做到供需平衡,这个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如果我们不仅能做到供需平衡,还会创造剩余价值,这个社会就会不断进化下去。那么什么是剩余价值呢?剩余价值不是说这个社会有剩余产品,那个是供需失衡,是经济危机。剩余价值是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创造价值的,所以必须要靠那些能创造价值的人“养着”。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剩余价值是“活劳动”的牺牲,而这些被剩余价值“养着”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正在设计和建设我们的未来。 对于私有制社会而言,剩余价值通常只能以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真正需要剩余价值的,是那些从事国家建设的建设者、科学家、发明家、教育家等等。虽然他们不能创造现在的价值,但是他们可以创造未来的价值。投资是剩余价值的使用途径,所以私有制社会中剩余价值必须要经过资本家的手才能到达最终使用者的手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控制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控制剩余价值。谁控制了剩余价值,谁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当今的财富分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真正的经济学,就是一门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使用及其意义的科学,符合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混沌到有序:经济学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有人提出经济学的熵增概念,认为经济学也应该符合自然界的这个基本规律。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所以就把我最近在剩余价值里面的一些研究结合了进去,进行论证,请大家共同交流。 熵增理论来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就是说,没有某种动力的消耗或其它变化,热不能够自发的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宇宙的终点就是热寂,从有序到无序,走向毁灭。熵增是封闭系统的必然结果,就好像衣服越穿越旧,不可能越穿越新。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起来的,从无序到有序,属于熵减,有别于自然界。要实现熵减,系统就不能封闭。经济学也是这个道理,很多经济学大师,他们研究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当成一个封闭系统在看,研究这个封闭系统的供需平衡,它是违背熵增原理的,所以主流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伪科学。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是完全封闭的,它只能越来越落后,越来越混乱,直至最终的灭亡。如果我们希望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进步,那么这个系统就不能封闭。任何一个高级系统,一定会和低级系统,存在某种具体的联系。具体说,高级系统就相当于高温物体,低级系统就相当于低温物体。我们都知道高级系统好,但是人类社会绝不会自然的从低级系统进化到高级系统,就好像热不会自发的从低温物体传导到高温物体一样。要想从低温物体向高温物体传送热量,我们需要额外做功,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它是有损失的。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要想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一样需要额外做功,一样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和牺牲。从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牺牲就是剩余价值。 供需平衡,其实就是相当于热力学第一定律,也就是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总供给和总需求一定是相等的。剩余价值,就是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社会的进化需要做功,需要付出牺牲。如果我们只能做到供需平衡,这个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如果我们不仅能做到供需平衡,还会创造剩余价值,这个社会就会不断进化下去。那么什么是剩余价值呢?剩余价值不是说这个社会有剩余产品,那个是供需失衡,是经济危机。剩余价值是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创造价值的,所以必须要靠那些能创造价值的人“养着”。这些被我们“养着”的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们正在设计和建设我们的未来。 对于私有制社会而言,剩余价值通常只能以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真正需要剩余价值的,是那些从事国家建设的建设者、科学家、发明家、教育家等等。虽然他们不能创造现在的价值,但是他们可以创造未来的价值。投资是剩余价值的使用途径,所以私有制社会中剩余价值必须要经过资本家的手才能到达最终使用者的手里。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控制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就是国家控制剩余价值。谁控制了剩余价值,谁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当今的财富分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真正的经济学,就是一门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使用及其意义的科学,符合自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让历史告诉未来:从农民问题谈起 中国的农民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农民,这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粮食生产大国,最早就开拓性的发展了农耕机具,也得益于中国历代较好的农民政策。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类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推行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一块田分成了九份,中间那块田是给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农民可以保留粮食总产量的近九成。后来,由于战争不断,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很高。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谆谆告诫君主,低于7成,就会有动乱,低于6成,就会危及江山。由于农业政策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中国古代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没有战争,人口数量就可以快速增长,是全世界超级人口大国。 人口增长太快,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土地就不够分了,所以有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沦为雇工;有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地主。几千年来,每隔一定时期,就爆发一次农民革命。无它,就是为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反过来看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真是苦不堪言。或者土地贫瘠,不长粮食,只长草,老百姓只能放马;或者连草都不长,老百姓只能在沙漠里四处流浪,凭运气找到一块绿洲;即便是土地再肥沃,也是领主的,自己只能做农奴,比如说欧洲。 日本农民相对就幸福多了,因为他们有自耕农,自己差不多可以留一半以上的粮食。即使这样,日本农民依然食不果腹,和中国农民比不了,到了冬天更是吃不上饭。古代日本有个传统:女人上了年纪,既不能生孩子,又丧失了体力,冬天的时候,自己就上山去等死,好给家里人省下一点口粮,这个山叫做舍弃山。后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日民间有了来往,中国的咸菜腌制方式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在冬天能吃上咸菜,才不用去山上等死了。日本的农民感恩戴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自己使用的汉字“井”的中间,又加上一个点,告诉你他们家的饭是有咸菜的。有的人说这个字是古汉字,其实日本农民能认识几个汉字。你看看,就是这么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上的民族,却梦想着要发展现代工业,去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叫板,你说给当时的任何一个人听,大家都会觉得你是说笑话。 这个世界还真是奇怪,偏偏是那些农民生活更加艰苦苦的国家,却孕育出了现代工业文明,走上了技术强国之路;反过来,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农民的国家,后来却落后了,成了被列强欺负的对象,特别是甲午战争,我们输给了小日本。为什么人家做到的,我们就没有做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各朝各代,都太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了,都害怕重蹈历史的覆辙!据说清朝的时候,一个日本农民的税负是中国农民的6倍!看上去大清的农民还是满幸福的,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你不牺牲农民的利益,到哪里去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没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怎么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帝国主义搞封锁,修正主义搞制裁,中国拿什么搞建设?我们都知道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说天灾,现在说人祸,真相无非就是中国要提高经济建设的速度,所以不得不要农民做进一步的牺牲而已。只不过这次的牺牲代价实在是有点大,点也有点背,伤筋动骨了。有的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过去,我们今天的农民多好啊,也不用交公粮了,现在还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比历史上的农民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了!真是惭愧啊,比起农民曾经的巨大付出,我们给予农民的回报还是太小了,因为农民的收入太低了!粮食这个东西,主要是体力劳动,人均粮食产量很难提高,你怎么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在任何国家,农民收入都非常低,这个是机制决定的。有的人还说了,粮食价格可以随行就市啊,你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不就上去了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逻辑悖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货币是一般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有些喜欢经济学的人非常糊涂,说货币是代表了劳动价值的信用货币,我们可以用货币进行劳动量的交换。真是太幼稚了!货币不是劳动的等价物,它是商品的等价物!表现上看,我们所有的商品价格,锚定是货币;本质上,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和现实中某种真实商品锚定的。最适合做这种锚定的,当然是黄金,也可以是粮食,理由是它们的总量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或者很少发生变化,属于有限资源。换句话说,不论这个农民怎么给自己的粮食涨价,因为他的粮食是被其它商品锚定的,他的真实收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粮食价格不放开?就算它放开了也不会真的提高农民实际收入,反过来还造成了通货膨胀。那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吗?没有!这个是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怎么做的呢?就是给农民大量的补贴,让你的实际收入,虽然比不上社会其它行业,但是大体上也差不出很远。 好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粮食生产可以补贴,然而其他的各行各业也会多多少少面临类似于农业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都需要进行补贴呢?如果都需要进行补贴,等于说你把企业利润拿走了,再重新分配,那么这和计划经济还有个什么区别?如果不补贴,怎么去弥补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呢?没有办法!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了打补丁的办法,提高政府的税收,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大力推行高福利。可是就算你打的补丁再多,也只是在劳动者之间打补丁,资本家这个补丁很难打,因为资本家是市场经济的投资环节。 农民问题只是个引子,我们真正要阐述的是一种机制。市场经济靠的是看不见的手,更准确的说,它靠的是自然法则,而生物界最明显的自然法则就是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的底层,是最容易发展的基础产业,通过汲取下一层的养分,才能哺育出更为先进和更为复杂的高级产业,收入不过是整个食物链进化的结果。这个食物链的顶层,就是资本家。过去我们说他们不劳而获,现在我们说的很好听,叫财务自由。通过野蛮的自然法则,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绝非智慧;社会主义才是方向。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从人类社会告别了农业化社会开始,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刻,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生根发芽。
让历史告诉未来:从农民问题谈起 中国的农民曾经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农民,这不仅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粮食生产大国,最早就开拓性的发展了农耕机具,也得益于中国历代较好的农民政策。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类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推行井田制。所谓井田制就是一块田分成了九份,中间那块田是给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农民可以保留粮食总产量的近九成。后来,由于战争不断,这个比例才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很高。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谆谆告诫君主,低于7成,就会有动乱,低于6成,就会危及江山。由于农业政策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中国古代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没有战争,人口数量就可以快速增长,是全世界超级人口大国。 人口增长太快,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土地就不够分了,所以有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就沦为雇工;有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地主。几千年来,每隔一定时期,就爆发一次农民革命。无它,就是为了土地的重新分配!反过来看世界其它国家的农民,真是苦不堪言。或者土地贫瘠,不长粮食,只长草,老百姓只能放马;或者连草都不长,只老百姓能在沙漠里四处流浪,凭运气找到一块绿洲;即便是土地再肥沃,也是领主的,自己只能做农奴,比如说欧洲。 日本农民相对就幸福多了,因为他们有自耕农,自己差不多可以留一半以上的粮食。即使这样,日本农民依然食不果腹,和中国农民比不了,到了冬天更是吃不上饭。古代日本有个传统:女人上了年纪,既不能生孩子,又丧失了体力,冬天的时候,自己就上山去等死,好给家里人省下一点口粮,这个山叫做舍弃山。后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日民间有了来往,中国的咸菜腌制方式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在冬天能吃上咸菜,才不用去山上等死了。日本的农民感恩戴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们在自己使用的汉字“井”的中间,又加上一个点,告诉你他们家的饭是有咸菜的。有的人说这个字是古汉字,其实日本农民能认识几个汉字。你看看,就是这么一个穷的连饭都吃不上的民族,却梦想着要发展现代工业,去和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叫板,你说给当时的任何一个人听,大家都会觉得你是说笑话。 这个世界还真是奇怪,偏偏是那些农民生活更加艰苦苦的国家,却孕育出了现代工业文明,走上了技术强国之路;反过来,我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幸福的农民的国家,后来却落后了,成了被列强欺负的对象,特别是甲午战争,我们输给了小日本。为什么人家做到的,我们就没有做到?就是因为我们的各朝各代,都太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了,都害怕重蹈历史的覆辙!据说清朝的时候,一个日本农民的税负是中国农民的6倍!看上去大清的农民还是满幸福的,可是我们扪心自问:你不牺牲农民的利益,到哪里去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没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怎么可能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建立以后,帝国主义搞封锁,修正主义搞制裁,中国拿什么搞建设?我们都知道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过去说天灾,现在说人祸,真相无非就是中国要提高经济建设的速度,所以不得不要农民做进一步的牺牲而已。只不过这次的牺牲代价实在是有点大,点也有点背,伤筋动骨了。有的人说了,你说的那些都是过去,我们今天的农民多好啊,也不用交公粮了,现在还全面取消了农业税,比历史上的农民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了!真是惭愧啊,比起农民曾经的巨大付出,我们给予农民的回报还是太小了,因为农民的收入太低了!粮食这个东西,主要是体力劳动,人均粮食产量很难提高,你怎么可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在任何国家,农民收入都非常低,这个是机制决定的。有的人还说了,粮食价格可以随行就市啊,你粮食价格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不就上去了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逻辑悖论。 我们大家都知道,货币是一般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有些喜欢经济学的人非常糊涂,说货币是代表了劳动价值的信用货币,我们可以用货币进行劳动量的交换。真是太幼稚了!货币不是劳动的等价物,它是商品的等价物!表现上看,我们所有的商品价格,锚定是货币;本质上,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和现实中某种真实商品锚定的。最适合做这种锚定的,当然是黄金,也可以是粮食,理由是它们的总量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或者很少发生变化,属于有限资源。换句话说,不论这个农民怎么给自己的粮食涨价,因为他的粮食是被其它商品锚定的,他的真实收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粮食价格不放开?就算它放开了也不会真的提高农民实际收入,反过来还造成了通货膨胀。那么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吗?没有!这个是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怎么做的呢?就是给农民大量的补贴,让你的实际收入,虽然比不上社会其它行业,但是大体上也差不出很远。 好了,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粮食生产可以补贴,然而其他的各行各业也会多多少少面临类似于农业的这种情况,是不是都需要进行补贴呢?如果都需要进行补贴,等于说你把企业利润拿走了,再重新分配,那么这和计划经济还有个什么区别?如果不补贴,怎么去弥补整个社会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呢?没有办法!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采取了打补丁的办法,提高政府的税收,发挥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大力推行高福利。可是就算你打的补丁再多,也只是在劳动者之间打补丁,资本家这个补丁很难打,因为资本家是市场经济的投资环节。 农民问题只是个引子,我们真正要阐述的是一种机制。市场经济靠的是看不见的手,更准确的说,它靠的是自然法则,而生物界最明显的自然法则就是食物链,在这个食物链的底层,是最容易发展的基础产业,通过汲取下一层的养分,才能哺育出更为先进和更为复杂的高级产业,收入不过是整个食物链进化的结果。这个食物链的顶层,就是资本家。过去我们说他们不劳而获,现在我们说的很好听,叫财务自由。通过野蛮的自然法则,解决人类自身的问题,绝非智慧;社会主义才是方向。我们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从人类社会告别了农业化社会开始,从资本主义诞生的一刻,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生根发芽。
是谁看了上帝的底牌 经济学是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批判一直没有平息过。之所以它被人看成是一门科学,主要是当代经济学能够把一些现象抽象成了数学,并且借用了物理学的均衡概念等手段进行分析。这些东西其实都属于方法论,用于人类研究某种规律,它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手段是科学的,所以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学科本身也是科学的。我们打个比喻,我们在和上帝打牌,上帝手里有什么牌,我们看不见,所以要猜。这些猜牌的人,过去叫先知,现代叫科学家,乃至于经济学家,有的人认为还应该包括资本家,总之就是认为这些人有先知先觉的能力。 自然科学的底牌自然是翻不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光速恰好是30万公里;经济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难道就没有人想着去翻上帝手上的底牌吗?还真有过,第一张被翻出来的底牌就是劳动价值论。最早是哪个一人翻出了这张底牌的,可能是威廉配第,后来的影响人物更多,但是这些人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看到上帝的这张底牌。早期的劳动价值论,早在200年前就宣告破产了。真正翻看到上帝底牌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因为他翻出了上帝手中最重要的一张底牌:剩余价值。因为有了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才有了意义。 劳动价值论,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劳动的歧义非常多。整个世界,可能都不懂马克思。大家翻来覆去的研究资本论,到头来依然没有找到这部经济学圣经中所蕴藏着的武功秘籍!可能我这么说,大家都不认同,我就给大伙举个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活劳动,我们今天官方的解释,就是处于流动过程中的人类劳动,以区别于死劳动,也就是人类过去劳动所形成的成果,比如生产资料。这个解释,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可惜它并不准确。活劳动的真实含义,在于分类,而不在于区分这种劳动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很明显就是指“活劳动”。我们不管这个人,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只要它不符合“活劳动”的分类,它都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劳动价值。这样的劳动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他们的劳动都不会创造价值。这个绝对不是否定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贡献,恰恰相反,这些不能创造劳动价值的劳动,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更大。这里并非在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理念:任何无法度量的贡献,它们的价值都不能够直接进行表达,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进行表达。对于这些不能用劳动直接进行表达的劳动价值,我们只能用其它可以用劳动进行直接表达的劳动价值进行间接的表示,这个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表达科学家创造的劳动价值呢?因为这种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它的未来就想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作家、公务员、军人等等,他们的价值统统是不可计算、不可表达的。金庸写的小说,可能几百年后一样在卖,所以它的价值永远不会停止。这种价值虽然不可直接表达,但是可以通过最终产品间接表达。因为最终产品的价值是市场形成的,它们的价值是可以计算的。我们把凝聚在可以计算的最终产品上的价值,称为劳动价值。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我们称之为“活劳动”,他们的价值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表示。这样的活劳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值,一部分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些不可计算的价值应该分走多少的社会财富。税收本质上也是剩余价值,它是国家代公务员或者其它团体强制征收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其实并不能真正衡量这些人的真实贡献到底是多少,因为这种贡献是不可度量的,它只能表达这个社会应该分给这种特殊的群体多少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越多,意味着社会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上的投入越多,但是会影响目前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因此两者存在一定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所以剩余价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平衡:即资本家的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平衡。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进步。
是谁看了上帝的底牌 经济学是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对经济学科学性的批判一直没有平息过。之所以它被人看成是一门科学,主要是当代经济学能够把一些现象抽象成了数学,并且借用了物理学的均衡概念等手段进行分析。这些东西其实都属于方法论,用于人类研究某种规律,它的本体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手段是科学的,所以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学科本身也是科学的。我们打个比喻,我们在和上帝打牌,上帝手里有什么牌,我们看不见,所以要猜。这些猜牌的人,过去叫先知,现代叫科学家,乃至于经济学家,有的人认为还应该包括资本家,总之就是认为这些人有先知先觉的能力。 自然科学的底牌自然是翻不出来的,就好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光速恰好是30万公里;经济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难道就没有人想着去翻上帝手上的底牌吗?还真有过,第一张被翻出来的底牌就是劳动价值论。最早是哪个一人翻出了这张底牌的,可能是威廉配第,后来的影响人物更多,但是这些人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看到上帝的这张底牌。早期的劳动价值论,早在200年前就宣告破产了。真正翻看到上帝底牌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因为他翻出了上帝手中最重要的一张底牌:剩余价值。因为有了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才有了意义。 劳动价值论,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劳动的歧义非常多。整个世界,可能都不懂马克思。大家翻来覆去的研究资本论,到头来依然没有找到这部经济学圣经中所蕴藏着的武功秘籍!可能我这么说,大家都不认同,我就给大伙举个吧!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活劳动,我们今天官方的解释,就是处于流动过程中的人类劳动,以区别于死劳动,也就是人类过去劳动所形成的成果,比如生产资料。这个解释,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可惜它并不准确。活劳动的真实含义,在于分类,而不在于区分这种劳动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很明显就是指“活劳动”。我们不管这个人,为这个社会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只要它不符合“活劳动”的分类,它都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创造劳动价值。这样的劳动非常多,比如说我们的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他们的劳动都不会创造价值。这个绝对不是否定他们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贡献,恰恰相反,这些不能创造劳动价值的劳动,对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更大。这里并非在故弄玄虚、危言耸听,而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理念:任何无法度量的贡献,它们的价值都不能够直接进行表达,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进行表达。对于这些不能用劳动直接进行表达的劳动价值,我们只能用其它可以用劳动进行直接表达的劳动价值进行间接的表示,这个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表达科学家创造的劳动价值呢?因为这种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而且它的未来就想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作家、公务员、军人等等,他们的价值统统是不可计算、不可表达的。金庸写的小说,可能几百年后一样在卖,所以它的价值永远不会停止。这种价值虽然不可直接表达,但是可以通过最终产品间接表达。因为最终产品的价值是市场形成的,它们的价值是可以计算的。我们把凝聚在可以计算的最终产品上的价值,称为劳动价值。从事这种劳动的人,我们称之为“活劳动”,他们的价值可以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表示。这样的活劳动,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劳动力的价值,一部分是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些不可计算的价值应该分走多少的社会财富。税收本质上也是剩余价值,它是国家代公务员或者其它团体强制征收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其实并不能真正衡量这些人的真实贡献到底是多少,因为这种贡献是不可度量的,它只能表达这个社会应该分给这种特殊的群体多少的社会财富。剩余价值越多,意味着社会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上的投入越多,但是会影响目前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因此两者存在一定的平衡。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所以剩余价值还存在另外一种平衡:即资本家的实际消费和实际投资的平衡。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进步。
经济学的臆想和现实:为什么大国才是王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企业管理中,经常有人纠结于做强做大,还是做大做强。做强做大很好理解,企业挣钱了,总会想着扩大规模,挣更多的钱。做大做强,就不太好理解了,为什么做大了就做强了呢?你要在经济学中找答案,经济学的回答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指企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长期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利润高和成本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用硬币的一面去解释另一面。如果你继续找答案,可能的回答就是大企业的管理成本低啊。这就更加是无稽之谈了!企业越大,分工越细,科层现象越严重,管理成本通常更大,反倒是小企业推行扁平化管理,管理成本更低。 无论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吧,总之,现实中的大企业会具有比小企业更高的盈利能力,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企业素来喜欢搞兼并重组,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特别盛行。有人对上个世纪美国企业的几次大规模重组做了个统计,发现兼并重组后的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几乎是兼并前的2倍。兼并重组是做大的一个手段,但是操作复杂,靠企业自我的资本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更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实中,企业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最常规手段,就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最近蚂蚁集团也要搞上市,其实一个金融和服务业的公司,靠的是软件,并不侧重固定资产,自身也不缺钱,上市的目的何在?还不是想做大而已吗!我们看到的很多实体后面,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投资公司或金融公司,主要目的不是为你提供投资建议或者金融服务,而是为了帮你整合资源。它揭示了经济学世界的一个最大真理:做大才能做强。 既然企业都可以通过做大做强,那么国家能不能通过做大做强呢?真理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看不见的东西,历史早就说清了!就从近代工业说起吧。工业化革命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英国的工业革命,足足比其它国家早了半个世纪以上,这个成就也让英国的工业领先于世界100多年,直到1880年被美国超越了第一的位置,1900年被德国超越了第二的位置。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始于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始于1871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1870年到191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几个工业化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是美国4.6%、德国3.8%、英国2.4%、法国1.9%,有意思的是,这个排序也是几个国家人口数量或者说国家大小的排序。经济增长越快,未来国民收入就越高,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排序去衡量今天他们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至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几个国家都属于日耳曼人的后裔,国民素质都很好,主要的差别就是国家的大小。如果大家还不相信,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好了!对于经济,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懂的更多,可是从长期经济数据看,我们比所有的国家发展的都更快,摆脱了“中等收入陷井”的魔咒,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很多国家想学中国,可是改革开放你可以学,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你怎么学呢? 国民收入和固定资产 要解开做大做强的原因,首先要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虽然个人的价值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依然很难透过劳动的价值看见财富的价值。在工业文明来临之前,这个世界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国家有钱没钱,看的是你会不会做国际生意,挣的是差价。工业文明来临了之后,这个世界流行的是资本主义,有钱没钱,看的是你有多少的资本,挣的是利润。 资本是生产的本金,它的物质形态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作为预付资本,必然索取它的报酬-利润。只要这个国家的工厂主人公,没有把利润吃掉,利润终将转化成固定资产。由于固定资产有折旧,所以固定资产是不能消失的,并且会随着积累越来越多。根据笔者的研究,经济学存在这样一个定律: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这个国家工业的固定资产的总值。固定资产越多,国民收入也就越多。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固定资产的竞争。要想经济增长的更快,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就要更快,它取决于一个关键性的指标:资本利润率。 不是所有的利润都会进入固定资产。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它的利润就算再高,也不会进入固定资产。你看看,我们国家从来不把第三产业的利润看成是GDP的一部分,其实是有道理的。有人可能提出来,第三产业拥有大量的房产,难道不算是固定资产吗?此固定资产非彼固定资产,它是消费类的固定资产,而不是我们说的生产类固定资产。能够和国民收入划等号的,是生产类的固定资产。 资本的有机构成 资本利润率的高低,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一个是社会的生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所占固定资产少,价值低,很快就可以用劳动创造的利润,偿还固定资产的投入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所占固定资产多,价值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可以用劳动创造的利润,偿还固定资产的投入。现实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存在,受平均利润率规律控制,彼此的利润率是平均化的,利润经过了重新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著名的剩余价值转形理论。转形就是剩余价值的转移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把自己的大量利润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身上,牺牲自身的速度成就资本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需要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大量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导致资本利润率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如果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市场容易饱和,固定资产缺乏增长空间,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实在是个两难的选择啊!这个时候,轮到大国出场了,他的绝学用一句话代表,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大国的重器 为什么大国就可以创造一个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呢?举个例子:建砖窑,即需要红砖;建成后,也可以生产红砖。怎么样才能让砖窑快速的发展起来呢?如果只有一个砖窑,我们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攒够建设下一个砖窑的红砖。期间生产的红砖,会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如果我们有100座砖窑,很快就可以攒够建设一座砖窑所需要的红砖。究竟是一座砖窑还是100座砖窑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呢?很显然,是100座砖窑。我们来估算一下资本利润率。假设一座砖窑的时候,资本利润率是10%。这个时候,红砖是闲置的,所以最终的资本利润率就是10%。100座砖窑的时候,资本利润率依然是10%,但是生产出来的红砖,会带来利滚利,每块红砖的资本利润率也是10%,相当于最终的资本利润率是15%。 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工厂创造出利润的时候,这个利润会开始排队,等待变成固定资产。这个生产固定资产的工厂,收到利润,或者说收到订单后,并不会马上开始生产,因为订单量太少,达不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规模。只有当这个工厂收到的订单量足够大,达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规模时,工厂才开始生产。客户越多,订单的等待时间越少,效率越高。由于固定资产的需求量较大,所以这家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厂自身规模也较大,资源集中投入,所以固定资产的建设周期也相对短。总而言之,国家规模大的好处就是:利润不需要等待,固定资产建设周期短,故资本利润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 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换算成资本利润率就是16.7%。这个静态投资回收期没有考察项目的建设周期。以项目的建设周期2年为准,其投资在2年内陆续投入,我们取个中,就是1年,算入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7年,再换算成资本利润率就是14.3%。静态投资回收期是不能算利滚利的,所以这个资本利润率不等于经济增长率,换算成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0%,这个是名义经济增长率,所以还要扣除一个通货膨胀。现实中,不是所有利润都转化成了投资,有一些被消费掉了,有些误差也正常。 宏观经济学中,储蓄等于投资,这个投资不仅仅来源于企业的储蓄(利润),还来源于老百姓的储蓄(工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老百姓的储蓄收入很低,绝大部分都转化成了企业利润,所以透过利润率看资本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企业储蓄和老百姓的储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的储蓄,100%的转化成固定资产,但是老百姓的储蓄,企业未来是需要用自己的利润还回去的,所以当我们统计储蓄对于投资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能计算企业的利润对于投资的贡献,绝对不能把居民储蓄也算成对于投资的贡献,否则就会出现投资的重复计算。 和小国比起来,可能大国的资本利润率只会高出几个点,但是这几个点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助于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利润低,传统行业可以多提一点快速折旧,一样有所发展,创新行业就完全不一样了。利润低,创新行业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投资进行创业。美国是个创新型国家,比欧洲国家强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利润率高于欧洲各国。总之,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经济学的臆想和现实:为什么大国才是王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企业管理中,经常有人纠结于做强做大,还是做大做强。做强做大很好理解,企业挣钱了,总会想着扩大规模,挣更多的钱。做大做强,就不太好理解了,为什么做大了就做强了呢?你要在经济学中找答案,经济学的回答就是规模经济效应,指企业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长期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利润高和成本低,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你不能用硬币的一面去解释另一面。如果你继续找答案,可能的回答就是大企业的管理成本低啊。这就更加是无稽之谈了!企业越大,分工越细,科层现象越严重,管理成本通常更大,反倒是小企业推行扁平化管理,管理成本更低。 无论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吧,总之,现实中的大企业会具有比小企业更高的盈利能力,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企业素来喜欢搞兼并重组,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特别盛行。有人对上个世纪美国企业的几次大规模重组做了个统计,发现兼并重组后的企业,利润大幅度提高,利润率几乎是兼并前的2倍。兼并重组是做大的一个手段,但是操作复杂,靠企业自我的资本积累扩大经营规模,更是遥遥无期了,所以现实中,企业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最常规手段,就是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最近蚂蚁集团也要搞上市,其实一个金融和服务业的公司,靠的是软件,并不侧重固定资产,自身也不缺钱,上市的目的何在?还不是想做大而已吗!我们看到的很多实体后面,其实是形形色色的投资公司或金融公司,主要目的不是为你提供投资建议或者金融服务,而是为了帮你整合资源。它揭示了经济学世界的一个最大真理:做大才能做强。 既然企业都可以通过做大做强,那么国家能不能通过做大做强呢?真理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看不见的东西,历史早就说清了!就从近代工业说起吧。工业化革命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英国的工业革命,足足比其它国家早了半个世纪以上,这个成就也让英国的工业领先于世界100多年,直到1880年被美国超越了第一的位置,1900年被德国超越了第二的位置。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始于1865年结束了南北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德国工业的迅猛发展,始于1871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1870年到191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最重要的几个工业化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是美国4.6%、德国3.8%、英国2.4%、法国1.9%,有意思的是,这个排序也是几个国家人口数量或者说国家大小的排序。经济增长越快,未来国民收入就越高,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排序去衡量今天他们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至今为止,美国仍然是其中发展最快的国家。几个国家都属于日耳曼人的后裔,国民素质都很好,主要的差别就是国家的大小。如果大家还不相信,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就好了!对于经济,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懂的更多,可是从长期经济数据看,我们比所有的国家发展的都更快,摆脱了“中等收入陷井”的魔咒,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很多国家想学中国,可是改革开放你可以学,中国的幅员和人口,你怎么学呢? 国民收入和固定资产 要解开做大做强的原因,首先要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虽然个人的价值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依然很难透过劳动的价值看见财富的价值。在工业文明来临之前,这个世界流行的是重商主义,国家有钱没钱,看的是你会不会做国际生意,挣的是差价。工业文明来临了之后,这个世界流行的是资本主义,有钱没钱,看的是你有多少的资本,挣的是利润。 资本是生产的本金,它的物质形态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作为预付资本,必然索取它的报酬-利润。只要这个国家的工厂主人公,没有把利润吃掉,利润终将转化成固定资产。由于固定资产有折旧,所以固定资产是不能消失的,并且会随着积累越来越多。根据笔者的研究,经济学存在这样一个定律:一个国家的国民总收入,大体上相当于这个国家工业的固定资产的总值。固定资产越多,国民收入也就越多。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固定资产的竞争。要想经济增长的更快,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就要更快,它取决于一个关键性的指标:资本利润率。 不是所有的利润都会进入固定资产。第三产业属于服务业,它的利润就算再高,也不会进入固定资产。你看看,我们国家从来不把第三产业的利润看成是GDP的一部分,其实是有道理的。有人可能提出来,第三产业拥有大量的房产,难道不算是固定资产吗?此固定资产非彼固定资产,它是消费类的固定资产,而不是我们说的生产类固定资产。能够和国民收入划等号的,是生产类的固定资产。 资本的有机构成 资本利润率的高低,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一个是社会的生产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低,所占固定资产少,价值低,很快就可以用劳动创造的利润,偿还固定资产的投入了。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高,所占固定资产多,价值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可以用劳动创造的利润,偿还固定资产的投入。现实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存在,受平均利润率规律控制,彼此的利润率是平均化的,利润经过了重新分配,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著名的剩余价值转形理论。转形就是剩余价值的转移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把自己的大量利润转移到资本密集型产业身上,牺牲自身的速度成就资本密集型产业。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需要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大量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导致资本利润率较低,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如果只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市场容易饱和,固定资产缺乏增长空间,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的陷阱”。实在是个两难的选择啊!这个时候,轮到大国出场了,他的绝学用一句话代表,就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大国的重器 为什么大国就可以创造一个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呢?举个例子:建砖窑,即需要红砖;建成后,也可以生产红砖。怎么样才能让砖窑快速的发展起来呢?如果只有一个砖窑,我们需要漫长的等待,才能攒够建设下一个砖窑的红砖。期间生产的红砖,会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如果我们有100座砖窑,很快就可以攒够建设一座砖窑所需要的红砖。究竟是一座砖窑还是100座砖窑的经济增长速度更快呢?很显然,是100座砖窑。我们来估算一下资本利润率。假设一座砖窑的时候,资本利润率是10%。这个时候,红砖是闲置的,所以最终的资本利润率就是10%。100座砖窑的时候,资本利润率依然是10%,但是生产出来的红砖,会带来利滚利,每块红砖的资本利润率也是10%,相当于最终的资本利润率是15%。 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工厂创造出利润的时候,这个利润会开始排队,等待变成固定资产。这个生产固定资产的工厂,收到利润,或者说收到订单后,并不会马上开始生产,因为订单量太少,达不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规模。只有当这个工厂收到的订单量足够大,达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规模时,工厂才开始生产。客户越多,订单的等待时间越少,效率越高。由于固定资产的需求量较大,所以这家固定资产的生产工厂自身规模也较大,资源集中投入,所以固定资产的建设周期也相对短。总而言之,国家规模大的好处就是:利润不需要等待,固定资产建设周期短,故资本利润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快。 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换算成资本利润率就是16.7%。这个静态投资回收期没有考察项目的建设周期。以项目的建设周期2年为准,其投资在2年内陆续投入,我们取个中,就是1年,算入静态投资回收期就是7年,再换算成资本利润率就是14.3%。静态投资回收期是不能算利滚利的,所以这个资本利润率不等于经济增长率,换算成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0%,这个是名义经济增长率,所以还要扣除一个通货膨胀。现实中,不是所有利润都转化成了投资,有一些被消费掉了,有些误差也正常。 宏观经济学中,储蓄等于投资,这个投资不仅仅来源于企业的储蓄(利润),还来源于老百姓的储蓄(工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老百姓的储蓄收入很低,绝大部分都转化成了企业利润,所以透过利润率看资本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企业储蓄和老百姓的储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的储蓄,100%的转化成固定资产,但是老百姓的储蓄,企业未来是需要用自己的利润还回去的,所以当我们统计储蓄对于投资的贡献的时候,我们其实只能计算企业的利润对于投资的贡献,绝对不能把居民储蓄也算成对于投资的贡献,否则就会出现投资的重复计算。 和小国比起来,可能大国的资本利润率只会高出几个点,但是这几个点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助于社会的创新和发展。利润低,传统行业可以多提一点快速折旧,一样有所发展,创新行业就完全不一样了。利润低,创新行业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投资进行创业。美国是个创新型国家,比欧洲国家强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资本利润率高于欧洲各国。总之,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普: GDP的来源和误区 最近,论坛上关于GDP的讨论激烈,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云里雾里,深感有必要做一个小科普。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NP是国民生产总值,GNI国民总收入, 1993年以后GNP改叫GNI,这个GNI是在GDP统计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也就是把国外要素的净收入算进去了,所以主要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收入的,就是GDP。 我们国家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主要统计的经济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工资这个东西是不考虑的,估计就是统计,也不会公开。真正开始统计GDP,是1985年以后的事了。 所谓GDP,就是指一个国家常驻单位在一个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如果你想从这个定义,去理解GDP,那么很可能会让你一走入误区!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东西。经济学家真正关心的东西,它叫价值。我们很多人,像自己理解价值一样,去理解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价值,要远远比GDP更复杂,两者的范围也大不相同。 GDP这个概念,诞生于美国。上世纪30年代,美国人遇到了世界经济危机,政府就想知道老百姓手里到底有多少钱,后来美国要考虑战争,又想知道政府到底能有多少钱打仗,所以他们开始统计这个国民收入。这个课题,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跑到凯恩斯手里了,那个时候凯恩斯正在研究宏观经济,他认为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凯恩斯认为国民收入,要分成两个部分,投资和消费。你消费不足,经济就不增长,所以国家要替你消费。 到了1940年,在凯恩斯的带领下,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方式建立了起来,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后来人们又把净出口考虑了进去,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GDP = C + I + G +(X-M)。政府购买其实就是政府消费,所以这个GDP就分为三个部分:投资、消费、出口。我们今天常说,经济增长要靠三驾马车,就是指这个三驾马车。 凯恩斯的这个算法,在我们今天的GDP统计中,被称为支出法,但是这个算法,现实中不怎么好用。现实中,世界各国真正进行GDP的统计,要靠收入法,或者生产法。后面的这两种方法,没有本质区别,仅仅是细化的方向不同。具体来说,就是统计各行各业的增加值。在简单经济模型里,没有政府,没有国际贸易,甚至于也没有折旧。这个时候,收入法统计GDP,其实就两个内容:GDP=工资+利润。每个行业,或者说每家企业,都把自己的这两个指标统计出来,最终一汇总就好了。 我们很多人说,GDP的定义告诉我们,GDP必须是最终品,中间品绝对不能进入GDP。其实啊,这个最终品,和我们日常经济学理解的那个价值中的最终品,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中,是否是最终品,要看你是第一部类,还是第二部类。第一部类,属于生产资料,包括它生产的设备,是不能进入最终品的;能进入最终品的,只有第二部类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资料。 GDP的这个最终品,一定是包含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即使设备等固定资产是不能拿来直接消费的。这个所谓的最终品,其实是只剔除了一些中间生产环节,比如说原材料,能源,半成品等等,而固定资产是绝对不能剔除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GDP定义就是这样的。GDP,既然包含了投资和消费两项,那么属于投资的固定资产当然是GDP的一部分。 那么有人说了,你这个GDP不真实,存在重复计算!设备的价值已经计算过了,到了最终消费品那里,它依然会把对设备投资的补偿计算到我们的产品中去,这样岂不是重复计算? 说的对,GDP的这种算法确实是存在重复计算,但是这种重复计算,在乎你只承认最终产品的价值。现实中,一个国家要计算的价值,不单单是消费的本身,还包含我们制造这种消费品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国家在解放前,大量的资源几乎全部提供给了重工业,目的就是强化我们自己的工业基础。只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才能为轻工业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用最终的轻工业产品,去衡量我们国家的真正实力,其实是非常片面的。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用支出法,一定要用收入法或者生产法计算GDP呢?不仅仅是因为收入法,容易收集数据,更主要的是因为支出法它不准确!为什么呢? 支出法计算GDP,要分别统计投资和消费。要统计准确,我们需要把投资和消费掰开,但是投资和消费能掰开吗?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商业用房,对于投资者来说,即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这种重复计算,和前面说的固定资产身上的重复价值计算,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是定义要求的,后者是计算误差!所以最准确的算法,就是只计算增加值,也就是收入法计算GDP!
不以数字论英雄:东北经济的背后真相 金融圈里流行一句话,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东北经济的窘迫现实。2012年,东北三省中,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分别是28468.4亿、13691.6亿、11939.2亿,在全国GDP占比为9.36%。2019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分别是24909.5亿、13612.7亿11726.8亿,在全国GDP占比为5.07%。东北的GDP总量从2012年的50477.2亿 ,下降到2019年的50249.0亿。7年时间,东北经济负增长228.2亿。与东北的经济衰落截然不同,国内经济依然能保持较强劲的增长,GDP从2012年的53.9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99.1万亿,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很多人认为东北的衰落和经济结构有关,但是又说不清具体原因,本文将为您揭开这一谜底。 东北是中国的传统工业基地,重工业发达,重工业占经济总量的78%。重工业是轻工业的对称,前者指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后者指提供消费资料的部门。我们简单理解一下,这个世界就两种工业,重工业不直接生产大众消费的产品,只生产可用于生产大众消费产品的手段,比如说设备、厂房、运输机械、动力设施等等,它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轻工业不生产固定资产,但是可以利用固定资产生产最终的消费品。 固定资产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而这种积累就来自企业日常的利润。我们国家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是6年,也就是说所有的投资只要集满6年的利润就可以收回了,6年后一座工厂就变成了两座工厂。 一个国家是富还是穷,或者说它的GDP是高还是低,我们不用看别的东西,只要看一样就好了,就是看这个国家有多少固定资产。举例来说,资本家买来一台设备,这台设备100万,这台设备由一名工人操作,那么这个工人的年名义收入(劳动价值)就是每年100万,每年的利润(剩余价值)是16.7万,年实际收入(劳动力价值)是83.3万,6年后资本家收回投资,此时原有的设备依然在。因为有正常折旧,设备的新度是不变的,等于说6年后一台新设备变两台新设备。简单的说,整个工业到底能创造出多少价值,或者说工人阶级到底能挣多少钱,其实就是看你这个工业目前积累了多少固定资产。 你能挣多少钱,看你有多少固定资产;你能有多少固定资产,要看你的日常利润有多高。只有日常的利润很高,今后固定资产的扩张规模才能很快;只有固定资产的扩张规模更快,GDP的增长才能更快!一个国家要想快速发展,唯一要做的就是快速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这个时候的问题就非常简单了,基本上一个养鸡专业户就可以回答经济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经济学问题了。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养鸡场饲养的母鸡数量最大化呢?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只要母鸡还能下蛋,就不要着急拿来吃肉。 重工业就是母鸡,轻工业就是鸡肉。养鸡的目的是为了吃鸡肉,但是你今天吃的鸡肉越少,明天吃的鸡肉才能越多。想吃鸡肉,我们有两种选择:办一个社会主义的养鸡场,或者办一个资本主义的养鸡场。如果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养鸡场,我们是有计划的,所以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先把自己的养鸡场的规模弄大,再吃鸡肉;如果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养鸡场,利润导向,怎么舒服怎么来,我们会选择一边吃鸡肉,一边孵小鸡,慢慢来!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不快呢?因为资本主义的养鸡场规模弄不大,重工业的固定资产积累不足。 重工业生产出来的固定资产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成本,用于交换轻工业的产品,为轻工业提供的固定资产;一部分是它的利润,只能自用,即为重工业自身提供的固定资产。为简单起见,这里不考虑折旧。要想重工业发展很快,我们应该把重工业的利润弄得很高,这样重工业才能把大量的固定资产留给自己。与此相对应,要想重工业发展很快,我们还需要把轻工业的利润弄得很低,这样才能把大量的固定资产留给重工业。轻工业的利润将用于交换重工业的产品,此时会出现一个逻辑矛盾:轻工业的利润低,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消费品分配给重工业的少,反倒是留给轻工业自己的多。重工业越是发展,分配给重工业的社会财富越少,显然这是不可能成立的。 反过来说,重工业利润很低,轻工业利润很高能成立吗?对于重工业来说,重工业利润低,意味着重工业获得的固定资产少;对于轻工业来说,轻工业利润高,意味着轻工业获得的固定资产多。两者逻辑自洽,没有矛盾。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条件下,或者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利润率一样高,遵循平均利润率规律;或者轻工业比重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轻工业比重工业发展更快,反之则是不成立的。即使重工业没有任何利润,或者说即使重工业没有任何增长,只要它还能生产固定资产,整体经济都会随着固定资产的增长而增长。 因为重工业的增长不能超过轻工业的增长,所以传统的资本主义世界,不能优先扶植和培养重工业,无法满足经济高速增长的外在条件。即使出现过,也是短暂的。比如说南美国家,虽然曾经有过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后来无一例外,全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国际贸易,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确实有所发展。因为GDP和固定资产是等值的,所以当它的固定资产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国民收入或者说人均收入也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时候,它的比较优势就越来越小了。此时,如果这些国家还想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要不计成本的给重工业输血。由于这些国家都是外向型经济体,缺乏重工业,而且重工业的利润不高,投资乏力,导致固定资产的积累程度不高,经济出现停滞。 中国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中国的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还是掌握在国有经济手中。作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的国有经济成分在全国是最高的。为了扶持东北经济,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进行了大量投资。国有经济是这些投资的实际受益人,重工业则是这些投资的实际去向。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离不开对重工业的扶持。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只不过,这样的投入,并未带给东北预期的收益。毕竟,重工业的利润不可能比轻工业更高,更何况我们在重工业上做的是超前投入。 因为是超前投入,重工业一定会选择一个时间停滞下来。就算重工业跑再快,它也不过是个中间产业,是为轻工业服务的。只有停下来,才能把所有的固定资产的产能转移到轻工业身上。这样的循序发展模式,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后果就是,可能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再难从重工业身上收获利润。对于地方经济而言,没有利润,工业就没有办法积累固定资产;没有固定资产的积累,当地的国民收入就不可能提高,无法吸引及挽留人才。还有一个更坏的后果,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超前,究竟是超多少才是合适的。重工业过度超前,产能严重过剩,轻工业就无法承接,势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东北地区,沃野千里,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具有厚重的工业积淀和历史,人均教育程度居于全国各省市的前列,总之,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全部条件,她几乎都不缺。可惜在经济学大考面前,由于偏科,她交不上利润这份答卷。不过她的另一份答卷,非常出色,用国有制经济撑起中国重工业的大半江山,书写了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和大爱无疆,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经济学的社会角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的背书,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是私有制的经济学。马克思把西方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意思就是说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在于为私有制作辩护。两者的宗旨完全不同,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几乎没有共性,大多数的观点都是针锋相对的。你说劳动价值,它就说效用价值;你说剩余价值,它就说利润;你说按劳分配,它就说按资分配。经济学对不对,其实不是看它说的对不对,而是看它走的路对不对。 简单的说,摆在经济学面前的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共同致富,一条路就是少数人致富。共同致富很难,少数人致富很容易。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因为进化是自然界的法则,而进化其实就两条,一个是遗传,一个是变异。遗传就是一代代的复制,变异就是生物个体之间的性状差异,后者是进化的根源。财富向少数人倾斜,整个社会的差异性才能更大,它启动的是生物多样化的一扇大门,但是它同时开启的还有另一扇大门,那就是私有制。这个制度其实是不需要人类进行任何干涉的,因为它是进化的法则,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它就是经济学中那一双看不见的手!西方经济学,不管它用多少数学妆点自己,它都是事后诸葛,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基本上就是一种冗余,自由经济可能会做得更好。 如果人类只能遵从自然法则,那么人类其实就不需要进化了,停留在动物界就很好。明明能识别剥削,为什么恋恋不舍?原因在于,私有制开启了利润模式,它是通过对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和追求去调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即使没有任何干预,逐利的本能也会驱使人们去获得更大的利润。我们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虽然私有制存在财富的分配不公,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但是私有制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它是一个高效率的社会,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商品交换的社会,如果大家都希望用一个较高的价格去卖出自己的产品,那么最终大家获得的商品价格一定较高。这个价格和我们内心对商品的价值判断较为接近,而不是和劳动价值对商品价值的判断比较接近。两者越接近,说明它能带给我们的实际利益或者说消费的满足感就会越小。 难道说企业不应该为社会创造利润吗?没有利润企业凭什么扩大再生产呢?非也!此利润非彼利润,这也是过去经济学没有厘清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通常说的利润,是指企业扣除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的部分,这部分其实是企业的积累,它可以用于企业未来的扩大再生产。这种积累,只是从企业的自身角度而言,它并不是社会的积累。任何企业的积累,从社会角度而言,都是其它企业的消费。我们做个分类:第一部类专门生产固定资产;第二部类专门生产消费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发现,第一部类的工人工资其实就是第二部类的利润。也就是说我们通常看到的工厂利润,不过是某些基础行业的工人工资而已。这个社会所有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价值,我们都可以用第一部类劳动力的价值和第二部类劳动力的价值相加。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其实就是劳动力的价值。此时,价格和价值是统一的。真正的麻烦,源于另外意义上的利润。正是因为这个利润的存在,导致了价格和价值的彻底分裂,并成为私有制的重要催化剂。 按照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等于第二部类的剩余价值,我们做个推演:静态投资回收期6年,资本利润率:100÷6=17%,第一部类可以用6年时间把所有固定资产规模翻一番,第一部类每年的劳动力价值占所有固定资产价值的六分之一;要达成这个目标,第二部类就要用6年的时间积累到足够多的剩余价值,每年的剩余价值占总劳动力价值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第一部类6年的劳动力价值就等于第二部类一年的总劳动力价值(注:其中包含了第一部类的劳动力价值)。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全社会固定资产总价值等于每年的劳动力总价值(名义收入)。一个国家,有多少固定资产,每年就会为国家创造出多少国内生产总值。 问题就来了,有人会说,老百姓家里都有一两套房子,算起来价值至少上百万了,这些都是固定资产啊,按照我国就业人口算,201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9÷7.74=12.79万元,和我们家里的固定资产价值差远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几乎所有国家老百姓买到的房子,都是预支自己未来收入得到的。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万,夫妻双方就是6万,合计工龄按70年计算,就是420万,三分之一收入用于住房足够了。为什么银行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为老百姓提供住房贷款呢?有人会说,因为你要向银行支付利息,存款人也会因此受益。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之所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存在价格和价值的分裂,它会让所有企业,不仅仅有积累利润,还有更多的非积累利润。 为什么会有非积累利润呢?这是因为价格的形成,更多的是受我们对于使用价值的判断,而不是对于劳动价值的判断。具体来说,造成价格和价值分裂的,有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不再走传统的水平复制的老路了,即使是折旧,多数也是快速折旧。固定资产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是工人数量却不断减少。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不断提升,功能不断提高,所以收入不断提升。由于行业性质不同,彼此的积累程度不同,有的行业,几乎不做固定资产的积累,比如说农业。在私有制社会,谁做积累,积累的成果就是谁的,它一定会体现到产品的价格之中去,所以技术越发达,价格和价值的偏离就会越严重。 第二、劳动价值反映的是我们获得一件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价格来源于我们的感受。有的商品,是耐耗品;有的商品,是易损品。越是耐耗品,它的使用时间就越长,我们对它的评价也就越高。比如说住房,它的设计寿命是70年,远高于一般性的商品,所以我们对于住房的评价,要远远高于这个住房自身包含的劳动价值,或者说房子的市场价格要远远高于这座房子的建设成本。 第三、当今世界,第三产业兴旺发达。第三产业不生产物质产品,但是它一样需要投资,这种投资主要就是各类商业用房。和住房类似,商业用房的价格也会远远高于它的劳动价值,租金占收入的权重很大,所以很多第三产业的价格和价值的偏离现象,要高于一般工业的价格和价值偏离现象。 第四、在一个科技创新的时代,知识就是生产力,而知识是无价的,因为知识通常是用来传承的,不是买卖的。比如说,一本传世的名著,可能千百年都会有人在看,它给我们带来的实际收益,远远要大于一本书本身所包含的劳动价值。如果企业的投资,以知识为载体,那么价格和价值的偏离现象就会愈加突出。 价格和价值的偏离现象,意味着劳动者可以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它说明市场有无法出清的剩余产品。如果我们把这部分利润再用于投资,那么它就又回到劳动者手里了,不会存在价格和价值的分裂。私有制有两个解决方向,要么就是有人不劳而获,或者劳动所得远远大于付出;要么就是提前释放消费市场,消化这部分利润。房地产的特性,为后者的存在提供了极其广泛的生存空间。我们为自己能够从银行获得住房贷款而沾沾自喜,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不过是以更高的代价拿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 我们前面提到了,积累性的利润,可以用于投资,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非积累性的利润,它仅仅就是一种剥削。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而不是与此无关的利润。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受劳动力市场的自我平衡影响,大体上区别不大,所以两大部类之间实现的交换,其实就是在扣除了利润之后实现的等价交换。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和价值的偏差较大,唯一的渠道就是它跑到人家利润的口袋里去了。 经济学说复杂很复杂,各种算法天花乱坠;说简单很简单,就看它为谁服务。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所以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管这个价格和价值的偏离有多么大,我们都可以用提高收入的方式,让价格和价值相符。即使天天控制房价,我们的钱总有一天也会跑到私人资本的口袋里去,这个是资本的机制。坚持劳动价值论,提倡按劳分配,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收入决定论:为什么工业这么重要? 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就是工业文明。作为大机器工业,它的特点就是可以作利润的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转化成资本。广义的资本,包括有形资本、无形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狭义的资本,就是指能为工厂带来直接利润的那部分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主要是固定资产。由于有折旧,固定资产不会消失,只会随着积累越来越多,因此社会财富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固定资产和社会总收入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要弄清这个关系,我们首先来关注两个指标,资本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资本利润率是利润和资本之比,剩余价值率是利润(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资本就是固定资产,所以资本利润率表达的是固定资产每年的递增幅度。可变资本表达的是劳动工资,所以剩余价值率表达的是每年的工资递增幅度。因为两者都是表达了增长的概念,所以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 当我们用剩余价值率表达增长的时候,剩余价值(利润)是我们劳动价值中没有花掉的部分,我们用这部分剩余价值投资,相当于用这部分剩余价值雇佣新的劳动力,它的劳动价值就会体现到第二年的劳动价值中去了,所以任何年份的劳动价值都等于前一年的劳动价值加上前一年的剩余价值。推理可知,未来任何一年的劳动价值就等于历年的剩余价值之和(即固定资产的存量价值),再加上第一年的劳动价值。因为经济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所以初始劳动价值相对很小,我们可以忽略掉,这样固定资产的存量价值就等于劳动价值。由于劳动价值等于第一部类劳动力价值和第二部类劳动力价值之和,这样,固定资产总值(资本)就等于总劳动力价值(可变资本)。因为我们是以年为单位进行的推算,所以这个收入就是指每年的工资总收入(注:未经国家和股东的分配,亦未预提固定资产折旧)。此时,剩余价值率等于资本利润率。 这里要说明的是:首先,资本利润率中的利润积累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我们要换算成经济增长率,在这个期间的利润是不能利滚利的;其次,剩余价值率是指整体而言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不同行业的剩余价值率是不同的。 固定资产存量价值等于每年的全社会总工资收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收入判断公式。今后我们就不用再去纠结自己的收入为什么那么低,也无需为自己的收入较高而沾沾自喜了!一个国家,到底是有钱没钱,我们不用看别的,就去看它有多少固定资产就好了。固定资产就是一个国家的家底,国家有多少的家底,它的老百姓就有多少的收入。要想富国强民,我们只要不断的积累固定资产就好了。 能够积累多少固定资产,往往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可以决定的,很多情况下,它取决于国家或者地区的传统分工,也受制于国家或者地区的科技硬实力。举例来说,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会是一个富裕国家吗?自然不会,因为农业生产几乎不可能积累固定资产。同样的道理,一个农业生产的大省也不会是一个富裕的大省。当然了,没有固定资产,不代表劳动者不能创造价值,只不过是这个原始劳动的价值很低,以至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忽略掉。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固定资产的积累,能不能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当地的实际收入水平呢?理论上讲,除了一些具有天然优势的旅游产业等,可能性不大,这是因为第三产业和工业截然不同,它的固定资产就是各类房产为主,不能生产实物。之所以我们看到某些第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缘于它们的背后,是当地工业化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要依托于第二产业。只有整个社会固定资产的盘子变大了,各行各业才可以从中分一杯羹。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劳动力属于人力资本,工厂也可以进行人力投资,通过不断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从而为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只不过这个东西是广义上的资本,很可能是无形的资本,要看天赋,而不是看套路,经济学还真不一定能看得见。 根据国民经济统计公报: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9亿元,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万亿元,其中第一产业1.2万亿,第二产业16.3万亿,第三产业37.5万亿。16.3÷99=16.46,剩余价值率为16.46%。另据资料,国内静态投资回收期为6年,100÷6=16.66,资本利润率为16.66%,两者完全相符。16.3亿是第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剩余价值,6年后投资完全收回,共收回投资:16.3×6=97.8万亿,它意味着国内现有的固定资产的规模是97.8万亿,和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相符,符合我们前面做出的结论:固定资产的存量价值等同全年的总工资收入(名义收入)。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第三产业的那部分算入固定资产呢?因为我们这个固定资产,专指工厂的固定资产。举例来说,普通老百姓,全年可支配收入3万,四口之家,就是12万,住的房子可能接近200万,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实际收入相距甚远,哪里会符合我们的结论呢?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在于房子是消费品,这个消费品是我们预支了一辈子的收入提前得到的:12×40=520万元,大体上相当于把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花在房子上。事实上,所有第三产业的投资,完全都来源于我们在第二产业实现的消费。比如说,我从建造商手里买下了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我的消费品,那么我再把房子用于出租或经营,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只不过是我们的感受会有所不同而已。不管我们对第三产业进行了多少投资,它的能力始终都是第二产业提供的。只有第二产业,才是我们的富国之本。只有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的总量,才能够真正决定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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