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whss wnwhss
青年才俊
关注数: 26 粉丝数: 71 发帖数: 2,827 关注贴吧数: 96
余秋雨:文化传播应注意三个问题 文化传播天经地义,文化不被传播就不叫文化了。文化必须传播,但是,要传播必须看到被接受是最终原则,必须要有人接受,不要单向灌输,要人家乐意接受才是对的。在文化传播的时候有几点希望大家引起注意:第一,必须感性,不要过多的理性,即使有理性的成份,也让它感性化。第二,必须让它既通俗又让人吃惊。光是通俗不让人吃惊就没意思了,努力地做到使我们宣传的文化项目故事化,要寻找故事,否则就全是形容词了。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讲每一个省的文化的时候,还是在讲海外文化的时候,抑或是在讲音乐文化、茶文化的时候,都需要有故事,而且需要有动人的故事。 第三,必须融入到生活,使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除了文化的细节、文化的故事、文化的感性空间之外,最大的感性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文化的最终实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形象和外部形象,我们每一个人负载的文化在世界各地游走,我们自己带的文化在我们生活当中站立。文化是通过我们个人的人格传播而不光是通过哪种书、哪一些理论,而更有效的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要明白文化复兴就在我们身上,当文化全部神秘地沉淀在个体身上,这就是复兴。
【秋雨演讲】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文化史学者,艺术理论家,散文作家 余秋雨 )大家下午好!南京市的广大艺术工作者和读者朋友,你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不做其他事情到这里来听这么一个演讲,本身就体现一种南京市的文化气氛。在深秋季节来南京,这本身是个享受,所以我的妻子马兰说,请原谅她已经到东郊去看非常美丽的南京秋色,我相信在这么一个既美丽又有文化涵养的城市里,来谈文化是合适的,刚才我走过六朝遗迹,走向这个讲堂的时候,更感到历史的厚度,章厅长所出的题目,就是我们现在乃至整个国家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兴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每个文化人或者需要具有文化素养的现代人都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民族在发展文化的时候,既要考虑民族性,又要考虑时代性。如何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如何把这个文化真正的发展起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冲破一个障碍,另外开辟一条道路来说一说。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问题,首先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大概有五六年吧,在没有任何号召的情况下,全民对文化产生超常的热情,大家都向往文化,文化的讲坛非常热闹,文化的书籍卖的非常好,文化的话题不仅出现在文化界,而且出现在各个领域,出现在企业界,出现在金融界。我自己就感觉到很多金融机构,比如他们要举办厂庆十年或者一个银行二十年,往往也是去办一个文化讲座,文化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同时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形象,经济发展的高度、速度和建立了国际形象,使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是什么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也带有某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是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所以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这话怎么讲呢?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我们的产品已经成为全世界都要享受这样的一个商品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生产这个商品的国家他们文化逻辑是什么,带着很多的误会。比如食品质量的问题,我前不久在日本一个国际华商会上有一个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一些非常大的国家都怀疑我们食品质量的问题,认为这是全中国人一个集体的阴谋,要去害他们,这让我们听起来非常奇怪,完全不可思议。那么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能说他们的老百姓,对这个非常庞大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你试想他们的眼光,他们在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知道这个巨人走了很远,就是中国历史很长嘛。这个巨人个子很大、腰围、胸围都清清楚楚就相当于GDP呀、人口总量都清楚,但是唯一不了解是他的性格是什么?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全世界都非常地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 这样我也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比较忙,经常要到国外去讲中国文化是什么。连续好几届联合国《世界文化论坛》,我都要去发表演讲,就是讲中国文化是什么。包括他们前年审评“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也专门讲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华的文化历史上显得多么可笑。我下个月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讲,去年在哈佛也讲,他们都迫切的需要了解中华文化是什么?十几亿人是按照什么样的文化逻辑、按照什么样的情感路线、按照什么样的思维程序在过日子,在打发人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他们确实不太了解,当他们不了解的时候,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被怀疑。就像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巨人一样,如果对他们的文化了解的话,哪怕是他们作的不好的事情,人们也会了解他。我曾经讲过,德国曾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都失败了,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德国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巴赫、贝多芬,知道了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类的教师,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一种可理解性,认为他们是一时糊涂,被坏人蒙骗了。所以歌德说,德国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作为群体常常犯糊涂,大家就理解。但如果对他们的文化不了解,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中国现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上升势头,我们确实遇到了大问题,我们的文化怎么样让外国、让本国、让每一个人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成为一个大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展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文化,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体背景。从个人的自身需要来说也是这样,当然你的经济生活已经衣食无愁、当你的企业已有充足资金时候,继续下去该怎么走?遇到的一定是文化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亨林论先生几年前曾经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都感到很惊讶,结论全是文化。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它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全是文化,这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目的全是文化,大家想一想企业家在南京办企业,其实要解决一辈子的温饱,这是轻而易举,那他为什么还要赚钱呢?无非有几个目的,比如有安全感,要追求安全感,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我有一定的资金可以帮助很多人。第二,有荣耀感。第三,有幸福感,等等。或者有些人还愿意做些慈善,做慈善是完成了自己人格的一种需求。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慈善的目的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所以经济行为的最终都属于文化范畴。
【余先生新作】余秋雨谈中国文化弊病:疏于公共空间和法制观念 世上所有的追问,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追问。   文化,是一个看似处于高阁其实近在身边的课题。   那么,文化到底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中国文化的长久弊端是什么?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取得了哪些实质性进步?当前中国文化有哪些隐忧?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教授授予《解放周末》独家发表的这篇新作,提出了他对于中国文化诸多重要问题的独到思考。   打一个比喻,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从远方走来,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   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相比之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没做过什么坏事,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但是,我们对此也不必沮丧。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思考它一下了。   文化到底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即国民性,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   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你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这么多定义的共同问题是让人摸不到边。如果硬要概括一下这么多定义的意思,那么,广义地说,文化就是“人类化”,凡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文化;狭义地说,文化是意识形态、各种习俗、制度、自然科学和一切技术。你看,仅仅是“狭义”,就已经无限广阔了。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Lowel,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但是,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它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被缩小成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形成一般所说的“文化界”和“文化人”;但是,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它的含义又恰恰是超越部门和职业的。例如,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你看,明明是“文化”之外的人,却因“文化”的原因而不得不撕裂家庭生活,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一些奥秘。   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我们不能因为难,就放弃学术责任。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提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余秋雨22日作客人民网主讲《为文化做“减法”》    中华文化和世界其它文化的明显区别在哪里?文化学者余秋雨认为, 中国文化中有三个“道”确实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一是社会模式上的礼仪之道,二是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三是行为模式上的中庸之道。    22日下午,余秋雨作客人民网主讲《为文化做“减法”》。余秋雨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的命题。他说,为什么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感觉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但是精神文化还是滞后的,这里面肯定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要做一点减法”。   给文化做“减法”,走出三个文化误区    余秋雨认为,给文化做减法有两个方面,一是用减法清理文化思路,二是用减法走出文化误区。给文化思路做减法,就是减掉那些不太重要的部位,去寻找那些最重要的部位。    “用减法来做清理,大家慢慢地会感觉到这样的清理方法可能使我们的文化话语减少,”但即使如此,余秋雨认为,减少以后反而显得重要,而不是一堆,堆在一起。“我用做减法可以把本质的东西拉一点出来。这样我们的文化思考就会干干净净地逐步深入,而不是在一片嘈杂声当中无可选择、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文化界经常会造成这样的情景。” 余秋雨强调,给文化做“减法”需要走出三个文化误区。第一个误区,“我们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谋术文化,增加一点大道文化,或者大爱文化”;第二个减少,“有没有可能减少一些民粹文化,增加一些理性文化”;第三,就是“有没有可能减少一点复古文化,增加一点创新文化。”   中国文化中有三个“道”,其它文化没有    20年来,余秋雨一直在做两件事情,考察世界和境外讲述文化。他从个人的体验谈到,中国文化中有三个“道”,即礼仪之道、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其它文化没有的。    余秋雨说,中华文化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三个“道”确实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几乎没有。“比如孝道,你要向爸爸妈妈请安,你见到多年不见的朋友,你有一些基本的礼仪,过节的时候也有一些礼仪,这些礼仪是文化的载体。” 他接着说,礼仪是在不识字的人当中代代相传,所以中国人被人家称为礼仪之邦。“礼仪是一种理想,这一点是中华文化值得研究的,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邦,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这点也很重要。”    余秋雨不同意“中庸之道”就是滑头哲学。他认为,中国是农耕文明,农耕依赖四季,所以人冷不到极端,冷到极端,春天就来了,热也热不到极端,热到极端秋风就起了,四季轮回的。无论是《周易》,无论是孔子直接建立的中庸之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民族不采取极端的东西。   中国建立了过去很少建立过的“生命文化”    余秋雨对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所思考,他总结到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文化获得进步,一个是民生文化,多元文化和生命文化。“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熟悉的艺术作品,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思维,现在的宽容度肯定大于30年前,”余秋雨补充说。    余秋雨在阐述“生命文化”时说,由于几次抗击大灾,中国建立了一种过去很少建立过的生命文化,“我们现在不断提出生命第一,不断提出抢救、抢救、抢救,这个在我们的中华文化中,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提出过,就是生命,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却成为全中国关注的对象,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寂寞天柱山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潜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40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40而华发苍然,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万里归来卜筑居   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60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30多岁时曾做过3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发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揽辔羡君桥北路”,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潜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首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