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者巨蟹 虚幻者巨蟹
怀念曾经的、也是永远的FBP精神: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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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读经运动的反思,救救孩子 花了10年时间背诵了30万字的儒家经典,结果竟然连常用字都认不全,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错字连篇,而且丧失了读书的兴趣,出现严重的心理疾患……近日媒体报道读经少年的求学经历引发各界关注。曾几何时,这些脱离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生及其家长被视为勇士,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赌博,输光了孩子的宝贵青春。 我们不能指责学生,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我们必须说,主张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去读经的家长难辞其咎,是家长的狭隘偏激毁掉了孩子的青春岁月。 为什么说读经“运动”是错的?这是因为读经“运动”从根本上违反教育规律、违反认知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 正如主张读经的家长所强调的,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是造成健全人格的过程。但只靠背诵儒学经典就能造就健全的人格乃至培养出圣贤?这未免太天真了。人是社会动物,人通过与同类之间的交往互动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单纯的学校教育。现行教育体制固然存在弊端,但集体学习的形式本身是符合人的成长规律。有研究证明,对孩子成长影响最大的不是学校、不是家庭而是同伴。但在读经“运动”中,孩子们在封闭的环境里离群索居,每天面对的不是活泼的同伴,而是死气沉沉的老师和不知所云的古文。不知何为友谊、不知何为社会、不知何为人生,这样的“教育”不是育人而是毁人。 有人以为古人就是这样读书的,这纯属主观臆想,是典型的无知之论。即便在孔子那个时代,学习也是以集体学习为主,绝没有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的学习不限于古代经典,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一切他都好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主张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把勤学深思作为好学的标准。整本《论语》哪里能找到读经运动中出现的闭门读书、死记硬背? 学习就是磨炼、尝试、犯错、失败、获得的过程。仅仅背诵,特别是在不理解内容的前提下盲目背诵,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因为这不符合人的大脑的认知过程。没有尝试、犯错、失败,没有体验到学习新事物过程中的困惑,没有感受到掌握了新技能后的兴奋,人是不可能爱上学习的。学习本来是很刺激的事,是充满乐趣的,但读经“运动”把学习变成了机械运动,远离了心智活动的本质。读经少年们丧失读书兴趣,拒绝一切国学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违反认知规律的读经的必然结果。
鲍鹏山:言者并非全都无罪 在《论语》及汉代编纂的各类有关先秦的典籍里,孔子几乎是一个百事通的角色,各位学生、各路诸侯、各家贵族以及其他一些莫名其妙各色人等,有了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都来向他讨教。 而孔子呢,既然被他们戴上了圣人的高帽子(那时人们心中的圣人,就是无事不晓的人),也就只好承担起释疑解难的社会责任,孔子也确实有本事,也很自觉,一般情况下,他还真是做到了有问必答,就像他自己说的,未尝无诲也,哪怕一时空空如也,手头并无现成答案,他也勉为其难,勉力作答,务必使问者满意。 但是,有意思的是,孔子有时也会拒绝就某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比如,《论语》上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可能是弟子们总结出来的,也可能是孔子明确宣布的,这几个东西是禁区,不要问,问也不说。 子贡同学曾无奈地叹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在孔子的三千弟子中,绝对在前五名之内,对这样的弟子,孔子都不说。可见他的固执和坚持,不说的,就是不说,没得商量。 还有一个前五名之内的学生,子路,也遭到了夫子的拒绝,子路兄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之事,孔子反问:“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兄不甘心,期期艾艾,又问何为“死”?,孔子还是反问说:“未知生,焉知死?” 不仅固执。仔细揣摩,还能感觉到夫子的幽默。子路兄是威猛之人,孔子就给他一个超级弹簧,反弹回去——总之,不说。 问题来了:为什么对某些问题,孔子不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孔子的不说,乃是因为他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确实,比起冷幽幽的老子,笑嘻嘻的庄子,火杂杂的孟子,孔子是个老实人。但是,在经历了最近几年的一些事后,我似乎明白了:孔子的不说,不仅仅是老实,更多的,乃是因为惧怕:有些问题说不得。 我说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清华大学,一件发生在北京大学。 几年前,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因为在公园用硫酸泼狗熊而被刑拘。这事闹得沸沸扬扬,一开始还好,大家都在谈论人文素质教育问题,但是,最后,专家们给出的结论竟然是:他有心理疾患,因为他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 我知道,从统计学的角度讲,单亲家庭群体相比健全家庭,确实存在着相应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但是,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却万万不能这样鉴定:孔子和孟子就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们不仅人格健全,更成了人中之圣。 有位希腊哲人说过,真理只有在悲剧过后才能被人认识。可是,在我们这里,悲剧过后,是更大的悲剧:当我们的专家在这样结论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多少单亲家庭?有多少单亲家庭长大的人?他们这样公开宣称,伤害了多少这样的人,甚至会引发社会对他们的歧视? 清华的那个一时糊涂的学生,伤害的仅仅是一只狗熊;而专家们说话伤害的,则是无数的人。一件事,从伤害一只狗熊开始,到伤害无数的人结束。 在这件事中,那个学生也好,专家们也好,大家都是医学意义上的健康人,但又都患一种病:人文素养缺乏症:学生是不知道什么事不该干,专家是不知道什么话不该说。 回头再说孔子。《说苑·辨物》有这样一则:子贡问孔子,人死之后有知还是无知?孔子回答:“我要是说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贤孙会过分厚葬死者而妨害生者的生活;我要说死者无知,又恐怕不孝子孙丢弃死者遗体不加以安葬。所以我不说。” 孔子的意思是,即使是事实,有些事情也不能说,因为,除了事实判断,还有价值判断。 判断力有两种:事实判断力和价值判断力。对专家而言,按说前者应该没有问题,但也未必——当他们被魔鬼附身的时候。 不久前,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面对媒体,竟然说出使我们目瞪口呆的话:“那些老上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是需要强制的一类。”“他们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从事实判断到价值判断,他什么都没有了,完全丧失心智。所以,对他,我无话可说。 我只想提醒专家们:在今天,言者并非全都无罪:那些伤害他人的言论,歧视或导致歧视的言论,都是要负道义甚至法律责任的。 很多时候,说还是不说,是一个问题。
鲍鹏山:柔软的心灵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论语·述而》) 孔子只用竹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着的鸟,不射夜宿的鸟。 钓鱼,是给鱼选择的机会,是鱼儿主动上钩。且所钓之鱼,总是有限。网鱼,是鱼别无选择而置之死地。且往往一网打尽,赶尽杀绝。 射飞着的鸟,是给鸟以逃生的机会。 射夜宿的鸟,则是出其不意。于鸟而言,没有逃生的机会,于人而言,机心尤其歹毒。 人类为自己的生存,不可能不杀生。 但人类有灵魂,有爱心,杀生要有其道,要有节制,有游戏规则。尤其不能在滥杀、虐杀中培育恶的种子。事实上,人类性情中的残忍之瘤,往往是在被虐杀的动物的鲜血中吸取营养的,虐杀是恶的狂欢。 因此,反对虐杀,既是保护相对于人类显得弱小无助的动物,更是保护人类灵魂中的善。 商汤网开三面(亦作网开一面),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孟子倡导“君子远庖厨”——他们要保护的,其实是人类的心灵。 今天,很多人捕鱼,已经不用网了,用什么?用雷管、用炸药、用电击! 往水边一站,雷管往水里一丢,一声闷响,一应水族,全部漂在水面上! 然后,把大的拣起来,往塑料袋中一扔,背起来,转身再去别的水域。 何等有效率。 什么是最可怕的人? 就是这类只讲效率不计其他的人。 什么是最可怕的文化? 就是只讲效率功利不计其他的工具文化。 什么样的民族没有未来? 就是只讲效率、只讲利害、只讲功利、以成败论英雄的民族! 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民族,都是没有心灵的。
杨武金:墨学的“批判武器”逻辑   墨学是中国先秦时代具有批判精神的显学,其“墨论”思想中专门有“非命”、“非乐”、“非儒”、“非攻”等,批判当时儒家与其他各家学说中的消极观点。为足以和儒学抗衡,墨家必须拿起自己“批判的武器”墨家学派所创立的“辩学”,即逻辑学。   墨家建立辩学的基本目的是要明确“是”和“非”的分别,审察“治”和“乱”的原因,明确“同”和“异”的所在,考察名称和实际的道理,权衡利益与祸害,决断嫌疑。辩学强调在进行推理和论证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类”的原则,即根据“类”来取例证明,根据事物的“类”来予以反驳。   为衡量一个言论或论断的“是”或“非”,墨家提出了“三表”作为标准,即前人的经验、大众的实践和在实际应用中的价值。凡是违背其中之一的言说都是“非”,都是无效的,只有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言论才是“是”,才是有效的。《墨子·小取》说:“效者,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法”就是标准,“不中效”就是不符合标准,“中效”就是符合标准,凡是不符合标准的言辞都是无效的,只有与标准相符合的判断才是有效的、正确的。在墨学中,“道”、“理”、“方”、“法”、“仪”、“表”等,说的都是某个标准,是我们论说的根据,是我们言论所需要遵守的东西。   辩学在墨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墨家强调弟子必须“辩乎言谈”,“能谈辩者谈辩”,强调对学生的逻辑思维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要求每一个弟子都能成为“辩察名实”和区分真假是非并且具有很强的论证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士”,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强调学生必须具有“明辩”素质的思想的突出体现。   墨家充分运用“辩学”这个“批判的武器”,建构了当时被称为“显学”的墨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特色的思想源头。   墨家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到墨家,才开始了对科学真正的探讨,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墨家集团所著《墨经》,是一部包含了光学、力学、数学、心理学、生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等诸多学科成就的“百科全书”,如著名的“小孔成像”原理在其中就得到了科学正确的阐述。墨家强调要“摹略万物之然”,必须研讨探究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其中的“然”包含着“所以然”,即必须研究事物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原因和原由。《墨经》第1条所说的“故”就是原因、理由的意思。该条说,“故,所得而后成也”,即有因必有果。同时,墨家的“故”也是一个推理或论证得以成立的充分必要条件,把“故”这个概念进一步抽象为一个逻辑范畴,作为其辩学的核心概念。   逻辑学产生于认识论,只有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才能阐述出关于逻辑的学说。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对科学认识采取了消极不为的态度。墨家则强调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将知识分为“闻、说、亲,名、实、合、为”,其中,“闻、说、亲”说的是间接知识、推理所得来的知识和直接知识;“名、实、合、为”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单纯理论知识、单纯实际知识、与事实对照过的知识和应用于实践并能够获得成功的知识。墨家把人所具有的之所以能够进行科学认识的能力称为“知材”,将人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来进行科学认识活动的行动和冲动称为“虑求”,把人与外界事物相过从而得来的知识即感性认识称为“过物之知”,将人通过理性思考或推理所获得的理性认识称为“论物之知”,并认为“论物之知”是最为深切显著即可靠的知识,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和作用,提出了“察类”、“知类”、“辩故”、“明故”、“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等具有深刻理性思维意义的认识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以“故、理、类”为基本范畴的墨辩逻辑学说。   墨家对于当时流行的儒家“命定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提出了“非命”的主张,强调理性分析和思考的作用。《墨子·贵义》篇记载,墨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游说,在路上碰到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今天上帝在北方杀黑龙,您长得黑,到北方去不吉利。”墨子不听,继续往北走,结果遇到河水暴涨不能过河,只得返回,算命先生见他后得意地说:“不信我的话吧,我说过先生不能往北的。”墨子这时反驳说:“南方人不能往北,北方人不能往南,脸色有黑有白,为什么都不能前往呢?况且上帝甲乙日杀青龙于东方,丙丁日杀赤龙于南方,庚辛日杀白龙于西方,壬癸日杀黑龙于北方,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整个天下的人都不能走路了。你这完全是束缚人思想而使天下虚无人迹,你的话不能听。”墨子运用逻辑上的归谬反驳法对算命者的迷信思想和宿命论采取了明确否定的态度。   墨学的宗旨是人,是为了人类的幸福生活与和平相处,为了天下大治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对儒家过于死板的严格等级秩序的修正,也是向老子尊重自然包括他人的观点的更高一层的复归。墨学主张人与人之间或者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应该相互关爱、实现双赢和共赢,强调理性认识和科学认知的重要性,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辩学即逻辑工具来反对侵略性、盲目性和命定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为什么墨子创立的墨家会灭绝呢? 墨家创始人是墨翟,一般称之为“墨子”。墨子是活在孔子与孟子之间的一个人的,在春秋到战国的转折时期。墨家的主要思想观点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用今天的话说,墨子几乎是中国百家中唯一与逻辑学、自然科学,基督教,以及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和市民社会接近的一家流派。 墨家的思想其实是最接近现代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思想。 兼爱,用今天的话就是“博爱”,或者叫“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攻”,用今天的话叫“热爱和平”,和平与发展。像今年纪念孔子诞2565周年国际纪念大会的主题定为“和平与发展”,其实是定错了。这个应该是在纪念墨子的时候才适合定的主题。可惜的是墨子一生“兼爱”、“非攻”,中国人却连提都不提一下。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所谓“天志明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与当今天赋人权,自由宪政说非常接近。 所谓“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 “尚贤”则包括通过民主选举能干而有公心正义感的人为官吏,甚至一国之君,也要求通过选举产生。更是要倡导社会职业化,提倡做职业者要有职业道德。全国人民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的贤者,而不是像儒家那样的推举禅让制。一旦选举出来国君与官员,那么作为选举的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及其行政官员和所制定的规则表示服从。同时,墨子也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而不能够滥用公共权利。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看到这里,简直是要爱死墨子。我们不难明白,不仅春秋战国时的儒家学派痛恨墨家,而且即使是今天,墨家仍然被权贵们有意地选择了遗忘。如果墨家没有没落,今日之中国比美国至少早了二千年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并且有自己的人权宣言。 节用节葬。“节用”也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墨家弟子,从墨子到普通弟子,都是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这一点与孔子自我炫耀式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奢靡而古怪的生活大不相同。他还特别厌恶儒家的厚葬,特别是孔子主张的活人殉葬的残酷血腥非人传统。用今天的话说,墨家思想是诸子百家中天然的最符合当今“中央八项规定”的一家,为什么不倡导墨家思想,而把一向奢靡腐败的儒家重新提出祭拜呢? 非乐。墨子极其反对过度的奢靡的儒家礼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舞声方向走,立马要求掉头。这一点与孔子看到鲁国大臣季氏在自己家里摆“八佾舞”会大发雷霆,叫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相同,等级森严的礼仪乐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一定会败坏社会风气。再提一下民之三患。 饥者无粮,寒者少衣,劳者不息! 在人民困苦的时候,统治阶级荒淫无度,所以,墨者就告诉他们,你们弄错快乐的含意了。作为统治者,国家富强,才是快乐,人民衣食无忧,体泰康健,才是值得高兴的事。 而换到当今社会也是一样的道理。 墨子的非命观点,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神的力量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而是人积极可为的,人的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因此,墨子极力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与人性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因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有所作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必须有点公共意识,遇事只是抱怨自己命不好,而不去反思检讨自己,把一切都归为宿命,把人放到了一个完全被动态度,是不好的。 墨子对战争所带来的祸害的评论与分析也非常到位。 第一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第二,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 第三,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墨子一生著述颇丰,虽然也有弟子之言参杂其中,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墨子亲自著述的。墨子也广收门徒,虽然远不及孔子的三千弟之多,但是,据说也在数百人以上。墨子一生也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虽然《史记》记载说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但是,与孔子去谋个官做不同的是,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去阻止战争,保护小国不被大国灭掉,不仅用强大的理念说服对方,还为被侵略一方提供防守设备与武器,甚至亲自带领弟子参加保卫战。墨家上下,齐心协力,瞄准事做,根本不在乎级别。“故背周道而行夏政”。 墨子的学问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学科。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企及的。墨子的逻辑学墨辩、印度的因明学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并称世界三大古典逻辑。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家灭绝,导致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缺乏逻辑学,只会顶着圣人的头衔,学着圣人之言,不会表达,不会讲理。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悲哀。 墨子的认识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认识论。怎样判定一个事理的正确性?他以 “ 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理、考证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另外,墨子还在数学、几何、物理、光学、声学、机械制造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与贡献,即使在当时整个人类社会都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数学方面有倍数、级数的概念。在几何方面对圆、长方形、直角方面的定义都非常准确。在物理方面涉及杠杆原理。在光学方面最值得一提,有小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墨子说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墨子还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在声学方面也懂得了声音放大的原理。在机械制造方面更是精巧细致,在军事、农业与手工业等方面都非常实用。但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在孔子儒家看来,只是器具的层面,即孔子所谓的“君子不器”,在儒术独尊之后,自然是被社会歧视的对象。(以上关于墨子的研究资料均来自于百度百科资料) 墨学之所以会灭绝,其实正是儒法结合的结果,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法家讲究阴谋、阳谋控制术。这些东西都与墨家思想格格不入。无论政治思想,制度设置,核心价值观,还是研究的范围,墨家的思想都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诸子百家。老子的《道德经》虽然玄之又玄,高深莫测,但是仅限于少数极有智慧的人之间的高谈阔论之用。形成不了制度,更无法与社会现实结合,产生实效。墨子的思想,是中国宗教的萌芽,真正哲学中的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创始人,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政治的开端,还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始祖。如果不因为西汉汉武帝、董仲舒之间搞官学勾结,弄出一个摧毁中华文明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不可能在自由竞争中失败。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的皇权政治与儒家文化勾结扼杀了中国的好思想__墨家思想。中国历史上墨家思想发展到西汉时即嘎然而止,而西汉历史上又发生官学勾结的“儒术独尊”,而儒学与墨学之间的思想又如是如此格格不入,互相反对,其实这里的道理不言而喻了。 儒学独霸中国思想领域,引领中国二千多年,所经历的历史,在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所谓正史__《二十四史》中都有描述,是如此的血腥、残酷而漫长。当年鲁迅先生是这样描述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鲁迅:《灯下漫笔》):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这个概括到现在也并没有过时。 随便翻开《二十四史》中的任何一史,任何一页,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每个时代都充满了血腥、恐怖、残酷与宫廷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阴险毒辣。黑格尔读到中国人的历史时曾经嘲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是一个个王朝的反复更替而已。一些国学家、儒家学者也自然是知道中国二千多年的儒法勾结独霸史是如此地不堪细查,因此,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儒家历史学家就要求中国的年轻人在读中国历史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温情与敬意。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钱穆先生此言在先,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心虚到了极点,毫无自信的最好表现。美国人历史虽然不长,但是美国人的历史根本无需要加这些先在的限定词。特别是强迫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人必须先怀抱“温情与敬意”去研究。这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科学方法先要求用事实材料说话,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事实的历史研究基本原则。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称之为先入为主,先断后考。先有“温情与敬意”,再围绕温情与敬意去组织材料,筛选材料。傅斯年先生的历史研究原则就是:“有一份材料出一份货,有十份材料出十份货,没有材料就不出货”。 中国人二千多年来,远离了人性、人权和自由,也远离了宗教、民主和科学,至今还在儒术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历史常常就是如此吊诡,开始的一点点阴差阳错,年复一年,一复一日,历经千年,终铸成大错。有些中国人很有意思,思维完全不按照逻辑来。当你批评孔子儒家思想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是二千多年前的古人啊,怎么能够用现在社会与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人呢?当要尊孔崇儒的时候,他们又说古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其实很简单,当你要尊孔崇儒的时候,其实就是准备拿古人的思想要求现代人,拿古代社会来要求现代社会。既然如此,现在人当然有权利、责任与义务对古人的思想作出一番梳理。就好像你要采一块石头当我家的建筑材料,我当然要对这块材料作出签定与分析,看看石材的质地坚硬程度,还要看看这块石头有没有放射性的有害物质等等。 今天分析墨家在儒学独尊之后的消失,其意义其实也就在这里。每当我听到儒术又要独尊,儒术甚至要被定为“国教”的时候,我内心里就直打鼓。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教训,足以让我们领略到人类社会中对人性与自由的尊重是多么地重要。对思想市场的尊重与维护是多么重要。可以这样说,当年墨家的兴盛,是中国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自由社会的自然发育与启蒙,而儒术独尊则是政治强权对这个自由社会的公然践踏与摧残。中国人终于被儒法愚弄与蹂躏二千多年之久。人是自由自主的,人选择什么,便是什么,那个文化基因是会遗传的,以今天的科学方法回过头去分析一下文化的遗传基因就显得特别重要而急迫。现在看来,中国的墨家的灭绝正是中国千年皇权政治加愚昧的结果,也是中国千年苦难的思想文化根源。
顾如简答:请问先秦儒家主张的分封制是不是封建制度? 顾如答: 焚书坑儒本就不存在,而是儒家焚书坑道术士。这是《史记》的记载,最早记载。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表。我退一步…… 就说先秦儒家支持分封制,也是谎话。 《论语》最后一段早就被考订为后世增写。直接抄《尚书》,而不是孔门言谈记载。 好的。这个问题,我也退一步……先按下不表 就说孔子的杰作:隳三都 本就是先秦集权制的开山之作。 你是儒马的脑子,可能想不通这个问题:为什么隳三都就是搞集权?就不是分封? 其实有点现代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分治的体制必须有相互制衡的能力。在先秦分封制下,如果家君没有自己的防御能力,没有自己足够的武力。他怎么对抗君王?他没有能力对抗君王,“复绝世”是个什么效果?仅仅是饲养家畜罢了。这种孔儒式的臣子用忠诚换主子恩赐的思路,只可能在一个绝对集权的体制下才可能实现。 所以孔子的隳三都正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集权制的实践。 从后来儒家的实践看也是如此。 战国最早的集权制——魏国,正是孔儒打造。是子夏的弟子们打造的。他们通过打击贵族,掌控物价,国家军事化实现了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国。但是这次实践正如孔子的隳三都,并不彻底。最后和鲁国一样被贵族层反攻成功。换上了墨家的惠施执政。 战国的第二个,也是最成功的集权国家——秦国,也是孔儒打造。当然,孔儒们没有责任意识,把商鞅称为法家了事。但商鞅正是带着儒生李悝著作的《法经》,到秦国一展身手。他通过树立外敌,成功地把贵族层(原先孔儒的死敌)、平民层的利益与君王绑定在一起。创造了被荀子称为类圣人之治的治世。并最后成功统一中原。而墨家在商鞅死后,虽然入秦试图抢夺政权,但是却失败了。 其实秦国并不是第二个实践儒家集权制的国家。真正的第二个是楚国。但是楚国是老子、墨子、庄子等人的故乡,主流意识是道术的分治。所以儒生吴起到楚国搞集权制,很快被楚国贵族们杀死。墨家巨子孟胜也参与了这次保卫分治的行动。楚王虽然已经喜欢上了集权,但楚国毕竟是整个战国时期最为坚持分治的国家。 先秦的这些集权实践全部是孔儒所为,竟无任何一个例外。如果按照墨家的记载。孔子参与了楚国白公之乱,那么最早的实践可能还要推前。孔子的想法是家君们用绝对服从、放弃自卫,去换取君王保留他们的封地。但是贵族层绝对不会接受这种用奴性换狗粮的方案。所以孔子的实践失败了,他的仇家全部是贵族层。而他的弟子们先是部分成功,积累经验后终于在秦国获得了彻底成功。 ———— 这还没有结束。秦国一统之后,李斯马上要求秦王实践荀子杀诗书、车同轨、书同文主张。孔儒又称李斯是法家。总之法家就是孔儒的马桶。只要做出成功实践的儒生,全部是法家。 古之道术诸子几乎被秦国杀绝。所谓“坑儒”之后,秦国博士全部换成了儒生。儒生叔孙通此时成为秦博士。但孔儒为他编造了一个故事:叔孙通靠儒学当不了官,然后去学刑名得以成为秦博士。秦二世面对天下人的起义,召开廷议。发言的全是儒生。30儒生认为陈胜吴广是造反,独有叔孙通说根本没有什么起义,只有刁民闹事。派几个地方衙役就能平灭。 这是秦末的情况:杀诗书是儒家主张,但儒生李斯实践了杀诗书主张后被称为法家和“烧儒家书”。把道术学者坑杀殆尽,换上全儒班,被称为“坑儒”。 —————— 这还没有结束。汉朝统一之后,人们厌恶孔儒——因为儒生曾经”焚书坑儒“。叔孙通通过帮刘邦制礼,让天下人学着撅屁股上位。汉文持黄老之政,开放学术。道术诸子被屠杀殆尽,人才凋零,儒家开始重新壮大。且看一心黄老的汉武他娘怎么评价儒家:那种禁锢人的学问!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孔儒的评价。与后世孔儒对所谓法家的评价一摸一样,很是有趣。 汉朝初期有个很著名的儒生叫做贾谊。这位仁兄写了《过秦论》,名扬天下。其中称秦国不分封是一大过错。这位贾谊也是荀子的学生。他重复了孔子和子夏的天真:以为诸侯们会用奴性去换取狗粮。但事实证明,只要有分封,中央政权就必须容忍诸侯们对自己的制衡。否则就必须集权。贾谊这位仁兄,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认识到自己的师兄李斯、韩非有多么英明。仅仅两年之后,他就改而上表要求削藩,认为是分封造成了诸侯的尾大不掉。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儒家的所谓分封主张,只是一种裙带仁。并非封建制度的那种分治、制衡制度。孔子的集权+豚犬式家君的理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能实现的就是子夏、李悝、吴起、商鞅、荀子、李斯、韩非等等儒生,经过总结实践经验而来的绝对集权。 集权本身对诸侯们形成争夺政权的巨大诱惑,中央政权又不允许诸侯们有制衡能力。这种所谓分封必然是要失败的。必然制造出大量的”乱臣贼子“。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儒生不能接受乱臣贼子的制衡,必然走向绝对集权。 西汉中期孔儒看到社会不能达至孔子的大同理想。又搞了个王莽新政,事实证明王莽的孔儒共产主义实践彻底失败了。从此儒家失去了自己的理想,成为彻底的职业官僚层。在公为臣,在家为奴《礼记》。 —————— 孔子本就是君臣父子的思维,君仁臣忠。原先设想用狗粮换狗儿(儒生们)的忠诚。但是孔子晚年又自己打破了高傲,采用了先当官后实践自己主张的次序。那么君仁臣忠,在实践中也就变成了臣忠君仁。变成了狗儿用忠诚去换取狗粮。 孔儒又主张人们与君王同心同德。主张君王教民、养民。也就是要人们与君王同志。本就是商鞅所说的”弱民之志“。国弱则民强,国强则民弱。民无己志,其志由君上教化形成。如此弱民之志。 这难道不是集权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孔子、孔门什么时候主张过分封制?孔子、孔门什么时候主张过封建制度? 孔子说:为士者,君命第一、宗族第二、诚信小人。 孔子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 孔子说:谏之又敬而不违。 孔子说:移孝为忠
陈捷夫: 墨子与中国古代科学 笔者按: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墨子的思想,本文内容从拙作《孔子“君子不器”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政治大纲》一文中析出,题目另加。 在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中,对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取得较大的成就者,要首推墨子。墨子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科学思想的典型例子;《墨子》一书,则是春秋时期科学著作的典型例子。这里仅介绍点滴,以见一斑。 首先,墨子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如几何学、力学、光学等,诸子百家皆望尘莫及。几何学阐述了“体”、“兼”、“端”、“尺”、“方”、“圆”等的基本定义和作用,如圆的定义,即“圜,一中同长也。”(《墨子.经上》)方的定义即“方,柱隅四罐(缶作讠)也。”(《墨子.经上》)力学阐述了时间和空间关系等,如“久,弥异时也”(《墨子.经上》),“久,古今旦暮”(《墨子.经说上》)。光学阐述了投影和针孔成像等,如“景不徙,说在改为”(《 墨子.经下》),“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 墨子.经下》)等。墨子有关自然科学的这些论述,在其他诸子文献里并不存在,这说明墨子具有独到之处。 其次,在社会科学方面,墨子的成就也冠居百家之首。春秋诸子率先兴起了“名实”关系的辩论,如老子主张“名”即“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孔子主张凭权位以“正名”(《论语.子路》);墨子则主张“取实予名”(《墨子.贵义》)等,体现了当时名学观念的流行。尤其墨子主张“取实予名”即“名实合为”的命题,明确地指出“名”(辞、概念)是“实”(实物、事实)的反映,具有严密的科学性,是对孔子企图以事实迁就名称的荒谬主张的一种有力批判。墨家还为名实之辩提出了任务,“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子.小取》)换句话说,墨子的“名学”即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远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思想家都研究了有关的逻辑问题。《墨子》中《经上》、《经下》等六篇和《荀子.正名篇》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逻辑著作。”(《辞海.逻条》)这说明,中国的逻辑学研究,在春秋时期即已获得初步的成就。 再者,墨子在社会政治观念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科学性。如“尚贤”、“尚同”、“贵义”、“兼爱”、“法仪”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墨子认为天下之“政”是“天下”人的,因此主张推行“义政”;“义政”即以“举公义”和“正义”为主。“义”即“利”。 “兼爱”即人人平等。“义政”的最终目标,是“兴利”和“尚同”(“壹同”利益,也即同利、均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做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所谓“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 墨子.尚贤下》),所谓“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贫也,壮不夺老也。”(《墨子.天志下》)即是“义利”一致的最高体现。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墨子主张重视“治政”。“治政”是“接政”、“为政”、“发政”等的总称。“治政”的方法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尚贤”和“有法所度”等。“尚贤”即以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出具备贤能和深受民众信任的国君和各级大小官吏。“有法所度”即“法治”,也就是主张以百工治器那一套科学的方法来治理社会的政事;“人无幼长贵贱”(《 墨子.法仪》),立法当以“天之志”即民意为基础,“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墨子.法仪》)。“仁”即“体爱”;“爱”即“爱人利人”。此外,还有其他如“节用”、“节葬”、“非攻”、“非命”、“非儒”等等政治主张,均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性,这里不作详述。由此可见,在墨子那里,人人平等,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等均视以“壹同”,既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没有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区别,没有贫富两极的社会危机等。墨子的社会政治观念,以普遍人的基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故带具普遍价值和普遍意义,具有相当的社会科学性质。而墨子所有这些具有相当科学性的社会政治观念,当与墨子其他的社会科学成就和自然科学成就分不开,是同一思路的产物。 墨子的科学成就,可以说是对春秋时期各国主流社会思想、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一次总结、继承和创新。尤其在政治上,他不仅严肃地揭露和批评了当时社会上那些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以及自私浅薄而只顾自己享受、享乐的王公贵族,而且针锋相对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子其人的各种政治主张,明确指出其学说不可以引导民众。尤其在逻辑学方面,对后人的影响巨大,孟子、荀子等战国诸子均有所继承,所谓孟子、荀子“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晋书.隐逸传-鲁胜〈墨辩注序〉》)即是证明。至于几何学等自然科学,其影响至魏晋六朝依然存在,三国赵爽(君卿)《周髀算经注》上有关勾股定理的几何图证,刘徽《九章算术注》所作大量几何图例,南朝祖冲之父子所作有关圆周率的几何图例等,可以说均是对墨家几何学的继承和发展。后人之所以自发地把墨学与孔学并称为“显学”,甚至自发地认为墨学的影响力超越于孔学,均有所依据。所谓“孔墨徒属弥从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所谓“天下学说,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所谓“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庄子.天下》)等等,即足以证明墨学的科学性。换句话说,墨子是我国古代科学独一无二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墨子就是古代科学,古代科学就是墨子。
陈捷夫:秦始皇禁“私学”,实行专制愚民思想文化 禁文书、“私学”,实行专制愚民思想文化,是秦朝暴政的第五条罪行。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即秦朝第九年,在秦丞相李斯的策划下,爆发了一场取缔所谓“私学”的政治运动,摧残以墨子墨学为主的先秦的进步思想文化。在这场取缔“私学”的政治运动中,凡个人所藏的诸子百家文献、各国诗、书和秦以外的各国官方文献,皆遭到限令上缴烧毁;违令者,将处以死刑、族刑、弃市、黥刑和城旦徒刑。一场规模空前的、充满着血腥的取缔“私学”、实行思想禁锢和剥夺言论自由的全国性运动,从此拉开了罪恶的历史序幕,并一直影响此后二千年。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劫难,而且是全人类的思想文化劫难。 李斯的上书献言,是这场取缔“私学”运动的罪恶源头。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称:“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在这则记载前面,有博士周青臣和博士淳于越等的言论,究其内容,本是儒家内部的一种正常争论,均与秦朝全面禁用百家书和各国刑书、史书等,毫无实质性联系,远不足以构成“焚书”、禁书,取缔所谓“私学”的恶法的形成和实施的依据,仅是李斯烧书、禁书,打击墨子墨学等百家学说的一个借口而已,故在此省去不录。李斯的烧书、禁书上书,其最终目的为了是取缔所谓“私学”;它终于获得秦始皇的批准,成为秦朝暴政中取缔“私学”的邪恶法令。为便于叙说,笔者把李斯所炮制的这一邪恶法令,称之为《取缔“私学”令》。 李斯的《取缔“私学”令》,内容涉及广泛。简略而言,主要讲了三件事,即秦始皇“一统”天下,要实行“一尊”和“法教”,以“别黑白”;以“百家语”为主的“私学”,严重地阻碍了“法教”的实施,必须以“禁之便”予以取缔;取缔“私学”,除秦官方所藏图书以外,凡社会上个人所收藏的“百家语”、各国刑书、史书等,以及诗歌和其他书籍,限期上缴,由当地官府集中烧毁,凡违令的,必将处以死刑、族刑、弃市、黥刑和城旦刑等。李斯把百家学说等诬之为所谓“私学”,实质上是为了取缔墨子墨学等。其目的,在于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以“一尊”孔子儒学,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愚黔首”,维护和巩固秦始皇的奴隶主专制极权统治,把中国政治引入邪恶之路。这不仅是秦朝恶法中的恶中之恶,是秦始皇与儒家联合上演的一场政、教合一的反人类文明的拙劣表演,是一股邪恶的社会思潮同暴力相结合的历史结果,而且彻底地暴露了孔子儒学是一种“奴隶制”学说,暴露了秦朝实行“奴隶制”的丑恶本质和狰狞面目。然而,这场发端于秦朝的取缔所谓“私学”运动,虽说孔子儒学是主谋,秦儒李斯等是帮凶,但秦朝既不烧儒书,又不烧其抄没六国而入藏秦库的先秦文献,这就为后来汉丞相萧何入关,能够基本上完整地抄没、收藏包括秦朝文献在内的所有汉前文献,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儒家摧残和毁灭汉前文献,决不是依靠几个儒生一蹴而就的个人活动,而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历史性的系统工程。而西汉以来的儒家,正是直接或间接地、集中或零散地摧残和毁灭汉前(包含秦朝在内)文献的真正的历史刽子手,其历史罪行累累,必将受到中国人民严正的历史宣判。 文献充分显示,李斯的思想渊源,来自其师荀子,既是秦朝儒家的典型代表、领军人物,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典型标志。而作为先秦时期与孔学彼此对抗的两大“显学”其中之一,墨子墨学及其墨家学派,既是反对孔子儒学的重要学派,又是反对秦朝暴政的思想武器,却最终不可避免地遭到秦始皇等专制极权统治的严重的清算、摧残和镇压。综观中国历史上,墨子墨学遭遇到二次大劫难,一次是由秦儒李斯炮制、实施的《取缔“私学”令》运动所引致,另一次则是西汉武帝上台时对秦制的复辟,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孔子所谓“异端”说,孟子所谓“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荀子所谓“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等,均明确地把斗争锋芒直接对准以墨子墨学为主的百家学说,这些才是李斯之所以要取缔所谓“私学”的主要原因。这就是中国墨、儒斗争的历史缘由和具体反映。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墨、儒斗争,自春秋以来从未有停止过,其实质,是平民大众反对暴力政治,追求公义政治;墨子墨学所遭到的迫害,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为墨子墨学平反之时,即是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化之日。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场中国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历史大悲剧,其发生时间应提前七十余年,即从西汉武帝朝(前140年)提前至秦朝。 本文拟就李斯《取缔“私学”令》产生的基本背景、李斯《取缔“私学”令》的基本纲领、李斯《取缔“私学”令》的具体内容、李斯《取缔“私学”令》不烧儒书、李斯《取缔“私学”令》的实质是取缔墨学等六个方面,作出初步的叙说。由于篇幅关系,笔者特地将内容与本文有着一定联系的《“焚书坑儒”的历史真相》一文,以“附文”形式附后。 1、李斯《取缔“私学”令》产生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 李斯《取缔“私学”令》产生的基本背景,有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 秦始皇以暴力侵吞六国,造成人民痛失家园,沦为亡国奴,是六国遗民、百家后学坚持实行反抗的基本原因。这是历史背景。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推行“大一统”条件下的尊孔崇儒,实行所谓“一尊”和“法教”等,恶法暴刑接踵出台,刑徒塞路,监狱成市,矛盾日益针锐,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反抗。这是现实背景。旧仇新恨,互为交集。既有以死抗争的,也有蓄势待发的,这就毫无疑问地威胁和动摇了秦朝的奴隶主专制极权统治。而以墨子墨学为主的“百家语”等,正是百家后学和六国遗民、遗士对秦朝暴政实行反抗的最基本的思想武器。而另一方面,从孔子、商鞅、孟子、荀子到韩非等,“尊王”而“弱民”、“愚民”的政治主张,一以贯之,因之对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无不视之为所谓“异端”、“邪说”等。尤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学者,对墨子墨学一再恶言相向,仇视有加,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更是触目惊心。于是,把以墨子墨学为主的百家学说等,一律诬之为所谓“私学”,同时予以禁止和制裁,即成为新任丞相、大权在握的秦儒李斯的当务之急和历史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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