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燕大将 冲燕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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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何处寻夏墟 中国人总是称自己的国家叫"华夏".华,是指远古类似伊甸园的神话世界--华胥国,而夏则是指据称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王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已说不清夏王朝的都城夏墟的具体位置.但大多数人都还是相信夏王朝曾经存在过.二十世纪初,一股疑古思潮弥漫全国,把几乎所有的先秦古藉斥为伪书,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说成是神话.引起学术界空前激烈的大辩论.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传统派与疑古派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争论很快便陷入僵局,原因在于当时的学者仍用"以史论史"的才办法,双方手中只有那些传世文献,因而讨论便在这些文献中转来转去.我说有夏是因为古藉有记载,你说无夏是因为这些古藉统统是伪书,我便说不是伪书,你则坚持说是伪书.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正在这时,学术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这场大讨论出现了转机,为以后的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第一件事发生在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整理出商代王室的世系,并将之与<史记`殷本记><山海经><竹书记年>等古文献相参照,从而证实河南安阳发现的遗址是殷朝的故都,又反过来利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记>是信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古史的信心.王国维不仅把前人开辟的甲骨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更据此提出了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新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二件事则与一个外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1921年,他带领一个发掘组首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了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功藉不仅在于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引入了中国.正在为中国上古史争得面红脖子粗的中国学者们突然发现,原来历史学还可以这样进行研究.于是,许多学者离开书斋,来到田野,喊出了"与其打破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的口号.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大批遗址重见天日,中国的历史研究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许多学者在想,既然<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可靠的,那么夏本纪呢?究竟司马迁是用什么资料写成夏本纪的呢?看来要想真正解决夏问题,只有依靠考古学了.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但由于时间不符,很快便被否定.1954年,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来到河南省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徐旭生是较早提出用考古学来解决夏文化的学者之一。他根据文献记载,把寻找重点放在了晋南平原这一带。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子,在一位热心农民的带领下,来到一块田野,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还有零星的较完整的陶器。徐旭生搞了多年的考古工作,但如此庞大的陶器遗迹还是头次见到,他认真看了看捡到的陶器,初步推断这是早商时期的遗物。徐旭生意识到这个遗址意义不凡,便立即向上报告,很快一个考古队便来到现场,开始发掘工作。由于当时日益严重的政治气氛,考古工作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使这座古城重见天日。尽管考古挖掘工作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古城还是一点点露出了她娇人的面容。几乎从二里头文化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学者们就对它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夏文化的研究者们更是兴奋不已。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和激烈讨论,学者们终于确认,二里头文化期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虽然挖掘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学者们找到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学者们的推论是可信的。下面我简单的把学者们推证的过程讲述一下,供各位参考.首先,学者们假定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基本可信.那么根据文献学的研究,可以初步划定夏王朝所在的时空.夏王朝活动的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夏都所在的位置应该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平原、伊洛流域一带。其实力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而二里头恰恰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从已挖掘的情况来看,她的规模非常庞大,气势不凡,不仅在同时期中国古遗址中首屈一指,即便是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比较,也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古都。从中发现的宫殿遗址更是让人赞叹。可以肯定的说,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古代都邑的遗迹。现在只有三种可能,一、二里头遗址是夏墟。         二、二里头遗址是商王朝的(或是早商)的遗址。         三、二里头遗址即不是夏墟,也和商族没有关系,而是史书从未记载过的失落的文明遗迹。由于有甲骨文做证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已经被确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根据器型学的研究和相关考古发现,先商、早商、中商的遗址已先后被找到并被确认,从器型学的分析来看,二里头文化并不是商文化。(虽然它的二期较一其有很大的变化,但经过认真对比和仔细分析,大家还是认为二期仍是夏文化,很可能是后弈代夏的结果)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器物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一种形状酷似公鸡昂首陶器,有学者想到<礼记>中有夏人使用使用"鸡夷"的记载,这是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又一证据.但以上这些证据仍然显得有些不足,很多是建立在猜想基础上的,要想确证还是远远不够的.幸而还有几个重要的间接证据,那就是与二里头只有几十公里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两座商城的始建年代非常接近,都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夏商分界的时间,也正是在二里头文化开始衰落的第四期.考古学已经肯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确是商王朝的城市,因而这两座城在这时出现,的确可以说明问题.除了将二里头文化解释成夏文化,没有别的可能.可惜,以上的推论仅仅是推论.还没有最后得到证明.期待中.....................
我高鹗有话说 我高鹗有话说1辞世二百年后,重回人间。突然发现现在被骂得最厉害的除了秦桧就是我高某人了,罪名一大串,什么歪曲曹大师的愿意,篡改人物的结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我承认,我续的这四十回确有些狗尾续貂的嫌疑,但在拜读了某些所谓红学大师的高论后,也颇有些不服,我不禁要问,你们的所谓结论就真是代表曹雪芹的原意吗?而且批判拙作的论据也有些太牵强了,让人难以信服。我先举个例子,有位大师指责我说,贾宝玉出家后怎么可能再去看他父亲呢?他们有仇啊!我真不知这位高人是不是孤儿,抑或是摊上了一个模范父亲,一辈子没挨过父亲的打,否则只要他老爸打他一顿,他就再也不认他老爸了。,,,,大家想想,贾政和贾宝玉是父子,就算再有矛盾,宝玉出家了,他于情于理都应该去道个别啊!再有,说宝玉不可能参加科考,如何如何,这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绝对,古今名著中人物前后言行不一的人多了,现实生活中也多了,比如毛爷爷,一面大喊百家争鸣口号,一面又。。。。。。。再说,原著第七十回,有一段宝玉敷衍父亲读书的描写,他既然可以读书,又为什么不能考科举呢?对林黛玉的结局处理一直让我颇以为傲,但也遭到某人的非议,他不知从那考证出,林妹妹是羞愤自尽的,按照他这种治学方法研究,林黛玉应成为王妃。北静平王曾送给贾宝玉一件信物,被宝玉转送给黛玉。且黛玉曾自称潇湘妃子,还有,宝玉曾对林黛玉说过,等她作了一品诰命病老归西如何如何,这也是证据呀?可见这些专家只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故意忽略(哪怕是原著)上的信息。更让人瞠目的是某位大家,突然宣布发现秦可卿的身世,他罗哩罗嗦讲了几个月,东拉西扯不知所云,什么日月双悬,什么待帝孙…… ,简直比我高鹗想象力还要丰富,比曹雪芹还要曹雪芹。然而看看他的论证,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牵强附会,让人难以信服!我先写到这,下次再和各位聊探佚学的话题。
神州何处寻夏墟 中国人总是称自己的国家叫"华夏".华,是指远古类似伊甸园的神话世界--华胥国,而夏则是指据称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王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已说不清夏王朝的都城夏墟的具体位置.但大多数人都还是相信夏王朝曾经存在过.二十世纪初,一股疑古思潮弥漫全国,把几乎所有的先秦古藉斥为伪书,把东周以前的历史说成是神话.引起学术界空前激烈的大辩论.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传统派与疑古派各执一辞,争得不可开交,但争论很快便陷入僵局,原因在于当时的学者仍用"以史论史"的才办法,双方手中只有那些传世文献,因而讨论便在这些文献中转来转去.我说有夏是因为古藉有记载,你说无夏是因为这些古藉统统是伪书,我便说不是伪书,你则坚持说是伪书.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正在这时,学术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这场大讨论出现了转机,为以后的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第一件事发生在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整理出商代王室的世系,并将之与<史记`殷本记><山海经><竹书记年>等古文献相参照,从而证实河南安阳发现的遗址是殷朝的故都,又反过来利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记>是信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古史的信心.王国维不仅把前人开辟的甲骨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更据此提出了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新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二件事则与一个外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1921年,他带领一个发掘组首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了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功藉不仅在于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引入了中国.正在为中国上古史争得面红脖子粗的中国学者们突然发现,原来历史学还可以这样进行研究.于是,许多学者离开书斋,来到田野,喊出了"与其打破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的口号.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大批遗址重见天日,中国的历史研究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许多学者在想,既然<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可靠的,那么夏本纪呢?究竟司马迁是用什么资料写成夏本纪的呢?看来要想真正解决夏问题,只有依靠考古学了.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但由于时间不符,很快便被否定.1954年,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来到河南省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徐旭生是较早提出用考古学来解决夏文化的学者之一。他根据文献记载,把寻找重点放在了晋南平原这一带。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子,在一位热心农民的带领下,来到一块田野,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还有零星的较完整的陶器。徐旭生搞了多年的考古工作,但如此庞大的陶器遗迹还是头次见到,他认真看了看捡到的陶器,初步推断这是早商时期的遗物。徐旭生意识到这个遗址意义不凡,便立即向上报告,很快一个考古队便来到现场,开始发掘工作。由于当时日益严重的政治气氛,考古工作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使这座古城重见天日。尽管考古挖掘工作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古城还是一点点露出了她娇人的面容。几乎从二里头文化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学者们就对它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夏文化的研究者们更是兴奋不已。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和激烈讨论,学者们终于确认,二里头文化期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虽然挖掘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学者们找到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学者们的推论是可信的。下面我简单的把学者们推证的过程讲述一下,供各位参考.首先,学者们假定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基本可信.那么根据文献学的研究,可以初步划定夏王朝所在的时空.夏王朝活动的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夏都所在的位置应该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平原、伊洛流域一带。其实力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而二里头恰恰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从已挖掘的情况来看,她的规模非常庞大,气势不凡,不仅在同时期中国古遗址中首屈一指,即便是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比较,也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古都。从中发现的宫殿遗址更是让人赞叹。可以肯定的说,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古代都邑的遗迹。现在只有三种可能,一、二里头遗址是夏墟。         二、二里头遗址是商王朝的(或是早商)的遗址。         三、二里头遗址即不是夏墟,也和商族没有关系,而是史书从未记载过的失落的文明遗迹。由于有甲骨文做证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已经被确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根据器型学的研究和相关考古发现,先商、早商、中商的遗址已先后被找到并被确认,从器型学的分析来看,二里头文化并不是商文化。(虽然它的二期较一其有很大的变化,但经过认真对比和仔细分析,大家还是认为二期仍是夏文化,很可能是后弈代夏的结果)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器物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一种形状酷似公鸡昂首陶器,有学者想到<礼记>中有夏人使用使用"鸡夷"的记载,这是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又一证据.但以上这些证据仍然显得有些不足,很多是建立在猜想基础上的,要想确证还是远远不够的.幸而还有几个重要的间接证据,那就是与二里头只有几十公里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两座商城的始建年代非常接近,都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夏商分界的时间,也正是在二里头文化开始衰落的第四期.考古学已经肯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确是商王朝的城市,因而这两座城在这时出现,的确可以说明问题.除了将二里头文化解释成夏文化,没有别的可能.可惜,以上的推论仅仅是推论.还没有最后得到证明.期待中.....................
是是非非古史辨 “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首唱了不知多少年的歌辞,讲述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开端。这些故事早已深深印入每个中国人心里。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却有一批学者对大家说:“什么盘古,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夏商周,统统都是骗人的!这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这一声声呐喊,给多少人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憾,彻底打破了人们心中“天朝大国”美梦的最基础部分,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一场革命。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古史辩”和疑古派。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大量上古典籍失传。到了汉代, 又有不少古书重见,其中包括《尚书》、《诗经》等。然而,这些重见天日古书到底是不是“原版”,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到了清代,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字狱大行其道,学者们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训诂学上。在大量枯燥的训诂著作问世后,一个观点渐渐浮出水面,包括《尚书》、《左传》、《竹书记年》、《禹贡》等几乎所有的据说来自上古的古文献都不是上古的作品,而是后人伪作的,因而上面的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述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上述观点早就有人提出,但一直到没有得到公认。其原因就在于上述古书都是儒家经典,而当时儒家正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当然不允许自己的支柱受到威胁。而且,这些经典都包含有很强的大一统理念,这一理念正是维持整个封建大国运行的精神武器。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的科学思想也被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旧的传统思想发难。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维新派的领头羊康有为写了篇著名的文章,《新学伪经考》。该文宣称:所有的古文传世经传都是后人伪作的,因而也是不能相信的。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影响。清政府曾三次降旨毁版,但它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直接引发了后来的疑古辩伪的风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的这篇文章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史学文章,只是为了宣扬他自己的维新主张,该文存在严重的主观武现象学,许多观点经不住推敲。又过了近二十年,大清国早已经成为历史。公元1917年,北京大学来了一位年青的新教授,他就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适。胡适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的确有非常了不起的学问。胡适不愧是在美国吃过洋面包的,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学者有很大不同。他对诸如“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种种记载都持怀疑态度,在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便丢开三皇五帝,甚至丢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起,并提出“东周上无史”的说法。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主张学术自由,在他的学校中,即有如刘师培、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也有象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新派,新旧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也正因为如此,北大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胡适的学术思想在这里有了传播的空间。当胡适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讲台下有一位学生听得入了迷。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位学生便是顾颉刚。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讲学,被胡适的治学思想深深的吸引,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研究历史。在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倡导下开始系统的研究古史的辩伪。1922年,顾颉刚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他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伏羲、神农出现得就更晚了。”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中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顾先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学者钱玄同高度称赞“精当绝伦”,并改名为“疑古玄同”,胡适也极为赞赏。由此“古史辩”派正式成为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它也成为当时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一支力量。甚而至于,疑古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从1926年起,顾先生把以前写的文章整理出来,汇集成册,编成《古史辩》一书,很快风靡学界。一年中竟重印了近二十次,许多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古史辩》很快又出了第二册、第三册,……到1941年,竟连出了七册。面对这汹涌而来的疑古疑古狂潮,各种讨论此起彼伏。有赞誉的,也有批评的。按照某些极端疑古派的说法,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其历史被骤然缩短一半,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历史的信心。一种信仰危机迷漫全国。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去填补这些历史的空白。疑古派统治史学界时,正是我们的祖国最灾难深重的时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正时刻准备入侵中国。因此分析这个学术现象,必须要与它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古史辩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在学术上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经他指认的许多“伪书”后来都被考古学证明是真的古书。另外他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过多的使用“默证”,以至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对古藉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估计不足,把古书孤立起来去分析,也使得他的许多论证不能服人。不管怎么说,古史辩派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中极重要的一支。对它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历史。古史辩把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发挥到极至。史学要再想有突破,必须有新的学科去支持它——这就是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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