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首唱了不知多少年的歌辞，讲述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开端。这些故事早已深深印入每个中国人心里。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却有一批学者对大家说：“什么盘古，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夏商周，统统都是骗人的！这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这一声声呐喊，给多少人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憾，彻底打破了人们心中“天朝大国”美梦的最基础部分，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一场革命。这就是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古史辩”和疑古派。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大量上古典籍失传。到了汉代， 又有不少古书重见，其中包括《尚书》、《诗经》等。然而，这些重见天日古书到底是不是“原版”，一直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到了清代，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文字狱大行其道，学者们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到训诂学上。在大量枯燥的训诂著作问世后，一个观点渐渐浮出水面，包括《尚书》、《左传》、《竹书记年》、《禹贡》等几乎所有的据说来自上古的古文献都不是上古的作品，而是后人伪作的，因而上面的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述也是不可靠的。其实上述观点早就有人提出，但一直到没有得到公认。其原因就在于上述古书都是儒家经典，而当时儒家正是国家的精神支柱。统治者当然不允许自己的支柱受到威胁。而且，这些经典都包含有很强的大一统理念，这一理念正是维持整个封建大国运行的精神武器。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的科学思想也被传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旧的传统思想发难。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维新派的领头羊康有为写了篇著名的文章，《新学伪经考》。该文宣称：所有的古文传世经传都是后人伪作的，因而也是不能相信的。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影响。清政府曾三次降旨毁版，但它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直接引发了后来的疑古辩伪的风潮。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的这篇文章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史学文章，只是为了宣扬他自己的维新主张，该文存在严重的主观武现象学，许多观点经不住推敲。又过了近二十年，大清国早已经成为历史。公元1917年，北京大学来了一位年青的新教授，他就是刚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胡适。胡适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但他的确有非常了不起的学问。胡适不愧是在美国吃过洋面包的，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学者有很大不同。他对诸如“三皇五帝到如今”的种种记载都持怀疑态度，在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便丢开三皇五帝，甚至丢开夏商，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讲起，并提出“东周上无史”的说法。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是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主张学术自由，在他的学校中，即有如刘师培、辜鸿铭这样的守旧派，也有象胡适、陈独秀这样的新派，新旧两派争论十分激烈。也正因为如此，北大的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胡适的学术思想在这里有了传播的空间。当胡适在讲台上慷慨激昂的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讲台下有一位学生听得入了迷。据他后来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位学生便是顾颉刚。顾颉刚听了胡适的讲学，被胡适的治学思想深深的吸引，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研究历史。在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倡导下开始系统的研究古史的辩伪。1922年，顾颉刚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他把《诗》、《书》和《论语》三部书中所载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并加以比较，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的传说是春秋末年才产生的，伏羲、神农出现得就更晚了。”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也就是说，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是由先后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不同的古帝神话传说中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和古书中所讲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观。顾先生的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巨大轰动。学者钱玄同高度称赞“精当绝伦”，并改名为“疑古玄同”，胡适也极为赞赏。由此“古史辩”派正式成为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派别。它也成为当时正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的一支力量。甚而至于，疑古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从1926年起，顾先生把以前写的文章整理出来，汇集成册，编成《古史辩》一书，很快风靡学界。一年中竟重印了近二十次，许多学者也纷纷加入其中。《古史辩》很快又出了第二册、第三册，……到1941年，竟连出了七册。面对这汹涌而来的疑古疑古狂潮，各种讨论此起彼伏。有赞誉的，也有批评的。按照某些极端疑古派的说法，这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其历史被骤然缩短一半，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历史的信心。一种信仰危机迷漫全国。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找新的方法去填补这些历史的空白。疑古派统治史学界时，正是我们的祖国最灾难深重的时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正时刻准备入侵中国。因此分析这个学术现象，必须要与它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起来。古史辩虽然有很大的功绩，但在学术上也的确存在一些问题。经他指认的许多“伪书”后来都被考古学证明是真的古书。另外他在许多问题的论证上过多的使用“默证”，以至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对古藉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估计不足，把古书孤立起来去分析，也使得他的许多论证不能服人。不管怎么说，古史辩派都是中国史学发展中极重要的一支。对它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历史。古史辩把对中国传统文献的研究发挥到极至。史学要再想有突破，必须有新的学科去支持它——这就是考古学。

我觉得现在的人对历史了解的就是少什么国仇家恨，民族自尊心都没有了还是学点历史好

《古史辨》16开繁体横排胶印新版终于出来了！无限感慨！它本来要和“古史辨第二辑”一起于2003年8月出版的，由于“古史辨第二辑”露骨地批判了官方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李学勤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的劣迹，为了不连累老的《古史辨》七册,《古史辨》第二辑改名《古史考》出版（共九卷，目录见www.cnmovie.cn））。《古史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点课题“古史辨运动八十年”课题组修订两年多，校出文字、格式（如波浪线、专名号）上千处，仍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独家发行，算是善后吧。2003年3月4日的《中国文物报》登载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现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严厉批评，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以来，评论很多，国内外的争论也已公开化，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真理会愈辩愈明。”所谓国内的“公开化”，应从《古史考》算起。当《古史考》在出版上遇到困难时，敝公司略有助力，现在关于此书的讨论已达30文字，令我们深敢自豪。《古史辨》从1926年问世以来，批评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断，我们主张批者可以照批，但疑者尽可以再疑。哪知十年来白日见鬼，以李学勤为代表的“走出疑古”，老借用政治势力和国家工程打压“疑古”的声音，“疑古派”面临被赶入地下的危险，于是才有“新疑古派”的拍案而起，其代表作就是《古史考》，第五至九卷50多万字的论文首次披露，自称“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工程”负责人、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实际只在该校读了两学期书。此后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临时工，依靠十多次政治运动，抓住时机，批死人、整活人，步步高升。李先生领导“工程”后，媒体追捧“工程”超过了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摘取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桂冠，将李先生追捧为“德才兼备”、十项全能，显然是商业炒作。同时，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92岁的省部级革命家何幼琦先生批判断代工程的专著《西周编年史复原》，作者自称该书是“揭发假冒伪劣作品的公开检举信”，第十章“假冒工程 不验而收”痛斥断代工程假冒伪劣，欺骗国务院，“为了把个人的伪劣产品冒充国家的断代工程，不管正确与否，争取公布出去，造成既成事实，强迫世人同意，强迫国家同意，把欺骗性异化为正确性”，因此需要打假。该书虽然只有10万字，但从侧面说明《古史考》各卷所抓的主题具有超前性，意义重大。所以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为《古史考》作序，盛赞贯彻全书的批判精神，《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3日第十一版）誉之为“一套全面反映建国以来中国古典学研究进展的集大成之作”。

呵呵，总算是看到一篇正经帖子。前两天读葛健雄先生的《往事与近事》，有文章谈到他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一些旧事，颇多感慨。对于顾先生和谭先生，以及很多老一辈的文史大家，我个人都是非常景仰的，而且顾先生还是我的乡前辈。关于古史辩派，实在说我了解的并不系统，所以不能多谈什么，但是疑古，历来是中国史学界的优良传统，特别在清代，出现了象阎若璩等许多大家。但是，疑古，是有原则的，即必须经过充分的考证，否则就沦为师心自用，康有为在这方面就是个反面典型，他的《新学伪经考》就几乎为当时学界所一致唾弃，不但是他的论敌，而且有他的同志，比如刘光第，甚至他的学生梁启超亦直指其武断。顾颉刚先生有时也有这么面的不足，并且疑古过甚，很容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泛滥，这亦有违他自己的初衷。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句话，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也是一切史家与人文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规范。说这些，当然也是有感而发，因为最近的历史吧，这类疑古与翻案的东西，实在夺得有些泛滥成灾了，基本上都是断章取义，甚或别有用心的，有些甚至不值一辩。贴吧是个开放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发言，也可以发表任何言论，但是，我以为，应该有起码的操守，至于这个操守是什么，不必多言，敬请三思。

怀疑的精神不可丢 这样好的帖子少见啊

这帖子应该加精

康有为也伪证了古书是伪作

先秦在商周以前都是神话

“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顾颉刚是个学问很浅陋又喜欢哗众取宠的戏子，“疑古”派到现在已经被证明有太多的谬误，很没落了，楼主为什么还要续这个貂呢？
　　1，“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
　　根据周人自己的继嗣和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后稷”，帝喾的儿子，是帝尧的“农师”，怎么说，“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呢？真是无聊。
　　2，“到孔子时有尧舜”，——
　　更是无耻的论断。尧舜的记载在以前文献中出现的并不少。孔子也说自己述而不作，他可能把《尚书》认定为孔子的杜撰了——在顾颉刚看来，大家都和他一样，没任何道德，就知道造假取宠。
　　3，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
　　慌帝的记载《左传》就有，他是瞎子啊！
　　无耻。

原来是考证出禹是虫子的顾颉刚啊，怎么不把他妈考证出是匹马呢？——
　　鲁迅对疑古派很不屑。他根据顾颉刚论证“禹是虫子”的同样逻辑，科学而严谨的论证了顾颉刚是“鸟”（具体过程忘了）。在小说《理水》里，学者“鸟头先生”十分自信而肯定的说：“禹是条虫子呀，怎么可能来治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