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谎言就没有江湖。当黄药师寻找黄蓉遇到欧阳锋和灵智上人时，灵智上人张口就来：“你找的可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吗？……三天之前，我曾在海面上见到一个小姑娘的浮尸，身穿白衫，头发上束了一个金环……”他说的正是黄蓉的衣饰打扮，黄药师听得心神大乱，顿时迁怒于江南六怪。
杨康是金庸小说中撒谎数一数二的人物。撒谎完全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他对母亲撒谎，对恋人撒谎，对师父撒谎……在丐帮大会上，杨康双手持定绿竹杖，高举过顶，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谎话：“洪帮主受奸人围攻，身受重伤，性命危在顷刻，在下路见不平，将他藏在舍间地窖之中……洪帮主临终之时，将这竹杖相授，命在下接任第十九代帮主的重任。”
说谎可不是杨康的专利，事实上它早已深入了我们的基因，可以这样说：说谎是人类的天性。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德保罗首次系统性地记录了说谎行为的普遍性。德保罗及其同事曾经让147名成人在一周之内记录下每个试图误导他人的时刻，他们发现研究对象平均每天说谎一到两次。大部分谎言都是无害的，只是为了掩饰个人不足或避免伤害他人。其中一些属于借口，有人将没有到垃圾归咎于不知道倒在那里，还有人说谎是为了个人形象，例如声称自己是外交官的儿子，这些都是轻微的不当行为。但德保罗及其同事还发现，大多数人曾在人生中某个时刻说过一次或多次“严重的谎话”，例如向配偶隐瞒出轨，或在申请大学时虚报信息。
回到杨康的问题，假如欺骗是为了获得利益的话，那这个养尊处优、什么都不缺的小王爷为何会谎话连篇呢？为了搞清不诚实的行为和社会阶级的关系，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研究小组的调查结果表明，特权往往诱发了不诚实的行为。有钱的上流社会受试者更有可能欺骗别人，为了赢得一张在线的礼品卷，他们撒谎的程度是普通人的三倍。
丹·艾瑞里的一个实验发现，越是底层的劳动人民越诚实。在艾瑞里的这个实验中，实验人员安娜维是位盲人，她拄着手杖来到蔬菜店告诉店主，自己需要秤两公斤西红柿，但现在要出去办点事，她会离开蔬菜店10分钟后再回来取。
安娜维把从各处买到的西红柿请人鉴定质量，结果发现那些商贩不计损失、不怕麻烦地为这个盲人顾客挑选外观和质量都很好的西红柿。当安娜维乘坐出租车并要求打表付费时，她支付的出租车费用比别人相同的路程更便宜。出租车司机常常名声不佳，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欺骗她计价器上的价格，相反司机为她挑选更短的路程，还深深在没到终点时，就提前关了计价器。
艾瑞里发现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却热衷于撒谎和欺骗。比如高尔夫球是个高雅的绅士运动，但是他发现，球员常常用球杆和脚移动球的位置，同时这些球员还普遍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其他人的总比行为比起来要好很多。
假如有机会研究和扫描杨康的大脑，他的大脑和常人有什么不同？201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一个研究小组前往旧金山的临时就业机构。一些没有长期固定工作的人很难找到工作，但他们其实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爱说谎，保不住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和面谈，他们把研究对象分成三组，并对这三组测试对象的大脑扫描图进行了对比，其中包括12名有反复说谎史的成人、16名符合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标准但不常说谎者，以及21名既不属于反社会者也没有说谎习惯的人。
研究人员对每组对象进行了脑部扫描，以检测每个人的大脑结构，他们主要是看这些实验对象的前额皮质（即我们额头后面的那部分大脑，被认为负责高级思维活动，包括安排日程、决定如何抵制身边的诱惑等），这部分大脑还被我们用来协助做道德判断和决策工作。
总的来说，填满我们大脑的物质主要有灰质和白纸，研究结果表明，病态说谎者的灰质平均要少14%，这说明病态说谎者的前额皮质中有较少的大脑细胞（灰质），他们在做决策时就较少考虑到道德，因此也更容易说谎。同时病态说谎者前额皮层的神经纤维体积至少多出20%，显示关于说谎者大脑中有更强的连通性，将不同的记忆和想法联系起来。
京都大学心理学家伸仁阿拜和哈佛大学的乔舒亚·格林，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测试者大脑，发现有欺诈行为者位于前脑基部的大脑伏隔核显示出更强的活性，这一位于前脑基部的组织在处理奖赏中起关键作用。“你的奖赏系统在得到钱财的可能性面前越兴奋，你越可能行骗。”格林解释说。这一发现的潜台词是，贪婪会令人说谎。杨康的谎言和华尔街的大佬们没什么两样，都是贪婪，要么是对金钱的贪婪，要么是对权力的贪婪。
研究者发现，一个谎言可能导致第二个、第三个谎言，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伦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塔利·沙罗特及同事开展的实验显示，大脑能适应我们说谎时产生的压力和情感不适，让下一次说谎更加容易。在通过功能性磁共振对参与实验者的大脑扫描中，实验者观察的是参与情感处理的杏仁核。他们发现，杏仁核对说谎的反应随着说话次数的增多而不断减弱，即使谎言不断变本加厉。所以沙罗特说：“轻微的谎言也会通向严重的欺诈。”这也是杨康在撒谎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原因。
摘自《读金庸学行为经济学》 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