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的核心问题在于制度性的破坏：他推动的“用胡人任节度使”政策，直接打破了唐朝边将“不久任、不兼统”的制衡原则，让安禄山能长期掌控三镇兵权，甚至兼任财政、民政权力，这是安禄山有实力反叛的根本前提。而且他对安禄山的“纵容”并非简单放任，而是用权谋将其绑定为自己对抗朝中对手的工具，这种“养虎为患”的操作，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中央失控的祸根。
相比之下，杨国忠的问题更多是矛盾的总爆发。他和安禄山的个人恩怨确实加速了叛乱，但如果没有李林甫时期种下的“边将权重”的毒根，安禄山即便与杨国忠反目，也未必有实力发动席卷半壁江山的叛乱。

为防止边将入朝威胁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建议唐玄宗任用胡人担任节度使。胡人将领长期在边疆任职，权力逐渐集中，掌握了军、政、财大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安禄山等胡人将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崛起，积累了足以反叛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