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南迁中原士族霸据了南朝最好的土地，实际上完全不是
侨置郡县主要集中于江北的南豫州南兖州。
在江南地区，则集中在原西晋的丹阳郡、晋陵郡境内，这两个地方，丹阳郡是京畿比较特殊就不说了。
晋陵也实在称不上“上好的土地”，这地方在东汉时期还是一片沼泽，直到孙吴时期设置毗陵典农校尉，实施屯田，才开发起来。其中沿江的京口一带受到广陵潮的影响，土地盐碱化，远不如太湖平原地区。
而最富庶的三吴地区罕有侨置郡县，就连王谢大族的庄园也在剡溪谷地（现在嵊州北部，上虞区东南部）这种相对山卡拉的地方（并不在会稽郡治周边）
顾陆朱张这些江东士族极其强势，比如：南朝不久前的三国时期，魏蜀是国家军队为主+少量将领亲兵，而吴国是纯封建化的江东世家豪族的私兵部曲

楼上那位别发长林的假数据了，他的数据张冠李戴，被人多次打假。和实际严重背离，按他所说是纯土著，那浙江e11下傣族和马来会达到50-70%，本土54.2+湖南4.4÷2+两广2.1+福建11.4+皖南6.8÷3＞70%，和福州昙石山差不多。
但实际浙江e11傣族加马来就20左右。k47原始南岛加中南半岛加马来10%左右。全省北汉平均55%左右。
按长林所说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数据。除非，o-f619来自淮河流域，甚至是隔壁楚王吧说的，619是楚王，因为长期和中原人打交道常染偏北，但这个概率不大。

节选自《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节选自《东晋门阀政治》，作者：田余庆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资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
永嘉以后，士族南来，都汲汲于求田问舍，经营产业。他们都是山泽并兼，同北方田庄情况大体一样，所以才有东晋禁止封铜山泽的法令。《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记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令：“占山护泽，强盗律论。”但是，“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炮山封水，保家为利”，士族竞夺之风，不可止。他们竞夺的产业，与未离地着的北方士族的大田庄相比，由于缺乏强大的宗族势力而显得根基不稳，但就其规模来说则有过之。谢玄晚年经营的始宁山居，其规模和状况因有《山居赋》行世而得以知其详情。《赋》云前举仲长统、应琥所说的田庄，“势有偏侧，地阙周员”，比之谢氏累代开发的始宁山居，要局促多了。谢氏其余产业及别家士族产业的详情，我们就知之甚少
吴姓士族坚守自己的经济利益，东晋政府正常的租赋兵徭取给，越来越困难，而兵役征发，困难尤大。因此，从北方南来止于江准的流民群，就成为东晋朝廷注目的对象。流民群驻足未稳，田宅不立，同仇敌忾，有抗胡的热情。但是他们在艰险中觅道南来，本未受江左政权的羁绊，对江左政权未必竭诚效忠。江左政权也必然能够理解，流民群可用而未可随意用，要用得其时，用得其法，用得其人，用得其所，而且还要估计风险。虽然如此，朝廷每当困窘之时，总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流民群。可以说，东晋一朝大事，几乎都与流民群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
征发零散流民之为扬州与江南诸郡僅客者为兵，成为王敦之乱的导火线，是众所周知的。东晋为平王敦之乱，没有其它兵力可资凭藉，仍然只有动用流民武装。此事发谋于郗鉴、桓彝等人而为明帝采纳，卒灭王敦。但是作为后果，却孕盲出流民帅苏峻之乱，这当然是郗、桓辈始作桶者和晋明帝始料所不及的。
尽管苏峻之乱教训了东晋当轴诸公，但仍无法改变东晋对于使用流民的需求。于是，产生了安顿流民以图得其死力的长远打算，即给流民田宅，用强落加以控制，组织流民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外的要地作为威慑力量。这样组织起来的流民武装，本意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不是用于北供，更不是用于内争。使用流民成功的事例，首先是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后来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募北府兵将成功，由此而有淝水之战的胜利，这与郗鉴早期经营京口因而得以羁縻江淮以北的流民帅，当有重要关系。
@江的南 @江南宪兵队

楼主对南朝侨置郡县分布的考辨基本符合史实。据《宋书·州郡志》，侨州郡集中于江淮间（南豫州、南兖州）及晋陵郡（今常州），后者因属江北移民南下首站，且东汉末“毗陵屯田”后渐成开发带，但土壤条件确逊于太湖平原（三吴地区）。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作为江东士族（顾陆朱张）根基，侨置极少，王谢等侨姓士族庄园多选址会稽山地（如剡溪），既避吴姓士族锋芒，亦因山居符合魏晋隐逸风尚（参考《世说新语》士族活动轨迹）。东吴“私兵部曲”制实为江东宗族武装传统的延续，南朝“土断”后侨旧势力渐融合，用户强调江东士族主体性，与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侨姓吴姓共治”论相契，唯“山卡拉”表述稍显俚俗，剡溪谷地实乃六朝士族文化兴盛区（如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地）。

山越可知南徐州，南兰陵？永嘉南渡和山越屁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