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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大大地增加了商品在国内物流销售成本,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这些成本也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从对外经贸关系上,由于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此政策的本质是给国外的消费者税收补贴,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收入缺口必然要转嫁到国内商品上,致使国内物价更高。而外国对中国企业增收的反倾销税和特别保护惩罚税,当然企业也要转嫁到国内消费者身上,或者对内销产品偷工减料以消化外部补贴。
如此一层层负担加上来,中国国内商品焉能不贵?而在房地产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由于过去多年实施的是出口导向优先政策,在宏观管理成本日益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出口海外,除了出口补贴外,靠的就是勤劳高效、廉价而缺乏保障的劳动力,来对冲高昂的宏观管理成本,从而形成一定的国际价格优势。
在出口导向优先的政策下,劳动力的“廉价”就成为了某些主流精英眼中必须牢牢控制的指标。因为如果劳动力贵了,那么出口导向型经济就不可维系,那么,宏观管理成本就必须降下来,既得利益就不能扩张,乃至于只能收缩。
或者正因如此,中国主要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外汇储备,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绝对不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方式,转移为国内国民收入和国内消费的,中国央行外汇储备可以借给美国政府近万亿美元,但法律规定不能借给中国政府(用于中国社会保障)一分钱。
中国宏观管理成本在过去20年内中日益膨胀,行政开支和政府投资不断扩张。当前政府行政开支、投资分别占到财政支出的18%和25%左右,在世界各国中
遥遥领先
。由于行政开支属于损耗性支出,加上政府投资效率极为低下,其投入产出率低于0.5,这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退出了经济流通(以烂尾工程和反复翻修的马路为代表),使得中国银行业的货币乘数不断下降,最低甚至达到3.5(国际上一般为8),为保证经济活动的必要流动性,央行不断超发货币,形成了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对内贬值,民间总体购买力的不断相对收缩,国内需求与GDP比值下降到世界大国绝无仅有的35%。即与M1、M2的增速远超GDP的速度相对应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也远超GDP的增速,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内需求占比GDP不断萎缩。
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这是在经济改革市场化之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显得滞后的结果。由于缺乏对公权力代理人的有效制约,他们往往只对上负责,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公众更无办法迫使他为人民服务。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寻租,使得日益高昂的行政投资成本和权力资本的暴利,常常通过公权力转嫁到社会公众和守法企业身上,也就最终形成了中国商品比泰国、美国贵的奇怪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外部需求盛极而衰,因为国内百姓最大商品——住房价格已经达到了公众承受极限,这一既有轨道已经走到了尽头。也就是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优化将不得不进入倒计时,如果主动改革,可以化害为利,如果中国宏观管理成本能降低到西方国家的一般水平,中国的国内需求由现在极低的35%提高到一般的60%,那么中国经济将仍可以20年科学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在情理之中。如果被动失败,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其逻辑请见附文《2010-2014:全球纸币危机与中国社会变革》),》),人类近6000年的文明或将由此泯灭最后的希望之光。(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员,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2010年10月30日 09点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