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朝弹劾制度中，我查到了一些有趣的内容，对于当时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的真实样子，有了一个较为直观的印象：
英宗即位以后，大臣朝会奏事都需提前进奏，预知皇帝。英宗以幼龄即位，内阁“三杨”权宜规定早朝“止许言事八件”[ 6 ] 5，（本人感到困惑的是，为何内阁规定一次朝会最多只说八件事，而不是四件，十件。）此外，朝臣还需“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白话：前一天，先将副本送至阁下，预先把各事处理方法陈上。遇到奏对，只按所陈传旨而已。） 6 ] 5。待英宗年长，此制实施日久，“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 6 ] 5。（白话：没有人敢说恢复祖宗的旧法，到现在就成为定制了。以我个人观点：此时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完全控制了朝政的主导权。）
以下是我对上述内容的一点看法：
年幼的皇帝时，内阁作为托孤重臣及辅政大臣，本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面这段就不太对了。也间接的印证了一点，朱祁镇随着年龄增长，想要乾纲独断的越来越强烈。这就不可避免的与文官发生摩擦到最后得斗争。
下面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及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言官利用弹劾攻击政敌的内容：
言官发起，皇帝允肯
其中，大致从英宗即位之初开始，言官进行大班面劾前须提前进奏皇帝或获得皇帝准许。
（此时的朱祁镇还很年幼，所以，现在的言官弹劾的发起人基本上就是文官内部之间的各派系的后台斗争。）
叶盛 （1420—1474） 曾于正统、景泰年间任兵科给事中，在言及科道弹劾时说：“初凡有弹纠，必六科先承密旨，十三道则因之。若不由先言，实自盛等始。”[ 5 ] 11这句话也常被学者们用来论证明代言官弹劾往往受意于皇帝，从而认为明代监察官员的作用有限②。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结合此句的描述场景，叶盛所言的“承密旨”应是指当时大班弹劾的实际运行程序，即言官若欲于朝会弹劾，须得皇帝首肯。而这一允肯过程，即被叶盛称为“承密旨”。
（是不是皇帝授意，要看叶盛说的话是正统初年的三杨执政时期，还是英宗真正执政之后的时期。）
皇帝发起，言官劾奏
除上所述外，还存在皇帝另有知悉途径，令御史直接弹劾的情况，即皇帝作为弹劾事件的发起者。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明实录》中，记载为“六科十三道被旨劾……”①。言官弹劾时，大班弹劾与封章劾奏并道而行，但《明实录》鲜少对以上两种弹劾方式有明确的区分②。因此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英宗或出于对监察程序的遵守，又或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或出于自身维护统治的需要，其下令言官弹劾的方式实难严格区分。究其目的，似可能以廷劾居多。英宗知晓后额外再令言官上疏劾奏，除需要一道正式的程序以使惩处意见名正言顺外，还在于英宗希望能以此戒谕群臣，使百官知惧。但在这种情况下御史以何种方式弹劾并不重要，因其最初的弹劾命令来自皇帝，这才成为这种情况的最大特征。
景泰年间的皇帝下旨弹劾，也更多因袭正统时期。同样是天顺初年，因急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英宗开始将这种弹劾方式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至天顺中后期，英宗励精图治的初衷并未改变，但因其复辟以来受困于曹、石一派党群之祸，其为政开始转变为竭力禁止并缉查群臣私相结党，锦衣卫得以进用并大受重任。由此导致校尉滥行，言官承旨弹劾后被劾者所受的处罚较前期也大为加重。言官承旨弹劾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其本质都是皇帝借不同于常规的弹劾方式来实现皇权顺利运行的目的。言官承皇帝之旨弹劾的现象在《明实录》中并不常见，即使在集中出现的《明英宗实录》中，相关记载也仅十余条。但无论是在当时的皇帝还是臣子的意识中，对这种现象并不排斥。因此，其并非违逆典制的行为，而是在制度弹性内借以维持皇权运行的手段。
在言官承旨弹劾过程中，皇帝无论作为允肯者还是发起者，其目的均是为皇权的顺利行使减少障碍。皇位初立更替时，通过程序上的允肯实现皇权平稳过渡；皇权动荡过后，通过言官与锦衣卫的监察职能，借此弹劾方式实现政治目的的正当性，进而促使皇权集中；皇权集中至具备足够的决策力时，加之大班弹劾的制度环境不再，言官承旨弹劾的现象也逐渐退出历史。在正统至天顺这一政局多变的特殊时期，这种制度弹性在皇权不稳时能减轻阻碍，优化皇权行使，辅助皇权运行，促进皇权集中，这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无人敢言复祖宗之旧者”那么是谁想恢复洪武祖制呢？先说朱祁镇本人从小到大都走的不是洪武那一套早就习惯了，而且更加便捷，不用事无巨细都得管。再说大臣，谁喜欢一个制度严格的公司上班呢，谁喜欢天天顶着董事长压力干活呢。大伙乐见其成，为什么要改回去呢？说白了就是时代变化跟着变化罢了

要不然文官集团怎么会悍然发动土木堡之变

在老朱时期，就已经有军将之间的内斗以及老朱的处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