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贴由于被删，因此我再发图片吧。
看完这篇期刊，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土木堡之变是英宗想要用提拔的新势力对抗已经腐败的旧势力（旧勋贵+世家豪族文官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导致彻底失败的一次ZZ事件。虽然关于土木堡的历史真相倒是是什么，无法最终确认。但是通过这篇文章，或多或少可以给大家一个跳出传统思维圈的一种可行性方法。
历史从来不是孤证的，而是由很多线索穿插出来的。
就像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如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初一,英宗驾临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所行的庆贺礼。这些礼乐制度中虽有音乐、歌舞等娱乐成份,但庄严肃穆,不适合小孩子玩赏,只觉得是一种负担,只有符合自己本性的军阵排场和练兵驰射,才会让他感到愉快。正是宦官王振让他体验到了这种娱乐生活。
朱厚照根在着呢。

今天，读到秦博老师写的《正统、景泰京城保卫战前后军功封爵史事新论》
本人发现了有段杨洪在土木堡之变中整个操作的蛛丝马迹。
大学士陈循所撰杨洪神道碑对杨氏大同栲栳山等处战事的所记更详:十四年秋虏众大举入寇,车驾亲征,至沙岭。公入见,命公前行,即又命守阳和、开山二口。公进至栲栳山,生擒贼虏则不丁等三人,并获被掠人马以献。驾还,命公为殿,寻命还守宣府。贼以精兵来攻,公出连战,败之,贼不敢近。……今上令谕升公为昌平伯。③根据神道碑所记,杨洪在“土木之变”前后有“擒贼虏三人”“连战”守卫宣府等功绩,但只是小有斩获,并没能抵御瓦剌的进一步进犯,与大功标准相差较远。虽然栲栳山、宣府等战役是杨洪封伯的直接契机,但应该不是他得爵的根本原因。《明功臣袭封底簿》着重提到杨洪“累有军功,本年八月内钦升昌平伯”,该句在《明史·杨洪传》中被改写作“景帝监国,论(杨洪)前后功,封昌平伯”。④“累有军功”和“论前后功”等,是杨洪“土木之变”前后短时期内的功劳,还是历年积累战功,所指均不明。
实际上,杨洪在明军与瓦剌交战初期,非但未立大功,甚至犯有过失。有学者指出,杨洪在正统十四年七月,瞒报其子杨俊等将官弃守宣府东路马营各堡的军情,导致瓦剌军由宣府东路包抄英宗亲征军队,这是造成土木堡溃败的原因之一,⑤笔者亦持此观点。根据景泰朝协赞独石、马营军务参政叶盛的奏议可知,杨俊等官军捐弃独石、马营不守,导致瓦剌骑兵长驱直入,“宣府迤东、居庸迤西”各地皆为其兵锋所犯,大同与宣府之间的道路就此梗绝。另外,杨俊逃离独石、马营后,单抛弃粮料就有“九十九万有零”,这对明廷而言损失颇大。⑥有学者还曾分析认为,杨洪在“土兵之变”时拥重兵而不出,是因为他坐镇宣府期间与瓦剌关系素睦,故仍欲“苟且相安”,这一判断或有武断。

世袭制本身即和增强军队战斗力的要求相矛盾。军官和士兵的世袭使军队老少混处,必然降低军队战斗力。此外,武将世袭成为明代“祖制”,武将犯事尽得宽宥,导致其为谋利而有恃无恐,到英宗正统时终究演变为“弊非一言能尽,及至事发问断,不过赎罪复职”②的局面
从永乐时期虽然创造明帝国的军事巅峰,取得诸多辉煌的战果,但是此时帝国军队的腐化已经较洪武时期严重许多,勋贵武将在京纵奴虐民的事件逐渐增多④。
一。军屯问题：
1.王毓铨先生在其著作《明代的军屯》中所说,“明代军屯的破坏并不始于正统,如《明史·食货志》所说,永乐年间已经开始了。”⑤而这一时期屯政的败坏主要体现在屯田被侵夺、屯军被征调和私役以及战乱的影响等方面,这在北部边地极为明显。
2.屯政的败坏首先表现在屯田被侵占,边地将领经常擅自侵夺屯田,导致屯田受到破坏,严重影响边地的粮饷自足。洪熙元年(1425)十月,监察御史李笴上奏:“山西天城卫镇守都指挥佥事魏清私占官军屯田二顷,及役军士五十余人于家,罪应杖当罚役。从之。”
宣德十年(1435)九月,大同总兵官都督同知方政上奏:“左副总兵都督佥事曹俭隐役军伴六百人,占种军田二十余处。”②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虽然在明初时期政府重视边疆地区的屯田,但是同时期也伴随着出现了边地将领侵吞屯田的问题和隐患。
二。屯田军士的征调和将领私役屯田军士
1.洪熙元年(1425)九月,官员耿文上奏,“巡视各卫所,盘点屯种子粒,兴州、镇虏、高山、云州、大同诸卫皆以征戍罢屯,仓无储待。
2.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月,“上遣使谕守边将士曰:……近缘边列卫,因中原之民艰于供给,故立屯田之法以代民力。奈何将校不能抚绥,又重困扰之?如东胜左卫百户吴信,不恤士卒,侵克其赏赐,贪淫无厌,是致受害者称讼。”
3.宣德九年(1434)二月,山西官员吕整上奏,“镇守大同参将曹俭,选壮士六百余人私役于家,占应州等处庄地一百五十余顷,又私役大同诸卫军百余人耕种。”⑤以上史料说明官员和将领私役军士,侵夺军士财产,危及军士的生命安全,将军士视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随意役使,造成屯军的失员。而且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也容易引发军士的不满与反抗,进而则会产生屯军的大量出逃。
4.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上以陕西、山西、河南诸处城池旧不修浚,士马久不简阅,屯田之兵亦多逋逃,恐武备渐致废弛。”
军屯的破坏主要源于军官、权豪们对土地的侵夺。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之地……其地多为军官以势据占,小民无地可种,日以贫困。”⑥兵部尚书王骥亦指出:“良田为官豪所占,籽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存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⑦由此可知军屯破坏的内中实情和卫所制的严重败坏。
明军战力的衰退,武将勋贵作为既得利益群体自是不愿变革
例如：
其一,福建万安千户所千户夏麟奏新来的领军千户张忠、百户陈璂令军士强取粮米、抢夺财物及强***,肆为非法。宣宗皇帝对此认为“偏辞未可遽信”①,故命都察院下属官员去调查确认,言官得以裁决者的身份涉入其中。
其二,浙江巡海都指挥同知张翥上奏,因其整顿检点沿海城池军马,独员任重难以顺利完成任务,故请求增派御史一员分理其事务
他们的内斗就连宣宗都已经无法容忍。
例如：
宣宗对陕西都指挥与汉中卫千户互诘一事怒斥:“都指挥苟能持身守法,何至与千户相讦,亦不知有廉耻矣。”
宣宗时期军队腐化和争权夺利的公开化为言官介入军队活动提供了借口,而宣德时期派遣言官介入军队活动的做法成为后世英宗所沿用并扩大。
贪污风气严重：
巡抚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谦上奏军政要事,涉及军务之内容多是军官贪污将士钱粮
正统六年(1441)八月,英宗因为对武将剥削军士导致军队战力下降不满,因而下令“都察院其榜谕中外,戒以无得复尔,敢复尔者法司执治无赦”①。此令一出,预示言官系统对于武将勋贵集团军事监控的力度将继续深化
旧武勋集团对抗英宗改革政策：
由于言官更加深入的涉入军务活动,无疑对军队的勋贵武将们产生不利的影响。正统七年(1442)正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上奏对镇守陕西都御史陈镒、王翱等人奉敕遇冬往延安绥德等处提督边备的任务提出异议,认为“陕西地方广阔,所属府州卫所多临边境,每有军机重务遣人赍文会议往复日久诚恐误事”。加之延安绥德备边已有都督佥事王祯、副使陈斌掌管,故而请求不要再派他人干扰,使军机事务悉听王、陈协同整理,如此“庶得事体归一”。此次上奏的结局是“上从其言,仍令兵部移文示翱等知之”⑦,武将反制言官夺权成功。上述事例显示出武将集团对言官群体涉入军务活动的不满与反制,而这一态度在正统时期的武将集团中为主流。上述事例显示出武将集团对言官群体涉入军务活动的不满与反制,而这一态度在正统时期的武将集团中为主流。
言官作为文官集团的一部分,言官群体之所以能实现军事监控职权的转变,文官集团的大力相助不可忽视。然而在言官群体真正涉入军务活动后,对文官集团亦并无优待。
英宗强化言官行使军事监控职权,并不因自身所属文官集团而对军队中的文官势力进行偏袒,在“绳愆弼违,为力是视”⑦的责任驱使下,他们对军队中一切危害军队战力提升、有损明廷统治根基的行为都直言指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