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归智 　　《红楼梦》现存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其底本当抄成于公元１７５４（清干隆十九年甲戌）年， 其上的脂批即是 最早的《红楼梦》研究。 有后四十回续书的程高本正式出版于１７９１年 （干隆五十六年）， 其后有护花主人王希廉等的评点本流行，这些评点是 较早的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研究。 到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 动发生之前，对《红楼梦》的评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 类型是传统的评点、杂记、题咏等形式， 第二种类型是接近现代色彩的学 术论文、专着形式。 第一种形式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 写在各种抄本上的“脂批”，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涂瀛等人针对一百 二十回所写的评点，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裕瑞的《枣窗闲笔》 等野史杂记，明义、永忠等人的题咏等。 第二种形式最主要的代表则是王 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及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索隐派 ”的著作。 以王国维完成于１９０４年的《〈红楼梦〉评论》作为２０世 纪《红楼梦》研究的起始标志，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诠释《红楼梦》 ， 其意义首先在于引进了西方文化的理论视野，不管在具体分析上是否得 当，这种视角的革新本身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在对悲剧观念等问 题的分析上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显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 当 然， 《〈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还没有提供给王 国维有关版本和作者等的考证研究作为前提条件， 因而他笼统地将一百二 十回作为一个孤立的文本来作评论， 既没有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也 不可能结合作者的身世、思想加以观照， 这就使他的评论和分析有了先天 的致命缺陷。 其次，王国维受制约于自己的气质人生观，完全用叔本华的 哲学观点来框套《红楼梦》， 这样得出的结论，无论对曹雪芹原著还是对 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有所扭曲的。 正如叶嘉莹所指出的：“本来 ，从哲学观点来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着手的途径原是
正确的
。 只不过当 批评时， 乃是应该从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来探寻作品中 的哲学意义， 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 处， 然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理论，全部生硬地 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叶嘉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 失谈 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 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 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几乎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同时出现的侠人和陈蜕评论《红楼梦》 的文章， 虽然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的学理性，却更能触及到《红楼梦》内涵 的反叛性超前性思想向度。 特别是陈蜕，他认为：“《石头记》一书，虽 为小说， 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 于大同之旨。 谓之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陈蜕 《列〈石头记〉于子部说》）尽管陈蜕的说法缺少严格的逻辑论证， 有些 说法不是那幺准确， 却最早表现了对《红楼梦》思想本质的深度契合，是 应该受到重视的。 １９１６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和沉瓶庵的《〈 红楼梦〉索隐》，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索 隐派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隐其实也是一种考证，只是这种考证从方向 上就有很大的偏颇。 他们把《红楼梦》的内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 社会人物漫无边际地加以附会，用明清的历史史料臆断小说文本。 因而这 

曲赋评注》等。 同时，一些与《红楼梦》研究有关的有价值的文物资料也 在这个时期发现， 如吴新雷发现了干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刊蓝应袭纂修 的《上元县志》卷十五载《曹熙传》， 冯其庸和李华发现了康熙二十三年 （１６８４）江宁知府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县志》中的《曹熙传》 和康熙六十年（１７１２）上元县知县唐开庆等纂修的《上元县志》中的 《曹熙传》， 辽阳文物管理所保管的碑刻中发现了刻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彦 姓名、职衔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和《重建玉皇庙碑记》两块石碑， 故 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出版《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和《李熙奏 折》，都是考证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史料。 １９６５年发现高鹗诗集《月小 山房遗稿》和１９７５年发现程伟元的遗着及有关生平资料， 则对研究高 鹗和程伟元提供了宝贵史料。版本方面也有不少重要发现，如己卯本 《石 头记》残卷， 戚蓼生序《石头记》底本，徐传经批本，桐花凤阁主人批本 ，黄小田批本《红楼梦》，哈斯宝批本《新译〈红楼梦〉》等。 以上各种 发现对于促使《红楼梦》的文本研究和作者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无疑是很 有意义的。 在中国的另一部分台湾和香港地区， 由于政治氛围的不同，则是另一番景 象。 在六十年代，胡适、林语堂、苏雪林、李辰冬等都曾围绕着前八十回 与后四十回的优劣同异等问题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论。 这些争论一般不涉 及政治因素，但也缺乏比较高的学术和理论水准。 如林语堂１９６６年出 版的《平心论高鹗》并不进行版本的考证鉴定， 只凭自己肤浅的感觉就倡 言后四十回是曹雪芹原作， 苏雪林１９６７年出版的《试看〈红楼梦〉的 真面目》甚至说曹雪芹原作“文笔之恶劣， 出人想象之外，真所谓闻所未 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 。” （苏雪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 《〈红楼梦〉研究专辑》之《红 学论战——以李辰冬、苏雪林为中心》卷， 台湾天一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 ）表现的学术态度的不严肃和学理水平之低都让人感到诧异。 相对来说， 李辰冬和宋淇的见识则显得实事求是，敏锐深刻。 １９５５年香港出版曹 聚仁的《新红学发微》， １９５６年香港出版赵苕狂的《〈红楼梦〉人名 词典》， 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出版任辛的《〈红楼梦〉简说》，台湾出版朱 虚白的《〈红楼梦〉人物评传》， １９６２年日本出版大高岩的《〈红楼 梦〉研究》， １９６６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斯彭斯的《曹寅和康熙皇帝》 ， １９６６年台湾出版墨人的《〈红楼梦〉的写作技巧》，１９６７年台 湾出版梅苑的《〈红楼梦〉的重要女性》、 李君侠的《〈红楼梦〉人物介 绍》， １９６８年日本出版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 笔谈遗稿》中有笔谈《红楼梦》的内容， １９６９年台湾再版李君侠在香 港出版的《〈红楼梦〉人物介绍》等。 七十年代有影响的红学著作还有台 湾出版的潇湘的《〈红楼梦〉与禅》、 吴灵均的《灵山忆语谈〈红楼〉》 、 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龙飞的《林黛玉的爱情》、幼狮月刊编 辑委员会的《〈红楼梦〉研究集》，香港出版的金恒杰的《〈红楼梦 〉评 论》等。 １９７０年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了大型资料汇编《〈红楼梦〉专 辑》，基本上囊括了台、港及海外地区《红楼梦》研究的概况。 赵岗从六 十年代开始研究《红楼梦》， 以考证版本和曹雪芹家世为主发表了不少着 作， 如１９６３年香港出版的《〈红楼梦〉考证拾遗》，１９７０年香港 出版的《〈红楼梦〉新探》， １９７５年台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新 编》和《〈红楼梦〉论集》。 １９６７年由潘重规主持在香港中文大学成 

出版后，“丰润说”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 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出现了“ 辽阳说”， 到九十年代以冯其庸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辽阳说”大力倡导 ，与丰润说形成对垒之势。 而１９９３年河北丰润发现曹鼎望墓志铭与曹 鋡墓碑， 历史学家杨向奎提出“曹雪芹即丰润曹鼎望之嫡孙、曹鋡之子” 的观点， 《文艺报》又在１９９４年１月８日发表王家惠的《曹渊即曹颜 》和刘润为的《曹渊：〈红楼〉的原始作者》， 王文认为曹寅之子中有曹 颜者，即从丰润曹鈖之子曹渊过继改名而来；刘文进一 步认为，《红楼梦 》的原始作者， 即从丰润过继给曹寅而改名为曹颜、后又回归丰润的曹渊 。 杨向奎在王、刘二文之后又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发现》 一文， 认为关于《红楼梦》原始作者问题“七十年来的悬案至此解决”。 这就形成了所谓“新丰润说”的《红楼梦》原始作者说。 “新丰润说”带 有很大的推测性质，说“悬案至此解决”显然言过其实。 但接下来的大规 模论争又把中央电视台１９９５年３月播放的电视片《〈红楼梦〉与丰润 曹》牵扯进去， 某些学者在论争中把老丰润说与新丰润说混为一谈，又使 论争中更多了一些非学术因素。 其实原来的丰润说与“新丰润说”是完全 不同的话题， 丰润说与辽阳说也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因为丰润说关注的 是曹家祖先在入辽以前的那一段历史， 而辽阳说则坚持只应该从入辽以后 谈起。 辽阳说的代表性著作是１９７８年初版后又修订新版的冯其庸着《 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及张书才、刘世德、李广柏等人的一些论文， １９９ ６年出版的王畅着《曹雪芹祖籍考论》则成为丰润说的最新代表性论着。 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李奉佐着《曹雪芹祖籍铁岭考》对曹家与辽宁铁岭的历 史源缘作了深入的考证。 这场争论最后也没有结果，不过通过争论，双方 把思路、论据和论证等都发挥得很充分，为后来关心这 一问题的人提供了 丰富的背景材料，客观上也扩大了红学和曹学的影响。 此外还有红学的定 义、 《红楼梦》的思想指归是“拯救”还是“逍遥”、探佚学的本质、曹 雪芹一联残句之“全璧”及西北发现的所谓曹雪芹的“佚诗”之真伪、 《 红楼梦》的作者是不是曹俯等限于少数学者参加的学术争论。 其中刘小枫 与梁归智关于《红楼梦》思想宗旨的讨论以及陈维昭与梁归智关于红学探 佚学本质的争论具有比较强的理论色彩。 九十年代中后期，则有关于《红 楼梦》原稿是“二稿合成”抑或是“旧稿新裁”的争论。 二稿合成论者以 杜春耕为代表， 主张曹雪芹原著《红楼梦》是“旧稿”《风月宝鉴》和“ 新稿”《石头记》的“合成”，其它一些红学家则 主张曹雪芹只是在旧稿 基础上修改成书。 这种争论实际上又涉及到曹雪芹的著作权和《红楼梦》 的成书过程，是老话题的新争论。 沉治钧的论文《“新宝玉”和“旧宝玉 ”——〈红楼梦〉成书过程初探》（《〈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０年第２ 期）就是这方面具有新意的一篇。 以上各种争论的出现，反映了红学研究 的不断深入， 也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学术环境的愈来愈宽容以及学术活 动的民主化、多元化和大众化倾向。 从这种角度来说，各种争论也都把所 争论的问题推向一个更深广的层次， 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更 广泛的社会热情，扩大了《红楼梦》的社会影响。 当然相应地民主化和大 众化倾向中必然伴随的某些缺点错误和文化泡沫现象也在所难免。 其学术 观点的是非正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自然会作出选择。 不过一个明显 的特点是， 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争论基本上都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 比较远，反映了这一个时期相 当一批学者们的学术个性以及在思辩和审美 

梦〉考论集》（新加坡）、 邓遂夫《红学论稿》、胡邦炜《中国古典小说 研究论集》和《红楼祭： ２０世纪中国一个奇特文化现象之破译》、孙永 旭《曹雪芹的早期传奇创作》、 朱淡文《〈红楼梦〉论源》、辽阳红学会 编《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王畅、冯保成编《曹雪芹祖籍论辑》、曹雪芹 研究会编《曹学论丛》等。 徐恭时与郑庆山在《〈红楼梦〉学刊》等刊物 上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考证论文， 徐恭时的涉及面较宽，郑庆山主要集中于 《石头记》版本考证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王利器着有《李士桢李熙 父子年谱》和《耐雪堂集》等有关曹学红学的资料、论着， 显示了比较扎 实的搜集和考证功夫。 张书才利用工作环境之便，挖掘出有价值的与曹家 历史有关的资料。 作家端木蕻良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并有论 文集《说 不完的〈红楼梦〉》，这是一本不到十万字的小书，但有不少精 到的见解，显示了老一代学人在文化素养和艺术感受方面有非凡功力。 台 湾作家高阳出版了历史小说《曹雪芹别传》和《红楼梦断》。 启功发表过 有影响的红学论文， 并指导出版了质量很高的程甲本《红楼梦》的注释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出版）。 属于资料、工具书性质 的除前述《〈红楼梦〉大辞典》等外， 还有那宗训编《〈红楼梦〉研究书 目（初稿）》及《续编（初稿）》（美国）、 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 楼梦〉辑录》、 宋隆发编《〈红楼梦〉研究文献目录》（台湾）、那宗训 编《台湾所见〈红楼梦〉研究书目》（台湾）、 潘铭燊编《〈红楼梦〉人 物索引》（香港）、 顾平旦主编《〈红楼梦〉研究论文数据索引》、赵国 璋和谈凤梁辑《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 王卫民辑《〈红楼梦〉刘 履芬批语辑录》、 朱一玄编着《〈红楼梦〉资料汇编》、《〈红楼梦〉人 物谱》、《〈红楼梦〉脂评校录》、何蕴理编 《〈红楼梦〉亲眷谱》、杨 为珍和郭荣光主编《〈红楼梦〉辞典》、 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辞典》 、 施宝义等编《〈红楼梦〉人物辞典〉、上海市红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文 学研究所编《〈红楼梦〉鉴赏辞典》、 贺新辉编《〈红楼梦〉诗词鉴赏辞 典》、 周定一主编《〈红楼梦〉语言词典》、高增良编《〈红楼梦〉四字 格辞典》、 高歌东、张志清编《〈红楼梦〉成语辞典》、丰润县文史资料 委员会编《丰润曹氏家族》、 北京燕山出版社《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等 。 脂批中有涉及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情况的提示，过去的一些野史笔 记， 以及种种传录中也提到一种八十回后情节迥异于程高本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因此新红学的著作中，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或者是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都有初步探讨八十回后佚稿情节的文字。 五十年代批俞运动后，这种探讨 被批判为“烦琐考证”和“唯心主义”， 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 。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蔡义江着《〈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在分析《红 楼梦》的诗词时，涉及每一首诗词的“谶语”意蕴，实际上表现出对八 十 回后原著佚稿的研究兴趣。 １９８３年出版了梁归智着《〈石头记〉探佚 》，是第一本专门集中探讨佚稿的研究著作。 周汝昌在《〈石头记探佚〉 序》中首次提出了“探佚学”的概念， 标志着对原著佚稿的研究成为红学 中的一个独立分支。 此后围绕着这个课题，有不少论文和著作发表。单以 著作论， 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计有张硕人《〈红楼梦〉研究点滴》（１ ９８３， 泰国）、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１９８ ７）、 蔡义江《论〈红楼梦〉佚稿》（１９８９）、杨光汉《〈红楼梦〉 

： 一次历史的轮回》（１９９０）、梁归智《〈石头记〉探佚》增订版（ １９９２）、 王湘浩《〈红楼梦〉新探》（１９９３）、刘心武《秦可卿 之死》（１９９４）、 周汝昌《〈红楼梦〉的真故事》（１９９５）等。 此外还陆续出版了几本以探佚为指向的新作续书， 先后有张之《〈红楼梦 〉新补》（１９８４）、 周玉清《〈红楼梦〉新续》（１９９０）、都钟 秀《〈红楼〉遗事》、 （１９９４）石建国《〈红楼〉佚貂本事》（１９ ９６自印）、刘心武《〈红楼〉三钗之谜》（１９９９）。 萧赛的《〈红 楼〉外传》（１９８５）则是一部受阶级斗争为纲思潮影响而“贬宝黛， 颂丫鬟”的作品。续书的成功与否不仅与探佚研究有关，更主要的是由 续 书作者的艺术灵感、文化修养和写作水平来决定的。 从总体水平来说，这 几本续作都无法取代后四十回程高续书， 其中以刘心武的《〈红楼〉三钗 之谜》艺术性较强。 新续作的成功与否当然并不能作为评判探佚学得失成 败的根据，也不能影响探佚学的继续发展。 探佚学的大成使自新红学以来 即滥觞的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观念达到了一个 新层次。 以探佚为根据来观照《红楼梦》，无论思想、人物或艺术特征等 ，都与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截然不同。 探佚立足于对前八十 回的深度细读， 因此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构思、立意、文心等深刻 思想和微妙艺术都有新的发现， 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探佚研究者们也可 能有不同意见， 也难免某些想入非非的臆测，但这并不影响探佚学促成对 《红楼梦》思想和审美视角转换上的改变。 所以探佚学的影响力主要还不 在于对原著八十回后情节轮廓的勾勒， 而在于因此对“两种《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认识带来了革新。 尊曹与尊高两派红学也因此更加对垒分 明。 探佚学的理论意义在梁归智１９９２年版《〈石头记〉探佚》和２０ ００年版《箫剑集》中有比较深入的阐释和论述。 探佚学的一个社会性的 具体实现是八十年代中期拍摄的电视剧《红楼梦》， 八十回后的故事改编 虽然也吸收了某些程高续书的情节， 但在基本思路上却采取了探佚的方向 （周岭执笔编剧）。 由于时代的局限、编导者的思想艺术水平等多种原因 ， 电视剧的改编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并引起了争论，由于历史的习惯势力 ， 争论也是必然的，客观地说八十回后的改编也不是非常成功，当然也有 闪光之处，如“探春远嫁”一集就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这次电视剧的改编 取向标志着红学发展的一个台阶， 与六十年代越剧电影《红楼梦》分别代 表了两个时代的红学研究水平。 在电视剧之后又有六集电影《红楼梦》出 现， 是以一百二十回程高本的故事格局来改编的，虽然电影有一些名演员 担纲， 但电影的反响远远不及电视剧，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探佚学的影 响不可忽视。 电视剧与电影两种影视《红楼梦》在八十年代出现，生动地 反映了“尊曹”与“尊高”两派红学研究的并存与对垒， 也反映了红学研 究的历史性进程。这种并存与对垒将在 新的世纪继续存在下去，反映了多 元、民主、自由选择的审美价值观日益深化和普及， 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 这个时期在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绘画、工艺、建筑等方面也有不小的 成就。 如刘旦宅与戴敦邦的《红楼梦》人物画，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 而在北京修建的大观园与在河北正定修建的贾府等都是足以垂范后世的艺 术创造。 研究评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人物等方面的论文论着在八 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发表出版了不少。 争论比较明显而且持续不断的一个 焦点问题是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续书的不同评价， 体现了尊曹和尊高两 种基本价值取向。 １９８７年问世的张国光的论文《两种〈红楼梦〉，两 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收入武汉出版 社《古典文学论争集》）和１９９２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宋浩庆着《〈红 楼梦〉探——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与赏析》是高度推崇后四十回续书之比较 有代表性的论着。 梁归智１９９２年版《〈石头记〉探佚》中的“思理编 ”则 是严格区分两种《红楼梦》而崇曹贬高的代表性作品。从总的趋势的 来看， 在思想艺术研究方面，无论崇曹或崇高，越往后对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的区分越严格。 另一方面，越往后引进西方的思潮理论视角应 用到《红楼梦》研究上越多。

礼、 梅玫、顾鸣塘、王伯英、王政、王悦、万萍、罗宪敏、俞晓红、刘宏 彬等人都在八十年代发表过有影响的论文或参加组织红学活动， 其中有的 作者其论文后来结集出版。 海外的红学研究最有影响的红学家是组织了第 一次国际红学讨论会的美国的周策纵， 他的红学研究兴趣主要在考证方面 。 美国的唐德刚、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日本的伊藤漱平、松枝茂夫、前苏 联的孟列夫（缅希科夫）、 李福清（里弗京）和庞英等都是有影响的红学 家， 前四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在考证方面，孟列夫是俄译本《红楼梦》的翻 译者，并和李福清首先报导了列藏本《石头记》的消息。 庞英发表过研究 列藏本《石头记》的系列论文。 对《红楼梦》文本之思想艺术研究表现出 不凡水平的红学家要数香港的宋淇， 他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许多见解 具有长远的启发意义。 香港的梅挺秀、马力、潘铭燊等都是活跃的研究者 ，潘铭燊曾主编《红学文摘》，沟通两岸三地的红学研究。 台湾的康来新 组织过两次来大陆的“《红楼梦》之旅”活动，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一 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汉学家， 或运用西方的某种理论解读《红楼梦》， 或把《红楼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或介绍宣传红学知识，都起到了促使 世界人民加深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用。 截止２０世纪末，《红楼 梦》已经被全译成２３种文字， 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并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而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奠定了文本基础。 从１９８ 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红楼梦》研究呈现出更强的社会性、广泛性和多 元性态势。 传统的红学界争论着墓石真伪、脂批本真伪、曹雪芹祖籍、《 红楼梦》“二稿合成”等“考证”层面的问题， 显得很热闹，同时各种资 料的发掘发现工作更为深入。 但更多的红学论文和著作已经不把注意力局 限在这些方面了， 一些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开始热衷于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学 、文化和哲学思潮来解读《红楼梦》， 对《红楼梦》感兴趣的各种不同领 域的读者都写出他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感受， 问鼎红学一阵后就退出 红学，你进我出他来，红学的大门更敞开了，出入也更随意了， 越来越显 示出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倾向。 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双飞翼》和 评点本《红楼梦》表现了一个睿智的作家对《红楼梦》的解读， 发生了较 大的社会影响，但毕竟不是专家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比较有一定学术 含量或智能闪光的， 论文如罗纲和陈庄合撰的《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 《〈红楼梦〉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和作家陈村的《意淫的哀伤》（ 《文学报》第４３０期）等， 著作如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李 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周书文《〈红楼梦〉的艺 术世界》、李一之《〈红楼梦〉艺术与珍奇》、 郭若愚《〈红楼梦〉风物 考》、 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孙爱玲《〈红楼 梦〉对话研究》、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王彬《〈红楼梦〉叙事》、冯 子礼《从美的角度审视大观园文化》、 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 〉》、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吴竞存《〈红楼梦〉的语言》、 赵建忠《〈红楼梦〉续书考》、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周五 纯《〈红楼梦〉人物新论》、 王人恩《〈红楼梦〉新探》、陈曦钟《〈红 楼〉疑思录》、 李广柏《曹雪芹传》、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 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饶道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 与现代阐释》、 王关仕《微观〈红楼梦〉》（台湾）、皮述民《苏州李家 与〈红楼梦〉》（台湾）、梁归智《箫剑集》等。 此外一些老红学研究者 

方方面面， 从版本的鉴别校订，到作者生平家世的考证，从文本的思想探 索到艺术鉴赏， 从恭王府与《红楼梦》的关系，到各种红学文物的搜寻考 据，都作出了独树一帜的研究。 他还特别注意提携后学，奖掖同道，推动 红学事业的向前发展。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能把背景的考证和文本的思想艺 术探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进一步上升到文化的层次，提出“红学是中华 文化之学”、“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等高屋建瓴的论题， 富有体验 性和创造性。 他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因此也常常引起争论，成为引发学 术争鸣最多的一位红学家。 回顾到这里，似乎应该对２０世纪的红学历史 作一个总结性的评判，并对新世纪的红学发展有所瞻望。 但预测未来是最 危险的事，而总结性评判也相当敏感。 大体来说，２０世纪的红学基本上 是考据家的天下，以考证方面的成就最值得称道。 尽管各种考证问题仍然 众说纷纭， 很难说已经得出一致的结论，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现、研究、 讨论， 无论小说的版本还是作者家世或者时代背景方面的情况，确实都已 经相当深入，积累的资料也已经很丰富。 这种考证正是进入《红楼梦》文 本的基础和必须条件， 也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和判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文本的解读方面，则 体现了２０世纪时代政治思想风云的深刻而巨大的 影响， 《红楼梦》的解读史也就是一个侧面的中国２０世纪的思想史、意 识形态演变史。 就单纯的文本欣赏而言，无论思想或艺术，２０世纪末的 读者， 比起２０世纪初的读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接受理解显然也 已经有本质不同，可以说迈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大台阶。 ２１世纪的《红楼 梦》研究， 将面临一个多元化的前景，考据不可能再像在２０世纪那样占 据主导地位，但还会进一步深入。 文本的接受则可能分为两大领域，一个 领域是受市场化影响的普及层面， 比如一般的阅读和戏曲、舞剧、影视等 的改编等， 另一个领域是将《红楼梦》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紧 密联系起来的学理层面， 努力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种国民文化精神和 灵魂的象征，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家园”。 ２０世纪遗留下来的一些 具体争论话题在新世纪仍将继续， 特别是关于“两种《红楼梦》”的不同 认同，但这些争论将会在一个新的文化思想的背景上展开。 《红楼梦》研 究、红学在新世纪到底将呈现怎样的风貌， 具有怎样的文化品位，除了大 的社会政治格局的变迁影响之外， 那就要看新世纪将会有一支怎样的《红 楼梦》研究的队伍， 以及“国学”与“西学”的彼此吸收契合在《红楼梦 》研究中能达到何种深 度，在多大程度上能把红学的小学术史背景融入整 个现代人文知识系统之中，达到“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有机结合。 由 于笔者眼界有限， 掌握的资料不全，对２０世纪红学的回顾可能有所偏颇 和遗漏，但轮廓是大体不错的。 在写作此文时参阅了《〈红楼梦〉大辞典 》、韩进廉《红学史稿》等相关工具书和著作，特此说明。 　　 ２００１年３月５日 （收入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２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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