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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就篇》的整理校注工作,由于该书日常习用的性质,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最重要的有唐代颜师古所作的校注和宋代王应麟的补注。
颜师古家学渊源,犹好汉代典故,又精训诂名物,穷毕生之力为《汉书》校释集注,颜注已取代诸家旧注,成而《汉书》校注的定鼎之作,而象《急就篇》这样为蒙童习字所著的“小书”也能吸引他的注意,象对待《汉书》一样的精心为其校释作注,可见颜氏眼光之独到——盖以往诸学之于《急就》,多仅以书法美学上的艺术价值来考量,而往往忽略其学术意义上的重要的文献价值,为之作注训音义者仅寥寥数家而已。事实上,由于汉代距今已逾两千余年,典籍湮没,制度罔闻,而《急就》所言,正汉人日常所常见的人事名物,又内容广大,无所不包,实为一部用两千余字写成的汉代袖珍百科全书,其对于快速了解汉代社会的风貌,特别是西汉中晚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弥足珍贵的重大意义,这是专述庙堂的国家正史所无法全面提供的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历史学系秦汉史专业的初学生,实在是应将《急就篇》作为自己入学的第一门启蒙基础课,通过学习《急就》来速成了解汉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我们现代人对于汉代社会原生态的陌生程度,其实恐怕也仅与汉代的蒙童相当,因此以《急就》来启蒙,正合其宜。颜师古之所以会下这么大功夫来精心为《急就篇》作注,其思路恐怕亦正缘于此。
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的初唐时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发明(诞生于隋代),但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书籍的流传仍然普遍依靠手书传抄。《急就篇》篇幅不长,便于传抄,加之又是蒙童字书,文化程度不太高的社会下层人民也多能读通,也必须依靠读它来习字,因此流传远比乏人问津的经典大著广远,再加上它是以章草书成,由于历朝典章各异,名物不同,抄写人或未解字意,仅依其潦草的字形而摹写,因此一来,这部既便于流行、又确实很流行的小书,在其传抄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舛误尤多,其误文产生的比率,更远甚于一些大部头的古代经典,这是不难想象的。据管振邦先生在其《颜注急就篇译释》前言中所说:“《明拓急就章》(注:指上文所说的明代杨政所拓宋人叶梦得的东吴皇象书《急就章》颍昌刻本)中,叶梦得的正书释文(注:指叶梦得在皇象所书章草字体的左行与原草字一一对应所书的楷书释文。正书即真书,就是楷书)共1343个字,在《中华字海》、《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中未能查找到的有130多个,约占释文总数的10%。……笔者认为,这些字,作为正书,大多是未被历代文字学家们认可的俗字、讹字。”、“所谓俗字,旧时指通俗流行而字形不合规范的汉字。所谓讹字,就是误字、错别字”。叶梦得的本子到了杨政手里,释写为正字时出现的俗字、讹字比率竟高达10%,显然是由于明人杨政不习汉代典章,对一些名物的正确名称及其所对应的古字不能正确理解,因而只能依字体的形状象形摹写,又因章草本身的潦草,常有缺笔、省笔的习惯,由此产生了许多讹误。由上述这个例子,也可以一窥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的难度,甚至远高于煌篇巨著的《汉书》一百卷。
《急就篇》产生的年代距初唐已近七百年,它当初产生时必有隶书体的正式抄本流通,这是作为识字书籍所必须的。然而由于是不受学者重视的小学蒙书,再加上长期以来仅作为书法作品流传,辗转相因到颜师古的时代,其本来面目已模糊不清,错漏百出。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序》中总结说是“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阙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他为《急就篇》校释的思路,是训诂名物典章,从文献学的角度来恢复《急就篇》的本来面目,这样就大致能改正《急就篇》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三写之差”(注:“三写之差”,指多次转抄而造成的讹误)。这是一种抛却字形摹写的校订方法而带来根本性的
正确的
解决方法。
2010年07月09日 02点0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