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筠如（1901～1946年）
杨筠如，名德昭，湖南常德县金霞乡人，1901年生，与清太史杨移芝同族。筠如幼年颖悟，濡染移芝老人遗风，酷爱书史。1918年，考入设在常德县城内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校，不久即离校去上海，在
东南大学
肄业二年，又北上燕京，进入
清华大学
研究院，专攻史学，以勤研学问，获得梁任公、王国维的器重，卒业后于1926年派任
厦门大学
讲师。以后十年，历任厦门、暨南、青岛、河南、四川等大学和中国公学讲师、教授，其间，曾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一年。1937年“七七事变”，挈眷回常德，目触时艰，不欲远去。由于他学识道德，深孚众望，为地方人士推举，就任常德县立中学校长。任职期间，意在有成于县中，不意日寇肆虐，空袭县城，遂迁校花岩溪，搬迁草创，劳累一身。1939
年下
期，杨筠如难却
湖南大学
一再邀请，辞去县中校长职务，赴湖大任教一年。翌年（1940年下期）返回常德故里，适值移芝中学校长缺人，杨筠如又以族望，被举为该校校长。时正抗日危难期间，杨主持校政，清理学田，擘划校务，惨淡经营。为避免日军侵扰，六年间五迁校舍于山溪间，不幸积劳成疾，于1946年7月卒于任内，时年仅45岁。杨筠如平生著述行世者有《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尚书覈诂》及《荀子研究》三书。未付梓者有《中国上古史》、《中国通汇志》。

近来有人谓中国之士大夫阶级，为中国治乱之原。盖承认士大夫为中国社会史上特有之阶级。这种论调，可以陶希圣君作为代表，现引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节如下：
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实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贵族政治一变为官僚政治，贵族阶级被代替于士大夫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本散布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决没有自成阶级，而有其独特的利益的事情。中国士大夫阶级，却不尽然。先就其成因来说：（一）中国士大夫阶级，是封建贵族的扩大，其个人的生活赖地租，其阶级的生存赖赋税，其身份的信仰由于知识分子的独占，所以士大夫阶级，一方面和地主有共同的利益，一方面却与生产组织中任何阶级不同；（二）中国士大夫和庶人间流通性极大，选举或科举制度蒸发庶人中优秀分子加入于士大夫。与士大夫通婚者及士大夫的近亲常取得士大夫的身份。曾有官阶者，无论其由捐买或考试，都取得士大夫的身份，士大夫的子孙当继承父祖的光荣，所以庶人很容易升化为士大夫。为士大夫，便不复以体力劳动为生活，所以士大夫很不易再做庶人。因此中国的士大夫数量随时代而俱增，每超过一个社会所必需的观念劳动者的数量。物质劳动者农工商以外，逐渐形成数量庞大而利益悬殊的士大夫阶级，这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再就其特质来说：（一）游惰性……（二）倚存性……（三）争讼性……由于以上各特质，士大夫阶级，实为中国治乱之原。
同时他这种主张，也有许多人出来反对，认为士大夫阶级，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代言者，不能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现引张横君《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一节如下：

陶希圣所谓士大夫阶级就是所谓中间份子，即知识分子。这种份子，虽然是不会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然而他必然反映着某种基本阶级的利益，在过去的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只是该统治阶级的拥护者，代言人，如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是拥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则拥护资产阶级。……在中国过去历史上，士大夫阶级，的确会表现异常重要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绝不如陶希圣所说是超阶级，并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反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级，只是当代封建地主贵族的代言者，他的任务，不过是巩固地主的统治地位而已。
因为各种见地的不同，遂成为中国社会史上一个论战的问题。不过他们见解的不同，根本是由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各异。大概陶希圣君认为战国以后，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所以说士大夫阶级代贵族而起。张横君则认为封建社会在战国以来，并未曾崩坏，所以不承认士大夫是一个代贵族而起的特殊阶级。关于这个根本问题，我觉得李季君《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一文中的分期，较为妥当。
（一）自商以前至商末，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至公元前1402年止）；
（二）自殷至殷末，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公元前1401年至1135年止）；
（三）自周至周末，为封建的生产方法时代（公元前1134年起至247年止）；
（四）自秦至清鸦片战争前，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公元前246年起至公元后1839年止）；
（五）自鸦片战争至现在，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1840年起）。
则由秦以来，确非完全封建社会。张横君的立论基本，未免动摇。但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李君所标举之重要点是：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宰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生产等——手艺工人——的存在。
这时是否以地主阶级，就是代表一切统治阶级？或许还有其他上等阶级，如士大夫者，可以成立特殊的阶级？却是仍然不易断定。所以士大夫阶级之是否可以成立，还须从中国历史上去解剖。不过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大夫阶级，也每因时代而稍有不同，现且分期略叙其历史：

（一）初期的士大夫阶级
春秋以前所谓士大夫，是小贵族阶级，不在本文范围之内。现在所要讨论，是战国时代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当时因为贵族政治的黑暗与崩坏，平民中的优秀分子，起而谋政治上的活动。同时稍为进步的贵族，也争招纳这种优秀分子，以为政争的工具，因此大开养士之风。当时如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以及吕不韦等，同以养士取得政治上重要的地位。
（一）《史记·孟尝君传》：“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
（二）《平原君传》：“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盘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三）《信陵君传》：“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
（四）《吕不韦伟》：“当是时魏自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
看他们所养之士，从辩士以下，甚至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传》），屠人赌鄙之类，无所不有，而其出身，则大抵都由寒贱，由上举诸例可知。至于当时诸侯，亦复礼贤下士，如燕昭、魏文、齐宣之类，所招纳亦复不少。
（一）《燕策》：“昭王为郭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
（二）《吕览·下贤》：“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
（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好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接予、田骈、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这中间齐之学士如驺衍以下，燕之谋士如乐毅以下，魏之文士如段干木、田子方等，固多知名之士。但也大抵都非出身于贵族，而系平民之优秀分子。所以《齐策》说：
今夫之士高者，乃称匹夫而处农亩，

下则鄙野临门闾里，士之贱也亦甚矣。
当时这种由平民阶级新兴的士大夫势力之盛，前引诸证，已可略窥一斑了。但是这种士，其种类非常复杂，大别言之，可分为游士与侠士之二类。以学术政策下至一巧一技，以干时君，都可谓之游士，每每一朝而登公卿，如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其次如虞卿、范雎、蔡泽等，都是好的例证：
（一）《史记·虞卿传》：“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蹻担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
（二）《范睢传》：“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士大夫须贾，……王稽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者，天下辩士也。’……秦王乃拜范睢为丞相。”
（三）“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泽乃西入秦，……范睢曰：‘蔡泽其人辩士，……足以寄秦国之政。’……遂拜为秦相。”
就是孟子、荀子虽说不遇于时，也曾为齐之卿大夫。侠士，则如四君所招纳之士。
《孟尝君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其显著者如毛遂、唐且之徒，聂政、荆轲之类。
《魏策》：“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贯日；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秦王色挠，长跪而谢之。”

他们虽未能一朝而获大位，也每能取得相当之地位与声价。其下者则为豪强于乡里，但如太史公《游侠列传》所说：
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时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彊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游侠亦丑之。（按史公此说，亦据其好者而言，看后引《灌夫传》可知。）
也多自有相当之品格。所以当时这两类之士，都很看重自己的声价。
（一）《齐策》：“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乎，王者不贵。’”
（二）《赵策》：“平原君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
这是战国时代新兴的士大夫阶级之略史，到了秦人统一，法家用事。于是韩非子所谓五蠹中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者，同为政府所不用。他们既受了这种打击，乘秦始皇一死便纷纷的起来捣乱。游士则有陈平、郑生、范增之徒，以口舌谋策，辅助亡秦的运动。
《陈丞相世家》：“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既娶张氏女，齎用益饶，游道日广。……”
又《郦生传》：“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
又《项羽本纪》：“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
侠士则有张耳、陈余、刘邦等自己动手。
《张耳陈余列传》：“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至千里客，……名由此益贵。陈余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井陉。……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高祖为布衣时，尝从张耳游。容数月，秦灭魏，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能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
因此打开了西汉布衣将相之局。

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这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
虽然高祖已经在利用叔孙通等起朝仪，文帝以后渐置博士，对于以前所谓游士侠士者，渐生疾视，然在西汉武、宣尚未实行中央集权政策之前，他们仍然是十分的活跃。
《汉书·游侠列传》：“……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外戚大臣魏英、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
季布、袁盎、灌夫之徒，并以任侠显名于汉。
《季布传》：“楚人也，为任侠有名。……弟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人争为死。尝杀人亡吴，从袁丝（盎）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
又《灌夫传》：“夫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坡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
主父偃、徐乐、严安之徒，也以游说见用。
《史记·主父偃传》：“学长短纵横之术，……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迺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于是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
然自削弱诸侯以后，游士只有中央一途，其进身又复不易。而任侠则以法网之密，更复不易存在。所以西汉之后，这种游士侠士造成了士大夫阶级逐渐消灭，而博士儒生之新士大夫阶级，又代之而起了。（按《游侠列传》武、宣后尚有楼护、陈遵、原涉数人，但已不及以前之盛，可视为游侠之余波。）如果上面的观察不误，则初期之士大夫阶级，可有下面几种特征：
（一）其出身全由平民；
（二）其活动依赖游说的方式，或是任侠的行为；
（三）其结果成为官僚地主，或是本地的豪强。
依这几种特征，他们只有出身相同。其结果，已不能完全一致，其方式更不一样。是否能算为一个阶级，就很有可疑。假如说是任侠不算士大夫，则战国所养士，大半近于任侠，就算这种方式不必问他，止看他们的阶级意识如何。据我看他们在未得意之先，只是官僚地主的候补者，所以他们自己常常表示这种口吻。

（一）《蔡泽传》：“谓其御者曰：‘（未得志时），吾持梁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
（二）《陈丞相世家》：“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矣。’”
（三）《高祖本纪》：“高祖常繇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到了得志之时，便自然成了官僚地主之一份子，持粱食肥，便是他们的阶级意识，固然中间也有一部分学者，但如不治而议论的列大夫，过那高门大屋的生活，也自然不能放在官僚地主之外。
《孟子荀卿列传》：“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只苦了少数侠客，全为着荣名而牺牲自己。这可视为例外。

（二）第二期的士大夫阶级
战国至秦，虽然已有博士，而所谓博士者，既仅备员不用，且不限于儒生，只是这一期士大夫的最初埋伏之根芽。
《秦始皇本纪》：“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不用。”又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又有占梦博士。汉初依然如此，不过一种文雅的点缀。（文帝时，齐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文帝召以为博士，也非经生。）文帝时置一经博士，始有博士七十人。
《后汉书·翟酺传》：“孝文黄帝始置一经博士。”
又《汉官仪》：“文帝博士七十余人。”
至武帝置五经博士（《本纪》），引用公孙弘为相，表彰儒术，而后文学之士渐盛。
《汉书·儒林传》：“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昭帝时聚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之缺。”
其后平帝广置郡国学校（《本纪》），至后汉天下学校如林。
班固《东都赋》：“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而大学也多至三万余生。
《后汉书·儒林传》：“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本初元年，……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佘生。”
其他私塾之发达，如牟长、丁恭、楼望、蔡玄等，弟子多至数千或万余人（《本传》）。这都是当时由学校出身之儒士。学校之外，则有乡举里选的选举，汉初虽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科（《孝文纪》及《后汉书·左雄传论》），尚为不时之特举。至武帝又加茂才孝廉的常举，选举之人才乃渐加多。
《宋书·百官志》：“汉武元封四年，令诸州岁各举秀才一人，后汉避光武讳改茂才，……并对策问。又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制郡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

（曹丕上线）

廿二史劄记》：“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郡邑设小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
但其中正，既多为显宦，其所选举遂也尽属世族的子弟。
《新唐书·柳冲传》：“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其州大中正、主薄、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
因此造成“上品无贱族，下品无高门”之现象。
《宋书·恩倖传论》：“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冯籍世资，用相凌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多少，随事俯仰，刘毅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下，遂成卑庶。”
加以从晋以来，世族及士人子孙，又有一种荫亲荫客之制。
《晋书·食货志》：“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先贤国宾之后及士人子孙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按《隋志》东晋第一品五十户，以下递减五户。）
世族子弟，成为法定的以贵役贱之地主阶级。（按此即汉制之复而加甚者。）
《宋书·恩倖传》：“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
因此六朝的士大夫，成了一种世袭的制度。其高官厚禄，大致都为世俗子弟所专有，而寒士只能为胥吏贱职。
《梁书·高祖本纪》：“且闻中间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
又《南史·张缵传》：“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职。例数十日，便迁任。”
又《南齐书·王琨传》：“王俭为宰相，属琨用东海郡迎吏，琨为信人曰：‘语郎，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
并且当时士大夫不能与寒士通婚：

《文选·沈休文奏弹王源》：“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氏，……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此风勿剪，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之明科，黜之流伍。”
又《魏书·高祖本纪》：“太和二年诏：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惟氏族高下，与非类为婚。先帝亲发明诏。为之科禁。”
所以当时大家如崔巨伦有姊，已眇一目，还不肯嫁与卑族（《本传》），而寒人能得士家之女，便认为殊赏了。
《北史·陈元康传》：“左卫将军郭琼以罪死，子妇范阳卢道虔女也，没官。神武启之，以赐元康为妻。元康地寒，时人以为殊赏。”
而寒人就能以特种原因，作了官僚，也不能与士大夫同等。
《南吏·江斅传》：“梁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斅、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乘旨诣斅，登塌坐定，斅便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这时的士大夫，真可谓之特殊阶级了，但是一考其内容，他们有了许多佃客，又有许多的私奴与庄园。
《晋书·刁协传》：“有田万倾，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
又《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家童八百，誓满一千。”
又《隋书·食贷志》：“北齐定令亲王奴婢受田者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下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以上限止八十八人，八品以下至庶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
还有许多投靠者的义故门生。
《晋宋书故》：“勋戚势家，私人冗从，依附户籍，视同家奴，谓之门生。江左以来，此风尤盛。”
《宋书·谢灵运传》：“奴童既众，义故门生数百。”
《徐湛之传》：“门生千余人，皆三吾富人之子，资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
而《顾琛传》：“尚书寺门有制，八坐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其为冗贱可知。然此辈进身夤缘，招纳苞苴之行，率皆不免。故《颜竣传》云：“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然则招权纳贿，奸利之兴，非职此之由乎？梁傅昭不蓄私门生，良有鉴于此耳。有时还有许多的部曲。
《梁书·张孝秀传》：“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
又《新唐书·食货志》：“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病，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凡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他们止是一种，兼为官僚的大地主，其情形很与古之贵族相近，所以普通谓之变相贵族，自然也不能说是什么超阶级的特殊阶级。总之，这一期的士大夫阶级，有下列的特征：
（一）其出身在早有一部分是平民，到后来却全是士大夫的子弟；
（二）其活动方式，全是依赖选举或学校，后来尤大半在选举；
（三）其结果造成世袭的官僚地主。
依这种情形来看，很可明了士大夫不能离开官僚地主而自成为阶级。

第三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