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云南中茶公司决定在佛海（勐海）创办试验茶厂，委任范和钧为厂长。范和钧临危受命前往云南创办茶厂，担任佛海茶厂（勐海茶厂的前身）第一任厂长
范和钧，祖籍江苏常熟，1905年出生于日本，原名范樱。1923年，范和钧从上海浦东高级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公费奖学金，前往法国
巴黎
留学，因为没有法语基础，先是在里昂学习了一年的法文，然后转到巴黎大学学习“数学概论”和“高等物理”。
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冬，由于国内财政吃紧，奖学金突然中断，范和钧只能去打工，他从报纸上看到巴黎几家古董店在招聘修补中国漆器的漆工，就一家家去试，很快找到了一份修补漆器的工作，这才挣到生活费顺利完成学业。
1930年，范和钧从巴黎回到上海，从事翻译工作。1933年5月，法国茶叶专家古博访华，法国驻上海领事所派范和钧担任译员，协同古博前往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开展茶业调查。
当年6月18日，范和钧与古博返回上海，访问了实业部上海商品检验局。在这次访问中，范和钧遇到了商检局茶叶检验负责人吴觉农，这是后来对中国茶业复兴产生巨大影响的两位主角的第一次碰面。
吴觉农，1919年曾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被选送到日本学习茶叶，回国后就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担任职务，1931年应蔡元培邀请来到上海，被委任为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负责筹办茶叶出口检验的事宜。
1933年的这次碰面，范和钧把前段时间在江浙赣等地整理的茶叶调查笔记《中国洋庄绿茶调查记》交给吴觉农，请他指教。
《中国洋庄绿茶调查记》详实描述了徽州、平水和龙井的制茶工艺，记录了上海土庄茶店茶着色的经过，并揭露洋行茶庄茶叶舞弊以换取高额利润的行径，而且还对振兴华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范和钧作为一个留学法国学习数学的年轻人，尽管第一次接触茶，却能把茶业调查描写得如此清晰，真是难能可贵啊！爱惜人才的吴觉农感到兴奋难耐，第二天上班后，马上打电话，邀请范和钧来参加商检局的茶叶工作。
就这样，范和钧正式进入上海商检局工作，这是他一生茶叶功业的巨大起点。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茶学、农学书，撰写并发表了多篇有关茶业的文章。同时，他精通英法日三国语言，还翻译了不少印度、锡兰、日本等产茶国制茶的文章。
1936年夏，南京举办全国手工艺展览会，上海商检局承办中国茶叶特展，范和钧作为商检局茶师也在场协办工作。
展室里悬挂着两幅世界产茶国的巨型图表，中国作为作为曾经的产茶大国，近百年来茶叶出口量急剧下滑，与印度、锡兰等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直观的数据触目惊心，范和钧深感振兴国茶势在必行。
1937年春，中央经济部在上海召开中国茶叶公司筹备会议，范和钧参与了筹备工作。这次会议决定，由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福建等产茶省份，每省各出资20万元，由中央经济部及各大私营厂商集资200万元，成立中国茶叶总公司。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战火笼罩的中国东部传统出口产茶区相继沦陷。中茶公司一面将分公司迁往汉口，在湖北恩施筹办恩施实验茶厂；另一面，继续寻找新的茶叶产区，以便用茶叶与俄、美交换抗战物资。
1938年，云南人李拂一写就《佛海茶业概况》一文，对佛海当地生产紧茶的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还指出佛海茶叶价格低廉，如果制成红茶销往南洋，在国际市场上必能与印度、锡兰红茶相互抗衡；如果能外销到欧美，佛海茶业的发展更加不可限量。
中茶方面收到了李拂一的报告，一拍即合，当年12月成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后，立马开展了对佛海茶业的调查研究，范和钧则是这次调查的负责人。
1939年3月，范和钧和张石诚从昆明出发，一路向西颠簸，经云南边境芒市进入缅甸，与李拂一会面，随后经景栋抵达佛海。每天，他们共同调查佛海的茶树品种、茶叶资源，李拂一还利用当地的人脉资源，协助范和钧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
他们在佛海待了半年时间，充分掌握了当地的材料、交通、人员储备等情况，对地处西南边陲的茶业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佛海生产普洱茶的历史比较悠久，当地的车里、南峤、宁江等地都是有名的产茶区。作为云南大叶种茶的原生地，佛海茶叶产量丰厚，品质优良。加上交通运输相对便利，很多厂商纷纷来到佛海设厂，私人茶庄发展到20多家，有洪记茶庄、恒盛公、可以兴、云生祥等。一时间，佛海成为西双版纳的茶业中心。
范和钧在半年多的调查取证后发现，以佛海茶业为先锋，率先打响茶业复兴第一枪，这对于中国茶业的发展，必然大有裨益。筹建佛海茶厂，势在必行！
历史仿佛冥冥之中给了佛海一个机遇。范和钧的到来，把佛海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前。在思茅、倚邦、易武相继衰退之后，佛海这个拥有悠久种茶历史的小县城，接过普洱茶生产加工的接力棒，担起了中华茶业复兴的重任。
1939年冬，范和钧返回昆明，将调查结果报告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很快，云南中茶公司作出了创办佛海实验茶厂的决定，范和钧被任命为第一任厂长。
1940年1月，佛海茶厂开始建厂。范和钧先飞往重庆，从湖北、江西等地调用初制茶工、精制茶工、茶叶技术人员及竹篾木工等一共90多人，构成了佛海茶厂第一批职工。
接着，范和钧马不停蹄前往上海，聘请电气工程师、医生等，还采购了各种机器设备、医药器材及日用百货等；又从上海绕道泰国曼谷，采购部分制茶机器；随后又前往缅甸仰光，采购水泥、钢筋等建筑材料。
这些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运往佛海的路途非常艰辛，尤其是从景栋运到佛海这一段，由于山路崎岖难行，只能把机器拆解下来，放到双水牛大车上驮运，长途跋涉月余，才能抵达佛海。
一切人员、机器、材料、物资等筹备完毕，1940年4月，范和钧从缅甸返回佛海，带领工人们一边建设厂房，一边制造各种半机械制茶设备。他们共制造了萎凋挂帘120张，可供500斤生叶之萎凋；牛力大型揉茶机一架，每次可容萎凋叶100磅……这些工具都是范和钧绘图，再带领工人一起加工完成。
范和钧于1940年9月开始制茶，共制成红茶、绿茶132担，试制藏销紧茶1000担。随后，范和钧发现，佛海是藏销紧茶的重要产地，于是把生产重心从红茶转移到普洱茶上来。
为了提高产量，佛海茶厂以云南中茶公司的名义进行统购统销。范和钧还和10多个茶庄订过长期供销合同。如此一来，1941年5月，佛海茶厂的厂房尚未封顶，就已经卖出了13491包茶叶。
佛海茶叶出口的交通枢纽是缅甸景栋。佛海茶厂生产、收购的茶叶，包括藏销紧茶、侨销七子饼茶、红茶、绿茶等，从佛海运到缅甸景栋办事处后，再分东西两路商道出口：侨销七子饼茶向东经曼谷、香港到达上海、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藏销紧茶则向西，经仰光、加尔各答、大吉岭再进入西藏。
可以说，佛海茶厂书写了20世纪40年代云南茶业最成功的一页，
1942年，佛海服务社又收购紧茶一万余担，正当所有人以为一座茶业巨头即将冉冉升起的时候，日军攻入缅甸，天上的飞机像苍蝇一样接连不断的实行轰炸。无奈之下，范和钧下达了撤退命令，员工先后抢运了数千担紧茶到印度以后立即撤回佛海，两千余担紧茶全部在佛海分散到参加联运的十余个茶庄，这样即使被日机轰炸，也不会一次全部损失。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机械化制茶减少了人工，即使面对如此高频的轰炸，佛海茶厂仅仅预留三名员工即可，机器在、厂房在，每年还可以少量制作茶叶，维持基本开销。范和钧则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撤回昆明。其实这个时候的佛海茶厂，基本已经和他没有太多关系了，到了1950年佛海茶厂被国家接管，据悉，因为各种原因，抗战胜利后，范和钧没有选择回到佛海，而是直接去了宝岛台湾，仍从事茶叶种植和加工。但是由于台湾土地改革的影响，茶厂转向。失业的他只得重操留学时期的旧业，靠制作仿古漆器为生，一个不注意又混成了中国高仿漆器方面的大师，甚至写下了权威著作《中华漆饰研究》一书。
范和钧晚年去了美国， 离开前，他也将自己多年制作的未售精品漆器捐赠给了台北华岗博物馆。至于茶，则成为他的一种精神，永远留在了云南，并且留存到了现在。
当时的制茶设备

致敬范和钧先生，现在才有普洱茶第一大厂！

范和钧

佛海茶厂成立三周年
佛海茶厂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