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子今　 【摘 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著发表。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1]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2]，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帝颛顼）养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财而节用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节事者以地。”司马贞《索隐》：“《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4]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5]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如《律历志上》：“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6]“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7]又如：“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8]，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关于灾异史的记录：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10]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11]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如《秦本纪》记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秦献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十三年）[12]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秦饥”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13]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著《汉书》记述的对象。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京房《易传》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5]如《武帝纪》“景公以节用”，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节财。”《食货志上》“节用而爱人”，颜师古注：“不为奢侈，爱养其民。”（《汉书·王嘉传》也有同样的文句，颜师古注：“《论语》载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节用俭服，以惠百姓”，说的大致是同样的意思。又《晁错传》：“亲耕节用，视民不奢。”（颜师古注：“‘视’，读曰‘示’。”）《司马迁传》：“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循吏传·黄霸》：“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节用”语义，都未能明确指定自然资源。[6]颜师古注：“孟康曰：‘律得风气而成声，风和乃律调也。’臣瓒曰：‘风气正则十二月之气各应其律，不失其序。’”[7]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言黄帝造历得仙，名节会，察寒暑，致启分，发敛至，定清浊，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黄帝作历，历终而复始，无穷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为发，秋冬为敛。清浊，谓律声之清浊也。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也。物，万物也。分，历数之分也。”又晋灼曰：“蔡邕《天文志》：‘浑天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臣瓒曰：“黄帝圣德，与神灵合契，升龙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题名宿度，候察进退。史记曰‘名察宿度’，谓三辰之度，吉凶之验也。”[8]《史记·五帝本纪》。[9]颜师古注：“鬯与畅同。”[10]《六国年表》中关于周王朝和其他六国灾异的记录，合计只有韩庄侯九年（公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公元前359年）“星昼堕，有声”，魏襄王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周女化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8年）“河、渭绝一日”4例。其中所谓“河、渭绝一日”，虽然列入魏国栏中，其实也是秦国灾异。[11]金德建说：“《史记》的《六国年表》纯然是以《秦记》的史料做骨干写成的。秦国的事迹，只见纪于《六国年表》里而不见于别篇，也正可以说明司马迁照录了《秦记》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记〉考征》，《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页至416页。参看王子今：《〈秦记〉考识》，《史学史研究》1997年1期；《〈秦记〉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12]据《十二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13]参看王子今：《秦史的灾异记录》，《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14]“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记曰”，拙文《秦史的灾异记录》误作“《史记》曰”。是不应当出现的疏误。陈直先生曾经论证，《太史公书》正式改称《史记》，“在东汉桓灵时代”。“王国维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谓《史记》名称，开始于曹魏时王肃，这是千虑的一失。”《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页。[15]〔韩〕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页。[16]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17]《文心雕龙·史传》：“其十‘志’该富。”[18]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页。[19]《史通·外篇·汉书五行志错误》：“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于《五行》，芜累尤甚。”[20]施丁：《马班异同三论》，《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页，第215页。[21]黄淳耀：《史记论略·高帝本纪》。[22]《史通·鉴识》。[23]张守节《正义》：“顾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见也’。案：自古以来所见天变，国皆异具，所说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时应者书，其文并图籍，凶吉并不可法则。故孔子论六经，记异事而说其所应，不书变见之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