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介绍资料主要来源于陈悦先生的《民国海军舰船志》和另一位作者的《领袖座舰——人民海军“长江”号炮舰小记》

江南造船所绘图板上的“民权”
“民权”号长江炮舰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胜利后着手重建海军之际在继建造“咸宁”、“永绥”两艘长江炮舰之后建造的第三艘新舰，以先总理孙中山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为舰名，1929年1月16日正式在海军江南造船所铺设下第一根龙骨，该舰的图纸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南造船所建造的第一艘炮舰“咸宁”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民权”舰长60.04米，比“咸宁”的54.86米稍长；舰宽7.92米，比“咸宁”的7.31米略宽，舰首吃水2.1米、舰尾吃水1.82米；和“咸宁”的舰首吃水1.82米、舰尾吃水2.01米截然相反，出现这样的差异是由于“咸宁”舰设计是在水深流缓的长江中下游使用，舰尾吃水深于舰首吃水有利于减轻航行中的“埋首”现象；而“民权”要求能上驶水浅流急的川江水域，舰首吃水深于舰尾吃水有利于通过遍布川江的急流浅滩。因此，“民权”号可以看成“咸宁”号的“川江修订版”。

两舰对比。

笔者（文章作者，非楼主）仔细判读了由《现代舰船》杂志社发现的“民权”号原厂图纸，发现该舰图纸上配置的武器和正式服役后的状态有较大差别：图纸上画的舰首主炮似乎并不是向日本订购的三年式120毫米45倍径舰炮，个头和炮管直径明显要大一圈。考虑到三年式炮是1929年3月李世甲访问日本时所订购，而“民权”号在1月16日就已开工建造，所以图纸成形时间更早，所以绘制图纸的时候不可能根据安装三年式炮的式样绘制。联想到之前两艘“咸宁”、“永绥”在日械到来之前主炮位都临时安装江南造船所库存的老式英制“阿姆斯特朗”6英寸40倍径舰炮来“充点门面”，那“民权”的图纸上主炮位画上6英寸炮也是可以理解的。
设计图纸中艏楼甲板末端两侧和驾驶室前部平台留有三座炮位，都画着哈乞开斯57毫米机关炮的轮廓；舰桥和驾驶室后部有一段较长的甲板室，分别在甲板室前端和靠近尾部向两舷伸出“前两小、后两大”的四块平台，安装有6挺（前2后4）带着一人高防盾的7.92毫米“马克沁”重机枪（这种机枪在江南造船所给美国建造的六艘川江炮舰上也有装备，江南造船所后面建造的军舰多多少少带有那些美国炮舰的影子），甲板室尾端顶部亦有一处炮位，图纸上画着的是1门带平射炮架的英制2磅“POM-POM”机关炮，尾部甲板上的后主炮炮位画着的是法制“施耐德”100毫米45倍径炮。由此可见，在最初的设计图纸中，“民权”号的武器配置并不具备防空能力，大口径主炮用于威慑列强在长江以及川江内的炮舰（这也是自清末以来中国长江-川江炮舰的武器配置传统标准），小口径机关炮和机枪用于弹压沿岸的水匪和暴民，是一型定位非常明确的内河战舰。

从试航到服役的“民权”舰
由于只是一艘排水量不足500吨的小军舰，且有之前“咸宁”、“永绥”二舰的建造经验，所以“民权”的建造过程十分顺利，1929年9月21日该舰就从船台滑入黄浦江，1930年1月25日该舰离开江南造船所码头开始第一次试航。此时该舰的武备并未配齐，除了艏楼末端甲板两侧的“哈乞开斯”57毫米速射炮安装上舰外（防盾由图纸上的立体梯形炮罩式改成了斜角单片式），也只有6挺“马克沁”机枪被安装就位，其余炮位一律空空如也，对于军舰对外通讯至关重要的无线电设备也未及安装。虽然已经“成军”（配备了舰长及全套舰员编制），但完全不具备战斗能力。
第一次试航结束后，“民权”舰返回江南造船所安装武器和无线电设备，1930年2月15日该舰开始第二次试航。此时，日制三年式120毫米炮已经到货，但不知什么原因仅仅购入了炮架和炮身，原配的防盾并没有一并进口，而是配备了江南造船所库存的老式马蹄形防盾；法制“施耐德”炮亦安装就位；但驾驶室前的B炮位和甲板室尾端顶部的炮位依旧空置，推测是由于拟安装的日制三年式76毫米高射炮和瑞士“厄利肯”20毫米高射炮未到货的缘故。
1930年4月1日“民权”舰正式服役，一直在长江中游地区巡弋，日制三年式高射炮和“厄利肯”机关炮何时上舰不详，推测为1933年9月22日-26日返回江南造船所坞修期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仍驻扎在汉口的“民权”才算是以一副完整的武备状态卷入到中日战火之中，此时舰上武备为日制三年式120毫米45倍径舰炮1门，法制“施耐德”100毫米45倍径舰炮1门，日制三年式76毫米高射炮1门，江南制造局仿“哈乞开斯”57毫米速射炮2门，“厄利肯”20毫米机关炮1门，“马克沁”7.92毫米重机枪6挺。

大后方期间的“民权”舰
抗战爆发后，设计在长江中上游活动的民权舰并未卷入到下游的战场中，只是在武汉三镇陷落前同海军其余残存舰只一起撤进川江流域，和“永绥”舰一起停泊在木洞镇附近的江面上。鉴于日舰突入川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日机轰炸的威胁犹在（中国海军抗战中折损的军舰绝大部分都是日机的轰炸所为），所以1939年在川江安顿下来后，舰上的日式120炮，法式100炮以及哈乞开斯57炮等和防空无关的武器全部被拆卸上岸，交给要塞守军充作要江防塞炮。原先安装在驾驶室前B炮位的日制三年式高射炮被挪到舰首原主炮的位置上，第二门三年式高射炮被安装在舰尾原法式100炮的位置上，原甲板室尾端顶部的那门“厄利肯”机关炮被挪到驾驶室前的B炮位，6挺“马克沁”机枪由于拥有有限的防空能力而被保留。此时的“民权”舰的职能实际上成了一条防空舰。

防空舰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停泊地点木洞镇属于日机轰炸半径范围之外，防空作战的压力并不大，且抗战初起时“通济”、“应瑞”等海军联系舰都已折损在长江下游，从福建马尾一路内迁到贵州桐梓坚持教学的海军学校需要登舰实习用的练习舰。故停泊在木洞镇江面无所事事的“民权”和“永绥”很自然的承担起海军学校学员登舰实习的练习舰。为了适应练习舰的定位，“民权”舰的武备再度发生变化：舰首舰尾的三年式高射炮被撤下用于别地防空之用，炮位空置；甲板室末端顶部的炮位被重新启用，并且是并列安装了2门“厄利肯”20毫米机关炮，使全舰的机关炮数量达到3门，6挺马克沁机枪依旧保留，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大舰早就损失殆尽的中国海军就依靠这两条“羽量级”的小舰维系着中国海军的海洋梦想，保证着中国海军并不因为失去全部海岸线而断了血脉。在1941年的《海军建设》杂志上，曾刊载过一名海校学生对在“民权”舰上实习的回忆文“我们在川江驶风”。在强寇入侵、海军损失日巨的局面下，“民权”舰一度成了保持中国海军薪火不灭的火炬。

抗战胜利后的“民权”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挺过了八年抗战的“民权”舰终于驶出川江，回到了光复后的原驻地汉口，成为由第二舰队改制而来的江防舰队旗舰。此时该舰上空置的炮位开始恢复，但却并没有恢复成抗战爆发前的模样：舰首的炮位装上1门日制八八式75毫米高射炮，舰尾炮位复装1门日制三年式76毫米高射炮，6挺“马克沁”机枪的一人高的防盾被拆除，改成简单得多的垂直单片式防盾，在主桅中部增设了一个漏斗状的瞭望平台。“民权”号就以这种状态被卷入到1946-1949年的国共内战之中，但由于该舰驻泊地段并非国共双方的主战场，所以该舰依旧驻泊在汉口江面袖手旁观，当渡江战役爆发，江阴要塞守军和林遵率领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反正，身处汉口的“民权”等舰事实上就被堵在了长江里。
1949年5月起，随着席卷江南的解放军挥师沿着长江一路西进，“民权”舰所在的江防舰队一路从汉口撤到了重庆，并于1949年12月1日在舰队司令叶裕和，舰长程法侃的指挥下降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起自制的印有“重庆人民海军军舰”字样的红旗，加入到新生的人民海军序列之中。

1953年-1968年的“长江”舰
可能是因为那门早已报废的八八式高射炮给一代目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因此在他离舰返京后不久就给海军下达指示给“长江”舰换炮。所以，形同废物的八八式高射炮被拆除，一门美制MK22型76毫米50倍径单管高平两用炮取而代之；由于弹药断绝，驾驶室前的B炮位上的英制2磅“POM-POM”炮被拆除，这个炮位从此空置，其余武备未有改动；为了给新装的美式舰炮提供测距，驾驶室顶部的露天指挥台上安装了一部美式测距仪；两座桅杆的高度都被大大降低，后桅杆的平台内增装了一部探照灯；根据1961年7月30日海军司令部下达关于各舰队授予舷号通知，“长江”于10月正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舷号“227”。
随着包括“长江”舰在内的起义舰艇上原有的美式日式舰炮的武备弹药供应逐步告罄，为了维持这批老舰的战斗力，1965年8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并报军委批准，改装数十艘起义、投诚、缴获的老式舰艇，“长江”舰赫然在列。1966年4月-9月“长江”舰开始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装，改装内容如下：原有的武备全部拆除，舰首舰尾炮位各装1座国产61式双联装37毫米机关炮；驾驶室后的甲板室顶部两侧整体延伸到船舷边，并有多根支柱支撑，在两舷主甲板各形成了一条“廊道”结构，使甲板室顶部的可用面积大大增加，分别在机舱棚两侧和后桅杆前部两侧的甲板室顶部延伸部分上新装总共四座国产61式双联装25毫米机关炮；虽然火炮口径大大缩小但单位时间的火力投射量却大大增加。驾驶室的空间向两舷有所拓展，正面原本只有三块窗户，改造后增加到五块，两侧斜面原本各只有一块窗户，改造后增加为两块；驾驶室顶部的露天指挥台上的测距仪被拆除，指挥台后部的栏杆左右各增加了一个存放信号旗的箱子，前后桅杆从单棒式改成三脚式并将高度大大降低，前主桅上的探照灯平台被取消，探照灯被挪到了露天指挥台上，三脚式主桅杆顶部安装了一座小型的导航雷达，后桅上的探照灯平台连同探照灯也一并被取消；原本烧煤的锅炉改烧燃油，烟囱的高度也随之降低，为了增加轮机舱的通风，在两根烟囱之间的汽锅两侧各增加了两个小型风筒。一代目住过两个晚上的政委室和隔壁的电信室被打通，开辟为登舰纪念室，原电信室被挪到驾驶室下方；为解决烟雾倒吹露天指挥台，两根烟囱顶部安装了导烟罩；原有的两艘汽艇被撤去，只保留两条舢板，四对吊艇架拆去两对，两条舢板改挂在二号烟囱后部的两舷。
这次大改装后不足一年，离登舰视察十五周年纪念日的1968年也逐渐临近，“长江”舰的老舰员和当时舰员联名给海军党委写信要求恢复该舰在视察时原貌，海军党委经研究批准，由海司舰船修造部再次下发红头文件拍板，“长江”舰于1967年10月开始再度进入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该厂的前身大中华造船厂曾设计了“永绥”舰的最初方案）进行旨在改回领袖登舰状态的“改装”，12月改装完成。
前后的三脚式桅杆被改回到单棒式，前桅杆的探照灯平台被恢复，但探照灯却未装回那个平台，桅杆顶部增加了一个新的作业平台，并安装了一部个头更大的导航雷达，后部桅杆虽恢复了单棒式，但后桅探照灯平台却没有恢复；露天指挥台前部两侧各增加了一根通信天线和一具信号灯；而驾驶室本身因为改动工程过大而没有恢复到登舰时候的原样；烟囱的高度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高度，但增装的导烟罩被拆除，烟囱顶部恢复到53年的外观；舰首两侧靠近水线的部位增加了三个舷窗，推测是增加了相应的舱室以增加居住空间；在登舰纪念室顶部加装一座较大的风筒来增加这间舱室的通风。1968年2月14日，为了纪念视察海军15周年，海军司令部发出通知，对部分舰艇改用荣誉舷号，“长江”舰得到了代表主席1953年2月19日登舰视察的荣誉舷号“53-219”。

轶事——不详的下水礼
民权号的下水仪式中，时任上海市市长张群对身着盛装前来参加下水礼的何应钦夫妇大开玩笑。
“何氏御青灰咔叽军装，甚为漂亮。其夫人则御绿地绒花旗袍，发略卷曲，手捧鲜花，状如新妇。夫妇并肩入时，市长张岳军趋前作谑语曰：’我来与你俩作证婚人’，合场为之轩渠。”——《申报》 1929年9月22日，本埠新闻。
在充满戏谑、哄笑气氛的“民权”舰下水仪式会场中，海军部煞费苦心布置的海军建设标语、招贴似乎已经被无视。而当下水仪式正式开始后，因不当玩笑而仍然满脸绯红的“民权”舰教母、何应钦夫人王文湘走向船台边翘首待发的“民权”舰，行下水洗礼。
何夫人在司仪指点下持起舰首下悬挂的香槟酒瓶敲打舰首。在场观众屏息以待，然而当时香槟酒瓶碰撞到“民权”舰首后并没有碎裂；和夫人立刻重新持起酒瓶，再次击打舰首，酒瓶竟然仍未碎裂，全场哗然。当酒瓶第三次被持起，何夫人正准备努力再试时，出现了极为诡异的场面：可能是对何夫人主持洗礼失去了信心，江南造船所的工人们似乎得到了某命令，未待香槟酒瓶第三次击打舰首便将民权下水。
按照西方海军传统而言，舰船下水时出现香槟酒瓶敲击不碎的事情属于凶兆，意味该舰得不到祝福，乃至于冥冥之间的诅咒。在师从英国海军的民国海军人员看来，二次敲击香槟酒瓶而不碎的“民权”舰已经成了一艘受诅咒的军舰。也正因如此，民权首航、海试及成军仪式时，海军代部长陈绍宽并没有延续亲临新造舰视察的传统，而是改派其他人员代为前往。

舰娘图（1929年设计图版）。

长江号没有舰装，或者说她的舰装已经单兵装具化。武备指代为各式单兵武器，锅炉指代为饭盒，煤仓指代为干粮包……

三管武器的瞄具远没有原型的容易解决，我们最终给它安装了一个观瞄具，原型是反坦克炮的瞄准镜。

舰娘的服装和装具上我们在尽量往一名陆战士兵（虽然说舰娘本身看上去不像）上靠。因此我们并没有选择民国海军的水兵服，而是选择了民国海军陆战队的服装。后面我们也会按照历史脉络来决定她的服装，会有很多型号的新中国军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