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岩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
迁都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距今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前，一队满面风尘的疲惫的人马缓缓行走在黄土高原上。说是人马，其实乃是虚辞，实际并没有马。最豪华的配备仅仅是一辆牛车，随员们大多只能步行。因为长期的饥饿，很多人已经瘦的失去模样。本应飞扬在队伍之前的红黄和黑色的大纛旗被卷起扛在肩上，因为一旦展开没人有体力能维持。而且过分的招摇也容易引起强贼觊觎。牛车中的少年忧愁的伸出头张望，迅即就被身边的侍从们劝止。然而仅仅在这刹那间少年所看到的景象已使他终生难以忘怀。苍茫的大地上北风凛冽呼啸，卷起无止境的黄色的烟尘。仿佛一支暴戾的军队横冲直撞，放眼望去，渺渺绝无人烟。这一刹那，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牛车中的少年又一次感到深深的悲哀。
这个少年就是东汉最后一任皇帝汉献帝刘协。时为东汉兴平二年，刘协年方十五。
十五岁的刘协已经在皇帝位六年。六年以来，象这样的仓皇无措的辗转奔波已经无数次，少年皇帝已然感到麻木。这个年轻的皇帝承继的是如此古老的王朝。大汉王朝两代绪统，已历四百余年二十四帝，至今已是风烛残年。即便如此，国家仍然恪守着古老的礼法。刘协的记忆之中本朝最近的三个年号分别是父亲灵帝所用的中平，自己用的初平和兴平。三个年号均表示了王朝的统治者对未来的一种希望与期冀。而有汉一代所有年号之中，“平”字便反复出现了十六次，“初”字也有十四次，虽然说善祷善诵，然而却毫无效果。国家已然沉疴难起，正在迅速苍老下去并且泛出消亡的意味。
刘协并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年幼，然而以他的位置却已能经历和接触许多事。因此饱受磨难。和被董卓废掉的兄长少帝不同，献帝刘协从小便聪明灵慧，严肃而有威仪。六年以前，九岁的刘协便曾以陈留王的身份从容抚慰远道上洛的董卓。自始至终言语得当，不卑不亢。被时人誉为有人主之风。然而皇位的取得与其说是对他的才智的肯定和嘉奖，不如说是一个不怀好意的阴谋。果然围绕这个阴谋国家屡遭变乱。以至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先后在兵火中残破荒芜。身为本朝的至尊皇帝，刘协有时不得不仰其臣子鼻息。刘协至今还对一年以前李傕部贡献的腐烂的牛骨和稻米记忆犹新。然而却敢怒而不敢言。事实上，李傕作为董卓的部将当然不可能对朝廷有好印象，但不以新鲜美食供奉也不见得是故意难为。王朝末年天下离乱，所在扰攘。黄巾军们在张角兄弟的带领下起义，踪迹遍及九州，众常数十万。大片的土地因而荒废。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断粮和物价高涨。如果说腐牛骨和陈稻米还能引起刘协愤怒的话，有些锅里煮着的东西足以让他恐惧。
从这一年六月，皇帝实际上仍处于一种流亡状态。天下之大，几无我容身之所。董卓虽已被诛灭，但他的部属李傕和郭汜仍然手绾重兵互相攻杀。因为奇货可居，皇帝的安全得以保证。但他的随从们却无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心。不久以前，一伙乱兵堵着桥头拦住车马，吵嚷着要见皇帝。万般无奈之下刘协命令挑开车前帷幕。四周顿时静了下来，士兵们好奇的看着端坐在车里的清秀的少年，少年的脸上竭力板出一股庄严的神气。但单薄的身体和瘦弱的肩头却令人心生怜惜。士兵们大多第一次见到这个名义上天下的至尊，窃窃私语的同时竟少见的表示出一种尊重和礼让，皇帝车驾因而安全通过。事后无论皇帝和群臣都感到阵阵后怕。
危险并非不会出现，仅仅数天以后，在黄河的渡口孟津献帝便经历了一次大的危机。倾向并负责保卫皇帝的董承杨奉部队被追击而来的李傕打散，混乱的战局中士兵们纷纷跑去争夺本应属于皇帝的渡船逃命。董承和李乐为了保护皇帝而在两边挥戈阻挡。锋利的戈刃每一挥舞就有许多手指应刃而落，然而一批人的惨叫声还没发出，另一批手又攀了上来。李乐和董承都有在田地里挥镰收割的感觉。事后在船舱中收拾起的手指数量之多可以用两只手来捧。


尽管刘协曾经如此近的与死亡擦肩而过，但实际上即使那些呼啸着蜂拥尾随的铁骑也并非真的想取他性命，正如那些簇拥在他身边保护他的人也未必是真正出于保护的心理一样。十五岁的皇帝在今天的法律意义上还不具备完全民事资格，但当时却已是天下的共主。只是在连番逃乱当中假以维系王朝威严的礼法制度已荡然无存，以至于更多的人望向皇帝的目光并非出于敬畏而是好奇。好奇的士兵们曾经伏在篱笆墙上看院内皇帝与群臣的会晤。虽然环境恶劣，臣僚们仍然尝试以传统的礼法叩拜皇帝，跪拜的繁复使得一边观看的士兵们叹为观止。这套礼法自本朝初年由叔孙通创建以来一直沿用并且行之有效。与之相配合的是庄严的场合和庄重的服饰。据说，当东汉创建者光武帝刘秀诏令他的部下们如此穿着时，父老皆感泣道：“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然而此时在土地上跪拜的固然都是真正汉臣，这一套礼法却已全失威严。纵然是普通士兵也引以为笑乐。随着皇帝威严的逐渐丧失，军阀们的保护和效忠的目的越来越明确。和平年代的名臣处士积一生之力也未必能做到的大官被一把一把的发下去。官印仓促中置备不齐，以至于刻印的工匠改为用锥子刻画。材质也就相应的由金玉跌成了铜铁甚至木头。甚至领到官衔的人本身都不对这种官衔表示满意。
这时候十五岁的皇帝即使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千八百年后，他的梦魇般的时代不但不会被人忘记，而且将作为一个永远的传奇深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会不经意的随口甩出马连良的那段经典唱词“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懿发来的兵。”而在时尚的少年们的电脑里，《三国志》《三国群英》《三国无双》等热门游戏令他们乐此不疲高呼过瘾。一个显卡著名品牌推出一系列以三国人物为主题的显卡，每一款都卖的很好。电影院外，华丽而铺陈的海报写着《赤壁》两个大字。倘若愿意怀古，中国最早的电影的名字也取自三国，叫做《定军山》。主演是著名的老生谭鑫培。当学者们慨叹传统文化遭到严重冲击，书都没人读了的时候，一本叫做《品三国》的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大街小巷，风靡老幼妇孺。南阳和襄阳两座城市为争夺诸葛亮的隐居地而较量不已。甚至当你推开门置身一群新朋老友之间时也会引来会意的笑声伴随着一句评语：说曹操，曹操到。
至今我们仍然难以给那个时代下一个确切定论。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那段话已经被人不厌其烦的引用过无数次。但倘若用于形容那个时代，则很难有比它更合适。——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甚至书名《双城记》也会给我们以奇怪的联想。因为汉王朝的确有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座名城。著名文人张衡和左思的《两京》《二都》两赋至今令人心驰神往。据说左思的名赋沉吟十年方始告成。当其发表之时，城中的豪族名门争相传抄，以至纸价上升，是所谓洛阳纸贵。

但就此时的少年皇帝来说，曹操的邀请似乎充满诱惑，难以拒绝。因为即使以最恶劣的后果设想，曹操也不见得比目前盘踞在洛阳的董承杨奉诸部更难对付。皇帝早已明白任何付出都要有所回报。固然有一些耿直刚毅的人真正秉承先贤的教导无条件的效忠于自己。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行为与末世脱节，这些忠臣往往如昙花一现便即湮灭。徒增感伤和追思。而曹操似乎是果断而有才干的人。年轻的皇帝已不打算也没有信心由自己亲手平定乱世。那么假手于合适的人也未尝不可。先朝颇有这样的惯例，霍光且可与上古名臣伊尹齐名。倘若曹操不象之前迎接自己的军阀们尚未停住车马便急于向自己索要各种名分和官职。而是可以踏踏实实为本朝做些事的话，年轻的皇帝是不吝封赏的。
倘若皇帝对先朝的掌故有所了解，他还能轻松的想起曹操的家世。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汉桓帝时受宠信的宦官之一。而且在诸掌权宦官中相对比较温和谨厚。曹操之父曹嵩以他的势力而成为本朝的三公之一太尉，因此也算贵胄子弟。尽管出身殊不堂皇。据说曹操是一个性格开朗不拘小节的人。少年时他与袁绍张邈等贵族子弟互为好友，在当时就展露了不凡的抱负和颇佳的才干。不久以前，皇帝已经下达了一则诏命任命曹操为兖州牧。即天下十四州之一的行政长官。拥有相当权力且可自主行事。之前，朝廷已经陆续任命了一批宗室为各州州牧，这些人此时均已拥有颇强实力，说得上兵强马壮。然而自己身为皇帝却只能瑟缩宫室之内等待年节时可怜的贡品。即使如此，贡品还时常因道路艰险而中断呈送。刘协经常不无自嘲的把自己和东周末年那些所谓天子相比，发现尽管制度迥异，处境却并无实质上的不同。倘若曹操的迎取之行顺利，皇帝将不吝授予其更高的官职和更大的权力以奖励其难得的忠诚。
然而曹洪的迎驾军队却在半路上遭受阻击，阻击他们的是董承和杨奉，其目的则不问可知。然而此时董杨诸部毕竟还实际上担负着保护皇帝的责任，因此贸然对其展开攻击很有可能被看成对皇帝以至朝廷的不敬。尽管此时朝廷已殊无可敬。洛阳的官吏们衣紫戴金，但吃的也许比荆州一个普通的从事还差。稍微穷困一点的官员已经不得不自谋生路。他们在洛阳熹微的早春中努力寻找野菜和草，经常无声无息的饿死在废墟里。但董承和杨奉也知道掌握天子的好处，如何肯轻易放弃？
经过紧急的磋商，曹操决定用外交途径解决此事。于是一封书信被寄给诸将中兵力最强的杨奉。言辞恳切且具备一切外交公文形式主义的华丽堂皇，但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来吧。有粮！
于是杨奉欣然从命。看来“这种日子没法过了”并非刘协一人而是洛阳所有人的共识。结果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建安元年也即公元196年。汉献帝刘协迁都许昌，改号为许都，建宫室。四百年来，许昌第一次作为王朝的都城而直面天下。日后这座城池将会因此披上神秘的面纱，并被各种谶纬反复引用，诸如“汉以许昌失天下”或者“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之类。当建安元年天子车驾东迁时，这些所谓谶纬大半还未诞生。即使存在，太史们也谨慎的闭住嘴巴不胡乱说话。无论如何，当车驾最终停在许昌时，年轻的皇帝缓步下车，他应当觉得很满意。宫室虽小了些，却也整洁明亮。城池自然没有两都恢弘，然而行人如织，物阜也还繁华。看得出经过预先整顿，好在并不刻意。而且前来迎接的曹操和他的部下们态度相当恭谨。这使得皇帝在踏出他许昌的第一步前轻轻的吸了口气。阳光有些耀眼，令人微生晕眩。
唯一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那些尾大不掉的诸侯们对皇帝终于安稳下来都没什么表示。诸侯之中刘虞身为宗室，又最忠诚谨厚，本应领头为其表率，可惜不久前已被公孙瓒杀死。此外声威最盛者当属袁绍。但袁绍此刻正在不高兴。因为皇帝在欣喜之余加曹操为假节钺，录尚书事，得掌生杀专权。又迅迁大将军，封武平侯。官职已在袁绍之上。曹操此刻还得罪不起袁绍，虽然心中不满，仍主动把大将军之位让给袁绍。自己任司空。反正这些官职此刻不过是一种虚荣。而倘若按本朝的法度，则大将军、太尉等官位虽显，真正位居要冲的还是尚书台。这本来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然而在王朝末叶逐渐开始掌握实权，因此“录尚书事”才是含金量高的所在。曹操心里清楚，从此刻起，王朝的权柄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建安年由此而始。本年献帝迁都于许，许昌因此代替长安或洛阳成为王朝的中心，而实际上王朝中心的权力则集中于曹操之手，献帝终于度过了多年的坎坷而坐享安宁，不久以后，曹操也将背负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直到建安二十五年死去。这是王朝的末世，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这个看似微小的比例其实具有深远意义。据史载，枣祗的提议一开始就受到了多方反对，最激烈者则为军祭酒侯声。按《三国志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载令曰：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於官便，於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画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
侯声的反驳并非无的放矢，其实正是切中要害。正因为此才愈加显露出枣祗的先见。因为倘若是和平年代，则侯声的办法无疑从容平和的多。然而建安年偏偏是瞬息之间便可风云变幻的时代，是以往日的优容倘若用在今时，便理想化到不合时宜。正因为枣祗的建议“於官便，於客不便”，才使朝廷的赋税征调摆脱了旧例的高风险而稳定有序。此后若干年内，仅有在与袁绍漫长而持久的鏖战且后方遭受猛烈攻击时曹操的后勤才出现过严重问题，稳固的后勤保障将成为曹操最终称霸群雄的重要筹码。
然而为曹操称霸建下首功的枣祗却没有机会亲眼看到日后由他奠基的辉煌成就了。首倡屯田之后不久，枣祗便悄然逝世。对他的追思和嘉奖要等到若干年之后。尽管在这些时日里曹操曾经不止一次的从枣祗遗留的事业中得到有力支持。当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与曹操丨死守时的最艰难时刻，曹操也许曾经想起过枣祗。其人虽已不在，但他的事业将由任峻继续下去。
任峻是有记载的曹操麾下第一个屯田中郎将。如果说枣祗是首倡屯田的功臣，那么这项事业便在任峻手中最终成就。并且从他开始，屯田系统慢慢建立起来，并且独立于地方郡守。屯田又分军屯民屯两种。但前者直到建安年末才有保留的实行。此刻大举推行的只是民屯。然而即便如此，参与民屯的农民——屯田客们仍然部分接受军事训练。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也参与作战。比如建安二十三年发生在许都的叛乱中留守王必便紧急调用颖川典农中郎将部下的屯田客们平乱。此外，土地和生产资料，耕牛与工具均取自官家，屯田的劳动之艰苦也不言而喻。然而即使忍受高强度的劳动，对屯田客们来说，毕竟比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处境为好。就在这一批批屯田客的辛勤劳动中，已经抛荒了的土地一亩亩的被重新开垦出来。是年大熟，等待收获的田野里麦子一望无际，在阳光下泛出充满希望的金色的光。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日后的大魏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的。
此时在曹操手下默默的做事的尚不止任峻一人。如国渊、刘馥、袁涣、夏侯敦等。皆于先后有所建树。
《国渊传》：祖欲广置屯田，使渊典其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廪丰实，百姓竞劝乐业。
《刘馥传》：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
《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 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夏侯敦传》：“时大旱，蝗虫起，惇乃断太寿水作陂，身自负土，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
后世在追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这些隐没在字里行间的并不显眼的贡献。而将目光投射于那些骁勇善战所向无前的猛将或运筹帷幄算无遗策的谋臣。而实际上，这些人的默默奉献却在极大程度上决定博弈的胜负走向。前文已述，屯田系统逐渐独立，日后并将拥有自己的选举权。一些家境贫困但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因此可以选择屯田为其事业的开始。倘若效果显著，日后也可能逐步升迁。而屯田在战略中既占如此重要地位，向来均由尚书台及朝廷权力中枢直属。若干年后，一位官员因故上京，事先在本地典农司马处求两个少年帮助驾车。路程漫长，不免无聊，于是便与少年谈天消遣。结果车行数十里之时，官员已经正容变色。他郑重的向两个少年说，日后你们一定会做到公卿。


袁绍因此动兵扫荡公孙瓒。是时袁绍兵势之雄天下第一。要逐一歼灭群雄，必须从后方清起。公孙瓒首当其冲。之前公孙瓒与袁绍几次交手，互有胜负。公孙瓒兵数虽处下风，但精锐程度则甚有过之。然而杀死刘虞之后，幽州本地开始不安。刘虞德行素著，在本州的治理又无大错。士民中至今还传诵着他的两件逸事。一是当县令的时候蝗虫绕过其管辖土地，二是朝廷在对诸地大员的财产征收中因为怜悯刘虞的清贫而破例免征之。对士民而言，这样的有德而不贪的统治者实在已属难得。公孙瓒草率而不敬的将他杀掉当然会引起幽州士民潜在的抵触。这些抵触当公孙瓒势力极其强大时只能暂时潜伏，但当公孙瓒主力与袁绍交手时便起而为义师，打着为刘虞复仇的旗号活跃于本州各地。即使是王朝的末世，秉志忠义者也向来不乏其人。
内外两路夹攻终于使素有能战之名的公孙瓒也招架不住。他也许终于开始后悔自己对刘虞的虐杀。刘虞与他的分歧的本质只在于汉臣和枭雄。刘虞是王朝所培养出的模范宗室与臣僚。他的举动言行无不符合本朝对于礼仪道德的标准。而公孙瓒则不尽符合。因此刘虞认为象这样有异志的人应当除去以为朝廷免除后患。这并非个人巩固势力的需要。虽然身为大州之主，刘虞并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至于日后公孙瓒轻描淡写就完成了对他的诛戮。之前，本州有智谋的人魏攸就曾经对刘虞建言道：“虽然您的德望堪为天下之首，但没有谋臣爪牙是不成的。公孙瓒则有这些能力，所以虽然他也有不足之处，一定要忍耐。”这与其说是对刘虞的劝谏，不如说是对他的警告。一年以后，刘虞和公孙瓒的矛盾终于爆发。两部在城中交手。据《魏氏春秋》记载，则刘虞部一度还占上风。失败的原因令人哑然。——“虞又与官属议，密令众袭瓒。瓒部曲放散在外，自惧败，掘东城门欲走。虞兵无部伍，不习战，又爱民屋，敕令勿烧。故瓒得放火，因以精锐冲突。虞众大溃。”

作为天下名将，武勇一时之冠。按照乱世的法则吕布自然而然的会从单纯军事人物跃升到政治人物，就象他在诛杀董卓之后一跃成为朝廷最高指挥者一样。但无论其经验才具均不足以应付如此级别的政治博弈。虽然吕布本是低级文官出身。但他的初期地位的取得却并非由于寻常文官的逐步历练而来，而是一朝平步青云。这使得吕布的发展历程中缺乏极重要的一环即底层工作经验。这势必影响其日后的判断趋于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和易冲动。王朝中后叶的许多志士均有束发为儒或从儒学习的经历，比如刘备少年时就曾师事以名将兼为名儒的卢植。这种学习往往并不重于对某种典籍的字句的理解或钩沉，而是通过学习使受业者逐渐养成一种固定的政治道德观和处事策略。虽然具体结果往往因人而异，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基础既已固定，以后便可身体力行中逐步改良并完善之，进而建立一以贯之的综合体系，所谓内儒外法王霸之道。
吕布既然在这一节上颇有缺失，而后又猝然被拔到很高的位置，则之后很难再有机会从容补救之。根基未建，吕布对向他提出的各种建议的反映就显得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建议应当摆放在根基之上哪些部位才能使体系完整并趋于和谐。而凭借一时之机智仓促处理，日后便会形成吕布貌似不肯详思的假象。
至于公孙瓒，他的基础打的比吕布要牢。因为毕竟有底层工作以及和刘备一起师事卢植的经历。但是最终他也选择了背离自己当初打下的基础。当年的公孙瓒曾经有志向成为扶助王朝的忠义之士。按“（瓒）后复为郡吏。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欷。”当年的公孙瓒的慷慨忠义曾令观者动容，而且因此得举孝廉，开始正式进入仕途。然而这种慷慨意气在其终于攻杀刘虞后突然荡然无存。一切似乎全变成了虚无。刘虞名满天下，贤德远在他之上，而却被他杀死。那么多年以来苦苦遵守并奉行着的这些东西算什么呢？杀死刘虞的公孙瓒终于成为天下群雄之一。而此时他经由儒家经典所养成的良好规范已被实用主义和暴力手段完全取代。所以他一时志得意满的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然而数年以后，他终于尝到了自己暴力之花开出的苦果。他随后的感慨十分沉重，“今日视之，非我所决”。
原来我当年抛弃的那些以为迂腐不堪的东西，竟还是对的！
如果将汉末群雄的政治观比作一个人的不同阶段。那么吕布还是顽童。他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公孙瓒比他成熟一些，已经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少年往往容易引发一种不服天地的逆反心理，觉得之前所做全是错的，孩童幼稚，成人迂腐，只有自己掌握真理。而曹操刘备则已是真正成熟的成年。他们的这种差距终于导致他们下场的迥异。
公孙瓒的最后两年已经又认识到了自己昔日杀死刘虞的错误。但他既已坐困穷城，而且大错已铸，再没有机会从头再来。公孙瓒想出的解决办法足以令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纳闷。“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干吗，或者直接斥为倒行逆施。其实公孙瓒是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补过。他终于又从崇信暴力的幻梦中落回市井之间，只是一切已经太迟。而且他的思想仍然不免逆反。当他的士兵在出城防御时被进攻的袁军切断退路时，他下令城中守军关门不救。理由是轻易的援救会使被围士兵产生依赖心理。不如不救，使其为生存而力战。这个理由在理论上倒也能自圆其说，但其不切实际的程度就是盲人也可轻易看出。倘若主将漠视救援士兵的义务，士兵同样也可以漠视为主将作战的义务。


关靖的建言则使局势更加糟糕。建安三年之后，公孙瓒曾有机会联结黑山贼张燕部前后夹击与袁绍一决生死。但这个计划被关靖阻止，理由是公孙瓒倘若轻易出城，可能引起军心的震荡。不利易京防守。心烦意乱的公孙瓒再一次接受了并不明智的建议。他和关靖都不明白的是，易京城所以和当年田单据守的即墨或和日后郝昭坚守的陈仓不同。乃在于易京虽然具有绝佳的防御功能，但防守者却没有即墨或陈仓那样上下一体戮力同仇的士气。为刘虞复仇的阎柔的骑兵队不时仍在城外往来。这支复仇军队中大部分都是幽州本郡部属官兵。仅此一节即可推知易京的破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仍然死守孤城抱着敌人万一退却的希望未免不智。等候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天下的彼端，作为吕布的谋主，陈宫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既然吕布政治上全无主见，则陈宫当然也可能心存异志。在建安元年的一场叛乱中，叛乱者郝萌的部下直言陈宫是参与策划的同谋。这无疑是政治上的一个敏感信号，但吕布置之不问。陈宫起初辅佐吕布，是希望以他的谋略和吕布的武勇强强联手成就事业。但吕布的幼稚使他常有明珠暗投之感。倘若在建安元年的叛乱中陈宫真涉其中，那么他的目的很可能是将吕布的军队送与袁术而后谋得政治地位。此后数年之中，吕布安于在徐州平静的生活，故步自封。建安三年，吕布和袁术再次联合。此时中原曹操的劲敌袁绍正在易京城外等公孙瓒露头，所以曹操得以有余暇来扫荡吕布和袁术。在成熟的已臻老谋深算地步的曹操面前，吕布虽然骁勇却难掩幼稚。数月以后，吕布被曹操生擒于白门楼上。一同就擒的还有高顺和陈宫。吕布的乞降遭到拒绝。曹操问陈宫，“公台，你平常不是自称智计有余吗，今日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陈宫默然望向吕布：“只很他不听我的话，才至于此。不然也不见得被你所擒。”
同日，陈宫与吕布俱死。
建安三年也即公元198年。这一年里，公孙瓒避居易京城。吕布殒命白门楼。拥有天下最坚固防御和最犀利进攻的两员名将同时谢幕。他们本非诸侯之才，而在时代的大波澜中因缘际会成为群雄，然后以令人凄婉的结局终场。一千四百年后的江户，有杀生关白之称的丰臣秀次被他舅父丰臣秀吉赐死。消息传到的时候他正与人弈棋，而且难得的赢了。之后他平静的甚至有些兴奋的接受了死亡。在剖腹的时候，他故意不按寻常的方式面朝西方，而是朝东方倒去。旁观的人惊异的说，看，殿下搞错了方向。殿下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吗？公孙瓒和吕布的情况其实也大致相仿。他们所以成为天下群雄，极少经过周密的谋划和有条不紊的准备，而是凭借身份、武力或机缘骤然成就，这使他们的性格和经历的重要缺失始终不能得到弥补，并且在地位越高的时候越暴露其弱。终于成为他们失败的根源。

许贡的家客们图谋报复——其实倘若他们不动手。江东隐藏着那么多的潜在威胁，也总有人会动手。所以郭嘉就曾逆料孙策终将遇刺，而劝曹操不用为之伤神。—— 刺杀的过程有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是说三人趁打猎时偷袭落单的孙策。按这个版本的记载，孙策几乎认识他每一个兵丁，这的确有些骇然听闻，然而戏剧化的是，并非绝无可能。日后江东的大将朱桓就认识他属下上万士卒以及士族们分别的家属。总之，刺杀成功。不久之后孙策无奈的死去。
谋杀者们彼此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记载，三名刺客的身份虽然是许贡家客，但其却是来自许昭的地盘，而许昭又是死于孙策之手的高岱的旧友，并且以收容孙家仇人为乐。之前，当严白虎势力被孙策击溃时，严白虎所投奔的也正是这个许昭。孙策部下大将程普曾请令攻击许昭，但被孙策以儒家经义婉拒。孙策本人对经典并不陌生，但绝非寻章摘句之辈，其着眼点往往在于利用经典经义来解释或掩饰自己的行为。许昭并非兵强马壮。倘若构成军事上的重大威胁，孙策反而会不得不出兵除其后患。孙策所以决定放过许昭，有可能是张昭在其中起到了一些作用。虽然没人会预料到这次放过许昭的代价是孙策的性命。
日后，当孙权取代孙策接掌江东，杀戮屠刀渐止，对见存的已被打下气焰的江东土居世家大族改以崇礼优容和拉拢。大棒孙策的一个女儿作为胡萝卜被许给陆逊。江东陆家与孙家的仇恨虽未消融，矛盾却已平缓。虽然陆康之子陆绩对孙家仍然耿耿于怀，但以陆逊为首陆家的两相十三将开始成为主掌江东政权的重要政治力量。从另一方面来说，此时江东对孙家势力不满的名士们已几乎诛戮殆尽，实在也杀无可杀。毕竟即使孙策也不是血液中天生有嗜杀的暴戾性格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用雷霆手段写菩萨文章。主要矛盾既已铲平，次要矛盾虽仍存在和潜伏，却已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孙家基业的根基。也许刺杀孙家首领孙策这种事已是其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反击。而孙权在这样一个起点上起步，也就自然没有必要重复其兄长用性命给他从荆棘中开路的过程，可以从容应对。
虽然孙权的个性与其兄长并不相似，但是从孙策早有传位孙权的念头上看，孙权对江东政务一直以来也当有相当发言权，而在数年之间孙权也始终保持静默，听凭孙策放手大杀。倘若张昭的默然是明哲保身，那么孙权更可能是与兄长各司其职的默契。孙策扮演黑脸，孙权则扮演红脸。因为即使孙策不死，将来也必然要考虑与江东士人和世家大族缓和关系。这些势力树大根深，经营良久，要在本地发展，不得到他们的默许和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杀戮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推行这种怀柔政策孙权显然比孙策更合适。孙策子嗣幼小，诸弟在事业上的匡助几乎是既定方针。因之孙权性格虽不类孙策，孙策却依然早早将其作为江东的接班人培养。
本国现今所存最古老的围棋棋局之一就是著名的孙策对吕范局。据说，孙策在围棋上造诣颇高。在他的带动下围棋一度成为东吴的国棋，凡有些地位的人无不喜欢手谈一二，以至于后来的吴太子孙登担忧这样会分散诸公卿臣僚对国事的注意，而命人专门撰写文章劝诫。与孙策善棋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好友兼连襟周瑜雅擅音乐，即使带酒也能准确分辨乐音中的勘误。这两位能攻善战闻名天下的青年，心地竟是高洁不俗。
时为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孙策和孙权的时间都已不多。一年之后，孙策被刺身死。九年之后，孙权将面对曹操。而在这九年之中孙权在收纳众心广布恩义之余也没有忘记杀掉盛宪。然而此举又引发了盛宪部从对孙权之弟孙翊的谋杀。孙坚诸子之中，孙策、孙匡均未活过三十岁，孙朗则才能上欠缺。仅孙翊猛烈有父兄之风。他的死令孙权格外震怒。孙家在江东根基浅薄，虽凭武力而骤然称尊，却并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宗族势力共相辅弼。即便如此，日后孙家的子弟们凡稍有才能者无不是军头重将，这与曹操重任诸曹诸夏侯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倘若孙翊不死，可能会是孙权的得力的军事上的辅助。但这毕竟已是孙策兄弟之间最后一次流血。从此以后，江东将逐渐安宁下去。基业开始稳固，威德渐渐广布，而孙权也将从此开始其将近六十年的漫长统治生涯！

在此之前，河北最优秀的谋士田丰、沮授已经相继因劝谏袁绍与曹操的决战而获罪被免权。倘若这两个人在而且能发挥作用，则可与曹操本人在智略上相抗衡。然而可惜的是此时在袁绍身边的已是审配和郭图等人。本年年初，曹操在锐意讨伐袁绍之前先顺手扫掉了盘踞在后方探头探脑的刘备。刘备虽也是一时人杰，但在赤壁之前始终没有良好的时机和地盘可供发展，当然一击即溃。然而田丰就抓住了这个短暂的机会劝袁绍出兵突袭之。袁绍以儿子有病心中不宁为辞拒绝。田丰遗憾之下，举杖击地。
这样的机会要到七年以后才会出现，那次曹操动兵攻打北方少数民族，都城空虚，刘备劝刘表出兵突击。刘表同样犹豫，战机同样稍纵即逝。历史并非不会给人机会。只是机会通常要与机遇共存才能发挥效用。田丰和刘备能敏锐的捕捉到战机，却没有相应的发动战争的能力。建安五年，曾经有一个既有敏锐眼光又有能力发动战争的人存在。那就是孙策。有江东狮儿之称的孙策在这一年预谋以精兵攻袭许都。曹操虽然智略出众，但兵力在应付袁绍之余实在不可能有效防守后方。当他后来赢得胜利收兵回来的时候，后方已经只剩荀彧和程昱死守住的三座城池。因此倘若孙策此举成行，甚至有可能改变天下的局势。但他尚未改变天下，命运已经先改变了他。孙策死于许贡家客的偷袭，年仅二十六岁。所以说机遇也是能力的一种。
频繁的判断失误终于使本来的小衅酿成大祸。面对汹涌而来舍死忘生的曹军，淳于琼抵抗不住了。而袁绍派来的作为策应的轻骑也被打出状态来的曹军顺手吃掉。在这一战中，曹操亲自上阵应敌，著名的勇士许褚则时刻不离他身边保护。主将在第一线的战斗无论在建安五年还是一千八百年后同样是有效激励军心的手段。日后当曹操回溯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时将会忆起在乌巢的这次血战。虽然此生他经历了无数危难。从青年时易装逃出京城被中牟县令擒住到初平元年徐荣的埋伏到建安二年张绣的反攻到建安十三年赤壁的悲歌……然而仅仅乌巢这次血战是他亲自冒着箭雨身先士卒而最终扭转了整个战局的，因此格外重要和具有纪念意义。
终于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由乌巢失陷进而引发无数的连锁反应——军粮的损失，河北军的动荡，张郃高览的投降曹操以及袁军最终的全线溃退。这一年从二月到十月袁曹两军断断续续的打了八个月仗，而真正分出胜负的关键只在一天。这也正是好谋无断的袁绍所以失败的原因。这一天日后想起来，实在太平常了。
兵败如山倒，袁绍无力收拾残局，只有和长子袁谭一起仓皇逃遁。对袁绍来说，八个月的战局优势一朝覆灭似乎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他也忘记了他所以得以威震天下其实大半靠的不是他的瑰玮仪容而是袁氏四世三公的潜在影响。倘若将世事比做一场牌局，则在袁曹对阵之时，袁绍已经比曹操多抓了百余年的牌，因此手中的牌比曹操好是必然的。然而倘若牌局一直继续，则仅靠已抓到的牌并不足以取胜，取胜的关键还要看双方怎样运用手中的牌以及将来还会抓到什么牌。很可惜，这两点都是袁绍的弱项。
曾有典籍记录淳于琼兵溃被俘，并且被押到曹操面前。曹操似乎忆念起故人之情，颇为怜悯，只是因为许攸的建议淳于琼才被处死。但正史的记载则是阵亡。建安五年，时为公元200年。西园八校尉中的袁绍和曹操以河北官渡为战场的争霸中原的战争终于得出结果。曹操获胜，袁绍失败。证据则是西园八校尉中的淳于琼的头颅。本年年末，还没掸清袍袖战火余烬的曹操给献帝呈上一篇奏折，扼要叙述此事。其略如下。
“大将军邺侯袁绍前与冀州牧韩馥立故大司马刘虞，刻作金玺，遣故任长毕瑜诣虞，为说命录之数。又绍与臣书云：‘可都鄄城，当有所立。’擅铸金银印，孝廉计吏，皆往诣绍。从弟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长，以位则北兄重。便欲送玺，会曹操断道。’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辄勒兵马，与战官渡，乘圣朝之威，得斩绍大将淳于琼等八人首，遂大破溃。绍与子谭轻身迸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

建安七年：鬼神的幽微
————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存的一种延续。
建安七年，戎马倥偬的曹操继续追剿袁绍残余势力的同时，顺道去祭奠了一下桥玄。此时的曹操仍然处在巨大胜利之后的余兴之中，这篇祭文一反常态，并不象通常的礼仪性文章那样庄严凝重，却略有轻松戏噱的味道。正因为这仿佛浑不着意的轻松，才油然显出文辞之外难言的悲痛。这篇别致的祭文就本身而言，也是一篇好文章。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诒己疾，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祭文中的桥公即桥玄，汉王朝末年的名臣，曾居太尉之职。当年少时的曹操飞鹰走狗浪荡街头时，桥玄已经敏锐的察觉到这个活力充沛的矮个子将来非池中物，而对曹操赞赏有加。因此曹操对桥玄的祭奠除照例的朝廷礼仪外尚有个人情感在其中，这也正是祭文如此生动感人的原因。但桥玄日后所以广为世人所知，以上均非主要，而是因为他有两个女儿，时称大桥、小桥者也。
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相关记略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桥玄直到晚年的身体状况还相当好。因为大桥小桥都应当是他七十岁后生下的女儿。后来曹操曾不无怅惘的表示出桥玄最初曾有意将桥家姐妹许与他。这或者并不是臆想。当时的高官显族们用以笼络尚未成名的年轻才俊的一大方法就是联姻。曹操后来也按此办理，招了一群女婿。然而婚事未成的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年龄不相称。建安五年、孙策遇刺身亡，时年二十六。他的夫人大桥年龄超过他的可能不大。而曹操其年已四十六。相差逾二十岁。七十岁后生子，对寻常人来说已属难能。然而不能低估桥玄那样的世家贵族的保养能力。曹操生曹干的时候已经六十一岁，而钟繇生钟会的时候已经超过七十，始纳正室。
传统观念认为人死后仍然会有灵魂存在。人有人世，鬼有鬼域。鬼域为阴，人世为阳。两界之间存在某种微妙的联系。以时间而论，人世的一天便相当于鬼域的一百年。而聚集着长生不老仙人金阙紫府的天庭一天则相当于人世的一年。大抵是因为快乐总是短暂的，而痛苦漫长。所以唐朝的道士捉住野狐以后，用桃枝责打五下便罢休。盖五下为阴间五百下，亦不轻怠矣。祭拜则是沟通阴阳人鬼两界的恰当方式。因此对死者的恰如其分的致敬可以令死者在阴间的生活得以持续或改善。相反，如果沦为没人祭拜的野鬼则处境堪忧。所以有“若敖之鬼馁耳”之类的哀叹。
这种祭拜倘若超越了亲故缅怀或礼仪旌表的性质，而渐渐变成一种民众自发性的纪念和信仰，则被祭拜者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由鬼而成神。这种改变的范例并不是很多。虽然身为三公，但桥玄本人还远远不足以成神。整个三国之中在这条路上走的最远的是关羽，其次张飞。
所以在罗本三国里边，关羽最后并没有被马忠俘虏，而是听到天上浮云中有高喝“云长何不归位，而与凡人争竞耶？”于是关羽豁然超脱，横刀立马，连关平跟周仓一起，飘然腾空而去，成了神仙。
关于关羽跟张飞亡故后的另外的事迹，集民间文学精粹的《聊斋》里有很多处记载。比如关公显灵杀死欲为恶的恶奴。又比如某官深入山谷，结果走到冥府去了，好不容易挣回来又迷路在山脊里，这时候遇见关公显灵，告诉他“唯诵佛经可解”，于是得脱。关羽的佛教护法历史跟他的神史几乎等长。
《聊斋》里有一个观点，我深以为然。凡土木偶像，年深日久，有了灵验。这灵验其实并非来自偶像自己的法力，而且，归根结底，这偶像的法力来自于善男信女的真诚信仰，它合他们的力量而成为自己的力量，举凡信仰，宗教，主义，直到股票融资，银行存款，其实质大多如此。致力的人越多，力量越大。所以七龙珠里边的元气弹，集中了整个地球人的力量，果然威力无比。但吸引了这些人奉献元气的救世主撒旦却是在沙鲁跟悟空面前傻忽忽劈砖的废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然而建安七年，道教的两大源流虽已先后出现，严格而统一的体系尚未建立。仅仅是因为本土神灵的关系，道教才得以顺理成章的将山岳诸神纳入自己的神谱。此时佛教虽已东渐百年，而且也和黄老同样进入了迷信的皇帝的私庙享受庙祀。然而正规化的宗教组织和活动毕竟尚未出现。南方曾有地方级政权表示出对佛教的狂热。然而天下的共识是目之为妖贼。
大多数的信仰仍在民众中朴素的持续着。搜神记里记载了不止一例人化为异类的事。这些信仰的主体仍然是自然崇拜。其产生根源要追溯到远古。我们知道猴子并不拜神，猴群中最强壮的公猴成为猴王，最多显示出对力量的敬畏。最开始的猿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也无所谓信仰。后来慢慢的对一些自然界中威力颇大的现象有了印象，比如打雷，暴风，骤雨，天火，猛兽等等，各种原始神灵和信仰也就应运而生。以亲疏而论，又分若干档。与己有关的神一般占据信仰体系的高层。倘若是动物，还可能演变成图腾，比如熊，狼，虎，龙等等。人们对其产生发自内心的崇敬。并且希望他们能以神威保护自己。其他的跟自己关系较疏或较恶劣的则敬而远之。成为厉神。这些最早的神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实际上象征了早期的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敬畏。天地风云，山川雷泽，都不是先民们粗糙的手跟微薄的知识所能征服。好比我们在街上碰见流氓，又打不过他，多半会怕一怕。
神的产生自此而来，以后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大概上也仍然遵守着这个潜规则。自己斗不过的，望神坛上一搁，皆大欢喜。最顶上自然是象征着自然界的原始神，然后人类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宝剑发韧，再以早期人类为蓝本创造出第一批跟人相似的拥有征服跟改变自然的理想神灵，再往后，人越来越多，内部斗争逐渐取代了与自然界的斗争而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难题，在这种内斗中涌现出的好汉们也就有了被惧怕的实力跟成神的资本。比如三皇五帝，各个来源神奇，其实并非真的如何天才或外星人，而是他们是赢家。跟神对应的打成魔族，所以蚩尤长的一副非人类的样子，部属兄弟也是个个咬钉嚼铁。
再往后，上层建筑越来越完善，道德开始发挥出它的效力，成神的标准除了要让人敬畏，还得至少符合品评的标准。所以从姜子牙开始，一批并非杀人如草的名将纷纷获得神格。其过程悠长而艰辛，且不时会因人间的臧否而更改。南方的会稽曾经将秦始皇和大禹一起供奉。然而大禹是五帝之一，治理水系，功在千秋。秦始皇则素以暴君闻名，所以当学者虞翻主政会稽时，就毫不客气的将秦始皇掀下神坛。之前，当造神运动迎来第一个高峰时，缺乏道德监管的众神纷纷生出，即所谓淫祀，后来大多数都被打掉了。
另一些人则以自己的聪明正直加入神格。田豫遗嘱将自己葬在西门豹祠边。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相当有个性的名臣，他聪明的杀死替河伯娶妻的邪恶巫婆的故事今天还为人们传诵。田豫的亲族对田豫坚持与其比邻表示担忧，而田豫本人则坦然自若
汉王朝直至末年，神秘主义的思潮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时人的思维。王朝的著名皇帝汉武帝刘彻就以用兵好武和喜好方士两点闻名。而中兴之主刘秀本人也是谶纬的爱好者。儒家思想的继承者们奉守着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训诫。然而正是孔子本人给后人留下了防风氏骨节专车，五行之怪和获麟。若干年之后，这些事情本身也已成为绝无佐证的怪力乱神之语。王朝末年因为政治的需要，祥瑞一时屡见。青龙、黄龙和凤凰象赶场一般在九州之间来回出没。但是始终没有记载一只活的麒麟被奉与君王。所谓麒麟和《狩麟图》的出现要再等一千二百余年后才由苏门答腊进贡来的长颈鹿来充数。
任何一种主义和信仰，既然广泛存在，虽然还没有蔚为大观，然而也就必有相应力量存在。汉王朝的末世，佛道两教相继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广泛传播其影响。并且颇有成就。佛教为了迎合中国本土文化的喜好因此而做了巨大的改变，里边夹杂的神秘主义丝毫不比道教为少。以至于后世的中土佛教和印度佛教虽属同源但实质几乎是完全两种宗教。


这不得不令我们回忆起文初曾提到的王允。倘若王允是行事偏左，那么祢衡或者加上孔融就是思想意识偏左。他们共同的弱点是缺乏对具体情势的清醒的认识因此行事冲动，理想主义。王允、祢衡或者孔融这群人认为王朝的延行既然已垂四百年，其中的政体和维持王朝运行的儒家思想道德已经发展完善。一切尽善尽美，只是执行者或许未臻完美，以至现实和理想境界总是颇有差距。因此而更加强调道德文化对世人尤其当权人物的约束作用。至于既定的方针和王朝的传承在四百年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则可一带而过。总而言之，皇帝在朝，则按本朝政体皇帝自然享有绝高权力。虽然而今曹操把持朝纲，但倘若皇帝一朝振兴，区区孽臣仍然不足与抗。于理即是如此，至于具体操作细节，则因他们本身即缺乏经济才能而略过不计。因此思想上一定要坚定不移的倾向于皇帝，并与权臣比如曹操者相抗衡。这样的人，之前曾有，之后也还会有。比如清末之康有为。而倘若以现代人的好恶来评价他们，则是历史上虽有正面意义，但某些具体作为却比恶人更可恶。
最终祢衡的抗争终于以失败结局。除去《击鼓骂曹》的故事，祢衡还给后人留下一套鼓谱，即著名的《渔阳三挞》。倘若作为一个艺人或者行为艺术家，能够有此成绩已足欣慰。然而祢衡行为虽狂放，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有政治诉求的人。正因为此这个集团才能对曹操形成威胁，因此他的结局实属悲哀。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甚至影响了曹操对这个集团的整体观感。只是未有余裕挥动屠刀，但孔融的生命也已岌岌可危。最迟建安十三年，孔融将为他的作为付出沉重代价。文人本质而兼政治家毕竟与政治家本质而兼文人有所不同。正如涸泽中的两条鱼。不能相濡以沫，就只能相忘于江湖。
就此而言，重新唤起人们对蔡邕的记忆实在是颇恰当的一张好牌。蔡邕性格绝不刚直，处事又无棱角锋芒，学问渊博，奖掖后进。这样的人简直是天生的盾牌。更重要的是，他已死去。建安八年，倘若蔡邕仍在，以其在文化界的身份威望，当不下于孔融。然而和孔融比起来他几乎没什么政治诉求，因而几乎必然活的更久。只是这个盾牌如此明显，以至于连董卓都看得出并且抢先使用了。但即使蔡邕死去，仅在舆论上也与大势无碍。只要制造出相应的倾向即可，而还不用顾虑蔡邕本人的感受。西谚有云，一个好的政客就是一个死的政客。学者也如此。
建安八年，文姬归汉。在本年的历史之中，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资治通鉴》孝献皇帝己卷建安八年篇中就干脆没有提及。然而正是这件小事标志着曹操在另一个领域战争的开始。本年之中曹操两边作战，一边激烈血腥，一边悄然静谧。此举也可以说百忙之中打一手闲牌。它的积极意义要到数年之后才昭显出来。因此可称为深谋远虑。七年以后，曹操发表了一篇名为《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著名奏章，其中以感人的语调叙述了曹操对王朝的毕生忠诚。但今天我们只能说，虽然曹操未亲身那样做，但他的确已准备的足够多。

一共有二十五篇，每年一篇，说一点事。彼此并不怎么挨着。 -----作者注
坑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