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胡适对当时所存的禅宗史料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认为禅宗大师“都爱做假”，神会就是一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道原、契嵩、赞宁也“妄改和伪造”禅宗历史，所以有关禅宗的资料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因此“触发我完成一项相当满意，也相当富于毁灭性的中古思想史的著作”〔3〕， 即其所说的“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的“禅宗信史”〔4〕。 还是在那篇非常有名的挑起论辩的文章中，胡适把这一怀疑态度称之为“与著名的‘奥氏剃刀’同样锐利”的“庞氏剃刀”或“中国禅的剃刀”〔5〕，要用它来“斩尽中古时代的一切鬼、神、佛、菩萨、 四禅八定，以及瑜伽六通等等”。这里可以说“怀疑”就是胡适治禅宗史的第一把“剃刀”。
其次，就历史观来讲，胡适特别强调“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他认为禅宗最发达的时代是在7世纪末到11世纪， 即武则天时期到北宋将亡这400年间。但是， 当时所能接触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6〕， 加上他认为“佛教是一个‘无方分（空间）无时分（时间）的宗教”〔7〕，印度人又是一个缺乏历史观念的民族， 所以自印度传来的佛教乃至禅宗，史料残缺，乃至“毫无历史根据的新发明”〔8〕都是他予以怀疑的思想根源或前提。 这就触发他寻找唐以前禅宗的原始资料（应当说是唐至北宋），以便在历史的真实中考察禅学的发展。


在铃木看来，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逻辑和理性本来就是人为的东西，它不仅扭曲了自在的世界，而且束缚了人的精神世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总是绝对化地思考‘a是a’，却不大去思考‘a 是非a’或‘a是b’这样的命题”，因此， 它“不是可以穷极一切的一切方式’，更“不能彻底地把握真理”，只有禅宗那种否定二元对立的思维，“促使我们去赢得一个全新的观物方式’，这是一种不需逻辑推理，也无二元分裂排列的观物之道。这一观物方式不是a与非a的对立，而是“‘a是a’这一命题的意味包含了‘a是非a’的意味”。〔27〕它超越了生死的概念，也突破了yes or no的对立， 获得了“从内部即物体察的新境界”〔28〕。这里的“即物体察”就是直面事实，凭借直觉，而不是靠理性分析，以超越二元对立的方式，把握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此，既洞察了事物的真相，更使濒临崩溃的精神世界获得了解放，获得了期待的“和谐宁静”。


然而，这样力图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确实使语言表述显得苍白无力，所以铃木尽量让事实代己立言。在《通向禅学之路》的第四章末，他引述的法演的话，正体现了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弟子们！说有，则违背了永嘉；说无，则违背了释伽。若使他们与我们见面，如何摆脱这进退维谷的尴尬？不过，只要我们清晰地明了自身的所在，便可以依然朝见释迦，夕见弥勒。如果还不明白，这就告诉你奥秘吧：无并非否定，有也并非肯定。听着！东望西山见，面南观北斗。”
即便如此，那东望见西，面南观北，自然不是通常人所能理解的。但他那力图在自然理性和宗教理性构造的二元对立的世界之上，把握事物的本原和真相的目的却是实在的。他用“冬冬、冬冬、冬冬”回答抽象的问题，就是要引导人们自己在超世俗层面上进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