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1] 甘阳：“时间、传统与现代性”，《读书》，1987年第1期。　　[2] “如何理解被年来汉语学界持续至今的中西冲突论？汉语思想家中已有论者(梁启超、冯友兰)识察到，中西文化的价值理念之争(体用之争)实质为古今之争，即传统与现代之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页2。　　[3] 同上，页2-3。　　[4] 刘小枫：“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一)”(www.law-thinker.com/detail.asp?id=643)。不过，他认为《绪论》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作为自己立场之反面的价值自由的理由。　　[5] 同上。　　[6] 甘阳：“政治哲人斯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选刊”导言，载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页4-5。　　[7] 同上，页57-8。　　[8] 同上，页61。　　[9] 同上，页75。　　[10] 同上，页61。　　[11] 同上，页66。　　[12] 同上，页69。　　[13] 同上，页71。　　[14] 刘小枫：“斯特劳斯的路标(六)”(law-thinker.com/detail.asp?id=684)。　　[15] 甘阳，前注6引文。　　[16] 同上，页79。　　[17] 同上，页80。　　[18] 同上，页81。　　[19]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甘阳花如此大的精力来关注北大的改革，相关论文参见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 甘阳：“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载陈祖为等(编)：《政治理论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18-232。　　[21] 甘阳，前注6引书，页26。　　[22] 同上，页81。　　[23] 一个新近的佐证就是甘阳明确地提出了“文明国家”的概念，参见甘阳：“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书城》，2004年第2期。　　[24] 甘阳，前注6引书，页20。　　[25] 需要注意的是，甘阳在自己写文章讲“政治民族”的时候，似乎有意忽略了韦伯对“政治领导权”的强调，而仅仅强调经济民族再迈向政治民族过程中必须依赖“大众民主”。参见甘阳：“走向政治民族”，《读书》，2003年第10期。这样的讲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显白教诲，之所以把政治民族的“政治领导权”这个真正的教诲隐藏起来，恰恰是为了避免这种“哲学的癫狂”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德国当年的军国主义。 [26] 参加丁耘对甘阳的《将错就错》的解读。丁耘：“文化民族主义:刺猬的抑获狐狸的?”，《读书》，2003年第3期。　　[27] 刘小枫：“斯特劳斯的‘路标’”(law-thinker.com/detail.asp?id=684)。　　[28] 甘阳，前注6引文，注释44。　　[29] 刘小枫，前注27引文。　　(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