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对于兼爱与别爱的现代之争的看法，简略转载。

人物简介：
杨泽波，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

兼爱与别爱的现代之争的起因：现代学者以基督教为参照系重新审视儒墨思想。

基督教当中有两条最基本的教条，一是爱上帝，另一条为爱邻如己，平等地爱周围一切所有人，在自身家庭与他人的爱相冲突的时候，不能将对家人的爱超过他人。这一思想在挑起现代之争的学者看来，就具有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他们把这一思想和墨子的爱无差等的思想放在一起，就有新的发现，这两种思想都主张要打破血缘家庭的局限性，倡导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爱，所以一些学者就提出墨家讲的兼爱，比儒家讲别爱更合理，因为他比较贴近基督教义，这样一个学理的思想的架构，所以他们认为墨家讲兼爱的理论价值度更高，较儒家的思想更加高贵。这样就挑出了别爱与兼爱的现代之争。

儒家的批评者认为，儒家学理当中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话题，这个话题是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这个矛盾在哪里呢？一旦社会正义和家庭喜新发生矛盾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儒家总是要牺牲社会的正义，而成就家庭亲情。换句话说，儒家认为家庭亲情道德是最重要的，社会正义并不重要，如果社会正义和家庭亲情、家庭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儒家总是要选择家庭，亲情，而忽视社会的正义。这样，又引出来一个直接的法律术语就叫做容隐，它是指如果家庭当中有人犯了罪，允许亲人对其隐匿。儒家的批评者们就以这个问题对儒家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这些学者针对一些其收集的“罪证”，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爱有差等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它直接导致了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中国社会之所以有众多腐败的总根源。

回应对儒家容隐的批评：
我们应当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我们为什么要以西方的法理为标准？
挑起现代之争的学者有一种思想，认为西方文化很先进、很合理，他们的法理不讲容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爱无差等。以西方的法理标准来衡量儒家，儒家当然是滋生腐败的总根源。但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要以西方的法理为标准，衡量中国法律？中国的法律是与西方的法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有独立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都
遥遥领先
。17、18世纪西方改革法律之后，我们才显得落后了。
2、我们对于西方法理的理解是否准确？
重提兼爱的学者有这样一个逻辑：完善的法治不讲亲亲相隐，西方法治系统即是如此。
然而，事实上西方有着长远的容隐传统。此传统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便有。容隐在近现代仍然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对于“西方不讲容隐”完全是误解。

儒家容隐原则的合理性：
1、容隐不强人所难，能够最大程度保障人情，符合法理原则中有期待的可能性。
2、容隐有利于保护个人利益，保护个人利益不受个人侵害，使每个人都有安全感，维护家庭、朋友联系。
3、容隐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可以达到百姓纯朴、家庭安定的目的，树立忠诚爱国的信念，破除“以利益出卖朋友”的思想。
4、总结言之，容隐是在承认法律作用基础之上为家庭亲情，为道德保留一个位置。换言之，即使充分肯定法律的作用，也仍然需要考虑家庭亲情和道德的作用。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孔子看到了法律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另一个是道德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儒家认为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正义或高于正义。

儒家容隐的复杂性：
1、儒家并非不讲法律，而是要区分公共范围和家庭范围。“有大罪而诛之，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不以小爱害大爱，不以小义害大义也。”
2、家庭内部的容隐并非不讲是非。容隐虽以制度化，却有大义灭亲的事情，但大义灭亲是为了义而非利。
3、做到了容隐与国家法律的统一契合。
4、法家重法，但也讲容隐。如秦律就允许容隐。
5、之前不允许容隐的国家只有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而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再次允许容隐。

儒者替别人发表意见，这很正常，一切文章，行有万言，不过就是建立在一个替别人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基本属于自话自说，无根之木却能开花，滔滔不绝，纸上谈兵，就是做白日梦，唯有结论是引起争辩是非，儒学就是一个是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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