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6卷第6期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王向远。

摘要：日本“东洋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及其学术方法做出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内藤湖南最早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高度肯定了中国史学传统及其方法论上的现代价值，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派。相反地，津田左右吉认为中国历史只是王朝的历史，并且只是“史料”而非真正的“历史”，从而完全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桑原骘藏则对于中国现代史学予以有限的肯定，总体上却以不懂“科学方法”、不知“比较研究”为由而加以否定。对中国史学的正负两方面的评价，是东洋史学价值观念与立场方法的体现，也表明了日本东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深刻关联，体现了近代中日两国学术文化的竞争与互动。
关键词：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骘藏

　日本“东洋史学”作为日本近代史学中的一个特殊流派，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历史文化，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传统史学及其研究方法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史学及其学术方法也做出各自不同的判断与评价。有的人（如内藤湖南）推崇和弘扬中国传统史学，有的人（如津田左右吉、桑原骘藏）则以现代西方史学为圭臬，站在日本立场上否定中国史学。这种正负两极的不同评价，不仅反映了日本东洋史学家在学术方法上的不同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各自不同的学品学风，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日本东洋史学的特点。因此，有必要以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骘藏三人为例，对他们做出的中国史学的正负两方面评价加以剖析。

一、史学观念的转换与内藤湖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
　　日本史学一开始就是学习和模仿中国的，其史学观也主要是儒家的，目的是宣扬皇统、阐扬大义名分、劝善惩恶，体例、写法都是中国式编年史或纪传体的。日本第一部史书《日本书纪》（公元720 年成书）用汉文写成，是仿照我国正史的本纪。《日本书纪》之后的“六国史”等史书，都以中国的正史为范本，渗透着中国的史学观念。在中世时期的“五山文学”时代，学者必学中国历史，而对日本本国历史却相对轻视。到了近世德川时代，由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下令编纂的长达397 卷的《大日本史》，以汉文纪传体写成，贯穿其中的大义名分论也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
　　但是，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的历史学与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也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进程。人们把欧洲近代史学视为最先进的史学，加以学习、翻译、介绍与运用。其中最早的近代史学流派“文明史学”，就以英国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法国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为范本。这种文明史的基本特点是文化观念上的“西方中心论”，并把科学上的“进化论”作为理论依据，其代表作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和田口卯吉的《日本开化小史》。文明史学的目的是为了论证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化的最高阶段，而日本的文明已经属于最先进的西方文明了，其它东方文明都处于野蛮、半野蛮的状态。但是，“文明史”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客观的史学模式，不如说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哲学，其根本缺陷就是从观念出发，做宏观的鸟瞰，材料取舍和使用服从于既定观念与结论，严重缺乏微观研究与实证精神。当日本近代初期启蒙主义时代过去后，人们期望有一种基于客观史料的、实证的、带有科学性的史学研究模式。1887年，日本政府聘请了德国著名史学家冯·兰克的助手、历史学家路德维希·里斯（Ludwig·Riss）博士来东京大学担任历史学科的教授。于是，在欧洲影响颇大的所谓“兰克史学”，通过里斯而进入日本东京大学，并对日本整个史学界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
　

　“兰克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西方大都具有的体认历史中的上帝这一神学目的论之外，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主张“如实直书”，就是基于客观史料的全面搜罗、批判考察、真伪鉴别、比较分析、如实记述，这是学术方法层面上的；二是“效忠君主”，就是对普鲁士君主的忠诚及对君主制的维护，这是政治立场层面的；三是“民族国家”，兰克在《世界史》前言中强调：“人类历史只有在民族国家的历史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文化立场层面上的。显而易见，兰克的这三点基本主张，与日本明治时代天皇制国家的文化风土是十分适应和契合的。可以说，日本大多数“东洋学”家们，包括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津田左右吉等，其基本的历史观念与研究方法均来自兰克史学。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人可以说是东洋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西洋派”。
　　不过，“东洋史学”家中也有“东洋派”。他们是真正的中国研究专家，他们精通中国文化，主要以中国研究为重心，旁及中国周边及亚洲，代表人物有林泰辅、藤田丰八、内藤湖南、吉川幸次郎、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青木正儿、武内义雄等。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处在当时社会时代的大氛围中，总体上瞧不起近代中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仍抱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史学文献都很重视，那是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资源、基础与出发点，他们当然不能否定。

　　“东洋史学”中理论与方法上的“东洋派”的代表性人物是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对中国的史学传统非常珍视，自觉学习借鉴并深受影响。他在1914—1915年间，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的课程，这大概是我们已知的在中国和日本最早开设的此类课程。后人根据其讲稿记录整理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于1949年出版，也得到了学界很高的评价。“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7年）中做了界定与论述。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到了1940年代，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著作相继问世。但是像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这样大部头的专著、这样连续性的课程化讲述、这样整体性的系统研究，还是突出的、罕见的，足以表明他对中国史学著作研读的细致，也表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肯定首先表现在，他认为中国的史学家是有自己的历史思想的。他指出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直到唐代之前，中国的历史著作大都是私家之学的产物，父子相承治史的例子很多。“所以当时著史都是有一己之见的，是按照一定的主张撰写的，因而在历史的论断方面都是很有功夫的。像《史记》、《汉书》那样有编纂者《自叙》的，当然叙述了著述的宗旨；即便没有《自叙》的史书，也都是有自己一家见识的著作”。而唐初刘知畿的《史通》，则是一部充满真知卓见的史评著作，但是从唐太宗时期的《晋书》开始，治史成为官府的一项工作，历史主要是对已有记录的编纂，史家就难以自由褒贬了。但是好在这种情况持续时间不长。到了宋代，郑樵的《通志》又能够自由地评古论今，恢复了《史记》的思想传统。而到了清代，中国的史学名家辈出，达到繁荣的顶峰。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高度评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清代史学，而尤其对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推崇备至。他盛赞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说“他独立于时代风气之外，治史不遵循考据之法，完全从理论方法入手进行研究”。他指出：“什么叫‘史学’，仅仅对史料进行整辑排比、参互搜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只有对史料作出某些处理才称得上史学。由此，章学诚还十分推崇所谓‘独断’之学。这里所说的独断，并非不考虑材料的空谈空论，而作为对材料的处理方法，应该是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的产物。”内藤湖南认为这就是中国的一种治史精神，“如此卓越的学问，虽说产生于乾隆、嘉庆时期，但其价值可说至今不减……对一切学问从方法论原理上的研究，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卓越见解”。他断言：“不仅史学，即便对整体学问的见解而言，我认为章学诚的学风在今天仍然也是有其生命力的。”看来，内藤湖南肯定中国史学及史学家是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与学术方法的，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

　　其次，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特别是乾嘉学派的、朴学的实证方法或考据方法也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新支那论》中甚至认为：“清代的‘朴学’的出现，是时代学术的特殊代表……其方法与欧洲近代的科学方法多有一致之处。”这实在是极为敏锐和
正确的
见解。应该说，乾嘉学派考证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欧洲的所谓科学史学相比毫不逊色，而在精致、细腻方面又超乎其上。
　　再次，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史学是有民族国家观念与意识的，也是有“比较研究”方法的，这集中表现在清代对周边民族地区的研究，内藤湖南称之为“塞外研究”。他写道：
　　在乾隆以后史学的各分科中，直至清朝末年持续不断而又最为发展、学者最为倾注精力的是有关塞外的研究，清人称之为西北地理之学。这是一门与地理、历史都有关系的学问。这种有关塞外的研究之所以发展的原因，是清朝版图的扩大，其中包括了塞外地方；而随着版图的扩大，进而又兼有了各种民族，于是逐渐地了解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和风俗，以至出现了对这些现象需要进行比较研究的情况。这是塞外研究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他评述了钱大昕的《蒙古秘史》、柯劭忞的《新元史》、何秋涛的《朔方备乘》、俞浩的《西域考古录》等著述，认为正是这些中国学者的研究，使得“中国史”研究向“东方史”研究转化：
　

　钱大昕以来的史学，即考证学派史学开始了从中国内部向西北地理，即塞外的发展，祁韵士、张穆、徐松、何秋涛一派不断地传承着这一研究，终于发展到洪钧的阶段，此间中国史学出现了从中国史逐渐向东方史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正是近代中国史学的倾向。
　　这一判断表明了内藤湖南的卓越见解。他在很早的时候就看出，中国的“东方学”实际上是中国国学的自然延伸，是中国历史、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外国传来的学术范式。作为一种整体区域研究的“东方学”，必然要处理研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因此自然要使用内藤湖南所说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因此“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国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产物，而不是外来的东西，且比外来的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更为系统与精致。早在《史记》中便出现了比较研究的萌芽，到了清代的塞外研究，比较研究的运用已是浑然天成。
　　上述内藤湖南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及其三个基本判断，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中国史学有没有思想、考证是不是科学方法、中国史学知不知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这三个问题。他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但是，内藤湖南之外，还有其他东洋史家持有完全相反的判断和评价。

　这里对陈垣及其著作的评论，也涉及对中国史学的评价。显然，桑原骘藏在这里一褒多贬，褒扬陈垣的著作，贬低整个中国历史学。他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国学者对与外国关系的研究并不擅长”；二是“对科学的方法多有不解”；三是“不懂得比较研究的价值”。实际上，对中外关系的研究，中国学者至少从明代就开始了，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至于“科学方法”，如果不是指“从现代西方（欧洲）来的方法”，那就是历史研究的理性的、可靠的、有效的方法，换言之就是“学科方法”，对史学来说就是治史学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而且不断地系统化、完善化，形成了厚重的中国史学思想史、方法论史；至于“比较研究”，实际上中国学者早就懂得，特别是在佛学的翻译与发展过程中，比较的方法被运用于中外历史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宗教文化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作为以研究东洋及中国历史文化而得意的桑原骘藏，却做出这样全盘否定的结论，除了用歧视与偏见来解释外，实难理解。
　　的确，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对外开放的幅度及现代化进程受到诸多限制。表现在历史学中，就是有一些官学背景的史学家对中国史学传统过于自信，而对西方的相关著述重视不够，利用也不够。这是事实，却无关乎中国史学的生死命门。然而，一向以能看懂西书为傲的桑原骘藏却抓住这一点来贬低中国史学。在《柯劭忞的〈新元史帖木儿传〉》一文中，桑原骘藏对清朝的元史研究及柯劭忞的这部著作做了评论，他认为包括柯劭忞在内的清朝众多的元史研究者，最大的局限是不能很好地利用外国材料，他具体指出《新元史帖木儿传》的八条不足，包括记述唐突、前因后果交代不足、人名搞错或不确切等等，总体上认为这部书“对于看不懂外国书籍的中国人，多少是有价值的。但对于一般学界则没有什么贡献”。因为“看不懂外国书籍”而否定柯劭忞的元史研究，那么要不要按此逻辑，断言欧洲的那些看不懂中文的元史研究同样没有价值呢？元史研究毕竟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包括史料在内的最充分的优势。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歧视与否定，在桑原骘藏的《梁启超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表现得更为露骨。他对梁启超在书中关于中国史学的反省批判表示赞赏，也由此发表了他对整个中国史学的评价。他说：“在中国，在比较遥远的年代就开始了发达的修史事业，是值得尊重的。但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遗憾之处甚多。中国的史论家，例如唐代的刘知畿、南宋的郑樵、清代的章学诚等人的理论主张中，固然有几分参考价值，但总体看去，多是固陋之论。中国的史学要发展，就有必要从过去的因袭中摆脱出来。为了摆脱过去的因袭，那么首先就必须对司马迁、班固的著作，刘知畿、章学诚等人的批判开始，然后才能超越。这是我近年来的主张。”他认为梁启超“本着欧美的史学研究法，提倡中国史学革新的急务，将《中国历史研究法》公诸于众，是与吾辈所见相一致”，从而做出高度评价。但是有一点桑原骘藏并没有搞清楚，他和梁启超的观点虽有一致，但其学术文化立场与梁启超是根本不同的。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民族史学的自我革新与反省，其在书中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与不足做了深刻剖析，但并没有用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古人，只是要求现代人不要固守古人之见，认为现代史学不能吃传统史学的老本。
　

　但是这一层意思，在桑原骘藏那里，却往往变成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否定。例如，桑原骘藏援引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一段话：“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我国治史者，惟未曾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所谓的“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相关史料互相勘和、参校、互相比较，以发现其中的可疑与矛盾之处，然后再加使用，而这是待史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做到的。治史初期，史料严重不足，对于去今较远的历史，只好较多地依赖传说甚至道听途说，于是造成文史不分的情形。这一点在中国的《史记》、欧洲的《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史书中，更不用说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乃至“六国史”（六种“国史”），都是如此。后来史料多了，外部的史料也能参照了，才产生了上述“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神秘，就是广泛涉猎史料然后通过比较来鉴别真伪。实际上，这一点，我国清代史学与同时期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的史学相比，做得好得多也先进得多。但是，桑原骘藏却无视这一点，借“科学的方法”而贬低中国史学。他断言：“科学研究以材料批判和比较考察为第一，而中国的学者却几乎无视这两者。”又说：“去中国观光的人每每有体验，他们的车夫都不问乘客去哪里，就随便按自己想当然的念头往前走，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学者也带有这样的性格。他们不问材料的真伪如何，先加解释，率尔利用……中国人编纂的历史不可信凭，理由在此。”中国史学家竟然都成了不问顾客去哪儿而肆意前行的鲁莽无脑的车夫，这样的史学著作如何叫人信，能有什么价值！显然，桑原骘藏在这里完全否定了中国史学的科学性，他对中国史学的学术歧视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然而，就是这个桑原骘藏，一方面断言中国的史学不可信，一方面在他的学术著作，包括他的名作《蒲寿庚传》《唐宋贸易港研究》中，主要依赖中国的史学材料与记载，西洋的材料只做辅助而已。像这样一方面靠中国的史学及史料成就自己的学术，一方面又靠贬低中国学术来抬高自己的东洋史家，桑原骘藏算是很有代表性的了。
　

　桑原骘藏接着又提出一个观点，他从“史料”与“历史”两个概念的区分入手，来进一步否定中国史学。他写道：
　　以《史记》为首的所谓正史可以视为“历史”，还是视为“史料”？这是一大疑问。我历来的看法是：除一两个特殊的例外，中国的正史一概都不过是一种类型的史料而已。有人认为唐以后的历史是一种史料，而唐代官撰之前的正史是历史，而我认为唐以前的正史也一概都是史料。若依我辈之见，把正史视为史料并加以批判，则对历来传统的正史的评价，不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诚然，“历史”不等于“史料”。“史料”是历史著作的基本材料，好比是饮食料理的食材，是客观的、真实的、质料性的。而史料之外，还需要有史才、史识，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所说的史家的“才学识”三个基本要素。如果断言中国的历代正史只是“史料”，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认定中国历代正史提供的记述是真实的、可靠的。但是，桑原骘藏在前面刚刚断言“中国人编纂的历史不可信凭”，那么这个“不可信凭”的是“史料”吗？既然“史料”是客观的，如何说不可信呢？这显然是露骨的前后矛盾！这种自相矛盾带来判断上的一系列混乱，例如，桑原骘藏在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史学“才学识”的三要素，但对于其中的“才”，桑原骘藏理解为“文才”。他说：“所谓才，毕竟是文才的意思，在文字大国中国，极端重视文才。单靠文才这种资格，就从事历史撰写的人，应该极少。司马迁作为文学家重要呢，还是作为史学家重要呢？是一个疑问。事实上，文才对于史学家而言虽然是一种才能，但不是必须的资格。即便缺乏表现技巧，历史作为历史仍然可以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的看法往往是谬见。”桑原骘藏这些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断言中国的历史只是“史料”所以缺乏史学价值，那么请问如果不只是客观史料，还应该有什么呢？那就是史家的思想见解即“史才”了。可是“史才”在他看来也不重要，剩下的还有一个“史识”。但是关于“史识”，桑原骘藏历来主张历史的纯客观性，主张不要在历史著作中表现作者的思想，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桑原骘藏的设想中，历史学是一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学术，历史学的研究结果应该是无论谁来研究都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无思想性’的特点，也即没有倾向性的研究。”“思想性”当然是“史识”，“无思想性”就是可以没有史识。这样一来，在历史的三要素中，“史才”“史识”在他看来都不重要，剩下的就只有“史料”。然而，他又断言中国历史仅仅是“史料”而总体否定了中国历史。在这里，中国史学的所有要素（三要素）就都被否定了，都变得没有价值了。看来，桑原骘藏实际上是为否定中国史学而否定中国史学，为此持有的露骨的傲慢与偏见几乎都是未加掩饰的。
　

　梁启超为反省中国传统史学而对中国史学历史局限性的指陈与批判，被桑原骘藏拿来作为他全面否定中国史学一种依据。但在否定中国史学、显示日本东洋学学术优越感这一点上，梁启超显然无法被桑原骘藏利用。非但如此，而且恰恰相反，请看桑原骘藏引用的梁启超书中这样一段话：
　　其（日本）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齿莾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耻也。
　　对这段话，桑原骘藏感到很意外。他写道：
　　这岂不是在破口大骂吗？……政治上从亲日到排日的梁氏，难道学问上也变得从亲日到排日了？……梁氏对最近我国学界的情况不了解，他肯定没有翻阅过《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史林》等，若这样一个对我国学界闭目塞听的人，这种痛骂也真是不足挂齿。
　　看来，梁启超这句话对桑原骘藏刺激甚大，而且让他“挂齿”了。诚然，梁启超在《东籍月旦》等文章书籍中推崇过日本的学术与文化，也曾推崇过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但是现在梁启超确实变了，变得对日本史学不屑一顾，甚至断言其“率皆齿莾灭裂，不值一盼”。这种剧烈转变不仅仅是因为梁启超个人善变求新的性格使然，恐怕也与日本“东洋学”的蜕变有关。以研究中国为重心的日本东洋学，却成为不少研究者贬损抹黑中国历史文化、凸显日本文化优越性甚至成为日本推行对外侵略的思想理论依据。这样的研究，梁启超当然看在眼里，所以才做出这样的评价，那是可以理解的。
　　总的看来，上述日本东洋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的评价，总体上正面评价较少、负面评价较多，反映了近代日本学界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基本印象与判断。这种评价的形成，除了这些日本东洋史学家个人的学术趣味、学术判断、学术选题以及学术观点方法等具体因素之外，也有近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总体背景。日本在成功实现近代转型、国力强盛之后，学术文化界许多人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充满傲慢偏见，对中国学术的认知与评价缺乏客观公正性，对中国史学价值的贬低，本质上也是由其日本立场所决定的，反映的是近代日本试图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世界的“脱亚”心态。这些都与中国学界一直虚心学习和借鉴日本学术形成较大的反差。实际上，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如果非要在中日史学之间做出比较判断的话，那么可以说，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津田左右吉同时代的中国学者、史学家们，如王国维、罗振玉、陈垣、梁启超等，无论是学术著述的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史料的丰富性还是思想的深刻性，决不在这些日本东洋学家之下。无论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史学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日本历史学家包括东洋史学家们难以无视的。今天，我们从东方学学术史、中日文化交流及东亚学术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角度来看，日本东洋学家对中国史学的褒扬肯定或贬低否定，本质上都是两国学术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两国学术文化竞争性与互动性的一个反映，它不能成为衡量中国史学价值的依据，更不能影响中国学者的学术文化自信。而我们之所以要对日本东洋史学家的评价做出再评价，既是为了辨析是非，更是为了强化中国学术文化的亚洲乃至世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