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作者：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 龙登高。

如果今天有学者提出废除汉字，那一定被指斥为荒唐。然而，20世纪前期，钱玄同、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各派学术领袖在废除汉字的诉求上却惊人的一致，并付之行动。这并非是孤立的现象，打倒孔家店，更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革命成为主流思潮，其影响贯穿包括清代经济史在内的20世纪学术界，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现在。不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偏激到缓和，由片面到全面，由主观到客观，由主导到多元，各种偏差与认识误区仍然广泛存在。20世纪史学偏差症结何在，是哪些原因所致，21世纪应如何进一步反思，研究范式、思维路径、重大问题将发生什么变化？本文集中于清代经济史抛砖引玉，以期高明之论。

　　第三，中国人缺乏自组织能力，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传统，加之专制政府控制了一切，难以形成现代制度；与此相反，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政府能力太弱，在近代化过程中没有发挥西欧前近代政府那样的作用。“中国人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虫”，这些说法曾深入人心。福山《信任》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而英国、美国、日本则是高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尽管此书的历史考察可谓满纸荒唐言，却不影响福山成为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座上宾，备受最高礼遇。
　　事实上，清代民间组织等微观主体自发或政府授权提供基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甚至公共管理。多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法人产权拥有独立的财产，以董事会制度公开透明地经营，可以持续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地持续下去。通过这种制度，士绅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朴素的民主机制。只是在20世纪的革命后，民间自发力量几乎被政府所替代了。
　

　第五，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恶”。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的地主剥削最严重，中国的皇帝最残暴。满清以外族征服华夏，征服过程及维持统治的暴力与血腥，留下一段罪恶的历史。但也应该看到，暴力政权可以说是东西方的通病，直至选举获得民众授权的现代政府才算划上句号。一些黑恶因素，即使在近现代的西方仍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仍盛行黑奴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仍受到公开的歧视，公共厕所分黑白，公交车上黑人女性要给白人男子让座。直到今天某些歧视仍未完全消失，以至新冠疫情期间发生袭卷全美的Black Life Matters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恶创造历史，欧洲战争与竞争不断，但由此也推进金融制度、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条件。

二、披沙沥金：比较视野下挖掘和提炼历史遗产
　　传统经济、制度与文化导致了清代的落后，20世纪的这种史观之下，传统制度遗产的挖掘受到忽视，或有所偏差。正本清源，挖掘和整理历史遗产，从比较视野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而且已经成为21世纪清代经济史的着力点。
　　第一，清朝通过简炼的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集权统治，西欧则在财政-军事国家形成与竞争过程中不断制度创新。
　　朝廷以持续执政和稳定税收为要。虽然皇帝似乎是可以任性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影响了学者的思维与想像，但另一面，更多的皇帝勤勉理政以延续祖宗基业，也存在谏官等约束自身的某些制度。皇帝的意旨主要通过官僚体系来实现。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官员有可能以其权利中饱私囊，鱼肉民间，因此朝廷实现严厉的管制，成体系的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尽管克服激励不相容难度很大，以致出现朱元璋恨不能摧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系，允许民间将贪官绑赴入京的极端做法。皇帝与朝廷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贬谪、抄家、乃至杀头，但这种严酷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百姓与商人。清朝官僚通常都有自家的田产，辞官回家仍可当一个足谷翁，保持自身的独立，所以偶有犯颜力谏者。当然，中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杜绝腐败与寻租，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使命。
　　不过，通过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这在王朝时期大体上实现了。朝廷直接管制的文官体系与政府直接征税的体制，体现了清朝国家能力的特征。王国斌比较西欧与中国的差异，在西欧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之前，文官体系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年，而西欧的文官体系通常只能覆盖数百万至千万的人口，中国则是覆盖全欧的地域。一是小而精的有限政府，明代1427个县，5800多名地方官维持了大一统，清朝与之相若。二是基层自主之下委托代理链条简短，尽可能克服信息传递扭曲和信息不对称。应该说，中国文官体系的遗产，相比较西欧近代国家确立过程中形成的文官体系，其历史之长、规模之大，仍是值得挖掘的。
　

第二，基层自发秩序及其制衡力量
　　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农民与士绅拥有独立的私有财产，民间组织拥有独立法人产权的财产，士绅、民间组织提供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允许或授权民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管理，官不下县，缩短了委托代理链条，从而低成本实现大一统。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自立，导致政府在公共建设方面缺位，未能推动公共经济与财政制度的变革，法律体系更未能走向独立和成熟。而20世纪的大势，就是政府控制逐渐强化，日益深入基层社会，与清代形成对照和反差。
　　士绅与民间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体系形成制衡作用。基层自主自立提供公共品，政府在这方面鼓励、支持甚至仰仗民间力量。不少士绅帮助百姓与政府交涉甚至诉讼，让官员颇为头痛，斥之为“刁生劣监”。这实际上是基层社会对官僚体系的一种制衡，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任何制衡与博弈，必然会体现于为了各自利益的争吵不休，现代民主体制下更是如此。这又牵涉国人对于民主的误区，或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以为民主就是高大上，认为民主是西方概念，传统中国不存在民主因素。其实朴素民主并不“高雅”，在草根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自然出现，民间组织的“首士”“董事”都是由民主推选而成，公开透明的运作，抑制了寻租与腐败。过去常说中国人缺乏素质与公德，并以今匡古地推测传统时期基层社会缺乏自主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是偏颇的。

　　第三，产权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一定活力的原因。
　　从普遍和长期的角度，私有产权以契约为表达，农民的土地房宅产权，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民间组织数十年、数百年延续，法人产权基本上不受侵扰。就工商业而言，家族企业在清代一二百年历史不在少数。
　　不少学者提出，传统中国虽然有契约，但不可执行。民间契约可被任意撕毁，当然是指来自政府或官吏不受约束的强权，但近20年来遍览契约与刑科题本（司法档案），还绝少看到这样的具体事例；民间纠纷不少，官府概以契约条文为仲裁。契约大体上是得到法律和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深居紫禁城的皇帝当然不可能亲自去践踏契约、掠夺民财，相反皇帝担心其代理人官员强权侵扰地权市场，于是规定官员任内禁止购买房宅。地权交易由民间自由进行，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契约格式、中人保人、违约惩罚机制。当所有权交割时，必须到政府办理手续，与政府鱼鳞图册相一致。鱼鳞图册以图与文载明地块四至，载明业主与承粮户，《汤溪鱼鳞图册》从清代延续至民国，未曾中断。政权鼎革基本上不影响产权延续与契约的效力，不仅包括所有权，也包括田面权、典权、永佃权、租佃权。
　　汉唐“官从正典，民从私契”的传统表明，官府着重于官僚体系典章建设，民间自主，根据各方契约行事，所谓“任依私契”。官府不重视民法建设，但绝非不保障契约与产权，相反高度尊重民间惯例，甚至还有抵赦条款。但土地所有权转让涉及征税，政府不敢马虎，官契格式和手续还是严谨的。
　　产权体系的确立被视为英国工业的制度基础，但与议会制度一样都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并非其既有传统。18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律体系很难说是鼓励创新的，英国的产权体系十分僵化，无法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权配置。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新兴财富阶层通过议会制订一系列新的法律，18世纪之后才逐渐改观。
　　比较中国与西欧前近代的产权形态与经营方式，发现传统中国的特征——基于土地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的个体农户经营，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易恢复性，造就了农业时代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和本质属性的自我强化，另一方面抑制了变革和异质因素的成长。由此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欧经济发展道路的分异。
　

　　第五，清朝以稳定为取向，抑制了动荡与变化，与竞争中不断改变的西欧迥异。
　　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清朝大一统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周边世界形成一个高地，其首要的追求是稳定，而不是改变自身，变换成另一种制度。历史上，制度变革的最强驱动力，往往不是发生在稳定的制度高地，在欧洲也突出发生于英国这样的后起之秀。西欧各国处于竞争甚至战争中，相互借鉴与学习，不断改变自身，以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战争的胜利，于是新的制度不断出现和演进，英国集其大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7-18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变革中的国家，而同时期的清朝，则呈保守性取向。大一统很可能抑制了竞争，减缓了变化，但它带来的规模效应等优势则不可忽视。以其减缓了变化而处处苛求，也就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认为它一无是处，恰恰是20世纪史学的盲区。
　　农业社会，土地是资源配置的轴心。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是清代政府和社会的追求主旨；而不是说这一制度要自我否定走向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才能表明其具有活力。探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地权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固然重要，但应切忌陷入迷思，因为它没有否定自身，所以它一无是处，或弊端丛丛，并由此而忽视制度遗产的挖掘与整理。

　三、走出误区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创新
　　走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其实学界早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成果不断涌现。主流思潮也受到冲击，但其新观点、新范式仍有待拓展。
　　1.方法论启示
　　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首要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仁人志士奋起求索，也在学术上有急切的反映。其次，对西方制度的历史渊源缺乏深刻的认知，八九十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历史最低点，与欧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之20世纪初更为突出，进一步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其三，以今度古的思维虽然考虑了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但忽视了20世纪底朝天式革命之后的深刻变化，与革命前的传统社会迥然相异、截然相反的现象与制度比比皆是。
　　研究清代经济与制度史，首先应该从普遍性、一般性的现象出发，当然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偶然性、个别性现象。打江山和失江山的王朝交替时期，不是这个王朝的一般性的表现，但往往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清末，正逢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动荡对国人的影响很大，并以此推及有清一朝乃至历朝。
　　现代学术概念对历史的解释是学术研究之本。有人认为市场、产权、法人等概念都是现代的或西方的产物，不能以此去描述和解释清代历史。这种警醒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就是以现代学科体系的文字、概念、范畴去解释历史。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还需要理论提升，不可缺少概念范畴与体系的支撑。当然，对于现代学术概念的使用，应该是在本质上、内核上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进行，但与现代或西欧相比，这些学术概念落实于历史空间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2.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其根源并非土地私有制，更不是汉字和儒家文化，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是长期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转型的失败。
　　19世纪中国经济在外部刺激之下急剧地相对落后，而近代国内战争与外部侵略频仍，无有宁日，对经济衰败雪上加霜。英法联军、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就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范围和延续时间来说，抗日战争与太平天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灾难，导致严重的长期经济负增长。1850-1887年长达27年间的年均-0.54%左右；1936-1949年更达到惊人的年均-2.87%，连续14年的全面战争，经济与社会满目疮痍。长期战乱之下超过40年的经济负增长，需要多少年的成倍的正增长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S.Broadberry等考察千年来经济增长发现，成功的国家不在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关键在于能否避免经济收缩（shrinking）。
　　长期转型阶段难以避免动荡而导致贫穷落后。一方面原有经济结构被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结构与秩序迟迟未能建立和稳定下来，经济凋弊，民生困苦。与此相对照，早已完成近代转型的西方经济快速增长，西方商品与资本强势进入中国市场，相形之下，中国的停滞与落后显得尤为突出。近代经济转型期的痛苦、混乱，英国、法国在近代转型时期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在世界范围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但近代中国尤为突出。
　　此外，落后挨打是因为国际规则的不完善，武力规则起主导作用，这是清末与民国改革开放不成功的原因。近代中国从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有限，相反本国经济与人民生活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于是排外情绪更为普遍和强烈。在当今世界平等交易的WTO规则之下，改革开放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而落后国家与小国也并未遭受挨打的命运。
　

　3.非市场思维及其渊源流变
　　20世纪中国主流思潮是趋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场思维的。无论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非议，对地权交易的担忧，还是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为人们所信奉，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动前提下的静态思维，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疑虑和否定。
　　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即使近代经济转型艰难，但到1937年前的十年，中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全面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经济空前强化；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资产，国有经济力量占居主导地位。当解放战争胜利，再次没收敌产与外资后，国有经济已经居于优势地位。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20世纪中期强化政府控制的经济学主流思潮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遂在中国全面展开。
　　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去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相反，无庸讳言，20世纪中国甚至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潮是非市场经济的乃至反市场经济，这可以理解历史时期的选择，但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下的思潮与选择来限制今天的现实，甚至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否定市场经济。如果那样，我们既无法准确把握清代经济特征及其落后的根本的原因，可能也无法全面理解今天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21世纪的今天，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反思，可望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
　　本文所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荦荦大端，发乎宏阔，但多已经或有待严密论述，其未来创新空间与学术进步，不论是对清代经济史，还是对21世纪的史学，或中西比较研究，都令人期待。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