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作者：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舒习龙。

内容提要：史学学人日记犹如个人的“百科全书”，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转型视域下史学的新变。学人日记所揭示的近代学派之间的派别分合、学派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于疏解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总结近代学术的特质具有重要价值。近代学人日记凝聚了近代史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裨于近代史学批评价值的进一步探讨。近代学人日记保留了官修史书纂修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和对其史馆制度、修史模式及官修史书价值评判的第一手史料。透过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的特质，有裨于深入阐释近代史学的风势之变，提炼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线索。
关键词：史学学人日记/史学学术史/史学批评/官修史书

　近代史学学人日记呈现井喷之势，极大地推动了对近代史学的深入研究。近代学者对日记的价值有着深刻认识，吴文会对日记价值和作用有非常中肯的评价：“日记曷为而作乎？吾平日见善而为迁。记之以自勉也；吾平日知过而未改，记之以自鉴也；吾平日之缺陷未弥，记之以自警也；吾平日知识未充，记之以自励也。它若万事万物之繁赜，新知新理之发明，记之足以长吾见识；有朋赠答之诗歌，贤俊流传之轶事，记之足以增吾学问。……至于风俗之变迁，政治之沿革，慎其弃取，详其始末，他日依类纂次，则吾之日记或可备修史者之采择”[1](P14-15)。陈寅恪曾说：“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2](P81)史学学人日记相比官方文献而言，更自由、细致、充分和从容，且对史学问题、线索的记录基本上能存本真的势态，故而尤应珍视其价值。
　　在近代史学演进的每个历史节点上，史学学人是史学转型的亲历者、见证者，作为史学转型的主体积极融入其中，并将近代史学转型背景下近代史学学术、史学批评、官修史书等精彩细节和多重风貌一一记录下来。透过学人日记来解读近代史学的特质，有裨于深入阐释近代史学的风势之变，提炼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的问题线索，值得我们倾注心力深入探究近代史学史的相关问题。

一、近代史学学术史的细致演绎
　　1840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学术由于时代思潮的催生和中西学术文化的互动，出现了多种史学思潮、史学流派，产生了学术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新史料，一时蔚为大观。特别是1920年代后，近代史学学术多元并进，造就了中国史学学术的一个黄金时期。近代学术高峰的产生，原因无疑是多重的，其中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和解读应为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学术的发展有赖于知识积累，当我们对过去作出历史判断时，无疑要受到既有学术认知的影响。在近代学术史的研究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在近代史学学术史的多重建构中，史料居于中心的环节和突出的位置，我们只有借助大量新史料，尤其是私人留下的日记等直接史料，才能近真地描摹近代史学观念、近代史学流派、史学风格，梳理近代史学的流变特点，总结近代史学的价值和成就。
　

　史学观念是史学学术史的枢机所在，对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影响最甚。历史进化论作为一种较传统变易史观进步的科学理论，其分期理论、解释体系、撰述形式都更便于表述新史学的诉求。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指出章太炎善于熔铸新哲理以解读中国历史，取得较好的成绩，“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也”[3](P566)。孙宝瑄依整体史观的理念对进化论作了理智的分析：“生存竞争之世界，其始争力也，其继争智也，又进则争仁。争愈久，所争愈文明。今日地球，盖由争力之期，渐入于争智之期也。”[1](P365)胡适则认为：“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4](P222)梁启超被誉为“新史学开山”，20世纪初即纯熟地运用进化论对旧史学进行批评，但因徒炫新奇，不知吸纳传统史学的优秀因子，故新史学形式虽建立起来，但其本土化、民族化仍有很长的历程要走。正如金毓黻评价梁氏新史学“徒为稗贩，终无所得，真可笑也”[5](P263)，又说“局于己见，动诋古人，以为一钱不值，此非讲学者之公平态度也”[5](P1091)，此确是至论。“五四”以后，梁启超反思新史学的利弊得失，对如何处理“旧典范”和新史观、新方法有了新认识，“以新学之法讲旧学，必能别辟蹊径也”[5](P677)。总之，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既要借助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科学方法，更要对中国传统史学学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这样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才能平稳有序，才能更具中国风格、中国色彩。
　

　近代史学流派是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与形成的，它是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学派间的激荡互动及不同学派的辩难问诘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因，因此近代学派研究有助于理清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逻辑脉络。近代史学流派借助近代“学术网络”和诸种不同的史学场域，实现学派内、外部的互动与交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历史学家，其本身的活动构成的史学场域就是由众多的社会部门比如研究机构、大学、社团、刊物、政府、出版机构等共同组成的具体历史情境。它们占据着不同位置，彼此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物质性和符号性兼具的空间结构”[6](P308)。史学场域的建构过程，实则是近代史学家群体围绕史学学科体制化转型而建立的由多种媒介参与的史学共同体，是近代史学学科独立化、科学化多方博弈的必然产物。近代史学学人日记以其个性化的语言、生动的笔触记录下近代史学流派之间的交往、聚合、对立乃至冲突的生动场景。

　　1920年代，南北学术旨趣不同、学术方法的差异造成南北学人对对手颇含讥讽之词。1924年12月，东南大学柳诒徵、顾实、陈去病三人需到北京调查整理清官档案，顺便拜访顾颉刚，顾颉刚对三先生评价如下：“东大三先生，柳多闻而狡狯，顾颟顸，陈则狂生也。柳可与把臂，陈、顾则气味终不投”[8](P560)。顾颉刚坚守北方学派的立场，对三先生评价不高，只认为柳诒徵尚可结为朋友。柳诒徵的弟子缪凤林作为疑古派的主要批评者，顾颉刚对其并无好感。因此，在其私密的个人日记中，顾颉刚对缪凤林欲争历史系主任的做法甚为不满：“缪赞虞欲兼任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而学生不附，遂日日请学生吃饭。知郭廷以到柏溪，则又造谣言，谓刚伯令郭前往，鼓动学生反对。此等人心中无是非，无善恶。可叹!”[8](P131)
　　回望民国学术界南北纷争，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融合南北学术之长，建立消弭派分的新史学，胡适对此解读颇有见识：“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功夫。”[10](P731)无论是南北学派还是疑古、信古、释古派，派别多歧不利于学术的全面健康发展。

二、日记与近代史学批评多重阐释
　　史学批评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各种品评、商榷、鉴赏和反思，其对象包括历代史家、史学成果、史学技艺、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和史学机制等。近代学人日记中留存了大量的史学批评的内容，这些内容零散地存留在日记中，需要研究者精心品读，系统地解读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元素和精神旨趣。近代是史学批评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史学批评的主体、对象、话语、评价标准、评价机制等呈现复杂而多元的面相，需要我们借助中西史学批评理论方法，从学人日记中搜求丰富的史料，以建构近代史学批评的新路径、新理论、新机制。学人日记在上述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如能与笔记、信函、文集合读，必能推进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
　　对官方修史制度、修史机制的批评，离不开学人日记的挹注，且日记往往以其批评之大胆、见解之独到而著称。德国汉学家福赫伯曾说。中国官修史书，“为政府之鉴，根本不允许有独立的写作方法”[11](P94)。英国史家巴特菲尔德也说，中国的史书撰写多半出于官修，由政府所垄断，为做官之阶梯，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史实往往被视为真实和客观的历史，后人对官修史书的效力深信不疑，并遵信不改[11](P94)。实则，西方史家对中国官修史书的批评常浮于皮相而未究根本，故对中国官修史书总体面貌的评判和官修史书性质的理解失之偏颇。需要强调的是，他者的眼光只是我们检讨中国官修史书的对照标本之一，评判中国官方史学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国史家，因为他们是中国史馆制度和官修史书的见证者、承担者，只有他们才最熟悉官修史书编纂的优劣得失，在近代史学批评意识觉醒的语境下，更能展现近代史学批评的风格和特色。
　

　旗人福格对于清朝的官方修史体制曾有这样的批评，“今之撰大臣列传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笔多存党异。……撰叙列传，于爱之者，则删其谴责，着其褒嘉；恶之者，则略其褒嘉，详其谴责”[12](P137)。福格的批评涉及清代官修史书的主体，清代各史馆修史主体以翰林为主，而翰林中又以江浙人为多，可能与江浙的文风之盛有关。这些人虽在政治地位上不如满族勋贵，但在修史方面却权操于己，故在史权方面往往能爱恨由己、肆行褒贬，以党护本民族、本地域的利益，可见福格观察之敏锐，批评之深刻。窃以为，福格对清代官修史书的批评，属于非权威的洞见。与福格一样，参与光绪《大清会典》编纂的吏部主事何刚德，也对光绪会典纂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强烈的批评：“盖向来修纂官书，不过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协修之役，精粗纯驳，各视其人之自由。总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亲细事为习惯，略观大意，信手批阅，即付剞劂。风行海内，人人遂奉为圭臬，以讹传讹，流毒无穷；迨识者指其错谬，已无从补救矣。”[13](P91)何刚德的批评有与福格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修史主体以翰苑高才为主；不同之处在于，何刚德批评史馆对史官修史管理能力有限，史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史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何刚德还批评总裁、副总裁占据高位，对官修史书各个环节审核不严，以他官兼领不亲细事，造成史书质量堪忧。以上是修史体制上对官修史书的批评，学人日记中还有对官修史书某部分(如体例)的尖锐批评。清史馆纂修儒林、文苑传，缪荃孙谨尊阮元之体例，因此遭到史馆同人的尖锐批评：“缪小山编儒林、文苑，搜罗尚非不广，但皆极短简，不成体例，且用阮氏文苑传体，句句必注所引书，而所引书往往引及袁子才，而不知袁子才所为碑传，皆任意为之，殊不足征信。余尝以袁氏所为较之他书，辄不相合，著书必蕲征信，故余为不敢不慎重也。”[14](P389)同人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史书体例必须因时变化，不能固守以往之体例而不知变通，并阐释了史料选择必须广博信实的重要性。
　　对传统史学名著，学人日记在精熟地掌握史学文本基础上，也提出了有见地的批评。1883年，李慈铭为甥侄辈讲《史记》时说：“曹沫事不足信，聂政则盗也，专诸乃乱贼，惟豫让、荆卿不失为义。……史公于《六国表》明著之纲目，以荆卿与政同科，其谬已甚。”[15](P395)李慈铭谨守春秋义理，对《史记·刺客列传》的历史叙事提出批评，其对《史记·刺客列传》的评价，从刺客所处时代、刺客本事来重新认识刺客列传，其对太史公的质疑似有一定道理，可备一说。再如，恽毓鼎评论班固亦有深意：“孟坚史才不减子长，若论详实整密，足资实用，尽有胜子长处。即如此志，探源三代之制，直从富教立论，是何等识力!”[16](P466)马班优劣论千百年来聚讼纷纭，恽毓鼎的评价从文本出发具有一定的价值。他如恽氏评述沈约《宋书》：“偶看《宋书·武帝本纪》，其中记兵事数处，叙次点缀之妙，直到史公，至如孟坚，且当让其出一头地，何论余子。世徒以文士称休文，不知其实有史才也。”[16](P242)史家以叙事为工，善序事理为史家素养的表现，故在恽氏看来沈约颇善胜绩。
　

　恽毓鼎史学批评最显著的特点是重宋儒义理之学，他平生嗜好《近思录》、《儒门语要》及《潜庵先生集》等义理之书，本人“拟取宋、元、明诸儒切要语编成一书，名曰《正修要录》”[16](P91)，且亲自编撰《励学语》。其最佩服顾亭林、黄梨洲、全谢山，在日记中写自己看《宋元学案》的感受：“可以推究一代治乱得失之迹，可以练达才识、经世，嘉言懿行可师可法，倾群经之沥液，穷义理之旨归。”[16](P261)恽毓鼎曾借徐桐之言对清朝盛行的汉学发出了抨击：“今训诂之学盛兴，动斥义理为空虚之说，不知子臣弟友何者是虚。”[16](P66)1907年，恽毓鼎对缪荃孙在国史修撰中“尊汉抑宋”的立场颇为不满：“迨光绪初，缪筱珊前辈(荃孙)为史馆提调，主其事，尤恶宋学，语及程、朱，则詈之。骤增汉学数十传，百年经生，搜采略遍。于宋学则不一留意，且从而删除焉。其不平如是。国史为千秋公论，划分汉、宋已非，况又从而上下其手耶？”所以，他希望梳理宋学文献，“拾遗补缺，冀持两家之平”。他认为，清史馆修的《儒林传》所记传的儒士为汉学家，故而“诸传草率殊甚，承修诸公不屑置意”[16](P104)。他从重宋儒义理之学立场出发，认为国史修纂必须将汉宋置于同等的地位。作为晚清官吏，清廷的命运与恽毓鼎的个人命运息息相关，他对风雨飘摇的晚清时局之忧虑也多在其史论中表现出来，此亦为恽毓鼎史学批评的一大特色。他认为，明代与清代的政治形势是非常相似的，主张习《明史》而经世致用。还认为明朝皇帝虽昏庸，但有人才治国，有宋学支持，而没有衰落。“与褚丈畅论《明史》，亹亹不倦。新学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终觉旧学深切有味也。有明一代，人才最多，法制最善，是以主昏于上，而政理于下，又士重气节，屡经摧折，曾不少衰。”与晚清今昔作对比时他说：“以今日视之，真可悲感。”[16](P335)论外之意即是希望当权者能学习明朝在用人和发挥宋学上下功夫。而明朝末年国之将亡，大臣仍贪污腐败，与晚清沉疴极为相似。“三日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坏，而当道诸臣贿赂公行，益泄沓不事事。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国亡而身家与之俱尽，若辈居心真不可解。读竟为之泪下，盖无一字不触余怀也。”[16](P348)恽毓鼎对史学本身的理解和分析，接续传统的“六经皆史”说，认为《五经》中《春秋》、《尚书》、《诗经》皆属于史家，而《诗经》为古代史官采集民间议论，而陈于朝廷，“凡时政之得失，民情之乐苦，风俗之盛衰，皆于诗觇之”。恽氏还对传统史学演进得失多有批评：“诗亡而后史法亦失矣。班、范而后，史册专为一家一人之事，史学家更从事于体例考证之间，抑无当矣。”[16](P596)从中可见其尊宋学之精神和经世致用之旨趣。

　　近代史学批评不仅重学者自身的学术精神，更重视从同时代学术对比中见其学术品格之异同。如李慈铭对邵念鲁学术的评价，他在《越缦堂日记》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记曰：“全谢山讥念鲁为学究，颇抉摘是集之谬误。念鲁腹笥俭隘，其学问诚不足望谢山津涯，而文章峻洁，则非谢山所及。”又说：“念鲁私淑梨洲，自任传姚江之学。尤勤勤于残明文献，缀拾表章，不遗余力。虽终身授徒乡塾，闻见有限，读书不多，其所记载，不能无误；要其服膺先贤，专心一志，行步绳尺，文如其人，前辈典型，俨然可想。《鲒琦》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过矣。”[7](P940)李慈铭将邵念鲁与全祖望的学术作比较，分析二者学术之不同特点，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学术评价。再如，李慈铭对姜宸英史学成就的评判，虽借用史学批评良史的话语，但却析理精微、评论公允：“湛园学养深醇，故集中论古，皆具特识……又《黄老论》、《书史记儒林传》、《读孔子世家》诸篇，皆正议卓然，足以推明史意。其《书史记卫霍传后》云，论者多左霍而右卫，熟观太史公传，所谓两人点穴处，则左卫也，其于霍多微辞。传叙卫战功，摹写惟恐不尽，至骠骑战功三次，皆于天子诏辞见之，此良史言外褒贬法也，其言诚当。”[7](P938)袁昶在评论同时代学人李慈铭、王先谦和谭献时，分析深刻、评论大胆：“越缦堂工细，湘绮楼雄隽，各有胜处，今之俊才未易轩轾。论才则王优于李，论学则李胜于王。又谭仲修异军特起，亦一时之春兰秋菊，惜其螭蚓歧出，理趣未显，良由偏？(溺)六朝而未审八家归方义法故尔。”[17](P96)
　　张之洞《书目答问》用目录学的形式，对清代学术流派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进行排比演绎，他特别推崇清中叶以来汉学家的经史诸子研究，但对宋学家的著述别择甚严，表现出对理学的冷漠态度。最大的一门为经学家，包括专门汉学、汉宋兼采两派，共达202人。李慈铭对《书目答问》的评价，既认为它能开启学问之门径，又对其贪多自炫颇有指摘，“今日阅之，所取既博，条例复明，实为切要之书。惟意在自炫，稍病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经学诸门，所注太略。甲部为读书先务，既欲以诱人，宜最其精华，条注书名之下，使人知涂(途)辙所先，不可不读”[18](P8028)。谭献对《书目答问》所收古文亦有批评，“(南皮)视学蜀中，撰《书目答问》，可谓学海之津梁，书肆之揭橥，固今日一大师。尚欲补阙拾遗，抑亦弟子职耶。王氏辨正近日张南皮《书目答问》古文流派之失，谓阳湖之文，源出桐城，并非二派。与予论正同”[19](卷6)。对于新史学开山者梁启超，恽氏的评论足见史评家之眼光。恽氏阅读《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不禁激赏之，评论道：“两日细看梁任公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四章，实能提要钩元，从古书无字句处推明微言大义。”[16](P381)其后，阅读《中国六大政治家》亦赞誉有加：“曩见梁任公所著《管子》、《王荆公》(《中国六大政治家》第一编、第五编)，叙一人生平之事，而举一朝之时事、百年中之大局悉纳其中，穷原竟委，旁见侧出，为史家开一新世界，真不愧一通字，读而笃好之。”[16](P696)恽氏的评述，虽仍是传统史学批评话语，但在史学精神方面与前此别有异趣。
　

　学人对于前辈学者学术的认知，随着反复阅读、细心揣摩其作品，从学术接受史的角度而言，其认识前后会有较大的转变，学术批评的结论更趋于公允和平实。从谭献《复堂日记》评论魏源《诗古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的心路历程。前期，谭献因为“魏氏高言西汉”不满，故评价不高：“学问途辙不尽同，惟皆立故常。魏氏高言西汉，说《诗》欲排毛公，理三家遗绪。闻《诗古微》十卷本，后益蔓衍矣。”[19](卷3)又说：“默深貌为闳肃，中实枵然，且令人骤不得事之本末。予谓‘龚魏’并称。魏氏理致稍近儒术，远不及定盒之不讳杂霸而恢诡，有诸子遗意也。”[19](卷5)后期，细致阅读魏氏《诗古微》后，则反躬自省，评价甚高：“其言明清，而《毛传明义》第二篇，尤观其通。魏氏此书粹美，殊悔予夙论之莽卤矣。”[19](卷7)学人日记细致地勾勒了谭献对于魏源学术态度的转变，其史学批评仅就文本评论，不因作者的学术立场而影响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可。又如，李慈铭对于《十国春秋》的阅读史，也体现出作者对于该著学术立场和观点的变化。吴任臣编纂的《十国春秋》是有关五代时期十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体例颇有创制，考订精确。李慈铭三读其书而言：“丙辰读之尤细甚，薄其体裁之疏，至壬申复阅始叹其博不可及也。”[15](P482)
　　史学批评非常注重史学规范的建构，学人著述需尊重前人的知识产权，无论是引述前人的观点还是史料，皆需注明出处。张尔田整理沈曾植《蒙古源流笺证》，不仅用王国维说，更暗采陈寅恪说。杨树达1930年代记：“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注》，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孟劬老辈，不应有此，殊可诧也。”[20](P120-121)张所窃取者，当即陈氏“蒙古源流研究”论文四种，故杨树达在此日记中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颇袭用时人文句，如下编评论梁启超、胡适：“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扶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病，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21](P513)此处几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钊函。
　　近代日记凝聚了近代史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史家素养问题，史学批评的价值尺度、对象、原则问题，中西史学的异趣对近代史学转型的影响问题，史学派别的分合、学术思潮的递嬗对史学批评的影响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裨于近代史学批评的深入研究。

　三、学人日记与近代官修史书
　　近代学人日记保留了官修史书纂修过程中全面、系统、生动具体的细节和势态，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书成书后各方的反应和对其史馆制度、修史模式及官修史书价值评判的第一手史料。与官方档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记史料在形式上更为原始质朴，内容也往往更加真实可靠。我们认为，官方档案只是揭示了官修史书编纂实态的部分情形，如果我们能将眼光投向日记等文献，史料的尽量扩充会对我们分析和总结官修史书的特色与成就形成丰富的证据链。因此，要想深化对近代官修史书的研究，日记应该成为官修史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日记留下了丰富的官修史书纂修的史料，包括体例、内容的讨论与协商，编纂宗旨、思想、方法的争论与交锋，史料征引的讨论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史馆制度的研究，寻绎近代史馆的运作实态，揭示官修史书的利弊得失和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对近代官修史书的成就与不足，也只有在充分地占有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准确地评估和恰切地分析，这些研究将会对近代历史编纂学和近代史学史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近代史馆对体例十分重视，开馆后各方相互讨论以确定体例。《文宗实录》开馆后，确定体例关乎实录修纂的程式、书写的规范。刘昆先为实录馆提调，后为副总裁，对实录体例提出了67条凡例，翁同龢亦非常重视，夜归即全部誊抄一通[22](P204)。不仅实录编纂重体例，官修的《光绪会典》亦重体例章程。黄国瑾为此向会典馆总裁上书，对会典编纂的体例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设想，涉及会典编纂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典制体编纂的因革流变问题，典制体中礼典的重要性问题，典制体与国朝《宫史》之间关系问题，绘图处在舆图编纂和人员选择方面的问题，史表对会典体例赅备的重要性问题[23](P271-272)，等等。比如，黄氏对史表功用的强调，即是沟通会典诸体制有价值的见解。史表的功能对于典制体史书纂修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黄国瑾深刻地认识到用史表补充、完善会典编纂的意义与功能，他提出的“惟典例有待表而明者，职官、乐律、舆服制之类是也；图有待表而明者，舆地沿革之类是也”，并提出“以《皇舆表》、《地舆表》例，断自昭代，取旧典、大清《一统志》及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官文书，详考列入典图”[23](P272)的建议。上述关于体例的建议，契合《光绪会典》编纂的实际要求，因而在成书后的《光绪会典》中得到了响应。国史馆编纂国史对体例的设计也是唯求其精审，先后发布了《改定史馆章程条例》、《国史馆改良办法》、《谨拟开办儒林文苑章程》、《拟增辑儒林文苑传条例》及《续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各传条列》等。如陈伯陶曾上书国史馆总裁，提出体例的具体设想《拟增辑儒林文苑传条例》，其上书中说：“窃不自揆，发筐中官私载籍，录其尤异者，为之增辑。其各省经已呈送者，亦并为采入。自去岁四月迄今，寒暑迭更，编次粗就，谨录以供裁择。”[24](P34)他对体例的建议得到国史馆总校恽毓鼎的高度赞誉：“午后至史馆，陈子砺同年来谈，其修补‘儒林’‘文苑’各传甚有功，于各家宗派亦言之娓娓，自是今日好史官也。”[16](P240)这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对陈伯陶勤奋工作和创造性建议的公允之论。
　

　近代各史馆对考绩都很重视，国史馆、实录馆、会典馆、则例馆都有相应的规条，规条中列明“堂期功课档”、“月功课表”、“清档”等规定，记载馆中人员的工作进度，督促修纂人员按时完成纂书任务。只有制定比较严格的考绩制度，才能保证修书的速度和成效。比如，实录馆就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又对收掌、提调、监修、总裁等官的职责作了规定：“满汉本应派收掌官四员专司其事，逐日记明档簿，提调不时检查，至纂书体例及书内有应斟酌之处，并请监修总裁、总裁指示，纂修官与提调毋庸搀越。”[25]催交功课是提调的重要功课，那桐任光绪会典馆提调时积极任事，承担督促功课的任务。1898年2月9日，那桐至会典馆，会同刘恩溥、罗文彬等携功课人名单四包到会典馆总裁徐桐家中呈回，未遇[26](P267)。1900年4月，那桐至会典馆，同提调总纂各官商办功课[26](P313)；5月，早晨到会典馆与礼部侍郎长麟议功课[26](P315)。催交功课是会典馆提调重要工作，它关系到会典编纂工作能否按期完成。作为特开史馆，《各国政艺通考》馆前后修史进度的变化，更能说明提调督催功课的重要性。《各国政艺通考》馆于1902年开馆，前期因无专人督催，修史成效缓慢。1905年5月后，因为恽毓鼎实力督催，故修史成效显著。翰林院编纂《各国政艺通考》久不成，此事引起慈禧太后的关注，对翰林院掌院裕禄颇有诘责之语，裕禄解释无专人任督催之役，故散漫而无效率，并提议以恽毓鼎总其成，获慈禧太后首肯。回馆后，即与孙家鼐商定恽毓鼎为总办督催功课，并以于齐庆、夏孙桐为副总办。规定每月三、六、九日为堂期，无期不到，将以本月进呈第一期书[16](P236)。恽毓鼎座师孙家鼐对修史进展颇为关心，唯恐修史不力致进书延误，所以推荐恽毓鼎总负其责。
　　

　　近代史馆内部纷争在修史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爆发，学人日记以其及时性、呈现矛盾的深刻性为我们揭示出官方修史鲜活的事态，这是其他文献类型所无法比拟的。比如，提调、总纂、纂修等身份的争夺，学术问题的纷争，都会造成史馆内部的不睦不协。1889年，光绪会典馆准备设立画图处，会典馆总裁徐桐、刚毅等商酌设立图上提调官，因黄国瑾颇有史家之长，故欲让黄国瑾担任图上提调官，此举引起其他史官争夺图上提调馆。为避免矛盾，黄国瑾向总裁徐桐上书坚辞提调一职，他认为：“凡所经营皆自为谋，蜘蛛结网、鸠雀争巢，岂非壮夫所深耻哉。”[23](P267)在黄国瑾的一再坚持下，各总裁协商接受其辞请。不过，会典馆提调一职颇具诱惑，黄国瑾不欲为，乃君子人格使然，而文廷式对此却跃跃欲试，并为此开罪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知道希(文廷式)因争提调，与掌院有违，言甚可笑也。”[29](P126)提调在各级史馆中属于具体的管理者，有些史官为此争夺，在所难免。
　　史馆中的等级制赋予总纂一职的地位，故争夺总纂也成为近代史馆的风景。李慈铭《荀学斋日记》记载：诸又塍编修，钱塘人，甲戌科进士，文学庸下，而在杭人中尤为谨饬之士，以充国史馆纂修，冀升总纂，得京察又恨不获会试差，遂病内热而亡，年止三十八。为此，李慈铭评论道：此辈若令居乡做秀才可延其年，人不知学，而务速化高门县簿，危害多矣[15](P327)。诸又塍名利欲太盛，故中年而亡。1898年6月，因东阁大学士、会典馆总裁昆冈欲让其门生许泽新充任会典馆总纂，招致提调叶昌炽的不满：“颖初从不到馆，乃越次请补，如子丹何，如众议何？馆差非钻营不可得，惟史馆尚存公道，若再开此幸门，则此后尚复有人当差乎？”[29](P248)由此可见，会典馆中任用私人现象的存在，也反映总纂之争实乃团体利益之争也。
　　在修史过程中，因学术主张不同或利益纠葛，总裁与总纂之间常会出现龃龉。比如，光绪国史馆围绕
如何评价
乾嘉学者纪大奎的学术这一问题，总纂缪荃孙就对国史馆总裁徐桐学术标准和肆权独断的作风颇为不满，愤而辞职。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开馆修国史，继任总裁徐桐因为宋学立场而偏好宋儒邵雍，因纪大奎正是邵雍易学的阐扬者，故徐桐坚持自己的学术标准，将纪大奎载入《儒林传》中。而缪荃孙则主张应将纪大奎列入道家，编入《儒林传》不妥。缪氏认为：“《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所以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入道家，而不收经部，以此为例，大奎似未便补入。”[30](P177)本来是正常的学术论争，但由于有国史馆史官的推波助澜，故缪氏被视为“恃才独断，渺视前辈”，结果徐桐挟机报复，利用职权在翰詹考绩中将缪荃孙列为差等。关于此事，《缘督庐日记》也有记载：夏闰枝来述筱珊因与掌院争纪恢斋入《儒林》，大考为所中伤……大奎从邵子先天入手，继阐明良知，亦不攻朱学，又旁涉二氏术数、疑龙、撼龙诸说，其学颇不纯[29](P326)。学术问题本来应该通过学术论争来解决，但一旦涉及史馆中权力高下之不同，结果学术争辩往往就演变成权力之角逐。
　　以近代学人日记为主，辅以官方的文献和档案，从探究近代史馆制度、官修史书演进问题入手，将近代官修史书的编纂置于中西学术文化互动交融、私人修史繁荣以及新史学思潮兴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察近代官修史书的利弊得失和特点，总结近代官修史书编纂特点、编纂思想、方法和智慧，梳理近代官修史书的价值，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梳理和解读近代学术与政治文化对近代官修史书的影响，揭示官修史书在近代的演进走势，进而彰显官修史书在近代史学史和政治文化抉择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