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3期；作者：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 韩鼎。

摘要：艾兰的“夏代神话说”是西方学界“夏文化”研究的重要观点之一，也是中国学者最常援引并驳斥的对象。“夏代神话说”认为文献中关于夏代的记载与商人的神话形成一系列呈“结构性”对立的关系，是周人克商后把商人关于“夏”的神话历史化，以论证周人提出的“天命靡常”观念，从而将克商行为“合法化”。中西方学界对夏文化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我们也可以从艾兰的研究中理解西方学界对夏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认识。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遗址内没有实证性文字材料出土前，不应将传说与考古发现挂钩，而应“分而治之”，其关联性应是研究的结论而非预设的前提。很多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夏”的文献资料和“二里头文化”的考古证据具有关联性是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研究工作的中心在于对传说去伪存真。中西方学者在理论基础上的不一致，导致了对夏文化的研究存在重大差异。
关键词：艾兰 夏代神话说 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 中西方研究差异

　2020年距徐中舒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将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夏文化已近90年，距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并发表著名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也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无论是“夏文化”还是“二里头遗址”都早已经不算是新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学界对二者的探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显示出“夏文化”历久弥新的学术魅力。就核心观点而言，国内学界于20世纪末已基本达成共识（抛开上、下限的分歧），基本可用“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来概括。但自21世纪以来，夏文化的研究又出现了新动态，刘绪认为这种新变化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受14C测年数据的影响，回归旧说——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反对或拒绝探讨夏文化。”一方面受新的14C测年数据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的影响”也值得我们重视，这主要指西方学界普遍认为文献中的“夏”作为一个王朝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其中被国内学者讨论最多的是美国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的艾兰（Sarah Allan）以及她的“夏代神话说”。
　　

虽然中国学者常常引用艾兰的观点，认为“竟然有西方学者认为‘夏代是个神话’”，但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对这一观点的内涵、逻辑以及背后的方法论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双方所讨论的问题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夏代神话说”的背景及观点予以解析，避免中西方学界产生更多的学术误解。

一、艾兰的“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研究
　　艾兰的生平和学术经历已有学者予以细致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仅针对其夏文化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按发表时间排序）。
　

1984年，任职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艾兰发表了题为“The Myth of the Xia Dynasty”的学术论文（中译本以《夏之谜》为名收录在《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一书中）。这篇论文在如何理解中国早期文献的特征和对“夏代”性质的判断上，都对西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举办的“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艾兰发表了“Was There a Xia: Problems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的主题发言，这一发言对以邹衡为代表的中国与会学者触动很大。其后，邹衡曾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此事，表达当时的震惊。1991年，在河南洛阳举办的“中国夏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艾兰发表了《关于“夏”的神话》一文，使更多的中国学者了解到其“夏代神话说”的观点。同年，艾兰出版了专著The Shape of the Turtle: Myth, Art, and Cosmos in Early China（《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其中第三章“从神话到历史”系统论证了“夏代神话说”的观点，截至2020年4月，该书在各类英语论著中已被引用370次，可见其影响之深远。2007年，艾兰发表了“Erlitou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oward a New Paradigm”（《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该文没有继续“夏代神话说”的探讨，而是通过考古证据从“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角度重新审视二里头文化，摆脱了传统上往往从国家、政治疆域等角度阐释夏商周“三代”关系的束缚，提供了一种基于考古证据（而非文献）研究二里头文化影响力的“新范式”。2017年，艾兰对吴庆龙等学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提出不同意见，发表了“The Jishi Outburst Flood of 1920 BCE and the Great Flood Legend in Ancient China: Preliminary Reflections”（《对公元前1920年积石峡洪水与古代中国洪水传说的初步思考》）。她认为文献中没有记载大禹所治之“水”为黄河洪水，中原地区目前也没有实证性考古证据可以支持该说法，但可以从迫使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加强交流的角度思考这次洪水。2018年，艾兰在接受访谈被问及“对夏王朝的看法”时，重申了“夏”由神话到历史的观点，但也表示自己的观点只是假说，“只能质疑但不能证明不存在夏代”。如果有学者坚信后世文献中的“夏”反映了准确的史实，那也需要“承担举证的责任”，同时强调“中国文明的历史长短与夏朝是否存在没有任何关系”。2019年，河南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夏文化”国际研讨班，拟邀请艾兰主讲“欧美学者的夏文化研究”专题，艾兰因故无法参与，将自己的观点（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the Xia Dynasty）以提纲的形式提交发表。
　

通过艾兰的夏文化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分而治之”的。在“夏文化”研究方面，艾兰认为“夏”的研究依其最根本的性质而言属文献学的范畴，应采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艾兰发现文献中对“夏”的描述与商人的神话在多方面都呈现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对立”反映了结构主义神话学意义上的“结构”。就“夏”的神话为什么被周人历史化这一问题，艾兰认为，“新的周代统治者想要把他们灭掉商朝的行为合法化，于是提出了商人灭夏的先例，说这是天运轮转。这种宣传很有效，这些商遗民相信在他们之前‘夏’为上帝所弃，那么他们被周人所灭也是一种天命了”。
　

　在“二里头文化”研究方面，艾兰认为这是纯粹的考古学问题，“如果‘夏’原来是一个神话，后来被变成了‘历史’，那么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也就难于成立了”。因此，她认为，研究二里头文化应该摒弃“三代”“夏”等观念的影响，仅就考古证据进行研究。艾兰提出了一种新的“范式”，利用“文化霸权”这一概念来跨越政治疆域探讨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她认为，“结晶于二里头的精英文化被认同仿效的范围之广远远超出它的政治疆域，而且它的特定形式为高级文化树立了一个样板，后世中国人由此来界定自己的文明。……我们合理地称之为‘中华文明’”。
　

　艾兰区别于中国学者的研究特点之一在于，没有先在地将“夏”和“二里头文化”联系在一起，而是对两个方面的问题各自开展深入的研究。其实，这也是中西方学者产生观点差异的根源所在，西方学者认为“夏”和“二里头文化”是否有联系应是研究的结论，但多数中国学者将两者的联系作为研究的前提。西方学者曾对此提出一些看法。如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提出的“分行合击”研究模式，他认为考古遗存和文献是两套非常不一样的资料，各有研究方法，过早地把不同的资料混合在一起会影响对遗迹属性的判断，甚至影响发掘报告编纂过程中的客观性。他认为应在两方面的研究各自做到合适的地步以后再结合起来考虑，结果会更加可靠，也更加有意义。这样既能利用文献和考古学整合的优势，又避免跟着文献走并且过早地结合的弊病。
　

　刘莉也有相近的看法。她认为这两种资料（传说和考古资料）不能在研究中直接对照，考古资料应该独立于传统文献，而且可以作为最原始的物质材料进行分析。她进一步强调，对这两类资料应根据各自的特性用不同的方法分别分析研究，只有在对文献和考古资料各自进行独立研究之后，才可能将它们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
　

　此外，杜朴（Robert L.Thorp）认为多数中国学者倾向于从考古资料中解读出“王权”“阶级”“奴隶”等信息，但却对“国家”“王权”的概念缺少定义。他指出在结合文献与考古证据时，不应忽视文献的发展过程（文献时代与记述夏的信息量呈反比）以及文献的目的性。贝格利（Robert Bagley）认为，不应用后起的文献来指导史前史的研究，这样会把晚期的信仰和目的强加给考古材料。考古学家如果存在先在的倾向，并根据这种倾向去寻找文献中的人物和地点，这种倾向就会影响考古调查与发掘，也会影响对遗址中遗存的解释。他强调，不应该让考古去证实文献，而应该重视其不一致性。
　

　整体上来看，西方学界普遍强调，（对于早期历史的研究）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应该“分而治之”，否则很可能影响研究者对考古遗存的客观解读。通过梳理艾兰对“夏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研究模式正表现了这样的思路。

二、国内学界对“夏代神话说”的批评
　　当国内学者的论述涉及西方学界的“夏文化”研究时，艾兰的观点往往要被“点名批评”，这可能与邹衡1990年赴美参加“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经历有关。邹衡回忆到：
　

　这次研讨会与国内举行的夏文化讨论会不完全相同，主要不是具体地讨论什么是夏文化，尽管我国的大陆学者所准备的大都是夏文化的具体认识问题，如哪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等等。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却是比较集中讨论夏朝是否客观存在。
　

　诚如刘绪所评论的，“夏王朝不存在，遑论夏文化！这对中国学者触动很大”。虽然邹衡没有点名，但会议侧记明确指出，艾兰的《有无夏？历史方法论问题》一文认为没有夏代。如果说因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学者人数较少（7人），艾兰“夏代神话说”的观点影响有限的话，那么1991年9月艾兰参加河南洛阳召开的“中国夏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共137位中外学者参会）并发表《关于“夏”的神话》一文，则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艾兰便成为西方“无夏”说的代表，其“夏代神话说”更成为中国学者主要的商榷（批评）对象，杜金鹏、朱彦民、詹子庆、孙庆伟、刘绪等学者都先后提出过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