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作者：上海财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徐国利。

内容提要：新式中国通史撰著是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现代史家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撰著新中国通史，张荫麟在这方面贡献卓著。他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新中国通史《中国史纲》。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做了“实质性继承”，采用长编考异法、追求文史合一、重视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弘扬以史经世精神。他在融合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撰著中国通史方面建构了新范式，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关键词：张荫麟/新中国通史/《中国史纲》/中国传统史学/实质性继承

中国近现代新史学大体是围绕新中国通史的理论建构与通史撰著开创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新中国通史撰著成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许多史家既大力吸收西方现代通史理论方法，又重视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并以之研究国史和撰著新通史。在推动中国新史学发展方面，被誉为民国“天才的史学家”①的张荫麟贡献卓著。他致力国史研究，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写出新中国通史经典之作《中国史纲》。其秉持中西兼收并蓄的治史理念，“在中国传统与西方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张荫麟努力建构一个新的模式。”②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有着西方文化和史学没有的优点，因此，其中国通史撰著对传统史学及历史编纂的理论方法做了实质性继承，采用长编考异法、追求文史合一、重视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弘扬以史经世精神，为融合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撰著中国通史建构了新范式，开辟了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的新路径。史学界对张荫麟的中国通史理论和撰著虽有一些研究，但多属追忆性和叙述性的，尤其是没有专门论述其与中国传统史学关系和学术特色的③，故拙文对此做一系统研究。

一、新中国通史的撰著与新通史理论的阐发
　　研治和撰著新中国通史是张荫麟留学时期就确立的宏大志向。回国后，他致力国史研究和新中国通史撰著，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写出新中国通史的经典之作《中国史纲》。
　　张荫麟留美期间就确立了研究和撰著国史的志愿。1929年秋，25岁的他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哲学专业，却无法忘情国史。他在信中告诉容庚：“弟主要兴趣虽转向哲学，回国后断不能忘情于国史。近读英国大史家吉朋(按，现译作吉本，Edward Gibbon)自传，其有名之《罗马衰亡史》(按，现译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属始于三十岁，成于五十一岁。弟回国时犹未三十，始天假以吉朋之年，未必不容抱吉朋之愿也。”④获哲学学士学位后，他转读社会学专业。1932年春，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数理逻辑和人类学。他读这些专业都是为了将来能更好研治国史。1933年3月，他对好友张其昀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并提出以史料长编法撰写中国通史的方案，建议张其昀师其意发起《国史长编丛书》，分约专家撰述，“为国史中开时代之盛业”。⑤1933年夏，张荫麟回国。1934年，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聘为讲师，开始全力研治国史。1935年，受教育部之聘负责高中、初中和高小教科书编纂。其中，高中教科书便是按其中国通史编纂计划进行，由他和吴晗等专家先分头做史料长编，最后由他综合撰写。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他写完大半书稿。1937年1月，上海《书人》月刊(1卷1期)刊有汤朝华的《张荫麟〈中国史纲〉》推介文章。1937年7月抗战爆发，他南下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继续撰著《中国史纲》。1940年2月，他写出此书“自序”，4月以《通史方法略论》为题发表于《益世报·史学》第2期，略有删节，书稿交出版社。⑥关于此书撰写过程，他说：“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⑦

　　“自序”介绍了《中国史纲》撰写的背景、方法和史观，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⑧他强调通史史事选取标准、即“笔削”标准的重要，说：“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合当的通史。‘笔削’的标准就在史事的重要性。”⑨他系统阐发了判定重要史事的五种标准：一是“新异性的标准”，“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里占一特殊的位置。这可以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此外它容有若干品质，或所具若干品质的程度，为其他任何事情所无。这可以叫做‘内容的特殊性’。”史事内容的特殊性，“即富于‘新异性’。众史事所具‘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换言之，即所具‘新异性’的程度不一。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二是“实效的标准”，史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人群的苦乐大小不同，“按照这标准，史事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愈大，则愈重要。”三是“文化价值的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按照这标准，文化价值愈高的事物愈重要。”四是“训诲功用的标准”，训诲功用有完善的模范、成败得失的鉴戒两种意义，“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五是“现状渊源的标准”，“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⑩可见，五种标准实际就是通过史料长编来选取和解读史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质言之，就是通史编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判定史事是否重要，取决于史家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如实效性标准，其实是现代民众史观的反映，文化价值标准则是现代文化史观的反映。
　

　张荫麟说，能否采用五种标准决定了史家能否写通史，除第四种外，“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不过它们的应用远不若它们的列举的容易。由于第三种标准，对文化价值无深刻的认识的人不宜写通史。由于第五种标准，‘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再者要轻重的权衡臻于至当，必须熟习整个历史范围里的事实。”(11)那么，史家如何将所选取的“各时代各方面重要的变动的事实系统化”呢？这就要用四个范畴来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即：因果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其中包括三个小范畴：定向的发展(Teleogical Development)、演化的发展(Evolutional Development)、矛盾的发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四个范畴各有适用范围，应当兼用无遗，“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12)可见，因果范畴和发展范畴即是历史哲学和通史方法论，就是说要用历史哲学来组织和统摄史事，指导通史撰著。在他看来，如能采用四个标准选取和解读史事，进而组织史事成系统的历史，便可撰著出新的中国通史。故“自序”最后说：“到此，作者已把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表白。”(13)其《中国史纲》即是这种历史哲学和通史方法论的产物。
　　1941年初，张荫麟赴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3月，写“初版自序”说明该书缘起和宗旨，即：“(1)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14)这里除了说明史事选取、叙事方法外，还谈及要用历史哲学分析和叙述中国历史，即从社会变迁揭示思想变迁，强调重大人物的历史作用等。5月，《中国史纲》在遵义出版石印本500部。全书分8章，从商代到汉初，未收入在昆明所写“自序”。6月，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有“自序”的铅印本。他撰写此书十分认真，“每撰一章，稿凡数易，书一人名，记一年代，皆斟酌周详。一篇之中，首尾相照，脉络相贯。即其全书，亦莫不然。各章定名，煞费匠心，篇次尤具别裁。”(15)由于此书叙事准确，文词优美，体裁独到，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以服务民族抗战，将科学性与艺术性有机融合，因此在遵义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当时以抗战大后方，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短缺，犹能很快被再版，不是无因，乃在于这本书本身的学术价值，且可读性很强。”(16)6月，他和张其昀、钱穆、贺麟等组建《思想与时代》杂志社，期望以此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编丛书’”(17)。这实是在践行1933年他所说撰写国史丛书的宏大计划，《中国史纲》列入国史长编丛书。1942年浙江大学决定将之重版，他遂抱病修订，增补到11章，写“再版自序”。10月24日，不幸病逝。1944年，青年书店再版《中国史纲》。
　　可见，张荫麟的新中国通史撰著经历了长期的准备和摸索过程，有独创的历史哲学和通史编纂方法，融科学性与艺术性为一体，故广受赞誉。钱穆视其为中国新史学大业成就者，说：“常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18)贺麟则称其中国通史是其才、学、识、德的结晶，“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19)类似赞誉颇多，不复称引。

二、对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的多方传承
　　张荫麟重视西方现代新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留学时系统学习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和逻辑学，王家范说：“在史家中，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独居翘楚。”(20)他对西方史家吉本的历史编纂成就和风格十分推崇。但是，他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历史编纂学。《中国史纲，自序》谈到史事选择的标准时说：“这五种标准并不是作者新创出来的，乃是过去一切通史家部分地，不加批评地，甚至不自觉地，却从没有严格地采用的。”谈到史事组织的范畴时又说：“这四个范畴也是过去史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部分使用的。”可见，其通史理论方法自觉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理论方法。有文章甚至称：“张氏之史学方法，奠基于旧学，彼虽习西洋史学方法，洞悉西法之运用，然著书为文，所用仍以传统方法为主。”(21)概观他的中国通史撰著，对中国传统史学、特别历史编纂理论方法作了四方面的传承。
　　一是采用史料长编法。1933年3月，张荫麟就提出用史料长编法编撰中国通史，说，“通史艰巨之业，决非少数人之力所克负荷。研制营构，固须自用匠心，至若网罗散伙，分析史料，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颇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并称此“为国史中开时代之盛业”。(22)1941年6月，他与张其昀商议成立《思想与时代》杂志社编纂国史丛书时又提出类似主张，称约集同志先撰成国史长编，可为后来有志通史者资藉，“此长编不必有一贯之统系，各册自成段落，为一事一人一制度一时代或文化一方面之专史，谓为丛杂之论集亦可，要以于国史知识有新贡献者为准。”(23)1935年，他受聘教育部编纂高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是按此方法编写的。参与此工作的吴晗对此有具体说明：“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史事分为数十专题；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他亲自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去其重复抵牾，不重考证，不引原文，尽量减少人名地名，以通俗明白之文笔，画出四千年来动的历史，目的在使此书可读，使人人能读此书，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24)所谓拟目，是根据编纂需要拟定题目；所谓分工，指根据专家特长确定各自拟写的题目，然后搜集和编辑史料并编写初稿；所谓综合，即由张荫麟综合各位专家所写文稿，最后写出思想主旨、叙事方法和语言风格一致的通史。这种方法传承了南宋史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料长编法。吴晗说：“他的治史方法是从作长编下手，以为宋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搜罗史料多，辨别标准严，不苟且，不偏徇，是历史上最科学、最有意义的大工作。”(25)这种方法源自司马光《资治通鉴》的长编考异法。李焘说：“司马公之为《通鉴》也，先命其属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然后删之以成书。唐长编六百卷，今《通鉴》惟八十卷耳。焘所上表自言未可谓之《通鉴》，止可谓之长编。”(26)王永兴将司马光的长编考异法分三个步骤：(1)修丛目，即广搜群籍；(2)比较异同，有所取舍，修长编；(3)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撰著成文。(27)可见，此法先按目类广泛搜集史料；然后，考辨史料真伪和价值，将有价值史料按时间编为长编；最后，阐释史料所含历史信息和系统编排史事，最终编撰成书。张荫麟十分推崇此方法，不仅用来编纂中国通史，亦视为治史基本方法。如，《〈顺昌战胜破贼录〉疏证》便搜取记录顺昌之战最原始和重要的史料，即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外一切与此战有关的史料，“以校补《杨录》，以《杨录》为正文，凡可以为其参证，补阙，正讹，及与其有出入者，皆分别疏附于其下，名曰《杨录疏证》，实即顺昌战役史之源汇集，亦即顺昌战役史之长编也。”(28)他亦用此法研究人物，写有《沈括编年事辑》和《燕肃著作事迹考》等。他还指导学生用此方法治史。徐规说，1942年张荫麟指导其以《李焘年谱》做学士学位论文，“并说研究历史人物，须从作年谱入手。李焘是宋代名史家，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乃研究北宋史事最重要的典籍，近代学人未尝注意探索云云。”(29)
　　

二是借鉴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以着重记载历史人物。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人物的记载，形成了以人物的活动和思想记载为宗旨和中心的传统，史书体裁多以人物记载为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史学的首要体裁纪传体便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二十四史中不少史书甚至全为纪传。作为与国史对应的地方史(地方志)和家史(家谱)也有大量人物传。另两大传统史学体裁纪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特别是前者基本也是以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事迹为中心来记述历史的。张荫麟对此传统也大力继承，认为历史文化变迁是重大人物创造的结果，“文化为个人集合活动之成绩，文化之变迁，即以活动之新式样代替旧式样，故必有新式样之创造，然后有文化变迁之可能……一切文明上之新原素，皆有特殊之个人为之创始，此毫无问题者也。所谓创始有三种意义：(一)完全之新发现或新发明。(二)取旧有之式样而改良之。(三)将旧有之式样集合而加以特殊之注重，即所谓‘集大成’者是也。复次采纳一种旧有之行为式样(譬如说孔教、佛教或共产主义)，身体力行，并鼓动、领导他人行之。此亦可视为一种创造者。以上四类之创造者，包括古今一切‘大人物’之活动。世间若无此四类之人，则决不会有文化之变迁”(30)。这种英雄史观固然不正确，但是说明他高度肯定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创造作用。因此，其中国通史强调重大历史人物的记述。关于高小中国史教科书(原名《儿童中国史》)的编纂，他主张完全以人物为中心，“以若干重要人物为中心点，于其性格事业，须充分表明。是为叙述之‘前境’。其他历史常识，则采作‘背境’。”(31)拟编4册几乎全是写人物的，第一册写大禹、孔子、墨子、商鞅、秦始皇、张骞、马援、张衡；第二册写诸葛亮、谢安、唐太宗、玄奘、杜甫、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第三册写宗泽、孟珙、文天祥、郑和、于谦、沈周、戚继光、袁崇焕；第四册写郑成功、林则徐、曾国藩、左宝贵与邓世昌(甲午战役中之双忠)、孙中山、从淞沪之战到百灵庙之战。在体裁上，高小中国史教科书可谓是纪传体的现代版。《中国史纲》原为高中历史教科书，虽不能完全以人物为中心，但重大人物的事迹和思想仍是主要内容，“这部中国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32)为此，他大量借鉴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1941年重庆青年书店版《中国史纲》，以人物为章的标题的有第四章“孔子及其时世”。另有两章虽不以人物为标题，但节的标题几乎或全是人物。第六章的五节中有四节以人物为标题，即：第二节“墨子与墨家”，第三节“孟子附许行”，第四节“陈仲庄周惠施及老子书”，第五节“邹衍荀卿及法家与韩非”。第十章各节标题都有人物，即：第一节“王莽的兴起”，第二节“哀帝朝的大事”，第三节“王莽的专政与篡位”，第四节“王莽的改革事业”，第五节“新朝的倾覆与刘秀的帝业”。其余各章以人物为节的标题的有：第三章的第三节“齐桓公与宋襄公”；第七章的第一节“吕不韦与嬴政，第五节“始皇的抱负”，第七节“扶苏与胡亥”，第八节“豪杰亡秦与刘邦的帝国”；第八章的第三节“武帝开拓事业的四期”，第四节“武帝朝的建设及财政”；第九章的第四节“儒家与武帝朝的政治”。有文章说，该书“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代表时代精神的思想家、政治家占据了全书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33)。即便是不以人物为标题的节，也多围绕人物事迹和思想而写。之所以说此书大量借鉴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在于纪事本末体是以人物事迹或重要史事立目，不以人物立目；纪传体则以重要人物名字立目。比勘该书上述章节标目可明显看出这点。可以说，张荫麟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是特别重视以人物为中心撰著中国通史的。如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基本不用人物作章节标题。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也很少以人物作章节标题，其中《白话本国史》主要是作为高中教材使用的。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只有极少量节目有以人物为标题。即便是主张中国史学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盛赞纪传体史书有人本主义精神的钱穆，其《国史大纲》也几乎不用人物作章节标题。至于现代中国通史撰著的滥觞-20世纪初期的中学中国历史教材编纂，在此方面写法各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虽然没有以人物为章的标题，但是以人物作为节的标题者颇多。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共72课(按，“课”即相当于“章”)，仅有两课以人物作为标题。
　　

三是追求文史合一。文史合一有丰富内涵，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张荫麟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提出“史学兼为科学和艺术论”，说，“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优雅之上者矣”，历史和小说相比较，两者所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彩[采]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要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一)正确充备之资料；(二)忠实之艺术的表现。”(34)其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观点实是对文史合一传统的现代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崇敬的人物是司马迁”(35)。这种崇敬自然包括《史记》文史合一的撰述风格。张荫麟将科学与艺术的统一作为通史撰写的五大标准之一，即“文化价值的标准”，“所谓文化价值即是真与美的价值”。他在《中国史纲》的撰写中全力践行这一思想。李埏说，要在近代以来章节体通史中找一部既深邃又通俗、既严谨又富趣味的著作，“是从未曾有的；若有之，那就是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了”；因为它将科学性和文学性融为一体，“《史纲》是一部科学著作。科学著作的要求是准确明晰，而不必具备文学的优美。但《史纲》兼而有之。它的文字之美是读者所公认的一大特点。荫麟先生本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并且主张历史应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加之受梁任公先生的熏陶，‘笔锋常带情感’，所以他的著作，即使是很枯燥的考据文章，也能令人读之忘倦。《史纲》是他的精心之作，他更是字斟句酌，力求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但他不让情感超越理智，不以辞害意，他的文学乃是为他的史学服务的。”(36)王家范谈到《中国史纲》的文学性时说，读过此书的人，“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37)自然，这与作者写作上的精心锤炼密不可分。张其昀说：“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38)不过，张荫麟在历史书写的艺术性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根本上说是其历史艺术论的实践产物。1932年7月，他发表的《历史之美学价值》一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系统阐述了历史学的艺术性问题，是中国现代史学上最早从历史学学科属性提出并系统论述史学艺术论的。同时，《中国史纲》又富有科学性，重视史料的细致考订和科学分析。此书采用的资料长编法，亦称资料长编考异法，史料的搜集与考订是其基本任务和内容。张荫麟重视考据，视之为治史基础，其成就亦得学林称誉。谢幼伟说：“张君的学力见于他的考据。他是以考据起家的。他首先发表的文章就是考据文章。即以他全部发表的文章而论，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是属于考据的。我们可以说，张君是以考据训练他的天才。天才易流于空疏。”(39)《中国史纲》对所选史事均认真考据，以保证其著述的科学性。李埏说，其重视考据的主要目的，“是撰写‘国史’，即《中国史纲》那样的著作。而那样的著作涉及面广，只靠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不够的，若干问题还得自己去探索。他的大部分考据论文即为此而作。”(40)
　

　四是弘扬传统史学经国济世的精神。张荫麟倡导“知古是为知今”，主张以史学提振民族自信心和助力民族抗战，为中华民族复兴指明方向。早在1928年，他便指出历史撰述的目的是要解答现实问题，称赞章学诚的“撰述”与“记注”思想是“我国史学上一空前之创见”，“惟章氏所谓记注，实含有教诲与预测之意。客观的历史，未必完全于教诲与预测无裨，然不能以此为鹄的。然则撰述将以何者为抉择去取之标准欤？曰：以现在问题之解答。凡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非得解答则不能满足，撰述之史专以解答此诸问题，而记注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41)他写《中国史纲》时，则明确指出“‘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因为，通史编纂的“现状渊源的标准”是：“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则愈重要，故近今通史家每以详近略远为旨。”(42)故此他把新中国通史的撰著视为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43)史学不仅能“以古知今”，还有“训诲的功用”，此即史事选取的“训诲功用的标准”，“按照这标准，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旧日史家大抵以此标准为主要的标准。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彻底做到。依作者的意见，这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所以要放弃它，不是因为历史不能有训诲的功用，也不是因为历史的训诲功用无注意的价值，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需要。例如历史中的战事对于战略与战术的教训，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历史人物之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中的‘领袖学’的范围。”(44)可见，张荫麟并不否认史书的训诲功用，只是认为通史史事的选取不必专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史纲》的编纂与其主张是有矛盾的。因为，他明言此书的撰写旨在为中国民族历史发展指明路向，重视历史人物事迹和人格精神的表彰、特别为孔子设专章以表现其伟大的功绩等，目的就是为国民提供“完善的模范”。他谈到小学中国史教科书时更明确称其功能在于训育，只是指导思想和内容应与古代不同，《儿童中国史·自序》说：“历史教本之纂，不仅以传知，亦以立训。训之大者，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是已。此之规范，在昔汉唐宋明之盛，同无待于设教者之劳心。不幸今非其时也。欲一教本行于今日，其中有若干要义，自不容不上同。”(45)

三、重视传统史学传承的原因与新通史撰著的特色
　　张荫麟的新中国通史撰著之所以重视对传统史学的传承，在于他认为中西文化各有优点，中国文化有其生命力和优越性。《中国史纲》将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现代史学相结合，开创了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中国通史撰著新模式，为传统通史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张荫麟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抨击“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思潮。他说，“一切重新估价”口号应用于历史上产生了两种效果：“一则务唾辱旧日所尊崇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倒偶像’；一则务推奉旧日所鄙夷之人物，美称之则曰‘打抱不平’。此一抑一扬之间，饶有立异标新、震骇世俗之资料，而其事又极易也。何易乎？取一家之书，东抄一段，西撮一句，加上易卜生行为派、科学精神、实验方法等字眼，加上光芒万丈(不足则益以十万丈)、前无古人等考语，而‘造时代’之书成矣。岂不易乎！”(46)他认为中西文化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各有特点和价值，“近代中西在文化上空前的大差异，如实验科学、生产革命、世界市场、议会政治等等之有无，决不是偶然而有、突然而生的。无论在价值意识上，在社会组织上，或在‘社会生存’上，至少自周秦、希腊以来，两方都有贯澈古今的根本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在不同的时代，有强有弱，有显有隐。这三方面的差异互相纠结，互相助长，以造成现今的局面。”(47)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三讳主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和“家族中心道德观”虽然是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48)然而，中西文化各有特点，中国文化有其优越性和坚强生命力，他说：“我不是一味讴歌洋海的文化，而诅咒内陆的文化，二者各有其利弊。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我们也可以说洋海的文化乐水，内陆的文化乐山；洋海的文化动，内陆的文化静。而且我们也可以更进一步说，洋海的文化恰如智者，尚知；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洋海的文化动，所以西方的历史比较的波澜壮阔，掀起社会基础的急剧革命，频见叠起。内陆的文化静，所以中国的历史比较的平淡舒徐，其中所有社会大变迁都是潜移默运于不知不觉。洋海的文化乐水，所以西方历史上许多庞大的政治建筑，都是其兴也勃焉，其没落也忽焉，恰如潮汐。而中国数千年来屹立如山。”(49)可见，其文化观是带有文化保守性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这自然使他撰著中国通史时会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20世纪初至20年代前是新式中国通史撰述的初创期，主要以中小学中国通史教科书的编写为主。到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史家对中西史学融合思考的深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个性的新中国通史不断涌现，成为新中国通史撰著的成熟期和高峰期，正式出版的约40部。(50)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家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钱穆、吕思勉和张荫麟等撰著的中国通史最有影响。1945年，顾颉刚总结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通史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达到理想地步，“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城、钱穆三四先生的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51)不过，他专门点评的只有吕思勉的两部通史和张荫麟的通史。1947年，顾颉刚主持的中国史学会拟编纂中国通史，他对友人感慨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52)王家范评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通史撰著时，也认为吕思勉、钱穆、张荫麟和三位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成就最突出。(53)那么，张荫麟的中国通史撰著与其他史家的相比有何特点呢？
　

　上述史家撰著的中国通史都注意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写出中国通史的经典之作，为传统史学和传统通史的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文化观和史学观的差异，他们对传统史学和通史理论的继承又各具特点，可分为“非实持性继承”与“实持性继承”两类。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家以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批判继承“通史家风”，用历史唯物论划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经济基础揭示政治与文化的变迁和历史发展规律；否定旧通史以政治史及军事史为主的写法1将书写内容扩大到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批判帝王史观，视人民群众为历史创造者，强调写人民群众的历史；将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动力，强调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主张历史学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倡导通史的经世致用精神，所著中国通史有鲜明的革命性和现实性。(54)可见，他们对传统史学与通史编纂的具体理论方法是批判和否定的，所继承者主要是通古今之变的通史意识和以史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属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层面，可谓“抽象性继承”。吕思勉以西方现代历史观和科学史观审视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传统史学及通史以批判为主，认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为主体的传统史学编纂模式偏重政治史，不能记载社会文化的演进和发展；不过其结构有合理性，能把动态的历史事件和静态的历史现象的记载相结合。所著两部中国通史以社会文化进化史观为指导，借鉴传统的历史编纂形式，把政治上的“理乱兴衰”和文化上的“典章经制”记述相结合。(55)可见，其中国通史撰著是“旧瓶装新酒”，对中国传统史学及通史理论可谓“形式性继承”，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抽象性继承”有共通性，同为“非实质性继承”。文化保守主义史家钱穆则以儒家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为指导，承继从司马迁到司马光所形成的通史编纂传统来撰著新中国通史。他发展传统的通识观和史鉴观，建构起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新通史理论；倡导以“温情和敬意”书写中国历史，着力揭示中国历史的民族精神和生命力，旨在为中华民族复兴指明
正确的
道路；在形式上，采用了传统的纲目体。(56)可见，《国史大纲》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传统史学及通史理论作了继承，可谓“实质性继承”。
　　张荫麟持中西调和文化观，认为中西文化类型不同和各有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生命力和优越性，致力整合中西史学方法建构新中国通史范式。其中国通史撰著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对传统史学，尤其是通史理论作了继承，在编纂上采用史料长编考异法，在历史认识和文字表述上追求艺术性，借鉴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书写历史伟人以彰显人文主义精神，弘扬传统史学的经国济世精神，使《中国史纲》成为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的通史经典名作。可见，张荫麟对传统史学和通史理论方法的继承与钱穆类似，同属“实质性继承”。故此钱穆将他引为同道，1943年1月在《思想与时代》月刊发表《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的长篇悼文，称：“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57)随着当代学术界和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和西方文化唯科学主义弊病认识的愈趋深入，张荫麟和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及通史理论方法的“实质性继承”更富远见卓识，故而其中国通史展现出更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笔者检索全球最大中文电子数据库“读秀”，在现代史家撰著的中国通史中，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拥有最多出版社(公司)、版本和数量。截至2019年6月，出版此书的机构多达41家，其中既有国家级出版机构，也有省级出版机构、古籍出版机构和文艺教育出版机构，还有行业部门出版机构等。不仅如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多次再版此书。有些出版机构不仅出了插图本，江苏美术出版社甚至出了“生词注音版”，这在现代史家撰著的中国通史中是绝无仅有的。(58)
　　受中国传统史学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和重通史编纂传统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创建和发展相当程度上就是以新中国通史研究和撰著为核心而展开的，如钱穆所言，新中国通史之学即中国现代新史学大业。中国现代史家继承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撰著新中国通史建构了诸多新范式，对当下建构中国话语和气派的中国通史撰著范式颇有借鉴意义，而张荫麟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实质性继承”的范式尤有借鉴意义。

注释：
　　①参见[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②[美]陈润成.六十年来各学者对张荫麟《中国史纲》的评述[M].皮庆生，皮春花，译//[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434.
　　③相关文章较集中收录于《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一书的“《中国史纲》评论”部分，共收录文章16篇。其他相关文章主要有：张书学、王艳丽.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J].山东大学学报，2003(1)：6-12；黄静.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J].求是学刊，2002(2)：108-113.朱潇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9-244.
　　④张荫麟.致容庚(1929年11月4日)[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656.
　　⑤张荫麟.致张其昀(1933年3月7日)[M]//周忱.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359.
　　⑥参见张寿祺.史家张荫麟教授与他的《中国史纲》(上古篇)[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62。
　　⑦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1.按，此序未说明由哪家出版社出版。不过，按后来出版情况看，应是重庆的青年书店。1941年6月，青年书店出版此书，分10章，有“自序”，但舛误甚多，作者误写成“杨荫麟”。1944年，书店再版此书时，作者改为“张荫麟”。
　　⑧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2.
　　⑨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2.
　　(10)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3-6.
　　(11)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7.
　　(12)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8-9.
　　(13)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9.
　　(14)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11.
　　(15)徐规.中国史纲(上古篇)[M]//创修良.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四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99.
　　(16)张寿祺.史家张荫麟教授与他的《中国史纲(上古篇)》[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64.
　　(17)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1.
　　(18)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M]//蒋大椿.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1054.
　　(19)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1-52.
　　(20)王家范.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86.
　　(21)黎华赵.张荫麟之史学[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546.
　　(22)张荫麟.致张其昀(1933年3月7日)[M]//周忱.张荫麟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359.
　　(23)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1.
　　(24)吴晗.记张荫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1.
　　(25)吴晗.记张荫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0.
　　(26)(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3.
　　(27)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11.
　　(28)[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下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787.
　　(29)徐规.张荫麟师培养学生情况述略——纪念张师诞辰九十周年[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01.
　　(30)张荫麟.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中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272.
　　(31)张荫麟.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03.
　　(32)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1.
　　(33)黄静.张荫麟的通史理论和实践[J].求是学刊，2002(2)：111.
　　(34)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中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35.
　　(35)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M]//李埏.不自小斋文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72.
　　(36)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M]//李埏.不自小斋文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57，663.
　　(37)王家范.被遗忘的个案：张荫麟及其《中国史纲》[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79.
　　(38)张其昀.敬悼张荫麟先生[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0.
　　(39)谢幼伟.张荫麟先生言行录[M]//[美]陈润成，李欣荣.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74.
　　(40)李埏.张荫麟先生传略[M]//李埏.不自小斋文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65.
　　(41)燕雏(张荫麟笔名).评《清史稿》[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中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964-965.
　　(42)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自序.
　　(43)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自序.
　　(44)张荫麟.中国史纲[M].北京：中华书局，2014：自序.
　　(45)张荫麟.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征评[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02.
　　(46)张荫麟.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上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45.
　　(47)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下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888.
　　(48)张荫麟.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下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325-1332.
　　(49)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M]//[美]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下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894.
　　(50)陈立柱.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J].史学理论研究，2003(3)：87-93.
　　(5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5.
　　(52)顾颉刚.致白寿彝(1947年9月23日)[M]//顾颉刚.顾颉刚书信集：卷3.北京：中华书局，2011：164.
　　(53)王家范.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J].史林，2003(6)：1-16.
　　(54)详见徐国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通史家风”的批判继承——以20世纪上半叶吕振羽、范文澜和翦伯赞的中国通史编纂与理论为中心[J].史学理论研究，2019(2)：40-48.
　　(55)可参见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两书的“绪论”和“目录”。
　　(56)详见《钱穆史学思想研究》第二章有关《国史大纲》撰著的内容，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
　　(57)蒋大椿.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1054.
　　(58)张荫麟.中国史纲[M/OL].[2019-06-30].http://210.45.210.34:8000/rwt/296/http/MJYX843PMS4YR4LWF3SX85B/advsearch#search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