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
      金庸：形象一经固定很难改变。《三国》故事的说书人，以及贯串史事与民间传说而写成小说的罗贯中对蜀汉的偏袒实在是过了分。罗贯中因为是山西太原人（以前一般认为是我的同乡杭州人，但北大教授周兆新先生近来令人信服地考证他是太原人），所以特别偏袒他的同乡山西关公。痛贬曹操，那也罢了；（笑）连东吴人物也一并贬低，在我年纪大了之后，常常感到不服。孙坚、孙策、孙权那些人是我的浙江同乡富阳人（汉时为富春县，郁达夫的故乡），我甚至想过要写一部以东吴为主体的《三国演义》，主角自然是周瑜和陆逊、陆抗，次主角是孙策、孙权、顾雍（此人是大政治家）以及美人大乔、小乔。然而这是和全国民间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作对，后果必定不佳，很快就放弃这个意图。
池田：您自己可以秉笔直书，把历来对《三国》人物的偏见反转过来，写出您想像中的人物。  
      金庸：在史实上，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完全是周瑜的杰作，诸葛亮并无贡献，我有时自己空想一番“小乔初嫁了”之时周公瑾如何“雄姿英发”，如何“曲有误、周郎顾”，如何“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东吴大将程普说：“与周瑜做朋友，就像是喝最好的美酒，不知不觉的就在他的个性魅力中醉倒了”）。再描写一些江南人物与江南风光，也就怡然自得了。陆逊文武全才，政治上能忍辱负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人物，我对他钦佩之极。在自己脑子里玩玩“东吴主体三国演义”的文字游戏，自逞想像，已足够过瘾，真的笔之于文，未免辛苦，亦无必要。
      池田：陆逊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虽然设计打败刘备，却没有给人留下那种坏人的印象。比起“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吴下阿蒙，或者东吴谋士鲁肃来说，他也许更有名。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


国历史与《三国演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朱大渭
     ·三国历史的特点
     三国的历史从中平元年(184年)算起到晋灭吴(280年)共96年，从建安元年(196年)算起到晋灭吴共84年，从魏文帝代汉(220年)到晋灭吴共60年。
     在这段历史中，总的态势是各路英雄在东汉帝国瓦解的废墟上问鼎逐鹿，致力于新的统一，因而军事斗争就成为三国历史的主线。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正是从文艺的角度描写了这条主线。但是，三国的历史要比这丰富得多。因为，为实现新的统一而出现的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只是三国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魏、蜀、吴等各派政治力量为实现统一的目的，又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奋发图强，锐意革新。政治上，用人唯才，用法严明，贤能得用，政治清明；经济上，轻徭薄赋，大兴屯田，南方和边区经济得到开发。同时，在这种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斗争都相对活跃的历史时期，各类人才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形成了一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当时各方面的斗争是互相联系的，而人才问题又居于核心地位。为实现统一，三国的君主都很重视人才，彼此之间的人才争夺是相当激烈的。
     曹魏地广人众，有人口440余万，军队30余万，重要谋臣20余人，主要战将30余人。孙吴次之，人口230余万，军队20余万，有重要谋臣10余人，主要战将20余人；刘蜀的力量最弱，人口90余万，军队10余万，有主要谋臣七八人，重要战将十余人。
     曹、刘、孙在人才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功，无疑是促成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同时期的其他竞争对手如袁绍、袁术、刘表、公孙赞、吕布等则由于在人才政策方面不如他们，甚或出现重大的用人失误，因而很快就被历史淘汰。


在魏、蜀、吴三国中，曹魏占地最广、人口最多、经济军事实力最强，曹操本人也是第一流的领导人才，但是，曹操一生戎马生涯30余年，却没能实现统一，主要原因在于：东汉末年，战乱频繁，黄河流域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流亡，经济衰落，而长江流域相对稳定，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乱影响，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因而南方的经济超过了北方，支撑着孙吴、刘蜀与北方的曹操对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鼎立局面之后，经济、军事又出现了新的格局，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加上其它方面的优势，北方的总体力量又超过了南方，因而，最后又由北方的晋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三国历史何以独具魅力？
     三国历史源远流长，但唯独三国的历史被历朝历代的社会各个阶层所津津乐道，为什么？我以为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三国历史的特殊魅力。三国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只有半个多世纪，比较集中；从政治格局来看，是三足鼎立,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很富有戏剧色彩；从人物方面看，又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且三国的君主都可称明主，手下网罗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武将；从事功方面看，三国都是打着正统或维护正统的旗号，谋求剪除异已，实现新的统一。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了这样一大批智勇之士，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幕幕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因而，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也是罗贯中要选取三国这一历史时段来创作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别的历史时段，如楚汉战争、隋末唐初的战乱、元末明初的战乱、明末清初的战乱等相对而言，都没有三国这样在多面具有典型性。


二是与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加剧和理学家们尊刘抑曹密切相关。三国历史故事，西晋时已出现空城计等传说，南朝《世说新语》中，有关《三国演义》的人物故事就有20多个。据记载，貂蝉的故事，北宋时已出现。而且北宋“说三分”，已形成“尊刘抑曹”的倾向。由于南宋是一个偏安政权，人们强烈呼唤正统秩序。朱熹编纂《通鉴纲目》时，尊崇类似南宋的刘蜀为正统，加上两宋理学家们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升华和强化，这些反过来又必然会影响民间文学的价值认定。宋元时一代又一代的市井说书人，在民族矛盾的影响下，浸透了忧国忧民的心情，他们对历史故事加工后，“史”的成分在淡化，“艺术”的成分在增加，从而宣讲的主旨逐渐在英雄传奇中，大力渲染正统观和忠孝仁义。最早的三国话本元代《全相三国志评话》，虽只“粗具规模”，但其主题思想倾向已同罗氏《三国演义》接近。这种适应时代需要的艺术加工，无疑更加强化了人们对三国历史的浓厚兴趣。
     三是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互相影响。这种影响的效果犹如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如前所述，在宋元时尊刘抑曹的正统观一经确立以及儒家思想强化后，说书人已经可以撇开历史的真实，完全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和伦理标准来塑造三国人物了。刘备逐渐成为仁的化身，诸葛亮成为忠和智的代表，关羽成为义的化身，曹操则被丑化为残忍和谲诈的奸雄。《三国演义》的作者就是遵循这样一个模式来塑造三国人物的。自从有了《三国演义》之后，人们就以它作为衡量、品评三国人物的标准，而且平民百姓家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想了解三国历史本来面目的人也是先读《三国演义》而后去翻《三国志》的。这一现象表明，他们是把《三国演义》当历史看的，只是在怀疑、好奇之后，才去读《三国志》，探寻三国历史的真面目。同时，我们还有理由认为，《三国演义》有“三国”的历史之根，而三国历史又有“演义”加以渲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动，使彼此都逐渐超出了它本来的能量，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历史魅力和艺术魅力。

一是与诸葛亮有关的“空城计”和“死诸葛走生仲达”。“空城计”完全是虚构的，诸葛亮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相持于渭水。但作者写空城计又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所引“郭冲三事”，但它是假的。因为诸葛亮屯兵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是荆州都督，无缘与诸葛亮抗衡。“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依据是《汉晋春秋》，但是作者又加了工。《汉晋春秋》的记载是，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悄然撤退，司马懿有所发觉，驱军追赶。两车相近时，蜀军长史杨仪命蜀军“反旗鸣鼓，欲向魏军”，司马懿“不敢逼”，只好退兵。当时在魏军中就传开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笑话。蜀军“入谷然后发丧”。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了蜀军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着诸葛亮木偶像，司马懿疑诸葛亮未死，故而退兵。
     二是关羽的一生事迹。《三国志》中对关羽的记载很简单，可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赠给关羽的美名最多，对关羽的一生事迹虚构得也最多。如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等都是假的。至于关羽死后在玉泉山显圣、并活捉吕蒙使其毙命，则纯粹是封建迷信。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是作者为丑化曹操，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而虚构的。关羽放水淹七军事虽有所本，但与史实相差很远。《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和《于禁传》都写得很清楚：时值秋天，大雨连绵，汉水暴涨，平地水高五六丈，关羽所带的荆州水军适应这种天气，而于禁、庞德带的是北方军，不适应水战，被洪水冲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了关羽料定秋雨季节必有大水，先堵住低湿地带，自居高处，然后“放水淹七军”。
     三是为丑化曹操而故意歪曲史实。如赤壁之战是一场遭遇战，《三国志》的《武帝纪》、《周瑜传》等写的是两军相遇于赤壁，曹军大疫，初战不利，乃引军还。而《三国演义》则将它无限夸大。又如曹军潼关战马超事，战斗确实很激烈，但是《三国演义》写曹操割须弃袍乃得脱则完全是为丑化他。实际上，潼关大战，曹操是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