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一遍，方知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之妙 百度 千秋悠客　 最先看这本书的时候，总觉得钱老说话罗嗦，文中总有一些不关痛痒的废话，而且从目录去看，总有点文不对题的味道。往往是标的题目，那个章节却并非讲那个的，而是讲到别处去了，而且钱老总是喜欢跑题，讲到正题偶尔又跳出来讲怎样做学问，写历史，或者说上一些台湾生活的话题。 像介绍《史记》，钱老就用了整整三节，而第一节却是在概括先秦历史著作的情况，却只于文末提了一下史记，第二节讲《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三节方才讲到《史记》，主要从题目和标题着手，也不曾作相关案例的解读。但看过之后，方觉有一种做学问的大境界。 　 或许钱穆对刘知几的《史通》是非常熟悉了吧。这本书或许就从这本书化解而出，一正一反，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历史评论，且是通论，不过因为他的非经驳孔，为古代士大夫所不容，但却为后来肤浅者所乐道，正是一本卓然独立的教科书。而钱穆就正是从反驳刘知几处着手，树立《尚书》（主要是《西周书》）、《春秋》（也含《左传》）、《史记》三体。并认为作历史学问的，有三种，一是著史，一是评史，一是考史。学者须花这三样功夫。 　 或许钱穆“三史”正人刘知几“史有三长”中来。刘知几说“史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在钱穆看来，刘知几、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也只是有史才而已。至于史学、史识，则谈不上了。而钱穆反刘知几尤力。甚至处处批评，几乎贯穿了本书的全部。并以《文心雕龙》与之相比，证明二刘的优劣之处。 当然这一点在下不敢敬同，《史通》或可作东汉至隋史的简读本吧。是刘知几通览《隋书·经籍志》所署史籍的集大成之作。体裁独特，也可自成中国史著之一体了。 　 钱穆强调，做学问应当求通。所以在他的这本书里面，不独有传统的历史著作，就是政治著作如杜佑《通典》，吴兢《贞观政要》、如写高僧的《高僧传》、写儒林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用其它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如《世说新语》《水经注》等，都列入本书中，而且对这些著作钱穆备及推崇，并且还说治中国古代史者，不治经学，不看《论语》，那就浅薄得很.而于中国学术史方面，钱穆对佛教方面学术的完整与繁盛，也极羡慕。 　 钱穆对《西周书》（《尚书》）《春秋》《史记》《通典》《世说新语》《明儒学案》这几部书尤其看重，甚至他在讲六朝史时引《世说新语》甚于《三国志》《晋书》“南北史”等。而《左传》《史记》《汉书》，则视为中国人治史的必读书。 从《春秋》《左传》至《资治通鉴》，再加上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则可连成一体，是东周至宋时的编年通史了。可惜到现在也没机会找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多方寻找亦不可得。 　 　 对于《尚书》《春秋》《史记》，三书，钱穆推崇备至，甚至有责胡适、冯友兰哲学史之义。把西周作为中国学术史的第一个起点，把周公作为第一个学人，第一个思想家，把《诗》与《尚书》作为中国上古史的最经典的参照，文中也提及郭沫若的甲骨文、钟鼎文之类，认为一部上古史因该以《左传》为基准，以《尚书》及甲骨文等为参照。这是我们历史学的立场。即使治近代史，或其他时期的历史，也应当涉及。而不应诸事尽学外国。应寻本溯源，立脚原始。 　 作者一再强调，我们学事要透过历史，看到历史后面的人。史书记载“史情”，应为“史意”。要发掘出当时时代的精神和人物的精神。为此，我们就应当求通，通古今之变化，通制度之因革，通思想之传流。 所以钱穆对周公、孔子、司马迁有毫不掩饰的崇拜。 　 钱穆长于经史，谈到政治制度，他从孔子的“三代因革论”而成“汉唐因革论”。谈到历史的发源，他从孟子“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这二字可以说也是钱穆解读《春秋》的法宝，我们以此为准绳来读史也未尝不可。 　 从这本书里面，学到一种读书的方法： 读书先读序。古时候的书一般序在最后面的。像《庄子·天下》《孟子第七篇》《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等。 怎样读《尚书》 读《尚书》须以《左传》为辅。 《尚书》中《尧典》《禹贡》属伪托，当用心于《西周书》。 尚书主记三代之事，而尤以西周史为显。当以《诗》佐之。 读东周史，当明白《左传》的史料价值和《春秋》的写史精神。 《国语》《国策》可作上述著作之辅。是记言体历史，从《西周书》承继而来。 　 　 《史记》有非常价值。是集大成之作，也是开创历史新篇之作。但《太史公书》即《史记》乃是当时的一部“子书”，是一定之言，形如诸子。是百家言，而非王官学。但有王官学之妙。 本纪承继编年体 世家承继国别史 列传是诸子的新变体，也是新创造。 书，是承继《尚书》分类法。而后开启《汉书》及后续历史体例。但这部分不如《汉书》志部分。《汉书》的志部分是一创举，是承继《史记》八书而来。而《艺文志》和《地理志》是《汉书》于《史记》八书之外新创的体例，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汉书》价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