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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记述中国并非从利玛窦开始，至少在十三世纪就有一位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了一部举世瞩目的《游记》。但是马可·波罗时代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人物屈指可数，他们居留时间较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观察了解中国社会，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而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便是数以百计，他们分布地域广，停留时间长，有条件对中国文化进行详细的了解与研究，到了近代，来华的西方人更可说是铺天盖地。作为一个商人的马可，波罗，他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素养是不足的；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上不同，他们受过严格的训练与培养，被选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更是经过近乎挑剔的选择，除了熟谙神学理论，诸如哲学、伦理、语言、物理、数学等等亦有相当造诣，其中也包括一些绘画高手，如郎世宁、王致诚等等，他们的学识素养对于他们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当然十分重要，至于近代，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人中，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受过较好教育的。马可·波罗参予中西文化交流是自发的，到了明清以后却不同，耶稣会士确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打成一片的政策，他们不仅着汉服，说汉语，而且如白晋等人还用汉文著书立说，他们自觉地观察中国社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画家，他们甚至在作画时也有意吸纳一些中国画传统。耶稣会士的这一做法获得了成功，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及其以后的其他来华西方人，比如说1800年出版的《中国风俗》画册就与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有关。正因为有上述各种因素，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能够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本书收录的图画，涉及的内容就己遍及东西南北各地，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广度。至于深度，他们的记载已不再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往往能够细致入微，并且还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例如关于酒，西方人注意到的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喝酒这一现象，而已从中认识到，因为中国人喜欢喝酒，喜欢喝的又是米酒，消耗了不计其数的粮食，在一个灾荒不断、饥谨连年的国度，无疑是在火上浇油。确实，奢侈与浪费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大原因。 毋庸讳言，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未免有其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妥的甚至是错误的记载与见解。如图，一个人手提放着各色饼的篮子，根据原图说明是个药商，是个贩卖中草药同时也兼带治病的江湖郎中。江湖医生本来鱼龙混杂，也许也确实有人将中草药制成各色饼状，但至少不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形象介绍给读者。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又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一点从书中收录图画的画面上就可体会到：西方人画的中国人物形象往往带有西方人的特点，而且越是早的画越不像中国人，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专专门选录了一些二十世纪西方人画的画，如图“二十年代女子装束”，画于1925年，图中形象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当来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并向他们的同胞介绍中国文化时，中国人也从他们身上接受了许多东西。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书中选录了诸如跑马厅、交谊舞、公园等部分作干二十世纪的图画。
2005年11月28日 04点1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