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概述：10年前的3月28日，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东南西北中》的屏幕上。连载一写这段故事时正好是2004年的3月，这几天总是时冷时热，10年前的3月也是这样，那时我异常兴奋、焦躁、紧张、恐惧、忐忑。1994年3月28日，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东南西北中》的电视屏幕上，名字前面加了三个字------“主持人”。字是简单的黑体，颜色是常见的土黄色，出现的时间在编辑机上有精确的显示-----三秒。然而这三秒钟带给我内心的强烈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努力做到不动声色，和节目制片人孟欣、导演高立民一起完成了唱词字幕、技术审核，直至送给当时的主任邹友开审核签字，到播控中心将节目带子送到播出库。外面已经是满天星斗，大家说笑着告别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本来心里想雀跃一下的那种兴奋忽然变成了一种酸楚。晚上九点多了，还没有吃饭，我走到电视台东门口，退掉进楼卡，换回我的军官证。当时我连一张临时出入证都没有，每天都要用自己的军官证换进楼卡。进楼卡是一次性使用，进去了就作废。如果出来再想进门就得重新登记，还要经过传达室阿姨的层层盘问。那时我一旦进了楼就不敢轻易出去，出去时得反复想好几遍，因为制片人如果不在，出去了就意味着进不来，而大家的工作都异常繁忙，没有人会从二十一楼下来办复杂的手续，接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所以直到今天，只要你在每天上午十点多路过中央电视台东门，就可以看到三大景观：一是与大理石碑合影的外地游客；第二大景观就是到《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告状的“难民”；第三个景观就是各种等着被接进楼的实习生、临时人员和象我一样等着机会的年轻人，你会听到他们用手机客气地和什么人说话：“x老师，我到门口了，麻烦您了，能接一下我吗？”然后是静静地等待，而那些到了门口掏出证件就被武警放行的人是多么令人羡慕！出了东门，我独自一人信步走在长安街上，走到军事博物馆的小广场，回头看看彩电中心淡蓝色的大楼依旧灯火通明，这个时候才觉得原来我在北京依旧是孤独的，没有人知道在中央电视台播控中心的磁带有三秒中记录着一个兰州青年的梦想。于是我忽然特别想家。我在木樨地的一个小饭馆找了一个小角落，要了两个菜、一碗米饭，还破例要了一瓶“小二”，自斟自饮地喝起来。这是我来北京之后最奢侈的一顿饭，也是第一次喝酒。坐在人声嘈杂的小饭馆里，不知是兴奋，还是失落，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字幕带给我的快乐，似乎在瞬间就化解在了今晚的孤独。。。 。。。吃完饭，我沿着长安街往东走，不知不觉竟走到了西单电报大楼。那时侯打长途电话非常不方便，每个电话前面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我实在等不及了，奢侈地花了三十块钱买了一张当时很稀罕的电话磁卡，这样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到指定的小玻璃房间中去打。拨痛了兰州的区号“0931”之后，心情就开始紧张，当听到谭梅带着睡意的“喂”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那次，我只说了一句话：“老婆，我成了。。。 。。。”下期提要：我本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相声演员，兼任报幕员。 

我的第一份“固定工作”是早上到十四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有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和红烧肉。所以十一点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现在我看到年轻剧务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当年的自己。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抗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只懂得埋头做事，让我悟到了在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当了半个月的剧务之后，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孟欣身材不高，打扮入时，整个人透着一种精明干练，她一边走路一边和旁边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孟欣长我几岁，看人的时候会直视你眼睛，给人股强大的压力，但是接触久了，更强烈地感受到的是她身上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孟欣是我在中央电视台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一次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必恭必敬地把在包里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出来，双手捧着交给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也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句：“这个小伙子是谁？”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业务被人注意，让我欣喜若狂。下班时孟欣忽然问了我一句：“朱军，你住哪？”我照实说了。孟欣立即扭头对崔亚楠说：“亚楠呀，朱军住的太远了，搬来和你住吧。”亚楠二话没说，痛痛快快低答应了。亚楠是内蒙人，长的人高马大，性格也非常爽快。他现在是文艺中心的导演。当时，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一名普通导演，就住在剧组的驻地宾馆里。第二天，我拎着自己的行李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到阳光了。后来才知道，亚楠和我一样，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只是比我早来半年。他还告诉我，台里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全力投入、不计名利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听他这么一说，原本非常封闭、胆怯的我反倒有了自信，原来我并不孤独。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节目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于是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整理材料，我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晚上，我们搭了一辆“面的”，在海军大院门口接上了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持人许戈辉。大家介绍我们认识，我的称谓是“这是新来的朱军”，我对许戈辉第一印象非常好。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策划是一个由虚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结构节目，更重要的是探讨节目理念。我在策划会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做节目不仅要懂得制作方面的技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时时处处敏锐的思维和创新大胆的意识。开会时，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言不发，当时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听着大家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我觉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张开着，脑子跟录音机似的，几乎能背下他们所有说过的话。现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专家老师和组里的制片人、导演侃侃而谈，作为主编和主持人的我坐在会议桌显著的位置上，信马由缰地说着话，在会议桌的外围，也经常会坐着一些陌生、年轻的实习生。我有时偷偷地观察，他们有的瞪圆了眼睛随着大家喜怒哀乐；有的坐在一边无所适从低东张西望；有的干脆玩着手中的笔记本。。。一段时间以后，瞪圆眼睛的人依旧在，开始侃侃而谈地发言，无所适从的年轻人已不知身在何方。我无法对他们进行“培训”，因为时代不同，大家想法各异，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那句老话：机遇，从不光顾毫无准备的人。策划会一连开了七天，天天挑灯夜战。最后一天的晚上，邹友开主任来了，节目的基本样式终于确定。忽然，孟欣脱口而出：“朱军，你给邹主任说说我们这几天讨论的结果吧。”要我说？我连自己在这期节目里干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没有紧张，因为我连紧张的时间都没有。在这个节目组中，头一次，不是说中午盒饭的事，听我说话的人是能决定我命运的人。我当时连相声“贯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气呵成，尽管是转述别人的观点，二十多分钟吧，房间里就我一个人在说话，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事后很久，孟欣说，就是在那一刻，她决定用我做这一期的主持人。那天晚上，我的命运改变了。散会后，老孟说：“朱军，没事和许戈辉好好聊聊，熟悉熟悉，这期你俩搭档试试。”说完转身走了。奇怪，求之若渴的东西来了，却没有瞬间的狂喜，一切显得异常平静。下期提要：就要录像了，我又遇到了难题----我根本没有出镜的衣服。

连载七真的要录像了，真的要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了，准备比等待更加紧张。于是我每天很早就到办公室，把一切相关的带子和节目资料都看一遍，回到宿舍趁亚楠不在的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东西南北中》。”尝试着各种表情、各种肢体的表达，活活一个神经质。和许戈辉也是一到办公室就对词，其实充其量不过十几句话，却对了一遍又一遍，我生怕因自己的一点闪失而前功尽弃。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没有出镜的衣服。那时主持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的，再说我还不是主持人呢，也不好意思问大家，来北京时带的钱也几乎用光了。这件事老是困扰着我，越临近录像我就越心急火燎。崔亚楠看出了我的心思，神秘兮兮地拉着我就走：“我给你弄套衣服去！”原来，他认识一家“仕奇”专卖店的老板，也是内蒙人，他的老乡，我们可以先向他借身衣服应应急。那时还没有“服装赞助”一类的说法，完全是朋友帮忙。那老板非常爽快，听明白我的意思后，二话没说，指着一屋子的西服说：“随便挑！”我拿了店里最便宜的两套衣服，一身灰兰色，一身浅色。我拿着这两套珍贵的衣服，心中又一次暗下决心，我必须成功，不然都对不起这两套衣服。录像的当天简单而顺利，每回几乎都是一次通过，因为词我已经背的滚瓜烂熟。录像后，我换下衣服。到了中午，继续去打盒饭。我和导演高立民一起进机房，剪片子。每每剪到有我的片段，我都特别仔细地看自己，明显有点儿傻，明显不自然，说话再慢点就好了。。。摄像机总是能夸大人的缺点，经常在机房里觉得自己“惨不忍睹”。熬机房是个艰苦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晚上，终于编完了。孟欣来审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了。我站在旁边心里盘算着，会给我打什么字幕呢？我已有最坏的打算，只让我玩一把，过把瘾就走。没关系，只要曾经拥有过，就不会后悔！

连载十二（大结局）2003年11月，“金话筒”颁奖晚会在山东缁博举行，主持人是聪明洒脱的张越。多少次走上各种晚会的舞台，我以为自己面对所谓的“大场面”不会太紧张，谁知，从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心中就激荡着一股冲动，尽管我明白这在我的主持人生涯中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一劳永逸的犒赏，那么，是终获认可的激动吗？好象也不是。那天的晚会有个与众不同之处：除了宣布奖项和文艺表演，还有一项特殊的安排----访谈。访谈别人是我的强项，但正而八经地接受访谈却是头一回。我在台下候场的时候，看到张越和导演嘀咕了一阵后，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不一会就开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张越怎么啦？我走过去问她：“您这是怎么了？谁的先进事迹把您感动成这样？”张越叹了一口气：“朱军呀，你都不知道，真的，你真是不知道！”我疑惑地看着她，越来越糊涂。这时一个编导走过来说：“朱军，真对不起！我们原本安排了一段对您的访谈，但前面的节目超时了，到您这儿只能截掉。”编导的话音刚落，我几乎笑出声来----直播临时有变化再正常不过了，都是台里的同事，哪至于编导道歉、主持人还掉眼泪的？张越拖来一个行李箱：“看看，这里面，全是你的东西。”这一看，我愣住了。原来，编导专程跑了一趟兰州，遍访我的亲朋好友、成长故地，还与我家中兄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谈”。箱子里装载着我青春岁月里太多的纪念，还有家人对我沉甸甸的牵挂。“朱军，当我拿到这些资料的时候，终于也明白了你。兄弟，有今天，真不容易啊！不说说，我心里觉得别扭。”原来，张越从好几个星期前就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她那无奈的样子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是的，《艺术人生》让我有机会走上“金话筒”的领奖台，但我方才明白我的嘉宾们每每潸然泪下的真正原因。当你的故事有人用心地倾听，当你的过往被人苦心地记住，原来是这么的幸福。当你在一个特殊的舞台上将记忆开启，交流的就不只是话语了，而是人心啊！那么“金话筒”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英俊的面孔和流利的表达，不是恢弘的场面和至高的荣誉，而是母亲曾经的操劳、父亲谆谆的教导、等在中央电视台门口的茫然、朋友的仗义、同事的奉献，是观众在电视机前终于滚落的那滴泪以及心心相印的温暖情怀。。。我终于懂得了“金话筒”。《艺术人生》的片头里，一滴水激动出美丽的浪花，然后溶入大海。我又何尝不是一滴水？起航的号角尚未吹响，但我已在提前醒来的清晨上路了。我为自己许下一个未来----努力生活！〈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