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集刊》2019年第6期；作者：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陈磊。

内容提要：威廉·斯塔布斯曾长期担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一职，在维多利亚时代，其在牛津大学历史学科乃至英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奠基性角色。他深度参与美国中世纪文献的编纂，贡献卓著，并将自己锤炼为第一流的专业历史学家。同时，他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基于原始历史文献的现代史学方法论与史学叙事体系。凭借其权威性的历史著述，斯塔布斯主导确立了牛津历史课程与考试体系的核心与风格，助推了其历史学科的初步建立。通过牛津历史学科及其培养的专业史家，斯塔布斯帮助英格兰构建了历史学家共同体，继而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乃至其现代史学的初步建立。
关键词：斯塔布斯 文献编纂 史学方法论 课程体系 历史学科

一、斯塔布斯与中世纪文献编纂
　　纵观世界各国史学发展的进程可发现，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首先必须以充沛而完备的文献材料作为支撑，英国也不例外。19世纪伊始，英国史学再次落后于欧洲大陆，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史料收集、编撰及相关史料考证的疏忽。在德国，1826年，斯泰因就组织规划编写《德意志史料集成》，并陆续出版。几乎与此同时，兰克已着手遍搜外交档案、书信集等原始史料，著成了《教皇史》等现代史学的典范之作；法国则在基佐的主导下，于1833年成立了致力于原始文献出版的法国历史学会等机构，编辑出版了大型史料集《法兰西史料汇编》。英国尽管在1800年成立了档案委员会，但其成员少有历史学家参与，文献史料散落各处，档案管理涣散；其文献出版仅为帕尔格雷夫(Sir Francis Palgrave)编纂的《议会特许状集》和数卷国家公文集，总体质量低下。直至1838年，有识之士推动政府建立公共档案馆，加强对原始文献的收集与编纂，英国才开始构建较为完善的文献整理与出版体系。④正是公共档案馆所开辟的国家档案库，成为锤炼英国职业史学家的摇篮。⑤其第一代专业史家就是在这一波原始文献的编纂大潮中所造就的，斯塔布斯和梅特兰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
　　1850年代，公共档案馆所启动的“卷宗系列”(Rolls Series)和“国家公文提要”两大文献出版项目，⑥可谓英国现代史学发轫的奠基石，而斯塔布斯则是其主要功臣之一。截至1910年，该馆共出版“卷宗系列”252卷；国家公文提要296卷等。⑦这在数量上赶超了《德意志史料集成》系列，为历史专业学生提供了充足而可靠的文献史料。在编纂“卷宗系列”文献过程中，斯塔布斯是英格兰兰克治史风格的真正践行者。在担任乡村牧师期间，他遍访英国教堂，对手稿、登记簿等史料的内容及其所藏地的了解无可匹敌。担任公共档案馆编辑⑧后，他不仅纵览兰贝斯宫图书馆所藏史料，更是前往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剑桥图书馆遍搜手稿资料。⑨这使他成为当时英国文献编纂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最终斯塔布斯共编纂了19卷文献(名录参见下表)，名列当世第一，莱利则以15卷次之。
　

　斯塔布斯所编文献一览表
　　　斯塔布斯所编纂的文献不仅以数量取胜，更是水准上乘，足以垂范他人，教化学生。其学生弗思称赞他是首位潜入档案馆深处的钦定教授，⑩其编辑工作极大提升了“卷宗系列”的水平。此外，不少编辑同事也承认从他那里受益良多，“并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与他(斯塔布斯)的作品置于同一书架而倍感荣耀”。(11)精深的考辨功夫在他所编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中臻至化境。(12)而他受魏茨之邀担任《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辑更是表明其学术水准已得到德国同行的认可。不仅如此，他为自身所编卷宗而撰写的导言更是学生深入中世纪世界的向导。在这些工作中，他展现了在纷繁史料中潜心追索隐蔽历史信息，进而逼近历史真相的超强史学判断力和洞察力。哈索尔认为对英国中世纪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在其导言中发现诸多难解事物的线索。“就对英国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言，也许无人能超过斯塔布斯。精读这些导读将极大地帮助全世界的历史学生感受到对他的亏欠，并意识到历史学术的真正价值”。(13)随着这些文献成为该领域学生的必读物，斯塔布斯的史识影响了数代历史学人。
　

　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文献编撰者不仅示范了从原始文献运用中锤炼为专业历史学者的进阶之路，更为训练下一代学者备足了丰富的史料。英国第一代专业历史学家中的领军人物斯塔布斯和梅特兰分别是从编纂手稿文献和原始档案中成长起来的。前者以专研纳尔斯伯勒家族和教会史文献踏上史学研究道路，并在编纂中世纪手稿中熟练运用了德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后者则从抄写法律文件开始转变研究方向，开启了英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生涯。(14)自此以后，从原始文献入手展开学术训练成为所有专业历史学者的必经之途。他的学生们步其后尘，皆遵循此路径迈入了史学研究的堂奥。除了以身示范外，他们所编的文献也成为训练未来历史学家的必备“弹药”。用斯塔布斯的话说，他所希冀建立的历史学院将不再以哈兰、马考莱的史学为本，而是建基于经过精心编纂的丰厚史料之上。(15)他也确实实现了这一目标，其所编文献填补了中世纪史的诸多空白，成为史学研究进阶的铺路石。诺尔斯便声称中世纪学者难以绕开它们开展研究。“没有这些文本，源于中世纪宪政和制度史的学术历史的伟大革命很难能够发生。那场革命永远地与威廉·斯塔布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正是作为‘卷宗系列’的编辑，斯塔布斯为自己和他人备好了工具”。(16)这一来自1960年代的赞誉更足见斯塔布斯所编文献泽被后世之深远。
　

　　以斯塔布斯与弗里曼(Edward Freeman)为代表的牛津学派为英格兰史学建立了新的批判标准，那就是要从原始材料出发来写作。(17)但他们和阿克顿一样拒斥将自然法则机械地应用到历史事件中的巴克尔式实证主义，认为这种方法所建构的是历史哲学，而非真实的历史。斯塔布斯声称“我不相信历史哲学，因此我不相信巴克尔”。(18)他拒绝任何将史学研究简化为纯粹的科学计划的企图，(19)而推崇培根式的经验主义，即针对史料进行周密分析，继而形成合理的历史叙述。他和弗里曼对于如何辨析和解读史料都做过专门阐述，而且存在一定的分歧。
　　首先，斯塔布斯区分了史料的不同性质与价值。他认为中世纪和现代历史的原始材料主要依赖于教会作家，可分为编年史(Annals)、编年纪(Chronicles)和史著等种类。但与弗里曼仅以经典作家的传世文献(即所谓原始权威，original authorities)(20)为核心不同，他将基本史料范围扩展至特许状、契约和书信等史料，并且积极加以运用。因为它们“可能有助于完成一个证据链……可能充当了一项讨论的基本阶段中的重大要素”。(21)这样，档案文件等材料所提供的不再是弗里曼眼中“不连续的叙事”，而是实现历史论证的重要原料。
　　其次，斯塔布斯提出了现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程序。他声称原始史料的编排、研究颇类似于天文学家通过天体扰动推测未知行星的存在，已形成了具备一定方法和规范的次级科学，如古文书学等。他所应用的研究过程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通过区分手迹笔法、羊皮纸、缩写词、手稿等展开初步调查；(二)对之进行详细考证，经过初步鉴定后，评估所有历史清单等等，换言之，对史料展开批判性分析。(22)由此可见，斯塔布斯在结合自身文献编纂经验和德国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对原始史料的辨析和运用都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

　　斯塔布斯对史料的现代认识延伸至其对史学的本体论认识，即对史学之“科学”地位乃至学科地位的辩护中。但他所谓的“科学”并非指代某个知识分支的狭义“科学”，而仅仅是指某种知识或学问。凯利指出英国史家的“科学”介于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和培根的经验主义之间。(23)斯塔布斯所谓的“科学”与之相似，他所建立的史料考证与批判的“科学”方法使他足以声称历史学是科学，是一门合理的学问。之所以称历史学为科学，乃出于争取其独立学科地位的需要。在就职演说中，他就以“科学”修辞为历史学的真理价值和独立地位进行了有力辩护：“我不该被认为是仅仅基于功用(utility)的理由来提倡我的研究……我不会说它(历史)作为科学(Science)……但它具有一种类似于科学价值的价值。一种某些事物值得认识，并且因其自身和真理的缘故而保留在知识当中的价值。”(24)由此看来，斯塔布斯对史学本体的认识颇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现代意识。这与他强调阅读历史的目的之一即是为其自身而阅读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为此，他坚持历史学与古典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应当在诸项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在古典学占据牛津学术体系霸权地位的时代，无疑为历史学科的“突围”和独立发展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在总结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斯塔布斯撰写了《特许状选集》(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和《英格兰宪政史》(25)等权威著作，从而建构了英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框架与体系，帮助英国史学追赶上欧洲主流史学。《特许状选集》出版后旋即成为中世纪史家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来英国学者从事宪政起源的大多数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26)《英格兰宪政史》不仅史料充沛、考据精湛，而且体大思精，其章节安排结合编年叙事和结构分析，其新史料和新方法的运用都开创了英国宪政史书写的新范式。该书以英格兰宪政发展为主线，以议会为核心，赋予了英格兰历史发展以有机统一的叙事体系。弗里曼声称《英格兰宪政史》“更像是一本德国而非英国史学著作”。(27)约翰·巴罗则盛赞《英格兰宪政史》是史学史上最伟大的单座丰碑，19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在给读者造成的印象上，最接近于《物种起源》”。(28)两人的评价足见这一著作在学术性、可读性和体系性上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尽管难以在流行程度上与马考莱比肩。
　　不仅如此，宪政史体系因其方法和主题对于专业史学的适宜性，迅速占据了牛津大学历史学院的核心地位，进而帮助宪政史成为英国主流的历史研究领域。对此，牛津历史学家萨瑟恩的评价最为精当：“宪政史是满足(牛津)历史学院所认可目标的绝妙工具。……是世俗历史中最为高贵和宏大的主题。”(29)而这一主题正是通过斯塔布斯顶级水准的撰述而发扬光大，并为后辈学者所不断开掘。1920年，弗思就认为斯塔布斯的最大影响在于通过《英格兰宪政史》的出版，为牛津乃至更大范围内的英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30)这一论断貌似夸大，却被此后宪政史研究长期占据英国史学研究主导地位的事实所进一步证明。

　其次，在课程内容与考试模式上，斯塔布斯借助其权威性的历史著述，完全主导并塑造了牛津历史学科的风格和发展方向。1850年新考试规章将现代史列入文科学位的选考科目，但其教学体系未能脱离旧的窠臼。(36)只有当斯塔布斯原创性的研究著作纳入课程体系后，才逐步将基于原始材料的学术训练与历史教学及考核相结合。这使得他在1884年离职之际，能够自豪地宣称牛津已成功组建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体系。尽管教学主要依靠导师完成，但这套课程与教学体系却是以《英格兰宪政史》对英国宪政成长的阐释为核心的。梅特兰盛赞《特许状选集》是一本厚重的著作，对学院的贡献少有人及，“牛津的学院应该以它为傲”。(37)该书出版后旋即被牛津师生奉为史学中的“圣经”，成为必备参考书。牛津的模范导师史密斯(A.L.Smith)在担任巴利奥尔学院导师期间(1877-1916年)培养了众多政治家和史学教师。他所开设的课程“斯塔布斯进阶”(Steps to Stubbs)，即是对《特许状选集》的内容和主题进行解析，帮助学生掌握斯塔布斯著作的精髓。此外博阿斯、史密斯等导师也开设宪政史讲座。斯塔布斯建立的宪政史体系在牛津历史学院的主导性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考试模式是学科发展的指挥棒，考试官则发挥着引导历史研究方向的作用。斯塔布斯和弗里曼不仅通过担任考试官引导学院发展，(38)也凭借其史学著作锻造学生的研究能力。根据斯塔布斯的归纳，当时考试规章(Examination Statute)的要求主要有三方面：1.持续地研读国史(national history)；2.全新处理一般欧洲历史中的一部分；3.对原始文献中某些人物或时期的特殊研究。该计划有两大目标，一是通过“持续地研读某一主题，传达连续性(continuity)的教训”；二是通过接触特殊主题的原始史料，让学生领略研究的风采。(39)斯塔布斯认为专题研读是史学研究的样本展示，也是牛津考试项目中最具特色的。而通过专研原始史料则能够开启“独立研究的起点”。作为考试核心的英国史分为宪政史和政治史两个部分，其中前者被视为历史学院的支柱，提供国史的基本框架。其原因之一是宪政史涵盖了史学研究所需的所有技能，特别适合作为教学之用。(40)莱恩甚至认为斯塔布斯的《英格兰宪政史》等著作就是“特别为迎合我们(历史)学院的观点而作的”，这“意味着学院影响了斯塔布斯一生著作的性质和内容”，而他“作为教授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学科的需要而写作”。(41)这充分展现了斯塔布斯与牛津历史学院相互塑造的程度之深。

　四、助推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
　　作为英国率先创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与课程体系的学术机构，牛津历史学科对英国历史学科乃至现代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风格，它的标准为剑桥和英国其他大学所模仿。(46)除了其他大学的主动学习效仿，牛津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学生任职其他大学后，积极将“牛津模式”推广到英国各高校历史学科的建设中。可以说，英国历史学术研究发起于牛津，“通过其灵感和范例，牛津塑造了它，其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大学”。(47)而斯塔布斯也正是通过牛津学科体系及其培养的学生这两种途径，帮助创建了全国范围的历史学家共同体，从而将自己的影响扩散至整个英国历史学界。
　　其一，以斯塔布斯论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逐步为英国其他高校和学术机构所效仿。斯塔布斯和弗里曼所建立的历史学科体系，不再像马考莱那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而是“凭借严格的史料研究来掌握英国民族发展”的进程来展开民族教育。(48)这种教育模式通过19世纪末英国大学的扩展运动而向外传播。“围绕着斯塔布斯的著作，一项周全的教学与考试计划在牛津、剑桥乃至新大学得到组织和教学”。(49)譬如在剑桥，《特许状选集》多年以来都是史学课程的基石；(50)曼彻斯特大学等英格兰新兴地方性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以斯斯塔布斯著作为核心的教学模式；甚至在苏格兰，英国早期宪政史还被普洛瑟罗等人引入到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总而言之，以代议制度发展为主线，以宪政自由的进步为核心的牛津历史课程模式不同程度地推广到了英帝国的影响所及之处。19世纪末20世纪初，牛津、整个英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学生接受着主要由牛津所设计的历史课程。(51)而且直至二战，绝大多数英国地方性大学仍然忠诚于牛津传统。尽管欧洲史和殖民史等相继崛起，以斯塔布斯为中心的英国宪政史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52)本特利甚至指出，在英国或美国，195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才能在学校中避开宪政史。(53)某种意义上，尽管斯塔布斯的诸多学术论点早已被抛弃，但围绕其宪政史体系建立的课程在众多大学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代。
　

　其二，除了其影响所波及的范围至为广泛，斯塔布斯及其宪政史体系在英国各高校所渗透的深度同样惊人。他的著作不仅成为各大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基本读物而被其学生所参考，更是那些有志于史学研究的学生研读和追捧的入门学术训练的必备之物。英国历史协会1929年和1958年所编的英国宪政史阅读书目仍将《英格兰宪政史》和《特许状选集》列为学生参考的经典之作，尽管承认它存在诸多缺陷。(54)1901年剑桥教授泰纳从教师角度观察斯塔布斯及宪政史在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中的影响后所得出的结论，更为清晰地展现了斯塔布斯在英国大学历史课程及学术训练中的崇高地位：
　　从教师的角度看，近年来英国宪政史已变得更有趣并具有了更高的教育价值，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如果从本科生的立场……这一主题的早期部分可见于神圣的《英格兰宪政史》三卷本中。虔诚的门徒走进它们所抱有的心情几乎与年轻的婆罗门接近《吠陀经》一样。阅读斯塔布斯的第一卷对于拯救是必备的；阅读第二卷将会极大地使人渴望被拯救；第三卷则是为那些通过不寻常地苦行来积攒德行的有志学生所准备。它们包含了整个领域。讲师们讲授斯塔布斯；评论者们阐释他；为考试而死记硬背的人(crammer)则“生吞活剥”了他。在这些书页中，能找到每一项争论的最终判决，在这样的信念下，学生们平静地前行。(55)
　　其三，斯塔布斯通过牛津训练的下一代历史学家将其学术精髓和风格传递到英国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各历史学科的发展方向乃至英国现代史学的整体风格。据统计，自1901年起，牛津的历史学毕业生开始超过古典学；1900-1909年，历史学学生占据本科生总数的23.4％。从1873年至1929年，牛津共有7852名历史学毕业生，其中有543名获得一等学位。这部分学生绝大部分成为英国政治、宗教和文化等领域的精英，其中更不乏斯塔布斯所培养的未来历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当中的杰出者是牛津史学开枝散叶的使者，成为英国诸多高校历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例如，其学生陶特(T.T.Tout)和塔特(James Tait)一手奠定了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的基础，开创了英国行政史研究的曼彻斯特学派；阿什利(W.J.Ashley)则在伯明翰历史系首创商业学位教育；缪尔(Ramsay Muir)前往利物浦大学组建了历史学院，并于1903年为其赢得特许状；波拉德(A.F.Pollard)开创伦敦历史研究所，成为英语世界历史学研究生开展研究的中心。(56)著名中世纪史家朗德(John Horace Round)在牛津就学期间，经常参加斯塔布斯的讲座，奉他为导师。他颇受斯塔布斯历史发展“因果链条论”的影响，其《杰弗里·曼德维尔》(Geoffrey de Mandeville)一书的主要目标即“详细阐明牛津主教提及的这些原则的运作”。(57)此外，牛津首位古文书学讲师兼《英国历史评论》编辑普尔(R.L.Poole)、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查尔斯·弗思(Charles Firth)、奇切里现代史教授奥曼等著名历史学家都曾受教于斯塔布斯。由上可知，他所培养的英国第二代专业史学家占据了英国史学扩张时期诸多学术机构的要津，从而为英国历史学科的扩展和现代史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除此之外，斯塔布斯还深深影响了英国史学界的第三代学人。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波维克(F.M.Powicke)，他先后师从于陶特和史密斯，并于1928-1947年担任牛津钦定现代史教授。其著作对宪政发展和历史中道德价值的关注，部分反映了他的智识缘起于斯塔布斯。(58)除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主导性影响，牛津历史学毕业生还一度主导着历史联合会、公共档案馆及《英国历史评论》等学术机构。这些机构与各大学的历史学科一起构成了英国历史学的学术共同体，是其现代史学建立的制度性基础。
　

　(11)F.M.Maitland,"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6,No.63(Jul.1901),p.420.诺尔斯也指出尽管该系列诸多卷本完全失败，但斯塔布斯的编辑质量超越所有其他人，其相关的评论文章也最具历史价值。参阅M.D.Knowles,"Presidential Address: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V.The Rolls Se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1(1961),p.148.
　　(12)Robert Brentano,"The Sound of Stubb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Vol.6,No.2(May 1967),p.2.
　　(13)Arthur Hassall,ed.,Historical Introductions to the Rolls Series,by William Stubbs,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02,p.vi.
　　(14)R.J.Bartlett,History and Historians: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p.83.斯塔布斯编纂的文献以手稿为主；莱特担任档案馆馆长后，档案文献的出版才正式启动，梅特兰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史密斯指出，正是卷宗系列的编纂使得斯塔布斯的惊人成就成为可能。参见R.J.Smith,The Gothic Bequest:Medieval Institutions in British Thought,1688-186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202.
　　(15)William Stubbs,"Inaugural," in William Stubbs,Seventeenth Lectures on the Study of Medieval and Modern History and Kindred Subject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887,p.14.
　　(16)M.D.Knowles,"Presidential Address:Great Historical Enterprises IV.The Rolls Ser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Vol.11(1961),p.159.
　　(17)T.W.Heyck,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London & Canberra:Croom Helm,1982,p.144.
　　(18)William H.Hutton,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1825-1901,p.42.
　　(19)George B.Stow,"Inaugural,""Stubbs,Steel,and Richard II as Insane: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al Myth,"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143,No.4(Dec.1999),p.612.
　　(20)弗里曼所谓的原始权威是指那些作为旁观者甚至参与者，记录了他自己时代之事件的作者；因此严格地说，修昔底德当属原始权威，而罗马史家李维的史著就不能算。但在实际的史学写作中，弗里曼却从不前往档案馆或图书馆利用一手文献，而满足于业已出版的二手史料。“我从未尝试去大英博物馆。我更不经常去博德林。加德纳和亨特似乎依靠它成长，但我觉得很可怕。我的史料必须在我自己的房子或其他地方”。参见W.R.W.Stephens,ed.,The Life and Letters of Edward A.Freeman,Vol.II,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5,pp.471-472.
　

　(51)R.J.Bartlett,History and Historians:Selected Papers of R.W.Southern,pp.124-125.
　　(52)John Kenyon,The History Men: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Renaissance,p.199.
　　(53)Michael Bentley,Modernizing England's Past:English Historiography in the Age of Modernism,1870-1970,p.19.
　　(54)参见Helen M,Cam and A.S.Turberville,A Short Bibliography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London:G.Bell and Sons,1929; S.B.Chrimes and I.A.Roots,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A Select Bibliograph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8.
　　(55)J.R.Tanner,"The Teaching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in F.M.Maitland,ed.Essays 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1,p.54.
　　(56)Reba Soffer,"Nation,Duty,Character and Confidence:History at Oxford,1850-191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30,No.1(Mar.1987),pp.79-80.
　　(57)Marjorie Chibnall,The Debate on the Norman Conquest,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p.61.
　　(58)James Campbell,"Stubbs,Maitland,and Constitutional History," in 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eds.,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Traditions,Perspectives,and Transfers,1750-1950,p.118.
　　(59)William H.Hutton,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1825-1901,pp.139-140.斯塔布斯所获荣誉还包括：1872年当选哥廷根法理协会成员；1876年成为皇家爱尔兰学会荣誉会员和麻省史学协会会员；1879年荣获剑桥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879被授予牛津神学博士学位及民法荣誉博士；法兰西道德和政治科学学会通信会员；等等。
　　(60)至少在20世纪初及之前，牛津无论是在史学毕业生的规模上，还是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上都远超剑桥。而从历史学科体系的影响角度而言，说牛津历史学院乃英国专业史家之母并不为过。
　　(61)William H.Hutton,ed.,Letters of William Stubbs:Bishop of Oxford,1825-1901,p.148.